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寧談《奇特的一生》的創作 文 / 格拉寧
文獻散文越來越引起我的興趣，創作使我厭煩了。您知道，創作歸根到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真實的，情節歸根到底全是想出來的。這一切似乎很自然，是文學中大家通用的方法，近來卻使我煩躁，我開始尋找另外的方法來描寫生活中最本質的東西。
目前關於文獻文學，即所謂「寫生」文學談得很多。對作家來說，譬如，對文獻文學作家來說，研究生活是什麼意思？我總算走運，因為我同科學家們有長時期的接觸，對學者們的生活天地也比較熟悉，因此有所依據。一般對研究生活的簡單理解是：打定主意要寫什麼，再動手去瞭解情況，這就有與新聞業混同的危險。新聞業有自身的範圍和規律，與藝術並不完全相同，它反映現實的方法與文藝所固有的反映現實的方法也不一樣。
在這個意義上說，新聞作品過分用事實約束作家，事實成了難以擺脫的負擔。
我很重視寫文獻散文前的調查階段。我作為一個作家，只有通過調查，才能深入理解收集的事實，發現時間這一主題。研究事實，一直追溯到產生矛盾的起因，從這裡，即從主人公心靈深處去看待事實，就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了。這裡也有文學必不可少的創作，但不是憑臆想，而是憑深刻理解和觀察。我可能說得不夠確切。因為有許多東西對我說來也是新事物。
文獻散文往往會遇到材料成災的問題。周圍事實那麼多，一本本的筆記本都記滿了，使你陷入事實的汪洋大海。來不及深入研究，也無法站開一點，從遠處通觀全貌。文就散文與特寫有區別，當然二者之間的界線是相對的，但總有一個界線。文獻散文又要是散文，是文學，這一點很重要。文獻散文的情節不是設計出來的，不是想出來的，而應當從材料內部去發現它，看到它。主人公也不能簡單地加以臨摹……
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最使人感興趣的自然還是現實生活本身。我甚至可以說得更過分一些：使人最感興趣的是生活的非典型性——即個別性。譬如柳比歇夫，一個不典型的人，完全是獨一無二的，是一個罕見現象，一樁奇跡、怪事。可是他的生活是司空見慣、普普通通的，難道不是這樣嗎？（也可能實際上他的生活也是不尋常的，只是我沒有發現它有任何不平凡的地方），在他生活中找不到獨特的、驚人的、某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絕無僅有的東西。既然生活中這些都沒有，那麼，您也曉得，文學家是不會對它感興趣的。可是當你一旦捕捉到，認識到它的奇特性時，你就不可避免地要加以深思，雖然它未必就一定能成為文學寫作的對象……
我這本寫柳比歇夫的中篇小說裡就提到了幾位這類不平凡的人物。我曾經有過一種至今仍未放棄的想法：寫一本帶註釋的小說，更確切地說，是帶補充小說的小說，在補充小說裡我可以詳細地介紹施萬維奇、伊萬諾夫、斯米爾諾夫、季摩非耶夫-列索夫斯基、費洛諾夫這樣一些在我的小說中為全面襯托柳比歇夫形象而提到的人。
就拿昆蟲學家施萬維奇來說吧，他曾在列寧格勒大學工作，終生研究蝴蝶翅膀上的花紋。他遭到嘲笑。許多人——特別是在頭幾個五年計劃期間——認為他幹的不是正事，對國民經濟、植物栽培等等均無益處。蝴蝶翅膀的花紋——十足脫離實際的繁瑣哲學！抽像科學！對此施萬維奇能說什麼呢？他一句話也答不上來。想必他也曾因從事一種被眾人認為古怪的事業而深感痛苦吧。
可是偉大衛國戰爭開始了。列寧格勒被圍困。軍事目標必須偽裝起來。這時發現蝴蝶翅膀花紋構圖原則乃是迷彩偽裝最理想的自然界結構，是迷彩偽裝的科學根據；當時所有人對迷彩偽裝只有十分模糊的概念。於是吸收施萬維奇參加列寧格勒軍事目標的偽裝工作。而他為保衛列寧格勒克於空中威脅作了十分重要、十分有益的事情。
我在小說第十一章提到施萬維奇的時候，絲毫未談及這些情節，我只指出這位科學家的主要品質，提到奧赫金公墓裡施萬維奇墓上刻有一個他心愛的蝴蝶翅膀花紋。
