第六章 「拉來法西斯啦！」 文 / 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
「拉來法西斯啦！」「拉法西斯啦！」當我們的兩輛載著三十名「法西斯分子」的卡車駛進新耶路撒冷勞改營」的四方形小院的時候，年輕的男女犯人們在營區裡興奮地奔走相告。
我們剛剛經歷了一生中的重要時刻，這就是從莫斯科紅色普列斯尼亞監獄到此地的一小時的所謂「近距離遞解」的旅程。儘管一路上我們的雙腿蜷曲在車斗裡，然而全部的空氣、速度、色彩都是屬於我們的。遺忘了的光彩奪目的世界啊！有軌電車是紅的，無軌電車是藍的，人群穿著白的和花的，當人們擁擠著上車的時候，他們自己能看到這些色彩嗎？還有，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所有的建築物和路燈桿子上都裝飾了國旗和彩旗，不知道是哪個沒聽說過的紀念日——八月十四—一和我們脫離監獄的日子碰到一起了。（這天宣佈了日本投降，結束了七天的戰爭。）在沃洛科拉姆公路上，剛割下的乾草的陣陣氣息和傍晚前草地的涼爽空氣吹拂著我們的剃光了的腦袋。誰能比囚犯們更貪婪地吸進這草地上的清風？真真實實的綠色迷亂了習慣於灰色、永恆的灰色的眼睛。我和加麥羅夫、英加爾分在一批遞解。我們覺得這是坐車到快樂的郊區別墅去。這樣迷人的路途的終點不可能是某種陰暗的東西。
現在我們從車斗裡跳下來，舒展著麻木的腰腿，朝四面張望。我們很喜歡新耶路撒冷的營區，它甚而是十分可愛的：它的四周不是密不透風的板牆，只有一道交織的鐵絲網。四面都可以看到茲維尼哥羅德市郊的丘陵起伏的點綴著農舍和別墅的充滿生機的大地。我們自己也像是這個快樂的環境的一部分，我們也能像來到這裡休息和享受的人們一樣地觀賞這片大地。大自然在我們眼裡甚至有更強烈的立體感（我們的眼睛看慣了平面的牆壁、平面的板鋪，狹窄的監室），甚至有更鮮艷的色澤：已經開始暗淡的八月中旬的綠茵仍使我們目迷。它竟顯得這般鮮嫩，也許是因為在夕陽斜照下的原故吧。
「你們是法西斯吧？你們全都是法西斯嗎？」走過來的犯人們懷著希望向我們發問。當他們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不錯，是法西斯——以後，立即跑開，走散了。我們再也沒有什麼使他們感興趣的東西了。
（我們已經知道，「法西斯」——這是目光敏銳的盜竊犯們給「五十八條」們起的外號，頗得到長官們的支持：原來那個反革命分子的名稱曾經叫得很好，可是後來不帶勁了，需要一個能打中要害的惡名。）
在涼爽的空氣中乘飛馳的汽車走了一段路以後，我們在這裡覺得格外溫暖，因而也格外舒適。我們仍在向這個小巧的營區的各處張望。它有一座兩層的男犯樓房，有一座帶閣樓的木房，是女犯住的。還有幾間完全是農村式的歪歪斜斜的草棚子，那是附屬設施。然後，我們又轉眼去看那田野上樹木和房屋拖著的長長的黑影；那磚廠的高高的煙筒，它的兩座大樓上已經燃亮燈火的窗戶。
「怎麼樣？這裡還不錯……似乎是……」我們彼此間說道，努力使別人和自己相信這一點。
有一個小伙子在我們身邊停留得稍久，滿有興趣地觀察著法西斯分子們。他臉上那種高度戒備的敵意的表情，我已經開始注意到不是他一個人的特點。破舊的黑色鴨舌帽斜蓋前額，兩手插在褲兜裡，他這樣站著聽我們的閒談u
「不——壞呀！」他的胸口顫抖了一下。撇著嘴，再次輕蔑地環視了我們一遍，猛地說出一句：「殺一人一坑！你們全都得死在這兒！」
他朝我們腳下碎了一口就走開了。這些傻瓜的談話他再也聽不下去。
我們的心裡一沉。
勞改營中的第一夜！……你們已經沿著光滑陡直的絕壁往下飛快地墜落，飛快地墜落———在什麼地方還應當有一個救命的突出部，一定要抓住它，但是你們不知道它在什麼地方。你們受到的教育中的一切最壞的東西在你們心中活躍起來；這是餓著肚子的排隊和強者的蠻橫在你們心裡埋下的一切多疑、陰暗、貪婪、殘忍的東西。這些最壞的東西被預先聽到的關於勞改營的傳聞攪動得更加渾濁：千萬不要落到「一般勞動」裡去！勞改營是豺狼世界！在這裡他們會活活把你咬死！在這裡栽了跟頭會被人踩死！千萬別落到一般勞動裡去！但是怎樣才落不進去？朝哪條路奔？你需要拿點什麼東西出來！你需要給什麼人一點東西！但是該拿什麼？但是該給誰？但是這該怎麼做？
還沒有過一小時，我們這批解犯中已經有一個人帶著憋住的笑容回來了：他被指定為營區內的建築工程師了。又有一個：他被准許在工廠裡開設一間為自由僱員服務的理髮室。又有一個：他遇到了熟人，將在計劃科裡工作。你的心在發痛：這些人都是在搶走你的機會！他們將在辦公室和理髮室裡保住性命。而你將滅亡。滅亡。
營區。從鐵絲網到鐵絲網兩百步，而且還不許靠近。不錯，周圍的茲維尼哥羅德的丘陵將呈現蒼翠的景色，將映出悅目的光輝，可是在鐵絲網內卻只有飢餓的食堂，懲戒隔離室的石砌的地窖，「個人廚房」的破爛的敞棚、澡房的木板屋、污穢朽爛的塗成灰色的廁所木棚——齊了，再沒有別的去處。也許這個小小的島嶼就是你命中注定還能踏到的最後一塊土地。
宿舍裡支的都是光板的「小車廂」。「小車廂」是群島的一大發明。它供土著們睡覺用，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見不到的：這是搭在兩個雙十字形支架上的四塊木板，分上下兩層。只要一個睡覺的人微微動一下，其他三個人就要搖晃。
在這個勞改營裡是不發床墊的，連個填麥秸的大口袋也不給。新耶路撒冷島上的土著不知「床單」和「內衣」為何物。這裡從沒有床單，從不發給替換的內衣，也不收洗。除非是你自己帶進來，自己想法去洗。這個勞改營的總務主任也沒聽說過「枕頭」這個字眼。枕頭只有私人的，而且僅僅女犯和盜竊犯才有。晚上，你在一張光板上躺下，鞋可以脫，但要考慮到可能被扒走。最好是穿著鞋睡。衣袋也不可亂放；也會遭扒。早晨去上工，什麼東西都不能留在工棚裡：即使是小偷看不上眼的東西，也會被看守員沒收。因為規定不許留下！早晨出工就像遊牧民族遷離宿營地。甚至比他們遷離得更乾淨：既不留下篝火的灰燼，也不留下啃過的動物骨頭。房間裡空空如也，白天哪怕換一撥人住也行。你的舖位和你鄰人的舖位沒有任何區別。全是光滑、油污、被身體磨得珵亮的。
