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流放者的土地 文 / 余秋雨
一
東北終究是東北，現在已是盛夏的尾梢，江南的西瓜早就收籐了，而這裡似乎還剛剛開旺，大路邊高高低低地延綿著一堵用西瓜砌成的牆，瓜農們還在從綠油油的瓜地裡一個個捧出來往上面堆。停車一問價錢，大吃一驚，纔八分錢一斤。買了一大堆搬到車上，先切開一個在路邊啃起來。一口下去又是一驚，竟是我平生很少領略過的清爽和甘甜！以往在江南西瓜下市季節，總有一批「北方瓜」來收場，那些瓜吃起來又粗又淡，很為江南人所鄙視，我還曾為此可憐過北方的朋友。北方的朋友辯解說，那是由於要長途運輸，老早摘下一些根本沒熟的瓜在車皮和倉庫裡慢慢蹲熟的，代表不了北方瓜。今天我纔真正信了，不禁邊吃西瓜邊抬頭打量起眼前的土地。這裡的天藍得特別深，因此把白雲襯托得銀亮而富有立體感。藍天白雲下面全是植物，有莊稼，也有自生自滅的花草。與大西北相比，這裡一點也不荒瘠，但與江南相比，這裡似乎又缺少了那些溫馨而精緻的曲曲彎彎，透著點兒蒼涼和浩茫。
這片土地，竟然會蘊藏著這麼多的甘甜麼？
我想這個問題的時候心頭不禁一顫，因為我正站在從牡丹江到鏡泊湖去的半道上，腳下是黑龍江省寧安縣，清代被稱之為「寧古塔」的所在。只要對清史稍有涉獵的讀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在漫長的數百年間，不知有多少所謂「犯人」的判決書上寫著「流放寧古塔」！
我是在很多年前讀魯迅論及清代文字獄的文章時首次看到這個地名的，因為它與獰厲的政治迫害和慘烈的人生遭遇連在一起，使我忍不住抬起頭來遙想它的地理形貌。後來我本人不知為什麼對文字獄的史料也越來越重視起來，因而這個地名便成了我閱讀中的常見詞彙。近年來喜歡讀一些地域文化的著作，在拜讀謝國楨先生寫於半個世紀前的《清初東北流人考》和李興盛先生兩年前出版的《東北流人史》１時更是反覆與它打交道了。今天，我居然真的踏到了這塊著名的土地上面，而它首先給我的居然是甘甜！
有那麼多的朝廷在案以它作為句點，因此「寧古塔」三個再平靜不過的字成了全國官員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間與這裡產生終身性的聯結，而到了這裡，財產、功名、榮譽、學識，乃至整個身家性命都會墮入漆黑的深淵，幾乎不大可能再泅得出來。金鑾殿離這裡很遠又很近，因此這三個字常常悄悄地潛入高枕錦衾間的惡夢，把那麼多的人嚇出一身身冷汗。清代統治者特別喜歡流放江南人，因此這塊土地與我的出身地和謀生地也有著很深的緣分。幾百年前的江浙口音和現在一定會有不少差別了吧，但雲還是這樣的雲，天還是這樣的天。
地可不是這樣的地。有一本叫做《研堂見聞雜記》的書上寫道，當時的寧古塔，幾乎不是人間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惡獸吃掉，甚至被餓昏了的當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來的不多。當時另有一個著名的流放地叫尚陽堡，也是一個讓人毛骨悚然的地名，但與寧古塔一比，尚陽堡還有房子可住，還能活得下來，簡直好到天上去了。也許有人會想，有塔的地方總該有點文明的遺留吧，怎麼會這樣？這就搞錯了。寧古塔沒有塔，這三個字完全是滿語的音譯，意為「六個」（「寧古」為「六」，「塔」為「個」），據說很早的時候曾有兄弟六人在這裡住過，而這六個人可能還與後來的清室攀得上遠親。
今天我的出發地和目的地都很漂亮，想想吧，牡丹江、鏡泊湖，連名字也已經美不勝收了，但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卻是這半道上的流放地。由它，又聯想到東北其它幾個著名的流放地如今天的瀋陽（當時稱盛京）、遼寧開原縣（即當時的尚陽堡）以及齊齊哈爾（當時稱卜魁）等處，我，又想來觸摸中國歷史身上某些讓人不太舒服的部位了。
１這些論著也為本文提供了很多史料和線索，謹此感謝。——作者注
二
