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六章 文 / 海因裡希·伯爾
為了將沒有根據的猜測防止，及早消除不切實際的期望，現在必須在這裡介紹第一部分的男主角。有些人———不僅是伊爾澤克雷默爾太太———曾想過(至今幾乎所有的人都百思不得其解)，此人為什麼，一個名叫波利斯利沃維奇科爾托夫斯基的蘇聯人，竟得天獨厚，在一九四三年能到一家德國花圈場幹活。即使萊尼涉及波利斯也不愛多說話，有時不過還能說上幾句，她終於———在洛蒂、瑪格蕾特和馬爾婭共同敦促三年之後———能提供有關波利斯利沃維奇情況的兩個人的名字說出了。第一個人與波利斯交情不深，但卻將對他的命運起到很大的作用。此君曾強有力地堅定不移地介入了他的命運，甚至必要時不惜作出犧牲，使他成為一個幸運兒。這是工業界一位地位很高的大人物，他的姓名他要求千萬不能披露。筆者不得洩露絲毫秘密，否則他就會大吃苦頭。由於筆者———當然是口頭上———一口答應過萊尼要保守秘密，因此他想保持君子風度，信守自己的諾言。這位大人物可惜很晚很晚，一直到一九五二年才發現萊尼的線索，因為在這一年他才得知波利斯是一個雙重的幸運兒:他不僅被許可到佩爾策的花圈場去工作，而且還成了萊尼所期待的意中人。
幾乎波利斯蒙受過種種嫌疑:有人說他是德國人派來監視佩爾策及其魚龍混雜的職工的密探。此外，有人說他是當然的蘇聯的密探。刺探什麼情況？是戰時德國花圈場的秘密呢，還是報告德國工人的種種思想情況？確鑿的有一點:他僅僅是個幸運兒。僅此而已。在一九四三年年底他登場時，大概———這裡只能估計———身高一米七六至一米七八，金髮，身材瘦削，至多體重五十四公斤，戴一副紅軍軍用鎳鏡。他闖入萊尼生活時二十三歲，說一口流利的德語，但有波羅的海地方口音在其中，俄語講得完全像俄羅斯人一樣。一九四一年戰爭還未爆發時他到過德國，作為蘇聯戰俘一年半以後回到這個奇怪的(對有些人來說是神秘而險惡的)國家。他出生於一個俄國工人家庭，父親後來被提升為蘇聯駐柏林商務代表處職員。他腦子裡裝了特拉克爾的幾首詩，甚至還有荷爾德林的幾首詩，當然是德文的，作為有學位的公路建築工程師當過工程兵少尉。波利斯得寵的種種前因後果這裡還得交代一下。對此筆者沒有責任。又有誰能有一個當外交官的老子和一個地位顯赫的軍火工業界人士作靠山呢？為什麼男主角不是德國人呢？為什麼不是艾哈德，不是海因裡希，不是阿洛伊斯，不是老格魯伊滕，不是老霍伊澤，不是小霍伊澤，甚至不是值得注意的佩爾策或非常和藹可親的朔爾斯多夫呢？朔爾多夫將終生感到遺憾，只因為他朔爾斯多夫是一個如此狂熱的斯拉夫語言學家，在花名冊上有一個虛構的萊蒙托夫在丹麥修建虛構的工事是我無法忍受的，從而使一個人坐了牢，差一點甚至丟了腦袋。朔爾斯多夫感到不解的是:難道一個人，只是一個人，而且是像老格魯伊滕那樣討人喜歡的人，僅僅由於一個虛構的拉斯科爾尼科夫搬運虛構的水泥袋，在一個虛構的職工食堂將虛構的大麥粥喝著，就得險些送命嗎？
是呀，這要怪萊尼。是她不願要一位德國英雄作男主人公。這一事實人們不得不接受，就像萊尼的許多事情一樣。況且這個波利斯是個正派人，甚至具有相當的教養，甚至受過學校教育。畢竟他是得過學位的築路工程師，雖然沒有學過一句拉丁語，但他十分熟悉這個拉丁詞:「哀悼經」，因為他非常熟悉他的特拉克爾。他儘管所受的學校教育遠遠無法與德國中學畢業這種難能可貴的學歷相比，但平心而論，這種學校教育大體上相當於德國高中畢業。他在年輕時如果承認甚至讀過黑格爾的德文原著這一業經證實的事實(他不是從黑格爾到荷爾德林，而是從荷爾德林到黑格爾)，那麼，恐怕即使對教養要求很高的讀者也願意承認，比萊尼他並不差得很遠，至少做她的情人還是般配的，而且———將會證明———是值得的。從他以前的集中營難友普約特彼特洛維奇波加科夫的可信介紹中我們得知，直到最後一刻他本人對自己所受的恩寵還大惑不解。現年波加科夫六十六歲，患有關節炎，手指蜷曲得很厲害，經常得依靠別人餵食，甚至有時抽煙也得由別人送到他嘴裡。戰後他不願返回蘇聯。他坦率地承認自己「確曾後悔過一千次，並且肯定悔不該後悔過一千次」。使他滿腹狐疑的是一再出現的關於前戰俘回國後命運的報道，他給美國人當看守，成為麥卡錫主義的受害者，在英國人手下找到了棲身之處，穿上一套染成藍色的英國軍裝，又幹起了看守的工作。他始終是個無國籍者，儘管他曾多次申請加入德國國籍。他住在教會慈善機構主辦的一所養老院裡，同住和一個名叫貝倫科的身材魁梧的烏克蘭小學教師，此人蓄著鬍髭，自從老婆去世後一直很悲傷，時常啜泣，成天去教堂和公墓，老是去尋找他在德國居留二十六年來終於發現的一種「廉價的大眾化食品，什麼精美的食品但並非」:醃黃瓜。
一個名叫基特金的列寧格勒人是與波加科夫同房間的另一位，此人老態龍鍾，自稱害「思鄉病」。他是個沉默寡言、瘦骨嶙峋的人，「他」———又是根據他自己的話———「鄉思是簡直擺脫不了的」。這三位老人時常會爆發爭吵，貝倫科直呼波加科夫為「你這個不信神的傢伙」，波加科夫叫貝倫科「法西斯分子」，基特金罵他們倆是「饒舌者」，自己被貝倫科稱為「老自由派」，被波加科夫稱為「反動分子」。是六個月前老婆死後貝倫科才搬來與兩人同住的，因此算是「新來者」。
波加科夫不願當著兩個同屋夥伴的面談波利斯和自己在集中營的情況，必須等待貝倫科去公墓、教堂或是去「找黃瓜」，基特金出去散步，去買「香煙」的時機是不消說的。波加科夫說一口流利的德語，清楚明白，只有常含糊地使用「受用」一詞例外。在夜裡由於「幾十年他媽的站崗放哨，不管天氣多冷，後來甚至還扛一支槍」，確實他的雙手蜷曲得很厲害，因此筆者和波先花了一些時間考慮如何改善波的抽煙方法。「我依靠別人點煙，還算是受用吧，可每抽一口，不———我如今每天要抽五六支，有煙的話抽十支。」最後，筆者(自己在這裡不得不破例地突出)想出一個主意，向樓層值班護士要來了一個輸液用的架子，憑借一根鐵絲和三隻衣夾，在那位(順便提一下，顯然討人喜歡的)護士的配合下設計出一套裝置「受用的抽煙架」，波加科夫高興地稱之為一個套圈，我們用鐵絲做了，用兩隻衣夾把它吊在架子上，把第三隻衣夾固定在相當於波加科夫嘴巴高度的地方，將一個煙嘴兒夾住，現在，只要那個「法西斯黃瓜食用者或長著一副GPU嘴臉的思鄉病人」給他點著香煙，插進煙嘴兒，波加科夫只要用嘴吸就行了。由於設計了「受用的吸煙架」筆者博得波一定程度的好感，使他從而談得更起勁，這是無可否認的，正如筆者通過贈送香煙改善了波每月區區二十五馬克的零用錢一樣，這樣做不僅僅是———他矢口斷言———是出於自私自利的原因的。現在請看波加科夫的陳述；由於喘息和吸煙時而中斷他的話，不過這裡以記錄形式不間斷地完整地予以複述。
