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地主群 文 / 薩爾蒂科夫·謝德林
在我們那一帶，地主很多，但他們的物質狀況並不特別令人羨慕。我們這一家大概要算是最富裕的家庭；比我家更富有的只有一個我前面講過的樂園鎮的領主，但是，因為他只偶爾來莊地上小住一段時間，所以地主圈子裡的人不大談起他１。其次是三、四個擁有五百至一千名農奴（分散在各省）的中等地主，再次是一批擁有一百五十個或者不到一百五十個、乃至幾十個或者幾個農奴的小地主。
１為數不多的幾個地主，擁有大量收代役租的莊地，在別的省裡建有莊園。從來不上我們那兒來；這樣的地主；我這裡就不談了。——作者
有些地方，五、六個地主莊園擠在一個鎮子上，因此耕地交錯的現象極為嚴重。但莊主之間卻很少發生爭執。第一，人人都很清楚哪些地是自己的地；第二，經驗證明，近鄰之間的爭吵是沒有好處的：它會導致無窮無盡的糾葛，妨礙公共生活。因為這種公共生活是多少還能排遣一些寂寞的唯一的途徑，而寂寞又跟窮鄉僻壤中與世隔絕的生涯結了不解之緣，所以大多數明達之士對於土地佈局的混亂狀況寧可聽之任之，也不願為此興起爭端。因此，關於地權規劃問題，儘管政府當局三申五令，卻始終無從下手：大家都知道，一旦將規劃付諸實行，準會鬧得動起武來。
然而有時也會發生這樣的事：在一座與世隔絕的小地主的低矮、陰暗的小屋裡，出了一個訟棍，或者簡直就是一個無恥小人，他存心製造摩擦，並且在包攬訟詞的書記挑唆之下，四處散佈毒素。流毒所至，地主們紛紛行動起來；每個人都開始尋找自己的東西；訴訟案件不斷發生，漸漸地把所有的鄰里捲了進去。為了一小塊幾十平方俄丈１的土地，始而爭論，繼而對罵，終至演成公開的仇恨。仇恨愈結愈深，竟至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同一個鎮上的鄉鄰不但互不往來，而且在途中相遇時也趕緊掉頭而去，甚至在教堂裡也會吵得不可開交。不用說，結果總是強者得勝，弱者敗陣。後者打不起官司，不得不求和。這些處處吃虧的人來求饒了。這時，謝主宏恩，狗窩裡便又恢復了昔日的平靜。
１一平方俄文（或沙繩）約合我國三十六平方尺多。
當然，住深宅大院的地主們，可以避免那些彼此住得太近的地主們無法避免的擁擠，但他們的生活過得更加枯燥乏味。他們很少出門，只在秋季裡出去打打獵，而產業提供的資源極為有限，又不足以充實他們的生活。熱情的主人是少見的例外；大多數人滿足於現行制度，因為現行制度保證了他們的生活必需，給了他們相當多的閒暇，使他們有權被人稱為老爺或太太。這裡不妨指出，這些在物質生活水平上略微高出小地主的地主們，卻看不起比自己低微的同類，而且一般說來，他們過於容易地就染上了自高自大的惡習。
地主的莊園建造得極不美觀。他們想要築個窩的時候，便豎起兵營式的一長溜屋架，內部用板壁隔成若干小房，用青苔填滿牆壁上的縫隙，鋪上木板房頂，然後湊合著居住在這種簡陋的屋子裡。由於氣候變化的影響，屋架漸漸乾裂發黑，屋頂漏雨。寒風鑽進窗縫，濕氣通行無阻地浸入各個角落；地板鬆動，天花板上印滿污跡，整個房屋因為年久失修，漸漸下沉、腐朽。冬季裡，他們在牆上包一層麥秸，用木條將麥秸壓住；但這並不足以抵擋寒冷的侵襲，因此早上和夜裡不得不生火爐。不言自明，比較富足的地主，他們的住宅造得寬敞牢固得多，不過建築物的總的格局卻是相同的。