中國古代列朝對犯人的懲罰，條例繁雜，但粗粗說來無外乎打、殺、流放三種。打是輕刑，殺是極刑，流放不輕不重嵌在中間。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笞、杖之類）、方式和數量都不一樣。再道貌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學者，從小受足了「非禮勿視」的教育，舉手投足蘊藉有度，剛纔站到殿闕中央來講話時還細聲慢氣地努力調動一連串深奧典故用以替代一切世俗詞彙呢，簡直雅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了，突然不知是哪句話講錯了，立即被一群宮廷侍衛按倒在地，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扒下褲子，一五一十打將起來。蒼白的肌肉，殷紅的鮮血，不敢大聲發出的哀號，亂作一團的白髮，強烈地提醒著端立在一旁的文武百官：你們說到底只是一種生理性的存在。用思想來辯駁思想，用理性來面對理性，從來沒有那回事兒。一言不合，請亮出尊臀。與此間風景相比，著書立說、砌磋研討，實在成了一種可笑的存在。中國社會總是不講道理，也不要道理，便與此有關。
殺的花樣就更多了。我早年在一本舊書中讀到嘉慶皇帝如何殺戮一個在圓明園試圖向他動刀的廚師的具體記述，好幾天都吃不下飯。後來我終於對其他殺人花樣也有所瞭解了，真希望我們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這些事情。那一大套款式，絕對只有那些徹底丟棄了人性卻又保持著充分想像力的人纔能設計得出來。以我看來他們的設計原則是把死這件事情變成一個可供細細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長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膚全都成了痛苦的由頭，因此受刑者只能怨恨自己竟然是個人。我相信中國的宮廷官府所實施的殺人辦法，是人類從猿猴變過來之後幾十萬年間最為殘酷的自戕遊戲，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會瞠目結舌。幸好中國的皇帝在這方面都沒有神經脆弱的毛病，他們總是玩牌一樣掂量著各種死法，有時突然想起「犯人」戰功赫赫或學富五車，會特別開恩換一種等級略低一點的死法，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將死的「犯人」會衷心地叩謝皇恩浩蕩，而且皇帝自己也覺得仁慈過人、宅心寬厚。皇帝的這個習慣倒是成了中國的社會慣例，許多笑容可掬的方案權衡，常常以總體性的殘忍為前提。殘忍成了一種廣泛傳染的歷史病菌和社會病菌，動不動就採取極端措施，驅逐了人道、公德、信義、寬容、和平。
現在可以回到流放上來了。說過了殺的花樣，流放確實成了一種極為仁厚的懲罰，但實際上對承受者來說，殺起來再慢也總不會拖延太久，而流放卻是一種長時間的可怖折磨。死了倒也罷了，問題是人還活著，種種不幸都要用心靈去一點點消受，這就比死都煩難了。就以當時流放東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來說，首先讓人受不了的事實是流放的株連規模。有時不僅全家流放，而且禍及九族，所有遠遠近近的親戚，甚至包括鄰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幾十人、百餘人的隊伍，浩浩蕩蕩。別以為這樣熱熱鬧鬧一起遠行並不差，須知這些幾天前還是錦衣玉食的家庭都已被查抄，家產財物蕩然無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後做什麼也早已定下，如「賞給出力兵丁為奴」，「給披甲人為奴」等等，從孩子開始都已經是奴隸。一路上怕他們逃走，便枷鎖千里。我現在隨手翻開桌上的史料就見到這樣一條記載：明宣德八年，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東北，但死在路上就有三分之二，到東北只剩下五十人。由此，一路上的自然艱苦和人為虐待便可想見。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這些奴隸分配給了主人，主人見美貌的女性就隨意糟蹋，怕丈夫礙手礙腳先把丈夫殺了；人員那麼多用不了，選出一些女的賣給娼寮，選出一些男的去換馬。最好的待遇算是在所謂「官莊」裡做苦力，當然也完全沒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學者吳兆騫記述，「官莊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頭，不是種田，即是打圍、燒石灰、燒炭，並無半刻空閒日子。」
