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談談矛盾 文 / 格拉寧
他不時將自己的年度總結寄給朋友們。這些總結被稱之為「年度咨文」。當然，這不是完整的總結，只不過是一些摘錄而已。年度總結本身是歸檔的。既積年度咨文，其概念就很清楚：為回答朋友們的詢問，他寫上一封綜合性的信，裡面既談到做了什麼，正在做什麼，也談到身體如何。枯燥的年度總結在給朋友們的年度咨文中變了樣。描繪過去一年中所有的倒霉事件、痛苦以及歡樂，都顯得既愉快又嚴肅；
「……一月份得了一次好厲害的腦震盪，滑了一下，仰天摔倒，後腦勺猛地碰到了冰上。我第一次懂得了什麼叫『失去記憶』。我並沒有失去知覺，但當我站起身來時，已完全忘記我原本是想去探望一位熟人……沒有留下什麼後遺症，我甚至想，還有好處。試舉先例：據說總主教費拉列特-德羅茲陀夫在年輕時特別笨，當過牧童，但有一次被重重地擊了一下前額，從此之後，他才華橫溢，成了總主教。不過，他是有名的反動派，這也完全可以理解，因為他是被人擊了一下前額，這就是說把他朝後推了一下。要是被人在後腦勺上來那麼一下（舊俄教育法），那就會被朝前推一下，這就是俄羅斯民族才華的由來。雖然由此悟出了敲後腦勺的理論和實踐，但我還是決心放棄對自己採用這類措施。……」
但長達數頁，附有種種表格的歸檔的總結到底又是為誰而寫的呢？他是向誰匯報工作呢？如果只是為了分析過去一年的工作，那麼未必非得寫出所有讀過的書名，所有收信人的姓名，所有聽過的歌劇……譬如說，記下多少卷、多少頁、多少小時等數字來說明，也就儘夠了。從他的總結中，可以明顯地感到他向某人或向某個對象作匯報的意願。他是在匯報。那麼是向他自己匯報嗎？這聽起來自然很動聽，但這缺乏現實意義，這兒更多的是藝術上和文學上的臆測，而不是切合實際生活的想法。什麼叫向自己匯報？這需要一種雙重心理，或近似喜劇性的心理：我向自己寫了、匯報了，然後等待決定……
我想，情況可能並非完全如此，他之所以寫匯報，乃出自分析上的必要：隨著歲月的流逝，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柳比歇夫越來越感到時間的珍貴，這種感覺是每個成熟的人都有的，在他則尤為突出、他的時間統計法使他珍惜每一寸光明，使他崇敬時間。
熟知他的人都發現了他這個特徵。
巴維爾-格利戈裡耶維奇-斯維特洛夫寫道，「他一生的時間並不是他的私有財產，而是撥給他從事科研工作的，科研工作就是他的使命和他一生中的主要歡樂，為了完成這一使命，他節約時間，計算歸他支配的每個小時和每一分鐘。」
他是為了巴維爾-格利戈裡耶維奇-斯維特洛夫所謂的那個「撥給」他的時間作匯報，為了借給他的時間作匯報……可又是誰借給他的呢？這裡涉及的已是他的人生哲學，他對目標、對理智，以及對最複雜的生活問題的態度，這些問題，我既不打算探討，也不打算觸及。
只有一點我是明確的：他的時間統計法不是一個節儉的計劃工作者的預算，把他的時間統計法比作想向時間作自我剖析更為恰當ˍ
艾伯特.施維采爾寫到的那種對生活的崇敬，在柳比歇夫身上有著自己的特色，這是對時間的崇敬。他的時間統計法充滿了對時間的崇高責任感，這裡包含了對人、對全體人民和對歷史的理解……
這樣，由於他遵循了自己的時間統計法，由於他從不把半個小時看成是少量的時間，他做了很多事。
他的頭腦可以稱之為一部組裝得非常出色的機器，專門生產思想、理論和批評。這一部機器能生產問題。這部機器在任何條件之下都能運轉，一絲不苟。這部機器被明確地計劃用於最重要的生物學問題，從一九一六年起，連續不斷地運轉，也就是一連運轉了五十六年，不出一點毛病。不，已經搞清楚，他本人並不是一個機器人，絕對不是：他感覺得到痛苦和悲傷，而且還會幹出一些冒失的事來，給自己帶來不快。所以在其它一切方面，他受一般人之常情的支配。
