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一、軍閥殺記者 文 / 丁中江
吳、張在北京會晤時,吳願獨力進攻南口,張作霖笑哈哈地對吳說:「敝部悉聽二哥指揮,我的部隊就是你的部隊。」南口攻下時,吳以主帥資格論功行賞,保舉作戰有功人員,他覺得奉軍將領出力最多,應該予以嘉獎。
杜錫-代閣根據吳的保舉單發表一批敘勳命令,其中最重要的是授張宗昌為義威上將軍,張學良加上將銜。怎知吳的好意卻碰了一個釘子,張學良首先來電堅辭,張宗昌及其他奉軍、直魯聯軍將領亦表示不受吳的保薦,且云:「本軍系奉上將軍(指張作霖)命令,敘勳授爵應由上將軍查明具報辦理。」
張作霖是上將軍,張宗昌在奉軍中處於養子地位,吳薦張為上將軍,張拒絕,當然是做給奉張看的。
張宗昌不只拒受上將軍,且有函給吳佩孚,要求改組內閣,並支持孫寶琦繼任國務總理,北洋軍閥只要軍力一大,就要對中央過問,張宗昌何能例外。張函如下:
「前略,現在中央政府,業已成立。當此軍務未了之際。應以討赤為其責任。乃觀政府近日舉措,殊不盡然,用兵之道,餉項為先。自古至今,斷無飢餓之兵,能當大敵。宗昌所部各軍,今日所負軍事責任,何等艱難重大。政府當局,應如何勞身焦思,以助其功。乃自內閣成立以來,一籌莫展,以我國財政情形而論,固屬困難萬端,然政府如能處理有方,熱心負責,則勉籌一二千萬,以應急需,亦非不可能之事。而政府中人,未聞有此。若非全無能力,即為不盡厥職,二者必居其一。且政府對於宗昌等軍,形同無視,宗昌屢次派員催促,當面請托,一概置若罔聞,全以空言相向。宗昌欲籌少數犒軍經費,攜赴南口,遲之甚久,未能足數,無法以慰前敵官兵。諸公高座堂廟,欲以空言驅人效命,宗昌則以何術能使將士用命乎?且用人為國家大政,況當用兵之際,尤以賞功問罪,示天下以公平,方能鼓舞人心,樹為標的。即我公駕馭英豪,意欲澄清天下,亦非此道莫由。乃政府近日用人,則異於是,賢才未及登用,功績未及酬庸。而向與討赤無關之人,閣內閣外反日日見諸任命。似此用人行政,頗似植黨營私,全無功罪賞罰標準,又何以鼓舞將吏克敵立功。以上所云,皆為事實。故以責任政府之義繩之,今日政府,實應負貽誤軍事之責。除非改弦更張,另組新閣,勢必政治未良,影響及於軍事。討赤之事,無法進行,不僅宗昌無以對我公,即我公亦無以慰天下。宗昌愚慮所及,以為今日心閣,兼行攝政,權貴俱重,迥異平時。非得老成碩望,不足以鎮中樞。前次曾以管見上塵鈞聽,以為孫慕老資深望重,中外所知,內政外交,皆為老輩,能於此時請其組閣,當能從容坐鎮,以收中外人心。財交等部,職權重要,亦當妙選長才,分擔艱鉅。設能如此佈置,實於今日軍事,所裨非小。討赤一役,庶幾能盡其功。否則政府酣嬉於內,軍士怨憤於外,大局前途,未知所屆。」
杜錫-代閣又攝政,本來就完全是吳佩孚一人的主張,南口攻下後,張宗昌發言權突然增加,他表示對杜閣強烈不滿,然而,奉系方面認為獨攬中央大權的機會尚未到臨,所以並不積極倒閣。
吳佩孚這時身在北方,心懸南方,因為湖南問題嚴重,唐生智投靠廣東的革命陣營。為革命軍打通了北伐的咽喉要道。本來廣東方面的革命軍,從孫中山在世時起,就致力於北伐軍事,因為湖南的梗阻,北伐軍不能順利進入湖南,因此北上之路未通。唐生智驅走趙恆惕以後,由於吳堅決支持趙恆惕和葉開鑫,所以唐生智乃投靠北伐軍。北伐軍支持唐生智北進,遂使湖南局勢日益緊張。湖北方面日日有告急電給吳,吳因為南口沒有攻下,無法分身。南口攻下以後,他便亟亟安排返回武漢,指揮兩湖戰事。
8月22日張作霖派鄭謙入關與吳佩孚接洽內閣改組問題,鄭即偕張其-由北京赴保定,竭吳請示,並代表奉張送吳南行。
