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動亂中的險惡官場 第05節 「朕的蕭何也」 文 / 張鴻生
代宗在吐蕃退出長安之後，受程元振惑言之一就是長安缺少糧食，難以供應內宮及禁軍所需。其實，移居洛陽東都也一樣缺少糧食。郭子儀提出節衣縮食，偌大的皇朝內宮如何能節省得了哩！有身就得穿衣，有嘴就得吃飯。
糧食已成燃眉之急！一日三餐，頓頓少不了。滿朝文武，皆為肚皮著急，缺糧擔憂！國家連年征戰，國庫空虛；貪官污吏，乘亂肥私；黎民百姓，流離失所，以農業為支柱的大唐王朝已是赤地千里，餓殍載道。只有江南叛亂較少波及，農業生產基本穩定，唯一可行之法是立即從江南運糧至京師。可是千里迢迢，河運不通，陸運阻塞，盜賊四起，官軍如匪，沿路截掠，運糧京師，談何容易！代宗皇帝下旨，要宰相元載解決糧食漕運問題。元載越想越覺得棘手，越想越覺得難辦。漕運糧食，既瑣碎又複雜，既費精力又影響把持朝政，於是他想到一個兩全之策，既不妨礙自己擅權朝中，又能運糧京師顯示自己輔政有為。他想到的唯一可靠人選便是劉晏。劉晏素有才能，辦事嚴謹，事必躬親；辦事認真，敢於負責；不貪私利，猶有報國憂民之心；更重要的是，這個人素有公望，委他陷入具體事務之中，可免去自己一個爭權對手。何況，劉晏剛被罷免相職，再委以重任，一定會感恩涕零，效盡全力。
元載主意已定，即起草奏書，委任劉晏為御史大夫，宣慰各府州道，並領東都、江准、河南、山南轉運使。代宗立即准奏，在早朝時宣詔劉晏領旨。
劉晏跪伏在地，侍御官捧著旨令朗朗念道：「令太子賓客劉晏進兼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轉運使。」（1）
一股暖流在劉晏血管裡加速流動。他知道，再受重用的日子來到了，連忙叩謝皇恩。
侍御官嚴肅而凝重地大聲宣旨：「歲之不易，征伐繁興，河洛肅然，江外尤劇。供上都之國用，給諸道之軍需，庶務徵求，未逞少息。火耕水耨，夏葛冬裘，尤饋運而屢空，一戎衣而不足。農人勞而轉困，編戶流而卒歸。……
今區宇漸寧，凋殘日甚，惕然在躬，姑務息人。……宜令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劉晏，往諸郡宣慰。「（2）
看來，代宗還是瞭解情況的。形勢漸趨安寧，社稷卻凋零殘破一日甚似一日，農民辛勤勞動卻轉而貧困。在這篇給劉晏的敕令中，明確授權劉晏嚴格督察各租庸使、大守縣令、祿事參軍，對百姓征役科稅繁重的，人戶逃亡及水旱造成的損失情況，應該一律給予幫助救濟，隨時處置完畢。對於「官吏之政，在邦必問，知無不為，公道斯在」。對於能夠「精於政理，賦均役平」的優秀官吏，一一開列出名單，報告朝廷，以便進行甄別鑒定優劣，予以提拔重用或是另作處理。對於那些「殘忍慢法，貪污贓官，有害於人，不應時務」的官吏，也一一開列出名單，具狀以聞。代宗在敕令中對劉晏宣慰諸道的目的說：「四海至廣，九重至深，使下情上通，常令上旨下達，務於審慎，朕之意深焉！」（3）
劉晏頓首接旨，掩泣而曰：「微臣一片坦誠，忠心可鑒，期報聖恩！」
散朝之後，劉晏感到身心舒展，步履不覺輕盈許多。元載從旁走來，嘴角露出一絲微笑：「劉御史危難受命，可喜可賀！」
劉晏抬眼一看，是宰相元載，連聲拜謝：「下官曾苟同元振請天子暫居東都，猶遭官員誹謗，所幸相公始終如舊，不信流言蜚語，似賈誼復召宣室，桑弘羊重興功利，下官怎敢不悉力報答相公所知啊！」（4）
「劉御史言之過譽！言之過譽！」元載得意地笑了起來，「宣慰事大，漕運尤重，萬不可掉以輕心啊！」
「相公勿慮。」劉晏彷彿是位臨陣出戰的勇士，「下官願赴湯蹈火，不辭水死！」
劉晏回到私第，稍做準備，即刻離京，奔赴江淮。