他自己說：
「根據我的觀點，把人看作機器是一種迷信，幾乎相當於作為拼湊星占表的依據那樣的一種迷信。」
他舉星占表為例並非出自偶然。當時都認為星宿預先就注定了人的命運。但柳比歇夫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對柳比歇夫來說，預先安排好的不是命運，不是行動，不是心情，而是他的工作。至少，他的時間統計法必然導致這樣的結論。為了達到目的，一切都分配和計算停當。為此，他計劃、計算，並按收入和支出兩條渠道分別作好分配。這樣，他當然要匯報，他要匯報已向目標前進了多少。
然而他的道路越走下去就越令人費解——他不時踅入岔道。無緣無故他忽然毫無計劃起來，長時間分心旁騖，忘掉了自己主要的任務。不過，即令在這種情況下，你也不能說他是一個散漫的人：不管什麼工作，一經開始，就幹到底。可是要知道，這件工作本身就與他無關，完全不在原計劃之內的。
一九五三年，好像是毫無來由，他忽然著手寫《論李森科在生物學中的壟斷》一文。一開始，這僅僅是一些具體的建議，而結果卻寫成一部長達七百多頁的著作。一九六九年，同樣是突如其來地寫了《科學史的教訓》，還寫了懷念父親的回憶錄；又在《文學問題》上發表《達達派研究》一文；忽然又無緣無故地大寫其《評勞合喬治回憶錄》；突然寫了一篇關於墮胎的論文；馬上又是一篇《論叔本華的格言》；緊接著是《論敘拉古戰役在世界史上的意義》。敘拉古到底同他有什麼相干呢？有必要去寫它嗎？
雖說如此……我國著名的研究古希臘羅馬的歷史學家們都去同他商榷，把學術報告摘要和書籍寄給他，請他提意見。他真像一個古希臘羅馬史的行家。但對那些專家們來說，重要的不僅在於他是一個行家，還在於他是一個思想家——在這方面，他也有自己的觀點、自己的議論和自己的異端邪說。
就在那篇關於敘拉古的論文中他寫道：
「我本來覺得，如果在這一場戰役中雅典人得以取勝，那麼他們在獲得了領導權後，就可以聯合所有的希臘人，成立一個疆域遼闊的國家，一刻不停地發展希臘文化，……這個觀點我過去一直是無批判地接受的。雅典人似乎是歷史上的一種奇跡——在一小塊土地上（這塊土地還劃分為很多很多小的城國）居然能產生高度驚人的文化，這種文化：藝術、文學、哲學、科學，幾乎是第一次嘗被實行民主制度……至今還引起我們的讚歎。出色的雅典人常年的對手是陰險和丘八作風的斯巴達國，這個國家完全沒有文化遺產……它極端狂妄自大，目光短淺。」
如同所有的人一樣，他原來也認為真理在雅典人一邊，由天才的阿爾基維亞德率領的雅典人理當勝利。但請你們注意下面這一句話：「……現在一系列的想法使我斷然改變了自己對雅典人在世界史中的作用的觀點。」接下來，他就順序—一闡述自己的想法，並詳盡地論證這些想法。
滿可以認為他的專業是雅典文，或至少是古代史，某些新獲得的資料使他重新考慮和審核，最後改變了自己對雅典作用的觀點。難道能想到這是一個生物學家寫的嗎？反正問題不在學識淵博上。另外還有一點令人驚異：雅典在世界史上的作用問題竟如此使這位生物學家心神不寧！
如今他已不在人世，一切問題都得不到解答，必須在書信和手稿中尋找答案。研究了他的總結，我才搞明白，原來在那段時間裡他正準備寫一本論文明興衰的著作，因此去探索雅典的作用。所以這一切完全不是無所事事的學者在逢場作戲。而他之所以著書談文明的興衰，是因為他認為必須嚴厲批判英國最大的生物遺傳學家羅納德-費歇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費歇妄圖把社會學歸結為生物學，從而證明生物遺傳學是人類進步的主導因素，是文明興衰的原因。
