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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城市的符咒 文 / 余秋雨

    第一次來佛羅倫薩時就對一件事深感奇怪,那就是走來走去總也擺脫不了這幾個字母:MEDICI。像符咒,像標號,鐫在門首,寫在牆面,刻在地下,真可謂抬頭不見低頭見,躲來躲去躲不開。

    這是一個家族的名稱,中文譯法多種多樣,我就選用「美第奇」吧。看得出來,現在佛羅倫薩當局並不想張揚這個家族,不願意把各國旅人紛至沓來的那些文化景點都歸諸一個門戶,但旅人們只要用心稍細,定睛稍久,便能發現要想避諱某種事實十分困難。

    全城作為重點文物向旅人開放的不多幾座大教堂中,居然有四座是美第奇家族的家庭禮拜堂;明明說是去參觀當年佛羅倫薩共和國的國政廳,看來看去竟看到了什麼「族祖」畫像、「夫人」的房間,原來國政廳就是他們的家,他們的家就是國政廳;更驚人的是那家聞名世界的烏菲齊美術館,據一種顯然誇張的說法,西方美術史上最重要的畫幾乎有一半藏在這裡,但我們一到五樓的陳列室門口卻看到了一圈美第奇家族歷代祖先的雕像,一問,整個美術館原本就是他們家族的事務所,那些畫也是他們幾世紀來盡力收集的,直到美第奇家族的末代傳人安娜·瑪麗亞,纔捐贈給佛羅倫薩市。

    一個家族長久地籠罩一座城市,這不太奇怪,值得注意的是這座城市當時正恰是歐洲文藝復興的搖籃。難道,像文藝復興這樣一個改變了人類命運的偉大運動也與這個家族息息相關答案是肯定的,它確實是文藝復興運動強有力的支持者。

    美第奇家族非常富有。祖先原是托斯卡納的農民,做藥商發財,進而開辦銀行而漸漸成為歐洲最大的銀行家。他們在銀行中運用並改進從阿拉伯人那裡學來的複式簿記法,效率大大提高,金融業務快速發展,還為羅馬教會管理財政。十五世紀中後期,這個家族又在政治上統治佛羅倫薩六十年,這六十年既是佛羅倫薩的黃金時代,又是文藝復興的黃金時代。

    在我看來,美第奇家族對文藝復興的支持,有三方面的條件,一是巨額資金,二是行政權力,三是鑒識能力,三者缺一不可。

    美第奇家族從這三方面一使勁,在佛羅倫薩造成了一種民眾性的文化崇拜,這對藝術家個人創作心態的提升,對一場思想文化運動聲勢的形成,都極其重要。據說當時許多藝術大師最在乎佛羅倫薩廣大市民的目光,這真是一種令人神往的景象。

    在佛羅倫薩大街上我反覆自省:為什麼自己與美第奇家族無怨無仇,卻從一開始就在心理上排拒他們對文藝復興的巨大影響呢也許與中國的某種傳統觀念有關。中國的民間藝術家和文人藝術家歷來以蔑視權貴為榮,以出入權門為恥,而與他們同時存在的宮廷藝術家則比較徹底地成了應命的工具,描富吟貴、歌功頌德。這兩個極端之間幾乎沒有中間地帶。我們似乎很難想像當年佛羅倫薩的那些藝術大師,出入權門而又未曾成為工具。

    美第奇家族總的說來比較尊重創作自由和藝術個性,並不怎麼炫耀藝術霸權。他們當然也有自己的藝術選擇,例如那位著名的羅倫佐·美第奇非常欣賞米開朗琪羅而對達·芬奇卻比較漠然,而他的兒子對米開朗琪羅也有點冷漠。但這一些都無改於這個家族對藝術群體的整體護惜。米開朗琪羅十四歲就被這個家族賞識培養,長大後懷著報恩之心為他們做了不少事,也曾支持過市民反抗美第奇家族的鬥爭,對此美第奇家族也沒有怎麼為難他。因此不管是報恩還是鬥爭,都沒有損害他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完整。

    由美第奇家族聯想到,中國古代的顯貴、官僚、豪紳,一般只沈湎器物享用,把玩琴棋書畫,不願意在公共領域大規模地優化藝術文明,因此常常奢侈在高牆內,毀棄在隔代間,難於積累成實實在在的社會財富,讓庶民共享。

    光天化日之下的巨大身軀,必然會帶出同樣巨大的陰影。在佛羅倫薩徜徉時間一長,也會品味到美第奇家族難於表述的尷尬狀態。我從那些欲大而不能太大的建築中看出來了,從那些不知與市民親近一點還是疏離一點的廣場上看出來了,從那些被他們家族支持的藝術大師雖然佳作迭出卻未能大幅度創新的整體傾向中看出來了,也從他們家族各代當家人雕像的神情中看出來了。

