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譯後記 文 / 若澤·薩拉馬戈德
199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葡萄牙作家若澤·薩拉馬戈的小說《修道院紀事》要再版，我作為該書的譯者，在這裡和讀者朋友們談談這本書出版前後的一些情況。
1998年4月末，《修道院紀事》中譯本獲得中國《首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彩虹獎》；5月1日，若澤·薩拉馬戈從他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島蘭薩羅特島的寓所電傳給我一封賀信：
「親愛的范維信教授：得悉你獲獎，特表示祝賀和高興。雙重祝賀，雙重高興，這是因為，由於您翻譯的《修道院紀事》一書，我得以帶著尊敬和友好之情分享你一生這幸福的時刻。我相信，這不是最後一次，更多的幸福時刻在等待著你，這實為你傑出的工作使然。」
同年10月，瑞典皇家學院宣佈把1998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若澤·薩拉馬戈，我的一位朋友在最早的時間打電話告訴我這一消息，當時是北京時間晚上9點。我立即寫了一封賀信，信中說：「得悉你獲獎，我並不感到意外，因為你當之無愧，你的《修道院紀事》當之無愧，你的全部作品當之無愧。」
但是，若澤·薩拉馬戈寓所的電話／電傳一直發出忙音，第二天還是這樣。當時我還以為，大概全世界都在往他家打電話，擠不過去，只得通過郵局把信寄走。
其實，若澤·薩拉馬尤並不在家，他作為葡萄牙文學界的代表去參加德國法蘭克福圖書博覽會了。那天下午1點，他來到法蘭克福機場候機室，準備返回蘭薩羅特。他知道，就在此時此刻，瑞典皇家學院秘書長斯圖雷·艾倫可能正走出辦公室，來到貴賓廳，向雲集在那裡的記者們宣佈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九十年來，這一直是世界各地的小說家、詩人和劇作家們焦急等待的時刻。但這一次若澤·薩拉馬戈卻十分平靜，因為近4年來許多人都認為他可能獲此殊榮，但一次次沒有成為現實，每逢別人對他談起諾貝爾文學獎，他總是說「我只不過是一種可能」。
就在他等飛機的時候，電台和電視台都中斷正常節目，宣佈：若澤·薩拉馬戈成為葡萄牙語作家中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定向後轉，返回圖書博覽會。
賀信發出以後，我坐在書房的寫字檯前，往事一幕幕在腦海中湧現。
1987年，我赴葡萄牙里斯本大學文學院進修。應當說，當時我對葡萄牙文學幾乎一無所知，只譯過若澤·羅德裡格斯·米格依斯一個短篇。我翻譯出版的都是巴西作品，例如亞馬多的《死海》、《老船長外傳》，埃裡科·維利希莫的《大使先生》、《安塔列斯事件》等。湊巧的是，在我去里斯本之前亞馬多夫婦應我國文化部邀請來華訪問。在一起吃飯的時候，亞馬多問我：「聽說你要去葡萄牙，你認識哪些葡萄牙作家？」我坦率地說：「對於葡萄牙文學及作家，像中國一句俗語所說，我是兩眼一抹黑。」他說：「我給你寫一封介紹信，好吧？」
我當然高興。
果然，老作家第二天就把「介紹信」給了我，上面列出十幾位葡萄牙作家和文學評論家的名字及其住址、電話，並特別在其中的阿爾瓦洛·薩萊馬名字後面註明：「此人中午12點起床，請勿在此之前打電話。」亞馬多在「介紹信」最後寫道：「請你們像接待我一樣接待我這位朋友。」
名單中就有199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修道院紀事》的作者若澤·薩拉馬戈。
到了里斯本，先是請教文學評論家，瞭解葡萄牙文學概況。他們當中特別令我感動的是阿爾瓦洛·薩萊馬。當時他已70高齡，身體不好，走路顫顫巍巍，但我兩次向他請教，他都像給學生上課一樣，一講就是兩三個小時。記得最後一次結束時，他對我說：「請記住，研究葡萄牙現代文學，要死死盯住兩個人，一個是米格爾·托爾加，一個是若澤·薩拉馬戈！」