談不上什麼生活上的舒適，更談不上什麼優美如畫的景物。為了躲避寒風，莊園大都建造在地勢較低的地方。主宅兩旁是各種雜用房屋，主宅後面是菜園，前面是小庭院。既沒有花園，甚至也沒有哪怕是用來增加收入的果園。難得看到天然的矮樹叢或者白樺繞岸的池塘。緊靠在菜園和雜用房屋後面的是主人的田地，田里從早春到晚秋都有人在幹活兒。地主完全可以站在主宅的窗前監視農民幹活，並為未來的豐收或歉收而高興或發愁。這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話說回來，儘管物質資料不很充裕，卻也並不感到十分匱乏。只有那些最小的地主，有時入不敷出，才去尋找補助：他們帶著孩子從一些村鄰投奔到另一些村鄰，扮演著不大光彩的丑角和食客的角色。這種比較滿足現狀的原因，一部分是由於生活費用低廉，而大部分是由於要求很低。幾乎一切都是自己家裡生產的，不用花錢去買。只有衣服、白酒和偶爾買點雜貨需要支付現錢。在某些地主家庭裡（甚至並不是最沒有錢的地主家庭裡），只在大節日裡才喝茶，至於葡萄酒，壓根兒沒聽說過１。李子酒、果子露酒、克瓦斯、蜂蜜，這就是通常的飲料，而家制的鹽醃醋漬的食物則是家常便飯。菜飯全是自家生產的東西，只有鮮牛肉是例外，所以只偶爾吃一頓。家裡的人既不知所謂好菜為何物，對於這種家常便飯也就心滿意足，而且連客人也不存非份之想。有油水就成——這就是那時候的地主款待客人的準繩。
１指卡辛商人捷爾裡科夫釀製的各種牌號的葡萄酒。我不知道這種混合飲料究竟有多大的好處；不過它的價錢不貴。後來，除了捷爾裡科夫家，還有茲茲金家（也是在卡辛縣）和索波列夫家（在雅羅斯拉夫裡）也仿製這種酒。看來；他們的酒在當時銷路是不錯的。——作者
一兩百盧布（紙幣），在當時要算一大筆錢。只要手裡偶然積攢起這麼一筆錢，家裡便會出現另外一番氣象。買來了呢料、花布和別的衣料，由家奴裁縫給家庭成員裁製新衣。在家裡仍然穿著舊衣，新衣裳留著客人來時再穿。遠遠望見有客人來了，便趕忙跑進去，換上新衣，讓客人以為慇勤的主人總是這樣一副裝束。冬季裡，賣掉了餘糧和各種土產，手裡更加寬裕，花起錢來也就「大手大腳，滿不在乎」；夏季裡，分文必較，因為手裡的錢已經所剩無幾。俗話說，「夏天拚命省，冬天隨意花」，實際情況確是如此。因此，他們總在焦急地等待著冬天的到來，而在夏季裡，他們閉門不出，站在窗前注視著下一個冬季的歡樂生涯的創造進程。
難得有怨天尤人的時候。他們隨遇而安，不作非份之想。他們象愛護眼珠一樣地愛惜蠟燭（也是花錢買的商品），如果家裡沒有客人，冬天黃昏時大家摸黑閒聊一陣，很早就上床睡覺。有的地主的家，每當夜幕降臨，一家人聚集在一間比較暖和的房裡；桌上點著一根蠟燭頭，大家坐在燭光前，聊天，做針線，吃晚飯，不太晚便各自散去。如果家裡有許多女眷，那麼，直到半夜屋裡還有她們的快樂的談笑聲，因為不點蠟燭也能談天。
至於這種相對的小康生活反映在農奴們的脊背上又是一副什麼光景，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姑且按下不表。
地主界的教育程度並不比物質水平高多少。只有一個地主能誇耀他受過大學教育，另外還有兩位（我的父親和古斯裡琴上校）受過相當好的家館教育，具有中等文化程度。其餘則是一些貴族出身的紈挎子弟和退役尉官。我們那一帶，自古以來就有這麼一種風氣：青年人從士官學校出來，服一兩年軍役，然後回到家鄉靠父母過日子。在鄉下，他們給自己縫件短衫，坐著車四出拜訪村鄰，相親，娶妻，老人一死，自己便當家作主。應當承認，這是些不慕虛榮、安分守己、不管閒事的人。他們象田鼠似的，老是創著自己身邊的泥土，卻不問一間這樣做究竟所為何來。他們對村子以外發生的事一概不聞不問。只要能吃飽穿暖，他們對自己和自己的命運便感到滿意了。
