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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26節 漫長的文學夢 文 / 莫言

    最早發現我有一點文學才能的,是一個姓張的高個子老。那是我在村中小學讀三年級的時。因為自理生活的能力很差,又加上學時年齡較小,母親給我縫的還是開襠。為此,常遭到同學的嘲。有一個名叫郭蘭花的女生,特別願意看男生往我褲襠裡塞東。她自己不好意思動手,就鼓勵那些男生折騰。男生折騰我時她笑得點頭哈腰,臉紅得像雞冠子似。後來,這個那時大概剛從鄉村師範畢業、年輕力壯、衣冠潔淨、身上散發著好聞的肥皂氣味的高個子張老師來了,他嚴厲地制止了往我褲子裡塞東西的流氓行。他教我們語文,是我們的班主。他的臉上有很多粉刺,眼睛很大,脖子很長,很。他一瞪眼,我就想小。有一次他在課堂上訓我,我不知不覺中竟尿在教室。他很生氣,罵道:"你這熊孩子,怎麼能隨地小便呢?"我哭著說:"老師,我不是故意的……"有一次,他讓我到講台上去念一篇大概是寫井岡山上毛竹的課文,念到生氣蓬勃的竹筍衝破重重壓力鑽出地面時,課堂上響起笑。先是女生哧哧的低笑,然後是男生放肆的大。那個當時就十七歲的、隔年就嫁給我一個堂哥成了我嫂子的趙玉英笑得據說連褲子都尿。張老師起先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訓斥大家:"你們笑什麼?!"待他低頭看了看我,便咧咧嘴,說:"別念了,下去吧!"我說:"老師,我還沒念完。"因為我念課文是全班第一流利,難得有次露臉的機會,實在是捨不得下。張老師一把就將我推下去。我堂嫂趙玉英後來還經常取笑我,她摹仿著我的腔調說:春風滋潤了空氣,太陽曬暖了大地,尖尖的竹筍便鑽出了地面……

    張老師到我家去做家訪,建議母親給我縫上褲。我母親不太情願地接受了他的建。縫上褲襠後,因為經常把腰帶結成死疙瘩,出了不少笑。後來,大哥把一條牙環壞了的洋腰帶送我,結果出醜更。一是六一兒童節在全校大會上背誦課文時掉了褲子,引得眾人大嘩;二是我到辦公室去給張老師送作業,那個與張老師坐對面的姓尚的女老師非要我跟她打乒乓球,我說不打,她非要打,張老師也要我打,我只好打,一打,褲子就掉。那時我穿的是笨褲子,一掉就到了腳脖。尚老師笑得前仰後合,說張老師你這個愛徒原來是個小流氓……

    在我短暫的學校生活中,腰帶和褲襠始終是個惱人的問。大概是上四年級的時候,我寫了一篇關於五一勞動節學校開運動會的作文,張老師大為贊。後來我又寫了許多作文,都被老師拿到課堂上念,有的還抄到學校的黑板報上,有一篇還被附近的中學拿去當作範文學。有了這樣的成績,我的腰帶和褲襠問題也就變成了一個可愛的問。

    後來我當了兵,提了干,探家時偶翻箱子,翻出了四年級時的作文簿,那上邊有張老師用紅筆寫下的大段批語,很是感。因為"文化大革命",我與張老師鬧翻了。我被開除回家,碰到張老師就低頭躲過,心裡冷若冰。重讀那些批語,心中很是感慨,不由得恨"文化大革命"斷送了我的錦繡前。那本作文簿被我的侄子擦了屁股,如果保留下來,沒準還能被將來的什麼館收購了去。

