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通信〔1〕 文 / 魯迅
蘊儒,培良〔2〕兩兄:
昨天收到兩份《豫報》〔3〕,使我非常快活,尤其是見了那《副刊》。因為它那蓬勃的朝氣,實在是在我先前的豫想以上。
你想:從有著很古的歷史的中州〔4〕,傳來了青年的聲音,彷彿在豫告這古國將要復活,這是一件如何可喜的事呢?
倘使我有這力量,我自然極願意有所貢獻於河南的青年。
但不幸我竟力不從心,因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說得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幾乎難於舉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麼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著我自以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淵,荊棘,狹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負責。然而向青年說話可就難了,如果盲人瞎馬,引入危途,我就該得謀殺許多人命的罪孽。
所以,我終於還不想勸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們的年齡,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歸宿大概總不能一致的罷。但倘若一定要問我青年應當向怎樣的目標,那麼,我只可以說出我為別人設計的話,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
可是還得附加幾句話以免誤解,就是: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
中國古來,一向是最注重於生存的,什麼「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咧,什麼「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咧,什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咧,〔5〕竟有父母願意兒子吸鴉片的,一吸,他就不至於到外面去,有傾家蕩產之虞了。可是這一流人家,家業也決不能長保,因為這是苟活。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後來,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圖生存,而太卑怯,結果就得死亡。以中國古訓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國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結果適得其反,可見我們蔑棄古訓,是刻不容緩的了。這實在是無可奈何,因為我們要生活,而且不是苟活的緣故。
中國人雖然想了各種苟活的理想鄉,可惜終於沒有實現。
但我卻替他們發見了,你們大概知道的罷,就是北京的第一監獄。這監獄在宣武門外的空地裡,不怕鄰家的火災;每日兩餐,不慮凍餒;起居有定,不會傷生;構造堅固,不會倒塌;禁卒管著,不會再犯罪;強盜是決不會來搶的。住在裡面,何等安全,真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闕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古訓所教的就是這樣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動。不動,失錯當然就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錯不是更少麼?我以為人類為向上,即發展起見,應該活動,活動而有若干失錯,也不要緊。惟獨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盤失錯的。因為他掛了生活的招牌,其實卻引人到死路上去!
我想,我們總得將青年從牢獄裡引出來,路上的危險,當然是有的,但這是求生的偶然的危險,無從逃避。想逃避,就須度那古人所希求的第一監獄式生活了,可是真在第一監獄裡的犯人,都想早些釋放,雖然外面並不比獄裡安全。
北京暖和起來了;我的院子裡種了幾株丁香,活了;還有兩株榆葉梅,至今還未發芽,不知道他是否活著。
昨天鬧了一個小亂子〔6〕,許多學生被打傷了;聽說還有死的,我不知道確否。其實,只要聽他們開會,結果不過是開會而已,因為加了強力的迫壓,遂鬧出開會以上的事來。俄國的革命,不就是從這樣的路徑出發的麼?
夜深了,就此擱筆,後來再談罷。
魯迅。五月八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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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開封《豫報副刊》。
〔2〕蘊儒姓呂,名琦,河南人,作者在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任教時的學生。當時他與向培良、高歌等同在開封編輯《豫報副刊》。
培良,姓向,湖南黔陽人,文學團體狂飆社的主要成員。當時常為《莽原》週刊寫稿,後來墮落為國民黨反動派的走卒。參看《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
〔3〕《豫報》在河南開封出版的日報,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創刊。
〔4〕中州上古時代我國分為九州,河南是古代豫州的地方,位於九州中央,所以又稱中州。
〔5〕「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語出《孟子·盡心上》:「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巖牆,危牆。「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語見《史記·袁盎傳》。意思是有錢的人不坐在屋簷下(以免被墜瓦擊中)。「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語見《孝經·開宗明義章》。
〔6〕指北京學生紀念國恥的集會遭壓迫一事。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北京各校學生為紀念國恥(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帝國主義向袁世凱提出最後通牒,要求承認「二十一條」)和追悼孫中山,擬在天安門舉行集會。但事前北洋政府教育部已訓令各校不得放假,當日上午警察廳又派遣巡警分赴各校前後門戒備,禁止學生外出。因此各校學生或行至校門即為巡警攔阻,或在天安門一帶被武裝警察與保安隊馬隊毆打,多人受傷。午後被迫改在神武門開會,會後結隊赴魏家胡同教育總長章士釗住宅,質問壓迫學生愛國運動的理由,又與巡警衝突,被捕十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