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的三魂〔1〕 文 / 魯迅
從《京報副刊》上知道有一種叫《國魂》〔2〕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說章士釗固然不好，然而反對章士釗的「學匪」們也應該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記得？但這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不過引起我想到一個題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干的。意思是，中國舊說，本以為人有三魂六魄，或雲七魄；
國魂也該這樣。而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還有一個是什麼呢？也許是「民魂」罷，我不很能夠決定。又因為我的見聞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國全社會，只好縮而小之曰「學界」。
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漢重孝廉而有埋兒刻木，〔3〕宋重理學〔4〕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5〕而有「且夫」「然則」。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頂著一個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於是那些人就得了雅號曰「匪徒」。學界的打官話是始於去年，凡反對章士釗的都得了「土匪」，「學匪」，「學棍」的稱號，但仍然不知道從誰的口中說出，所以還不外乎一種「流言」。
但這也足見去年學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學匪。以大點的國事來比罷，太平盛世，是沒有匪的；待到群盜如毛時，看舊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當國，即使大打一通官話，那結果也還是「嗚呼哀哉」。當這「嗚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為盜，所以我相信源增〔6〕先生的話：
「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與強盜，其實是農民革命軍。」（《國民新報副刊》四三）那麼，社會不是改進了麼？並不，我雖然也是被謚為「土匪」之一，卻並不想為老前輩們飾非掩過。農民是不來奪取政權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但這時候，匪便被稱為帝，除遺老外，文人學者卻都來恭維，又稱反對他的為匪了。
所以中國的國魂裡大概總有這兩種魂：官魂和匪魂。這也並非硬要將我輩的魂擠進國魂裡去，貪圖與教授名流的魂為伍，只因為事實彷彿是這樣。社會諸色人等，愛看《雙官誥》〔7〕，也愛看《四傑村》〔8〕，望偏安巴蜀的劉玄德成功，也願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9〕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時候則艷羨官僚，受了官的剝削時候便同情匪類。但這也是人情之常；
倘使連這一點反抗心都沒有，豈不就成為萬劫不復的奴才了？
然而國情不同，國魂也就兩樣。記得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些同學問我在中國最有大利的買賣是什麼，我答道：「造反。」
他們便大駭怪。在萬世一系的國度裡，那時聽到皇帝可以一腳踢落，就如我們聽說父母可以一棒打殺一般。為一部分士女所心悅誠服的李景林〔10〕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報紙上所傳非虛。今天的《京報》即載著他對某外交官的談話道：
「予預計於舊歷正月間，當能與君在天津晤談；若天津攻擊竟至失敗，則擬俟三四月間捲土重來，若再失敗，則暫投土匪，徐養兵力，以待時機」雲。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為中華民國之故罷。