行前，劉晏反覆斟酌了行進線路。他不是常人所慣用的順向思維，恰恰是逆向思維。他直奔江淮，反其道而行之，一路考察漕運，一路進行宣慰。
這種考察，看似逆向，實為順向。漕運起點在江淮，一路漕運京師，究竟存在什麼問題，有哪些至要關節？一面實地考察，一面解決存在的問題，可漕事半功倍。
劉晏對漕運實在是太熟悉了。在肅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就任京兆尹，兼戶部侍郎、度支鑄錢鹽鐵使；第二年雖遭嚴莊誣陷被貶為通州刺史，但肅宗去世後，即被代宗於寶應元年（公元762年）六月復任戶部侍郎，兼任度支鹽鐵轉運使。轉運，主要是糧食的漕運工作。
「人生之本，食與貨而已。」（5）開元盛世期間，玄宗在開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就下敕書：「理國者在乎安人，安人者在乎足食。」期望「立法濟時，使家有三載之儲，國有九年之蓄，雖遇水旱，終保康寧」。（6）可見封建農業經濟國家對糧食的極度重視，糧食既是人生之本，也是興國之本。
《新唐書。食貨志》記載：「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7）東南漕運，必經運河，而揚州是當時由長江進出淮河扼邗之處的重鎮。所謂江淮漕運，即從江蘇揚州運糧至唐都長安的水上通道。具體路線是長江中下游各地糧食由長江漕運至揚州，再由揚州經運河至江蘇淮安入淮河，由淮河轉入汴水到河陰再轉入黃河，入黃河後西上經三門砥柱之險到達渭口，入渭水再輸達最終目的地——長安。綿延數千里，水情複雜，水道時有淤塞，尤其是經過三門峽，常常水激船翻，運輸極為困難。
漕運是由於封建統治階級的需要逐漸形成的。戰國末期，秦開鄭國渠，灌溉田地四萬頃；西漢開白渠，又增溉田四千五百餘頃。隋朝末年，天下大亂，關中、河東（今山西地區）以及山東、河南廣大地區飽受戰爭之害，人口減少三分之二，農業生產受到嚴重影響。唐王朝在長安建立之初，所需糧食就有一部分征自江、淮地區。關於江、淮地區的漕運最早記載見於《冊府元龜》卷498《漕運》所述：「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八月，揚州都督李靖運江淮之米，以實洛陽。」據查，武德二年，江都當時為李子通佔據，直至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才歸於唐王朝管轄，唐王朝任命李孝恭為揚州大都督，李靖為大都清長史。《冊府元龜》所述稍有微誤，但是，唐王朝建立初期從江、淮漕運糧食都是實事。以後唐朝統一中國，政權穩固，北方農業生產漸趨恢復，江、淮地區的農業經濟更加迅速發展，獨特的自然環境和氣候條件，使江、淮成為稻米生產的重要基地。在高祖、太宗期間，朝政節儉，冗員不多，中央政府機構及人員都比較精幹。據《通典》記載，唐太宗（公元627649年）臨朝時期，內外文武高級官吏僅六百多人，每年漕運的糧食達不過二十萬石。北方如遇水旱災害，一般臨時調發江、淮糧食賑濟災民，或是令饑民就食江、淮、在高宗、武則天時期，多次發動戰爭，中央政權的機構日趨龐大，官吏人數激增，帝室生活亦越來越奢侈，隨著首都長安成為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皇族、官僚、軍隊以及統治階級的寄生奴僕們也游集長安，軍糧、薪俸、宮廷支出越來越浩巨，所需糧食遠非關中地區的農業生產所能供應，江、淮漕運糧食增到一百萬斛，仍感不敷支出。武則天萬歲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建安王武攸宜討伐契丹，陳子昂時為幕僚，為武攸宜《上軍國機要事》中說：「即日江南、淮南諸州租船數千艘己至鞏、洛，計有百餘萬斛，所司便勒往幽州，納充軍糧。」