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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洪憲餘波 文 / 丁中江

    袁世凱時代,政治上的流行名詞特別多,如北洋三傑、嵩山四友、四大將軍、四凶、六君子、七小人、西山十戾、十三太保等。

    北洋三傑前面已介紹過,就是龍、虎、狗。王龍、段虎、馮狗。王士珍神龍見首不見尾,故曰龍,其實他在北洋三傑中官位不及馮的代總統和段的執政,也未抓過實權,也許正因為如此,人們才尊他為龍,因為中國士大夫傳統風格以讓為德;段祺瑞善怒而有威,故曰虎;馮國璋好說話,滔滔不絕,故呼之為狗。

    嵩山四友前面亦已提過,就是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

    四大將軍是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蔭昌。

    四凶是趙秉鈞、陳宦、朱啟鈐、梁士詒。

    六君子本書前面已提及,是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

    七小人是朱啟鈐、段芝貴、周自齊、梁士詒、張鎮芳、雷震春、袁乃寬。

    西山十戾本書開頭時曾提到,是附會整個清王朝的重要人物,即:多爾袞(熊)、洪承疇(獾)、吳三桂(鶚)、和-(狼)、海蘭察(驢)、年羹堯(豬)、曾國藩(蟒)、張之洞(猴)、西太后(狐)、袁世凱(癩蛤蟆)。

    十三太保就是「六君子」加上「七小人」的總稱。

    「六君子」本來是代表人物的名詞,史書上我們曾看到好多次:

    第一批是唐玄宗時的陳宜中等六君子;

    第二批是宋寧宗時太學生周端朝等六君子;

    第三批是明僖宗時楊漣、左光斗等六君子;

    第四批也是明僖宗時周起元、繆昌期、周順昌等六君子;

    第五批是光緒朝戊戌維新的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等六君子;這六君子因幫助光緒變法,被慈禧斬首於北京菜市口。

    最後的六君子是民國4年發起籌安會的這六位先生。

    第五次和第六次的六君子,都和袁世凱有關,戊戌年袁世凱出賣新黨,以六君子的頭顱換得他的富貴,使他得以獲得慈禧的寵信,掌握清末的軍政大權,最後取得天下;到了民國4年,卻因洪憲六君子而促成帝制,最後因稱帝而眾叛親離,83天皇帝夢,把生命也賠了進去。後人論袁說他以「六君子」起家,以「六君子」亡身。

    最妙的是:袁世凱一生與湖南人特別有關係,戊戌六君子的核心是譚嗣同,因為譚嗣同傳達光緒的密詔,要袁兵諫結束慈禧和她周圍的守舊派勢力,袁據此向慈禧和榮祿密告,而導致戊戌政變。譚是湖南瀏陽人。洪憲六君子的主角是楊度,楊度是湖南湘潭人。最妙的是打倒洪憲皇帝的蔡鍔,也是湖南寶慶人。

    外國報紙稱洪憲六君子為「君媒」。其實這六個君媒真正主角是楊度,助唱是孫毓筠,其餘四人都只是「邊務大臣」。這六君子如細分一下,其中有三個湖南人,有四支鴉片煙槍,一個縱橫之士,一個失意軍人,兩個國民黨人,兩個書獃子。楊度是創辦人又是包辦人,其他五位都是他所物色而來的,其中只有李燮和是因窮困投奔老朋友找碗飯吃,碰上了這個「大好機會」。籌安會成立時楊發表談話稱:「我素為主張君憲之一人。辛亥年組織國事共濟會時,曾建議由國民公決政體,其時因國會未產生,只得從總統之後,成立共和政體。現與同志數人研究共和、君主孰宜於中國,與共濟之宗旨正同。我以為立憲非君主不可,君主又非立憲不可,這四字不能增減一個。」

    袁的局面在垂危時,帝制已撤銷,首倡帝制的楊度當然成為眾矢之的。早在袁尚未生病時,4月12日,楊度即呈辭參政職,他的辭職呈文如下:

