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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四、吳佩孚衡陽撤軍 文 / 丁中江

    吳佩孚衡陽撤防是改變南北形勢的一個驚人行動。後來吳成為北洋時代風雲人物也是由此開始。

    吳師撤防是從9年5月20日開始。吳事前曾電請張敬堯派員到衡州協商接防問題。張敬堯派湖南暫編第二師師長(北軍)吳新田為「主持湘南防務司令官」,於21日到衡州,與吳佩孚及湘軍代表簽訂條約,南北兩軍維持原有停戰界線,湘直兩軍停戰協定繼續有效。一直到吳師自動撤防的前夕,北京政府才有電報批准直軍撤防。吳師開拔時作環次隊形的佈置,主力第三師居中,湘江兩岸各設掩護隊,前方設有偵察線,後面設有殿卒,大軍揚帆而下,全軍齊唱吳所親撰的《登蓬萊閣歌》。

    吳有《回防途次》詩曰:

    行行重行行,曰歸復曰歸。江南草木長,眾鳥亦飛飛。憶昔赴戎機,長途雨雪霏。整旅來湘浦,萬里振天威。孰意輦轂下,妖孽亂京畿。虺蛇思吞象,投鞭欲斷淝。我今定歸期,天下一戎衣。舳艫連千里,旌旗蔽四圍。春滿瀟湘路,楊柳正依依。和風送歸鳥,綠草映晴暉。少年惜春華,勝日斗芳菲。來路作歸程,風景仍依稀。周公徂東山,憂攙亦畏譏。軍中名將老,江上昔人非。建樹須及時,動靜宜見幾。何日摧狂虜,發揚見國威。不問個人瘦,惟期天下肥。丈夫貴兼濟,功德乃巍巍。江上送歸舟,風急不停揮。得遂擊楫志,青史有光輝。春日雁北向,萬里動芳徽。鴻漸磐石願,衍衍不啼饑。止戈以為武,烽煙思郊圻。同仇復同仇,歸願莫相違。

    吳師於5月20日開始撤防北歸,27日由水路經過長沙。張敬堯怕他捨舟登陸,戰長沙,奪帥印。所以在湘江右翼配置了強大的兵力,但只作防禦準備。而吳師根本無上岸打算,雖亦作緊急戒備,不過是怕張軍襲擊而已。雙方均未挑釁戰火,吳師乃揚帆而去。

    吳師於5月29日過岳州,也未停靠,31日集中漢口,由於車輛缺乏,一直到6月5日才開始向北移動。

    吳佩孚雖然請張敬堯派軍接防,可是實際上他是決定把衡陽移交給湘軍的。湘軍驍將趙恆惕是他心儀的人物,兩人惺惺相惜。所以吳師整裝待發的時候,就是湘軍執戈待動的時候。不過,當時的形勢對湘軍是很不利的。張敬堯是北洋勇將,他的軍隊已經擴充到7萬人,他自兼北軍第七師長,可是他所直屬的部隊則有湖南暫編第一第二兩師和第一混成旅。歸他節制指揮的還有協助長沙防務的第十一師(師長李奎元),駐防湘潭的第廿師(師長范國璋),駐防常德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駐防湘東的暫編第一師(師長張宗昌)和安武軍一部分。

    衡州和寶慶是長沙的前方兩個重點,張敬堯派他手下的兩員大將,湖南暫編第一師長田樹勳守寶慶,兼長寶鎮守使,第二師長吳新田守衡州。

    張敬堯是安徽霍邱縣人,出身是徐淮間的流寇,後來入伍為小兵。癸丑二次革命時,他隨李純入贛任第六師的團長,由此擢升為第七師長。老袁稱帝前,他在北京同興飯館對人揚言說:「大總統做大皇帝,下一道上諭就成了,幹什麼還要研究和請願?」有人把這些語報告袁,袁生氣說:叫這個老粗不要亂講話。可是心裡則喜歡他的憨直。護國軍起,袁派他入川,袁死後,他又向張勳遞門生帖子。復辟失敗,他倒向皖系,成為對南方主戰派的中堅。他是反直系長江三督的主要人物之首,由於他是跟李純起家的,他罵李純最有力量,他的通電大罵秀帥夫子(李純字秀山),以討好於芝老上將夫子(段祺瑞字芝泉)。段賞識他頭腦簡單,所以把湖南督軍寶座送給他。

    據說張在督軍任內時,曾文正的曾孫女曾寶蓀在長沙創辦藝芳女學,曾寶蓀的父親是文正長孫老翰林曾廣鈞(重伯)。寶蓀從小就跟英國女教士巴小姐赴英國留學。張竟動念頭到這位小姐的身上,遣人邀曾翰林赴督署一談。曾廣鈞到督署見到張,口呼督軍老伯,敬堯愕然不知所對,面對著文正公的長孫,對自己如此稱呼,不無受寵若驚,邪念為之大減。曾辭出後向人說:「聽說張督軍的先君諱總愚,我先祖曾保薦過他,這樣算起來張督軍自然是我的父執了。」其實這是曾的苦肉計,把張敬堯的輩份提高。使他不能動後輩的念頭。張總愚究竟是不是張敬堯的父親,誰也不知道,張總愚是捻軍的頭目,後來被招安的。