（8）討伐契丹，兵馬未動，糧食先行，一次所運租米即達百餘萬斛，而且是完全充作軍糧，余外所需尚不在內，可見漕運江、淮糧食之巨。中宗、睿宗時期，中央機構繼續擴充龐大，冗員增多，而且多為空耗長安米糧，於政事無補，造成國家巨額開支。中宗景龍年間（公元707—709年），玄宗時代著名賢相盧懷慎時任御史中丞，慷慨陳詞，切中時弊，建議裁減冗吏。節約府庫。他在上疏奏文中說：「臣竊見京諸司員外官，所在委職，多者數余十借，近古以來未之有也。官不必備，此則有餘，人代大工，多不厘務。廣有除拜，無所裨益，俸祿之費，歲巨萬億，空竭府藏而已，豈致理之基哉！方今倉庫空虛，百姓調弊，河、渭漕挽，西給京師，公私損耗，不可勝紀。」因此，「有老病及不堪理務者，鹹從廢省，使賢不肖較然殊貫。此濟時之切務也，安可謂行之艱哉？」（9）
裁減冗吏，節省開支，革除弊政，談何容易，真可謂行之艱哉！中宗昏庸軟弱，根本不是「行之艱哉」，而是眼看行之艱難，最後乾脆拒而行之，一切如舊。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常年漕運江、淮糧食已達一百萬石以上。
既然要漕運江、淮米糧，就得維繫水路暢通。據《冊府元龜》卷497《漕運》中記載，開元二年（公元714年），河南尹李傑上奏玄宗，（黃）河、汴（水）之交有梁公堰，年久失修，江、淮漕運不通。因此請發汴、鄭民丁進行疏浚，以圖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為利。當年漕運糧食達到二百五十萬石，其中包括山東、河北各地租米。開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唐玄宗命安及疏決河口斗門，安及聞命而動，調發河南府懷、鄭、汴、滑四府縣三萬民丁整修，旬日而畢。但這種「省功速就」的局部整修疏通，只是收效一時，並非萬全之策，也不能保證全線暢通無阻。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以江南租庸調糧物布帛，每年二月至揚州人斗門常常苦於水淺，無法漕運，至四月以後，才能渡淮入汴，此時汴河又乾又淺，只能停留；到六七月才能到達河口；而這時黃河水漲，不能入黃河，又須停留一兩月，須等至八九月水落，才能溯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運至京城長安常常需要八九個月，備極艱辛。這種直運法帶來許多問題，江南老百姓，不熟悉黃河；轉雇河師，勞費又勢必增加。加上沿途損耗，船翻人亡，加以成本核算，可謂「斗錢換斗米」，所運糧食「五折其一」，即損失達百分之二十。
於是裴耀卿建議採取分段漕運，在河口設置武牢（今河南汜水）倉，鞏縣設洛口倉，使漕運船隻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同時在黃河北岸設河陽（今河南孟縣）、柏崖（孟縣西）、太原（黃河、渭水交匯處）諸倉，逐級轉運，水通則船行，水淺則貯倉以待。這個建議沒有被玄宗採納。
