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好萊塢 文 / 艾倫·紐哈斯
紐哈斯屬於我喜歡的一類人。他事必躬親，並沒有層層管理。
──格蘭特·丁克爾
1986年9月12日下午5點，格蘭特·丁克爾走出洛克菲勒中心，那是他擔任國家廣播公司董事會主席的最後一天。
15分鐘之後，在離沃多爾夫－奧斯托裡亞大樓格蘭特套間5個街區遠的地方，我請他出來喝了一杯，陪了他一陣子。
之所以能夠找到丁克爾，是因為他已經決定退出了，通用公司剛剛收購了國家廣播公司的母公司RCA公司。
丁克爾是炙手可熱的人物，他什麼都幹過：-
作為首席執行官，他在5年時間裡挽救了國家廣播公司，使其走出最後階段的僵局，一舉成為網絡界的領導者-
他是好萊塢的傳奇人物，與當時的妻子瑪麗·泰勒·莫爾共同創立了財源滾滾的MTM公司-
他是一位極具創意的天才，製作過轟動一時的長篇電視系列片，從「希爾大街的布魯斯」到「包勃·紐哈特表演」。
我們需要他帶領我們進入電視節目製作行業和電影世界。
別的很多人也都在搜羅他，包括環球電影公司、威斯汀豪斯、迪斯尼公司、芝加哥論壇報公司等。但是，他最早跟我們商談，最後也是跟我們商談的。
成功獵獲丁克爾將成為加內特公司的重大轉變，他的地位會使我們一夜之間進入電視節目製作的大聯盟。
我的自大意識增強了我對丁克爾的興趣。我喜歡跟贏家相處，而丁克爾又是一位大贏家。
一直以來我都想把加內特拉到電視節目製作行業，最好還能夠同時進入電影業，影視業與傳統報紙及廣播業之間的協同效應是相當明顯的。
可是，我最不瞭解的行業莫過於表演業了。
我早年的電影經歷僅限於1941年在南達科他州伍恩索基特的雷克斯電影院與女引座員約會──是一位漂亮的金髮女郎，高中生，名叫洛雷塔·赫爾格蘭德，她後來成為我的妻子。那一年，我看電影的次數最多，超過以後任何時候。
1953年至1954年，南達科他州西伍斯福斯新開了一個電視台，叫凱羅電視台，那家電視台拉走了我辦過的第一份報紙《南達體育》本來就很少的大部分廣告業務，從而使加速了《南達體育》的死亡，那是我對電視台的第一次體會。
到1986年，加內特公司擁有了8家電視台。我們進入了主要的大市場，包括華盛頓特區、波士頓、亞特蘭大、丹佛、明尼阿波利斯和鳳凰城。
但是，聯邦通信委員會有限制，任何個人或公司對電視台的所有權不得超過12家。但是，對於你能夠製作的電視或有線電視節目的數量卻沒有限制，對能夠製作的電影數量也沒有設限。我總覺得，如果方法對路，公司規模越大越好。
1986年早些時候，我曾在公司內外採取兩項舉措，希望一舉進入表演業：-
與環球電影公司聯絡，長期以來，環球電影公司一直都是好萊塢的大腕-
謀求在公司內部建立「超級電視台」。
兩項舉措都失敗了。
環球電影公司的交易是價格問題。該公司的老闆是劉易斯·沃塞爾曼，他希望得到超過公司價值的價格。
超級電視台的想法是要利用我們在華盛頓特區的電視台伍薩電視台作為一個工具，先模仿，之後再勝過一些國內的超級電視台，比如亞特蘭大的WTB電視台、芝加哥的WGN電視台和紐約的WOR電視台。
伍薩電視台的呼號應該吸引美國各地客商的，但是，那是我一廂情願的幻想。
1984年，一家不斷成長的有線電視系統公司──美利堅網絡公司針對伍薩電視台提出起訴，因為我們在丹佛為加內特的電視台引入了新的呼號。該項起訴說，伍薩電視台在觀眾中形成混亂，並侵犯了美利堅網絡公司有線電視權。
大錯毀了超級電視台
在我不瞭解情況的時候，為了解決那樁案子，加內特公司同意，在以後的地方或全國性有線電視操作當中不再使用伍薩或庫薩字樣。