「自然我們的處境談不上絕對受用!但相對地說是受用的。至於波利斯科爾托夫斯基，他全然，確實是全然不知情，能來到我們營裡，他就覺得是意外的幸運了。他一定猜到有人在暗中幫忙，但此人是誰到後來才知道，其實他是能想到的。我們只能在最嚴密的監視下拆毀著火的房屋或救火，搶修被炸壞的公路和鐵路———往自己口袋裡誰要是敢塞哪怕一根鐵釘，是的，只是一根普通的鐵釘，而對於一個囚犯來說一根鐵釘可能是貴重之物，如果被抓住，他被抓住，那就可以說他甭想再活了———我們幹的就是這種活兒，而那個毫不知情的小子，每天早晨卻由一個脾氣好的德國哨兵接送到那個非常受用的花圃去。他白天在那兒幹些輕活，後來甚至到半夜才回來，甚至還———這一點只有我知道，此事當我得悉後真為這個小子受用的腦袋擔心，就像為我親生兒子的腦袋擔心一樣———有一個姑娘同他相好!這件事雖然沒有使我們起疑，忌妒卻使我們感到了，而這種情緒在俘虜中間是大量存在的，即使並不令人受用。革命勝利後我在維捷布斯克上學，每天早晨有一個同學都坐馬車，真的坐出租車上學———波利斯給我們的感覺就像他一樣。他後來帶回來麵包甚至黃油，有時還有報紙，而且總是帶來戰爭形勢的消息———甚至引起轟動地帶來只有資本家才能穿的高級衣服———才略有改善他的處境受用，不過還談不上，因為我們營自封的政委維克托根利肖維奇不相信，波利斯所得到的許多受用是資產階級所說的走運。他認為這違背歷史的邏輯。可怕的是，他最後得悉他說對了。至於他是怎麼知道的，就只有天曉得那個了。反正過了七個月他就知道了:波利斯一九四一年就在柏林父親的寓所裡認識了父親的一位朋友(此人姓名從略，筆者因此已保證不予披露。)戰爭爆發後，波利斯的父親被調到情報部門工作，是潛伏在德國的蘇聯間諜的聯絡人之一，將許多條線和聯絡點掌握了。他利用其中一條渠道把兒子被俘之事通知了那位先生，請他幫忙。用時髦的說法，他裡通外國，以權謀私，勾結一個最壞的德國大資本家，為自己兒子撈好處。維克托根利肖維奇是怎樣打聽到這一點的您就別問啦!他們也許當時就有了通訊衛星，這些狗雜種。不過，後來他還獲悉一點，而波利斯始終卻不知道:因此他的父親被抓走———『砰砰』，丟了老命。維克托根利肖維奇認為，只有歷史的邏輯，不存在我那位虔誠的朋友和黃瓜愛好者貝倫科當然會說成是天意的資產階級運氣，究竟他對不對呢？對波利斯的父親來說，是非常不受用的下場，對波利斯來說就並非如此，因為維克托根利肖維奇的猜疑超過了實際情況:是否那些頂好的衣服直接來自那位先生之手？人們甚至知道，此人反對同蘇聯打仗，主張希特勒同蘇聯締結永恆的、堅強的、牢不可破的同盟，甚至敢於在柏林送波利斯、波的父母和妹妹莉迪婭上火車，一一同他們熱烈擁抱，並在分別時提出要和波利斯的父親以『你』相稱。波利斯進這家奇怪的花圃去扎花圈，給法西斯分子的花圈起草輓聯與此人是否有直接聯繫？不，不，不，他與他沒有聯繫，只與那些男女工人們有聯繫。那麼———為了在這種該死的受用情況下至少能有所作為———他們的情緒如何，德國工人的情緒又如何呢？三人明確支持，兩人保持中立，兩人可能反對，他們雖然不能直接表示出來!這又與維克托根利肖維奇的情報不一致，以他的情報為根據，一九四四年德國工人正處在一次暴動的前夕。該死的，我告訴您，這小子的處境複雜，巨大的代價，為他的受用付出了。他的情況完全不合歷史邏輯，確實他有個相好的女人，甚至後來還多次同那個漂亮迷人的姑娘尋歡作樂，如果被人知道的話———天哪!他因此一口咬定，送給他的東西———後來越來越多，有衣服、咖啡、茶葉、香煙、黃油———給他藏在一個泥炭堆裡的是一個他不知道的人，至於有關戰事的消息，他說是他的老闆、那個花奔和花圈商偷偷告訴他的。雖然維克托根利肖維奇固執己見，卻並非有便宜不沾:他接受了送給他的一件真正的羊絨背心、香煙以及———這真是一件激動人心的禮物———他接受了一張極小的歐洲地圖，那是從一張袖珍日曆上撕下來的，像一小塊糖果那樣大小巧妙地折疊了———這可是一份從天而降的珍貴禮物。我們終於能具體知道我們的人打到什麼地方，向什麼地方推進了。維克托把羊絨背心偷偷地穿在他那件破破爛爛的汗衫裡面，是灰色的羊絨背心，看上去就像一件骯髒的破衣服。這件背心因為甚至有可能使某個德國哨兵動心，也會覺得它十分受用。波利斯從此以後，就經常向我們提供有關戰線位置、蘇聯和盟國軍隊進軍的可靠消息———從此他備受維克托根利肖維奇的垂青，這種消息鼓起我們的士氣因為後者正迫切需要———由於他受到維克托垂青，自然他就失去了其他人的信任———這是不言而喻的事，只要你瞭解戰俘的辯證法的話。」這麼多情況，為了從普約特彼特洛維奇波加科夫那裡搞到，先後需要五次有利的時機。筆者不得不自己掏錢買了一個吊鹽水瓶架子送給波加科夫，因為借來的那一個時常得拿走去派原先的用場，為了打發走貝倫科和基特金兩人，筆者甚至還買電影票和音樂會入場券，根據《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和《日瓦戈醫生》等小說改編的彩色影片好讓他們去看，欣賞姆蒂斯拉夫羅斯特羅波維奇的精彩表演。
筆者這時認為該去打擾那位高層人士了。在這裡補充一點也許就夠了:在一九○○年至一九七○年之間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的任何德國人以及同一歷史時期的任何俄國幹部和蘇聯幹部，一聽到他的名字都會肅然起敬，克里姆林宮的所有大門，即使在今天，也許甚至通向毛的書齋的那扇小門———它如果還未曾打開的話———都會隨時向他敞開。筆者已向萊尼許諾，而且她自己也保證:這個名字決不說出的，即使遭到嚴刑拷問也不說。
為了使那位先生心情愉快，也為了並非低三下四而是不卑不亢地請求他賞臉，也許今後再進行幾次提供情況的談話，筆者不得不坐了大約三刻鐘火車———只能將這些情況透露了———往北方和東北方向，還掏腰包給他的夫人買了一束花，給這位先生買了一本皮面精裝的《歐根奧涅金》。將幾杯相當不錯的茶喝過(優於修女們的茶，但不如赫特霍尼太太的茶)，談談天氣和文學，也提到萊尼的情況(夫人疑惑地問:「這是誰呀？」———先生不客氣地答道:「哎，你知道的，就是戰時與波利斯利沃維奇來往的那個女人。」———筆者猜測這位太太，還以為是什麼風流韻事呢)。不可避免地無法再談天氣、文學和萊尼的時刻之後就到了，這位先生相當粗魯———是確實如此的———而且明確地說:「咪咪，你走吧，讓我們單獨談一談。」咪咪於是確信筆者是來送情書的，在走出房間時並不掩飾受委屈的神色。
這位先生是否要描述一下？六十五歲左右，白髮蒼蒼，氣度不凡，並非不熱情，但神情嚴肅。在一間客廳裡坐著，其面積約有一座有六百名學生的學校禮堂一半大，面臨一個大花園，園中有德國樹木，英國草坪、大約最小的一棵樹有一百六十歲，還有月季花壇———而所有的一切，包括主人的臉色，甚至畢加索、夏加爾、勞申貝格、沃霍爾、佩殺施泰因、瓦爾德米勒、普爾曼等人的作品———所有的一切都在某種———筆者斗膽說———悲痛的氣氛之中沉浸。這裡也有T、W、L2和S!就沒有一絲L1的跡象？
