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國家屬於誰？ 1 稅收 文 / 漢斯-彼得·馬丁、哈拉爾特·舒曼

    ——政治的沒落和國家主權的未來

    「把各個國家組織起來，這在歐洲只是犯罪和資本主義。」

    ——庫爾特·圖希爾斯基（1927年）

    「如果企業把全部資金投到了國外，人們就會說這是嚴重的情況。」

    ——庫爾特·圖希爾斯基（193年）

    富裕的馬爾丁變得貧窮了。1996年3月初，250名稅務檢查員在法蘭克福中央商業銀行搜查了國外部和稅務部的能說明有犯罪嫌疑的文件，這使這個德國第四大銀行的頭頭大為惱火。這位總經理認為，他，馬爾丁·科爾蒙森，世界級銀行鉅子之一，以及他的銀行，德國經濟中人們趨之若鶩的機構之一，都成了國家組織的陰謀的犧牲品。他在寫給銀行全體同事的報告中認為，這一次搜查是「有目的地針對我們銀行，針對我們的客戶和我們所採取的行動」。他十分傷心地說，董事會成員中沒有一個人「違反規定法律。我們的銀行無可指責」。「我們都被不公正地指責為犯了罪。」

    科爾豪森深知此事之底細。在他正式說明情況以安撫銀行公關部的同一天，他的兩個董事會夥伴克勞斯·帕蒂克和諾爾貝克·凱斯貝克給負責這方面事務的法蘭克福第三財政局寫了一封信，他們在信中承認嚴重地違反了稅法，以求避免可能受到的懲罰。這兩個銀行家承認，向稅務機構提出的納稅申報表包含著「木真實的東西」。「本不應該要求駐外機構修改產值以致影響到了納稅。」他們在信中說：銀行多次以國外子公司的虧損抵消德國母公司的盈利。這樣就縮小了國內盈利，從而減輕了稅負。不久之後，《擁鏡》雜誌引用檢查員的話報道說，銀行的這種做法太過分了，這種轉移虧損的做法在法律上是不允許的。《擁鏡》雜誌報道說，自1984年以來，銀行遞交錯誤的納稅申報表已有10年之久。這樣，商業銀行負責稅務的負責人僅在1988年一年就把它的機構的應納稅的盈利少算37億馬克。幾年來，財政總共損失35億馬克收入。

    黑森州的稅務檢查員首次以具體的、確實的例證向公眾說明了知情人和財政官員多年前就已經透露的情況：在全球一體化的進程中，各跨國企業在稅法的灰色領域中進行活動，在這一領域中，對收入的徵稅額輕而易舉地可以降低到最低限度。財政當局在德國的這一主要銀行城市所進行的大規模的搜查活動，這是兩年多來財政當局對德國公民和公司到國外逃稅活動進行打擊的最大舉措。在非常有名的40多家分行如德累斯頓銀行、巴伐利亞抵押銀行和票據銀行、美國的梅裡爾·林奇公司中，財政當局沒收了成千上萬的有嫌疑的客戶的存款存根，因為他們為了逃稅而把他們的一部分財產轉移到了盧森堡、利希膛斯泰因等其他地方。有許多觀察者由此認為，財政當局對由銀行組織的有產者的逃稅行為採取不聞不問態度的時代最終已經過去了。甚至赫爾穆特·科爾面對調查報告也露出了他的「苦笑」，他說，一個把逃稅行為只看作無所謂的小事的國家，「就已經失去了它的前途」。

    總理對危險的估計是正確的，確實沒有任何理由持樂觀態度。儘管財政當局經常進行艱苦的檢查和調查工作，但是在為徵收財產收益稅和企業收益稅而進行的這一場已持續多年的隱蔽鬥爭中未必就能取得勝利。因為只有不瞭解內情的私人或特別莽撞的經理才採取非法的方法逃避財產收益稅和利息收益稅。經營好的康采恩和資產管理機構沒有必要這樣做。在跨國金融市場的叢林中也可以隨心所欲地降低稅負，必要時可降到低於10％。