得知此事的消息後，我氣得不行。
「一群愚蠢的王八蛋！一群狗屁不通的律師！」我對麥柯金戴爾大發雷霆，因為他是我們公司的首席律師。這又是一項明證，說明律師都沒有遠見，他們都是一些盲目者。不僅沒有遠見，連起碼的常識也沒有，我對他說。
我又一次明白，首席執行官如果不把律師們管好，就會弄出很麻煩的事情來。
超級電視台的點子沒戲了，我更加堅信必須找個新的合作者帶我們進入表演業。
我們最初與丁克爾接上關係是通過朱利安·古德曼，他是加內特公司董事會的高級董事，本人也是國家廣播公司的前任主席。
古德曼是一位極有街頭聰明的肯塔基州人，是我們公司內部放在電視業裡的耳目。他認識電視業所有的人，涉及電視業內我不明白的事情時，我總是聽他的勸告，這就使得我們有很多話可以談。
眼下，我們一行出席沃多爾夫社交活動的幾個人包括古德曼、克雷、麥柯金戴爾、丁克爾和我本人。
我對丁克爾的第一印象：-
真正的紳士-
人到了60歲還顯得幹勁沖天-
很冷靜，精明，還很隨便。
丁克爾為人誠懇，但是態度並不明朗。他知道會有很多人來找他的，談了很久卻並不很快答應。
「我是60歲的人，也許還能好好地幹上10年左右的實事。我想看看到底能否再來一把。」他說，他這是在懷念MTM時代的事情，「雖然弄不清楚到底在接下來的冒險中能夠幹出什麼事情來，但是，我肯定知道自己需要一個富有的夥伴。」
「要富到什麼程度？」我問。
「不知道。我感覺應該比我們當初弄MTM公司的時候多些吧。肯定需要一大筆錢。」他開玩笑說，「也許需要好幾百萬吧。」
見面之後，丁克爾帶著當時年輕的同居者麥蘭妮·伯克去巴黎度假。麥蘭妮是一位聰明漂亮的姑娘，以前是他的秘書。
3個星期之後，他打來電話。
「我已經把候選單子弄得很短了。如果你們還想談，現在就來談吧。」
我們去了他在貝萊爾的洛珊納路山坡小屋，離後來成為羅納德和南茜·裡根的退隱之地的地方很近。
丁克爾在這裡住著很舒服，比在紐約的時候感覺好得多。他不喜歡曼哈頓那種又穿西裝又扎領帶的生活環境，他穿開領襯衣和毛衣開門接待我們。麥蘭妮穿著網球衣慢騰騰地走出來，丁克爾就帶我們去網球場那邊參觀。
我們到他很大的客廳裡談話，陽光充足。
「我想告訴各位自己在想什麼。我相信有機會為電視網絡或個人開發節目，我的專長是做連續劇。我覺得自己明白那些網絡公司的弱點在哪裡，我覺得可以組織一班手下開發有可能起作用的節目。但是，要這麼做的話，我就需要一個夥伴。」他說。
「一個肯出錢又不瞎插話的夥伴，出齊了錢就讓我放手幹。我覺得自己有機會和多家組織一起幹。」
丁克爾是走紅人物，他在盡量利用自己的名聲。
我告訴他說，這個想法正中下懷。我們開始談起細節問題。他需要多少啟動資金？他能拿出一年方案嗎？三年方案呢？五年方案呢？
出錢又不管閒事
格蘭特當時還不想拿出具體方案。在我看來很明顯的是，他想試試我們，看看我們到底想怎麼一個運作法。他很肯定，知道自己可以從多個來源拿到錢，他明顯需要的是出錢又不管閒事的資方。
這對加內特公司來說是相當新式的一種做法。對我們來說，出錢永遠都意味著控制權。但是，在好萊塢和百老匯的世界裡，銀行家對錢怎麼花根本插不上話，或者沒有多少話可以說。
與丁克爾的談話是一場考驗，看看我本能的直覺能否與商業判斷力結合起來。結果，本能佔了上風。自從擔任加內特公司的掌門人以來，我們第一次拿出了錢而不管事。
就這項新的冒險活動所達成的財務協議，在好萊塢是早有先例的，所有搜羅丁克爾的人都在談差不多一樣的生意。
只有一樣是很不同的：他的另外兩位決賽選手——迪斯尼和環球電影公司，他們都有現成的園地供他製作節目，加內特公司卻沒有。我們主動提出建一個基地，或者為他購買一處基地。