但是你也不能把自己的東西帶到勞動地點去，清早要把你的全部家當收拾好，放進提箱或口袋，到私人物品保管室門口去站隊。下工回來又得到那裡站隊，取出你預計夜晚用得著的東西。主意千萬不能打錯，再去保管室可辦不到。
就這樣——整整十年！打起精神來吧！
上早班的下午兩點多回營。他們洗臉，吃飯，在保管室排隊——點名鈴馬上就響了。全體在營內的犯人都要列成橫隊。大字不識的看守員拿著一塊三合板，在隊前走來走去，把鉛筆放在嘴裡吮濕，像有學問的人那樣額頭上皺起一些格子，嘴裡不住地叨呼著什麼。他把隊列來來回回地數上幾遍，把所有房間來來回回地巡視幾遍，同時讓隊列站在那裡。一會兒是他的算術搞錯了，一會兒是他弄不清有多少病號，多少人蹲在「不出工」的懲罰隔離室裡。這種毫無意義的浪費時間每次好說要拖一個小時，有時候還能拖上一個半小時。在這種時候感到特別束手無策、特別委屈的是那些珍惜時間的人——雖然這在我們民族中是不很發達的需求，在犯人們中間更是完全不發達的，——是那些甚至在勞改營裡也想爭取時間做出一些什麼事情的人們。「在隊列裡」是不能讀書的。我的兩個小青年加表羅夫和英加爾閉著眼睛站在隊列裡，他們在構思或是一首詩，或是一篇散文，或是一封信。但是在橫隊裡連這樣站著也不允許，因為看起來你好像在睡覺，這就等於蔑視點名。何況你的耳朵還沒有封起來，罵娘、愚蠢的玩笑和無聊的對話仍然能鑽到裡面去。（這正是一九四五年。諾伯特-維納很快將提出控制論，已經實現了原子的裂變——而我們的面色蒼白的知識分子們正站在那裡等待著，「站好，不許動！」等著那個紅光滿面的蠢驢懶洋洋地念叨完他的總數！）點名結束，現在是五點半，本來可以躺下睡覺了（因為前一個夜晚是短暫的，而下一個夜晚可能更短暫），然而一小時之後要吃晚飯，時間被割得七零八碎。
勞改營的行政當局懶惰和無能到這種程度，以至它既沒有願望也沒有足夠的靈活性把三個不同班次的工人按不同的房間分開。吃過晚飯，七點多種，第一班的本來可以休息了，但是那些能吃飽肚子並且累不著的人且安靜不下來呢。盜竊犯們這時候剛剛開始他們的牌局。他們怪聲大叫，他們表演節目。瞧，一個阿塞拜疆型的扒手做出誇張的偷偷摸摸的樣子，從一個「小車廂」跳到另一個「小車廂」，踩著上層床板和睡在床上的苦力，在屋裡繞圈，還扯著嗓子喊：「拿破侖到莫斯科來拿煙葉子就是這麼來的！」搞到一大把煙葉子以後，他又沿同一條道返回去，踩著和跨過睡覺的人。「拿破侖就是這樣逃回巴黎的！」盜竊犯們每一個惡作劇都是那麼驚人和異乎尋常，以至於我們一直在目瞪口呆地凝視著他們。從晚上九點開始，上夜班的人就要搖晃「小車廂」，咯登咯登地走路，收拾東西，送保管室。他們在十點鐘被帶出去，現在該可以睡一會了！但是上中班的十一點回來。現在是他們發出沉重腳步聲，搖晃「小車廂」，洗瞼，到保管室去取東西，吃晚飯。也許只是從十一點半開始，精疲力竭的勞改營是在睡覺。
但是，四點一刻，清脆如歌的鐘聲便在我們小小的勞改營上空迴盪，也迴盪在周圍沉睡的集體農莊的上空，那裡的老年人還記得伊斯特拉各教堂的鐘聲齊鳴。也許我們勞改營的有著清越歌喉的大鐘正是來自教堂，在那裡早就習慣於每天雞叫頭遍就把僧人們喚醒，要他們去禱告和勞動。
「早班的，起床！」看守員在每間屋裡叫喊。腦袋由於缺覺而像喝醉酒似的昏昏然，眼睛還像被膠水粘牢似地睜不開——還顧得上洗什麼臉！連穿衣服也用不著，你就是穿著它睡的。這麼說就直接去食堂吧。你睡眠惺忪，搖搖晃晃地走進去。每一個人都在往前擠，並且全都明確地知道自己該幹什麼，一部分人忙著領口糧，另一部分人領菜湯。只有你像夢遊者一樣在一邊傍徨，在昏暗的燈光下和菜湯的蒸汽裡，你看不見那兩樣東西該到哪兒去領。最後，你終於領到了五百五十克供你舉行盛宴的麵包和一瓦缽熱乎乎的黑湯。這叫做黑菜湯，是用蕁麻葉子做的菜湯。煮熟的葉子像黑色的破布似地泡在發黑的清水裡。既沒有魚，也沒有肉，也沒有油脂。甚至連鹽也沒有：放進去的鹽全會被煮在鍋裡的尊麻葉子吃掉，所以索性不掏；如果說煙葉子是勞改營裡的黃金，那麼鹽就是勞改營裡的白銀。炊事員們是省著用的。不放鹽的蕁麻葉菜湯，簡直是叫人反胃的苦藥水！即使你飢腸轆轆，也實在無法把這東西灌進肚裡。
抬起你的眼睛向上看。不是仰望蒼天，而是看看天花板。眼睛已經習慣了昏暗的燈光，能辨認出他們用喜愛的紅色字母寫在糊牆紙上的標語：
「不勞動者不得食！」
胸口猛然發顫。啊，文化教育科的才子們！你們為勞改營的食堂找到了這麼一句福音書兼共產主義的偉大口號，一定極為得意了。但是在《馬太福音》中說「工人得到飲食是應當的」。《申命記》中還說：「牛在場上端谷的時候，不可籠住他的嘴！」
屬於你們的只是一個驚歎號！我代表一頭端出谷粒的黃牛向你們致謝！從此我將懂得，你們卡緊我的細瘦的脖頸全然不是由於匱乏，你們摧殘我的生命並不單純是出於貪婪，——這都是根據那個正在到來的社會的光輝的原則！只是我在勞改營裡看不到勞動者得食。我在勞改營裡也看不到不勞動者——不得食。
東方破曉。黎明前的八月的天空現出家微。天幕上只有最明亮的星星依然可見。東南方，在我們將被帶去勞動的磚廠的上空，是南河三和天狼星——它們是小犬星座和大犬星座的兩顆主星。一切都背棄了我們，連天空也跟獄吏們站在一起；天上的犬也和地上的犬一樣地繫在押解隊的皮帶上。狼犬瘋狂地吠叫，從地面躍起，想夠到我們。它們是用人肉高超地訓練出來的。
勞改營中的第一天！即使是我的仇敵，我也不希望他有這樣的一天！大腦容納不下全部的殘酷的現實，因而發生了錯亂。以後會怎麼樣？我會遇到什麼事？——不停地在腦子裡打轉。而他們給新來犯人分配的勞動總是最沒意思的，只是為了在看他們的材料期間不讓他們閒著。熬不完的一天。你的工作是抬擔架或者推手車。每推一車只能使這一天減去五分鐘，十分鐘，而你的頭腦卻只能反覆地思考一件事：以後會怎麼樣？以後會怎麼樣？
我們看出來，把這些沒用的東西推來推去是毫無意義的。我們盡量利用每車之間的時間閒聊。我們推了頭幾車，看來就已經精疲力竭了，我們已經把力氣使光了——這樣連續推上八年，我們怎麼吃得消？我們努力談一些使我們感到我們的力量和個性的東西。英加爾描述他尊為導師的蒂尼亞諾夫的葬禮的情況，於是我們就爭論起歷史小說的問題來：一般該不該大膽地去寫這種題材？歷史小說畢竟是關於作者未見過的事物的小說。作者背著時間距離和他本人時代的成熟性的負擔，盡可以認為自己已經有了深刻的理解，但身臨其境總是做不到的。因此是否可以說，一部歷史小說首先是一部幻想小說？
