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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木石是非 文 / 余秋雨

    在歐洲的城鎮間旅行,看得最多的是建築。時間一長,難免與中國的建築對比起來。

    最強烈的對比是年代。

    從雅典和羅馬開始,歐洲保留了大量的古典建築,一查年代讓人咋舌。例如,巴特農神殿至今還被看成古典建築結構的至高典範,但它已經建了二千四百多年,相當於中國孔子的年歲,竟然還這麼虎虎有生氣地站立山巔。

    羅馬的萬神殿也許更讓人覺得不可思議。至少二千年了吧,整個穹頂還如此精美堅固,幾乎所有的參觀者都會判定它是自己平生見過的最傑出建築之一。但若以年代比照,我們中國遊客都會心中一沈,無法想像一個漢代的地面建築能如此完好地保存到今天。

    至於像佛羅倫薩、巴黎那些構成都市規模的古典建築群,也有六七百年歷史了,我們中國當然也保存了一些明代建築,卻不可能像這些歐洲建築那樣構成今天都市的主幹性景觀,而且還付諸實用,每天任擁擠的人流大進大出。

    這個景象使很多初來乍到的中國旅行者很受震動。原本總以為我們擁有歷史,人家擁有現代,看來事情並不是這樣。如果我們僅僅因歷史過於厚重而失落了現代,這倒是一個不難讓人理解的理由,但厚重的歷史保存在哪裡呢?走到歐洲街道上東張西望、暗暗比較,方知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兩頭失落。

    有人說,中國保存不了很多古典建築,是因為太多改朝換代,太多兵荒馬亂。然而,只要查查歐洲歷史就可明白,他們改朝換代的頻繁程度,兵荒馬亂的酷烈程度,都超過中國。

    其間一個區別是,中國自古以來習慣於把攻擊對像整個兒毀壞,非燒即拆,斬草除根,不讓它陰魂盤繞,死灰復燃;歐洲則不然,更在乎所有權的轉移,即更在乎佔領和搶掠。

    這是有原因的。歐洲文化本有一種超越政局更迭的穩定性,宗教的力量、貴族的存在又使無數精美教堂、典雅宅邸成為民眾心目中不可搬移的審美圖像和生態圖像;而中國較為像樣的生態,總是被看成是權力結構的直接延伸,因此每每與權力結構共存亡。

    順著這條思路,當代中國文化人便會產生很多感慨、寫出大量文章了。但是,隨著年歲增長我已發現這種思路的片面性。

    現在我願意以更平實的態度來對待這樣的問題。因為除了社會政治走向可以評定優劣外,各個自成系統的生態文明也都有形成的充分理由,應該以多元心態一視同仁。

    如果以平實的態度來解釋中國古典建築為什麼比歐洲保留得少,至少不應該無視以下這兩個因素:

    一,中國的建築,主要以木材為構架;歐洲的建築,則以石材為上選。兩種主幹性材料的不同,決定了延續時間的長短;二,不同的材料選擇,反映了不同的文化觀念。歐洲追求宗教意義上的永恆,而中國則追求生生不息、代代更新。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並不看重凝固的永恆。樹木的生命過程與人的生命過程密切呼應,人世間二十年為一代,木構架的房屋也需要二十年大修一次。中國的下一代對於上一代的服從和孝順遠遠超過歐洲,但他們最大的孝順是重振家業、推陳出新,因此拆老宅、建新屋的夢想幾乎成了一種掌控九州島的行為倫理。

    這種對比很有趣味,因此走在歐洲,我並不對中國古人的選擇深感羞愧,或義憤填膺。

    另一個對比是色彩。

    這倒是一個讓我感到難過的話題。

    與我們交談的很多歐洲人,包括一些資深的建築師,都認為中國建築的一大特點是色彩華麗、塗金描紅、龍飛鳳舞。他們的依據是在北京和台北看到的一些宮殿式建築,以及遍佈歐洲各地的中國餐館。

    這種交談有一種心照不宣的常識背景,那就是彼此都知道,在人類審美的高低雅俗等級中,大凡自然、和諧、中性、收斂為高雅,反之,人工、極端、艷麗、刺激為低俗。現代派藝術家會突破這種常識,但那顯然不屬於中國的宮殿式建築和餐館。

    如果把這種特點看成是東方情調,卻又不妥,歐洲朋友禮貌地說:日本在色彩上倒是崇尚自然。

    我們的艷麗喜好,近年來又越演越烈。大城市的品級追求被引導到恢復民族特色,這倒罷了,卻又把民族特色解釋成那些雕琢的宮廷符號,結果,黃燦燦的大屋頂離開了整體格局到處覆蓋,近乎災難。有些新興城市雖然擺脫了這種災難,卻噴湧出無數螢光粉塗寫的招牌,滿目妖艷。農村更其過分,好像色彩是富裕的唯一標誌,居然讓那麼多惡濁的人工色掩蓋了近在咫尺的自然色,真可以說是「閉月羞花」。