印刷品在這裡不起作用。報紙（當時整個俄國僅有三種報紙１）中，只有《莫斯科新聞》還能見到，而且決不超過三、四家訂戶。書籍就更不用說了，除了銷行極廣的標準歷書，一無所有；此外，能看到的就是國秀們從貨郎手裡換得的一些唱本和粗製濫造的廉價讀物。只有她們為瞭解悶兒才看書。雜誌根本沒有，但是，從一八三四年起，母親訂了一份《讀書叢刊》２，而且說真的，派人來借閱這種雜誌的人多得應接不暇。他們愛看的是出於勃蘭貝烏斯男爵３手筆的《奧蓮卡，又名女人一生中的幾小時》和《懸在空中的客人》。後者很快就流傳開來，甚至連他那本並不怎麼嚴謹的《文學史話》，人們也看得津津有味。此外，閨秀們都是大詩迷，有閨女的家庭往往都有一大本手抄詩集或剪貼簿，裡面收集了大量的祖國詩歌作品，從《上帝頌》到荒誕不經的《我站在最後一片幼葉上》，應有盡有。普希金的天才當時已達到爐火純青的頂峰，他的聲譽已經響徹整個俄羅斯。這聲譽也傳到了我們窮鄉僻壤，尤其是在日秀們當中產生了狂熱的崇拜者。但是不妨補充一句，她們對《護身符》、《黑披巾》一類最差的詩卻比對成熟的作品更加喜歡。在詩人的成熟作品中，她們對《葉甫蓋尼-奧涅金》的印象最深，因為她們覺得它輕鬆，至於長詩的真諦所在，就未必有人理解了。
１謝德林這裡大概是指當時流行最廣的三種報紙：《莫斯科新聞》（1756—1917）、《聖彼得堡新聞》（1828—1915）和《北方蜜蜂》（1825—1864）。
２一八三四——一八六五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反動雜誌。
３勃蘭貝烏斯男爵是俄國資產階級歷史家、新聞記者、批評家、小說家奧-伊-森科市斯基（1800—1858）的筆名。一八三四年與斯米爾丁創辦俄國第一個大型雜誌《讀書叢刊》，支持現存社會政治制度，保衛地主利益，猛烈攻擊先進的平民知識分子，特別是別林斯基。
地主們既沒有受過紮實的教育，又跟中心城市的思想和文化運動幾乎不沾邊兒，便沉溺在種種偏見中，不知道事物的實質。農業本是他們的命根子，但他們對它完全抱著墨守成規的態度，無意改進經營制度和耕作方法。陳規舊習既然具有法律效力，便可以隨心所欲，無休無止地壓搾莊稼漢的勞動。盡量多種糧食是有利可圖的事，儘管由於缺少肥料，收成低微，增產的穀物比種子多不了多少，然而畢竟有了餘糧可以賣錢。至於為了這點餘糧，莊稼漢的脊背要付出多大的代價，那是不必考慮的。
除了這個總方針，作為輔助手段，還有一些祈求晴雨的祈禱活動；但是因為上蒼的門路不為凡人開啟，所以最熱誠的祈禱也常常無濟於事。農業著作當時幾乎沒有，即便在《讀書叢刊》上按月刊登謝裡霍夫１的文章，也不過是根據泰耶爾２的原著編寫的一些空泛之論，對我們窮鄉僻壤毫無實際用處。在它們的「啟示」之下，居然有兩、三個人做起試驗來，但初試身手便出洋相，結果一無所獲。失敗的原因，自然首先應當歸咎於試驗者的全然無知，但一部分原因還在於他們沒有耐心和毅力，而沒有耐心和毅力又正是缺乏教育的典型特徵。他們以為，一經試驗便應當有立竿見影的良好效果，可是事與願違，於是，伴隨失敗而來的便是於事無補的滔滔不絕的辱罵，而原先引起試驗的興致也就立即煙消雲散，真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１謝裡霍夫曾在、讀書叢刊，雜誌上發表一系列論述農業問題的文章，維護地主利益；因此地主們將他的文章視為指南。
２泰耶爾（1753—1828），德國農學家，以輪種、土壤耕作和施肥問題的著作聞名。他的《農業基礎》一書於一八三○年譯成俄文出版。
後來，在農奴解放期間，也重演過類似的試驗。幾乎沒有一個地主不自命為農業的主人，結果白白地浪費了贖金貸款，丟下祖傳的老窠很快地逃走了。現在應該怎樣評價這件事，我說不好，但是單就地產、甚至是大量的地產不再集中於一個階層而分散於各色人等手中這一點，即足以說明，舊式領主分子並不是那麼堅強有力、那麼訓練有素，以致在土地問題這個關係他們生死存亡的問題上，他們也保不住自己的統治權。
