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毛澤東掌權 文 / 哈里森·索爾茲伯裡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上午，紅軍在毛澤東的實際指揮下撤出了遵義，與三個月前渡過於都河時的力量相比，此時只剩下很小一部分部隊了。
紅軍喪失了幾乎三分之二的人員和所有的重武器。它已無任何大炮，只有一些破舊的迫擊飽和兩門山炮。出於開宣傳目的，仍號稱四個「軍團」——第一、第三、第五和第九軍團，而實際只有十六個戰鬥團和一個幹部團。儘管不遺餘力地招兵買馬，兵力仍不到三萬五千人。
紅軍離其原定目的地越來越遠了。它到了更加偏僻的內地。它奪取了貴州第二大城市遵義，但是很少有入知道它的位置。紅軍的地圖很少，而且這一帶的許多地方從未在地圖上標出過。
的確，紅軍已突破了蔣介石在江西蘇區周圍所設的包圍圈，成功地渡過了湘江。然而，它並未也根本沒有擺脫蔣介石的軍隊。蔣介石就在北面的重慶忙著調集更多的軍隊，如狼似虎地企圖圍殲「赤匪」。他部署了四十萬大軍來攔截紅軍，不管紅軍走哪條路，他都要封鎖。如果說，蔣介石在江西、在湘江幾次圍剿都未能得手的話，他可不願意在貴州再次失手了。黔軍之渙散不堪、煙癮纏身，這已為共產黨所知。可是，此時蔣已集結了四川、雲南、湖南的軍隊和他自己的嫡系軍隊，準備在紅軍一接近貴州同鄰省的邊界，特別是當紅軍往北向滔滔的長江移動時，來一個迎頭痛擊。對此決不能低估。
紅軍已有兩次被迫改變前進的方向，先是放棄了與湘、鄂、黔地區的賀龍和肖克的二、六軍團會師的計劃，接著是放棄了在遵義周圍建立根據地的想法。離開遵義後的第二天——一月二十日——在通往桐搾路上的淒涼的泗渡村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將行動方針上的最新改變確定下來。這一回是準備同張國燾的第四方面軍會合。但第四方面軍究竟在何處，他們並不知道準確地點。一、四方面軍之間的通訊聯絡很差，他們幾乎是盲目地尋求會師。毛澤東以為四方面軍在四川西北部有個繁榮的基地，擁有十萬以上的大軍。但他卻不知道四方面軍不久就要拔營，向「荒無人煙的西部」和川藏交界地區轉移。李德認為毛在離開遵義後，會派出通訊員與第四方面軍聯絡，但是沒有證據表明有任何通訊員到達第四方面軍的總部。
情況也並非一片黑暗。例如在武器裝備方面，由於人員傷亡嚴重，紅軍的步槍和機關鎗現在差不多夠用了。他們在遵義又弄到了一些毛瑟槍。紅軍使用的槍支五花八門，但是毛瑟槍算是標準的，因為它們是國民黨政府兵工廠統一製造的，而國民黨軍隊正成為共產黨軍隊武器的主要來源。再說人員雖然減少了，但剩下的都是身經百戰的精銳部隊。在甩掉輜重大軍之後，紅軍又恢復了快速和靈活機動的特點，這是紅軍最寶貴的財富。他們的速度可以超過蔣介石用來對付他們的任何部隊。他們徒步行軍，一天走四五十英里，真是不同尋常。有時他們一連幾天都保持這種速度，而且還是翻山越嶺，強渡江河。五嶺早被拋在後面，然而貴州，雲南和四川又是山巒重疊，山山之間都有河流相隔。在江西南部有些地方固然根本無路可走，這裡可走的道路也是為數極少，只有一處不同——有一條雖未經鋪面，但卻是一條真正的公路，可以通行各種車輛，這條公路從貴陽往北，通過遵義和婁山關至川黔邊境的赤水河。
至於其餘的路程，紅軍總是在窄得只能二人並行的羊腸小道上翻山越嶺。今天一眼望不到頭的「S」形和「之」字形的柏油公路，在當時是根本沒有的。這些羊腸小道通常是直上直下，根本不管山坡多麼陡峭，紅軍必須從這裡通過。在一九八四年，農民們仍然走這些羊腸小道，因為走山間小道的路程要近得多。平地走十英里，而山路只要走兩英里。今天的電話線和電線桿就是順著這些過去的羊腸小道豎立的。貴州北部的人說，任何一個老太婆進城趕集都能賽過一輛汽車，因為她順著羊腸小道走，比車子少用一半時間。