    「你們從我們這裡再也得不到什麼！」

    德國的大企業早就用事實表明了這句話的意思。例如德國盈利最高的汽車企業寶馬公司1988年還向德國財政機構交了5．45億馬克。4年之後卻只交了這一數額的6％，即3100萬馬克。在隨後的一年中，寶馬公司——儘管總的利潤增加和股息不變——甚至在國內出現了虧損，並從財政機構得到了3200萬馬克。寶馬公司的負責金融事務的董事福爾凱·多貝爾弗爾德坦率地說：「我們力圖把要花錢的事放到稅收最高的地方去辦，而這個地方就是在國內」。專家們估計，在1989－1993年期間，康采恩以這種方式向國家少交了5億馬克稅金。

    西門子電器電子公司也在稅法允許的範圍內把它的康采恩總部遷到了國外。德國財政從1994－1995年營業年度的21億馬克盈利中得到的甚至還不到1億馬克，而1996年，西門子一文錢也沒有支付。在戴姆勒一奔馳汽車公司1994年度營業報告中也只是簡單地說，收益稅「主要是在國外」產生。甚至商業銀行家科爾豪森在1996年3月末也證明，他的稅務專家在此期間也學會了如何合法地減輕稅負。但是，他在檢查員進入他的機構之後的三周內，拿出了一份收支表，這份收支表簡直就是對普通納稅人的一個嘲弄。按照這份收支表，商業銀行1995年的盈利比去年增加了一倍，達到了14億馬克，而向國家交納的稅金卻減少了一半，還不到1億馬克。

    稅收的急劇減少決不是大康采恩所特有的現象。許多中等企業的稅金也急劇減少了。這些企業系統地利用了當時各國稅收體制之間的差別，它們能夠在國際間使自己的稅負達到最優化。在專家的行話中所說的稅收計劃的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轉移價格」。其基礎是各子公司和分店之間超越國界的聯盟。因為這些公司相互進行前期產品貿易、服務貿易，或者說只是進行許可證貿易，所以它們能夠任意給自己規定成本的多少。因此，在國際間進行經營活動的企業的支出，總是在稅率最高的地方最大。相反，在免稅區或低稅率區從事經營活動的子公司總是能獲得過高的利潤，即使它們在那裡只是設立了一個帶有電傳和兩名工作人員的辦事處。

    政府機構的檢查人員對於實際生活中的這種情況束手無策。康采恩內部貿易的價格是否過高，往往根本無法證明，因為對於算進價格的各種產品來說幾乎不存在可比較的市場價格。只有當康采恩的計劃者的欺騙行為太明顯時，徵稅人員才會抓住他們的把柄。在高稅率的日本國，許多跨國企業在90年代初就是這樣在納稅上玩弄陰謀詭計，而且在這方面已經走得很遠。1994年秋天，財政部在東京從覦多個企業（其中包括世界級公司如希巴一蓋奇公司和可口可樂公司）補交的稅款得到約合20億馬克，因為這些企業的收支平衡表中包含著過高的轉移價格。德國的赫斯特製藥公司也在其中，官方指責該公司說，在1990－1992年期間，該公司在康采恩其他子公司提供的原料中多算進了1億馬克。

    被搞得神經緊張的財政官員所採取的這些小的動作當然不可能中止有組織的逃稅行為。在轉移價格不能充分奏效的地方，人們就會採取其他手段。例如人們就經常使用「雙重租金標準」的辦法。在這種場合，企業充分利用各國對租借設備規定的折舊費的差別，以求同時在兩個國家內在減少稅金的情況下積累起購置機器、汽車或飛機的費用。「荷蘭三明治」這種辦法更為流行。這種方法是把荷蘭的子公司和設在免稅區如荷蘭的安蒂爾或瑞士的企業結合在一起。利用兩地的稅法可以使十分之九的企業利潤只交納5％稅金。

    不言而喻，幾乎全世界的政府和立法者都力圖改進檢查方法、堵塞法律漏洞，以此對付類似上述的情況。但是這類做法效果通常不佳。一位在世界範圍內都有客戶的稅務律師肯定地說：「最後，人們可以用公司構成的複雜性來掩蓋所有的轉手銷售行為。」聯邦經濟部主要稅務專家約翰納斯·赫弗也認為，在這一領域，「事情就像兔子和刺蝟遊戲一樣」。「真正優秀的稅務顧問總是走在國庫前面一步。」

