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突破的一年 文 / 余秋雨
那天我獨自在伯爾尼逛街,繞來繞去幾次迷路,後來終於悟得一個訣竅,一旦迷路就找河,找到了阿勒河就找到了最忠誠、最年老的嚮導,再也錯不了。如此幾度反覆,我把伯爾尼的主要街道弄得清清楚楚。
路線一旦摸清,以後幾天逛街就變得瀟灑,只一味搖搖擺擺、東張西望。克拉姆大街起頭處有一座鐘樓,形體不像別的鐘樓那樣瘦伶伶地直指藍天,而是胖墩墩地倚坐街市,別有一番親切。它的鐘面大於一般,每小時鳴響時又玩出一些可愛的小花樣,看的人很多。此刻正是敲鐘時分,我看了一會兒便從人群中鑽出,順著大街往東走,覺得這一帶該是每小時都被同一種鐘聲統領的族群所在。人的生命存在,無非印證於時間和空間,因此在這鐘樓下的時間共享,其實也就是生命共享。這種共享既然被一小時、一小時安排得精打細算,那麼即便素昧平生也會覺得已經深深地朋友了一場。
突然覺得右首一扇小門上的字母拼法有點眼熟,定睛一看居然是愛因斯坦故居。我認了認門,克拉姆大街四十九號,然後快速通知車隊的夥伴,要他們趕緊來看。
瑞士拿不出自己悠久的文化史,只是近百年有些國際間的文化人貪圖它的安靜、美麗會到這裡來住一陣,結果它也就頻頻地進入人類文化視野,用不著再氣短自慚。
願意來住的文化人是什麼等級住了多久在這裡有什麼創造……這一些問題,直接關係到一座城市的器識和榮辱,至關重要,對於自身根基較薄的城市更是這樣。現代國際間各個城市的文化史,其實就是文化創造者們的進出史、留駐史。因此,在伯爾尼街頭看到愛因斯坦蹤跡,應該當作一回事。夥伴們一聽招呼就明白,二話不說跟著走。
沒有任何醒目的標記,只是沿街店面房屋中最普通的一間。一個有玻璃窗格的木門,上面既寫著愛因斯坦的名字,又寫著一家餐廳的店名。推門進去,原來底樓真是一家餐廳,順門直進是一條通樓梯的窄道,上了樓梯轉個彎,二樓便是愛因斯坦故居。
這所房子很小,只能說是前後一個通間。前半間大一點,二十平方米左右吧,後半間很小,一門連通,門邊稍稍一隔又形成了一個可放一張書桌的小空間。那張書桌還在,是愛因斯坦原物。桌前牆上醒目地貼著那個著名的相對論公式:E=mc2;上面又寫了一行字:一九O五年,突破性的一年。
故居北牆上還用德文和英文寫出愛因斯坦的一段自述:「狹義相對論是在伯爾尼的克拉姆大街四十九號誕生的,而廣義相對論的著述也在伯爾尼開始。」
夥伴們很奇怪,英語並不好的我怎麼能隨口把「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這些物理學專用名詞譯出來,我說我很早就崇拜他了,當然關注他的學說。但自己心裡知道,當初關注的起因不是什麼相對論,而是一位攝影師。
那是六十年代初我還在讀書的時候,偶爾在書店看到一本薄薄的愛因斯坦著作,誰知一翻就見到一幀驚人的黑白照片。鬚髮皆白,滿臉皺紋,穿著一件厚毛線衣,兩手緊緊地扣在一起,兩眼卻定定地注視著前方。側逆光強化了他皺紋的深度,甚至把老人斑都照出來了。當時我們的眼睛看慣了溜光水滑、大紅大綠的圖像,一見這幀照片很不習慣,甚至覺得醜陋,但奇怪的是明明翻過去了還想翻回來,一看再看。他蒼老的眼神充滿了平靜、天真和慈悲,正好與我們經常在書刊照片裡看到的那種亢奮激昂狀態相反。我漸漸覺得這是一種丑中之美,但幾分鐘之後又立即否定:何丑之有這是一種特殊的美———我一生無數次地轉換過自己的審美感覺,但在幾分鐘之內如雷轟電擊般地把丑轉為美,卻僅此一次。我立即買下了這本書,努力啃讀他的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那時正好又熱衷英文,也就順便把扉頁中的英文標題記住了。書中沒有註明拍那張照片的攝影師名字,這便成了我的人生懸案,後來當然知道了,原來是二十世紀最傑出的人像攝影大師卡希Karsh,我現在連卡希的攝影集都收集齊了。