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裴耀卿任京兆尹。京師雨水成災，糧谷價格騰貴，玄宗將去東都洛陽就食，召裴耀卿復問漕運事。裴耀卿再次提出他的分段運輸計劃，請於河口（汴渠、黃河分水處）置一倉，納入江、淮租米，江、淮漕運船隻到此下米即回，再由官府僱船分入黃河、洛水。同時，在三門峽東、西各置兩倉，漕船輸入東倉，由陸路運至西倉，以避漕運三門覆舟砥柱之險。唐玄宗這一次採納了裴耀卿開通北運的建議。裴由此得到玄宗的寵任，遂於汴水入黃河之口的河陰縣置河陰倉，河清縣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鹽倉。又在三門之北開闢山路十八里，用牛車把糧食從集津倉運出，陸路繞過三門砥柱，運至三門西鹽倉，避免了船翻三門帶來的損失。然後再經渭水到達關中。可以說，為了保證京城長安的糧食供應，可謂費盡心機，不惜路遙和勞力。自採用裴耀卿的分段運輸法後，河北的濮、邢、貝、濟博各州以及河東的晉、絳、魏各州租米，亦輸入黃河北岸諸倉，轉而入渭水輸往關中地區。據《新唐書》卷51《食貨志》記載，至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的三年間，共運糧谷七百萬石，節省陸運腳錢三十萬貫。
這七百萬石糧食中，屬於江、淮漕運的有多少，雖數目不詳，但可以推斷，當不會低於一半。當時，曾有人勸裴耀卿把節約下來的運費獻給玄宗皇帝，進行報功。裴耀卿卻說：「這是用國家的財富來媚上求寵，行嗎？」他把錢全部上繳做為官商資本的「和市費」。裴耀卿的運輸改革，節約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對於關中地區的糧食供應乃至唐朝的強盛，都有重大的意義。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十一月，由於李林甫不斷向唐玄宗饞言誣陷，以與張九齡結黨的莫須有罪名被罷相。裴耀卿罷相後，北運不久也就停廢，又繼續仰賴陸運。
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關中地區豐收，太原倉積粟有餘，玄宗下詔暫停江、淮運米，改用布帛代租。停止江、淮漕運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裴耀卿只著力於改善河陰以西的運輸，而不及時整修運河，因而由江、淮至河陰一段，依然運輸困難。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潤州（州治在今江蘇鎮江）刺史齊浣，從潤州渡江北至揚州境內，須上溯至瓜步（今六合縣境）沙尾，要迂迴六十里，船繞瓜步，漕運船隻多為風濤所漂損覆沒。齊浣則改鑿漕路至京口（鎮江）埭，直接渡江二十里，又在江北開挖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揚子。這既縮短了江南至江北的漕運路程，又免遭了漂損覆舟之患，一年還減少了腳錢數十萬貫。這條新開伊婁河，當時稱為新口河。自此，江南漕運由鎮江直渡長江，由伊婁河進抵揚州，再經運河至淮安入淮河。
唐代大詩人李白熱情讚頌道：齊公鑿新河，萬古流不絕。
豐功利生人，天地同朽滅。（10）
李白熱烈頌揚齊浣開鑿伊婁河之功，反映了伊婁河對於唐王朝乃至後代所具有的重大意義。天寶元年（公元742年），玄宗命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韋堅，引-水開鑿廣運潭於京師望春亭之東，以通河、渭。韋堅奏請在禁苑之西、渭水南岸，引渭水東來，橫越灞、-二水，旁渭而行，至華陰永豐倉下與渭水合，運永豐倉及太原諸倉糧米以供長安；又在望春樓下鑿潭用來停泊漕舟，經二年而成。首運各種輕貨土特產至望春樓下時，唐玄宗親臨觀看，京城文武百官也一同前往，盛況空前。