在一本叫《絕域紀略》的書中描寫了流放在那裡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鏡頭：「春余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腳單衣悲號於肩擔者，不可紀，皆中華富貴家裔也。」
在這些可憐的汲水女裡面，肯定有著不少崔鶯鶯、林黛玉這樣的人物，昨日的嬌貴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連那點哀怨悱惻的戀愛悲劇，也全部成了奢侈。
康熙時期的詩人丁介曾寫過這樣兩句詩：
南國佳人多塞北，
中原名士半遼陽。
這裡該包含著多少讓人不敢細想的真正大悲劇啊。詩句或許會有些誇張，但當時中原各省在東北流放地到了「無省無人」的地步是確實的。據李興盛先生統計，單單清代的東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總數在１５０萬以上。普通平民百姓很少會被流放，因而其間「名士」和「佳人」的比例確實不低。
如前所說，這麼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連者，這個冤屈就實在太大了。那些遠親，可能根本沒見過當事人，他們的親族關係要通過老一輩曲曲折折的比劃纔能勉強理清，現在卻一古腦兒都被趕到了這兒。在統治者看來，中國人都不是個人，只是長在家族大樹上的葉子，一片葉子看不順眼了，證明從根上就不好，於是一棵大樹連根兒拔掉。我看「株連」這兩個字的原始含義就是這樣來的。樹上的葉子那麼多，不知哪一片會出事而禍及自己，更不知自己的一舉一動什麼時候會危害到整棵大樹，於是只能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此這般，中國怎麼還會有獨立的個體意識呢？我們以往不也見過很多心底裡很明白而行動卻極其窩囊的人物嗎？有的事，他們如果按心底所想的再堅持一下就堅持出人格和個性來了，但皺眉一想妻兒老小、親戚朋友，也就立即改變了主意。既然大樹上沒有一片葉子敢於面對風的吹拂、露的浸潤、霜的飄灑，整個樹林也便成了沒有風聲鳥聲的死林。朝廷需要的就是這樣一片表面上看起來碧綠蔥蘢的死林，「株連」的目的正在這裡。
我常常設想，那些當事人在東北流放地遇見了以前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次卻因自己而罹難的遠房親戚，該會說什麼話，作何等樣的表情？而那些遠房親戚又會作什麼反應？當事人極其內疚是毫無疑問的，但光內疚夠嗎？而且內疚什麼呢？他或許要解釋一下案情，而他真能搞得清自己的案情嗎？
能說清自己案情的倒是流放者中那一部分真正的罪犯，即我們現在所說的刑事犯；還有一部分屬於宮廷內部勾心鬥角的失敗者，他們大體也說得清自己流放的原因，其中有些人的經歷也很有歷史意味，但至少我今天在寫這篇文章時對他們興趣不大。最說不清楚的是那些文人，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獄」、科場案，一夜之間成了犯人，竟然福大命大沒被砍頭，與一大群株連者一起跌跌撞撞地發配到東北來了，他們大半搞不清自己的案情。
「文字獄」的無法說清已有很多人寫過，不想再說什麼了。我想，流放東北的文人中真正算得上「犯案」的大概就是在科舉考試中作弊的那一撥了。明代以降，特別是清代，壅塞著接二連三的所謂「科場案」，好像魯迅的祖父後來也挨到了這類案子裡邊，幸好沒有全家流放，否則我們就沒有《阿Ｑ正傳》好讀了。依我看，科場中真作弊的有（魯迅的祖父像是真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恣意誇大甚至無中生有的。例如１６５７年（順治十四年）發生過兩個著名的科場案，造成被殺、被流放的人很多，我們不妨選其中較嚴重的一個即所謂「南闈科場案」稍稍多看幾眼。
一場考試過去，發榜了，沒考上的仕子們滿腹牢騷，議論很多，被說得最多的是考上舉人的安徽青年方章鉞可能（！）與主考大人是遠親，即所謂「聯宗」吧，理應迴避，不迴避就有可能作弊。落第考生的這些道聽途說被一位官員聽到了，就到順治皇帝那裡奏了一本，順治皇帝聞奏後立即（！）下旨，正副主考一併革職，把那位考生方章鉞捉來嚴審。這位安徽考生的父親叫方拱干，也在朝中做著官，上奏說我們家從來沒有與主考大人聯過宗，聯宗之說是誤傳，因此用不著迴避，以前幾屆也考過，朝廷可以調查。本來這是一件很容易調查清楚的事情，但麻煩的是皇帝已經表了態，而且已把兩個主考革職了，如果真的沒有聯過宗，皇帝的臉往哪兒擱？因此朝廷上下一口咬定，你們兩家一定聯過宗，不可能不聯宗，沒有理由不聯宗，為什麼不聯宗？不聯宗纔怪呢！既然肯定聯過宗，那就應該在子弟考試時迴避，不迴避就是犯罪。刑部花了不少時間琢磨這個案子，再琢磨皇帝的心思，最後心一橫，擬了個處理方案上報，大致意思無非是，正副主考已經激起聖怒，被皇帝親自革了職，那就乾脆處死算了，把事情做到底別人也就沒話說了；至於考生方章鉞，朝廷不承認他是舉人，作廢。