這時候，新來的犯人幾人一批地被叫進辦公室去分配工作。我們全部放下了手車。英加爾昨天就和一個什麼人拉上了關係。現在他，一個搞文學的人，被分派到廠裡的會計室，儘管他在數百字上迷糊到可笑的程度而且生來沒有撥過算盤。加麥羅夫即使為了救自己的命也學不會求情和抓機會。分配他當壯工。他回來，往草地上一躺，在他還不需要去當壯工的這短短的最後一小時內，他向我談到遭迫害的詩人帕維爾-瓦西裡耶夫。這個人我一點也沒聽說過。這些小青年怎麼來得及讀了那麼多，知道那麼多？
我咬著一根草莖兒，拿不定主意——該打出哪張勝杯？數字還是軍官經歷？像鮑裡斯這樣傲然地遺世獨立，我做不到。我也一度受過另一種理想的熏陶，但三十年代以來的粗暴的生活，一直朝這個方向打磨著我們：鑽和撈！
一跨進磚廠廠長辦公室的門坎，我自然而然地把軍官寬皮帶下面的軍便服的格子從腹部拉到了兩側（這一天我有意識地把這一身穿戴起來，即使推手車我也不在乎）。挺直的領子嚴格地繫著扣。
「軍官嗎？」廠長立刻推測到了。
「是！」
「有跟人們工作的經驗嗎？」
「有。」
「指揮過什麼？」
「炮兵營。」（我脫口而出地扯了個謊，我覺得炮兵連小了。）他半信半疑地望著我。
「可是在這兒你幹得了嗎？這兒的事難辦。」
「我想我幹得了！」我回答。（要知道，我自己也不明白我正在把脖子伸進一個什麼套包、須要緊的事情是鑽和撈呀！）他瞇起眼睛想了一想。（他在估摸我充當走狗的適合程度，我的下巴骨是否結實。）
「好吧。讓你當取土場值班工長。」
還有一個前軍官尼古拉-阿基莫夫也被指派為取立場工長。我們兩個人從辦公室出來，覺得又近乎，又愉快。那時候即使有人告訴我們，我們也不會理解這是選擇了軍人服刑的標準開端——充當奴僕。從阿基莫夫的非知識分子型的樸質的面孔上可以看出他是一個開朗的青年和優秀的戰士。
「廠長幹嘛要嚇唬人？二十個人還對付不了？地下沒有理地雷，天上沒有飛機炸，有什麼對付不了的？」
我們想在內心恢復往日在前線上的自信。我們這兩個小崽兒不明白群島是多麼不同於前線。它的圍困戰比我們使用炸藥的戰爭要難打得多。
在軍隊裡，傻瓜和一錢不值的人都能指揮，甚至是佔據的職位越高，成績就越好。如果一個排長需要有敏捷的頭腦、不知疲倦的體力、勇敢的精神和摸透士兵的心的本領，那麼有的元帥只要會發脾氣，會罵人，再加上會簽自己的名字就夠了。其他一切都有別人替他做，作戰計劃會由作戰處的一個不知姓名的聰明的軍官給他送上來。士兵們執行命令並不是因為相信它們的正確（常常是完全相反），而是因為命令是統治集團層層下達的。這是一整套機器的命令，誰不執行，就要砍掉誰的腦袋。
但是對於在群島上被委派去指揮其他犯人的一個犯人來說，情況完全不同。整個帶金色肩章的統治集團決不是高高地站在你的背後，它決不會支持你的命令：只要你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本領貫徹這些命令，它就會對你翻臉不認人，一腿把你踢開。而這種地方的本領是：或者是靠你的拳頭，或者是利用飢餓無情地摧毀，或者如此精通「群島」的學問；以至你發出的命令在每一個犯人眼裡都像是給他的唯一生路。
北極般冰冷的淡綠色的液體應當取代你身上的溫暖的血液，只有在那時你才能指揮犯人。
正好在這幾天，一個懲戒作業班每天從懲戒隔離室裡被帶到取土場上來勞動，把這當作是罰他們干最重的活。這是一批差點沒把勞改營長宰掉的盜竊犯（他們並不是真想宰他，他們並不那麼傻，而只是嚇嚇他，要他把他們送回普列斯尼亞監獄：他們看準了新耶路撒冷是一個要老命的地方，在這裡是撈不到什麼油水的）。在我值班快結束的時候，把他們帶來了。他們在取土場上找了一些避風的地方躺下，露出租短的胳臂和大腿，刺了花紋的肥肚皮和前胸，在蹲過懲戒隔離室的潮濕的地下室之後，心滿意足地曬著太陽。我穿著筆挺的軍裝走到他們跟前，一字一句、規規矩矩地建議他們開始工作。陽光使他們心情溫和，所以他們僅僅是哄笑起來並且要我去見那個眾所周知的鬼。我氣得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只得一無所獲地走開了。在軍隊裡我第一句話就會是：「起立！」但是這裡的情況很明顯，即使有人起立，那也只會是為了在我的肋骨當中捅進一刀子。當我絞盡腦汁想辦法的時候（要知道取土場上的其餘的人都在看著，也可能丟下了手裡的活兒），正好我這一班結束了。也僅僅是因為如此，我今天還能坐在這裡寫「群島」的研究。
阿基莫夫接了我的班。盜竊犯們繼續曬他們的太陽。他對他們說了一次，第二次就以命令的口氣喊了一句（甚至可能是「起立！」），第三次就搬出勞改營長來威脅他們。他們起來迫他，在取立場的窪地裡把他撂倒了，用鐵棍砸壞了他的腰子。直接從廠裡把他拉到了省監獄醫院，他的指揮職務便到此結束了，也許他的刑期和生命也到此結束了。（大概廠長本來就是委派我們充當挨盜竊犯刀子的稻草人的。）
我在取立場上的短暫的官運比阿基莫夫的多延長了幾天，只不過它給我帶來的不是我期望的滿足，反而是不斷的內心的壓迫感。早晨六點鐘我走進工區的時候，比假如我是去親手挖土還感到壓抑。我茫然若失地向取土場懶懶地走去，對它和對我在其中的角色恨之入骨。
從濕壓廠到取土場有一條土斗車軌道。在平地的盡頭，軌道向取土工作面下降的地方，有一部絞盤車架設在一個平台上。這部由馬達帶動的絞車是全廠不多的幾種機械化奇跡之一。從取土場到絞車，然後再從絞車到工廠，土斗車全程都要用人推。只是從取土場上坡的地方用絞車拉上來。取立場位於廠區的一個遙遠的角落，它的表面被取土坑挖得支離破碎，取土坑像溝壑一樣枝枝杈杈，它們中間留著沒有動過的土崗。粘土層直接從地表就開始了，土層相當厚。想必是可以再往深裡取，也可以再往寬裡取，把工作面連成一片。但是誰也不知道該怎麼幹，誰也不擬訂開採計劃，一切全由早班的作業班長巴林諾夫指揮。巴林諾夫是一個趾高氣揚的莫斯科青年，普通犯，有一副不難看的外表。巴林諾夫單純根據哪裡方便就在哪裡取土，哪裡能少費工、多裝上就在哪裡開挖。他不往太深裡走，以免推出斗車的坡度太陡。在取土場上巴林諾夫指揮著每次總是在我這一班幹活的那十八至二十個人。他也是這一工作班的唯一的和真正的主人：他瞭解手下的人，餵養著他們，意思就是為他們爭取較多的口糧。