    吳師撤防以及北歸的經過,及抵河南佈置情形,茲特抄錄張一-所編《直皖秘史》一段,其中敘述甚詳,張文云:

    「吳佩孚將湘南撤兵事宜佈置妥善,至軍隊分水陸兩道陸續開拔後,遂於廿五日由衡陽乘舟啟行。各界人士均至河干歡送。經過株州、湘潭,均受各界歡迎。至廿八日上午,直軍前隊已開到省垣,人民站立觀看者,大有牽袂成帷之勢。吳部士兵均赤手對坐,狀極閑雅,且有扣舷而高唱軍歌者,一望而知其為久經訓練,紀律嚴明之師,絡繹而來,前後共過廿一班。然後紅旗招展,氣笛嗚嗚,而吳氏所乘之『新鴻運』火輪至矣。於是岸上軍樂大作,軍警均行舉槍敬禮。吳氏船上亦頻頻鳴號答禮。湘督張敬堯親自出迎,以吳氏不肯登岸,即率軍政要人分乘火輪,駛近『新鴻運』,隨即過船,與吳氏談敘十分鐘之久,始返棹而回。

    吳氏由長沙啟碇,於廿九日上午抵岳州,僅帶騎衛隊廿四名,登岸入城,以鎮署為行台。午餐後與地方各長官步行至岳陽樓上參觀名勝,隨即繞道游視城垣,至西門新修處(系前歲直軍攻岳時以轟城炮擊倒傷斃數百人之處),吳氏觸目驚懷,回行台後,諭軍需處備具祭品,於卅日就岳陽樓開追悼會,奠祭直軍死義將士,至卅一日午前,直軍大隊人馬數近二萬人,由岳到鄂,一片人影,滿佈江中,俱向劉家廟登陸,吳氏則押軍後行,所有省垣各機關各法團領袖,均預先渡江赴劉家廟迎迓。至下午一時,吳氏到漢,傍晚由王督軍歡迎過省宴敘,其所帶軍隊則暫住劉家廟車站。

    吳氏離湘之初,原擬抵漢後俟所部到齊將車輛等部署粗定,即輕車簡從先行北返,嗣以湘中風雲驟變,南軍進佔吳氏前駐各地,尤應請命曹錕再定行止……。政府因即去電敦促即日北上,而吳氏則以無款開發船價及交通部不撥車輛為搪塞之計,依舊屯駐漢口。蓋靜以觀變,別具深意也。

    吳軍滯留漢口,久而不發,因之謠言蜂起。而政府以吳氏按兵武漢。實足引起各方之猜忌,直接促歸無效,即電由曹錕轉飭速行。吳氏迫不得已,乃派其參謀長赴汴與趙倜密商,擬將吳部暫駐信陽、許州、鄭州等處,其欲暫駐豫境之原因,即以皖派舉動可疑,暗中已有出師籌備,必將軍隊分佈豫境,則北貫京畿,南扼武漢,京漢道上必非皖派所得問津矣。吳軍駐屯豫境之計劃既與趙倜雙方商妥,遂於六月七日晚由武漢起程。八日抵鄭,共到五列車,駐札地點之支配則以三師全部駐鄭州,第一旅駐許昌,第二旅駐駐馬店,第三旅分駐順德、磁州,騎兵團駐黃河橋,步兵八團駐新鄉縣,沿途旌旗滿目,帳幕相望,軍容甚盛。」

    吳佩孚在衡陽吵著要撤兵的時候,段祺瑞當然認清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這不止是撤防問題,而是直皖兩系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問題。所以段也有他的安排和打算。

    早在9年4月下旬,駐防陝西的奉軍許蘭洲部忽然移動到華陰、潼關、觀音堂一帶。這個行動使段懷疑是奉軍有企圖移向河南平原,以策應直軍北進,因此指使陝西省長劉鎮華派兵偷襲奉軍。劉鎮華的軍隊是鎮嵩軍,他奉到段的命令後,即向奉軍挑釁,只因鎮嵩軍兵力並不雄厚,所以衝突未擴大。