這個處理方案送到了順治皇帝那裡，大家原先以為皇帝也許會比刑部寬大一點，做點姿態，沒想到皇帝的回旨極其可怕：正、副主考斬首，沒什麼客氣的；還有他們領導的其它所有試官到哪裡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絞刑，家產沒收，他們的妻子女兒一概做奴隸。聽說已經死了一個姓盧的考官了？算他幸運，但他的家產也要沒收，他的妻子女兒也要去做奴隸。還有，就讓那個安徽考生不做舉人算啦？不行，把八個考取的考生全都收拾一下，他們的家產也應全部沒收，每人狠狠打上四十大板，更重要的是，他們這群考生的父母、兄弟、妻子，要與這幾個人一起，全部流放到寧古塔！（參見《清世主實錄》卷１２１）
這就是典型的中國古代判決，處罰之重，到了完全離譜的程度。不就是僅僅一位考生可能與主考官有點沾親帶故的嫌疑嗎？他父親出來已經把嫌疑排除了，但結果還是如此慘烈，而且牽涉的面又如此之大。能代表朝廷來考試江南仕子的考官，無論是學問、社會知名度還是朝廷對他們信任的程度本來都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但為了其中一個人有那麼一丁點兒已經排除了的嫌疑，二十個全部殺掉，一個不留。
而且他們和考生的家屬全部不明不白地遭殃。這中間，唯一能把嫌疑的來龍去脈說得稍稍清楚一點的只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它被殺、被打、被流放的人可能連基本原因也一無所知。但不管，刑場上早已頭顱滾滾、血跡斑斑，去東北的路上也已經浩浩蕩蕩。這些考生的家屬在跋涉長途中想到前些天身首異處的那二十來個大學者，心也就平下來了。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何況人家那麼著名的人物臨死前也沒吭聲，要我冒出來喊冤幹啥？充什麼英雄？這是中國人面臨最大的冤屈和災難時的精神衛護邏輯。一切原因和理由都沒有什麼好問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場自然災害。且看歷來流離失所的災民，有幾個問清過颱風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發的理由？算啦，低頭幹活吧，能這樣不錯啦。
三
災難，對常人來說也就是災難而已，但對知識分子來說就不一樣了。當災難初臨之時，他們比一般人更緊張，更痛苦，更缺少應付的能耐；但是當這一個關口渡過之後，他們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識又會重新甦醒，開始與災難周旋，在災難中洗刷掉那些只有走運時纔會追慕的虛浮層面，去尋求生命的底蘊。到了這個時候，本來經常會嘲笑知識分子幾句的其它流放者不得不收斂了，他們開始對這些喜歡長吁短歎而又手無縛雞之力的斯文人另眼相看。
流放文人終於熬過生生死死最初撞擊的信號是開始吟詩，其中有不少人在去東北的半路上就已獲得了這種精神復甦，因為按照當時的交通條件，這好幾千里的路要走相當長的時間。清初因科場案被流放的杭州詩人、主考官丁澎在去東北的路上看見許多驛站的牆壁上題有其它不少流放者的詩，一首首讀去，不禁笑逐顏開。與他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這麼高興，就問：「怎麼，難道朝廷下詔讓你回去了？」丁澎說：「沒有。我真要感謝皇帝，給我這麼好的機會讓我在一條纔情的長河中暢遊，你知道嗎，到東北流放的人幾乎都是纔子，我這一去就不擔心沒有朋友了。」丁澎說得不錯，流放者的隊伍實在是把一些平日散落各地的傑出文士集中在一起了，幾句詩，就是他們心靈交流的旗旛。
丁澎被流放的時候，他的朋友張縉彥曾來送行，沒想到三年以後張縉彥也被流放，戍所很遠，要經過丁澎的流放地，兩人見面感慨萬千，唏噓一陣之後，互相能夠贈送的東西仍然只有詩。丁澎送張縉彥的詩很能代表流放者的普遍心理：