    「……備位參政,一年於茲,雖勉竭其微忱,究無補於大局。世情翻覆,等於瀚海之波,此身份明,總似中天之月。以俾士麥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亂國,即令有心救世,終於無力回天。流言恐懼,竊自比於周公,歸志浩然,頗同情於孟子。所有辭職緣由,理合呈請大總統鈞鑒!」

    後來有好事之徒把這呈文戲改數字,刊於報上:

    「備位參政,一年於茲,雖勉竭其狐能,究無補於帝制。燃犀鏡澈,畢竟公道昭然,拍馬技窮,自悔天良喪盡。無俾士麥之霸才,羨日耳曼之宰輔,即今有心獻媚,終於無福封公。流言恐懼,竊難免於狗烹,歸志浩然,頗同情於兔脫。所有悔罪辭職緣由,理合奏請大皇帝聖鑒!」

    平情而論,楊的政治主張是不合潮流的,可是他卻不是一個翻雲覆雨、投機取巧的政客。他自清末民初,一貫主張君憲,他在政治節操上比梁啟超和章太炎有原則。若說籌安會是逢君之惡的亂階,楊度也不過是奉袁家父子之命行事,袁如沒有帝制自為之心,楊度又豈能把皇冠勉強加諸袁的頭上!

    自帝制取消後,過去陷害國民黨的特務們,忽然負起了監視帝制禍首的新任務。懲辦籌安會六君子以謝天下之說大熾。達官要人均大難來時各自奔,紛紛出京避難。報載楊度畏罪先逃,這是小看了楊,他一直端坐在豐盛胡同私寓,在一片索債聲中,過著苦難日子,國史館員向他索薪,泰來洋行向他討修房子的工款。

    5月1日京津《泰晤士報》記者訪問楊度,楊仍縱談大勢,一如平常。記者形容楊態度安閒,詞意堅決。楊說:

    「政治運動雖失敗,政治主張絕無變更。我現在仍是徹頭徹尾主張『君憲救國』之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減。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孫、黃主張共和,我則著論反對。我認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藥石,人民諱疾忌醫,實為國家之大不幸。………除君憲外,別無解紛救亂之方……梁任公是我的老同志,他一變再變,我則始終守著本位。但我們友誼未變。……國體問題,我應負全責,既不委過於他人,亦不逃罪於遠方。……報載我已『竄』,你看我竄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願赴法庭躬受審判。……且退一步言,政見不同,亦共和國民應有之權利。」

    懲辦帝制禍首是在7月14日以黎元洪大總統名義發佈的命令。禍首名單只有八人,就是楊度、孫毓筠、顧鰲、梁士詒、夏壽田、朱啟鈐、周自齊、薛大可。原來這個名單也是幾經修改補充的,護國軍方面提出禍首名單是13名,後來人稱這13名為「十三太保」,那是「洪憲六君子」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加上「洪憲七凶」朱啟鈐、段芝貴、周自齊、梁士詒、張鎮芳、雷震春、袁乃寬。老實說,參加帝制活動的,怎麼會才止這13人,不過護國軍方面認為袁是罪魁禍首,巨頭已死,不必牽連過廣,只要象徵式地懲辦一下,以對全國人民有所交代就行了。

    雖然只是象徵式,可是北洋方面因為帝制禍首和他們是有血肉關係的,所以名單的決定就很困難。

    照理,所謂罪魁禍首,應該是變更國體,製造內亂的國事犯,然而當北京政府研究禍首名單時,首先是袁克定從彰德打來急電,替雷震春、張鎮芳乞情。於是這兩個名字便從名單上剔出了;接著馮國璋自南京來電替段芝貴求情,而李經羲則力保嚴復和劉師培,強調這兩人是當代不可多得的人才,於是名單中又少了這三位;又有人向段祺瑞建議,李燮和和胡瑛曾是同盟會會員,為了對國民黨表示好感,通緝名單中不必列國民黨方面的人,因此又少了兩名;最後為了袁乃寬是袁世凱的族侄,所以也被取消,這樣一來,「六君子」只剩楊度和孫毓筠,「七凶」只剩朱啟鈐、周自齊和梁士詒三個交通系的領袖。而原來所謂十三太保的名單變成了「五太保」了。在決定五名禍首名單時,也有人替梁士詒求情,說:「加入此人,則金融界將起莫大之恐慌。不如留下他將來替政府籌款。」黎元洪大不謂然,他生氣地說:「那麼,我們不如乾脆不下懲辦禍首的命令吧!」