再拿畫家費治諾夫來說，我在第十四章中比較詳細地談到了他。至於他的姊妹，葉芙多基婭-格列波娃，我在小說中只說了她的名字。然而正是她，在列寧格勒圍困期間救出了她兄弟的卓越畫幅，親自背出了這些畫——總共有四百幅，她自己也不知道當時怎麼竟能作到這一點。我問到她這件事的時候，她說：「達尼伊爾-阿列克桑德羅維奇，您知道，我現在確實不記得我當時是怎麼把這些畫拿到俄羅斯博物館的幾個接收站去的。」但保存下來的收據證明，這批交付保管的畫正是從她手中接收下來的。她自己挨餓，已瀕臨死亡，但卻親自把這批畫背到博物館，交付保管。是她保全了這批畫，因為費洛諾夫一家的住房被炸毀了。
這本關於柳比歇夫的小說的文獻性，說來也真奇怪，關鍵在於理解材料。我面前的文獻多得不可勝數，堆積如山。我從全部材料中只挑選了一個主題，我必須充分理解這個主題。我必須不僅弄懂許多日記本的意思和內容，不僅理解他為什麼寫日記、這對他的生活有什麼影響，而且要理解他的目標。應當指出，柳比歇夫同任何一個人一樣，自然不會把主要的東西都寫下來。但是他卻對自己思考得很多——在這一點上，他卻也是與眾不同的。一個人幾乎從來不會用筆寫的方式去思索他內心珍藏的理想。但是作家卻應當以主人公內心珍藏的理想為出發點。必須這樣做，否則就無法理解材料……
好吧，就算這是機器，是唯理主義，是對生活實行監督，把生活變成詳細的計劃條規，可是，如果這樣做，就能保持甚至增加自己的自由呢？如果這樣做，一個人的精神世界就能變得更加豐富呢？如果這一套詳細計劃、強制自己的時間統計法能導致更廣闊的天地、幻想和更豐富的感情呢？如果是這樣，那麼時間統計法是不是站得住腳呢？因為這樣做的結果，人就能變得更美，更有趣，他的生活也變得更加充實。柳比歇夫在這個世界上能活多久，這是他不能決定的，可是他，作為一個人，能有充分價值地生活多少時間，卻正是由他決定的。而他也做到了最充分地施展才能，最大限度地發展自己身上的人的寶貴品質，吸引著人們傾慕他。這也是他的時間統計法的結果，如果同意這樣看的話；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這樣。
既然是這樣，那麼一切關於人是機器的論調還有什麼意義呢！到底我們怕什麼呢？我想，是怕給自己規定紀律。當然羅，沒有這個時間統計法生活更輕鬆一些，就像一般說來某個階段不學習會更輕鬆；不提高自己，不為別人作事也更輕鬆。但是，如果不去考慮輕鬆不輕鬆的問題，而考慮需要不需要的問題，那麼人必然會嚴肅地考慮如何利用他一天、一月、一年中荒廢排的那些時間。假如能把一個人在生產中、生活中花費掉的時間擺出來給他看，他一定會發現他白白地、糊里糊塗地浪費掉的那一部分生命而大吃一驚。
我收到的讀者來信中也有這樣的反映：「這太可怕了，一個令人噁心的典型，難以容忍！」「當然，這是一個絕無僅有的人，可是上帝保佑，可別讓我也這樣生活。」還有：「給自己每分鐘規定詳細計劃，這等於失掉一切自由，這等於自我摧殘，把自己變成機器。」
從這類來信的各式各樣的意見中，我們感覺到的不僅僅是對時間統計法的恐懼心理，還有要設法抹黑時間統計法的企圖。然而這種反應有時反而使我高興，因為它證明：人們讀完這本書以後，感覺到了他們並不是象應該的那樣生活，所以竭力為自己辯護，竭力迴避正視事實，於是慌忙抵抗，說時間統計法束縛自由啦，壓制激情啦，有把人變成機器的危險啦，等等。
時間統計法不會扼殺靈感，因為人適應它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一切可能性。每個人能做的，比他所做的要多得無限。我們還沒有達到一個人能夠達到的限度的一半。人的精神潛力在很大程度上還原封未動。當我們看到人們不善於有價值、有意義地利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全部天賦時，是很痛心的。我們現在利用自己，就如利用自然界一樣缺乏計算。我們使用自己的辦法不科學。看來這個問題還沒有全部展開在人們、全人類面前。但這個問題正在展開，因為每一人都是最寶貴的財富。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這是每個人和全人類面臨的日益增大的任務。