「（韋）堅預於東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隻，置於潭側，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廣陵郡（揚州）船，即於筏上堆積廣陵所出錦、鏡、銅器、海味；丹陽郡（潤州）船，即京口綾衫段；晉陵郡（常州）船，即折造官端綾繡；會稽郡（越州）船，即銅器、羅、吳綾、絳紗；南海郡（廣州）船，即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洪州）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鐺、茶碗；宣城郡（宣州）船，即空青石、紙筆、黃連；始安郡（衢州）船，即蕉葛、蚺蛇膽、翡翠。船中皆有米，吳郡（蘇州）即三破糯米、方丈綾；凡數十郡」。（11）
數十州郡的土特產堆放在二三百隻船上，猶如大唐王朝農副上特產品博覽會！可謂琳琅滿目，應有俱有。玄宗觀後，龍顏大悅，高興地將士特產賜與文武百官、皇親國戚，又賜潭名為「廣運潭」。廣運者，大大漕運也。韋堅從此大受寵幸。韋堅所列各船財貨，除南海郡屬於鄰南道外，其餘皆分屬江南、淮南、浙東、浙西、江西等各道府。各船所載大量輕貨，並不是各地貢品，而是韋堅用江、淮糧儲備災的義倉儲備糧米易為錢幣轉買而來。從各船所列輕貨可以看到，安史之亂前，江、淮廣大地區經濟繁榮的社會發展概貌。所列產品豐富多樣，製作精美，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廣陵船、丹陽船，晉陵船排列第一、二、三名，最後又以吳郡蘇州船概括結尾，足以說明江南廣大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從蘇州到常州、丹陽、鎮江直至揚州地區，已成為唐帝國經濟最發達、最繁華的地區。
天寶年間，江淮漕運多為布帛及其它珍貴物資，糧食所運不多，軍中所需大部來自河東、河南、河北、山東地區。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玄宗再次下詔停止江、淮漕運。詔文說：「所運儲糧，本資國用，太（原）倉今既豐羨，江、淮轉輸艱勞，務在從宜，何必舊數！其采載水陸運入京宜並停。」（12）然而，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唐王朝形勢急轉直下。天寶十五年（公元756年），安祿山攻陷東都、長安，漕運斷絕。其後，兩京雖然收復，但漕運仍未開通。肅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九月，史思明再次攻陷東都洛陽。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五月，劉晏任京兆尹，加戶部侍郎，度支鑄錢鹽鐵使。由於史朝義佔據河南，漕運仍然斷絕。江、淮所輸糧食布帛要沿長江溯江而上進入漢水，抵陝西洋縣、漢中，再轉輸入關中，路途遙遠，水情險惡，勞務增加，不足贍給。
代宗廣德二年（公元764年）正月，劉晏被罷相撤職，僅為太子賓客；時過兩月，又時來運轉，於三月復出任御史大夫，專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福耶？禍耶？是耶？非耶？有誰又能說得清！不過劉晏總是聞命而動，即赴江、淮。他來到江南漕運的積集地潤州，直渡長江，浮舟齊浣開鑿的伊婁河，抵達江、淮漕運的起點揚州。揚州沒有因安史之亂而調殘衰敗，反而乘著安史之亂急速繁榮起來，大批北人為逃避戰火南下，揚州不是東都洛陽的「十戶余一」，而是人丁興旺，商店林立，百貨齊集，舟車相繼，晝夜不絕，水上浮載之盛，陸地行車之密，真是「萬艘江縣郭，一樹海人家」。（《全唐詩》卷149，劉長卿《奉送從兄罷官之淮南》）