丁克爾的腦海裡有一個地方。庫爾佛城的萊爾德國際影視中心處在破產管理小組的一位法官手中，很快就要拍賣了。塞西爾·德米爾曾在那裡做過導演，《飄》和《公民凱恩》的部分場景就是在那裡拍攝的。
「是個老地方，有歷史意義，不錯的影視中心，需要做些工作，但可以變成基地，需要相當大的一筆錢。」
「多大？」我問。
「我覺得可能在2,500萬到3,500萬美元之間，另外還需要幾百萬美元加以改善。」
「嗯，這個數字嚇不倒我們，」我說，「那是房地產，只要價格合適，地點合適，那就沒有問題。」
丁克爾又說出了一件一直沒有說出來的事情。
「別的公司都在這邊，我和他們都有很多共同之處。」丁克爾說，「你們是一家了不起的報業公司，我很尊敬各位。但是，你們並不在電視劇製作行業，而且你們還都在華盛頓特區，他們卻都在這邊。」
這是很容易就變成長處的一項短處。
「我來跟你說一點我們華盛頓特區總部的事情。我們公司目前工作做得最好的是關島報紙的出版人，次一等的也在檀香山。離公司總部的距離越遠，你們得到的獨立性就越大，你們得到的樂趣也就越多。
「另外，這麼想吧：其他的人不僅僅都在這裡，而且他們還覺得自己明白你們準備幹的事情。我們不在這裡，我們也不懂你們要幹的事情。
「他們不光只給你們提供一個基地，他們還會掠過你們的肩頭打量一些事情，每天給你們提一些勸告的話。如果你們需要一位只出錢又不管閒事的夥伴，那我們就是這樣的夥伴。想一想吧。」
那是我們最大的優勢，因此，說完我們就離開了。
十天之後，他打來電話，說他願意當合夥人。
他那邊管財務的人和我們這邊管財務的人弄好了細節。
一項交易中財務方面的細節總是讓我心煩。我只給公司財務方面的人員提了一個大致要求，告訴他們弄出合乎道理的東西來。我們準備好拿出一個億，我明白道格會保護我們的利益的。
我們不習慣於拿出1個億的錢而又不對事情加以控制，但是，我們對丁克爾有信任。我們只打兩個賭：-
丁克爾是業內最炙手可熱的人物，他會吸引有才能的人才再次成功-
電視節目製作最終會為加內特公司賺到大錢。
丁克爾、克雷和我把注意力轉到如何稱呼這種合夥關係上，以及結構如何確定。
我們很快就達成了一致意見，叫GTG，指格蘭特·丁克爾—加內特公司。我告訴他說，他的名字很值錢，需要特別突出。
GTG將為電視網或獨立電視台製作30分鐘或1小時的辛迪加電視節目。製作什麼樣的節目，到哪裡去銷售，這一類的事情由丁克爾說了算。
通過無線電拉到全國觀眾
之後，我們專門談論我對進入了演藝業的主要興趣。我想開發出《今日美國》電視節目，希望通過無線電實現我們通過印刷媒體達到的夢想。
對於這樣一個項目，還有3位電視界的高層管理人員接觸過我們：-
凡·高登·索特爾，他當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部的總裁時，曾跟我們見過面，看看我們是否願意跟他一起製作一種新的晨間節目，按照《今日美國》的調子來。我們沒有產生很大興趣，因此沒有同意。兩個星期後，他被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炒掉了-
拉裡·格羅斯曼，他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新任總裁，他問我是否願意跟他一起製作符合《今日美國》品味的節目。我懷有戒心，因此沒有同意。那個節目叫「美國年鑒」，由羅傑·馬德和康妮·張主持，結果失敗了。後來格羅斯曼被解雇了-