    正如波恩的負責財政事務的國務秘書漢斯喬治·豪塞爾所說，經營活動超越國界的企業在過去的10年中幾乎使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捲入了「稅收制度競爭」。因為各個國家彼此之間都在為爭取投資而競爭，所以它們在它們的徵稅員不得力的情況下只好向低水平看齊。1986年開始出現下降趨勢，當時美國政府把公司的收益稅從46％降到34％，並由此確定了一個新的世界水準。幾年後，大多數其他工業國家不得不倣傚這一讓步措施。

    在此期間，歐洲聯盟範圍內的競爭卻採取了奇怪的形式。從1990年起，比利時向那些至少在四個國家從事經營活動的企業提出建立所謂的協調中心的建議。在那裡，各康采恩可以把各種服務如廣告、營銷業務、法律咨詢集中起來，而且首先是把它們的金融業務集中起來，但是它們必須使它們在這裡獲得的利潤不交稅金，而只是讓它們的一小部分地方企業支出納稅。人們都爭相倣傚這種做法。受惠者的名單包括埃克森跨國石油公司、美半公司、大陸輪胎公司。歐寶公司由於在安特衛普有一個金融中心而節省了稅金，大眾汽車公司向布魯塞爾派遣了自己的海關官員，奔馳公司的免稅店就在察文特的市郊，寶馬公司的同事們駐在博爾納姆。由於比利時的慷慨，駐在歐洲聯盟心臟的金融分支機構都成了盈利最豐的子公司。例如，根據收入支出平衡表，寶馬在比利時的分支機構中獲得的利潤據稱占康采恩總利潤的三分之一，儘管在那裡一輛汽車也沒有生產出來。更有意思的是愛爾蘭政府向所有那些讓「總部設在都柏林」的代理處管理自己的金融業務的機構提供逃稅機會。在形式上由駐愛爾蘭的分支機構掙得的每一個馬克利息中，只有10芬尼進了愛爾蘭的國庫。因此，在當時的城市港口四周的豪華建築物裡，將近500家跨國企業在此期間建立了自己的分支機構，德國一愛爾蘭貿易委員會領導人肯定地說，這「是第一批」。除三菱和大通曼哈頓銀行外，所有的德國大銀行和保險公司都有了代理機構，甚至卡塞爾的基督教信用公司在這裡也管理著一筆資產。聯邦財政官員估計說，直至1994年，僅聯邦德國的企業在愛爾蘭的小道上隱藏了25億馬克不為德國國庫所知。

    無國界的稅收旅遊的結果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在政治辯論中人們對此都避而不談：除了貨幣政策、調節利率和匯率外，跨國經濟中的另一個國家主權的核心領域即徵稅也逐漸消失了。柏林德國經濟研究所的調查表明，與法定的高稅率造成的假象不同，聯邦德國對企業和獨立勞動者的利潤的實際徵稅平均從1980年的37％降到了1994年的25o。而這決不是德國特有的現象。在稅收競爭中，企業所佔有的份額不僅在個別國家減少了，而且在世界範圍內也減少了。西門子的最高機構在1991年幾乎還把利潤的一半繳納給它設有分支機構的180個國家。而在4年時間之內，這一份額卻減少到了20％。

    因此，不再是由民主選舉的政府來決定徵稅率的高低，而是由資本流和商品流的決策者來決定他們對國家任務的實現應作出的貢獻。1996年4月末，奔馳公司的董事長、德國聯邦議院財政專家尤爾根·施倫普痛苦地承認，有些國際生意人是十分清楚這一點的。施倫普在同議員們共進晚餐時還說，至少到2000年，他在德國的康采恩不會再繳收益稅。他說：「你們從我們這裡再也得不到什麼。」負責財政事務的董事曼弗雷德·根茨接著談到了同國外以及在東德的投資的利潤結算，他的發言使人民代表們無不感到愕然而又無話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