柳比歇夫有許多工作看來似乎是偶然的，其實，很可能從中表現這些工作的必要性，發現這些工作同他的主要工作之間的聯繫。但確有東西來路不明，純粹是與他毫不相干的。為什麼他要寫關於瑪爾法.鮑列茨卡婭的論文呢？又為什麼他要去寫關於伊凡雷帝的著作呢？當然也可以把這些工作說成是合理的和有根有據的。特別是用缺乏意志力來解釋，那理由就更充足了。柳比歇夫顯然不善於克制自己。他經常迷上同他完全無關的東西，糾纏到同他毫無直接關係的辯論中去。倫理學的各項公設同他又有什麼關係呢，在這方面有的是哲學方面的專家；他又何苦去寫五十多頁的《評勞合喬治回憶錄》——這麼做實在是太過分了，是不能允許的！只有無所事事的學究才會這麼做……
有這麼一句古老的諺語：一個醫生，如果他僅僅是一個好醫生，那他就不可能是一個好醫生。對科學家當然也可以這麼說。一個科學家如果他僅僅是一個科學家，那他也就不可能是一個大科學家。當想像力和靈感消失時，創造性的源泉也就枯竭了。創造性的源泉也要求兼及旁騖。否則科學家就只剩下追求事實了。
……分心旁騖後來在他工作中佔據越來越多的地位。他自己也抱怨自己無法抗拒周圍環境的誘惑，但我想他恐怕也無法控制自己的迷戀。他不善於遵守自己思維方面的定量飲食制，在這一層意義上，他是一個垂涎珍饈美餚的老饕。每當他強有力的邏輯思維碰上什麼具有無限誘惑力的東西時，他就無法控制自己。
可是這又如何同他的時間統計法相協調一致呢？無論如何無法協調。時間統計法成了他即興演奏的樂器，用這樂器，他愛演奏什麼就演奏什麼。
他如此精打細算地統計時間，可他把時間都浪費到什麼上去了？他的友好對他這方面的責備越來越多。當柳比歇夫著手寫關於生物學概況的巨著時，尤為尖銳地提出了「應當」還是「不應當」的問題：
「……在您的信中，我覺得最重要和最有說服力的一點就是您感到自己沉默不語是一種病，感到沉默不語實質上就是病因。這是男子漢的一種出色的美德……我看到，與我們女子比，男子顯然具有更深刻的社會良知。他們如果不能針對科學或藝術說出良知要求他們說的話，他們往往會生病，甚至還會送命。」緊接著又說，「……但要知道您對科學還負有責任（更深一層的社會責任），它要求您在顯微鏡旁坐下來，寫科學論文……，存在著兩種職責：一種是科學，另一種是對某一歷史時期某門科學某一分支的狀況所負的責任。我不信，第二種職責就比第一種更為重要。是第一種職責在起決定性作用。正是第一種職責——發明、重大事件、發現——排除了第二種職責。」
友好們的意見歸結到一點：科學家的工作應當去解決自己直接擔負的任務。他們認為，學術批判在解決重大問題上，只起次要的作用，「這在更大程度上屬於策略、政治，而不是學術爭論。這些問題應當讓黨和政府去管。」
擔心是理所當然的，理由是明智和有遠見的。正如前面所說的那樣，他曾不得不民研究所領導發生衝突，並被迫退職。後來他的正確性總算得到承認，又被召了回去。再過若干年，在那正義必然勝利，惡行照例受到懲罰的美好的將來，一切都好辦，但眼前，人人都可以向他提出：瞧，結果怎麼樣，值得這麼做嗎？
儘管離開了研究所，他仍然堅持把自己的稿子寫完。如果他去合乎邏輯地考慮一番，他是無法為自己辯解的：犯不上為了這項工作引起這麼些不愉快的事，犯不上為了它分散搞主要任務的精力……除非出自公民的良心。這倒可能。不過良心是一個非常含混的概念，似乎絕對不能同理智相容，不是嗎？而且他的良心也由於自己撇下了自己的畢生事業而備受折磨。他老像是在諸事假，向自己心愛的工作請假。這是為了什麼？為真理而鬥爭？可這並不是他的使命，他是一個科學家，他是探求真相的，並不是探求真理的。真相更為重要……而真理更為需要……，到底他必須如此還是不必如此。到底他應當這樣還是不應當這樣。他的良心碎裂了。他感覺到這一痛苦的矛盾，感到了在介入爭論和發表意見的職責與自己一生主要職責之間發生的劇烈爭執。他明白，他撇下心愛的事業不幹，在某種意義上他是在犧牲自己。實際上，他犧牲了自己的時光。他無法兩全。