    由於名單上禍首名字越來越少,北京政府自己也覺交代不過去,才很勉強地加進了顧鰲、夏壽田、薛大可三名非首要分子。老實說罪魁禍首隨手拈來不計其數,如果顧鰲等三人都算數,這張名單可以達五百人了。所以懲辦禍首,在北京政府方面只是敷衍塞責,通緝令也是通而不緝。通緝令頒布前,楊度和孫毓筠避往天津,劉師培由西華門外私宅遷至法國醫院,後來知道自己榜上無名,才和嚴復同至黎元洪寓申謝。楊度在天津,卜居天津清鳴台八號。當時有人曾以「一羊驅三午」相譏,羊指楊度,三午是魏午莊、端午橋、夏午詒。楊在天津屢欲赴京自首,被家人環阻。

    兩位變節的國民黨人,一位是孫毓筠、一位是胡瑛。孫、胡兩人自二次革命失敗後,黨人或死或逃,他們感覺到國民黨已無復甦之望,乃有自尋生路的企圖。籌安會成立後,孫自謂「大病不死,大難不死」,於是皈依佛法,延請諦閒、顯珠二大法師講經,並擬開辦佛教大學一所,且介紹諦閒至團城和袁克定見面。袁克定說:「因為多病,病中看佛經頗有心得。」諦閒告以:「公子將來大貴,請愛惜此身留為世用。人世法與出世法本自圓融。」袁說:「將來若有那一天,必為佛門盡力。」當國體投票前,孫著《反對世襲總統議》,是六君子的第三篇勸進大文。懲辦禍首的通緝令下後,孫已赴天津,外傳孫在天津廿七路自殺未遂。

    胡瑛是宋教仁的同鄉,湖南桃源人,長沙經正學堂出身。辛亥革命前,他是個視死如歸的革命鬥士,與吳樾同謀炸五大臣的有他;乙巳同盟會成立時首先加入的是他;化裝在京漢線跟蹤鐵良,欲伺機行刺的,也是他。他說話口音像桃源話又不像桃源話,像湖北話又不像湖北話,像四川話又不像四川話。至於他的身份,有時是革命黨,有時是軍人,有時卻又是政客。他是個慣走極端的人,革命革到極端,坐牢也要革命,反動也反到極端,甘為帝制禍首。他在北京住在石駙馬大街。他的不幸是:做革命黨要亡命,加入籌安會也要亡命,尤其不幸的,是如今亡命偏遇著對頭——京師警察廳長吳炳湘,吳正想找一個弱者開刀,所以派偵探一直監視他。

    六君子中的著名學者嚴復,參加籌安會是糊里糊塗的,只由楊度一片說詞,第二天報上就登出他的大名,赫然在籌安會發起人中。不過以後籌安會的通知單一次兩次地送上門來,他既不移步到會,亦不否認列名,只來個不理不睬。當梁啟超發表那篇轟動一時的《異哉國體問題》,袁想借重他做一篇煌煌大文,乃派夏午詒登門以巨金為壽,可是這次卻摸錯了嚴的脾氣,他淡然答說:「我老了,不怕什麼了,文章也不能做了,你們另請高明吧!」

