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係篇 第三十一章-3 文 / 盛田昭夫

    那時候，法國和其他的歐洲製造商將OEM的產品(這種產品在日本製造，但是打的卻是歐洲製造商的商標)返銷歐洲，但是他們減緩了自己的開發，只有一兩家公司例外。由於我多年的經驗，當看到他們對我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提高關稅時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當這種辦法還不能阻止貨物的湧入時，他們採用了布瓦迪埃計劃，實際上是關閉了進口的大門。德國人對此大為惱火，因為他們不願意看到他們的貨物被擋在布瓦迪埃。他們公開聲稱，如果歐共體國家的產品也要通過布瓦迪埃，那麼他們就與日本貨混在一起，並且支付一樣的罰金。法國人最初是想讓所有的產品都通過布瓦迪埃。但是在德國人的壓力之下，法國人的態度變得溫和了一點，重新規定只有非歐共體國家的產品才必須通過布瓦迪埃。這表明日本人是唯一的對象。當然，我們知道這一點。

    實際上我對布瓦迪埃的這種花招感到好笑。法國人這種放肆的做法表明了一種強大的力量，我想日本在它的外交和經濟關係中也應該多一點同樣的勇氣。法國的貿易部長當時發表了一個很不明智的講話，他說：「我們沒有日本貨也能生活。」那好，我當然也可以說，日本沒有法國的白蘭地和香檳酒以及那一年進口的價值12億美元的法國貨也可以生活下去。(同年日本賣給法國價值19億美元的貨物)作為政府官員，這樣說話是不明智的。奧托．蘭姆斯多夫當時是德國的經濟部長，我與他閒聊時談到此事，他開玩笑說：「為什麼你們日本人不進行報復，在富士山的山頂上設一個檢查站？」

    日本至今還有一些混亂的、複雜的貿易壁壘，但是日本是唯一努力逐步開放自己市場的主要工業國家，它一直向前走，決不後退，而其它國家卻正在加強保護主義的措施。我發現很多美國人都認為美國沒有貿易壁壘，其實有很多，我們運到美國去的貨幾乎有一半要受到某些形式的限制。但我必須在這裡說，美國的確是世界上最開放的市場，我認為它能夠保持下去將對世界貿易的未來起著重要的作用。1985年我到美國成功地完成了一項使命，說服了一些州廢除對世界各國在那裡的子公司單方面徵稅，當時我對羅納德。裡根也是這樣說的。當然裡根並不需要聽取我的意見。作為自由貿易的冠軍，他對歷史的記錄非常清楚。我發誓願意盡我所能給與幫助，就像我在過去的四十多年裡所做的那樣。

    如果試圖用政治干預的辦法來避免或者緩解競爭，那麼就否定了自由貿易的整體概念和自由企業的體系。我曾經在日本的議會進行遊說，要求排除政府通過現存規定進行的干預，從而增進健康的競爭。只有通過競爭，自由企業才能保持其活力。所以我們這些管理人員一定不要受到引誘，去走尋求政府的幫助壓制競爭的捷徑。我們必須看到競爭是公平的，要盡量相互待人以誠，使競爭的雙方都能清楚地瞭解對手。這並不是說你「瞭解」了日本的觀點你就總是或者大多數情況下都認為它是對的。但是將問題公開總比簡單地決定自己是正確的而不需要聽取他人的意見要好得多。總之，我們必須記住，這不是戰爭。我們是在做生意，在生意場中沒有戰爭中那樣的敵人，所以我們都應該講道理。

    甚至在一些出於好心的人中間也有這樣的態度，他們覺得與瞭解當今世界上發生的事情沒有什麼關係。我曾經聽到美國和歐洲的一些議員告訴我，他們理解這些問題，甚至與日本人有某些相同的看法，但是他們必須面對政治的現實，必須在那些可能因日本貨而失去工作的選民面前裝出強硬的態度。一個美國的參議員可能會非常輕鬆地談到讓日本的汽車停放在橫濱的碼頭上，但是截至1983年，日本在美國的子公司直接僱用了111，550名美國人，而在歐洲和亞洲還分別僱用了21，700和27，000名當地員工，這其中不包括那些為自己公司工作、同時又銷售日本的汽車和電子產品的經銷商。當然這些僱員可能並不是那位參議員先生的選民。

    幾年以前，在富士山山腳下的箱根召開了日美商人會議，美國的前財政部長、後來又擔任布魯斯公司董事長的邁克．布魯門托和我有一天晚上決定不吃自助晚餐。我帶上我的妻子，我們又找到美國的前農業部長奧夫勒．弗利曼和他的夫人，大家一起去一家牛排屋先美餐了一頓，然後好好地聊了一晚上。第二天的會議上，我的朋友布魯門托就日元和美元的匯率問題發表了一番講話，這是我在這個問題上聽到過的最自相矛盾的講話。他反覆地講述一種並不真實的陳詞濫調，說是日本人在幕後操縱日元匯率，所以日元一直保持低值。我談到這個問題時措辭很嚴厲，與布魯門托發生了爭執。

    後來美國財政部的調查沒有找出日本操縱日元的任何證據，但當時的美國財政部長卻公開地這樣說。

    在箱根會議上我的日本同胞們很驚奇地看到在這樣溫和和愉快的會議上聽到了尖刻的反對意見。在這樣的會議上，日本人通常喜歡正襟危坐，沉默寡言，所以也就交不到新朋友。我認為這是日本人的一個普遍的問題。休會時，一些日本的青年人來找我，說他們很高興地看到日本的地位得以捍衛，但是也有一些年老的日本人對我搖頭，他們說：「你對遠道而來的客人太無禮了。」

    當天晚上日本人又看到了令他們費解的另一個場景。我們在蘆湖的一條船上開了一個招待晚會，日本電視台的人上船來就會議對我進行採訪。他們說，希望有個美國人和我一起參加。當他們準備好了之後，我妻子走到邁克．布魯門托身邊，請他參加對我的採訪。他同意了，我們在電視裡談到了我們的意見分歧。有些日本人看到我們在會議上爭執而後來仍然是朋友感到很驚訝。對於日本人來說，意見不同往往意味著友誼的結束。我想解釋一下，西方人往往願意與你爭論正是因為他是你的朋友，當他們不說話和拒絕討論時才真地是到了危險的地步。如果西方人與日本人要想相互瞭解，那麼日本人就應該像美國人那樣開誠佈公地討論問題和表明自己的觀點。過去，無論是商人還是政治家，我們在這方面都做得太差，而且好像進步得並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