所謂學界，是一種發生較新的階級，本該可以有將舊魂靈略加湔洗之望了，但聽到「學官」的官話，和「學匪」的新名，則似乎還走著舊道路。那末，當然也得打倒的。這來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國魂的第三種。先前不很發揚，所以一鬧之後，終不自取政權，而只「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但是，當此連學界也倒走舊路的時候，怎能輕易地發揮得出來呢？在烏煙瘴氣之中，有官之所謂「匪」和民之所謂匪；有官之所謂「民」和民之所謂民；有官以為「匪」而其實是真的國民，有官以為「民」而其實是衙役和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時仍不免為「官魂」，這是鑒別魂靈者所應該十分注意的。
話又說遠了，回到本題去。去年，自從章士釗提了「整頓學風」〔11〕的招牌，上了教育總長的大任之後，學界裡就官氣瀰漫，順我者「通」〔12〕，逆我者「匪」，官腔官話的餘氣，至今還沒有完。但學界卻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顏色；只是代表官魂的還不是章士釗，因為上頭還有「減膳」執政〔13〕在，他至多不過做了一個官魄；現在是在天津「徐養兵力，以待時機」了。〔14〕我不看《甲寅》〔15〕，不知道說些什麼話：官話呢，匪話呢，民話呢，衙役馬弁話呢？……
一月二十四日。
※※※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語絲》週刊第六十四期。
本文發表時篇末有作者的《附記》如下：「今天到東城去教書，在新潮社看見陳源教授的信，在北京大學門口看見《現代評論》，那《閒話》裡正議論著章士釗的《甲寅》，說『也漸漸的有了生氣了。可見做時事文章的人官實在是做不得的，……自然有些「土匪」不妨同時做官僚，……』這麼一來，我上文的『逆我者「匪」』，『官腔官話的餘氣』云云，就又有了『放冷箭』的嫌疑了。現在特地聲明：我原先是不過就一般而言，如果陳教授覺得痛了，那是中了流彈。要我在『至今還沒有完』之後，加一句『如陳源等輩就是』，自然也可以。至於『順我者「通」』的通字，卻是此刻所改的，那根據就在章士釗之曾稱陳源為『通品』。別人的褒獎，本不應拿來譏笑本人，然而陳源現就用著『土匪』的字樣。有一回的《閒話》（《現代評論》五十）道：『我們中國的批評家實在太宏博了。他們……在地上找尋竊賊，以致整大本的剽竊，他們倒往往視而不見。要舉個例嗎？還是不說吧，我實在不敢再開罪「思想界的權威」。』按照他這回的慷慨激昂例，如果要免於『卑劣』且有『半分人氣』，是早應該說明誰是土匪，積案怎樣，誰是剽竊，證據如何的。現在倘有記得那括弧中的『思想界的權威』六字，即曾見於《民報副刊》廣告上的我的姓名之上，就知道這位陳源教授的『人氣』有幾多。
「從此，我就以別人所說的『東吉祥派』、『正人君子』、『通品』等字樣，加於陳源之上了，這回是用了一個『通』字；我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或者以半牙，以兩牙還一牙，因為我是人，難於上帝似的銖兩悉稱。如果我沒有做，那是我的無力，並非我大度，寬恕了加害於我的敵人。還有，有些下賤東西，每以穢物擲人，以為人必不屑較，一計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樣的擲過去，要是他擲來。但對於沒有這樣舉動的人，我卻不肯先動手；而且也以文字為限，『捏造事實』和『散佈「流言」』的鬼蜮的長技，自信至今還不屑為。在馬弁們的眼裡雖然是『土匪』，然而『盜亦有道』的。記起一件別的事來了。
前幾天九校『索薪』的時候，我也當作一個代表，因此很會見了幾個前『公理維持會』即『女大後援會』中人。幸而他們倒並不將我捆送三貝子花園或運入深山，『投畀豺虎』，也沒有實行『割席』，將板凳鋸開。終於『學官』『學匪』，都化為『學丐』，同聚一堂，大討其欠賬，——
自然是討不來。記得有一個洋鬼子說過：中國先是官國，後來是土匪國，將來是乞丐國。單就學界而論，似乎很有點上這軌道了。想來一定有些人要後悔，去年竟抱了『有奶不是娘』主義，來反對章士釗的罷。
一月二十五日東壁燈下寫。」