由毛澤東指揮後，軍隊就感到放心了。政委們終於可以明白地告訴戰士們為什麼要行軍，以及行軍的目的地是哪裡；部隊士氣也高漲起來了。中國和全世界都沒有任何部隊能像紅軍這麼快地翻山越嶺。共產黨軍隊每每突然在一個城鎮出現，人們無不感到吃驚，因為他們在這之前不曾聽說附近有什麼共產黨軍隊。紅軍戰士中身材不高，但是意志都堅如鋼鐵。他們離開遵義時，體質比長征開始時好了。大多數人已休息了十天。他們吃得也不錯。軍隊到達遵義時，每個戰士都發了一、兩塊銀元。遵義有一家川菜館子，花一元錢就可以美餐一頓。不到一、兩天的工夫，紅軍就把遵義好吃的東西吃得差不多了。許多人品嚐了毛澤東喜歡吃的名菜——四星伴月——這是用羊肉、魚、雞、蔬菜、特別是芋頭(叫做天麻)(原文如此——譯注)層層擺好，效入米粉之中，蒸一個晚上。據說這種肉湯可以醫治頭暈頭痛少有些人還買了一種珍貴的草藥天麻，當地傳說天麻能治體虛。
在遵義，戰士們有了新草鞋。有的人還有皮底鞋，厚實的衣服，竹編防雨斗籬和新的草編雨帽。他們的米袋裝滿了糧食，醫療隊從藥鋪裡補足了碘酊和氯仿，也補足了草藥。甚至還有新的手電筒、電池，此外還儲存不少煤油、糖和鹽。
毛澤東有理由感到樂觀。紅軍在朱、毛制定的十六宇快方針的指導下又重新前進了——在「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和李德到來前的歲月裡，這十六字訣曾指引著紅軍取得勝利：
敵進我退。
敵駐我擾。
敵疲我打。
敵退我追。
這是游擊戰的精髓，它使朱毛部隊成長壯大。現在要靠這一方針來挽救軍隊免遭覆滅了。
遵義會議之後，一切都變了這是分水嶺——毛澤東牢牢地掌握了領導權，而且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宣佈獨立於莫斯科的指揮棒。在以後的二十五年裡，世界並沒有意識到這種獨立性，但斯大林卻早已把這種獨立性同毛澤東的名字連在一起了。
遵義會議還標誌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政治大聯合，從此以後，他們一輩子保持了這種夥伴關係，至少一直保持到他們去世前的一、兩年。
直到遵義會議前夕，周恩來還是毛澤東的對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毛澤東被解除了黨中央局書記的職務，而同年十二月來到中央蘇區接替這一職務的正是周恩來。接著，一九三二年十月在寧都會議上，周恩來又替代他擔任了第一方面軍政治委員。
周恩來確實曾表示反對解除毛的職務，主張讓毛留職。但是他服決定，於一九三三年五月成為紅軍全軍的總政治委員。實際上，他與博古、李德一起組成了大權在握的「三人團」。從寧都會議時起，毛澤東在紅軍事務中沒有發言權，這也是事實。寧都會議期間他身患疾病，奉命「休息」，但會後也一直沒有返回紅軍。
那時，周恩來與「三人團」中的其他人站在一邊，阻撓毛的戰略，否定毛的建議。周、毛之間沒有什麼合作。如果說，沒有證據表明周恩來支持博古和李德要搞掉毛的陰謀的話，也沒有證據表明周恩來曾參與反對此種計謀。
許多年之後，周恩來悲痛地承認，自一九三二年十月寧都會議至一九三四年十月長征開始，他從來沒有主動去徵求過毛澤東的意見。其原因可能是他對組織紀律觀念看得有點過重了。他在寧都會議上曾表明，他認為毛應繼續參與指揮軍事，但當領導作出了反對毛的決定之後，他沒有對決定提出異議。不過他還是表示出他是尊敬毛的。當毛離開寧都時，他騎馬為毛送行了一段路，表示希望毛恢復健康，回到紅軍來。有一段時間，周恩來自稱是「代理政委」，意指毛澤東可能恢復原職。他偶爾也把文件送給毛：「如有便請閱。」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與其丈夫一樣，嚴守黨的紀律。一九七六年春，當天安門廣場紀念周恩來的遊行遭到「四人幫」的譴責時，她沒有表態，只是在毛去世及「四人幫」被逮捕後，華國鋒和黨修正了官方的立場，她才表態。當楊尚昆將軍請她幫助查明她丈夫對一些問題的態度時，她很乾脆地說：「他從來不跟我講他認為我不應該聽的事情。」
