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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新政功敗垂成 文 / 丁中江

    榮祿到天津出任北洋大臣後,就積極安排在九月間舉行一次盛大閱兵典禮,要恭迎光緒皇帝奉慈禧駕臨閱兵。傳說待慈禧到了榮祿的軍營中後,立即宣佈廢黜光緒皇帝,所以七月初光緒皇帝在聽到外間傳聞時,很激動地對慶親王奕-說:「朕誓死不往天津」。於是外間又傳說天津閱兵之議取銷。不過到了七月廿日左右,懷塔布、立山等七個守舊派連袂到天津去看榮祿,幾天後御史楊崇伊等又到天津去看榮祿,外間都不知道這些守舊派和榮祿談了些什麼,只是不久之後榮祿突然調聶士成的軍隊五千駐紮天津,又命董福祥的軍隊移駐長辛店(距北京彰德門40里)。這種種行動都不是簡單的,使光緒在深宮中極受刺激。

    對舊黨來說,自懷塔布等六堂官被斥革後,接著在七月廿二日李鴻章也被撤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因此內務府的臣子們環跪在太后面前,一致泣訴皇帝妄變祖法,欺壓滿籍舊臣,要求慈禧重行臨朝訓政。御史楊崇伊並擬了一個請太后訓政的奏折給榮祿看,榮祿很贊成,並給慶親王奕-看,奕-也贊成,並和李連英一道跪在慈禧前,懇請她老人家親政。慈禧當時並沒有立刻答應,不過政變的醞釀已經成熟了。

    另一件事正是慈禧和光緒短兵相接的。在六月間,康有為請開懋勤殿(在乾清宮西廊,離南書房很近)設顧問官,王照也作此請求。光緒命譚嗣同參考康熙、乾隆、咸豐三朝的先例來草擬上諭,在七月廿八日把這道上諭持往頤和園請慈禧同意。不料慈禧不但不同意,且面色非常難看,把上諭往御座旁一扔。光緒知道他的處境很惡劣,而守舊派又把慈禧包圍得很緊,他們母子之間本來已經很淡漠的關係,至此到了瀕於破裂的階段。這種局面之下,光緒實在是陷於進退維谷境地。

    自從頒行新政以後,光緒這位年輕皇帝真是朝乾夕惕,宵旰勤勞,因為皇帝要親閱奏章,無論什麼人的奏章都可以直接送到皇帝御案。光緒一早起來就看奏章,到天黑都看不完,後來皇帝只看重要的,其他則分給四京卿去看,仍看不完。奏章的格式也不統一,有的竟用二尺長紙一直寫下去。其中也有攻訐皇帝的,如湖南省有一個舉人就上書痛責光緒,說:

    「變祖宗之法自稱開創,置祖宗於何地?」

    光緒一方面如此勤行新政,另一方面又要對付守舊派的反對,實在是非常艱苦的。

    光緒廿四年(1898年)七月廿八日,光緒突然賜給楊銳一道密諭:

    「朱諭:近來朕仰窺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且有隨時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來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律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漸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處,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緊急翹盼之至。特諭。」

    同時又有一道密諭交楊銳帶給康有為:

    「朱諭:朕惟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特諭。」

    憑心而論康有為和他的新政幹部都是一群書生,應付一個非常局勢,既缺乏經驗,又沒有深長的考慮,所以當康有為在南海會館和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接到光緒的朱諭時,大家都有點手足無措。光緒向他們求救,他們也沒有真正的良策。他們在幾經交換意見後,想出了四條對策,然而這四策都不切實際。那是:

    第一:仿照日本設立參謀本部,使皇帝能直接統御軍隊,成為事實上的海陸軍大元帥。

    第二:索性革新得徹底,宣佈改元為「維新元年」。

    第三:遷都上海,以脫出太后和舊黨的迫害。

    第四:召見在小站練兵的袁世凱,因為他曾參加過強學會,現在正練新軍,應該說是一個新政派的人,請皇帝在召見袁的時候,予以溫慰,要他為皇帝效力,保護皇帝。

    康有為等為什麼看中了袁世凱?是因為袁曾參加過強學會,被新黨黨人認為是一位同路人,而袁這時正在練新軍,手中握有兵權,如果能爭取袁加入,自可有一番作為。從這一點看起來就可以證明維新派的手法不夠高明,而且對袁世凱的認識不夠深刻。至於上面的四個對策,第一策完全是空的,因為在北京附近的軍事指揮完全在北洋大臣榮祿手中,皇帝做了海陸軍大元帥毫無用處,根本掌握不到軍隊。至於第二策改元維新對當前局勢毫無用處。第三策遷都上海更是千難萬難。