〔2〕《國魂》國家主義派所辦的一種旬刊，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創刊，次年一月改為週刊。該刊第九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載有姜華的《學匪與學閥》一文，主要意思是煽動北京的學生起來打倒馬裕藻一派的所謂「學匪」（按馬裕藻是當時反對章士釗、楊蔭榆的女師大教員之一）；但又故作公正地小罵了章士釗幾句。這裡說到《京報副刊》，是因為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該刊載有何曾亮（即周作人）駁斥姜華的《國魂之學匪觀》一文。
〔3〕漢朝選用人材的制度中，有推舉「孝子」和「廉士」做官的一項辦法，因此社會上就產生了許多虛偽矯情的事情。《太平御覽》卷四一一引劉向《孝子圖》記郭巨埋兒的事說：「郭巨，河內溫人。甚富，父沒，分財二千萬為兩，分與兩弟，己獨取母供養。……妻產男，慮養之則妨供養，乃令妻抱兒，欲掘地埋之。於土中得金一釜，上有鐵券云：『賜孝子郭巨。』……遂得兼養兒。」又捲四八二引干寶《搜神記》記丁蘭刻木的事說：「丁蘭，河內野王人。年十五，喪母，乃刻木作母事之，供養如生。鄰人有所借，木母顏和則與，不和不與。後鄰人忿蘭，盜斫木母，應刀血出。蘭乃殯殮，報仇。漢宣帝嘉之，拜中大夫。」
〔4〕理學亦稱道學，即宋代程顥、程頤、朱熹等人闡釋儒家學說而形成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當時那些理學家在服裝上也往往和一般人不同。如《程氏外書》記程頤的服裝說：「先生常服繭袍，高帽簷劣半寸，系絛。曰：此野人之服也。」
〔5〕帖括科舉考試文體之名。唐代考試制度，明經科以「帖經」試士。《文獻通考·選舉二》：「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之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後考生因帖經難記，就總括經文編成歌訣，叫帖括。後世因稱科舉應試的文章為帖括；這裡是指清代的制義，即八股文。「且夫」、「然則」，是這一類文字中的濫調。
〔6〕源增姓谷，山東文登人，北京大學法文系學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國民新報副刊》載有他翻譯的《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一文，這裡的引文即見於該文的譯後記中。
〔7〕《雙官誥》戲曲名。明代楊善之著有傳奇《雙官誥》。後來京劇中也有此劇，內容是：薛廣出外經商，訛傳已死，他的第二妾王春娥守節撫養兒子薛倚。後來薛廣做了高官回家，薛倚也及第還鄉，由此王春娥便得了雙重的官誥。
〔8〕《四傑村》京劇名。故事出自清代無名氏著《綠牡丹》。
內容是：駱宏勳被歷城縣知縣賀世賴誣為強盜，在解往京城途中，又被四傑村惡霸朱氏兄弟將囚車奪去，欲加殺害，幸為幾個綠林好漢將他救出，並放火燒了四傑村。
〔9〕劉玄德劉備（161—223），字玄德，涿郡涿縣（今屬河北）人，三國時在西蜀稱帝。長篇小說《三國演義》以他作為主要人物之一。宋公明，長篇小說《水滸傳》中的主要人物宋江，其原型是北宋末山東一帶農民起義的領袖。
〔10〕李景林字芳岑，河北棗強人，奉系軍閥，曾任直隸督軍。
一九二五年冬，奉軍郭松齡倒戈與張作霖作戰，馮玉祥國民軍也乘機對李景林發動攻擊，佔領天津。李逃匿租界，後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到濟南收拾殘部，與張宗昌聯合，稱為直魯聯軍，準備反攻。他對某外交官的談話，就是這時發表的。
〔11〕「整頓學風」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段祺瑞政府內閣會議通過了章士釗草擬的「整頓學風令」，並由執政府明令發表。參看本卷第120頁注〔4〕。
〔12〕順我者「通」這是作者對章士釗、陳西瀅等人的諷刺。
參看本卷第5頁注〔4〕。
〔13〕「減膳」執政指段祺瑞。一九二五年五月，北京學生因章士釗禁止紀念「五七」國恥，於九日向北洋政府臨時執政段祺瑞提出罷免章士釗的要求；章即採取以退為進的手段，於十一日向段祺瑞辭職，並在辭呈中向段獻媚說：「釗誠舉措失當。眾怒齊攖。一人之禍福安危。自不足計。萬一鈞座因而減膳。時局為之不寧。……釗有百身。亦何能贖。」
〔14〕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群眾為反對關稅會議要求關稅自主舉行遊行示威，提出「驅逐段祺瑞」、「打死朱深、章士釗」等口號，章士釗即潛逃天津。
〔15〕《甲寅》指《甲寅》週刊。參看本卷第113頁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