每天親自英明地決定應該推出多少車，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我喜歡巴林諾夫這個人，如果我和他在一座什麼監獄的板鋪上並排睡覺，我們一定相處得很快活。就是現在我們也會會得來——但是這需要我主動去找他並且要像這樣打趣地說一句：你瞧廠長任命我當了一條夾在當中汪汪叫的狗，我可是什麼也不摸門呀。兩人一笑，什麼問題也解決了。但是軍官的教育沒有允許我這樣做！於是我試圖對他保持嚴格的態度，謀求他對我的服從，儘管不僅我自己，也不僅他，而是整個作業班都看得出來，我是在這裡多管閒事，就跟一個從區裡派下去指導春播工作的技術員一樣。巴林諾夫很生氣，認為在他頭頂上安插了一個神氣十足的討厭鬼，於是他不止一次地在作業班面前巧妙地出我的醜。凡是我認為需要做的，他馬上向我證明不可能。反過來，他時常高聲地吆喝著「工長！工長！」，把我叫到取土場的各個角落並且請求指示：舊軌道怎麼拆，新軌道怎麼鋪；脫落的輪子怎麼固定到軸上；或者絞車似乎出了毛病，拉不動，現在該怎麼辦；或者鐵鍬使鈍了拿到哪裡去磨。在他的嘲弄面前我的指揮熱情一天比一天衰退了，如果他從一清早就叫人們去挖土（他並不是經常這樣做的）而不用那些討厭的問題來打擾我，我已經很滿意了。
那時我就悄悄地走到一邊，到高高的土堆後面去躲開我的下屬和我的上司，坐在地上發呆。進勞改營後的頭幾天我的精神已經僵死了。噢，這可不是監獄！監獄有著翅膀。監獄是思想的萬寶箱。在監獄裡挨餓和爭論是快樂而輕鬆的。可是你試試在這裡挨餓、勞動和沉默十年。這個你試試看！鋼鐵的履帶正在把我拽進一個粉碎機。束手無策的我不知道怎樣才能滾到一邊去，可是真想這樣做啊！喘一口氣。清醒一下。抬起頭，看看外界。
瞧那裡，在鐵絲網外邊，隔著一道小山谷有一塊小高地。高地上有一個小村落，共有十來座房屋。初升的太陽用它和平的光線照亮了它。它離我們這樣近，而且它完全不是一座勞改營！（其實也是勞改營，但是這一點常常被你忘記。）很長時間那裡沒有動靜，後來走出一個拎著提桶的農婦，一個小不點的娃娃從長在街上的草叢裡跑過。一隻公雞在打鳴兒，一頭母牛在哞哞地叫——我們在取土場上全聽得很清楚。一條雜種的小狗尖聲尖氣地吠叫著——多麼可愛的聲音！——這不是押解隊的警犬！
那裡傳來的每一個聲音和農村的靜止狀態本身，使我的靈魂漸漸地獲得了神聖的安寧。我確信無疑地知道，如果此時對我說：現在給你自由！但是一直到死你都必須住在這個農村裡！放棄城市以及整個世界，你的天外飛來的願望，你的信念，真理——放棄一切，永遠住在這個農村裡（但不是做一個集體農莊在員！），每天早晨看著太陽，聽聽雞叫。同意嗎？——噢，不僅僅是同意，而且，上帝啊，請賜給我這樣的生活吧！我感覺到勞改營我是經受不住的。
從我此刻看不到的工廠的另一面傳來客運列車沿爾熱夫鐵路隆隆而過的聲音。取土場裡的人們叫喊：「雜役列車。」每一趟列車人們都熟悉，根據它們來計算時間。「雜役列車」——這是差一刻九點。九點鐘會從勞改營裡把雜役們——包括辦公室人員和當了官的——單獨地，不按照倒班的時間，帶到磚廠來勞動。大家最喜愛的一趟列車是一點半的外號叫「供養人」的那一次。它開過去以後我們很快就要收工，回去吃午飯。
我的女上司——犯人奧麗加-彼得羅夫娜-馬特羅寧娜是和雜役們一起來的。有的時候，如果她對工作實在放心不下，就專門叫人押著，提前到廠裡來。我歎著氣走出我隱蔽的地點，沿著軌道走向濕壓廠——去報告工作。
整個制磚廠分成濕壓和干壓兩個分廠。我們的取土場只為濕壓廠服務，濕壓廠的負責人就是馬特羅寧娜，硅酸鹽工業工程師。她是一個怎麼樣的工程師，我不知道，但為人很瑣碎，固執。她是那些不可動搖的思想純正分子中的一員，這類人我在監室裡已經遇到過不多的幾個（這種人一般地不多），然而我自己卻沒能在他們的高峰上堅持住。按照「大寫字母條文」她是屬於（反屬）類，作為被處決者的家屬她經過特別庭得到了八年。現在正蹲完她的最後幾個月。誠然，整個戰爭期間沒有釋放過政治犯，她也得等到所謂「特別指令」下來以後才能出去。但是這也沒有給她的精神狀態投下任何陰影；她在為黨工作，在外面也好，在勞改營裡也好，都沒有什麼要緊。她是從稀有動物保護區出來的。她在勞改營裡裹著紅色的而且從來是紅色的三角頭巾，儘管她已經年過四十（在廠裡沒有任何一個勞改犯丫頭也沒有任何一個自由人女共青團員帶這樣的三角頭巾）。對於丈夫的被槍斃和本人蹲過的八年她不感到絲毫怨恨。所有這些不公正的事，照她的意見，是個別雅戈達分子和葉若夫分子幹出來的，而在貝利亞同志主管下，現在抓人都是沒錯的。看到我穿著蘇維埃軍官的服裝，她頭一次見面就對我說：「那些把我關進來的人現在確實看到了我的正統性！」不久以前她給加裡寧寫了一封信，她把信裡的這些話念給所有願意聽或被迫聽的人：「長期的監禁沒有摧折我為蘇維埃政權、為蘇維埃工業而鬥爭的意志。」
不過，當阿基莫夫來向她報告盜竊犯不聽她指揮的時候，她沒有親自去向這些社會親近分子們解釋他們的行為對工業的危害性，反倒呲了他一句：「那就該強迫嘛！任命您就是為了這個！」阿基莫夫挨了摸，她並沒有進一步去鬥爭，而是給勞改營寫了個要求：「請勿再將此類人員帶往我處。」她手下的年輕姑娘們在廠裡像自動機器似地工作八小時：在傳送帶旁邊連續不斷地做八小時的單調的動作，她對這種情況漠然視之。她說：「有什麼辦法？要實行機械化，還有比這更重要的部門。」昨天，星期六，傳聞說今天又不讓我們過禮拜天了（真的沒讓過）。充當自動機器的年輕姑娘們像一群小鳥似地圍住了她，向她訴苦說：「奧麗加-彼得羅夫娜！當真又不給禮拜天嗎？這可是連著三次了！戰爭都結束了！」她裹著紅色的三角頭巾，把那副乾巴巴的、陰沉沉的、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的面孔往上一仰：「丫頭們，我們怎麼能夠過禮拜天？！莫斯科的建築正在停工待料，等著我們的磚頭！！」（這意思是她當然不知道我們的磚頭具體要運給哪一項建築，但是她用思想的眼睛看到了那個廣義的偉大建築，而姑娘們卻低賤地想要洗洗涮涮。）