    光緒在這四策中選了第四策,就是召見袁世凱。

    袁世凱自光緒廿一年(1895年)十月受命在小站練新軍後,到光緒維新變法時,已經練軍歷時兩年多了。在這期間他練新軍,加入強學會,受李鴻章和榮祿的寵信,是一個又新又舊的熱門人物。當時北洋大臣下面統轄三支部隊,一支是董福祥的甘軍,一支是聶士成的武毅軍,一支是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在這三支軍隊中以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最整齊,士兵訓練有素,軍紀嚴明,儼然成為那一時期北方的主力。

    由於袁半新半舊的政治態度,使維新派的人認為可以拉袁來擔任勤王的任務。

    光緒皇帝深知自己帝位搖動,必需有一良策來解救。當他接獲康有為等所獻四條密策後,乃立即採取爭取袁世凱為已所用這一策,於八月一日在頤和園召見袁世凱,溫語慰勉。袁離去後,並降旨嘉獎,命以侍郎銜專辦練兵事務。第二天(八月初二)又召見袁一次,勉勵袁努力任事。

    袁被光緒召見是公開的,守舊派不知袁的態度,見袁獲旨嘉獎,又加侍郎銜,當然怕袁已投效新派,於是立即請求榮祿應付可能的新變化。榮祿乃調聶士成守天津,以阻斷袁由小站調兵入京之路;調董福祥軍移駐長辛店以防不測。

    在七月底和八月初這些日子中,北京和天津,到處都是謠言,一說維新派要謀害慈禧;一說守舊派迫光緒前往天津閱兵時把他廢黜;還有個謠言說慈禧要毒殺光緒。光緒被這些謠言所困擾,也為自己的帝位而擔憂。

    八月二日他寫了一封密詔,交林旭帶給康有為:

    「朱諭: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遲,汝一片忠膽熱腸,朕所深悉。希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特諭」

    當新政頒行時,光緒曾將上海《時務報》改為官報,派康有為督辦其事,只是一連串新政推行中之一,康有為離不開北京,光緒也離不開康有為。不過,到了這時,情勢已非常緊急,光緒自己對當時情勢如何變化,毫無把握,希望康有為能夠離開北京,因為他是倡議維新變法的首腦,是慈禧和守舊派恨入骨髓的人,如果康有為不落在舊派手中,則康在外活動,當使守舊派有所顧忌,而康既可保持生命,還可待時而動,以相呼應。光緒這番苦心,實在是很令人感動的。

    當康有為於八月初三早上奉光緒密詔,要他速赴上海時,新黨的人知道這是紅色的警號,表示光緒皇帝的處境,危機四伏。因此康有為立即寫了一個謝恩的奏折,聲稱決於初四日離京去滬,同時矢誓要拚命拯救皇帝。這封奏折交林旭帶回宮去。然後康和譚嗣同、梁啟超、康廣仁(康有為的兄弟)等籌商營救皇帝,和應付當前局勢的辦法。大家哭了一場,決定了幾個緊急步驟:一是由譚嗣同去找袁世凱攤牌,要袁站在光緒這一邊,以兵力保衛皇帝;一是由梁啟超到金頂廟容純甫那兒去刺探消息。而康有為則分向各方寫告別信,收檢行李,直忙到天亮。初四早晨九點鐘,康往訪英籍友人李提摩太,要見英國公使,而英公使到北戴河避暑去了。又去看伊籐博文,希望伊籐能往見慈禧,勸太后勿對光緒不利。