對於黨的決定，他與毛澤東的態度不同。毛對於每個決定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見，力圖使自己的觀點佔上風，長征開始前後一段時期他就是這樣。周偶爾也表示反對意見。他在一九三四年夏也曾提出從中央蘇區突圍的建議，但因「三入團」中的多數——博古和李德——表示反對，他就讓步了。
毛掌握領導權前後，不時感到自己與斯大林有矛盾。有時他向斯大林屈服，那是因為形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特別是在三十年代，他和其他中國共產黨人感到，出於維護蘇聯作為世界革命堡壘的需要，他們只能把蘇聯的利益放在自己利益之上。
在力量的對比發生變化之後，這種情況也發生變化。斯大林曾強烈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毛澤東對蔣介石的戰爭；竭立敦促毛澤東同意成立聯合政府。毛堅決拒絕了這一建議。一九四八年末，當毛抵達河北省的平山縣，準備拿下北平並揮師南下時，斯大林派米高揚帶來了一個特別口信：不要南下長江，讓蔣介石生存下去。毛不僅表示不予接受，而且，他還向米高揚提出了為什麼要打過長江去的強有力的論據。他認為，他最終使斯大林的特使信服了他的路線是正確的。他把米高揚送回莫斯科後，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發表了一篇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他是這樣答覆斯大林的：「凡是勸說人民憐借敵人、保存反動勢力的人們，……而是敵人的朋友了。」
周恩來象領導集團中的大多數人一樣，是個「外國通」。他在法國和德國度過多年，他在莫斯科度過的歲月也比大多數人所知道的要長。他對外部世界見多識廣。在文化方面，他對巴黎也許比對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感興趣。他沒有象毛澤東那樣在青少年時代雙腳沾滿牛屎，也不像毛澤東那樣熟悉農村的習俗，更沒有毛澤東那種中國農民的天性。周恩來與鄧穎超是志同道合的伴侶，在歐洲和中國大城市的共同經歷把他們聯繫在一起。他們相互間的密切關係是世界上少有的。
周恩來以其政治家的風度和傑出的才智而著稱。他有豐富的軍事經歷，曾任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在莫斯科學過軍事，並在血雨腥風的上海和大膽的南昌起義中進行了實踐。而在長征之前他還在南方打了三年多仗。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講，他都是傑出的人物，他具備足以擔當一名領袖的才能和背景。他現在已全力支持毛澤東，直至一九七六年生命終結之時，他都從未對毛的領導提出過任何異議。對於周恩來之所以作出這一抉擇的複雜因素，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對他內心深處的感情，人們沒有足夠的瞭解。但是從遵義以後，不論他擔任何種職務，實際上他都充當了毛澤東的參謀長。周、毛這種夥伴關係，也是中國政治中史無前例的。
顯而易見，周恩來和毛澤東在政治觀點和作風上存在著、而且將永遠會存在分歧。毛很「土」(這是王炳南大使的用詞)，他是個鄉下佬。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他來到上海碼頭，向那些去法國半工半讀(他本人也積極地參與制定這個計劃)的最好的朋友揮手告別。但他自己卻沒有同他們一道去。
學者們對毛澤東的這一舉動早就有所猜測。有的人認為他因為沒有盤纏而回去了；或者是因為學習法語有困難，或許是因為他與那些穿著比他講究、比他富有的人在一起感到不自在。