馬特羅寧娜需要我這個人是為了把一班時間內的車數翻一番。她對人力、主斗車的完好狀況、磚廠的吞入能力都不做計算，只是要求——翻一番！（一個不懂行的外來人除了使用他的拳頭，還有什麼辦法把車數翻一番？）我沒有翻一番，並且總的說在我領導下產量一車也沒有改變。於是馬特羅寧娜當著巴林諾夫和當著工人的面毫不容情地責罵我。她這老娘兒們腦袋連一個最次的軍士都知道的事情也不懂：當著普通戰土的面，連罵一個上等兵都是不允許的。一次，當我終於承認了自己在取土場上的完全失敗，從而承認了自己沒有領導能力之後，我去找馬特羅寧娜，盡可能委婉地提出請求：
「奧麗加-彼得羅夫娜！我的數學很不錯，我算得很快。我聽說您的工廠裡需要一個會計。要我當吧！」
「會計？！」她氣憤了，她的硬梆梆的面孔變得更陰暗了，紅色三角頭巾的尖角繫在她的後腦勺上。「當會計我隨便派一個姑娘都行，我們需要的是牛產指揮員1你一班欠交了多少車？快去吧！」她伸直手臂，像新的雅典娜-帕拉司一樣，把我派回了取土場。
又過了一天，取土場工長的職務被撤銷了，我被免職，但不是簡單免職了事，而是報複式的。馬特羅寧娜叫來巴林諾夫，命令他說：
「叫他拿鐵鍬幹活，眼睛盯著他！要他一班裝六車！叫他出點汗！」
當下我就穿著一身我引以自豪的軍官制服去挖土了。巴林諾夫挺高興，他預見到了我的垮台。
如果我對於勞改營裡各種事件之間的隱蔽的和十分警覺的聯繫理解得更深入一些，我本可以在昨天就能猜到自己的命運。在新耶路撒冷的食堂裡有一個單獨的發飯窗口，是供應工程技術人員的，工程師、會計……以至皮鞋匠都從那兒取飯。在被任命為取土場的工長以後，由於漸漸掌握了勞改營生活的要領，我每次吃飯都跑到這個窗口旁邊並且從這裡要飯吃。大師傅們猶豫不定，說工程技術人員名單上還沒有我，但是每次仍是發給了我吃的，後來甚至二話都不說了。事後我認真想了一下——當時我在伙房人員眼裡還是個問號：剛一來到，馬上抖了起來；態度高傲，穿著軍服到處跑。這樣的人說不准再過一個星期就能當上主任派工員或者勞改營的主任會計，或者醫生（在勞改營裡一切都是可能的！！），到那個時候他們將會在我手心裡摸著。雖然實際上磚廠還只是在考驗我，什麼名單都還沒有把我列進去，伙房為了以防萬一仍是供應我工程技術人員的伙食。但是，在我垮台前一天，當廠裡還不知道的時候，伙房已經全知道了，衝著我的臉砰的一聲把小窗口關上：我原來是個不值錢的「福來兒」。在這個小小的插曲裡可以聞出勞改營世界的空氣。
靠衣著顯出自己與眾不同——這種如此普遍的人的願望實際上是在揭露我們自己，特別是在敏銳的勞改營的眼光裡。我們覺．得我們是在穿衣服，而實際上是在把自己脫得精光，把自己的真實價值拿出來給人看。我當時不懂，我的軍裝跟馬特羅寧娜的紅色三角頭巾是半斤八兩。隱在幕後的目不轉睛的監視者看清了這一切。於是某日派了一名值日人員來找我。中尉要見您，請到這兒來，請進這個單獨的房間。
年輕的中尉說話很客氣。在這間舒適而整潔的房間裡只有他和我。西沉前的紅日照耀著，輕風吹拂著窗簾。他讓我坐下。不知道為什麼，他建議我寫一份自傳，——好像他提不出比這更令人愉快的建議似的。在我那純粹是往自己臉上吐口水的偵查筆錄之後，在「烏鴉車」和遞解站的侮辱之後，在押解隊和監獄看守之後，在那些不肯把我看做是一個我們光榮紅軍的前大尉的盜竊犯和雜役之後，我坐在寫字桌前，沒有任何人逼迫，在一位討人喜歡的中尉的善意的目光下，用濃淡適度的墨水在勞改營裡找不到的精美光潔的紙張上書寫著：我曾是一個大尉，我曾指揮過一個炮兵連，我得到過一些勳章。從寫出這種文字的本身，我重新獲得了我的個性，我的「我」。（是的，我的作為認識論主體的「我」！但要知道我畢竟還是從大學出來的，畢竟是從老百姓裡來的，在軍隊裡只是偶然的。請設想一下在一個職業軍人的身上，要求對自己另眼看待的這種習性會是多麼根深蒂固！）中尉讀完自傳以後，十分滿意：「這麼說您是一位蘇維埃人，對嗎？」嗯，對。嗯，當然對，幹嘛不對？從污泥和灰燼中重新站起來，並且重新成為一個蘇維埃人，這是多麼叫人高興！——這就是半個自由！
中尉請我過五天以後到他辦公室去。然而，在這五天之內我不得不告別我的軍服，因為穿著它挖土很不是滋味。我把軍便服和馬褲掖進箱子，在勞改營的保管室裡領了一套打了補丁褪了色的破爛，好像是在垃圾箱裡扔了一年以後又洗出來的。這可是非同小可的一步，儘管我還沒有認識到它的意義：我的內心還不是犯人類型的，但是我的外皮已經變成犯人類型了。頭剃光了，被飢餓折磨著，被敵人壓搾著，我很快也會獲得那種犯人式的眼神一不誠實，多疑，窺探著一切。
過了五天以後，我就是以這副模樣去找行動特派員，當時心裡仍不明白他究竟打的什麼主意。但是特派員不在。他根本不來上班了。（他已經知道了，而我們還不知道呢：再過一星期我們就要分散了，要把德國人運到新耶路撒冷來替換我們。）我就是這樣避免了和中尉的會見。
我和加麥羅夫也和英加爾討論過，叫我寫自傳到底是什麼用意，我們這些天真的孩子沒猜想到這已經是伸進我們巢裡的第一隻猛獸的利爪。其實情況是很清楚的：在新的一批犯人當中來了三個年輕人，他們彼此一直不斷地議論著什麼，爭論著什麼。其中有一個膚色駿黑、渾圓的臉、表情明郁、留著小鬍子的青年，就是在會計室找到一個差事的那個，整夜整夜地不睡覺，在板鋪上不斷地寫著些什麼，寫完就藏起來。當然可以派個什麼人去把他藏的東西奪過來。但是為了不打草驚蛇，還是從他們當中那個穿馬褲的人嘴裡瞭解一切比較簡單。他顯然是部隊裡出來的，是一個蘇維埃人，對於精神上的監視一定肯幫忙。
在白天的工作中不受累的若拉-英加爾真的是給自己做了頭半夜不睡覺的規定，這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創作精神的自由。他坐在沒有床墊、沒有枕頭和被子的「小車廂」床板上，穿著棉背心（屋裡不暖和，是秋天的夜晚），穿著鞋，兩腿在床板上伸直，背靠著牆，嘴裡喝著鉛筆，眼睛嚴峻地望著面前的一張紙。（對於勞改營說來，再也想不出比這更壞的行為了！但是無論他，無論我們都還不懂得這是多麼顯眼，人家對這種舉動盯得多麼緊。）
他夜間寫作而白天藏起來的是一篇關於坎佩西諾的小說。這個人是同他一起坐過牢的一個西班牙共和國戰土。美加爾高度讚賞他的農民的質樸。坎佩西諾的命運是簡單的：在和佛朗哥的戰爭中打敗了以後，來到蘇聯，過了一段時間就在這裡被捕了。