    於是,幾乎所有的中國旅行者都承認,歐洲無論城鄉,最讓人感到舒適安靜的就是那徹底收斂的色彩。他們似乎不是在競爭熱鬧而是在競爭素淡。

    一些熟識的歐洲朋友有時想對我們中國人作一點色彩學的啟蒙,他們常常故作隨意地說出一句、兩句:

    「其實灰色裡能夠看出銀色,不必真讓它發亮……」

    「反而是單色最自由,因此也最豐富……」

    「世界上沒有一種人工的艷麗,通達過偉大……」

    聽到這些話時我確實有一點憋氣,因為這些道理,中國人明白得比他們早得多,怎麼反倒要由他們來啟蒙「五色令人目盲」———這樣明快爽利的話,中國哲人在兩千四五百年前就說了,而且後來的歷代中國文人無一不知。查閱其它古文明的先哲遺言,沒有誰說得比這更加透徹。

    更充分的證據是,中國古代繪畫都嫻熟於單色水墨,而疏淡於色彩敷用;可以作為中國藝術最獨特標誌的書法,則是千年一色,而且是最沉著的黑色。

    我認為,中國人當然也會喜歡華麗,有不少辭賦為證,但中華美學的元典性立場並非如此。樸茂大氣如古鼎舊陶,正是中國古代最上品的建築色彩。只不過後來的宮殿廟廊越來越追求歌功頌德、祈福避禍的淺薄象徵,纔越發失去控制,走向惡性氾濫。

    為此,我曾與一位法國建築師開玩笑說:「真是陰錯陽差,不知著了什麼魔,中國古代哲人收斂色彩的美學主張居然在你們這兒開花結果。看著吧,我們遲早要奪回那種無比美麗的單純和自然,好讓祖先們瞑目。」

    還有一個對比是情調。

    我前面說過,古代中國文人大多明白收斂色彩的道理,因此日常也在水墨繪畫和書法中陶冶情懷,這是他們的文雅處。但這種文雅有時也走火入魔,把一些文學性想像納入建築設計,尤其在庭園建造中誇大借景、比擬、象徵的作用,形成一種情調化的風尚。

    直到今天,還有不少人把這種做法看成是中國傳統建築中的優秀傳統,甚至看成是中華美學的基本特徵,我本人以前也曾有過這種誤解。直到有一年在北京《讀書》雜誌上讀到對台灣建築學家漢寶德先生的介紹,頓生狐疑,立即囑咐我指導的一位外國博士生滿世界尋找他的著作,找到三本一讀,恍然大悟。

    綁來我去台灣結識了漢先生,承他陪我吃『鼎泰豐」、看「鴻禧博物館」,又到他家長談,纔開始明白建築上的一些事理。即便我上面所說的一些觀點,很多也來自於他,我想不少台灣讀者一看就清楚。此刻我手邊正好有一冊他所著的《明清建築二論》,隨手翻到一頁便見到他引述的一位古代建築學家對園林佈置的論斷:

    石令人古,水令人遠,園林水石,最不可無。要須迴環峭拔,定插得宜。一峰則太華千尋,一勺則江湖萬里,又須修竹老木,怪籐丑樹,交復角立,蒼涯碧澗,奔泉風流,如入深巖絕壑之中。

    昂寶德先生對這段話的評價是:

    『太華千尋」、「江湖萬里」,是中國地理形勢上的事實,其壯闊的氣魄本是一個泱泱大國所具有,文學家們為此所感乃為必然。但用一塊石頭造成「太華千尋」的感覺、用一瓢水造成「江湖萬里」的氣勢,甚至於「奔泉風流」、「深巖絕壑」,若不是有精神病,則必然是做白日夢。然而,明清兩代的園林設計多是這樣去構想的。

    這實在是說得痛快極了,不僅指陳了中國文人給建築學帶來的病態,而且也點穿了中華美學研究中的一些歧路,消解了一種有關情調的夢幻。

    其實這個道理中國古代的智者也是知道的。當一塊石頭是一塊石頭,一瓢水是一瓢水的時候,這是第一層次;當一塊石頭象徵成了高山,一瓢水象徵成了江湖,這是第二層次,小聰明的所在,酸文人的天地,很多人留連忘返,傲視第一層次的愚鈍;毫無疑問還必須出現第三層次,那就是一塊石頭又成了一塊石頭,一瓢水又成了一瓢水,不再有任何象徵,不再承擔任何意義,它只提供自然形態,洗掉了文人氣息。這種感悟,中國古代有過。