更早以前，《今日美國》才只有一年歷史的時候，我在邁阿密州的朋友德裡克·丹尼爾斯剛剛離開《花花公子》；還有吉姆·貝婁斯，他因為製作「今晚娛樂」節目十分成功而贏得很大名聲。他們來見我，談起了《今日美國》電視節目的事情，我對他們的方法很有興趣，但是因為那份報紙剛剛開辦不久，再辦電視版的時機不成。
我對丁克爾談起《今日美國》電視節目的事情，他說：「那不是我拿手的事情。我是製作現實節目的。」但後來，他提出建議說：「我認識一個人，他在這方面是頂級高手，他與國家廣播公司的合同明年就到期了，也許到時可以找到他，這個人名叫斯迪夫·弗裡德曼。」
我知道那個名字，也知道他名聲很大。
「他為什麼會離開國家廣播公司呢？」我問。
「因為他再也不想幹『今日』欄目了。他已經干了10年。而且跟我一樣，他也很想賺大錢。斯迪夫在國家廣播公司分不到多少錢，他們能夠做的只是提高他的工資，一年提高5萬或者10萬，但這個數字顯然不是他想要的。」
我告訴丁克爾，要他想辦法跟弗裡德曼接觸，看看有什麼樣的可能性。20分鐘後，我打電話跟我在《南達體育》的夥伴湯姆·布洛科聯繫，他在國家廣播公司工作。
「湯姆啊，跟我講一講斯迪夫·弗裡德曼的事情吧。」
「你個婊子養的！你也想挖走他吧？」
「是他在『今日』欄目中把你捧紅的吧？」
「那倒不是。」布洛科說，「是我自己把自己捧成明星的，但是，他當然是個能幹人。」
「說真的，他這人到底怎麼樣？」我問。
「他是最棒的。他是能夠找到的最棒的人了。可是，請把你的爪子拿開。」
第二個星期，我們與弗裡德曼見面，又是在我們設在沃爾多夫大樓的套間裡面的封閉陽台裡見面──丁克爾、克雷、麥柯金戴爾和我。
我對斯迪夫的第一印象：-
過於自信，為人粗鄙-
外表邋遢-
跟丁克爾正好相反。
但是，弗裡德曼對達成交易興趣很大：「一份了不起的報紙。我們會把這份報紙弄到無線電裡面去，直衝雲霄。我們會為電視業帶來一場革命，就像你們在報業爆發一場革命。」他的聲音尖厲難聽。
我堅持自己的意見，認為GTG在東邊能夠做出來的事情，跟它在西邊能夠做的事情之間有很大差別。
「在西邊，格蘭特在電視劇方面無論做什麼事情，在我們這邊是一點問題也沒有的。但是在這裡，如果我們把《今日美國》弄到空中去，節目就必須在風格和方法上適合報紙。我們並不想把名聲很響的報紙的名聲毀掉。」
斯迪夫反駁：「我也不想讓報紙毀掉我的名聲。」他的自大意識比我接到的警告還要嚴重，結果這就成了大問題。
我的直覺告訴我，不能聘用這樣一個人，說得太多，沒有實質內容。但是，我尊重丁克爾和布洛科的判斷力，而且我覺得格蘭特能夠控制這個人，因此我們達成交易。
我犯的最後一個大錯
我們現在就算進入一流的演藝業了。
兩個合夥人極受人尊敬並且名聲極高，丁克爾和他極有創意的手下都到了著名的庫爾佛城──我們自己的影視中心，弗裡德曼在東邊拍攝《今日美國》和其他一些現實節目。加內特公司一舉進入電視片製作行業，這在媒體引起很大反響。
在接連15個月的時間裡，我一直在忙自己的事情，對這個項目保持放手政策。無論做哪一種新的冒險投資，這種做法都是我從來都沒有過的，尤其是跟《今日美國》關係如此密切的一個項目。作為公司董事長，那是我犯過的最後一個大錯。
但是，我已經做出過承諾，只出錢，不管事。我對格蘭特的管理技能寄予了太大的信任，對斯迪夫的名聲也寄予了太大的希望。
對那些電視節目的宣傳和銷售工作聳人聽聞。節目播出之前，已經簽署了156家電視台，對於第一次做辛迪加節目的新成立公司來說，這是從未有過的事情。
1988年9月12日，全國人民都在等待《今日美國》的電視節目。
結果十分糟糕，全國各地的評論家罵聲一片。