老去悲長劍，
苞為獨遠征？
半生戎馬換，
詞組玉關行！
亂石沖雲走，
飛沙撼磧鳴。
萬方新雨露，
吹不到邊城。
（《送張坦公方伯出塞》）
丁澎早流放幾年，因此他有資格叮囑張縉彥：『愁劇須憑酒，時危莫論文。」
「時危莫論文」並不是害怕和躲避，而是希望朋友身處如此危境不要再按照原先文縐縐的思路來考慮問題了。用吳偉業贈吳兆騫的詩句來表述，文人面對流放，產生的總體感受應該是「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原先的價值坐標轟毀了，連一些本來確定無疑的概念也都走向模糊和混亂，這對許多文人來說都不完全是一件壞事。
有一些文人，剛流放時還端著一副孤忠之相，等著哪一天聖主來平反昭雪；有的則希望有人能用儒家的人倫道德標準來重新審理他們身陷的冤屈，哪怕自己死後有一位歷史學家來說兩句公道話也好。但是，茫茫的塞外荒原否定了他們，浩浩的北國寒風嘲笑著他們，文天祥雖然寫過「留取丹心照汗青」，而「汗青」本身又是如此曖昧不清。
到東北的流放者一般都會記得宋、金戰爭期間，南宋的使臣。洪皜和張邵曾被金人流放到黑龍江的事跡。洪皜和張邵算得為大宋朝廷爭氣的了，在揀野菜充飢、拾馬糞取暖的情況下還凜然不屈。一次一位比較友好的女真貴族與洪皜談話，談著談著就爭論起來了，女真貴族生氣地說：「你到現在還這麼口硬，你以為我不能殺你麼？」洪皜回答：「我是可以死了，但這樣你們就會蒙上一個斬殺來使的惡名，恐怕不大好。離這裡三十里地有個叫蓮花濼的地方，不如我們一起乘舟去遊玩，你順便把我推下水，就說我是自己失足，豈不兩全其美？」他的這種從容態度，把女真貴族都給鎮住了。後來金兵佔領了淮北，宣佈說只要是淮北籍的宋朝官員都可回家了，不少被流放的宋朝官員紛紛偽稱自己是淮北人而南返，惟獨洪皜和張邵明確說自己是江南人，因此一直在東北流放到宋、金和議達成之後纔回來。完全出人意料的是，這兩人在東北為宋廷受苦受難十餘年，回來卻立即遭受貶斥，洪皜被秦檜貶離朝廷，張邵也被彈劾為「奉使無成」而遠放，兩人都很快死在顛沛流離的長途中。倒是金人非常尊敬這兩位與他們作對的使者，每次有人來宋廷總要打聽他們的消息，甚至對他們的子女也倍加憐惜。這種事例，很使後代到東北的流放者們深思。既然朝廷對自己的使者都是這副模樣，那它真值得大家為它守節效忠嗎？我們過去頭腦中認為至高無上的一切真是那樣有價值嗎？
順著這一思想脈絡，東北流放地出現了一個奇跡：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員與反清義士結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原先各自效忠的對象，無論是明朝還是清朝都消解了，消解在朔北的風雪中，消解在對人生價值的重新確認裡。
「同是冰天謫戍人，敝裘短褐益相親。」（戴梓）當官銜、身份、家產一一被剝奪，剩下的就是生命對生命的直接呼喚。著名的反清義士函可在東北流放時最要好的那些朋友李裀、魏管、季開生、李呈祥、郝浴、陳掖臣等幾乎都是被貶的清朝官吏，以這些人為骨幹，函可還成立了一個「冰天詩社」。是不是這些昔日官吏現都捲入到函可的反清思潮中來了呢？並不是。他們相交只是「以節義文章相慕重」，這裡所說的「節義」又不具備尋常所指的國家民族意義，而僅僅是個人人品。其實個人人品最是了不得，最不容易被外來的政治規範修飾或扭曲。在這一點上，中國歷來對「大節」、「小節」的劃分常常是顛倒的。函可的那些朋友在個人人品上確實都是很值得敬重的，李裀獲罪是因為上諫朝廷，指陳當時的一個「逃人法」「立法過重，株連太多」；魏管因上疏主張一個犯人的「妻子應免流徙」而自己反被流徙；季開生是諫阻皇帝到民間選美女，郝浴是彈劾大漢奸吳三桂驕橫不法……總之是一些善良而正直的人。現在他們的發言權被剝奪了，但善良和正直卻剝奪不了，跟著他們走南闖北。函可與他們結社是在順治七年，那個時候，江南很多知識分子還在以「仕清」為恥，而照我們今天某些理論家的分析，他們這些官吏之所以給清廷提意見也是為了清廷的長遠利益，不值得半點同情，但函可卻完全不理這一套，以毫無障礙的心態發現了他們的善良與正直，然後把他們作為一個個有獨立人品的個人來尊重。政敵不見了，民族對立鬆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誠相見的朋友。
有了朋友，再大的災難也會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遭的環境也會風光頓生。