    他的老朋友林紓見他列名籌安會,乃氣喘吁吁地跑來,問他:「又陵,你怎麼幹出這樣事來,無論袁家成敗,你都不值得啊!」嚴卻淡然說:「不相干,讓他們去鬧!」林說:「你應該否認吧!」嚴以漫不經意的態度說:「不否認也罷!」後來帝制取消了,袁也死了,楊度也走了,通緝禍首令也下了,林又氣喘面白地跑來說:「又陵,你要離京啊!」嚴仍淡然說:「不離也罷。」林急得搓手跌足說:「不離京也許要坐牢,老朋友要救也無能為力。」嚴說:「是禍就不能逃,我老了,已不怕什麼,文章我沒有做,都是他們做的,是非終可大白,最好聽之任之。」

    嚴有十足的中國讀書人怪脾氣,老而倔強,賢於患得患失、畏首畏尾的後生小子。當別人恭維康、梁是先知先覺,嚴則說:「誤清室者乃此二人,誤蒼生者,亦此二人。慈禧垂暮之年,倘康、梁不採取急進態度,則光緒終可暢行變法,乃康熱中過甚,卒演成賣君、賣友慘劇。康最後隻身遠竄,施施然以忠臣志士自命,堪雲無恥之尤,梁則出風頭之念太甚,救國之心不足,不惜以昨我與今我宣戰。」袁死後,有人問嚴說:「黎黃陂扶正,可以天下太平了。」嚴說:「不行不行,黃陂德有餘而才不足。」他的怪癖是歡喜唱反腔,人之所好惡之,人之所惡好之!

    六君子中另一位著名的學人是劉師培。劉師培字中牧,江蘇儀徵人,出身書香之家,博覽群書,經史百家無所不通,旁及釋道諸經典,不剽竊前人余緒,所以當時很多人都認為劉好為大言。其實他是有真才實學。早年他和章炳麟辦《國粹學報》鼓吹革命,又和章創光復會,其後亡命日本,也算是一個氣度觥觥的革命志士。他的太太是揚州何家輅的胞妹何班(後改名何震),是一位風流跌宕的交際人物。兩夫婦亡命日本時,劉與章炳麟、陶成章稍有意見,何因不慣流亡的苦日子,便慫恿丈夫不如歸去。劉是個書獃子,懾於嬌妻的閫威,又不勝浸潤之譖,因此一天比一天和革命黨人疏遠,於是大家異口同聲說:劉光漢是老婆俘虜,做了清朝走狗了。彼此既有意見,章炳麟等亦時對劉指謫,劉乃放棄黨人,束裝回國。返國後入了兩江總督端方幕府,章炳麟曾貽書責劉,劉因內疚於心,不加答辯。迨端方卸任,劉惘然無依,遂赴四川任國學院講師。辛亥革命後,端方奉命率兵入川,在資州被殺,川中革命黨人認為劉師培是端方故舊,欲置之於死。章炳麟聞訊,急電謝天星等營救,詞意懇切。章電云:

    「……昔姚少師語成祖曰:城下之日,弗殺方孝孺,殺孝孺,讀書種子絕矣!今者文化凌替,詩書凋喪,一二通博之材,如劉光漢輩,雖負小疵,不應深論,若拘執黨見,思復前仇,殺一人無益於中國,而文學自此掃地,使禹域淪為夷裔者,誰之責耶?」

    劉獲章營救後,乃遠走山西,後因蔡元培之照顧,得執教於北京大學。民國4年受袁世凱委為總統府咨議、教育部編審、參事、參政、上大夫。他列名籌安會後,曾發表《國情論》鼓吹君主。可是他也真是一個苦命人,他的第一座靠山(端方)倒了,第二座靠山(袁世凱)也倒了,他像斷了線的風箏,又像做了場黃粱夢,由西華門私宅遷至法國醫院。幸虧李經羲一言,才把他從「帝制禍首」名單中剔了出來,於是他去邀了嚴復同至東廠胡同黎宅謝恩,黎沒接見。