國際政治問題是一無所知的。只有幾戶訂了《莫斯科新聞》的人家，還能在客人面前搬出幾條諸如某王妃產男或產女一名、某王子狩獵時墮馬摔傷一腿之類的無聊新聞。但是因為這些新聞來得很晚，所以講到這裡往往要加上一句：「現在他那條腿大概已經好了吧！」然後轉到別的同樣是遲到的新聞上去。他們花了稍多的時間談論當時西班牙的卡洛斯派和克裡斯廷娜派之間發生的血腥混戰１，但是，他們不知道它的起因何在，卻要瞎費功夫去胡猜它的意義。他們認為法蘭西是個傷風敗德的淵藪，並且斷言法國佬愛吃田雞２。他們管英國人叫商人和怪物，數落他們的趣聞軼事，比如，某一個英國人和人家打賭，說他可以整年不吃飯，單靠砂糖就能活命，等等。他們對德國人的態度比較寬厚，不過也總要找補一句作為修正：「俄國人認為好的東西，德國人准認為不好。」他們的全部國際政治知識僅限於這些簡單的流言和評語。
１卡洛斯派與克裡斯廷娜派之爭；是西班牙歷史上一場著名的爭奪王位的內訌（1833—1840）；一派是以斐迪南國王（1808—1833）之弟唐-卡洛斯為首的反動派，一派是以克裡斯廷娜王后為首的自由派。
２俄國人不吃田雞（青蛙），認為吃田雞的人是野蠻的；其實法國人也並不吃田雞。
講到俄羅斯，他們說這是個地大物博的強國，但是關於祖國這個觀念，即關於一種與自己的子子孫孫血肉相連、同呼吸、共生存的東西的觀念，他們就未必十分清楚。他們往往把愛國和執行政府乃至頂頭上司的命令混為一談。任何「非議」政府和上司的言論是被禁止的，甚至對於貪污受賄的行為，他們也不以為惡，反倒認為這是隱晦的事實，應當善加利用。一切爭執和糾紛都可以通過這條途徑求得解決，因此，如果沒有了它，天知道他們會不會為此而感到惋惜。至於別的越出了上司的命令和指示範圍的一切事物，他們一概漠然視之。日常生活，以及在生活中形成的各種禮儀、傳說和豐富的詩意，不僅得不到關心，反而成了「有傷大雅的」粗俗的東西。他們甚至在農奴大眾當中拚命消滅生活中的這種跡象，因為他們認為這些跡象對於絕對眼從的制度是有害的，而絕對服從又是唯一承認地主的權威、符合地主利益的制度。在實行勞役制的田莊上，節日和平常日子沒有任何差別，在那些「模範」地主家裡，家奴們連唱歌的權利也受到取締。當然也有例外，但諸如家奴樂隊、家奴歌詠隊之類的活動不過是供人娛樂的玩藝兒而已。
我知道，人們可能對我說，歷史上不乏這樣的時期：祖國的觀念曾經爆發出極其輝煌的光芒，並且照到最荒僻的角落，使人的心怦怦直跳。我決不想否定這一點。人不管怎樣愚昧，終究不是草木，因此共同的不幸總能撥響他們在平凡生活中寂然無聲的心弦。我還碰到過一些人，他們對一八一二年的事件記憶猶新，他們曾經用自己的故事深深地打動過我年輕的心。那是一個偉大的考驗的年頭，只有全體俄羅斯人民的一致努力能拯救而且的確拯救了祖國的危亡。但是我這裡說的不是這一類輝煌的時刻，而是沒有理由需要激發感情的平日。在我看來，無論是在輝煌的年頭，還是在平常的日子裡，祖國的觀念同樣應該是她的兒女們與生俱來的固有的觀念，因為只有清晰地意識到她，人才有權自稱為公民。
一八一二年，這是一部人民的史詩，只要俄羅斯人民存在，它便將一代代傳下去，永世不朽。但是我是另一個與一八一二年相似的歷史時期（一八五三年——一八五六年的戰爭１）的目擊者，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說，在這四十年的空隙之間，愛國主義的感情，由於缺乏哺育和生活上的磨練，已經大為遜色。大家的腦子裡都還記得那代替打火石的染色木柄的隧發槍２、士兵軍靴的紙板靴底、縫士兵服裝的爛呢子、破爛的士兵皮襖，等等。最後，還記得起的是接替民團軍官的經過，以及和約簽訂後買賣士兵退役證的生意經。當然，人們可以反駁我說，所有這些可恥的勾當都是個別人幹的，無論是地主們（然而，他們是建立民團的首要的主持人），還是民眾，都和他們無關。我很樂意假定，幹這些事的最大的罪犯是某些個別人物，但是當他們幹這些壞事的時候，不是有許多人在場而沒有哼一聲嗎。笑聲四起，可是誰也不曾想一想，那些行屍走肉的傢伙在笑什麼……
１即克里米亞戰爭。
２俄國士兵當時所用的槍，只能射三百步遠。
對祖國的概念尚且如此模糊，什麼社會事業便更談不上了。