杜錫-身不由主,自張宗昌倒閣通電發表後,為之意興闌珊。8月20日晚宴閣員密議總辭職,21日通電全國軍民長官,略謂:「前以軍事方殷,中樞乏主,曾表示於最短時期暫維現狀,今幸軍事結束,自當引退讓賢」云云。杜電發出後僅吳佩孚和孫傳芳復電慰留,其他各方毫無表示,更使杜感到洩氣。22日鄭謙和張其-抵保定後,吳佩孚在光園開會,鄭謙、於國珍代表奉方出席,吳表示對西北問題應予徹底解決。自己對西北地盤和內閣問題不願多主張,擬請張作霖主持,不過希望在沒有適當人選以前杜閣暫予維持。光園會議後,鄭謙於23日回京,24日返奉向張報告吳的態度。張表示中樞仍聽吳主持,如果內閣局部改組,要奉方派人參加,則除財、交兩部外,其他均無意見。孫傳芳亦表示不問中樞政事,代表孫入閣的農長楊文愷亦留南京未北返。
據說北京政局的內幕是三張聯合排斥杜錫-,所謂的三張是張國淦、張志潭和張其。張國淦是北洋老人,張志潭一直是吳在北京的代表,張其-則是現在吳的紅人,三張都有取而代之的野心。
北京政局的癥結,總理人選除了大軍閥的支持外,最重要的是財政問題,然而當時的財政,誰也不能點石成金,因此誰也沒有辦法,除了借外債而外,任何辦法都行不通。
張宗昌攻下南口要錢,肅清西北馮玉祥部隊也要錢,吳佩孚援湘軍事也要錢。杜錫-既非巧婦,如何能為無米之炊,顧維鈞以辦外交能手而負責財政,其意不過是動洋人腦筋,也毫無作為。
當奉軍入北京後,討赤的氣氛非常強烈。邵飄萍在那個時候是個炙手可熱的新聞記者。他在郭松齡倒戈時,幫郭罵張作霖,當奉軍進佔北京,邵飄萍自己也知道處境危險,所以及時避入東交民巷,住在六國飯店。奉軍派出特務去疏通邵的好友張漢舉等,告以奉方對邵已有諒解,不會採取任何激烈行動,盡可放心回家。怎知邵的寓所已早在奉方便衣特務監視中,邵一出東交民巷就被跟蹤,邵返抵家尚未進門,就被門口的特務所逮捕,這是15年4月20日下午7時左右的事。
25日邵的報界友好和新聞記者13人聯袂往竭張學良為邵求情,張學良以手作砍頭式回答,大家知道邵是凶多吉少了,26日上午5時左右即被綁赴天橋刑場槍斃。
邵被殺後,北京空氣極為緊張,很多報刊都紛紛自動停刊,以免遭殃。原來民國初年軍閥時代,新聞卻是相當有自由的,軍閥們雖然蠻不講理,可是對新聞批評大體還能容忍。直到奉軍入京後,形勢才為之一變,邵飄萍被槍斃後,人人為之自危。
接著發生了《社會日報》社長林白水被槍斃的案子。15年8月6日清晨,憲兵司令王琦派兵到林白水家中去抓林,一共開來了三輛軍用卡軍,好像抓江洋大盜,憲兵說請林先生到司令部去談話,結果車子直駛天橋刑場,僅在前門外憲兵分隊停了10分鐘,是打電話向王琦請示,總計從被捕到行刑,前後不過3小時。行刑前行刑人員問林有沒有遺言,林說:希望自己的兒孫永不要做新聞記者。
林白水被槍斃以後,第二天《世界日報》和《世界晚報》社長成捨我也被捕,被捕的情形和先一天林白水被捕完全一樣,由三輛軍用卡軍押送到憲兵司令部,關進一間小房,由荷槍實彈的奉軍駐守,成捨我心想,此命休矣。他是一位正直的記者。他的報紙是靠銷路維持,他的從業人員都是考試進入,第一批考入的三名編輯記者中,有一位是黃少谷。
成捨我的被捕,是因為他的報紙敢說敢寫,對於奉軍毫不客氣的批評,他從不接受任何金錢上的補貼。他的報紙是正統的輿論,講是非,別善惡,正因此而觸怒了奉方,認為他一定有背景。他被捕後幸得孫寶琦出面向張宗昌疏通,而張宗昌正推薦孫寶琦為國務總理,對孫頗為買帳,因此成捨我被捕四天後竟死裡逃生,被釋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