「這位波加科夫先生您是想瞭解的———順便說一下，我還要幫他一點忙呢，您別忘了把他的名字和地址告訴我的秘書———對您談的情況是否屬實。喏，大致差不離是我能說的。波利斯營裡的那個政委是從什麼地方瞭解到的，從什麼地方瞭解到他呢？(聳肩)———波加科夫先生提供的情況確實不錯。是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一年期間我在柏林認識波利斯的父親的，我們成了好朋友。沒有什麼危險的事，這可不是，對他對我都是如此。從世界政治和整個歷史來看，我仍然主張蘇德兩國結盟，而且我認為，一個親密的、真正的、相互信任的同盟甚至會使———民主德國從地圖上消失。我們是重視蘇聯的，我們。不過這是以後的事情了。喏，當年我在柏林被認為是紅色的———確實也是如此，今天仍然如此———而我之所以批評今天聯邦政府的東方政策，只因為我認為它太軟弱，太優柔寡斷了。是啊，談到波加科夫先生———有一封信，我確實有一天在我的柏林辦事處收到了，信裡有一張條子，上面只寫著:『萊夫轉告您，波被德軍俘虜。』這張條子不知是誰送來的———也無關緊要，這個是送到樓下看門人那裡的。您可想而知，當時我是多麼激動。我非常喜歡這個聰明伶俐、愛動腦筋、文雅安靜的男孩，我曾多次———也許有十來次———在他父親的寓所見過他。格奧爾格特拉克爾的詩集和一套荷爾德林全集，我送給他向他介紹卡夫卡———我大概可以說，是《鄉村醫生》的最早讀者之一，如果不是第一個讀者的話，那是我十四歲上中學時請母親在一九二○年聖誕節送給我的禮物。我這時得知這個，我覺得老是愛苦思冥想、不通世故的小子在德國當了蘇聯俘虜。是否您認為(這時，雖然談不上詰問的眼色，這位先生卻反守為攻，重又變得咄咄逼人起來)，是否您認為我不知道集中營裡的情況？您以為我又聾又瞎、麻木不仁嗎？(筆者從來沒有說過這種話。)您以為(這時聲音變得近乎惡狠狠了!)這一切我認為全都對頭嗎？我這時(聲音由弱變為很弱)終於有機會有所作為了。這小子可在什麼地方呢？當時我們有幾百萬或幾十萬蘇聯俘虜!是否他在被俘時就被打死打傷了呢？您到這麼多人中間去找一個波利斯利沃維奇科爾托夫斯基看看(聲音又升高，變得咄咄逼人)!我找到了他，可我對您講(對毫無責任的筆者氣勢洶洶地揮手)，我是靠OKH和OKW(陸軍總司令部和國防軍總司令部———筆者)裡的朋友找到他的———我找到了他。在什麼地方？當採石工人，集中營裡倒不是的，可是和集中營差不多。什麼叫採石您知道嗎？(由於筆者確實在一家採石場工作過三個星期，這個問題的言外之意他覺得是他不知道採石工是什麼，講得婉轉些，這是主觀武斷，他回答的機會尤其是根本沒有。)那就等於被判處死刑。您有沒有試過從納粹的蘇聯戰俘集中營裡弄出什麼人？(是毫無道理的這種責備口氣，因為筆者雖然從未試過從什麼地方弄出什麼人，這種可能也從未有過，但有幾次倒是有機會放著俘虜不抓或讓他們跑掉，他也這樣做了。)是啊，我也花了整整四個月的時間，才能給這小子幫上一點忙。把他先從一個死亡率為百分之百的恐怖營轉到一個稍微不那麼恐怖、平均一個半人死一個的營，再從這個不那麼恐怖的營轉到一個僅只可怕、平均兩個半人死一個的營，從這個可怕的營再轉到一個不那麼可怕、平均三個半人死一個的營———他這樣就進了一個遠遠低於平均死亡率的營，但他還是又換到了一個勉強可以算是正常的營。死亡率極低:平均五點八人死一個。我把他轉送到那裡，因為我有個要好的朋友、老同學埃裡希封卡姆在這個老營(老營？老集中營———筆者)當少校司令官，在斯大林格勒他丟掉了一條胳膊、一條腿和一隻眼睛。波利斯就到了他那裡。也許您會想，這事埃裡希封卡姆一人能作主嗎？筆者什麼也沒有想，他唯一想要得到的是實事求是的消息)不，這事得由黨的大人物出面，不得不向其中一個行賄———給他的情婦送了一個煤氣灶，還送了他五百多升汽油票和三百支法國香煙，如果您想詳細瞭解的話(筆者正想詳細瞭解)。這個黨內大人物最後還得找另一個黨員，就是那個佩爾策，略加關照，讓他照顧波利斯———此外還有那個每天派人押送波利斯的警備隊隊長胡貝蒂上校，他受過老式教育，穩健，通情達理，不過為人小心謹慎，因為黨衛隊曾數次想找他麻煩，給他扣一頂『濫施人道』的帽子。胡貝蒂上校要求給他開一張證明，證明波利斯在花圃的活動對戰爭具有重要意義或具有『重要情報價值』，而且這時我們碰巧或是走運，您如果願意(筆者不願意———筆者)，也可以說是天意。這個佩爾策參加過共產黨，還僱傭了一名從前的女同黨，她的丈夫———或者是情人，我相信反正是非法同居之類———帶著具有重要情報價值的文件逃亡到法國去了。於是，用行話來說，波利斯是官方派去盯住那個女人的，而這一點他本人或那個佩爾策或那個女共產黨都不知道———而我又是從『東方外籍軍隊』處的一個熟人那裡把這張證明搞到的———最要緊的是，我的活動也必須保密，否則就會適得其反:黨衛隊會注意到波利斯的。您想想看(筆者又沒有想什麼———筆者)，為這樣一個小伙子做一些真正有用的事是多難啊———七月二十日，以後風聲以後更緊了。那個黨內要人索取更多的財物———千鈞一髮。誰這時候還會去關心蘇聯工兵少尉波利斯利沃維奇科爾托夫斯基的命運呢？」
在粗略地領教了即使身居高位者為一名蘇聯戰俘做點事也是多麼難之後，筆者又回過頭去走訪了波加科夫，並且捎上醃黃瓜和彩色影片《賴安的女兒》的兩張入場券。這時波加科夫已配備了一個水煙筒上的橡皮管，把它套在煙嘴上，這樣他就能「受用地」噴雲吐霧，因為他甚至可以用他蜷曲的手握住橡皮管(「這樣我就用不著老是撅嘴去夠煙嘴了」)，所以簡直談起來滔滔不絕，也不在乎即使談到波利斯的隱私乃至最隱諱的事情。
「嗯，」波加科夫說，「根本嚴厲的維克托根利肖維奇去提醒他注意是根本用不著的，他的命運之受用不合歷史邏輯。這小伙子最感不安的是那只明顯感覺得到但又看不到的手，把他從一個營挪到另一個營，最後來到了這家花圃。除了有其他好處外，花圃還有一個好處:那裡暖烘烘的，永遠生著爐子，這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的冬天可不是微不足道的受用。我後來偷偷地告訴了他，他終於得知是誰把他弄到那裡去的，但一點也沒有放下心來，他有一段時間甚至懷疑那個可愛的姑娘，因為他以為她是那位先生收買後安插在那裡的。還有一件事使這個簡直敏感得出奇的小伙子極其緊張:槍炮聲在他那個如此受用的工作場所附近接連不斷。這裡我並沒有，也絲毫不想有這個意思:說這個小伙子忘恩負義。不，這種意思一點也沒有—他心裡樂得像開了花，不過事實的確如此:使他神經過敏的是不停的槍炮聲。」
必須在這裡回憶一下，一九四三年末一九四四年初，德國各類死人的喪葬活動不斷刷新記錄:不僅陵園看守、花圈工人、祭司、地方黨組織頭頭、發表演說的市長、教師、團指揮官、企業領導人、戰友———還有奉命鳴放禮炮的警備營戰士也不得不連續朝天開槍。根據遭難者的人數、級別、死亡方式，官職，中央陵園每天早晨七時至傍晚六時槍聲不絕於耳。格龍奇的原話，在以下引用:
「往往聽上去如此，陵園好像是一個練兵場或者至少是一個射擊場。當然禮炮聲應當像一聲炮聲———在一九一七年我自己當後備軍上士時曾領導過禮炮隊———但往往這種願望不能實現，聽上去聲音就像連珠炮，或者像在試驗一種新式機槍。有時還有炸彈爆炸聲、高射炮的轟鳴，使對雜音敏感的人真受不了。有時我們打開窗子，鼻子伸出去，確實聞到了火藥味，儘管都是些空包彈。」