人的崇拜居然起始於一張照片中的眼神,這很奇怪,在我卻是事實。我仍然搞不清相對論,只對愛因斯坦的生平切切關心起來。因此站在這個房間裡我還能依稀說出,愛因斯坦住在這裡時應該還是一名專利局的技術員,結婚纔一二年吧,剛做父親。
管理故居的老婦見我們這群中國人指指點點,也就遞過來一份英文資料,可惜她本人不大會說英文。接過資料一看,纔明白愛因斯坦在這裡真是非同小可,他的一九O五年驚天動地:
三月,提出光量子假說,從而解決了光電效應問題;四月,完成論文《分子大小的新測定方法》;五月,完成了對布朗運動理論的研究;六月,完成論文《論動體的電動力學》,提出了狹義相對論;九月,提出質能相當關係理論;……
這一年,這間房子裡的時間價值需要用分分秒秒來計算,而每個價值都指向著世界一流、歷史一流。
這種說法一點兒也不誇張。去年美國時代雜誌評選世紀人物,結果整個二十世紀,那麼多國家和行當,那麼多英雄和大師,只留下一位,即愛因斯坦。記得我當時正考察完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文明、印度河———恆河文明抵達尼泊爾,喜馬拉雅山南麓加德滿都的街市間全是愛因斯坦的照片,連世界屋脊的雪峰絕壁都在為他壯威。
二十世紀大事連連,勝跡處處,而它的最高光輝卻閃耀在剛剛開始了五年的一九O五年,它的最大勝跡卻躲縮在這座城市這條大街的這個房間,真是不可思議。難道,那麼多戰旗獵獵的高地、雄辯滔滔的廳堂、金光熠熠的權位都被比下去了很想在這裡尋找一點歷史邏輯,但想來想去都十分困難。
連愛因斯坦為什麼會到伯爾尼,為什麼會住在這間房,後來為什麼離開,也只有一些偶然原因,沒有必然邏輯。
正想著,抬頭看到牆上還有他的一句話,勉強翻譯應該是:
一切發現都不是邏輯思維的結果,儘管那些結果看起來很接近邏輯規律。
我當然明白他的意思,也知道他否定邏輯思維是為了肯定什麼,於是心中竊喜。
這便是我知道的那位愛因斯坦,雖然身為物理學家,卻經常為人文科學張目。近年來愛因斯坦文集中文本出版,裡邊有大量人文科學方面的篇章,尤其是他對宗教、倫理、和平、人權、生活目標、個人良心、道義責任和人類未來的論述,我讀得津津有味,有不少句子甚至刻骨銘心。前年黑龍江有一位讀者在報紙上發表一封公開信,問我在被文化盜竊集團組織的威脅、誣陷、圍攻濁浪中如何自處,我回信說:「讀愛因斯坦。」
在故居裡轉了兩圈,沒找到衛生間,開始為愛因斯坦著急起來。怕他也像當初我們住房困難時那樣,與別人合用衛生間。這種每天無數次的等待、謙讓、道謝、規避,發生在他身上是多麼不應該。但一問之下,果然不出所料,順樓梯往下走,轉彎處一個小門,便是愛因斯坦家與另外一家合用的衛生間。
正在這時,鐘樓的鐘聲響了。這是愛因斯坦無數次聽到過的,尤其是在夜深人靜時分。他在這鐘聲中怔怔地思考著宇宙的時間,於是,這間小房也就成了無限的空間。
愛因斯坦在伯爾尼搬過好幾次家,由於這間小房是相對論的誕生地,因此最為重要。但瑞士不喜歡張揚,你看這兒,只讓一位老婦人管著,有人敲門時她去開一下,動作很輕,怕吵了鄰居。樓下那個嘈雜的小餐廳,也沒有讓它搬走,那就只能讓它的名字在玻璃門上與愛因斯坦並立,很多旅人看到後猜測疑惑,以為那家餐廳的名字就叫「愛因斯坦故居」,也算得上一種巧思,終於沒有推門而入。
伯爾尼以如此平淡的方式擺出一種派頭,意思是,再偉大的人物在這裡也只是一個普通市民。我覺得在這方面他們做得有點過頭,愛因斯坦的這處故居還應該再好好打理一下;但比之於我們常見的那種不分等級便大肆張揚的各色名人故居,這裡的淡然方式更讓人舒服。其實也正因為這樣淡然,纔會吸引真正的大師巨匠來安靜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