    輟學當了放牛娃後,經常憶起寫作文的輝。村裡有一個被遣家勞改的"右派",他是山東師範學院中文系的畢業生,當過中學語文教。我們是一個生產隊,經常在一起勞。他給我灌輸了許多關於作家和小說的知。什麼神童作家初中的作文就被選進了高中教材啦,什麼作家下鄉自帶高級水啦,什麼作家讀高中時就攢了稿費三萬元啦,什麼有一個大麻子作家坐在火車上見到他的情人在鐵道邊上行走,就奮不顧身地跳下去,結果把腿摔斷了……他幫我編織著作家。我問他:"叔,只要能寫出一本書,是不是就不用放牛了?"他說:"豈止是不用放牛!"然後他就給我講了丁玲的一本書主義,講了那些名作家一天三頓吃餃子的。大概從那時起,我就夢想著當一個作家。別的不說,那一天三頓吃餃子,實在是太誘人。

    1973年,我跟著村裡人去昌邑縣挖膠萊。冰天雪地,三個縣的幾十萬民工集合在一起,人山人海,紅旗獵獵,指揮部的高音喇叭一遍遍播放著湖南民歌《瀏陽河》,那情那景真讓我感到心潮澎。夜裡,躺在地窖子裡,就想寫小。挖完河回家,臉上蛻去一層皮,自覺有點脫胎換骨的意。跟母親要了五毛錢,去供銷社買了一瓶墨水,一個筆記本,趴在炕上,就開始。書名就叫《膠萊河畔。第一行字是黑體,引用毛澤東的話:水利是農業的命。第一章的回目也緊跟著有了:元宵節支部開大會,老地主陰謀斷馬。故事是這樣的:元宵節那天早晨,民兵連長趙紅衛吃了兩個地瓜,喝了兩碗紅黏粥,匆匆忙忙去大隊部開會,研究挖膠萊河的問。他站在毛主席像前,默默地念叨著:毛主席呀毛主席,您是我們貧下中農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念完了一想,其實紅太陽並不熱烈,正午時刻的白太陽那才叫厲害。正胡思亂想著,開會的人到。老支書宣佈開會,首先學毛主席語錄,然後傳達公社革委會關於挖河的決。婦女隊長鐵姑娘高紅英請戰,老支書不答應,高紅英要去找公社革委會馬主。高紅英與趙紅衛是戀愛對象,兩家老人想讓他們結婚,他們說:為了挖好膠萊河,再把婚期推三。這一邊在開會,那一邊陰暗的角落裡,一個老地主磨刀霍霍,想把生產隊裡那匹棗紅馬的後腿砍斷,破壞挖膠萊河,破壞備戰備荒為人民……這部小說寫了不到一章就扔下了,原因也記不清。如果說我的小說處女作,這篇應該。

    後來當了兵,吃飽了穿暖了,作家夢就愈做愈猖。1978年,我在黃縣站崗時,寫了一篇《媽媽的故事。寫一個地主的女兒(媽媽)愛上了八路軍的武工隊長,離家出走,最後帶著隊伍殺回來,打死了自己當漢奸的爹,但"文革"中"媽媽"卻因為家庭出身地主被鬥爭而。這篇小說寄給《解放軍文藝》,當我天天盼著稿費來了買手錶時,稿子卻被退了回。後來又寫了一個話劇《離婚》,寫與"四人幫"鬥爭的。又寄給《解放軍文藝。當我盼望著稿費來了買塊手錶時,稿子又被退了回。但這次文藝社的編輯用鋼筆給我寫了退稿信,那瀟灑的字體至今還在我的腦海裡搖頭擺。信的大意是:刊物版面有限,像這樣的大型話劇,最好能寄給出版社或是劇。信的落款處還蓋上了一個鮮紅的公。我把這封信給教導員看了,他拍著我的肩膀說:"行啊,小伙子,折騰得解放軍文藝社都不敢發表了!"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是諷刺我還是誇獎。

    後來我調到保定,為了解決提干問題,當了政治教。因基礎太差,只好天天死背教科。文學的事就暫時放下。一年後,我把那幾本教材背熟溜了,上課不用拿講稿了,文學夢便死灰復。我寫了許多,專找那些地區級的小刊物投。終於,1981年秋天,我的小說《春夜雨霏霏》在保定市的《蓮池》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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