在他漫長的一生中，這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他的一生是無休止爭執的一生。內心的爭執使他對生活中的一切邪惡更加敏感、更加無法容忍。這無休止的爭執培育了他的道德。當一個人意識到歷史是由他，也是為他創造的時候，他就能胸懷全世界。能意識到國家的命運就是自己個人的命運，這就是公民責任感。他對季米裡雅澤夫能把一個科學家對純科學的忠誠與對全體人民的社會責任感結合在一起如此崇敬，這決非偶然。胸懷全世界，這是從屬於整個人類的一種感覺。
在地仰慕的人中還有愛因斯坦、凱普勒、列奧納多-達-芬奇。也就是說幾乎包括了各種不同類型的科學家。在列奧納多身上柳比歇夫讚賞他不承認教條、不承認有什麼權威。柳比歇夫還讚賞他從數學上去看待形形色色的現象。列奧納多是相信宗教的，但柳比歇夫發現宗教並未使列奧納多消極，一反而推動他去進行創造。列奧納多的倫理思想如同馬基雅維裡在這方面的思想一樣，絲毫沒有使柳比歇夫感到不安：
「這種思想令人感到不道德僅僅是由於新的倫理令人感到不道德。事實上，這仍舊是蘇格拉底的那種崇高的倫理，用理智來解釋道德。」
柳比歇夫通常對理智評價很高。然而他自己的行動卻缺乏理智，不善於算計。他的自覺紀律還是生效的，不過在結賬時，往往會發現他的花銷是他絕對支付不起的。
天哪，對於嗜癖和精力分散我們又能知道些什麼呢！誰能說清楚「人應當是怎麼樣的」。我們從何知道人應當是怎麼樣的呢？要是做不到集中精力，又該怎麼辦呢？請回想一下牛頓精力分散的情況。牛頓認為《評先知達尼拉的書……》是自己一生最偉大的創作。他花費了根多時間在神學的著作上，要說他白白浪費時間，那是再容易不過了。某些歷史學家善意地為他遺憾。實際上，他的宗教觀點同他的科學觀點協調一致，甚至相互作用。謝爾蓋-伊凡諾維奇-瓦維洛夫在他寫的出色的牛頓傳中指出了這一離奇的特點，而在他之後，柳比歇夫也指出，牛頓在解決萬有引力定理這個問題時，需要有東西來填補宇宙空間。他就用上帝來填補了這空間。只有靠上帝，他才能解釋萬有引力。對神學的研究似乎反而給他帶來了好處——這正如凱普勒對占星術的迷信反而促使他創立了潮汐說的正確理論一樣。
但願你能知道，
詩句可從糟粕中尋找，
不需要害臊。
占易術吸引住了凱普勒，那又算得了什麼呢，難道礙著他了嗎？什麼是主要的，什麼又是多餘的？該由誰來對此作出判斷？譬如，瓦格納把自己的詩篇看得比自己的樂曲還重。如果他是正確的，寫詩確實幫助他去作曲，因而他把詩篇看成是比一切都珍貴的東西……那又能怎麼樣呢？如果分心旁騖對柳比歇夫有幫助……那又有什麼不好呢？
一九六五年，他忙於研究玻璃窗上由寒氣凍成的花紋。他照了幾十張、幾百張花紋的相片，最終寫成了《論玻璃窗上由寒氣凍成的花紋》一文。
這一條小品文式的標題絲毫沒有使他感到不好意思，雖然這是譏笑他再好不過的口實——瞧，有一位退休的教授想從玻璃窗上由寒氣凍成的花紋中汲取學術思想啦！
從這眾所周知的現象中還能搞出什麼新名堂來呢？誰沒有欣賞過嚴寒在玻璃窗上畫出來的毛茸茸的灌木叢？哪個人都能發現這些圖畫同植物、蕨類、樹葉和木本類植物有著出奇的相似之處。