英加爾不是一個溫暖的人。別人是不會在初次的衝動之下就向他打開心扉的。（寫完了這句話，我停下來想了一想：難道我當時是溫暖的嗎？）。但是他的堅定性卻是當之無愧的典範。在勞改營裡寫作！只要我不死掉，有一天我也會上升到這一步。可是眼下我被自己忙碌的奔走所折磨，被最初幾天的挖土工生活壓得透不過氣。在一個晴和的九月的黃昏，我和鮑利斯只找到了在營區邊緣的一堆爐渣上稍坐一會兒的時間。
在六十公里以外的莫斯科方向，天空閃耀著五彩繽紛的禮花——這是「戰勝日本慶祝日」。但是我們勞改營區的路燈發出暗淡無力的光亮。磚廠的窗戶透出發紅的敵意的光亮。廣大的廠區內的電線桿上的路燈排成神秘的長串，像我們刑期的月月年年，漸漸遠去。
瘦弱的不斷咳嗽著的加麥羅夫雙手抱住膝頭，反覆地吟誦著：
對祖國的愛
我孕育了三十個年頭
對於你們的寬大
我不期待……
也不要求。
「拉來法西斯啦！拉來法西斯啦！」不止在新耶路撒冷一地可以聽到這樣的喊聲。一九四五年夏末和秋季，在群島所有的島嶼上都是這個情況。我們這些法西斯分子的到來打開了非政治性罪。犯通向自由之路。他們早在七月七日就知道了自己的大赦。從那時候起，相也照過了，釋放證明書也準備好了，會計室的帳也結了，——但是一個月過去了，遇赦的犯人們仍然愁眉苦臉地呆在討厭的鐵絲網裡面。有的地方過了兩個月、三個月還出不去。因為沒有人頂替他們。
沒有人頂替他們！而我們這些天生的雙眼瞎竟然整整一個春天和一個夏天曾在連牆縫都堵死了的監室裡盼望著大赦。斯大林全可憐我們！……他會「考慮到勝利後的形勢」！……頭一次的七月大赦把我們漏掉了，他以後還會發佈第二次專為政治犯的大赦……（連細節都有傳說：這個大赦令已經寫好，放在斯大林的桌子上，只剩下簽字了，但是他目前正在休假。不可以改造好的人們等待著真正的大赦，不可以改造好的人們曾經相信過！……）但是如果把我們赦免了，誰去下礦井？誰扛著鋸條進森林？誰去燒磚，砌牆？斯大林締造成功了這樣一種制度，只要它表現出一點仁慈或寬大，那時瘟疫、饑饉、荒蕪、破敗便立即會籠罩全國。
「拉來法西斯啦！」一向憎恨我們或者蔑視我們的非政治性罪犯們現在幾乎是很親熱地看著我們，因為我們是前來頂替他們的。那些被俘人員們在被德國俘虜期間曾發覺了世界上沒有比俄羅斯民族更被人蔑視、被人拋棄、被人看作是異己的、沒有用處的民族。現在，當他們從運牲口的紅色車皮裡、從卡車裡跳到俄羅斯的土地上來的時候，才知道在這個被排斥的民族當中，他們是最命苦最遭難的一支。
偉大的、「全世界未曾見過」的斯大林大赦原來就是這麼回事。全世界真的在哪裡見過不涉及政治犯的大赦呢？！
它規定釋放刑期為三年以下的「五十八條」，這類犯人但幾乎沒有人判過這麼短的刑期；在它適用的範圍中，這種人不見得能佔到百分之零點五。但即使在這百分之零點五當中，大赦的不寬容精神仍是勝過了它的寬容詞句。我知道一個青年，好像叫馬久申（他曾在卡盧加關卡附近的一座小勞改營裡當過畫家）。他在很早的什麼時候，幾乎是在一九四一年年底以前，因曾被俘按照五十八條一l一已判了刑，當時還沒有決定對這種事情該怎麼量刑，該給多少年。他們一共只給馬久申判了三年——這是絕無僅有的事例！滿期以後自然沒有放他出去，而是推拖說要等待特別指令。但是現在突然來了一個大赦！馬久申開始請求（哪裡敢說「要求」）釋放。心有餘悸的登記分配處官員們差不多一連五個月——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置之不理。最後終於把他送回庫爾斯克省原籍。傳說（不然也沒法相信結局會是這樣！）很快他又被扒拉了進去，增加到「十元券」。決不能允許他從第一次審判的疏忽大意中撈到好處！
所有入門行竊、攔路扒衣、強姦少女、腐蝕幼童、蒙騙顧客、要流氓、使無防衛者毀容、濫伐濫捕、一夫多妻、敲詐勒索、騙取財物、收受賄賂、誹謗、誣陷（但是這一類人實際上並沒有坐過牢——這是針對未來說的！）、販賣毒品、撮合男女私通、強迫婦女賣淫、由於無知或大意造成死亡等等罪犯一概釋放。（以上只是開列了屬於大赦範圍內的法典條文，並不是雄辯的辭藻。）
在這以後還能向人民要求什麼道德嗎？
減去一半刑期的有：盜用公款者、偽造證件和配給本者、投機倒把者和盜竊公物者（斯大林對於敢掏國家腰包的傢伙畢竟是有點生氣的）。
但是，最引起原來的前線軍人和被俘人員反感的是對戰時逃兵的一股腦兒的全體寬恕！所有由於膽怯而從部隊裡開小差，臨陣脫逃，不去徵兵站報到，多年藏在母親菜園子裡的地窖裡，地下室裡，爐子後面（永遠是藏在母親那裡！逃兵們對自己的老婆一般地是信不過的！），多年沒有說過一句話，變成了變腰駝背、毛髮老長的野獸的人們——不管是被捉到的，還是在大赦日前來自首的，現在一律宣佈為享有平等權利的沒有污點的沒有前科的蘇聯公民！（一句古老諺語的敏銳性這時得到了證實：「逃跑雖然不好看，但有益於健康！」）
而那些沒有發抖的人，沒有當膽小鬼的人，那些為祖國承受了打擊因而付出了被俘的代價的人——倒是不能原諒的。這就是最高統帥的觀點。
逃兵身上是否有什麼東西觸動了斯大林心裡的哪根弦？他是不是回想起自己對充當一名列兵的厭惡，回想起一九一七年冬天他自己的可憐的新兵生涯？或許是他斷定膽小鬼對於他的統治沒有危險性，只有勇敢的人才危險？畢竟令人覺得，即使從斯大林的角度來說，對逃兵實行大赦也完全是不明智的：他這是向自己的人民表明，在未來的戰爭中還是只顧逃命更牢靠和更簡單。
我在另一本書裡介紹過祖博夫醫生夫婦的故事：老太太在家裡隱藏了一個自己走進門來的逃兵。那個人後來告了他們的密，祖博夫夫婦倆按照五十八條各得了十年。法庭認定他們的罪過與其在於隱藏逃兵，勿寧在於這種隱藏行為缺乏利己的目的逃兵不是他們的親屬，這就意味著他們有反蘇意圖！逃兵按斯大林大赦獲得了釋放，連他的三年刑期也沒有服滿。他早已經把生活中這一段小小的插曲置儲腦後了。但是祖博夫夫婦的遭遇就不同了！他們在勞改營裡服完了全部的十年（其中四年在特種營），又未經任何判決被流放了四年；只是因為流放點本身取消了，他們才獲得了釋放。但是，事情過了十六年，甚至過了十九年以後，對他們的原判還沒有撤銷。這個判決使他們一直不能回到莫斯科的老家，妨礙著他們安靜地度過晚年。