出身於上海松江縣的學者藝術家楊瑄是一個一生中莫名其妙地多次獲罪，直到七十多歲還在東北曠野上掙扎的可憐人，但由於有了朋友，他眼中的流放地也不無美色了。他的一首《謫居柬友》最能表達這種心情：
同是天涯萬里身，
相依萍梗即為鄰。
閒騎蹇衛頻來往，
小擘霜鰲忘主賓。
明月滿庭涼似水，
綠莎三徑軟於茵。
生經多難情愈好，
未覺人間古道淪。
「生經多難情愈好」，這實在是災難給人的最大恩惠。與東北大地上的朋友相比，原先在上海、在北京的朋友都算不上朋友了，靠著親族關係和同僚關係所擠壓出來的笑容和禮數突然顯得那樣勉強，豐厚的禮品和華瞻的語句也變得非常蒼白。列寧主義惟獨這兒，〔原文如此，待考〕什麼前後左右的關係也不靠，就靠著赤條條的自己尋找可以生死以之的知己好友，還有什麼比這更珍貴的麼？
我敢斷言，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最珍貴、最感人的友誼必定產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產生在那些蓬頭垢面的文士們中間。其它那些著名的友誼佳話，外部雕飾太多了。
除了同在流放地的文士間的友誼之外，外人與流放者的友誼也會顯出一種特殊的重量，因為在株連之風極盛的時代，與流放者保持友誼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而且地處遙遠，在當時的交通和通訊條件下要維繫友誼又極為艱難。因此，流放者們在飽受世態炎涼之後完全可以憑借往昔的友誼在流放後的維持程度來重新評驗自己原先置身的世界。
元朝時，浙江人駱長官被流放到黑龍江，他的朋友孫子耕竟一路相伴，一直從杭州送到黑龍江。清康熙年間，兵部尚書蔡毓榮獲罪流放黑龍江，他的朋友，上海人何世澄不僅一路護送，而且陪著蔡毓榮在黑龍江住了兩年多纔返回江南。專程到東北探望朋友的人也有不少，例如康熙年間的流放者傅作楫看到老友吳青霞不遠千里前來探望，曾用這樣的詩句來表達感受：
濃陰落盡有高柯，
昨日流鶯在何處？
友情，經過再選擇而顯得單純和牢固了。
讓我特別傾心的是康熙年間顧貞觀把自己的老友吳兆騫從東北流放地救出來的那番苦功夫。顧貞觀知道老友在邊荒時間已經很長，吃足了各種苦頭，很想晚年能贖回來讓他過幾天安定日子。他有決心叩拜座座侯門來贖金集資，但這事不能光靠錢，還要讓當朝最有權威的人點頭，向皇帝說項纔是啊。他好不容易結識了當朝太傅明珠的兒子納蘭容若。納蘭容若是一個人品和文品都不錯的人，也樂於幫助朋友，但對顧貞觀提出的這個要求卻覺得事關重大，難於點頭。顧貞觀沒有辦法，只得拿出他為思念吳兆騫而寫的詞作《金縷曲》兩首給納蘭容若看，因為那兩首詞表達了一種人間至情，應該比什麼都能說服納蘭容若。兩首詞的全文是這樣的：
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
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
魑魅搏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
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夠？
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
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君懷袖。
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
宿昔齊名非忝竊，試看杜陵消瘦，曾不減、夜郎潺僽。
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為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
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
歸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
不知讀者諸君讀了這兩首詞作何感想，反正納蘭容若當時剛一讀完就聲淚俱下，對顧貞觀說：「給我十年時間吧，我當作自己的事來辦，今後你完全不用再叮囑我了。」顧貞觀一聽急了：「十年？他還有幾年好活？五年為期，好嗎？」納蘭容若擦著眼淚點了點頭。