這些解釋看來都沒有充足的理由。花了大半輩子研究毛澤東的中國歷史學家李銳認為，毛從未打算過出國。毛認為他的朋友應當吸收西方文化，把其中有用的成分帶回中國。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但毛的天地就在中國。要是他出國的話，留在國內的領導核心就會分崩離析。
李銳認為，毛澤東那時就已經得出結論，中國必須進行改革和重建，而實現這一目標就要靠他，他一定要當領袖，因而感到有責任留在中國。他對西方並末表現出應有的興趣。李銳覺得，這是一個缺點。
上述情況在毛澤東的整個生涯中都起著作用。「洋包子」與「土包子」之間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衝突和關係緊張。有的人認為，毛歷來妒忌周思來的處世手腕，後來還妒忌他的國際威望。儘管如此，這兩位不同人物之間的聯盟卻是牢不可破的。他們兩人相輔相成。毛是哲學家、詩人，頭腦裡充滿了不可思議的幻想。他具有一種熾熱的精神，準備作出任何犧牲；準備為實現自己的見解而採用任何謀略。他追求目標，堅定不移，不容改變，但在實現其目標的方法上則機動靈活。(直至生命最後幾年)他還是位善於用人的天才，不斷地把自己的敵人和對手變成有用的盟友。周恩來則是一位實幹家、外交家、人道主義者，是一位「管家」。
多年以後，周恩來和毛澤東早已掌握了中國的最高權力，當用依靠其敏捷的思維、雄辨的口才和大無畏的勇氣度過了瘋狂的「文化大革命」的難關(毛卻坐視不救)之後，他感慨萬千地談到毛澤東：「我們都是他的學生，但是我們不可能做得像他那麼好。」我相信他這番話是完全真誠的，是肺腑之言。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仍這樣認為。但是，他對毛的晚年幾乎使他本人和整個中國遭受滅頂之災的大動亂是怎麼想通的，我卻無法想像。常聽到外國人和一些中國人說，周是位十全十美的朝臣，是忠實可靠的政策執行者，是位務實的行政管理大師。儘管毛有時心血來潮，無法無天，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周恩來卻穩穩地把握住了國家的航、程。除這一切之外，他還具有許多可貴的品質，這是任何人都可以從中國人那裡聽到的。他事無鉅細，對人和藹可親。長征途中，他親手把傷員輕輕扶上擔架，唯恐別人的手用力太重；當他得知他的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醫院裡奄奄一息而身旁沒有任何親友陪伴時便大發雷霆；在他晚年動盪的歲月裡，晚上他常工作到深夜，常常疲乏不堪，憂心忡忡，在去人民大會堂參加又一次正式宴會之前，他會像普通工作人員那樣，先溜進北京飯店的廚房吃一碗麵條，等等。難怪近年來形成了對他的個人崇拜。
在遵義會議之後，長征的許多事情有了頭緒。二月五日，紅軍抵達黔滇川三省交界處的一個名叫雞鳴三省的小鎮時，博古的中央委員會常務書記一職便悄悄地由洛甫替代了。毛正式被指定「協助」周恩來作軍事決策。三月十一日，毛澤東與周恩來、王稼祥一起被任命為「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成員。當然，毛在其中是起決定性作用的。
毛澤東最初的行動之一是設法同莫斯科取得聯繫，把遵義會議的情況告訴他們。當時除了派信使前往外，沒有其他別的聯絡辦法。派出的第一名信使是潘漢年，他曾奉命執行過多次對地方軍閥的秘密使命。潘漢年先到了上海，但在那裡沒有找到共產黨的組織。共產黨組織已被蔣介石的秘密警察破壞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毛澤東派出第二位秘密使者陳雲，即新發現的有關遵義會議記實的作者。他化裝成商人，在紅軍渡過大渡河之後便動身。他在上海同宋慶齡取得了聯繫，宋慶齡安排他坐船去海參崴。