湯姆·肖爾斯是《華盛頓郵報》的辛迪加評論人，他寫道：
「結果，電視史上吹噓得最厲害的所謂信息娛樂節目裡面既沒有信息，也沒有娛樂……有原聲摘要播出，有原光照攝內容，有新聞節目，一切都有，就是沒有蚊子咬的內容，這種節目最後會把自己煩死。」
我已經習慣於《華盛頓郵報》針對加內特公司和《今日美國》的瘋狂攻擊行為。但是，這次卻不同了。這次說得正對病症，我自己也是這麼看的。
節目開張的那天，我請丁克爾、弗裡德曼和克雷共進午餐。斯迪夫看到一致的消極反應後大吃一驚。在大約1個多小時的時間裡，他游移于謙遜的邊緣。
格蘭特請斯迪夫注意媒體批評。放慢節目，讓它有更多實質性內容。這是丁克爾第一次真正涉及節目內容，他過去一直願意讓斯迪夫放手幹。
在接下來的兩個星期裡，我一直在看下午4點30分的節目內容，看他們如何從弗吉尼亞州阿林頓市的影視中心到電視台。之後，我會跟弗裡德曼見面，並提出一些反饋意見。他聽我說話，但還是只按他自己的意思干。
最後，我放棄了自己輕言細語的建議方式，直接採取行動了。9月28日，到節目開播的第三個星期，我給弗裡德曼寫了這麼一封「情書」：
斯迪夫：
看在老天的份上！今晚的節目你實在是弄糟了。你對事情先後順序上的編輯判斷臭極了，本來可以得甲的東西，被你弄成了乙。
在過去兩個星期裡，我已經極耐心地對你說過好多次，節目要求有傳播性、時尚感和新聞內容。
[別再]輕手輕腳了。今晚之後，你得用棒球棍敲敲自己的腦袋（他的辦公桌上總放著這麼一樣東西），要麼就用我的大錘吧……
我標上「重要內容」後寄了一份給格蘭特·丁克爾。
斯迪夫拿到備忘錄後打來電話：「嗨，也許你是對的。但是，我希望稱呼我為弗裡德曼先生，而不是斯迪夫。」他總說俏皮話，他總在關心自己的名聲，從來都不理解別人的意思。
弗裡德曼明顯長於管理已經存在的東西，但對新事物卻不能適應。因為他在國家廣播公司「今日」節目中的成功，他就相信自己真是名副其實的天才，結果不是。
再見，斯迪夫
最後，丁克爾讓弗裡德曼和他別出心裁的管理風格一起走人。我們拿出一個大價錢來分手：約100萬美元。斯迪夫自由了，他可以去幹自己認為是天才幹的任何一件事情。
由於我們已經顯出笨拙的樣子，結果丁克爾、克雷和我達成一致，由加內特公司對《今日美國》電視節目進行控制。約翰·奎因當時是報紙的總編，他也參加了這項拯救行動。
這樣一來，丁克爾就可以一門心思去弄他西邊的GTG了。
雖然GTG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頭三個電視節目失敗了，但是，第四個節目《護灘使者》卻引起廣泛注意，並且被搬到了國家廣播公司1989年黃金季節的黃金時間段裡播出。
在電視劇製作當中，所有者只需要在5個左右的節目當中成功一個就可以翻身了。因此，丁克爾的風格有足夠多的時間來翻身。
《今日美國》電視節目在斯迪夫離開後繼續進行，消除了原來的管理混亂，去除了原來節目中不合適的內容，使其得到挽救，不然最初幾個月就有可能夭折，這個節目更多地反應了報紙明亮、輕快和樂觀的基調。
無論輸贏，那個節目展現出來的新的領導風範看來正在起作用，它體現了我作為董事會主席退休之前最後說出來的警句和明示，哪怕說得有些晚：
「寧可讓我們為之自豪的節目失敗，也不要因為想在得獎遊戲中獲勝而使我們為之感到羞愧。」
這期間，加內特董事會和新的一屆領導層已經顯示出，他們有耐心，也有很深的錢袋子，這通常是獲勝的優良組合。
有話直說：過早縮減新投資的損失無異於自割喉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