一九五八年蘇聯軍事檢察總署對他們的答覆是：「你們的罪證確鑿，沒有進行複審的理由。」到了一九六二年，也就是事過二十年以後，他們的五十八一10（反蘇意圖）及五十八一11（夫婦二人的「組織」）原案才宣佈撤銷。另依第一九三一17－7條（臨陣脫逃行為共同犯罪）判定刑期為五年並適用（！二十年以後！）斯大林大赦。這兩位風燭殘年的老人於一九六二年終於接獲如下的書面通知：「你二人被認為已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獲釋，原判亦於同日撤銷。」
這就是那個好記舊怨、酷愛報復、不合情理的法律所害怕的東西和所不害怕的東西！
大赦之後，他們開始用文教科的畫筆到處塗抹，用一些拿活人開心的標語口號來裝飾勞改營內部的拱門和牆壁：「用加倍的勞動生產率來報答親愛的黨和政府實行的最廣泛的大赦！」
被赦免的是一般刑事慣犯和普通刑事犯，他們走了，而政治犯卻應當以加倍的生產成績來報答……我們的當局有史以來什麼時候曾顯露過這般光彩的幽默感？
從我們這批「法西斯分子」到來之時起，在新耶路撒冷馬上開始了每日的釋放。昨天你還看見這些婦女們在隔離區裡蓬頭垢面，穿得破破爛爛，滿嘴髒字兒——可是你瞧！她們突然變了樣子，臉洗乾淨了，頭髮梳整齊了，穿上了不曉得從哪裡搞來的帶圓點和帶條紋的連衣裙，胳臂上搭著短上衣，規規矩矩地朝火車站走去。在火車裡你猜得出這些娘兒們有本事罵人罵出花兒來嗎？
這時，一批盜竊犯和「混種」（竊賊的模仿者）正在走出大門。這些傢伙可沒有把他們那吊兒啷鐺的派頭留在大門裡面：他們做怪相，手舞足蹈，向留下的人們揮手、喊叫。他們的同夥也從窗口朝他們喊叫。警衛隊不干涉他們——扒手們幹什麼都行。一個扒手別出心裁地把箱子豎著放在地上，輕巧地站上去。他歪戴著帽子，把不知道在哪個遞解站裡扒來或打牌贏來的西裝上衣的下擺撩到後面，用曼陀林奏起一支向勞改營告別的小夜曲，唱起一首竊賊們胡謅的小調。狂笑。
鐵絲網擋不住我們的視野，我們還長久地看到被釋放的人群走在勞改營外的小路上，穿過遠處的田野。這些盜賊們今天就會在莫斯科的林蔭道上遊逛，也許頭一個星期就會來一次躍進（偷光一家住戶），半夜在街道上扒掉你妻子、姊妹或者女兒的衣裳。
至於你們這些法西斯分子（馬特羅寧娜也是法西斯分子）——請你們先把勞動生產率提高一倍吧！
由於大赦的原故，到處都喊人手不夠，對人力進行著重新調整。有一個短時期我從取土場被調進了車間。在這兒，我可是欣賞到了馬特羅寧娜的機械化。所有的人在這裡都夠受，可是最驚人的是一個小丫頭干的活兒。她真算得上一個勞動英雄，雖然是不適合上報紙的。她在車間裡的崗位和她的職務都沒有名稱，大概可以叫「上供坯工」吧。切好的濕坯（用剛和出來的粘土製的，很重）從壓磚機裡通過傳送帶運出來，兩個姑娘站在傳送帶的盡頭。一個是「下供坯工」，一個是「遞坯工」。這兩個人不用彎腰，只需轉動身體，角度也不大。但是那個像車間女王似地站在高台上的「上供坯工」卻需要不停頓地做以下動作：躬身；從腳底下拿起遞坯工放在那裡的濕坯；把它搬到齊腰甚至齊肩的高度而不能弄壞它；兩腿姿勢不變，轉體九十度（有時向右，有時向左，視裝載哪一邊的運坯車而定）；把磚坯排列在運坯車的五層木架上，每層十二塊。她的動作從沒有間歇、停頓、改變，而且一直是用做體操的快速節奏進行的。就這樣連續幹完八小時的一班，如果壓磚機中途不出毛病的話。人們不斷向她傳遞，傳遞，全廠班產量的一半都要經過她的手。下面的兩個姑娘互相換著干，可是整整八個小時沒人去換她。由於腦袋不停地起落，身體不停地扭動，這種活兒幹上五分鐘想必就會感到天旋地轉。而那個姑娘在上前半班時還帶著笑臉呢（在壓磚機的隆隆聲中，人們講不了話），也許她挺高興像選美皇后似地被擺在台座上，讓人們觀賞她撩起的裙子下面的赤裸結實的大腿和芭蕾演員似的柔軟腰身。
因為幹這個工種，發給她的口糧是勞改營裡最高的：多給三百克麵包（一天共八百五十克），晚飯除了共同的黑菜湯，另外給三份斯達漢諾夫口糧：三份少得可憐的用白水煮的粗麥粉稀粥。粥少得剛能蓋住瓦缽子底。
「我們幹活是為錢，你們是為嘴，這沒有什麼秘密。」一個修理壓磚機的邋裡邋遢的自由人機械工對我說。
運坯車裝滿以後，我和獨臂的阿爾泰人普寧一起把它推走。這種車的樣子像一座搖搖欲墜的小塔，因為各擺十二塊坯的十條木板使它的重心升得很高。這輛像裝得太滿的小書架子似的顫顫悠悠的小車，需要拽著它的鐵把手沿著一條筆直的軌道往前拉，把它推上一輛當作底座的平台車，固定在上面，再沿著另一條直線把這輛平台車拉到一排烘乾室的門前。在適當的烘乾室前面停下，把運坯車從平台車上移下來，再朝另一方向把它推進烘乾室。每一間烘乾室就是一個長走廊，兩邊牆壁各有十排凹槽和十排支架。需要把運坯車迅速地不偏不斜地推到裡面，放鬆槓桿，把擺著磚坯的十條托板分放到十個架子上，再把十對鐵爪卸下來，然後立即推出卸空了的坯車。這一套工藝似乎是上一世紀某個德國人的發明（運坯車有個德國名稱），但是按德國人的設計，不僅要有鐵軌支持著運坯車，在凹坑上還應該有地極支持著推車的工人呢。可是我們腳底下卻只有一些朽爛、折斷的板子，我時常踩空，掉下去。想必原設計還規定烘乾室應安裝通風設備，實際卻沒有。每當我在那裡因為上不好架而手忙腳亂的時候（我時常把車推斜了，托板被卡住，放不到支架上去，弄得濕坯砸到頭上），都要吸進大量煤煙，使氣管刺癢難忍。
所以把我趕回取土場時，我對離開車間並不太傷心。取土場也缺人手——那兒的犯人也在釋放。鮑裡斯-加麥羅夫也被派來挖土，我們開始一道幹活。定額早就清楚：一個人連挖帶裝，再加推到絞車跟前，一班要干六車（六方）。兩人干十二車。天氣乾燥，我們兩人一天來得及完成五車。但是下起了秋天的牛毛細雨。一天、兩天、三天，風也不刮，雨也不變大，只是漸漸瀝瀝地下個不停。它不是傾盆大雨，所以誰也不敢負停止室外作業的責任。「運河工地從來不下雨！」——這本來是古拉格的一句有名的口號。但是在新耶路撒冷不知道為什麼連棉背心也不發。在這煩煞人的毛毛雨下面，我們只好穿著自己的前方的舊軍大衣，在褐紅色的取土坑裡連爬帶滾，染一身紅泥。到了第三天末尾，我們的大衣至少各吸進了一提桶水。勞改營也不發鞋，我們只得在稀泥湯裡泡爛自己最後一雙前方帶回來的皮靴。
頭一天我們倆還說笑話；
「鮑裡斯，你不認為圖曾巴赫男爵現在會非常羨慕咱倆嗎？他總是夢想在磚窯裡勞動。記得嗎？他希望累出一身汗，回家倒頭就能睡著。他八成以為會有烤衣服的烘箱，有被窩蓋，一頓還能吃兩道熱菜呢。」