我應當說幾句稱讚當時的地主的話，那就是：他們儘管自己的教養不高，對孩子（不過主要是對兒子）的教育卻抱著關心的態度，總是竭盡可能，使他們受到正規教育。即便是景況最差的地主，也要想方設法實現送兒子入學的良好願望。他們不多吃一塊麵包，不給家人多添一件衣裳，四出張羅，求爹爹拜奶奶，踏破世界上權勢人家的門檻……不用說，所有的視線都投射在官立學堂和官廳的肥缺上，因此，士官學校一直是大家追求的首要對像（那裡比較容易取得官費）；但是官費剛到手，他們又在謀劃進大學的事了。應當說句公道話，這些將要接替老紈挎子弟和老尉官的青年人確實比老一輩略勝一籌。遺憾的是，在這些教育家的心目中，地主的女兒們卻居於極為次要的地位，因此也就不存在稍微像樣兒的女子教育的問題。普通女子中學是沒有的，貴族女子學校為數甚少，要進去更是困難重重。再說一遍，歸根到底，主要之點在於人們覺得女子根本不需要受教育。
至於當時我們那一帶的地主們的道德原則，那麼簡直可以說，他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非常消極的。籠罩在他們頭上的農奴制的氣氛，具有極大的侵蝕力，任何人一旦沉溺在這種氣氛中，便會失去個人特徵，而根據個人特徵本來是可以對他們進行正確評斷的。框框對於所有的人固然都是適用的，可是在總的框框之中，還必須描繪出彼此之間幾乎並無軒輕的某些個人的面貌。自然，要寫出個人身上的一些細節是好辦的，不過，這些細節的內容雖然因偶然形成的環境而有所不同，卻總是同時帶有親屬們身上的特點，根據它們可以非常容易地追溯到一個共同的源頭。然而，本書中已相當清楚地敘述了當時有教養階層的醜惡德行，因此我沒有必要回到這個題目上去。我補充一點：閨閫生活，或者一般地說，對兩性關係的卑鄙看法，乃是萬分令人髮指的。流毒所至，往往造成悲慘的結局。
還有幾句關於宗教信仰的話要說一下。我可以證明，我們的村鄰一般是篤信上帝的；如果偶爾聽到他們說句把不三不四的話，那也是出於無心，只當俏皮話說的，何況這些不三不四的話當場就已經被別人毫不客氣地斥之為說空話。此外，相當多的人顯然並不理解最簡單的祈禱的真意，但這決不應歸咎他們對宗教不夠虔誠，只能說是由於智力發展不足和教育水平低下的緣故。
我對地主群作的總評，是以我小時候親眼見到的事實作依據的，在進一步描繪我記憶所及的各個地主的肖像之際，我認為還須補充一句：上述一切我講得十分坦率，絲毫沒有存心貶低他們，或者傷害他們的意思。人到暮年，誇張的嗜好已不復存在，有的只是講真話、僅僅講真話的強烈願望。既然決心重現過去的、不太遙遠卻已經一天天更深地沉入遺忘之淵的圖畫，我提筆寫作就不是為了爭長論短，而是為了道出真相。何況我也無意去挖掘那已為歷史法則所埋葬的東西。
描寫我所寫到的那個時代的日常生活的作家，在我國文學中是不乏其人的。我敢肯定地說，他們的回憶錄歸結起來一定和我的結論相似。也許色彩不同，但事實及其實質必然相同，因為事實是沒法塗脂抹粉的。
已故的阿克薩柯夫以他的《家庭紀事》１無可置疑地豐富了俄國文學，作出了寶貴的貢獻。儘管這部作品散佈著淡淡的田園牧歌的氣息，但只有那些目光短淺的人才把它看做是對過去的頌揚。只消一個庫洛裡索夫便足以揭下成見最深的人的遮眼布。稍許深究一下老巴格羅夫本人，你們便會相信，他完全不是乍見之下所顯示的那種獨立自主的人物。相反，他的一切意圖和行動都蓋著一層注定的依賴性的外殼，因此，他從頭到腳整個兒也不過是一個絕對地受著農奴制秩序擺佈的玩偶。
１俄國作家阿克薩柯夫（1791—1859）在他的代表作《家庭紀事》（1856）中，企圖美化農奴制關係；把老巴格羅夫描寫成「公正的」、「仁慈的」地主。但除了這個人物外，作為一個例外，作者也的確寫了另外一個「惡棍」地主典型庫洛裡索夫。
不管怎樣，我自認為，在俄羅斯輿論界未來的史學家們將要利用的一系列材料中，我這部紀事決不會是多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