這兩位作家都曾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
可惜，米格爾·托爾加去年以90高齡去世。
對葡萄牙文學有個大致的瞭解之後，我在若澤·薩拉馬戈當時在里斯本的寓所拜訪了這位作家。
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雖然不乏文學家的幽默，但比較內向，不像亞馬多等巴西作家們那樣熱情奔放。談到他的文學創作，他問我已經看過哪些書，我說剛剛讀完他的《修道院紀事》，非常喜歡。他問我是不是準備翻譯，我說想翻譯，但現在不動手，因為我不想把他這麼好的一本小說「糟蹋」了。為了讓我以後翻譯起來方便，他又送了我一本《修道院紀事》的英譯本，英譯本的書名改成了《布裡蒙達和巴爾塔薩爾》。
回到北京以後，我又把《修道院紀事》看了兩遍，由於上邊說到的顧慮還是沒有動手。1994年，澳門文化司署和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葡萄牙作家叢書》中第一本、埃薩·德·蓋羅斯的小說《巴濟裡奧表兄》問世，在澳門盧廉若花園舉行首髮式。我作為該書的譯者在首髮式上講話之後，中文和葡文傳媒的記者們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其中一個葡文記者問：「請問范維信教授，你準備翻譯的下一本書是什麼？」我不假思考，脫口而出：「若澤·薩拉馬戈的《修道院紀事》！」
我發現聽眾席上一陣騷動，我說：「我知道你們為什麼議論紛紛，知道《修道院紀事》是一塊『難啃的骨頭』。但是，君子一言，駟馬難追，既然說出口，就要盡其所能，把漢字變成原汁原味的《修道院紀事》奉獻給讀者，決不『糟蹋』了這本我喜愛的好書！」
譯書難，同行們都深有體會，在翻譯《修道院紀事》的整整一年的時間裡，頭上又增添了幾許白髮。1997年，若澤·薩拉馬戈專程來北京參加該書的首髮式，問我翻譯的感受，我說，有時候遇到難譯之處，我像籠子裡的老虎一樣獨自在書房裡轉了一圈又一圈，嘴裡嘟嘟囔囔地抱怨你這個作家給譯者製造了這麼多難解之謎，讓譯者絞盡腦汁。聽到這裡，他幾乎笑出聲，說「兩種文化和文字差別太大了」。
確實，翻譯《修道院紀事》的過程中最大困難就在於文化和文字上的差異。首先，我對宗教一知半解，有時為了一個神的名稱查很多資料仍然一無所獲，只得請教外國朋友，再求教中國專家。如果作者用一個宗教典故「幽默」一下，那麼要先弄懂典故，然後再設法用中文確切地表達出來，既在不加「註釋」（我認為，加註釋是很令讀者生厭的）的情況下讓中國讀者看明白，又不失去原文的幽默感。另外就是他的風格。莫說從葡萄牙文變成我們的方塊字，而且要「信、達、雅」，就連同樣使用葡萄牙文的巴西文學評論家卡洛斯·格拉耶魯也說：「瞭解若澤·薩拉馬戈的作品並非易事。他的小說節奏緩慢，句子很長，一個自然段有時長達幾頁，在敘述中的對話不用引號，僅用逗號隔開。」但是，這位評論家又說，「一旦克服了這些障礙，適應了作者的風格，讀過之後會頓覺豁然開朗，得到極大報償。」對於這最後一點，我作為譯者也深有同感。
我常說，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是個殘酷的職業，永遠不得停歇。但是，當你克服了重重困難，把你認為滿意的譯作呈獻給讀者的時候，那種「得到極大報償」的心情是難以言傳的。
若澤·薩拉馬戈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很多朋友當面或打電話詢問我對這位作家的印象。我覺得，他一直在以豐富的想像力、獨特的風格和深沉得近乎冷酷的目光觀察、分析和表現這個世界和世界上的人們。
但願老作家有更多的作品問世，但願他更多的作品能有中文譯本，早與中國讀者見面。
范維信
1998年11月於北京永樂小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