    譚嗣同是初三晚上由南海會館到法華寺袁的寓所見袁的。袁世凱在初一和初二都蒙光緒召見,初三晚上忽然見到光緒所親信的京卿譚嗣同來訪,當然知道一定有重大事件。他佯作鎮靜地迎接這位不速之客。他們坐定後略作寒暄,譚就單刀直入地問袁:「皇上是何等樣人?」袁答:「當然是曠代聖主。」譚說:「天津閱兵要行廢立的事,足下知道嗎?」袁說;「也曾風聞。」於是譚就拿出光緒的手詔給袁看,然後對袁說:「當前能救皇帝的,只有足下,足下忠義著於天下又受皇帝特達之遇,今值皇上有難,足下若能救則救,如不願意的話,」說至此譚嗣同摸摸自己腦袋:「可往報太后,譚嗣同的頭顱可換足下的高位。」袁聽了變色說:「足下把袁某當作何等樣人?聖主是我輩共同擁戴的,足下與我同受聖主特達之遇,救護之責也是共同的,足下有何高見,某願聞其詳。」譚以低沉而嚴肅的語氣對袁說:「傳說榮祿奉太后密詔,預備趁天津閱兵的機會,脅迫皇上退位,另立新君。榮祿所恃的,是足下和董、聶三支軍隊,他要行廢立大事也必需賴這三支兵力。董、聶二軍如與足下新軍對抗,必非敵手,天下健者惟有足下。愚意以為,如果禍變發生,足下以新軍壓制董、聶兩軍,護衛皇上,驅逐舊黨,整肅宮廷,這是千秋大業,不朽的功勞。」袁也以嚴肅的口氣答說:「如果天津閱兵有變,皇上可移駕到世凱營中,傳諭殺賊,新建陸軍必能受詔完功的。」譚見已入港乃追問一句:「榮祿待足下有恩,足下如何能對付他呢?」袁一臉忠義之色答:「救君父是公,榮祿之情是私,公私不能兩全,惟有奉公而忘私。」譚覺得袁的確可以托以重任,於是就和袁詳詳細細地商量種種細節。最後袁對譚說:「現在營中槍彈火藥都在榮祿手中,事情既然如此急迫,僕必須先回天津去做一番佈置。」兩人互相叮囑一番,這時已是午夜,譚才告別。

    譚嗣同午夜訪袁,本是政治上一個大冒險,但是政治上的重要關頭,任何行動總有三分冒險性,當時情勢也實在沒有別的路可走,明知是險棋也只好下了。據說林旭不贊成譚找袁,所以曾寫了一首詩給譚:「伏蒲泣血知無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這首小詩是借東漢末年何進召董卓兵入京誅宦官故事來警告譚。千里草是指董卓,本初則指袁紹,都是影射袁世凱。

    袁世凱當時是一種什麼心境,實在很難說,他後來曾寫過一篇文章敘述整個事情的經過,在那上面全是為了洗刷自己而作的交待,至於康梁後來所寫戊戌政變的文章,則是相反的說法。不過袁的任何決定,當然是他個人對自己人格道義以及歷史的一個很重要的決定。袁是個聰明機警,同時政治觸角很敏銳的人,他所作的決定,自然是經過了慎重的考慮,同時也是衡量過成功和失敗的輕重。要知道當時的袁是一個新舊兩派的騎牆人物,他在新派中還是個守舊的。他如果擁戴光緒成功,大功只在康、梁、譚等之下,何況與維新人物共事,無論在學識和政見上都屈居康、梁、譚之下;可是如果他出賣光緒和維新派,則他就是第一大功,在守舊派諸人中,除了李鴻章外,他便是第一等人物。他完全不把守舊派的人放在眼中。在新舊之間的選擇,投奔守舊派對他是有利的。

    譚嗣同與袁世凱初三日晚密談後,光緒聽了很高興,於是初五日再召見袁世凱予以嘉勉。

    袁世凱在八月初五日第三度蒙光緒召見後,立即搭火車返天津。傍晚抵津,下車後即往見直隸總督榮祿,把譚嗣同的計劃和盤托出。當晚密談到午夜,第二天早上二度密談,第二天晚上三度密談,並晚餐。這時慈禧垂簾訓政的電報已到達。因為在初五晚上袁第一次向榮祿報告後,榮祿親自入京向慈禧報告一切,初六日早上慈禧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採取行動了。

    事實上過去一個月中,慈禧聽到的儘是新黨要作亂的消息,而直接要求慈禧重行訓政的,則是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崇伊。他於八月初三日,就是政變前三日,曾上疏奏請維新變法不當,而要求太后重行垂簾訓政以轉危為安,疏云:「掌廣西道監察御史臣楊崇伊跪奏:為大同學會盅惑士心,紊亂朝局,引用東人,深恐貽禍宗社,吁懇皇太后即日訓政,以遏亂萌,恭折仰祈慈鑒事:臣維皇上入承大統,兢兢業業廿餘年,自東瀛發難,革員文廷式等冒言用兵,遂致割地償款。兵禍甫息,文廷式假托中憤,與工部主事康有為等號召浮薄,創立南北強學會,幸先奉旨封禁革逐,未見其害。乃文廷式不思悔過,又創大同學會,外奉廣東叛民孫文為主,內奉康有為為主,得黃遵憲、陳三立標榜之力,先在湖南省城開講,撫臣陳寶箴傾言崇奉,專以訕謗朝廷為事,湘民莫不痛恨。今春會試,公車駢集,康有為偕其弟康廣仁及梁啟超來京講學,將以煽動天下之士心。幸士子讀書明理,會講一二次即燭其奸詐,京官亦深知其要,遇有貪鄙者依附之,而唾罵者十居八九。不知何緣,引入內廷。兩月以來,變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開,以位置黨羽,風聞東洋故相伊籐博文即日到京,將專政柄。臣雖得自傳聞,然近來傳聞之言,其應如響。伊籐果用,即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臣身受國恩,不忍緘默,再四思維,惟有仰懇皇太后追溯祖宗締造之難,俯念臣庶呼籲之切,即日訓政,召見大臣,周諮博訪,密拿大同會中人分別嚴辦,以正人心,庶皇上仰承懿訓,天下可以轉危為安。臣愚昧之見,繕折密陳,伏乞皇太后聖鑒。謹奏。」