經過很多人的努力，吳兆騫終於被贖了回來。在歡迎他的宴會上，有一位朋友寫詩道：「廿年詞賦窮邊老，萬里冰霜匹馬還。」是啊，這麼多年也只是他一個人回來，但這一萬里歸來的「匹馬」，真把人間友誼的力量負載足了。
還有一個人也是靠朋友，而且是靠同樣在流放的朋友的幫助，偷偷逃走的，他就是浙江蕭山人李兼汝。這個人本來就最喜歡交朋友，據說不管是誰只要深夜叩門他一定要留宿，客人有什麼困難他總是傾囊相助。他被流放後，一直靠一起流放的朋友楊越照顧他，後來他年老體衰，實在想離開那個地方，楊越便想了一個辦法，讓他躲在一個大甕裡由牛車拉出去，楊越從頭至尾操作此事，直到最後到了外面把他從大甕裡拉出來揮淚作別，自己再回來繼續流放。這件事的真相，後來在流放者中悄悄傳開來了，大家十分欽佩楊越，只要他有什麼義舉都一起出力相助，以不參與為恥。在這個意義上，災難確實能淨化人，而且能淨化好多人。
我常常想，今天東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講義氣，一定與流放者們的精神遺留有深刻關聯吧。流放，創造了一個味道濃重的精神世界，竟使我們得惠至今。
四
除了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總還要干一點自己想幹的事情。基本的勞役是要負擔的，但東北的氣候使得一年中有很長時間完全無法進行野外作業，而且管理者也有松有緊，有些屬於株連而來的對象或隨家長而來的兒孫一輩往往有一點兒自由，有的時候、有的地方，甚至整個流放都處於一種放任自流的狀態，這就使得流放者總的說來還是有不少空餘時間的，需要自己找活幹。一般勞動者找活不難，文人則又一次陷入了深思。
我，總要做一點別人不能代替的事情吧？總要有一些高於揀野菜、拾馬糞、燒石灰、燒炭的行為吧？尤其當珍貴的友誼把文人們凝聚起來之後，「我」的自問變成了「我們」的集體思索。「我們」，既然憑藉著文化人格互相吸引，那就必須進一步尋找到合適的行為方式而成為實踐著、行動著的文化群落，只有這樣，纔能求得靈魂的安定。這是一種回歸，大多數流放者沒有吳兆騫、李兼汝那樣的福氣而回歸南方，他們只能依靠這種文化意義上的回歸，而實際上這樣的回歸更其重要。吳兆騫南歸後三年即貧病而死，只活了五十四歲，李兼汝因偷偷摸摸逃回去的，到了南方東藏西藏，也只活了三年。留在東北的流放者們卻從文化的路途上回了家，有的竟然很長壽。
比較常見的是教書。例如洪皜曾在曬乾的樺樹皮上默寫出《四書》，教村人子弟，張邵甚至在流放地開講《大易》，「聽者畢集」，函可作為一位佛學家當然就利用一切機會傳播佛法；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賈，例如楊越就曾花不少力氣在流放地傳播南方的農耕技術，教當地人用「破木為屋」來代替原來的「掘地為屋」，又讓流放者隨身帶的物品與當地土著交換漁牧產品，培養了初步的市場意識，同時又進行文化教育，幾乎是全方位地推動這塊土地走向了文明。文化素養更高一點的流放者則把東北這一在以往史冊文典中很少涉及的角落作為自己進行文化考察的對象，並把考察結果以多種方式留諸文字，至今仍為一切進行地域文化研究的專家們所寶愛。例如方拱干所著《寧古塔志》、吳振臣所著《寧古塔紀略》、張縉彥所著《寧古塔山水記》、楊賓所著《柳邊紀略》、英和所著《龍沙物產詠》、《龍江紀事》等等便是最好的例子，這些著作（有的是詩集）具有極高的歷史學、地理學、風俗學、物產學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是足可永垂史冊的。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學術研究除了李時珍、徐霞客等少數例外，多數習慣於從書本來到書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致使我們的學術傳統至今還缺乏實證意識。這些流放者卻在艱難困苦之中齊心協力地克服了這種弊端，寫下了中國學術史上讓人驚喜的一頁。他們腳下的這塊土地給了他們那麼多無告的陌生，那麼多絕望的酸辛，但他們卻無意怨恨它，反而用溫熱的手掌撫摸著它，讓它感受文明的熱量，使它進入文化的史冊。