此外如果允許筆者破例加以評論，那麼他想指出，也許有時會調來一些對射擊還不熟練的年輕士兵，向祭師、送喪的死者家屬、軍官和黨魁們的頭頂上開火，他們定會感到奇怪的———而這有可能使他們緊張不安，但願無人責怪自己。那時肯定也會流下幾滴T，可以看到許多W，感到S，而幾乎死者家屬中沒有人確信自己會太平無事，某些人臉上露出了明顯的S，擔心有朝一日自己也會在禮炮聲中被埋葬，恐怕這些決不會使那些士兵感到安心。喪禮並不總是那麼隆重，每天陵園如果不是上千個，也有幾百個結膜囊在活動，腦幹的控制失靈，因為也許有些人會感到自己最珍惜的東西受到了打擊。
波加科夫:「當然懷疑那姑娘的時間不長，一天或兩天，在她把手放在他手上，這種事(？？)他碰到之後，嗯———您知道，我是說就像長期沒有接觸過女人，自己又不敢採取主動的男人們常有的情況一樣———對，對，直截了當地當那姑娘把手放在他的手上，就在她放花圈的桌子旁邊，他的心情當時就是這樣的。不錯，就是這樣。這是他告訴我的，當然他已經遇到過幾次這種情況，但只是在夢中，在光天化日之下從來不曾過，他被弄得不知所措，內心充滿一種受用的欣喜感覺。您要知道，這小子很天真，受的是清教徒式的教育，對於所謂性愛那一套———他一竅不通。這時人們發現———只要您向我鄭重保證(他這樣做了!———筆者)，決不會讓這個姑娘知道的(筆者肯定，萊尼可以知道此事，她不會感到羞愧，也許甚至會感到高興———筆者)，我就告訴您，這小子還從來沒有被女人留宿過。(看到筆者驚奇地豎起眉毛，便繼續說)是啊，我總是這麼說:被女人留宿。他並不想知道怎麼去做，因為他已經懂得那是需要一定的身體條件的，可說是很受用的條件的，如果將一個女人愛上，想留宿在她那裡，在某種興奮的狀態下想把什麼放進哪裡，那是明擺著的。嗯，他已經明白這一點，只是———當時還有一件小事———該死的，這個小伙子我喜歡，如果您想知道的話(筆者想知道———筆者)，他救過我的命，沒有他，我早就餓死了，去見閻王了沒有他的信任，我也就活不下去。他還會跟誰說呢？媽的!他的一切就是我，他的父親、兄弟、朋友———當他真和那個姑娘相好以後，夜裡我躺在床上為他擔心流淚。我警告過他，對他說:『好吧，既然你這麼愛她，甘冒殺頭的危險———可是她呢？你想想，她冒了多大風險———她不能托詞說你脅迫或強姦她，為自己開脫———誰在這種情況下也不會相信她。你要明白道理!』『明白道理，』他說，『要是你能見到她，就不會談什麼道理了，要是我向她談道理———她會笑我的。我冒多大風險她知道，也知道我明白她冒多大風險———我們明白道理這種話，她不想聽。她也不想死，她想活———而且她願意我們利用一切機會一起留宿。』———這個字眼我承認是他向我學的。我後來見到了她，進一步瞭解她之後，我認識到道理是一個愚蠢的字眼。不，可是當時還有一件事叫小伙子十分苦惱。他兩三歲的時候，國內戰爭時期，他的母親把他寄養在加利西亞地區鄉下一個老朋友家裡，這個朋友的祖母是猶太人。這個朋友後來被槍斃了，他就由老奶奶撫養，他和村裡的猶太孩子一起玩，大約過了一兩年，老奶奶也死了，另一個老大娘收養了他。他的詳細身世從此再也沒有人知道了。這位老大娘有一天發現小波利斯還沒有行過割禮，她自然以為這是去世的老奶奶的疏忽，給他幹脆就補了一刀———這樣，他就被割去了包皮。差一點我急瘋了。我問他，我說:『波利斯，你知道我這個人不抱成見，告訴我，究竟你是不是猶太人？』他向我發誓:『不，我不是猶太人；我要是猶太人的話，一定會對你說的。』唔，猶太人的口音他一點也沒有———可這是個壞消息，因為我們營裡有很多排猶分子，他們會折磨他，甚至會向德國人告密。我問他:『檢查身體時你是怎樣過關的？我指的是，你割過包皮，怎麼沒有給查出來？』———他說，他有一個朋友是莫斯科醫科大學生，這有可能帶來多大的危險，此人明白，在他應徵入伍前又給他臨時縫上一截貓腸，做得乾淨利落，不過疼得要命，後來一直保持得不壞，直到———直到他經常處於這種興奮狀態，禁不住這塊縫上去的皮才脫落了。這時他想知道女人是不是———等等。唔，這又使我夜裡心驚膽戰，憂慮萬分:女人的事不是原因———對女人注意什麼、是否會注意我一無所知———不，可維克托根利肖維奇是個狂熱的排猶分子，還有幾個人由於嫉妒和懷疑會去向德國人告密———唔，到了那個時候，他命就再也沒有什麼大人物能夠救了。那些受用也就全完了。」
那位大人物說:「實話告訴您，當我事後聽說他有了風流韻事時，我非常生氣，真生氣，太過分了，這個。他一定知道這事有多麼危險，可想而知，我們這些保護他的人———他知道有人保護他———全都很為難。事情一暴露了，整個複雜的安排配合就會被徹底揭穿。您知道對這種事情是不會寬恕的。唔，結果倒沒有出事，我只是還有些後怕，而且對普法伊弗小姐———太太也毫不掩飾，對這種忘恩負義的行為我感到震驚。是的，忘恩負義，我是這樣說的。天啊，就為了一個娘兒們!當然我通過我的聯絡員不斷地瞭解到他的生活情況，有時真想利用出差的機會到那兒去看看他———但最後還是放棄了這個念頭。他已經夠叫我生氣的了，因為有幾次他公然在電車上向別人挑釁，究竟是有意還是無意，我就不知道了———可是確實有人指控他和他的看守。調查封卡姆不得不進行了———他原來大清早在電車上唱歌，多半是小聲哼哼，但有時唱得能使人聽懂歌詞內容———他唱的是什麼您知道嗎？《同志們向太陽向自由》的第二段:『你看那黑暗已消滅，萬丈光芒在前頭。』———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一年以後，大清早在擠滿了人的電車上向打夜班的德國男女工人唱這種歌，局勢那麼嚴重，還唱歌，這樣做您認為明智嗎？———您想想，他如果唱———我可以肯定，他這樣做並沒有什麼別的想法———第三段:『砸碎那統治我們的枷鎖，勞動紅旗飄全球。』您看，並非我被扣上紅帽子毫無道理。真叫人生氣，生氣。押送的士兵受到處分，封卡姆破例打電話———我們平時都是通過信使聯繫———問我:『這麼一個搗亂分子你怎麼給了我？』———唔，事情倒是解決了，可這帶來了多少的麻煩呀。又是送禮，又是提到『東方外籍軍隊處的調令』———可後來又出了亂子:有個工人在電車上同波利斯攀談，低聲對他說:『鼓起勇氣，同志，差不多戰爭已打贏了。』給押送的士兵聽到了這句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說服他收回他的報告———這事有可能叫那個工人掉腦袋。不，我確實沒有落個好，只有麻煩。」
那位完全有資格奪去波利斯的男主角角色的先生看來有必要再次走訪:瓦爾特佩爾策，七十歲，住在靠近樹林的一幢黃黑色平房中。一面牆上裝飾著金光閃閃的金屬鹿，另一面牆上裝飾著金光閃閃的金屬馬。他有一匹騎用馬和一個供這匹馬使用的馬廄，他自己有一輛(高級)轎車，他妻子有一輛(中級)轎車。筆者第二次走訪他時(以後還有多次)，發現他完全陷於消沉憂鬱、近乎悔恨的狀態之中。