但是推完了兩車土，我一邊在空車槽幫子上生氣地磕著鐵鍬（粘土總是沾在鍬上不下來），一邊說，話音裡已經帶著火氣了：
「你說，那三姊妹」怎麼就他媽的在家裡呆不住？星期天沒人強迫她們跟青年們一起去拾廢鐵。星期一沒人向她們要學習聖經的筆記。沒人勉強她義務教學。沒人趕她們走家串戶去搞普及教育。」
又推了一車：
「她們成天瞎叨叨些什麼：要勞動！要勞動！要勞動！你們勞動去好了，見你們的鬼去吧，誰攔著你們了？那將是多麼幸福的生活呀！多幸福呀！多幸福呀！什麼樣的幸福？該用警犬把你們送進這個幸福生活。那時候你們就知道了！……」
鮑裡斯體質比我弱，他勉強才使得動那把被土粘得越來越沉的鐵鍬，勉強才能把土甩到車幫子上。但是直到第二天他仍然盡力使我們的精神狀態維持在弗拉季米爾-索洛維約夫一的水平上。他在這方面也比我領先了。他已經讀過多少索洛維約夫的作品，可是整日埋頭於貝塞爾函數的我，連一行也沒有讀過。
他把記得的向我口授，我也使勁記住，可是談何容易，這時候已經沒有那個腦袋瓜子啦！不，一個人怎樣既能保住性命又能求得真理呢？為了理解自己的貧乏，為什麼非得跌入勞改營的最底層不可呢？
他說：
「弗拉季米爾-索絡維約夫教誨我們應當歡樂地迎接死亡。不會有比這裡更壞的地方。」
說得對……
我們能裝多少就裝多少。懲戒口糧就懲戒口糧，去他媽的蛋！混完了一天，就往營裡蹭。但是那裡也沒有什麼好事在等我們：一天三次不放鹽的用蕁麻葉煮的黑湯，頓頓如此；一天發給一勺稀粥，只有一公升的三分之一。麵包是已經切好的，四百五十克，早上一次發齊，中午和晚上一點麵包皮也不給。接著還要叫我們淋著雨站隊清點人數。又得穿著一身沾滿粘土的濕衣裳躺在光板上睡覺，凍得哆嗦，因為工棚裡是不生火的。
到第二天，那濛濛細雨還是下個沒完。取土場泡透了。我們徹底陷在裡面拔不動腳了。不論你一鍬鏟多少，也不論你在車幫子上怎麼磕打，粘土反正是不下去。每次都得伸手把粘土由鍬上摳進車斗。這時我們明白了我們這是白搭工，索性丟開鐵鍬，乾脆用雙手把腳底下吱吱作響的稀泥斂在一起，捧進車裡去。
鮑裡斯在咳嗽。他肺葉裡還留著一塊德國坦克炮彈的彈片。他又黃又瘦，鼻子、耳朵、面部輪廓變得像死人一樣尖削。我細心觀察他，我已經說不准他今年還能不能在勞改營裡過冬。
我們仍盡量轉移注意力，用思想戰勝我們的處境。但是什麼哲學、文學之類的話題已經談不起來了。兩隻胳臂重得跟鐵鍬一樣，耷拉著抬不起來。鮑裡斯建議；
「算了，說話太費勁。我們沉默著，想些有用的事吧。例如作詩。在心裡作。」
我顫抖了。他現在還能作詩？死亡的陰影籠罩著他枯黃的前額，可是在那上面同樣也籠罩著多麼頑強的天才的陰影啊！
於是我們沉默，用手捧著粘土。雨還在下著……但是他們不但不把我們從取土場上撤回，馬特羅寧娜反而親自駕到了。她目光炯炯（黑色的斗篷蒙在她「紅色的」頭頂上），站在陡坡上向作業班長指點著各個角落。我們明白了：今天下午兩點這個作業班下不了班。什麼時候完成定額，什麼時候才讓回去。午飯和晚飯一塊吃吧。
莫斯科的建築工程因為沒有磚正在停工……
馬特羅寧娜走了。雨越下越大。粘土層到處是淡紅色的水潭。我們的車斗裡也積了水。皮靴筒變紅了，軍大衣蓋上了一塊塊的紅斑。雙手被冰冷的粘土凍僵了，用手也已經撈不起什麼東西往車斗裡拋。這時我們放棄了這件徒勞無益的工作，爬到高處的草叢裡坐下，低下頭，翻起大衣領子罩住後腦勺。
從旁邊看，像是野地裡的兩塊淡紅色的石頭。
我們的同齡青年正在索邦（巴黎大學文理學院）或者牛津上學，在充裕的休息時間裡打網球，在大學生咖啡館裡爭論世界性問題。他們已經有著作出版，有圖畫展出。他們挖空心思地尋找能使周圍不夠新穎的世界變形的新穎方法。他們生古典大師們的氣，因為那些人用完了情節和主題。他們生本國政府和本國反動分子的氣，因為它們不願意理解和接受先進的蘇聯經驗。他們對著電台記者的麥克風喋喋不休地發表談話，自說自話、嬌聲嬌氣地解釋著他們在自己最近的或最初的一本書裡想說些什麼。他們判斷人世間的一切都充滿自信，特別是關於我國的昌盛繁榮和最高度的正義。只有到了老年，當他們編纂百科全書的時候，才會驚異地發現在我國的字頭裡，在我國的全部字頭裡，找不到有價值的俄國姓名……
雨水敲在後腦勺上，像鼓點；寒氣爬上濕漉漉的脊背。
我們環顧四方。只見裝了一半的和翻倒的斗車。人全走了。整個取土場空蕩蕩，隔離區外的田野上也沒有人影。在灰茫茫的雨幕中隱現著我所響往的小村莊，那兒連公雞也躲進了乾燥的地方。
我們也帶上鐵鍬，因為怕被人偷走——它是記在我們名下的——拖在身後，像拉著一輛重載的小車。我們繞過馬特羅寧娜的工廠，在霍夫曼式燒磚爐四周的空曠的迴廊的頂棚下面走。這裡有穿堂風，很冷，但乾燥。我們一頭鑽進磚砌的拱道下的塵埃中，就地坐下。
離我們不遠有一個大煤堆。兩個犯人在裡面翻什麼，熱心地找什麼。找到一塊，用牙咬試過，就放進一條口袋。後來他們坐下，每人都嚼著一塊這種灰黑色的東西。
「喂，夥計，你們吃什麼？」
「這叫『海粘土』。大夫不禁止的。吃它沒什麼益處，也沒有害處。一天的口糧裡加上一公斤這東西，跟真地吃飽了一樣。你們也找點吧，這煤堆裡多的是……」
……取土場到晚也沒有完成定額。馬特羅寧娜下令把我們留在這兒一整夜。但是普遍停電，生產區沒有照明，只好把我們召集到工廠大門口，命令全體挽起手，由一支加強的押解隊帶著，在狗吠和斥罵聲中返回生活區。一片漆黑。走在路上看不見哪兒是水潭哪兒是硬地，一步走不好就拽得身旁的人東倒西歪。
生活區也是黑的，只有「個人廚房」的灶膛裡冒出暗紅的火光。食堂裡只是在發飯口放著兩盞煤油燈，看不見牆上的標語，也看不見缽子裡雙份的蕁麻葉菜湯，你用嘴唇試探著往肚裡灌就是了。
明天將如此，未來的每一天都將如此：六年紅粘土，三勺黑菜湯。在監獄裡我們好像也是一天變得比一天弱，但到了這裡衰弱得更快。腦袋裡已經有什麼東西在嗡嗡響。一種舒服的衰弱狀態漸漸來臨，在這種狀態下，退讓容易，反抗難。
工棚裡也是一片黑暗。我們穿著一身濕衣躺在光板上。好像身上貼著熱敷，一件也不脫掉會暖和一些。
張開的雙眼凝望著黑色的屋頂，黑色的天空。
主啊，主啊！在炮彈下，在炸彈下我曾祈求你保全我的生命。而現在我祈求你——給我降下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