    楊崇伊上奏經過,(徐)凌霄一士隨筆中記載甚詳,內云:「御史楊崇伊之以危詞聳後聽政也,具折後謁慶親王奕-,蘄代奏。奕-有難色,崇伊曰:此折王爺已見之矣,如日後鬧出大亂子來,王爺不能諉為不知也。奕-乃諾之,至頤和園見後,面奏崇伊有折言事。後猶作暇豫之狀曰:閒著也是閒著,拿過來看看吧。既閱而色變,立召見諸大臣。」

    楊崇伊字莘伯,江蘇常熟人,光緒六年庚辰進士,由庶常授編修。光緒廿一年(1895年)授御史,就任後第一疏即於是年十一月首劾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所創設的強學會。結果奉旨查禁。光緒廿二年(1896年)又疏參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革逐回籍。文廷式是光緒寵愛的瑾妃和珍妃的老師。照常理而言,楊崇伊發難於先,告變於前,他個人能揣摸慈禧的心理,抓住時機,應該可以從此青雲直上。卻不料慈禧親政後他並沒有大富大貴。這與袁世凱對比,兩人各自有命了。

    楊不僅沒有飛黃騰達,反而潦倒不堪,光緒卅四年(1908年)八月,以浙江後補道丁憂回籍守制,寄寓揚州,竟持槍糾眾搶奪妓女,被江蘇布政使瑞-參劾,驅逐回常熟原籍,交地方言嚴加管束。

    八月初六日的早上,慈禧乘鑾輿直入光緒寢宮,把所有文件都拿走。光緒驚惶失措,戰戰兢兢地跪在太后面前,太后指著光緒恨恨地說:「我撫養你廿餘年,你今天竟聽信小人之言要謀害我,你還有良心嗎?」光緒臉無人色,囁嚅地說:「兒子怎敢!」慈禧說:「呸!癡兒,今日沒有了我,明天還會有你嗎!」

    就在這一天,慈禧傳旨重行臨朝訓政,理由是皇帝有病,需要休養。至於光緒皇帝,則被安置在三面環水的瀛台中「養病」。

    慈禧重掌政權後,立即命步軍統領崇禮率兵前往宣武門外的南海會館捉拿康有為。康已於初五早上離開北京,崇禮只捕到康廣仁和康的弟子程式毅、錢維驥。又去查抄了張蔭桓寓所,把張也捕去。在搜捕康有為時,梁啟超正在譚嗣同的寓所,聽到了政變的消息,兩人相對黯然。譚這時很鎮靜,慨然對梁說:「在這以前我們一心想救皇上,可是到現在則連救康先生也沒有辦法了,我現在只好等死,你趕緊到日本公使館找伊籐博文,請他通知日本上海領事,設法援救康先生。」梁到日使館後,外面情形更惡化,他便請日使館給予政治庇護。譚在家中一直沒有事,初七還跑到日使館去看梁。梁和幾個日本友人勸譚逃到日本去,譚說;「變法是大事業,應該流血的,中國人還沒有為變法流過血,我願以死來答報聖主。」譚在初十被捕,他在監中題了一首絕命詩在牆壁上:「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御史楊深秀在政變後竟上疏責問皇帝被廢的原因,並反對慈禧訓政,於是他便被捕了。初九早上楊銳在床上被捕。林旭是在軍機處被扣。劉光第、徐致靖則是自己投案。

    八月十三日下午二時,慈禧傳旨:「諭軍機大臣等: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大逆不道,著即處斬。」下午四時,康等被押赴宣武門外菜市口行刑。康廣仁首先受刑。譚嗣同就刑之前,對監斬官剛毅說:「過來,我有話講。」剛毅紅著臉走開。林旭厲聲問:「我們未經審訊,究竟犯了什麼罪?」這六個人是維新變法後,戊戌政變的犧牲者,後人便管他們叫「六君子」。張蔭桓被遣戍新疆。徐致靖則被判永遠監禁。其他株連坐罪的尚有李端-、翁同-、黃遵憲、張元濟、宋伯魯、陳寶箴、陳三立等20餘人,或被發配,或革職永不敘用,或被囚禁,或交地方官嚴加管束。