從讀者來信中，特別是從讀者口頭髮表的意見中，我漸漸發現了一種令我驚訝、令我不安的東西。許多實幹的、有遠大抱負的年輕人對柳比歇夫這一十分明智的、合理的時間統計法很感興趣，指望這個方法帶來成效。這種願望裡有某種不對頭的東西，某種柳比歇夫所沒有的，就像我已在小說中一再強調過的——與柳比歇夫，與他的時間統計法毫無關係的東西。
這裡問題就在於：只有一個人向自己提出崇高目標時，這個時間統計法才能成立，因為我在小說中已談到，柳比歇夫利用時間的方法是與對待時間的道德態度不可分的。命運賦予我們的生活、時間是無價之寶，應當利用它來不僅給自己（絕不是只給自己），而且給別人，給周圍的人們帶來最大的利益。方法、利用時間的方法，都必須與生活的目標和意義、與道德品質協調一致。
看來應當由每個人自己來制定自己的時間使用法，但不管怎樣都應當深思一下自己的生活在怎樣度過。上面說的那些來信中還一再說明：很多人都想換個樣子生活，想生活得更明智、更合理，但是不知該怎麼辦。現代科學技術革命使這種要求日益尖銳。譬如說，在用最新科學技術裝備的生產單位裡，每個人的時間擠得滿滿的，達到飽和程度，生活、勞動組織得十分合理，有時每一分鐘的利用都是經過周密考慮的。可是人一走出大門，這一切也就完了；他又掉進了時間的大海。工作時他節約每秒鐘，而現在呢，他為買啤酒排隊達好幾個小時之久，或者閒扯老半天，或者呆眉呆眼、漫不經心地看電視。
如何能做得更多、更快、更好——如果只用這種觀點來對待時間統計法，那麼得到的好處也只是附帶的。這自然也很好，但還不夠。關鍵在於一個人希望從生活得到的是什麼。也有的人的生活目標是把道德意義完全排除不顧的，這樣的人使用時間統計法，就會損人利己，不知會搞出些什麼名堂來。這同武器一樣，看掌握在誰手裡。
這就是使我這個作者感到不安的問題。後來我又想：珍惜時間的方法也可能有助於培養道德感情，本來對待任何事物、任何作品總是免不了有人會從個人立場、從狹隘的利己主義立場來對待。
生命急速流逝，時間無影無蹤地消失，——這種感覺總在折磨著我。我感到以前的人對待時間是另一種態度。我們有一種幻覺；我們這個時代時間的步伐加快了。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搞清楚：事實並非如此。我們努力節約時間，但目的何在？
柳比歇夫的一生以新的方式多少揭開了這些問題。他生活中勞動所佔比重非但較普通情況、而且較我所見到的特殊情況都要大得多。我覺得柳比歇夫掌握了支配時間的奧秘。
我決定把小說只獻給這一個主題。因為我必須給自己劃個範圍。材料很多，涉及到柳比歇夫在科學、歷史、哲學等等方面的興趣。還有大量材料是有關他個人的——他和人們的友誼、他的孤獨、他對孩子和妻子的關係等等。只要稍稍涉及這方面的材料，就會走到寫傳記作品的道路上去，這樣做就會打亂我的構思，因為要求完全不同。
我曾有幸見到一些十分偉大的學者，如A.約夫，Л-蘭道，И-塔姆，Д-別爾納等。我認為，從對待時間的本領這方面來說，柳比歇夫可能是偉大人物之中最偉大的一位，是他第一次找到了效率極高的支配時間的方法。我不知道歷史上——不僅科學史上，而且整個俄羅斯歷史上——有過同樣的事例。我認為關於這一點——哪怕僅僅關於這一點——是值得一寫的。
簡單來說，這就是我看到的我這本小說的價值和意義之所在。讀者來信說明，小說觸及的問題是廣大範圍的人們都感興趣的。這再次證明。目前在我們生活各個領域裡，都迫切要求有可供倣傚的人，也可以說，理想的人、使人愛慕的人。當我們找到這樣的人時，我們滿心喜悅，而且會更加渴望去尋找這樣的新人。但是，要留神看看你裝進自己袋子裡去的是什麼東西，別把袋子弄破了。開始我曾一度不想寫文獻小說，如果沒有寫，損失就太大了。我愛上了柳比歇夫這個人，我想給他以應得的評價。
（鄧蜀平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