「你讓自己的孩子受教育，送他們上大學:我兒子是醫生，女兒學考古———現在在土耳其———可結果呢？卻不是看得起家庭。暴發戶，老納粹，發戰爭財者，投機分子———您信不信我都聽到些什麼？甚至我女兒對我談第三世界，可我問您:什麼是第一世界她懂得嗎？她自己出身的那個世界懂得嗎？我有很多時間讀書，也喜歡思考問題。您看看那個萊尼，當年她不肯把她的房子賣給我，因為她不相信我———她後來把房了賣給了霍伊澤，而他夥同他那精明的孫子在幹什麼？他正在考慮趕萊尼搬家，因為她把房間轉租給外籍工人，房租，早已不按時交付了，或者根本付不起房租了。要是我的話，難道會有這種念頭，把萊尼趕出她的住宅嗎？決不會，無論在哪種政治制度下，都不會這樣做的。決不會的。我毫不隱瞞，她一到我那裡，她，我就愛上了，我對婚姻從來不很認真。我隱瞞過這一點嗎？沒有。我曾經是納粹分子，參加過共產黨，我利用過戰爭給我的買賣提供的某些經濟上的機遇，我隱瞞了這些嗎？沒有。我———請原諒我使用粗俗的言詞———能撈就撈。我承認。可是，一九三三年以後，我的企業裡或企業外的任何人，我傷害過嗎？沒有。不錯，我在那以前有點粗暴，我承認。可一九三三年以後呢？從沒有損害過一個人。給我幹活和與我同事的人，有誰能抱怨我呢？也沒有人抱怨過我。也許唯一一個會抱怨的人是克雷姆普，可是他已死了。不錯，我整過他，這我承認，這個討厭的狂熱分子，差點兒把我的整個企業攪得天翻地覆，使得大家沒法好好幹活。那個俄國人進場的第一天，這個白癡就想如同對待劣等人那樣行事。事情是在九點鐘過後不久休息進早餐時從萊尼給俄國人送去一杯咖啡開始的。那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底或一九四四年一月初的一天，天氣很冷。當時已經形成了慣例，由伊爾澤克雷默爾煮咖啡。如果您問為什麼，那是因為她是我們當中最可靠的，而當時克雷姆普這個傻瓜倒是該問，一個年老的女共產黨怎麼成了幹這種活計的最可靠人選？那時我們都自己帶咖啡粉，放在一個紙袋裡，光是咖啡粉就夠叫人惱火的。有人只有咖啡代用品，有人是一比十、一比八的混合咖啡，萊尼的總是一比三，我有時捨得奢侈一下用一比一的比例，甚至偶爾用純咖啡:這就是說，有十個不同的咖啡粉袋子，十把不同的咖啡壺———鑒於咖啡的供應情況，這是對伊爾澤絕對信任的一個崗位，因為她如果從一個裝好咖啡的袋子中抓一點放到她那有時很差的咖啡中去，又有誰會發覺或想到呢？沒有人會的。這就是共產黨人所說的團結，而納粹分子克雷姆普、汪夫特和謝爾夫就大大利用了這一點。沒有一個人會想到讓汪夫特或謝爾夫基或克雷姆普那個大笨蛋去煮咖啡:顯而易見，他們會掉包的。不過我得補充一句，克雷姆普通常沒有什麼好掉包的，這傢伙太傻太死板了，通常喝純粹的代用品———還有，當咖啡倒出來的時候那種氣味:那個年頭只要一聞氣味，哪種咖啡裡有哪怕一點兒真貨馬上就知道———萊尼的咖啡壺正是味道最香的———唔，好了。只要九點一刻把咖啡壺一分，不快、羨慕、嫉妒乃至憎恨和報復的思想都會湧上心頭，您相信嗎？您以為一九四四年初警察或黨還有工夫去一個一個查究———那是什麼意思，我不明白———『破壞戰時經濟罪』麼？他們倒是高興大家都能搞到一點咖啡，不管其來路如何。好了———我們的萊尼在那個俄國人進場的第一天幹了什麼事呢？她給俄國人斟了一杯她的咖啡———那是一比三的咖啡，您要知道，而克雷姆普喝的是他那淡而無味的代用品———從自己的壺裡她用自己的杯子給俄國人倒了一杯，送到他最初幾天和克雷姆普一起在花圈架子組幹活的那張桌子上去。請一個既無杯子又無咖啡的人喝一杯咖啡，這是理所當然的，對萊尼來說———可您以為她知道這有多麼大的政治性嗎？我看到就連伊爾澤克雷默爾也變得面無人色———因為她知道這有多麼大的政治性:給一個俄國人送一杯一比三的咖啡，本來這種咖啡的香味就壓倒了所有其他淡而無味的混合咖啡。克雷姆普做什麼呢？平常他坐在那裡幹活，解開放著他的假腿，因為他還沒有完全適應，這時他從牆上的鉤子上取下那條解開的假腿———可想而知，牆上老是掛著這麼一條假腿有多麼好看啊!———從那個完全被搞糊塗的俄國人手中把杯子打掉了。接著是死一般的寂靜，我想人們就是這樣說的，不過這種所謂死一般的寂靜———在文學作品中，在我現在有時閱讀的作品中就是這樣說的———區分為不同的幾種還是可以的:謝爾夫和汪夫特用死一般的寂靜表示支持，霍埃特和策芬以此保持中立，以此赫特霍尼和伊爾澤則表示同情。唔，我可以告訴您，我們全都大吃一驚，將討厭的格龍奇除外，他靠在辦公室的門框上，站在我旁邊一味笑著。他倒高興，此人顛三倒四，沒有什麼事會叫他擔心，雖然他老奸巨猾，鬼得要命。我做了什麼呢？我由於緊張從辦公室門口朝工作間吐了一口唾沫———如果有這種東西而我又成功地將它表達了，那就是一口完全帶有嘲弄意味的唾沫，它落下的地方距離克雷姆普比距離萊尼近得多。我的天哪，我的唾沫距離克雷姆普比距離萊尼近，其重要的政治含義你怎麼能說清呢？你怎麼證明這口唾沫帶有嘲諷意味呢？一直仍是死一般的寂靜，可以說籠罩著一種透不過氣來的恐懼不安的緊張氣氛，萊尼這時怎麼辦呢？她怎麼辦呢？她拾起了杯子———由於掉在滿地都是的泥炭灰上，杯子沒有摔破———她拾起杯子，走到水龍頭跟前，仔仔細細地沖洗———洗得那麼仔細，一種挑釁，這本身就是的———我相信，從此刻起，她就存心進行挑釁了。我的天哪，您知道，很快這麼一個杯子就可以洗乾淨，我認為也可以洗徹底，可她那洗杯子的樣子，就好像那是個聖餐杯———她接著又完全多此一舉———用一條潔淨的手帕把杯子擦乾，走到她的咖啡壺那裡，從壺裡倒出了第二杯———您知道，是那種可以裝兩杯咖啡的小壺———並把它平心靜氣地端給俄國人，克雷姆普看也不看。她並不是默默無言地這樣做的。不，她還說了一聲:『請吧。』現在就看俄國人了。他一定知道，具有多大的政治意義，整個場面———我告訴您吧，這小子很敏感、聰明、機靈，有些人還真不如他呢。他臉色蒼白，戴一副古怪的鎳鏡，淡黃色的頭髮有點鬈曲，模樣幾乎像個小天使———他怎麼辦，他怎麼辦？在周圍仍然籠罩著死一般的寂靜，每個人都感到關鍵的時刻來到了。萊尼已經亮了相———他怎麼辦呢？唔，他接過咖啡，用準確的德語清楚響亮地說:『謝謝，小姐。』———並且喝起來。汗珠他的額頭上冒出了，您聽著，可能他已有好幾年沒有得到過一滴咖啡或茶了———這對他來說猶如給瘦弱的肌體打了一針。唔，這樣一來幸而就結束了緊張得可怕的死一般寂靜———如釋重負地赫特霍尼歎了一口氣，嘰裡咕嚕地克雷姆普說什麼『布爾什維克———軍人寡婦———給布爾什維克喝咖啡』，第二次格龍奇笑了，第二次我吐了一口唾沫，放肆極了，差點吐到克雷姆普的假腿上———那可就是褻瀆聖物了。謝爾夫和汪夫特氣呼呼的，其他人如釋重負。萊尼這時沒有咖啡喝了———伊爾澤克雷默爾，她做了什麼呢？從自己的壺裡她給萊尼倒了一杯，給她送去，同時清楚地說:『你也不能幹咽麵包呀。』———伊爾澤的咖啡也不錯。她有一個兄弟，是個鐵桿納粹，在安特衛普身居要職，老給她捎生咖啡豆———是啊，事情經過就是這樣。這是萊尼的決定性戰鬥。」