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陳雲等人一起坐船前往海參崴。同行的還有何實楚，她是毛澤東在長沙時的朋友、共產黨的締造者之一何叔衡的女兒(何叔衡被留在中央蘇區)；已經去世的四川官員陳剛的夫人；潘漢年；黨的前領袖瞿秋白之妻楊之華；以及陳潭秋。這時瞿秋白已於六周前被國民黨處決。國民黨對瞿秋白被處決一事大肆演染了一番。他的遺孀楊之華同國際紅救會有聯繫，這是共產國際的一個下屬機構，為那些被捕的共產黨和地下工作者提供援助。陳潭秋同毛澤東和何叔衡一樣，也是一九二一年建黨時的共同發起人之一。
陳潭秋當時留守福建，他接替羅明擔任那裡的黨的書記，他本人也受到了批評。這也許就是他未能參加長征的原因。他比—些人幸運，因為他設法離開了福建，同赴蘇的這些人會合，一起前往莫斯科。(但他後來於一九四三年同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一起，被新疆軍閥盛世才殺害。盛世才同俄國及共產黨毀盟後，轉而同蔣介石結盟。)
陳雲後來說，他們一行共有七八個人。這是一個級別很高的小組，此行目的名義上是代表中國共產黨參加當時正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共產國際曾於一九三四年向中國人發出邀請，請他們派遣一個有六十人組成的代表團，參加原定於一九三四年召開的會議，但是會議後來被推遲到一九二五年夏天。
代表團未能及時趕到那裡。他們於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抵達，這是會議的最後一天，已來不及向大會報告遵義會議或其他任何問題的情況。大會本來可以利用一點來自中國的第一手信息，但沒有這樣做。在缺乏真實情報的情況下，共產國際聽取了王明關於中國革命不斷高漲的講話。最後，一九三六年二月，共產國際的雜誌發表了陳雲題為《英勇的西征》的文章(用假名施平發表，此名無人知曉，文章也就完全被忽視了)，文章沒有提到遵義會議的情況。遵義會議是絕密的。
陳雲的文章隻字未提軍事和政治領導的變更。他提到從中央蘇區撤出的情況，但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被說成是失敗；說西征大軍「偉大的行動」正勝利地取得進展(實際上紅軍早已抵達陝北，但這一情況沒有說明)；說紅軍正在保存實力，其目標是要壯大到一百萬人。全文提及的唯一的消極面是，在他們離開中央蘇區時，背著沉重的行李。
此後，共產國際立即採取秘密措施，重建同中國的聯繫。潘漢年被派遣回國，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或十二月抵達上海，他帶來了密碼本，這樣就能恢復密電聯絡了。關於他是否帶回電台一事，不甚清楚。大概沒有帶回。但是，據說他們曾安排使用安置在宋慶齡寓所中的一部電台。宋慶齡的寓所坐落在法租界莫裡哀路，她和孫中山過去曾在這裡居住。
多年來，對宋慶齡寓所中是否有一部共產黨電台在工作一事．一直是眾說紛壇。她的許多密友，包括路易-艾黎，都矢口否認，他們說國民黨的警衛日夜把守著寓所，電台怎麼可能工作呢？但是，研究中國共產黨的兩名主要歷史學家胡華和向青聲稱，電台確實在那裡工作過。
潘漢年是一位老於世故、又比水平很高的人。那時，他喬裝成宋慶齡的秘書，實際上是共產黨同共產國際和孫夫人之間的正式聯繫人。直到一九五三年他被指控為日本間諜而遭逮捕前，一直是宋夫人最親密的同事之一。他被監禁二十年之後去世。但在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垮台之後，他已被全面乎反，恢復了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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