問題在於這種花紋和人們對這種花紋的詫異己歷時幾百年，觀察的次數不下於億萬次，因而不見得還能在這方面發現什麼新的東西。但是在一個美妙的冬日，有一個人以任何時候、任何人都未這麼觀察過的角度來觀察玻璃窗上的這些花紋。他並不是發現了相似，而是發現了相似的規律性。他至多只向前多邁了一步，從大家看過後滿意地停下來的地方向前多邁了一步。相似的規律性，也就是自然體系中結構和協調的普遍規律，現在完全可以用數學方式將它們表達出來了。柳比歇夫著作的研究者之一，尤里-阿納托裡耶維奇-施列捷爾寫道，在這篇文章中，柳比歇夫提出了科學中兩個新的部類：相似理論和「不佔空間的對稱式」的理論。玻璃窗上的花紋突然出人意外地補充了柳比歇夫所描繪的世界。為了描繪這個世界，他到處收集材料，從最普通和司空見慣的現象中收集材料，他終於獲得了新的和更為深刻的理解——於是平凡的變成了不乎凡的。對於一個真正的科學家來說，最不起眼的東西可以成為發現的源泉。
索菲婭-科瓦列芙斯卡婭是從事陀螺——一種孩子的玩具——的研究的，她從新的角度解決了固體旋轉的課題。凱普勒應酒商的要求開始計算酒桶的容量。他的著作《酒桶的新測體積學》包含了無限小分析的開端。坎托爾對三位一體進行反覆思索，從而創造了自己傑出的論述——多數論。是否從紙牌遊戲中產生了當代競爭角逐的理論呢？……
責備柳比歇夫分散精力的友好們，自己也津津有味地讀他的「不相干」的著作。而對我來說，最有意思的正好是他分心去寫的那些東西。那些東西往往出人意外、引人入勝。它們經常揭示某些東西。例如他對論阿蒙德森的那本書的評述或對施利色堡的囚徒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莫洛佐夫文集的評述，他關於維爾高爾《人或獸》這部長篇小說的思索，都莫不如此。他的專業性的著作我看不懂，我看得懂的正是這些一般性的著作。…或者是包含在他專業性著作中的那些一般性的東西。在他那些專業性著作中，通常有涉及歷史和哲學之處。例如，你只要讀一讀他去世後才出版的《多數和單數》那篇文章就可以知道了。那篇文章以獨特的方式一個接著一個地提出了關於其它星球上的生命的問題、發展理論的問題、天體生物學的問題、控制進化過程的規律的問題，闡述了恩格斯和列寧如何理解進化論……
誰能說得準，在柳比歇夫所寫的著作中，能永世流傳下來的是什麼，是普及的哲學著作，還是學術研究著作？他本人沒有考慮這一個問題，他按帕斯捷爾納克的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
……然而失敗還是勝利
你自己不應去注意。
不，應當注意……
允許詩人作的事，不一定允許科學家去作。決不允許他失去自我批評的能力。他必須分辨結果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工作是需要的還是不需要的，到底是失敗還是勝利。柳比歇夫創造並不斷修訂自己的時間統計法，他節約時間，都不是為了以後把時間浪費在自己入迷的事情上。在某種程度上，他破壞了自己的時間統計法。時間統計法沒有能控制住他，沒有進行抵制。他的時間統計法像過去為他的長處服務一樣，開始馴服地為他的弱點服務。
……但如果柳比歇夫從某時某刻起，只能以這樣的方式去工作，那又有什麼辦法呢？他渴望對激動他的事物作出回答，這已成為他出自天性的要求。為什麼他就應當強行克制自己？他想盡可能充分地把自己理性中的各個方面，把所有激動他的東西，體現在自己種類繁多的著作之中；有時他認為道德問題比學術問題更為重要，因而他不能撂在一旁不管。
是倒確實是這樣，但又該將什麼稱之為散漫和精力不集中呢？
