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並Y及T來信）１ 文 / 魯迅

    L．S．先生：

    要這樣冒昧地麻煩先生的心情，是抑制得很久的了，但像我們心目中的先生，大概不會淡漠一個熱忱青年的請教的吧。這樣幾度地思量之後，終於唐突地向你表示我們在文藝上——尤其是短篇小說上的遲疑和猶豫了。

    我們曾手寫了好幾篇短篇小說，所採取的題材：一個是專就其熟悉的小資產階級的青年，把那些在現時代所顯現和潛伏的一般的弱點，用諷刺的藝術手腕表示出來；一個是專就其熟悉的下層人物——在現時代大潮流衝擊圈外的下層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壓下強烈求生的慾望的朦朧反抗的衝動，刻劃在創作裡面，——不知這樣內容的作品，究竟對現時代，有沒有配說得上有貢獻的意義？我們初則遲疑，繼則提起筆又猶豫起來了。這須請先生給我們一個指示，因為我們不願意在文藝上的努力，對於目前的時代，成為白費氣力，毫無意義的。

    我們決定在這一個時代裡，把我們的精力放在有意義的文藝上，借此表示我們應有的助力和貢獻，並不是先生所說的那一輩略有小名，便去而之他的文人。因此，目前如果先生願給我們以指示，這指示便會影響到我們終身的。雖然也曾看見過好些普羅作家的創作，但總不願把一些虛構的人物使其翻一個身就革命起來，卻喜歡捉幾個熟悉的模特兒，真真實實地刻劃出來——這脾氣是否妥當，確又沒有十分的把握了。所以三番五次的思維，只有冒昧地來唐突先生了。

    即祝

    近好！

    Ts－c．Y．及Y－f．T．上十一月廿九日。

    回信

    Y及T２先生：

    接到來信後，未及回答，就染了流行性感冒，頭重眼腫，連一個字也不能寫，近幾天總算好起來了，這才來寫回信。同在上游，而竟拖延到一個月，這是非常抱歉的。

    兩位所問的，是寫短篇小說的時候，取來應用的材料的問題。而作者所站的立場，如信上所寫，則是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如果是戰鬥的無產者，只要所寫的是可以成為藝術品的東西，那就無論他所描寫的是什麼事情，所使用的是什麼材料，對於現代以及將來一定是有貢獻的意義的。為什麼呢？因為作者本身便是一個戰鬥者。

    但兩位都並非那一階級，所以當動筆之先，就發生了來信所說似的疑問。我想，這對於目前的時代，還是有意義的，然而假使永是這樣的脾氣，卻是不妥當的。

    別階級的文藝作品，大抵和正在戰鬥的無產者不相干。小資產階級如果其實並非與無產階級一氣，則其憎惡或諷刺同階級，從無產者看來，恰如較有聰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裡的沒出息子弟一樣，是一家子裡面的事，無須管得，更說不到損益。例如法國的戈兼３，痛恨資產階級，而他本身還是一個道道地地資產階級的作家。倘寫下層人物（我以為他們是不會「在現時代大潮流衝擊圈外」的）罷，所謂客觀其實是樓上的冷眼，所謂同情也不過空虛的佈施，於無產者並無補助。而且後來也很難言。例如也是法國人的波特萊爾，當巴黎公社初起時，他還很感激贊助，待到勢力一大，覺得於自己的生活將要有害，就變成反動了。４但就目前的中國而論，我以為所舉的兩種題材，卻還有存在的意義。如第一種，非同階級是不能深知的，加以襲擊，撕其面具，當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如第二種，則生活狀態，當隨時代而變更，後來的作者，也許不及看見，隨時記載下來，至少也可以作這一時代的記錄。所以對於現在以及將來，還是都有意義的。不過即使「熟悉」，卻未必便是「正確」，取其有意義之點，指示出來，使那意義格外分明，擴大，那是正確的批評家的任務。

    因此我想，兩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現在能寫的題材，動手來寫的。不過選材要嚴，開掘要深，不可將一點瑣屑的沒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創作豐富自樂。這樣寫去，到一個時候，我料想必將覺得寫完，——雖然這樣的題材的人物，即使幾十年後，還有作為殘滓而存留，但那時來加以描寫刻劃的，將是別一種作者，別一樣看法了。然而兩位都是向著前進的青年，又抱著對於時代有所助力和貢獻的意志，那時也一定能逐漸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識，看見新路的。

    總之，我的意思是：現在能寫什麼，就寫什麼，不必趨時，自然更不必硬造一個突變式的革命英雄，自稱「革命文學」；但也不可苟安於這一點，沒有改革，以致沉沒了自己——也就是消滅了對於時代的助力和貢獻。

    此復，即頌近佳。

    L．S．啟。

    十二月二十五日。

    ※※※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十字街頭》第三期。

    ２Y，即楊子青（沙汀），四川安縣人；T，即湯艾蕪（艾蕪），四川新都人。他們都是當時的青年作者。

    ３戈兼（T．Gautier，1811∼1872）通譯戈蒂葉，法國唯美主義作家。他最先提出「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著有小說《莫班小姐》、詩劇《死的喜劇》等。

    ４波特萊爾參看本卷第229頁注５。他曾參加法國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這裡說他贊助初起時的巴黎公社，當是誤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