萊尼一九四三年底一九四四年初的這次決定性亮相，筆者覺得非常重要，因此進一步想廣泛將材料收集，便再次走訪了所有仍活著的這一幕的目擊者。首先，他覺得佩爾策所說的「死一般寂靜」，時間未免太長了。筆者認為，這是一種文學誇張，必須加以澄清，因為根據他的看法和經驗，「死一般寂靜」決不可能超過三四十秒。克雷默爾———一筆附帶著提一下，她根本不否認她的納粹兄弟和捎咖啡之事!———估計，死一般寂靜有「三至四分鐘」。汪夫特說:「對這一幕我記憶猶新，我至今還責備自己，我們都聽之任之，等於是贊成所發生的事情———死一般寂靜？我寧可說是卑鄙的寂靜———這有多長嗎？您既然認為這很重要，那我就說:一至兩分鐘。我們本來是不該沉默，不能沉默的。我們的子弟兵在外面挨冷受凍，一直在把布爾什維克追擊著(一九四四年已非如此，當時是布爾什維克在『追擊我們的子弟兵』，筆者作此歷史性更正)，而他在暖和的屋子裡呆著，還得到這個婊子送的一比三咖啡!」赫特霍尼:「嗯，我當時不寒而慄，雞皮疙瘩全身都起了，真是如此。我不知道萊尼是否明白自己在幹什麼？後來我還時常琢磨這個問題。我佩服她，佩服她的膽量和爽快，佩服她在這種死一般的寂靜中洗杯子、擦乾杯子等等所表現出來的驚人的鎮靜，有一種在那裡面———我說是冷靜的———人性和真誠，該死的———至於時間嘛:我對您說吧，很長很長———不管是三五分鐘還是只有八十秒鐘。很長時間，而我第一次對佩爾策產生了某種好感，他顯而易見站在萊尼一邊，反對克雷姆普———吐唾沫顯得相當庸俗，在那種情況下不過是唯一可能的表達方式———意思很清楚:他恨不得朝克雷姆普的臉上吐去，可是他不能那樣做。」
格龍奇:「我當時真想大聲叫好:那個姑娘有膽量。他媽的，她一開始就打了決定性的一仗———可能不是有意的———不過她一定意識到:這個小伙子她認識才只有一個半鐘頭，他在花圈架子組幹活無依無靠———任何人，即使是愛管閒事的汪夫特，她同他有什麼曖昧關係也不能說。如果您問我並允許我用軍事術語表達的話，早在根本沒有什麼射擊目標之前萊尼就給自己開闢了一個巨大的射擊區。她所做的事，誰也不能作其他的解釋:純潔天真的人性，對劣等民族雖然不准講人性，可您知道，就連克雷姆普這樣一個傢伙也明白，波利斯是一個人，他有一個鼻子兩條腿，甚至鼻樑上還有一副眼鏡，而且比那一幫人都敏感。波利斯無非是由於萊尼的大膽行為才變成人，被宣佈為人的———事情就到此為止，儘管後來還發生了那亂七八糟的事。至於時間有多長:哦，五分鐘，我覺得至少有。」這次死一般寂靜可能持續的時間，筆者感到自己應該通過一次試驗來確定。由於那間工作間———現為格龍奇所有———還在，測定可以進行的:萊尼的桌子距離波利斯的桌子有四米，從波利斯的桌子到自來水龍頭有三米，離萊尼的桌子(這裡放著咖啡壺)有兩米自來水龍頭———再回到波利斯的桌子又是四米:總共十三米，很可能萊尼表面上從容不迫，實際上卻肯定是匆匆走過這段路程的。遺憾的是，打掉杯子的動作只能模擬，因為筆者既無截肢者又無假肢可供借用，就無需模擬了，洗擦杯子、倒咖啡，他———筆者———做了三次試驗，以便完全有把握取得人們所說的客觀平均值。結果是:第一次試驗四十五秒，第二次試驗五十八秒，第三次試驗四十二秒。平均值:四十八秒。
筆者這裡再次破例直接介入，想把這一事件稱為萊尼的出世或再生，可以說是一次中心事件。可是他所掌握的有關萊尼的材料並不太多，至多只能作出如下概括:也許頭腦有些簡單，集浪漫、喜歡感性享受和實利主義於一身，讀過一點克萊斯特的作品，掌握某些分泌過程的知識，會彈鋼琴，雖說是業餘愛好，卻也談得上博大或精深，不妨把她看成是情慾不遂的寡婦(由於艾哈德的遭遇)未能如願以償的情婦、四分之三的孤兒(母死，父坐牢)，可以認為她文化程度不高甚或缺乏教養———上述這些特性及其組織無能解釋，為什麼她在我們想要共同稱為「咖啡風波」的那個節骨眼上竟表現得如此理所當然。固然不錯，她對拉黑爾關懷備至，令人感到，直到拉黑爾葬身於修道院花園為止，但到那時為止拉黑爾畢竟是她人生道路上僅次於艾哈德和海因裡希的知音———可為什麼她送咖啡給波利斯利沃維奇這樣一個人喝呢？這樣一來，她就使他陷於引人注意的、有生命危險的境地，因為理所當然地、一個蘇聯戰俘(表面上)同樣天真地接受一個天真的德國女人供奉的咖啡，會落到何種境地？如果真如瑪格蕾特所言，她大概都鬧不清楚猶太人是怎麼回事，那麼共產黨人是什麼人，她根本不明白嗎？
范多爾恩就像瑪格蕾特和洛蒂一樣對「咖啡風波」一無所知(顯然萊尼認為此事無足輕重，用不著告訴她)，相當簡單的解釋她提出了一個:「您知道，格魯伊滕家有一件事總是理所當然的:一杯咖啡人人都能得到。不管是吃閒飯的、要飯的、流浪的，不管是討人喜歡的還是不討人喜歡的主顧或同行。問題這是毫無的，一杯咖啡人人都能喝上。就連普法伊弗夫婦也有咖啡喝，這可了不起。在這件事情上———說句公道話———不可原諒的不是他，而是她。從前人人都能理所當然地在修道院門口領取一勺湯這件事老是讓我想起，而不問其宗教信仰或不要求念虔誠的格言。不，給任何人她會都敬上一杯咖啡的，不管他是不是共產黨我想，她也會請他喝一杯甚至最杯的納粹分子。這是毫無問題的———嗯，她這個人，是啊，不管她還有多少錯誤，她這個人很大方，這種人她就是的，並且真誠熱情、富有人性———只是有一點，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她並不是他所需要的人。」
這樣一種印象這裡切不可產生，似乎在一九四三年底一九四四年初的戰爭歲月裡，佩爾策的花圈場存在親俄或親蘇情緒，或者哪怕說這種可能有。萊尼的理所當然，從歷史角度只能相對地予以評價，然而客觀地從個人角度卻可以予以評價。考慮到其他(少數)德國人曾由於給予蘇聯人小得多的好處就坐牢、上絞架、進集中營或有此種危險，就一定會明白我們，這並非有意顯示人性，而是一種主觀上和客觀上都是相對的人性，聯繫起來看只能與萊尼的生活方式和歷史場合。萊尼的為人如果不是那麼渾渾噩噩(她的這種特性在拉黑爾那裡已表現出來)，同樣她會這樣做———後來的事情和行動使人得出這一結論。如果萊尼未能用物質形式———剛好通過一杯咖啡———表示她的理所當然，她就會笨口拙舌地、也許甚至結結巴巴詞不達意地將幾句表示同情的話說出來，而這有可能被說成比如同用聖盃敬獻咖啡還要壞。可以認為，仔細沖洗杯子、仔細擦乾杯子使她獲得了感官上的快樂，她這樣做並沒有絲毫示威的意思。由於她一向總是在事後去才去考慮所做的事情(阿洛伊斯、艾哈德、海因裡希、拉黑爾修女、她的父親、她的母親、戰爭)，總是在事後很久去去考慮，因此難以假定，後來她意識到了自己所幹的是什麼。她不僅給一個蘇聯人端咖啡，而且確實是用雙手奉獻，使這個蘇聯人免遭了羞辱，使一個截肢的德國人受到羞辱。由此可見，萊尼並不是在大約五十秒的死一般寂靜中出世和再生的，她的出世和再生不是一個已經結束而是正在繼續的過程。萊尼簡言之總是要到她做的時候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任何事情都得以物質的形式表示。不應忘記，此時她正好二十一歲半。她是———必須加以重申———一個極度依靠內分泌和消化為生的人，完全不會把什麼事情昇華。她身上存在著一種傾向於率直的潛能。阿洛伊斯既沒有認識也沒有把這種潛能喚醒，而艾哈德又沒有機會或不曾利用機會去喚醒它。與阿洛伊斯在一起她可能得到感官滿足的那十八分鐘至二十五分鐘(估計數)，並沒有充分把她的潛能調動起來，這種本領因為阿洛伊斯也不具備，無法領會這一自相矛盾的論點:萊尼喜歡感性享受，正因為她並非全然喜歡感性享受。