一個作家，當他創造的主人公開始違反邏輯去行動的時候，那他是會感到滿意的。本來應當這麼幹的，但出於感情的支配，突然幹出了連作家本人也沒有預料到的事。主人公的行動完全不是出自周圍環境的支配，但同時在人情上又是說得通的。在這種場合，虛構的人物接近了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並以其身上的矛盾令人信服。
可是，同一個作家，一旦發現他所熟悉的人作出了一些他不太理解的行動，他一定會去探求一種合乎邏輯的解釋。如果作家要描寫這個人，或者描寫某個歷史人物，那他更要千方百計地去探索那個人的行為的起因和動機，並竭力把這些起因和動機闡述得十分準確和合乎情理，也就是想把所有的矛盾都消滅乾淨。
我對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柳比歇夫也正是這樣。我非把他的行為闡述清楚不可，我要弄明白，到底秘密何在。我深信，全部問題在於我頭腦遲鈍，知識不夠淵博。
可能，我沒有估計到他外向的氣質；可能，他試圖通過歷史、哲學來表達那幾年中我們都感興趣的事物。這就是他對伊凡雷帝和對倫理學發生興趣的由來。
也許，柳比歇夫提出的生物學上的問題觸及許多根深蒂固的偏見。不論他從事什麼——辯證法、歷史、力學、哥白尼的學說、伽俐略的學說、柏拉圖的哲學——處處他的觀點總是不同於前人。他總是發現別人錯了。不管他到哪裡，哪裡就有謬誤——於是他不得不去對付這些謬誤。能看到他人看不到的事物的才能是一種折磨人的才能。這種才能是了不起的。但與其說這是一種樂趣，還不如說這是一種懲罰。
他不是去迴避，而是同謬誤去作鬥爭。謬誤卻像九頭怪蛇的頭那樣不斷長出來。而他則又必須不斷地去斬掉這些頭。他是赫利克勒斯，誰也不曾向他提出任務，誰也不去估量他的功績。
那他究竟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應當這麼做嗎？這可是沒有一點邏輯性。柳比歇夫的生活是按時間統計法安排的，時間統計法要求他幹什麼都要合乎邏輯，給他提供最合理和經過深思熟慮的決定，幫助他挑選最有利的方案。哪兒還能找到比這更好的謀士！但在一種情況下，時間統計法不起作用，那就是當柳比歇夫違背自己的利益去行動的時候。時間統計法在矛盾面前無能為力。對於邏輯性不強的事物，時間統計法可以用邏輯性強的事物來與之抗衡。現在根本沒有邏輯性，於是一切都違背理性了。時間統計法提示柳比歇夫這麼做，柳比歇夫卻偏偏那麼做，似乎存心挑選對自己最不利的、預先沒有估計到的方案去做……
為什麼？……我恍然大悟，根本沒有必要去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這個問題是不合情理的，是愚蠢的。毋須再去探索。到底我總算明白了，這是無法解釋清楚的。這是掘不動、挖不透的花崗岩層。
瞭解一個人——這就是要看到他的矛盾之處。
我明白倒是明白了，就是解釋不清楚。明白和理解可不是一回事。
然而這些矛盾並未削弱他的力量。他對生活、對自己、對科學所作的種種思考並未減少他的積極性。行動的渴望在增長。思維在督促著他。他不怕別人向他詢問：他那不知疲倦的寫作和他那精力充沛的活動，其意義何在。有一點他知道得非常深刻，而且曾多次向別人說起過：誰同現實妥協，誰就是對未來沒有信心。
話又說回來，這一點也並非總能幫他的忙。他根想什麼都不管，什麼不相干的事都不去思索，僅僅從事自己主要的、唯一的老營生。他很想向現實妥協，不去關心現實。可是他無論如何做不到。他被撕成了碎片。他的心靈出現了裂紋。這是很折磨人的。更使他痛苦的是他不知道他是在履行自己的職責呢，還是在違背自己的職責。他是在犧牲自己呢，還是在逃避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