    這也像舞蹈,當舞者的軀體不再代表海鷗、奔馬、英雄、戰爭、枯樹、幽靈,而又回歸於他自己的本真生命,也就由第二層次上升到了第三層次。

    以我之見,中國在唐宋之前,比較講究本真,包括建築和園林建造在內。後來所謂「胸中的山水」,是文人無法直接面對大山大水時代的自我安慰。可以想像,如果讓屈原、司馬遷、李白他們看到盆景藝術,將會是一種什麼神態。

    明白了這個道理,我也就可以理直氣壯地陳述一種由來已久的感覺:一直被視為中國建築學奇葩的明清園林,並不能代表中國古代建築的高層境界。

    相比之下,以幾何圖形構建的法國園林,倒是坦然地呈現出一種徹底的人工氣息,由於氣魄宏大、精雕細刻,足以讓人精神一振、耳目清亮。但無論如何,把自然物裁割得太過分了,處處透露出人們隱藏在精緻裡的囂張。自然就是自然,在今天看來,它不適合像中國明清文人追求的那樣作以小見大的象徵,也不適合像法國王室在凡爾賽宮等處做的那樣被任意扭曲的規整。

    懊像,英國的自然園林更加合意。

    寫到這裡我已明白,在歐洲感受中國建築,就像感受其它中國文化課題一樣,視角多、線條雜,無法一言以蔽之。如果任意漫談,即便像我這樣的外行,也可以拖拖拉拉說上很久,難以言盡。

    我想讓一位熟悉中國的法國女建築學家來歸納這個話題。

    那天我和兩位導演一起到她家訪問,她一開始就坦誠地說:『你們不要太相信美國人,他們看上中國的是市場。不像我們法國人,看上中國的是文化。」

    要她談談對中國建築事業的感受,她說:「中國確實拆了很多不該拆的房,造了很多不該造的樓。拆錯了,就再也造不起來;造錯了,又很難炸掉。中國建築界以前的問題是輕視歷史,近幾年的問題是急功近利。輕視歷史便亂拆,急功近利便亂造。」

    她的尖銳引來了她丈夫的異議。她丈夫是一位經濟學家,此刻正坐在她身邊。

    這位經濟學家衝著妻子說:「我們的想法比你們實際。中國那麼多的人口,那麼大的地方,以前生活狀態普遍不好,現在終於好起來了,當然要盡快解決老百姓的住房問題,如果太講究建築的文化格調,中國各省各縣都需要有大量高水準的建築學家,那要等到什麼時候我認為,快速改變人們不可忍受的生活,在這一點上應該急功近利。」

    他的話使我想起一件往事。五年前,一批台灣藝術家首次來上海,坐在出租汽車上看到街道兩邊已經很少見到老式的石庫門房子,便言詞激烈,沒想到那位出租汽車司機把車停了下來,一定要與他們辯論。他的主要論點是:你們為了文化參觀,逼迫上海人再住那種沒有衛生設備和煤氣管道的房子,於心何忍但是無論如何,女建築學家的基本意思是正確的。後來她與我們,包括她的丈夫,達成了一些共識,譬如:既具備現代功能、又體現歷史風範的經濟型民用住房,不必單個設計,而應該提供一系列範本,供自由選擇和成批生產;中國建築業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城市的整體佈局,應該從過去那種非專業化的長官意志決定,轉移到專家委員會的裁判上來;中國建築業的全面興盛,一定是在擁有了足夠新型國際性建築人纔之後,因為只有他們纔能從宏觀範圍內捕捉民族傳統信號,與現代需求的嫁接。

    這些共識,主要是從建築學家的角度來考慮的,但建築的事關及全民,因此必須獲得法律的幫助,就像歐洲很多國家那樣。在那些國家,拆了不該拆的房,蓋了不合適的樓,都要受到法律懲處。

    當然,比法律更為普遍需要的是教育。在歐洲,即便是在山鄉農村,我們也會驚歎他們的整體審美水平,這便是幾百年教育的結果,而這種教育大多不是發生在課堂。一個人不喜歡某種繪畫可以不進美術館,不喜歡某種音樂可以不進音樂廳,而建築則是一種強制性的審美,一旦出現,誰的眼睛也躲不了,必須年年看、天天看。這對很多市民來說構成一種積極或消極的審美適應,對於青年學生來說則構成一種順向或逆向的審美教育。結果,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審美水平漸漸水漲船高,或漸漸不可收拾。

    由此可知,建築的事情確實不能像那位經濟學家主張的那樣急功近利。急功近利最容易阻礙人們的審美覺悟,以後覺悟了想彌補又總是為時已晚。奇怪的是我們每次在後悔不迭的同時總在進行著讓明天後悔的事,循環往復形成怪圈。

    對我們周圍的很多人來說,什麼是建築建築就是由水泥澆鑄的後悔。

    建築的這個定義也許可以進入《魔鬼辭典》。那就讓它在那裡呆著吧,我們要抽出手來去阻止那種循環,破解那種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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