一到晚間，「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容紛紛」。（《全唐詩》卷301，王建《夜看揚州》）絕非東都洛陽、京城長安所比所見。劉晏不由想起李白的《江夏行》：誰知嫁商賈，令人卻愁苦。
自從為夫妻，何曾在鄉土！
去年下揚州，相送黃鶴摟。
眼看帆去遠，心逐江水流。（13）
由詩可見，湖北鄂州的商人遠去揚州做生意，長去未歸，妻子愁苦生怨，情隨遠帆，心逐江水，好不痛苦！
劉晏從揚州又乘舟至淮安，人淮河再轉汴水至河陰。汴水歷經禍亂，年久失修，河岸崩坍，荊棘叢生，河道淤塞，漕運船隊已無法通行。劉晏又越沛州（開封），來到河、洛。中原地區數年征戰，一片廢墟，十室九空。更加令他揪心的是，廣大農村餓殍載道，有的人家因為生產極度破壞，春荒難熬，竟然「易子相食」。恢復漕運，修復河道，勞力何從解決？劉晏黃河西上，直至三門，黃河呼嘯，濁浪排空，三門砥柱又如何能夠穿行無恙？平亂之後，驕兵如匪，軍糧短缺，中途截路搶劫又怎麼辦？一連串的問號在劉晏的腦海裡轉悠，他帶著一連串問號回到長安。
劉晏回到長安後，臨危受命的激動己變為冷靜，閉門不出。居家月餘，漕運之事反覆斟酌，切感利弊同存，他一時決心難下。決心之所以難下，一方面是恢復漕運確有許多困難；另一方面則是官場變化莫測，自己為人正直忠厚，不損放人反招人損，已經兩度沉浮。最令劉晏思慮的則是如何能不損民、不擾民、不勞民。國家已是流禍兩朝，百姓流離失所，備受煎熬，怎麼能再以漕運征夫派丁，勞傷於民？他不由想到太宗貞觀之治留下的遺訓：「『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船，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旨。」（14）「勞弊之事，誠不可施於百姓。」（15）自己怎能損下益上，勞民自安呢？劉晏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矛盾之中。
正在這時，唐王朝發發生了建政以來不曾發生過的事情：御林禁軍斷了軍糧。京兆尹第五請只得令「京畿百姓捋穗以供之」。（16）揉搓沒有成熟的麥子緊急供應禁軍。可見度日之艱，就食之難！
京城米價猶如斷了線的風箏扶搖直上！皇苑內宮缺糧！禁軍缺糧！文武百官缺糧！
長安是唐王朝的皇權中心，皇苑內宮、御林禁軍缺糧似乎就是唐王朝缺糧。其實唐王朝並非缺糧，富饒的江、淮，湖南、湖北、瀟湘、洞庭，糧食年年有餘，積穀貯倉，就是運不到京師來。這豈不是轉運租庸使的奇恥大辱！
劉晏彷彿感到文武百官戳他的脊樑骨，市井百姓朝他吐唾沫。晚上用膳時，賢慧的妻子李氏端來幾樣可口的小菜，盛上一碗稀粥。劉晏端碗在手，卻張口難嚥，兩行清淚徐徐流下，長歎一聲，放下碗來。
李氏出身富殷人家，十分賢淑，目視丈夫察視漕運，宣慰諸道勞頓歸來，居家月餘，心情不暢，茶飯不思，擔心他會病了起來，乃好言相勸：「官人憂慮忡忡，當應珍惜自己身體，莫要病了。」
「唉！方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粒粒皆難求啊！」劉晏噓歎說著，「禁中缺糧，已到極限，糧庫空蕩，連鼠雀也猶感飢餓。我怎能熟視無睹！」
妻子淚水盈盈：「妾在閨中，家父屢屢教誨，為人妻妾，皆應望夫助夫，家規依從國法，私身交付國家。」
「賢妻所言極是。」劉晏以巾掩面，擦去淚水，目視妻子李氏一眼，連連點頭，然後閉目沉思。