    美第奇家族從一開始就比較靠近平民,但一旦掌權就難免與平民對立,這個悖論首先被那位科西莫·美第奇CosimoMedici敏感到了。科西莫當時採取的辦法是淡化掌權的名義,強化市民的身份,只在幕後控制政局。這種站立方式,聰明有效,似淡實濃,為美第奇家族統治的延續打下了基礎。

    在美第奇家族中可以與科西莫相提並論的是他的孫子羅倫佐LorenzoMidici。羅倫佐當政時年紀還輕,不再採取祖父那種謹慎低調的掌權方式,而是果斷勇猛、雄纔大略。一四八O年羅馬教皇聯合那不勒斯威脅佛羅倫薩,羅倫佐面對如此強大的對手居然隻身南行,到那不勒斯談判,頃刻間化敵為友,成為歐洲外交史上的美談。

    這樣一位統治者必然是自信而強勢的,市民們一直以他為驕傲,但時間一長,彼此都覺得有點異常。政治便是這樣,低調維持平靜,強勢帶來危機,佛羅倫薩在不知不覺間變得風聲鶴唳,雲譎波詭起來。

    羅倫佐遇到過很多對手,而最大的對手卻是他統治下的佛羅倫薩市民。市民是善於厭倦的,因為他們的居息方式密集而流通,他們的政治觀念天然地趨向於民主,何況佛羅倫薩已風氣初開、思想活躍,很難長時間地皈伏於一個家族的統治。如果說美第奇家族親手倡導了這種風氣,那麼,正是這種風氣要質疑這個家族。

    我在市中心著名的老橋上方看到一種奇怪的舊建築,似房似廊,貫穿鬧市,卻密封緊閉,只開一些小窗,便問一位導遊,他說,這是美第奇家族穿行於不同住處間的走道。他們不會像舊式貴族官僚那樣戒備森嚴地在官道上通過,但又不敢毫無遮攔地與市民並肩而行。這條空中走道活生生地呈示著他們與市民之間的尷尬關係,而這種呈示又會把尷尬繼續推進。

    對於在厭倦中培育起來的對立,美第奇家族缺少思想準備。只是連最自信的羅倫佐也奇怪地發現,越來越多的市民都向一家修道院湧去,而柏拉圖學園早已門可羅雀。

    市民是去聽修道院院長薩伏納洛拉Savonarola講道的,講道的內容是批判佛羅倫薩城裡的奢侈之風、腐敗之氣,認為這完全背離了基督精神。這樣的講道契合市民的切身感受,很有鼓動力,而更讓人震撼的是,薩伏納洛拉指名道姓地批判了美第奇家族和羅倫佐本人,而且自詡有預言能力,警告佛羅倫薩如果不改邪歸正,必定有災難降臨。於是,佛羅倫薩市民以敬佩和驚慌的心情聚集在他周圍,他以宗教淨化和社會批判這兩條路,成了世俗市民的精神領袖。後來法國入侵、局勢混亂,他也就被市民選為執政,取代了美第奇家族。

    這從政治角度來看,是市民通過選舉推翻一個家族專制的民主行為,但從整體文明的演進上看卻正恰相反。政治模式和文明模式,在這件事情上南轅北轍。薩伏納洛拉實行的是宗教極端主義和禁慾主義,如市民們原來聽他演講中批判美第奇家族的奢侈時覺得大快人心,現在美第奇家族已倒,那麼對不起,請所有市民把家裡可能保存的奢侈品全部交出來,當眾焚燬;不僅一切娛樂被禁止,連正常的結婚也不受鼓勵,全面禁慾,其嚴厲程度,不但在佛羅倫薩歷史上,而且在意大利歷史上也是從七世紀之後從未有過。文藝復興中湧現的許多藝術作品,也被看成是不道德的東西,大批投入火海。於是,一座生氣勃勃的城市,轉眼成了文化上的死城。

    早就活躍慣了的佛羅倫薩市民對這種生活當然更加不能容忍,他們以比厭倦美第奇家族更快的速度厭倦了薩伏納洛拉。正好他所宣揚的宗教極端主義對羅馬教皇也持譴責態度,教皇也就反過來判他一個「異端」,在美第奇家族宅院門口的塞諾裡亞廣場上執行火刑把他燒死。現在這個廣場的噴泉附近地上還有一塊青銅圓基,石碑說明,這是薩伏納洛拉被燒的地點。

    這塊小小的銅基是一個值得玩味的傷痕,兩種歷史力量一種立足民主一種立足文明在這裡撕拉出血淋淋的裂痕。今天的遊人幾乎都不會注意到它,只顧興高采烈地踩踏著它,抬頭看米開朗琪羅的《戴維》雕塑。

    一座城市,一個家族,一場運動,一堆傷疤,就這樣纏纏繞繞、時斷時續地綰接了一段歷史。時至今日,很多纏繞處已經鬆脫、脆腐,因此顯得特別簡約或特別晦澀。到佛羅倫薩旅遊,就是在一個樓空物非的家族院落裡,與歷史捉迷藏。

    唯一能夠抓到手的,倒是那些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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