在這整個過程中，有幾個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給東北所起的文化作用特別大，例如清代浙江的呂留良家庭、安徽的方拱干、方孝標家族以及浙江的楊越、楊賓父子等。近代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在民國初年曾說到因遭文字獄而世代流放東北的呂留良（即呂用晦）家族的貢獻：呂氏「後裔多以塾師、醫藥、商販為業。土人稱之曰老呂家，雖為台隸，求師者必於呂氏，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輕，其後裔亦未嘗自屈也。」「齊齊哈爾人知書，由呂用晦後裔謫戍者開之，至於今用夏變夷之功亦著矣。」說到方家，章太炎說：「初，開原、鐵嶺以外皆胡地也，無讀書識字者。寧古塔人知書，由方孝標後裔謫戍者開之。」（《太炎文錄續編》）當代歷史學家認為，太炎先生的這種說法史實可能有所誤，評價可能略嫌高，但肯定兩個家族在東北地區文教上的啟蒙之功是完全不錯的。
一個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對這個家族來說是莫大的悲哀，但他們對東北的開發事業卻進行了一代接一代的連續性攻堅。他們是流放者，但他們實際上又成了老資格的「土著」，他們的故鄉究竟在何處呢？我提這問題，在同情和惆悵中又包含著對勝利者的敬意，因為在文化意義上，他們是英勇的佔領者。
不管怎麼說，東北這塊在今天的中華版圖中已經一點也不顯得荒涼和原始的土地，應該記住這兩個家族和其它流放者，記住是他們的眼淚和汗水，是他們軟軟的南方口音，給這塊土地播下了文明的種子。不要把視線老是停留在那些邊界戰役和民族抗爭上，停留在那些轟轟烈烈的大事件上，那些戰爭和事件，其實並沒有給這塊土地帶來多少滋養。
五
我希望上面這些敘述不至於構成這樣一種誤解，以為流放這件事從微觀來說造成了許多痛苦，而從宏觀來說卻並不太壞。
不。從宏觀來說，流放無論如何也是對文明的一種摧殘。部分流放者從傷痕纍纍的苦痛中掙扎出來，手忙腳亂地創造出了那些文明，並不能給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說多數流放者不再有什麼文化創造，即便是我們在上文中評價最高的那幾位，也無法成為我國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纔。第一流人纔可以受盡磨難，卻不能受到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質限度的最嚴重侵害。儘管屈原、司馬遷、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寧古塔那樣的流放方式卻永遠也出不了《離騷》、《史記》和《紅樓夢》。文明可能產生於野蠻，卻絕不喜歡野蠻。我們能熬過苦難，卻絕不讚美苦難。我們不怕迫害，卻絕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難中顯現人性、創建文明，本源於他們內心的高貴。他們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變再變，但內心的高貴卻未曾全然消蝕，這正像不管有的人如何趕潮流或身居高位卻總也掩蓋不住內心的卑賤一樣。毫無疑問，最讓人動心的是苦難中的高貴，最讓人看出高貴之所以高貴的，也是這種高貴。憑著這種高貴，人們可以在生死存亡線的邊緣上吟詩作賦，可以用自己的一點溫暖去化開別人心頭的冰雪，繼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點燃文明的火種。他們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顧物慾利益，不顧功利得失，義無反顧，一代又一代。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高貴者確實是愚蠢的，而聰明的卻是那些卑賤者。但是，這種愚蠢和聰明的劃分本來就屬於「術」的範疇而無關乎「道」，也可以說本來就屬於高貴的領域之外的存在。
由此我又想到，東北這塊土地，為什麼總是顯得坦坦蕩蕩而不遮遮蓋蓋？為什麼沒有多少豐厚的歷史卻快速地進入到一個開化的狀態？至少有一部分，來自流放者心底的那份高貴。
我站在這塊古代稱為寧古塔的土地上，長時間地舉頭四顧而終究又低下頭來，我向一些遠年的靈魂祭奠。為它們大多來自浙江、上海、江蘇、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為它們在苦難中的高貴。
選自《文明的碎片》春風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