其次一件大事即按手，只有兩名證人。一是波加科夫，他已對此作了介紹並將結果敘述了，一是佩爾策，此人應當說是唯一的知情人。
佩爾策:「俄國人從此以後自然就常有咖啡喝，是她的，而我可以發誓，當她第二天送咖啡給他的時候———他這時已經不在花圈架子組，被調到赫特霍尼的最後修飾組去了———就再也不是什麼天真或無意識了，隨您怎麼說都可以，因為她環視一下四周，有沒有人看看注意———然後就把她的左手放在他的右手上，他全身，時間雖然很短，他全身像觸電一樣，猛地往上一躥。我看見了。可以發誓，而她不知道我看見了，我當時正站在陰暗的辦公室裡仔細往外看，因為我想看看這咖啡事件還會怎樣發展下去。我在想什麼您知道嗎？聽上去這話很粗俗，我知道，不過我們搞園藝的根本不像某些人以為的那麼死板；我想，媽的，居然她動手了———她動手了，好傢伙，我當時想，而且對這個俄國人真的羨慕和嫉妒起來。在男女關係上萊尼是個開明的人，不顧男人採取主動的傳統:她按他的手以示主動。當然她完全明白，處在他那種地位，他採取主動是完全不可能的。但這還是說明了兩點:一是在男女關係上，二是在政治上，這樣做都是一種大膽而近乎放肆的行動的。」
兩人(萊尼通過瑪格蕾特，波利斯通過波加科夫)都異口同聲地說過，他們倆「立即打得火熱」。據我們從波加科夫那裡得知，波利斯像男人那樣反應:據從瑪格蕾特那裡我們得知，萊尼的感受「比我對你講過的那次石楠地經歷要美妙得多」。
對波利斯業務能力的佩爾策評價:「您可以相信我，我有知人之明。頭一天我就明白，波利斯這個俄國人富有才智，有組織能力。他三天後就非正式地當上了負責產品驗收的格龍奇的副手，同赫特霍尼和策芬兩人相處融洽，實際上她們倆受他領導，不過這一點當然不能讓她們覺察到了。他是一個有特色的藝術家，很快就心領神會:關鍵在於節約材料。花圈緞帶上的題詞肯定不合他的心意，但他並不是感情用事的。『為了領袖、人民和祖國』或『衝鋒隊一一二支隊』等等，並且一天到晚同N字和鷹徽打交道，這些並沒有使他心煩意亂。他後來在我的辦公室裡單獨掌管緞帶櫃和緞帶帳簿，我有一次私下問他:『波利斯，坦白對我講，看到這些個N字、鷹徽之類的東西，你有什麼感覺？』他一秒鐘也不遲疑地作了回答。『佩爾策先生，』他說，』但願我不傷害您的感情———您既然這樣坦率地問我———我就對您說吧:不僅料到和知道，而且還看到衝鋒隊的隊員也難免一死，這使人感到一些安慰———至於N字和鷹徽嘛，自己的歷史處境我完全清楚。』他和萊尼成了我幾乎不可缺少的幫手，這一點是我想強調的，如果說我不僅沒有難為過他，而且還給他種種照顧———對這個姑娘也是如此———那也有生意上的考慮。我並不是一個不通人情世故的人的，也從來沒有這樣講過———而且善於和別人相處，就連汪夫特和謝爾夫也都聽他的，因為他幹得十分出色。我告訴您吧，他在自由市場經濟中一定會大有可為的。嗯，他當然是個工程師，很可能數學這一門是精通的，是他頭一個發現架子———我指的是花圈架子———組人手不足，修飾組的生產能力跟不上了，雖然我經營已將近十年，格龍奇已干了將近四十年，但我們誰也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就連聰明的赫特霍尼也不曾想到。這當然，也由於他和赫特霍尼兩人是一個驗收組的，他們是我所希望的最佳組合。於是，調整班子，策芬回架子組，她嘟嘟囔囔不大願意，但我增加工資作為補償，產量結果提高了百分之十二至十五，這是有據可查的。我一心想把他留下來，什麼問題也不讓他出，這您難道會感到奇怪嗎？此外，還有黨內同志向我———有時直接，有時拐彎抹角———向我打招呼，讓我照顧他別出問題，他的後台很硬。嗯，這可不那麼簡單；像克雷姆普這樣一個討厭的小包打聽，那個歇斯底里的汪夫特———他們能把店給毀了。而且，誰也不知道，連萊尼和格龍奇都不知道，在我的私人小溫室裡我給了他一塊六平方米上足肥料的地，種黃瓜、煙草和西紅柿。」
筆者不得不承認，談到戰時在花圈場工作而今天仍活著的證人，他選擇了阻力最小的道路，而且對越是容易接近的證人採訪的次數也越多。由於在他第二次訪問時汪夫特對他更加冷淡，就一筆勾銷了她。佩爾策、格龍奇、克雷默爾和赫特霍尼四人都同樣容易接近，也同樣健談———後一次克雷默爾稍許差一些———因此選擇或挑選頗為困難；她在赫特霍尼那裡，那與眾不同的香茗，精心佈置的房間，還有她那保養得很好的整潔的姣好容貌，以及她至今直言不諱仍主張分離主義，都使人留連忘返，她那只極小的煙灰缸和她對一支接一支抽煙者的明顯反感是唯一使筆者感到猶豫的。
「是啊，我們這個州(指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筆者)的稅收最高，支援稅收少的州———邀請那些稅收少的州可有誰想到———例如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和巴伐利亞州———派人到這兒來，不僅讓他們把我們的稅金吞吃，而且也呼吸我們受污染的空氣呢？這兒掙這麼多錢的原因之一正是這種空氣啊。再喝喝我們這兒令人作嘔的臭水———讓有清澈湖泊的巴伐利亞人和有海岸的荷爾斯泰因人來一次，到萊茵河裡洗個澡，出來時定會全身沾滿柏油，也許甚至會粘上羽毛，您以為如何？再瞧瞧這個施特勞斯，此人完全是靠不明不白的事情起家的，我說的是不明不白，我還要說是曖昧不清，因為都一樣的意思———您瞧他怎麼攻擊我們州(北威州———筆者)，幾乎口吐白沫———究竟為了什麼？嗯，就是因為這兒先進一些。應當強迫他帶上老婆孩子到杜伊斯堡或多爾馬根或韋瑟林來住上三年，好讓他知道錢是從哪兒來的和怎麼掙來的———他拿到錢還破口大罵，因為我們這個州和州政府雖然根本談不上怎麼好，但至少不是基督教民主聯盟，更沒有一點基督教社會聯盟的色彩———我的意思您明白嗎？為什麼我要有『休戚相關的感情』，為什麼？這個國家是我建立的嗎？建立這個國家我贊成過嗎？沒有。北方、南方、中部，究竟這和我們有什麼相干？您想想看，我們是怎樣陷入這個團體中來的？都是由於該死的普魯士人———而我們同他們又有什麼相干呢？在一八一五年是誰把我們出賣的？難道是我們自己嗎？我們希望這樣，公民投票之類的活動舉行過嗎？沒有，我告訴您。應當讓施特勞斯在萊茵河洗個澡，到杜伊斯堡去呼吸呼吸空氣———可他卻呆在巴伐利亞的清新空氣中，一提到『萊茵和魯爾就怒不可遏。』有什麼關係，我們和文藝來路不明的地方主義？難道我們自己就沒有曖昧的地方？您想想看!(筆者答應這樣做。)不，從來我都是並且將永遠是個分離主義者，如果別無選擇的話，搭上一些威斯特法倫人我也沒意見，不過他們會給我們帶來什麼好處呢？教權主義，偽善，或許還有土豆———他們那裡種些什麼我不太清楚，也不想知道———和森林土地，唔，管他呢，我也不能把這些拿回家去———它們還是呆在原地不動，我不過不反對搭上幾個威斯特法倫人。