閉目也得不到安寧，破碎的夢又展現眼前，彷彿先帝玄宗正向他笑吟吟地走來：「愛卿自任正字官以來，正字幾何？」噢，那是在勤政樓前觀看王大娘戴竿時的歡樂時刻。如今王大娘已不見蹤影，賜予的象牙笏尚供奉案上，可玄宗皇帝卻含恨撤手西去。先帝玄宗躺在西內蒼老含恨的面容又出現在眼前，彷彿開元盛世也隨先帝一去不復返了！難道開元盛世真是一去不復返了嗎？難道能讓開元盛世一去不復返嗎？他感到代宗皇帝對自己還是仁義備加的，嚴莊構陷，被貶刺史，代宗即位之日，也是自己復用之時。自己受元振牽連，再貶相位，身名俱毀，連自己也沒有想到，僅過兩月，又被復用。君待臣義，臣對君忠，自古如此！生為人臣，就應該克己奉公，唯命是從，有死無二。擔當大任豈能瞻前顧後，優柔寡斷，畏流言，懼誹謗而愁慮私身！
他禁不住心潮滾滾，便鋪紙研墨，秉燭夜書，給宰相元載寫了一封信，信中飽含著熱情的希望，也飽含著冷靜的分析。
首先，劉晏指出：從江、淮恢復漕運是「社稷之奇策」。由於劉晏親赴江、淮至長安進行了實地考察，「驅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跡」，又到了河陰、鞏、洛，考察梁公堰，親臨通濟渠，步步探討，理解了過去進行漕運採取的一系列匠心措施，認為開闢漕運，將糧食從長江中下游運至長安是不可失卻的當務之急，可以立即改變整個長安地區的缺糧狀況，使「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眾，待此而強」，有著鞏固大唐王朝的重大戰略意義。
然後，劉晏以事實為依據，著重分析了恢復漕運的「四利」、「四病」
所在。「京師三輔百姓，唯苦稅畝傷多，若使江湖米來，每年三二十萬（石），即減謠賦」，其利一：「東都殘毀，百無存一，若米運流通，則饑人皆附」，其利二：「諸將有在邊者，諸戎有侵敗王略者，或聞三江五湖，貢輸紅粒，雲帆桂楫，輸納帝鄉，可以震耀夷夏」，其利三：「今舟車既通，商賈往來，百貨雜集，航海梯山，聖海輝光，漸近貞觀、永徽之盛」，其利四。
很明顯，劉晏所說的「四利」，首先在於減輕京師三輔、老百姓的謠役和稅賦。沒有江、淮米糧供給，只有強令增加關中地區老百姓的徭賦，才能維持唐王朝宮苑禁軍、文武百官的需求。開通漕運，徭賦頓減，直接關係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關係到人心歸附的問題，並以此可以恢復殘破凋零的農村。著眼點還在於軍事上鞏固唐王朝邊疆，讓夷邦蕃屬看到漕運開通，貢輸長安，而不敢輕舉妄動，顯示中央政權的威懾作用。而在政治上，通過漕運，舟車相通，必然帶來商賈往來，百貨交流，促進經濟的發展，恢復太宗年代貞觀、永徽之盛世。劉晏歷經玄宗、肅宗兩朝，開元盛世給他留下不可磨滅的繁榮景象，也歷經安史之亂留下的嚴重破壞和痛苦，懷著深情懷念開元盛世的美好年代而注入自己的理想，恢復貞觀盛世。劉晏不是理想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的實幹家。他不只看到恢復潛運之利，也冷靜看到並認真分析了恢復漕運的病難。
他在致元載書中說：「函、陝調殘，東周（洛陽）尤甚。過宜陽、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煙爨（音竄，鍋灶）」。
「今於無人之境，興此勞人之運」。可以想像，五百里中僅有千餘居戶，沒有勞動力，怎麼恢復漕運！這是其病一；而恢復潛運的實際情況怎麼樣呢？
「自寇難以來，河、汴不復疏治，崩岸滅水，所在淤塞，千里回上，若罔不行舟。」安史之亂之後，黃河、汴水久疏治理，岸石崩坍，已經淤塞，航道猶如無水行舟，修復工程十分艱巨。這是其病二：「東恆、底柱、澠池、二陵，北河運處五六百里，戍卒久絕，縣吏空拳，奪攘奸宄，夾河為害」。其病三；最難辦的是：「東至淮陰，西臨蒲阪，互三千里，屯戍相望。中軍皆鼎司元候，賤卒亦儀同青紫，漕挽所至，船到便留」。其病四。看看吧，沿黃河五百里，久無河卒保衛，縣吏只有施展空拳，盜匪夾河搶掠。從淮河至渭水，綿延三千里路，官軍缺吃少穿，一個個仗勢如同王候，見到漕運船便強行扣留。官兵如匪而勝於匪，如何漕運糧食！