    劉畏妻如虎,堪稱懼內泰斗,為其是張繼(溥泉)形容起來,簡直讓人歎為觀止。據說張繼寓居北京時,某夜劉愴惶掩入,喘息未定,忽有叩門聲甚急,劉淒然告張:必是我太太來了,我怎麼辦?我一定要躲一下。一邊說一邊爬入床下,蜷伏不敢動。張出啟門,乃是另一位客人。為之大笑,急返臥室拖劉出,劉再三不敢,以為張誑己,既出,手足戰慄不已,談話亦不終而告辭。

    劉的《左釁詩文集》中,曾有《書楊雄傳後》五古一首云:「苟孟不復作,六經秦火余,篤生楊子雲,卜居近成都。文學窮典墳,頭白勤著書……雖非明聖道,亦復推通儒。紫陽作綱目,筆削而口誅,惟據美新文,遂加莽大夫。班固傳信史,微詞雄則無,大醇而小疵,韓子語豈疏?宋儒作苟論,此意無乃拘?吾讀楊子書,思訪楊子居,斯人今則亡,即吊空躊躇。」這首詩是替楊雄辯誣,也是替自己辯誣,集中雖說是游川舊作,但人們都說是帝制失敗後解嘲之作。

    劉在死前,曾有悔恨之語,說「我一生當論學不該問政……」事實上,他所著的《國學發微》、《清末學術史》、《左釁文集》、《讀左札記》、《論文什記》、《中古文學史》等書,均系確然可傳的。到了民國8年初冬,他一病不起了,死前,著人請黃季剛來到榻前,授以一本手抄的《音韻學》,哽咽地說道:「這是我畢生研究得來的,此學非公莫傳,算是我臨終的一點自贖的心願吧!」

    這些臨終遺言,使得黃季剛大為感動,也不再拘於年齡班輩,竟連忙跪下磕頭,行了隆重的拜師禮,兩人生前同在北大執教,臨終卻成為師生,一時傳為儒林佳話。

    六君子之中以李燮和為最消沉。籌安會宣言發表後,忽有龔先曜其人謂系光復軍宿將,控李冒領軍餉盡入私囊,又有「李百端恐嚇,謂吾為籌安會理事,何求不得,若再嘵嘵不已,即交軍政執法處、步軍統領置之死地」等語。李正在「頭痛醫頭」之際,又要「腳痛醫腳」,原來報載頒他四等嘉禾章,前湖南省議會議員《湖南公報》經理李誨乃燮和之弟,忽有大義滅親之舉,請誅六君子以謝天下。那時李誨與不避斧鉞之誅的賀振雄齊名,輿論均謂首先發起帝制的是湖南人,首先反對帝制的也是湖南人,且將湯化龍、湯薌銘兄弟與李誨、李燮和兄弟並列,以其同為兄弟,而路線不同之故。

    六君子中名列帝制禍首的只有楊度、孫毓筠兩人。另外六名,是顧鰲、梁士詒、夏壽田、朱啟鈐、周自齊、薛大可。

    顧鰲字巨六,四川人,光緒卅一年赴日本留學,在明治大學攻政治經濟,回國後服務法界。汪兆銘和黃復生在北京謀刺攝政王失手被捕後,顧鰲和章家祥承辦此案,暗中多予維護。民國成立後在北京擔任律師,2年政治會議成立,顧任秘書長。洪憲帝制籌備時期,袁派顧為法典組主任。洪憲法典多是顧所起草,因此顧遂得以列名帝制禍首中。此後若干年都抬不起頭來,北伐後顧隨楊度投奔上海杜月笙門下為食客,在陶爾菲斯路寓所掛牌做律師。生意不好,最後乃改營古董掮客生意,不再在政治圈內活動。

    梁士詒是袁世凱時代紅得發紫的北洋派要角,在民國初年袁世凱政府中,他真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無論重要性或地位,比北洋三傑的王、段、馮高出很多,即是袁的老友徐世昌亦不能望其項背。民元袁任大總統,梁即為總統府秘書長,掌握外交、財政、交通大權。由於交通部和交通銀行在梁手中控制,遂有交通系的組織,為民初北洋政府中一重要政團。洪憲帝制籌備時,梁發起「全國請願會」為勸進的行動組織,一舉而取代了籌安會。不過有人說梁並不贊成帝制,系被迫參加,任人擺佈,梁被宣佈為帝制禍首,亦從不聲辯。不管梁士詒在何種情況下參加洪憲,他對袁世凱的事業和毀譽,總要負極大責任的。