再多就不行了。他們老是覺得自己受怠慢，受委屈、牢騷滿腹，為『廣播時間分配比例』這類雞毛蒜皮的事情憤憤不平，和這些人在一起只會給你添麻煩。她是地道的萊茵人是萊尼了不起的地方。我還得告訴您，一定您覺得奇怪:我覺得波利斯比其他的人要像萊茵人，除了佩爾策，此人完全是罪惡和人道的混合物，只有這個地方才有可能產生這種人。不錯，他沒有難為過什麼人，克雷姆普也許例外，只要有可能，他就把他刁難，由於克雷姆普是個納粹分子，你會以為佩爾策不是投機分子，不過這種看法恰恰錯了:討好多數人，專整克雷姆普一人，這完全是一種投機作風———因為實在克雷姆普不得人心，就連另外兩個納粹分子也不喜歡他，他是個叫人討厭的傢伙，色膽包天。不過，不過，我倒要替他說句公道話，他是一個年輕人，一九四○年剛二十歲就丟掉了一條腿———誰又願意承認或被迫承認，其實這毫無意義呢？我們可不要忘記，這些小伙子在戰爭的最初幾個月裡，像英雄一樣受歡迎，受到女人的包圍———可是到後來，戰爭拖得越長，缺胳膊少腿的人就越來越司空見慣，就越來越不稀罕了，後來兩條腿的人還是比只有一條腿或沒有腿的人運氣好。我是個思想開通的進步的女人，向您我就這樣談這個小伙子的性愛狀況和心理狀態。天哪，一個高位截肢的人到了一九四四年初能算老幾？不過是個領取一筆寒酸的撫恤金的可憐蟲而已———您盡可以做一下的想像，這種人在和女人上床前的關鍵時刻先卸下假腿，那是一種什麼滋味？叫人噁心，對他和對方都是如此，哪怕對方是個婊子。(哦，她的出色的茶，而且在筆者第三次訪問時煙灰缸已經有小咖啡杯托那麼大，是否應把這看作是表示好感？———筆者)還有然後那個徹頭徹尾健康的佩爾策，您可以把他當作健全的精神寓於健全的身體的典範，找到這只有在罪犯中才能，我指的是徹頭徹尾喪盡天良的人。喪盡天良使人健康。您聽我說，他不放過任何一筆買賣，從不放過。他還同那些早上送晚上接波利斯的衛兵順便做咖啡、白蘭地、香煙的生意哩———差不離這些人每週押車去法國或比利時一次，帶回成箱的白蘭地、雪茄煙和咖啡，衣料也有，他們甚至可以向這些傢伙定貨，就像跟商店訂貨一樣。在其中有一個名叫科爾布，是個年紀較大而且老奸巨猾的傢伙，曾經我從安特衛普捎過可做一件連衣裙的天鵝絨。另一個叫波爾迪希，年輕一些，是個快樂的虛無主義者，從一九四四年初起這種人比比皆是。我告訴您，那小伙子無憂無慮，裝了一隻假眼，把一隻手失去了，軍裝胸前掛滿獎章。他玩世不恭地利用自己失去的一隻眼睛、失去的一隻手和胸前的銀質獎章為自己撈好處，就像賭博時使用籌碼一樣。什麼人民、領袖和祖國，他都不放在心上，還不如我呢，因為我即使可以不要領袖，但畢竟還要一個萊茵祖國，要萊茵人民。嗯，滿不在乎這些，這傢伙，有時同我們當中長得僅次於萊尼的謝爾夫到後面的溫室中去呆一會兒，用他的話說是『逮只小耗子』或『聽山雀唱歌』，據說已經過佩爾策批准，讓她去挑幾朵花給他。由於此事，他有許多外號。人倒並不叫人討厭———只是他的玩世不恭和虛無主義有點叫人吃不消。給克雷姆普他也總想打打氣，有時塞給他幾根香煙之類的東西，拍拍他的肩膀，當時流行的口號高呼:『老兄，要享受戰爭之樂，和平將會是可怕的。』另一個，那個科爾布，是個討厭的傢伙，動手動腳是他喜歡的。至於佩爾策———用時髦話來說:鑒於喪葬市場的行情，自然產生了什麼都有的黑市，有緞帶、花圈、鮮花、棺材，自然他分配到一定數量的黨政要員花圈、英雄花圈和被炸死者花圈。給自己死去的親人送葬時不獻花圈，有誰願意呢？再者，由於有越來越多的軍人和平民死去，最後不僅一口棺材反覆使用多次，而且成了只是擺樣子的花架子:起初用帆布後來改用麻袋布縫合，再吞只是草草一卷，或多或少赤身露體的死人通過活動的底板掉進土坑，人們讓停放一段時間擺樣子的棺材，甚至還裝模作樣地往上面扔點土，但一等死者家屬、禮炮隊、市長和黨魁們———嗯，也就是說———一等佩爾策所說的『送葬的必不可少的隊伍』離去，走到看不見的地方，就把擺樣子的棺材收上來，弄乾淨，擦一擦亮，用土把墳墓趕緊填平———我告訴您，快得就像埋猶太人死人一樣。於是人們說:下一位，請!就像理髮店一樣。對棺材租金———和大筆殯葬收入垂涎三尺的佩爾策不難想到，想到花圈也可以多次使用，這樣用上一隻花圈兩次、三次，有時甚或五次，如果不買通不勾結陵園管理人員，那是辦不到的。重複使用的次數多少，當然取決於花圈架子材料的堅固程度和所使用的枝葉了———此外也可以乘機仔細地考察競爭對手的手法和毛病。這是當然需要有人組織的，有人合夥干———還有一定程度的保密———這只是他串通格龍奇、萊尼、我和克雷默爾才能做到———我承認:我們一起干了。那時候農村花圃送來的花圈有時質量達到真正的戰前水平。為了不使其他人發現，整個活動就取名『翻新組』。一直最後擴展至緞帶。還是佩爾策先注意到這個問題，巧妙地使緞帶上的題詞在顧客訂貨時就越來越一般化，這樣就提高了重複使用緞帶的機會。像『你的父親，常常你的母親』這種落款在戰爭期間可以使用，即使是相比之下帶有個人名稱的落款『你的康拉德』或『你的英格莉德』，重用的機會也有的，只要將它熨平，把顏色和字跡稍加整新，把這些緞帶放進緞帶櫃，等到再有一個名叫康拉德或英格莉德的人悼念某人時取出來使用就可以了。佩爾策那個時期最愛說的一句格言同任何時候一樣:小牲口也造糞。波利斯最後想出了一個相當有用的主意，他想出———因為對德國通俗文學的瞭解他才有可能將這些知道———重新採用一種古老的輓詞:『嗚呼哀哉，永誌不忘。』嗯，這一輓詞成了今天所謂的暢銷貨，而且可以長期使用，直到緞帶確實無法再翻新和熨平為止。甚至連極為罕見的署名如『你的古杜拉』等也都保存起來了。」
對此克雷默爾說道:「是的，不錯，我也參與其事。我們額外加班，以免將引起別人的注意。他總是說，這又不是毀墳盜墓，花圈是從垃圾堆裡揀來的。嗯，我毫不在乎。這使我們得到一大筆外快，再說這又有什麼不好呢？讓花圈扔在墳圾堆裡腐爛，究竟有何用處，對誰有好處呢？可是後來到底還是有人告發了，罪名是褻瀆墳墓和盜竊死人財物。原來，也有一些人過了三四天又回來看看，不料他們的花圈已不翼而飛———不過他十分講義氣，沒有把我們牽扯進去，自己一個人上了法庭，全部包了下來，格龍奇甚至沒有牽扯到。據我從一個熟人那裡聽說，他十分巧妙地搬出了所謂『反對浪費』這塊風行全國的金字招牌，承認有『某些不軌行為』，並將一千馬克捐獻給了一座療養院。據一個熟人告訴我———那不是正規法院，只是一個同業工會委員會，後來才是一個黨內名譽法庭———他說:『同志們，先生們，本人戰鬥在諸位當中多數人不瞭解的一條戰線———以及諸位當中許多人比我更瞭解的戰線。有時那兒不也存在著某些不便斤斤計較的事情麼？』嗯，他此後有一段時間就洗手不幹了，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底。那時候全國一片混亂，再也沒有什麼人來注意花圈和緞帶這種小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