劉晏辯明漕運利病，毅然表示：自己思殞百身，「請護河堤，不辭水死」，「見一水不通，願荷鍤（鍬）而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
元載接到劉晏致書後，心中煞是高興，便順水推舟，全權委託劉晏負責漕運。這對於劉晏來說，倒是一件幸事。元載的大撒手，恰使劉晏可以大刀闊斧地進行一系列改革，使自己的理財思想和改革措施得以順利進行。對此，《新唐書》卷149《劉晏傳》記述說：「載方內擅朝政，既得書，即盡以潛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客觀他說，只有元載的全權委託，才使劉晏得以全面發揮自己的傑出才能，做出永載史冊的獨特貢獻。
劉晏所認識到的潛運之「利」只是理想，只是未來，而現實卻是漕運之「病」，是重重困難。他只有通過治漕運之「病」，才能達到漕運之「利」。
五月的長安，天已漸暖。劉晏懷著「見一水不通，願荷鍤而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的決心，再次走出長安，策馬前往唐王朝的重鎮——揚州。
沒有「煙花三月下揚州」的瀟灑和迷人，只有「初夏五月下揚州」的匆忙和緊張。劉晏當即組織人力物力，疏通汴河，加固黃河大堤；調集一部分官軍為漕卒，組織訓練，進行武裝護送；並緊急從湖南、湖北、廣西調糧，由江船運至揚州；然後浮淮河，入汴水，過三門，進渭水，當年就從江、淮漕運了四十萬斛糧食輸入關中。史書稱：「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
（17）
據《舊唐書》卷十一記載，上廣德二年（公元764年）七月，關中地區「大雨未止，京城米斗值錢一千文，蝗食田……是秋，蝗食田殆盡，關輔尤甚」。正是這種時刻，劉晏親自押送第一批糧食的漕船駛抵長安。代宗皇帝喜不自禁，立即派宮廷衛士吹奏鼓樂，在東渭橋（今陝西高陵縣南）舉行隆重的歡迎儀式。宰相元載和京城文武百官喜迎救命糧，宣讀代宗聖旨：「卿，朕的邯侯（蕭何）也！」
代宗稱劉晏是自己的蕭何，絕非一時激動過譽之詞。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劉晏受新任宰相楊炎排擠誣陷，先被罷相；七月，又被楊炎構貶忠州刺史，唐德宗賜死劉晏，引起許多大臣的不滿，紛紛上表指責「誅晏太暴」。後人稱劉晏「起廣德二年，盡建中元年」，「為管（仲）、蕭（何）
之亞「，也絕非是溢美之詞，並對劉晏的轉運給予」不發丁男，不勞郡縣，蓋自古未之有也「的歷史性定論。
註釋：
（1）參見《資治通鑒》卷223廣德二年三月條。
（2）《唐大詔令》卷115《遺劉晏宣慰諸道敕》。
（3）同上。
（4）《舊唐書》卷123《劉晏傳。遺書元載》。
（5）《新唐書》卷149《劉晏傳》。
（6）《冊府元龜》卷502《平糴》。
（7）《新唐書》卷51《食貨志》。
（8）《陳子昂集》卷8.（9）《舊唐書》卷98《盧懷慎傳》。
（10）《李太白全集》卷25《題瓜洲新河餞族叔舍人賁》。
（11）《舊唐書》卷105《韋堅傳》（12）《冊府元龜》卷498《漕運》。
（13）《李太白全集》卷8.（14）《貞觀政要》卷1《論政體第二》。
（15）《貞觀政要》卷6《論儉約第十八》。
（16）《舊唐書》卷123《劉晏傳》。
（17）《新唐書》卷149《劉晏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