    夏壽田字午詒,湖南湘潭人,和楊度是同鄉又是同學,為王湘綺的弟子,少有才名,倚馬萬言。光緒廿四年中一甲第二名進士,曾為端方的幕僚。後隨袁世凱,深獲器重。2年10月袁就大總統,夏為文官次長,3年5月國務院撤銷,設政事堂於總統府,總統府秘書長為內史長,夏為內史。袁死後,夏名列帝制禍首,匿居天津租界,後去上海,做了猶太財閥哈同義子的食客。晚年信佛,在福州鼓山受戒。

    朱啟鈐字桂莘,貴州紫江人,光緒卅一年,清廷設立巡警部,朱任北京外城巡警總廳廳丞。民元先後任陸徵祥和趙秉鈞內閣的交通總長。趙秉鈞因刺宋教仁案受株連辭職,朱曾兼代國務總理兩天。熊希齡組閣時任內務總長,3年2月並兼交通總長。4年9月洪憲帝制籌備期間,以朱兼任「大典籌備處」處長。列名帝制禍首後,直到7年始被取消通緝令。後來朱一度在徐世昌總統任內南北和議時受任為北方總代表。從此退出政壇,卜居天津,著有《李仲明營造法式》和《存素堂絲繡錄》。

    周自齊字子-,山東單縣人。北京同文館出身,後赴美留學。清末曾繼伍廷芳以參贊名義代理駐美公使。曾向美國交涉退還庚子賠款1200萬美元。民元3月任山東都督,2年8月出任中國銀行總裁,九月任熊希齡內閣的交通總長。3年出任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4年四月繼張謇為農商總長,5年5月復任財政總長。是袁時代財政方面的紅人,也因為這樣列名帝制禍首。

    薛大可字子奇,湖南益陽人,留學日本,是同盟會會員,曾因革命在上海被捕。民國成立後在北京為新聞記者,民國2年春被選為眾議院議員。籌安全事起,結識了楊度,楊度叫他辦一張《亞細亞報》,專門鼓吹帝制。袁世凱稱帝前後,袁克定和楊度偽造《順天時報》,刊登各地擁戴的消息送給袁過目,據說就是薛從中做的手腳,因為《順天時報》用的是日本字模,別的印刷所摹仿不來,可是薛子奇的《亞細亞報》設在後孫公園,《順天時報》設在新華門大街,相距咫尺,所以薛每天可以花錢向《順天時報》買鉛字,在《亞細亞報》排印,印成一張假的《順天時報》,每天專供袁閱覽。袁每天從這張假報上看到儘是假消息,因此薛亦可以說是洪憲帝制運動中的一個要角。據說誘脅當時的名記者黃遠生和劉少少也是薛負責的,《亞細亞報》曾在袁登極前兩個月在上海設分館,對外聲言已請黃遠生為主筆,劉少少為編輯,黃遠生為此曾登報否認,隨後即逃往國外,怎知他到美國後,卻被愛國華僑把他當作帝制餘孽炸死了;劉少少也從未加入亞報。這個《亞細亞報》的上海分社在出報的第二天就遭愛國人士投擲炸彈,嚇得職員們不敢去上班,報紙不久也壽終正寢。薛子奇之與洪憲帝制,不過如此,比起那些洪憲帝制的重要軍政人物,就只能算小巫了。

    薛子奇名列禍首後,仍一直寄居北京,到了張作霖入關,雄據故都為大元帥時,薛曾一度活躍,其後又銷聲匿跡。薛、顧名列帝制禍首後,有好事者把「顧鰲薛大可」兩人名字聯在一起徵求對聯,某名士對以「潘驢鄧小閒」,含意諷刺,令人叫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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