    六君子的簡歷如下:

    康廣仁:是康有為胞弟,習西醫,因照料兄病赴京,維新後留京佐理康有為的文書。

    楊深秀:山西人,曾任山東御史,力贊新政,曾劾守舊派許應。

    楊銳:四川人,曾任內閣侍讀,為張之洞得意門生,曾贊助強學書局,後加入康所成立的保國會。

    林旭:福建人,曾任內閣中書,為榮祿幕客,是康的弟子。

    譚嗣同:湖南人,江蘇候補知府,才氣縱橫,學識淵博,曾在湖南倡行新政,極有成效。是康的私淑弟子。

    劉光弟:四川人,刑部主事,曾參加保國會。

    康有為挽六君子聯云:

    殷干酷刑,宋岳枉辱,臣本無恨,君亦何尤?魂魄果有靈,當效正學先生,啟口問成王安在?

    漢室黨錮,晉代清談,振古如斯,於今為烈。邦家況多難,恰如子胥相國,懸睛看越寇飛來。

    慈禧重新訓政後,立即把新政全部推翻,已裁汰的衙門和冗員一體恢復,八股文仍然交運,武科照舊考箭刀弓石。維新變法唯一留到後世的政績,只有一個京師大學堂,便是北京大學的前身。

    維新運動失敗的因素很多,西太后不支持是最大的原因。事實上,西太后是代表守舊派,而守舊派則不只是幾個人,相反的守舊派力量很大,不只在朝中,在野的很多讀書人也是頑固地反對變法。中國讀書人都是標榜奉行先王之法,所以倡行變法就是大逆不道,而變法的人也總是托古改制。

    康有為提倡變法時,衛道者便群起而攻,如湖南的葉德輝給皮鹿門信中就說:「寧可以魏忠賢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遁之足貴,斷不可以康有為擾亂時政,使四境聞雞犬之不安;其言即有可采,其人必不可用。」又對人形容康有為:「其貌則孔,其心則夷。」

    直接激起官場中整個反對的,是因為新政如果進行,就要打破了許多人的飯碗。在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等六個閒衙門的上諭頒布後,北京城內的官吏群情大嘩。接著又要裁撤湖北、廣東、雲南三個巡撫,一個東河總督和許多不辦運務的糧道,無鹽場的鹽道衙門。上諭中還說:「其餘京外應裁文武各缺,命大學士、六部、各省將軍、督撫,分別詳議以聞。」於是「群情大駭,謂帝大背祖宗制度,皆赴寧壽宮請太后保全,收回成命。」

    還有「廢八股試帖楷法試法」表面上雖然沒有妨害任何人,實際上也影響極大,因為當時整個教育內容便是為了考八股,無數的讀書人日以繼夜應付考試以求功名富貴,忽然晴天霹靂,廢止了八股,讀書人們的心血光陰都付諸流水,前功盡棄。年輕的人從頭做起還來得及,年老的人豈不功名富貴無望了,他們對新政自然是痛心疾首。

    梁啟超分析這些現象說:

    「……今守舊黨之阻撓變法也,非實有見於新法之害國病民也。吾所挾以得拜第者,曰八股,今一變而務實學,則吾進身之階將絕也。吾所恃以致高位者,曰資格,今一變而任才能,則吾驕人之具將窮也。吾所藉以充私囊者,曰舞弊,今一變而竅名實,則吾子孫之謀將斷也。……吾今日所以得內位卿貳,外擁封疆者,不知經若干年之資俸,經若干輩之奔競而始獲也。今既……不辦一事,從容富貴,窮樂榮欲,已可生得大拜,死謚文端,家財溢百萬之金,兒孫皆一品之蔭。若一旦變法,則凡任官者皆須辦事;吾將奉命而辦事耶?則既無學問,又無才幹,何以能辦;將不辦耶,則安肯捨吾數十年資俸奔競千辛萬苦所得之高官,決然引退以避賢者之路哉。」

    「張之洞嘗與余言,以廢八股為變法第一事矣,而不聞上疏廢之者,蓋恐觸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忌,懼其合力以謗己而排擠己也。」

    一個社會,保守勢力總是巨大的,談改革就是要如何消滅愚昧和反動,把阻礙的守舊力量消滅,不能消滅保守的勢力就無法革新。求變求新是時代的需要,一個社會要進步就要不斷地求變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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