    5月17日,段在團河召集秘密會議,作了一系列的軍事佈置。一面召回徐樹錚,並將全部西北邊防軍調回北京附近,一面決定自己出馬擔任川陝剿匪總司令,率領邊防軍一三兩師向陝西出發,討伐陝南民軍和川滇靖國軍。為了提防靳雲鵬在北京搗鬼,準備派其為副司令或參謀長,令其隨軍出發。這是一條「聲東擊西」的妙計,真正目的並不是向陝西出兵,而是準備在鄭州設立總司令部,首先驅逐河南督軍趙倜。然後派軍防守京漢路南段,阻斷直軍的歸路。如果直軍打算強行通過就在河南平原予以迎擊。段祺瑞認為在河南平原與直軍作戰,不但北京根據地不致受到戰火的威脅,而且山東、安徽兩省的皖系軍隊可以側擊直軍,這是如意的算盤。使這個如意算盤落空的因素,是當段帶兵出征陝西的消息傳到關外,張作霖立刻借口邊防軍出動,北京防務空虛,要求准許奉軍入關「拱衛京師」。如果北京真的由奉軍拱衛,則北京的「正戲」便由張作霖來唱了。因此段這個想爭取主動的作戰計劃,就因為「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而被迫放棄。

    吳師在武漢逗留期間,王占元接濟了軍費60萬元,其中40萬元還是王占元從私囊中提出來的。由於京漢路車輛缺乏,直到6月5日才由漢口分批北開。8日抵鄭州,13日在鄭州發出一個爆炸性的電報,分致反皖的八省聯盟各督軍,內容是:反對安福系包辦上海和會,建議召開國民大會解決一切問題。這是吳佩孚第一次公開建議召開國民大會的電報。這個電報之所以具有爆炸性,在於這個建議不是任何軍閥所能接受的,不但張作霖看了大為生氣,就是吳的上司曹錕也搖頭大不謂然。所以在反皖的八省同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感,認為吳佩孚官卑職小,態度狂妄。

    北方反段的軍人雖然不滿意吳的狂妄,可是為了直皖戰爭爆炸在即,吳是一個肯打硬仗,而其軍隊又能打仗,所以對吳的過分言行,只好隱忍於心。

    吳這通電報得到南方人民團體的熱烈歡迎。

    吳佩孚將其主力佈置在河南,北方風雲為之變色。奉軍為了暗中策應直軍,所以也零零星星地分為三營五營開進關來,6月10日駐獨流鎮的奉軍四營,經過天津開往廊房。

    曹錕也於6月10日派兵監視德州兵工廠,並以德州為直軍右翼的前哨陣地。

    6月15日,吳佩孚偕同三個混成旅的旅長到了保定,同時江蘇、奉天等省代表也都到保定來參加曹錕所召集的保定軍事會議,這是一次秘密的,卻是極重要的軍事會議。

    段祺瑞方面自然也積極佈置,他密令駐守濟南的邊防軍第二師師長馬良作好動員準備,俟機北向進攻德州,或者西向側擊鄭州。為了準備打仗,皖系積極籌措戰費,由安福系的交通總長曾毓雋,以京綏路為抵押,向日本借款500萬元作為戰費,日本方面本已考慮答應,因為在中國內爭上,日本是傾向皖系的,著名的親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都是皖系,日本當然希望皖系得勢。可是這個時候,日本已不能像歐戰期間那麼方便,可以在亞洲尤其是中國為所欲為,因為美英已經聯合起來在中國問題上採取強硬的立場,對日本採取監視態度,不讓日本獨佔中國利益。因此日本的一舉一動都有美英在扯後腿。所以皖系以京綏路向日本押借500萬元,由於美英兩國出面干涉就只好作罷。

    這時候,皖系無論在外交上、財政上、或是作戰的戰略地位上,都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最大的兩個因素成為皖系的致命傷,一個是主張內戰,發動南北戰爭,在全國人心盼望和平統一的時候,內戰是不得人同情的。一個是親日,當時全國人心都痛恨日本侵略,得寸進尺,尤其在歐戰期間乘火打劫,企圖獨吞山東,所以凡屬中國人莫不反日,皖系獨倚親日為外交奧援,更是大失人心。

    至於在軍事佈置上,皖系也居於不利的地位,駐防洛陽的西北邊防軍,處於鄭州直軍與潼關奉軍之間,駐防信陽的皖軍吳光新部,也是處於河南、湖北兩省直軍夾擊態勢中,而在廊房的西北邊防軍,也在奉軍監視之下。

    將領方面,皖系的徐樹錚成為群矢之的,可以說段祺瑞因為信賴徐樹錚一個,而導致直奉兩系聯合抗皖。張敬堯禍湘,馬良殘殺抗日的愛國分子,傅良佐、吳光新都非將才,倪嗣沖則在重病中,段芝貴只是袁世凱的寵兒,經不起考驗,上不了戰場。皖系的將領簡直拿不出一個人物,數來數去還是只有徐樹錚像樣,所以段祺瑞在重要關頭便離不開小徐。

    局勢一天比一天緊張。6月16日曹錕電請解除川、粵、湘、贛四省經略使。

    6月17日徐樹錚由庫倫返抵北京,暫時放棄他「西北王」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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