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節 莫大的希望 文 / 威廉·斯泰龍

    第二天早上，我和蘇菲踏上了回弗吉尼亞故鄉之路。我們先從賓夕法尼亞乘火車到華盛頓特區。此時，我們乘坐的火車因機械故障停在新澤西威提那麵粉廠對面的高架橋上。在我們這次旅程中的間歇時間裡(短短的十五分鐘)，我讓自己漸漸平靜下來，而且發覺自己對未來寄予了莫大的希望。自從我們逃離內森，在賓夕法尼亞火車站度過一個不眠之夜後，我居然還能保持鎮定。這令我有些吃驚。我的眼睛發澀，那顆心仍為我們幾乎無法逃脫的災難而隱隱作痛。那天晚上，隨著時間慢慢消失，我們越來越感覺到內森不可能在附近給我們打電話；然而，他無情的恐嚇把我們從粉紅宮趕跑，只帶了一隻大箱子便匆忙踏上回南安普頓的行程。我們決定以後再回來收拾留下的東西。從那一刻起，我們只有一個念頭——一個共同而且十分緊迫的念頭：逃離內森，越遠越好。

    儘管如此，如果不是因為那兩個電話，或許我仍然無法鎮定下來。我在車站打了兩個電話，第一個是打給勞瑞的，他馬上明白了他弟弟目前的危險處境，告訴我他馬上回來，盡量用最好的辦法處理此事。我們說了些互致好運、保持聯繫之類的話後便掛斷了電話。這至少讓我覺得我對內森已仁至義盡了，我並沒有真正拋棄他；無論如何，我總得逃命吧。另一個電話是打給我父親的；當聽說我和蘇菲已在回家的路上時，他高興極了。「你做出了一個了不起的決定！」我聽見他在遙遠的家鄉充滿感情地大叫道，「離開那糟糕的世界！」現在，我坐在停在高架橋上擁擠不堪的車廂裡，身旁是正打著瞌睡的蘇菲。我一邊大口嚼著從小販那兒買來的不太新鮮的蛋糕，喝著一紙盒溫嘟嘟的牛奶，一邊開始平靜地憧憬未來。既然內森和布魯克林都已離我而去，那麼我將翻開我生活中的嶄新一頁。我在心裡盤算著自己的寫作計劃，這項長期工程現在已完成三分之一左右，我碰巧在場景相宜的傑克-布朗家完成了一部分，一俟我和蘇菲在農場安頓下來，就可以輕鬆完成後面的部分。我們將用一個星期左右的時間來適應新環境——熟悉黑人奴僕，貯存食品，拜見鄰居，學會開舊卡車和拖拉機，然後便精力充沛地重新投入寫作。運氣好的話，或許我能在1948年底完稿並找到一個出版商。

    我低頭看了看蘇菲。她睡得很香，長滿金髮的頭靠在我的肩上。我輕輕伸出手摟住她，一邊用嘴唇輕輕吻著她的頭髮。一陣痛苦的記憶突然湧上心頭，但我沒有理睬它；我當然不是一個同性戀者，我對身邊的蘇菲不是有著無法抑制的慾望嗎？我們一到弗吉尼亞就馬上結婚；那個時代以及我們所去的地方都不允許同居之類的事情發生。但儘管有一系列麻煩，其中包括把內森從記憶中徹底消除，以及我們倆年齡上的懸殊，我總感覺到蘇菲會願意的。因此我決定等她一醒來，就開始與她逐漸討論這些問題。她在睡夢中動了動，嘴裡喃喃地說著什麼，即使被折磨得精疲力竭，她仍然顯得那麼可愛。我差點忍不住哭了。我心想，我的上帝，這女人馬上就要成為我心愛的妻子了。火車動了，朝前開了一會兒，又搖搖晃晃地停了下來。車廂裡響起一片抱怨聲。我身邊的過道裡站著一位水手，正大口喝著一聽啤酒。一個嬰兒在我背後開始啼哭，似乎在這種公共場所我的身邊命中注定會出現一個嬰兒。我輕柔地擁抱著蘇菲，想著我的書。當我想到迄今為止我在這故事上傾注的心血，想到它正像我想像的那樣精美而引人入勝地向前發展時，驕傲和滿足感油然而生。它的結局已在我的腦海中預演了上千遍：夏日裡，一個孤僻的受盡折磨萬念俱灰的女孩孤獨地死在我剛剛逃離的那座城市的大街上。有一陣子我憂鬱地想，我能夠用全身心的激情來刻畫這一年輕的自殺嗎？我能把這一切真實地描繪出來嗎？我被日益迫切的對這女孩苦難經歷的想像所困擾。然而，我對整本小說的把握胸有成竹，並且已想好了一個朗朗上口的書名：《黑夜的遺產》。這標題取自於馬修-阿諾德的《安魂輓歌》，它最後的結束語是：「今晚它繼承了死亡的廣袤殿堂。」這樣的書怎能不抓住千萬讀者的心？我凝視著威提那麵粉廠滿是污垢的廠房，看著那龐大簡陋的藍色窗戶反射的晨光，幸福得渾身發抖，又一次為我用辛勤汗水澆灌出的好書而感到自傲。是的，儘管裡面有太多的悲傷，儘管高潮還未來臨，但我能從1949年或1950年一個大紅大紫的文藝評論家的觀點中為自己找到一個評語：這「是自莫莉-布魯姆之後女性心理自白的最好篇章」。多麼愚蠢、自負！我心裡想道。

    蘇菲還在睡著。我想，在以後的歲月裡不知有多少個夜我她會像這樣睡在我身邊。我在心裡遐想我們在農場的婚床，想像著它的尺寸和形狀，不知它的床墊是否夠寬，彈性和強度是否足以承受那辛勤的做愛。我想到我們的孩子，那些紮著小辮的小東西像波蘭的牽牛花一樣在農場四處亂竄。我快活地呼喚著：「傑西，該擠奶了！」「汪娜，快去餵雞！」「塔德烏茲！斯蒂芬尼婭！把牲口棚關好！」我還想到農場。我只在父親寄來的快照裡見過，它本來是怎樣的呢？一個文豪的家園應該是什麼樣子？像福克納在密西西比河的「羅望-歐克」一樣，它也應該有一個名字，一個與花生地有關的名字。「花生園」？有些可笑。我放棄了所有與花生直接相關的名字，轉而尋找更雅致、更嚴肅的詞語：「五棵樹」(我希望農場真的有五棵榆樹，或一棵也行)，「玫瑰園」？「大農場」？要不乾脆叫「蘇菲」，以我親愛的夫人的名字命名。在我的心中，未來的日子像綠色山巒一直伸向天邊：《黑夜的遺產》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一舉摘得一個如此年輕的作家幾乎不可能獲得的桂冠。然後是一個中篇，內容與我的戰爭經歷有關——有關軍旅生活的黑色幽默的嚴肅作品，同樣大獲成功。與此同時，蘇菲和我在偏僻的農場裡過著簡樸的田園生活，隨著聲望的逐漸上升不斷受到媒體騷擾，但堅決拒絕一切採訪。「我只是一個種花生的人。」他說，繼續忙著他的工作。三十歲時發表另一部傑作，《這些火紅的樹葉》，主人公是那個煽動叛亂、富於悲劇色彩的黑人那特-特納。

    火車停停走走，最後終於像獲得了足夠的能量似的開始平穩地朝前滑行。我的幻想隨著快速後退的威提那污跡斑斑的圍牆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