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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抗辯(8) 文 / 約瑟夫·E·珀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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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6日上午,被告們紛紛離開牢房,出庭聽檢察官的辯論總結。他們知道自己前途黯然。他們剛剛得知卡爾-赫爾曼-弗蘭克的命運,在布拉格,傑克遜法官親眼目睹了對他的審判。這個把利迪澤夷為平地並屠殺其平民的弗蘭克,被送上了絞刑架。七十七名被控在馬爾梅迪殺害美軍戰俘的黨衛軍中,四十三人被判處死刑。

    羅伯特-傑克遜利用驅車前往審判室的時間,對講演詞作最後的潤色。與他同車的有他的貼身保鏢莫裡茲-富克斯中土。最近,年輕的富克斯向傑克遜吐透了自己對審判後的希望。戰前,那位中士在珀杜讀工程。但是日復一日在六0號房間聽到揭露出來的一切之後,並且在遇到德國天主教聖徒特裡薩-紐曼之後,富克斯發現花費在製圖桌上的生活前景是沒有吸引力的。他對傑克遜說,他打算從事神職。傑克遜覺得這個年輕軍人的決定令人感動,是對道義覺醒的確認,即他所希望的這個審判將促進這一覺醒大大超越六OO號房間。

    汽車減速,停了下來。當他們一行步入審判大樓時,艾爾絲最後一次檢查傑克遜的容顏儀表。

    這位美國檢察官同他的兒子比爾進行簡短商議,比爾手捧一雄有關文件立在他身後。當勞倫斯爵士宣佈開庭時,羅伯特-傑克遜將第一個發言。在這一重要場合,哈特利-肖克羅斯爵士代替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將接替傑克遜,隨後是奧古斯特-尚普捷,代表法國發言;最後是羅曼-魯登科,代表蘇聯發言。旁聽席和新聞記者區再度擠滿了人。傑克遜開始說,有追溯效力的問題必須及早解決。這樣做未必是為說服法庭,而是要滿足世界輿論的要求。自然,他注意到,被告們「厭惡那項譴責他們的法律不是原件」。官話一句:盜賊不戀絞索之溫』。」傑克遜把他的起訴的賭注押在陰謀說上,宣稱陰謀家們的書面文字和口頭話語不容置疑地證明了這一點。

    他手指沙赫特,沙赫特以他一貫的姿勢坐著,雙腿交叉,兩臂抱胸,扭頭望著他處,那樣子似乎他受到很大愚弄似的。德國工業家沒有被送上法庭受審,傑克遜對此仍耿耿於懷,但有一個沙赫特頂著。「納粹黨攫取政權二十天後,沙赫特宴請希特勒、戈林和大約二十名富商巨賈。」傑克遜指出。他把這位金融家描繪成「一群賊民中的貴族……他不能在社交場合與納粹分子混在一起,但從來不能在政治上與他們相分離……沙赫特總是為在一個他現在故意鄙視的政權中佔有一席之地而鬥爭」。

    唯有戈林遭到更為強烈的抨擊。傲慢而剛愎自用的帝國元帥在傑克遜提到他的次數超過四十次時就沒有再數下去。傑克遜依次指控其他被告:「狂熱的赫斯」,「凱特爾,馴服的工具」,「鄧尼茨,失敗的繼承人」。他指控呆頭呆腦的哲學家為「納粹暴行的清單」平添了「幾許煩惱」。

    阿爾貝特-斯佩爾泰然自若地傾聽著。一個月前傑克遜盤問他時很細心周到,甚至很溫和。講演至此,檢察官還沒有把他列入惡棍名單。突然,傑克遜援引斯佩爾的話語。他說,正如斯佩爾本人作證時所言,「1945年1月以後雙方做出的犧牲都是毫無意義的。」斯佩爾說得很清楚,那個對這些流血喪命的人負責的怪物便是阿道夫-希特勒。不錯,傑克遜是引用了斯佩爾的話,但不是攻擊他。他可以抱宣判無罪的一線希望嗎?

    艾爾絲從莎翁全集裡找到了鮑勃需要的段落。因此,當講演快要結束時,她專心聆聽著。「現在,這些被告要求本庭宣佈,他們並未犯有策劃、執行或同謀罪,犯下上述一長串罪行和惡行,」結語開始了,「他們面對本庭的審判記錄,正如濺滿鮮血的格洛斯特站在被害國王的屍首邊。他乞求寡婦,正如被告乞求本庭一樣:說我沒有殺死他們。』王后答曰:那就說他們還活著,可是他們已經斷氣了呵……』假如你要說這些人是無辜的,那就等於說沒有發生戰爭,沒有大屠殺,沒有滔天罪行!」

    全場靜寂無聲。傑克遜收好講演稿,起身回到檢察官席。尼夫和伯基特法官相互點頭。傑克遜可能在唇槍舌劍的口舌之戰中略遜一籌,但在尋找能吸引大法官注意的措辭上,他們剛剛目睹了大師之作。

    在「老人」餐廳,弗蘭茲-馮-巴本向吉爾伯特抱怨說,傑克遜忽視了他們的辯護詞。這位城府極深的老外交官抱怨道:「我們為什麼一直在這裡坐等了八個月?檢察官還是堅持稱我們是撒謊者和謀殺犯。」

    尤利烏斯-施特賴歇爾朝吉爾伯特走來。他想讓這位心理學家知道,如今他已準備跟猶太人一起為獲得家園而戰。他讀到了巴勒斯坦最近發生暴動的消息。「任何可以投入戰鬥和抵抗的人團結一致手握鋼槍,對這樣的民族我唯有欽敬之極,」他說,「即便希特勒殭屍還魂,他也會承認他們是一個鬥志昂然的種族。我準備加入並幫助他們戰鬥。我不是在開玩笑!猶太人會統治全世界的。要是能幫助引導他們走向勝利,我會很高興的。我研究猶太人很長時間了,以致我認為我也養成了他們的性格。我提一個建議,讓我在紐約麥迪遜廣場花園的集會上發表講演,一定會引起轟動的!」約德爾和羅森堡無意中聽到施特賴歇爾的一席話,不禁笑出聲來。

    施特賴歇爾的短短講演無疑是對這個粗俗的反猶鬥士一生的莫穴嘲弄。每當法蘭克尼的猶太教堂遭到褻瀆,或是猶太教士被逐出家門時,施特賴歇爾作為地方長官,總是讓那些將付之一炬的書籍和手稿首先送交給他。他從中挑出最罕見、最有價值的資料送交《衝鋒隊員》圖書館。這樣,到戰爭結束,這麼多的猶太人學術著作化為灰燼時,這個首要的使猶太人上圈套的人卻從烈火中搶救出一批價值連城的猶太文物。

    漢斯-弗蘭克的律師從傑克遜的辯論總結中搜集到一些他的午餐同伴們都沒有注意的東西。他指出,不管檢察官的譴責如何冷峻無情,他未曾要求判處死刑。

    下午開庭時,勞倫斯法官拜訪了顯貴的工黨成員哈特利-肖克羅斯爵士。肖克羅斯爵士在娓娓動聽的辯論總結上接近傑克遜,他不僅要求判被告有罪,而且還要求統統處以死刑。法國和俄國檢察官在結束發言時也要求處以死刑。

    現在只剩下納粹組織的答辯和被告簡短的最後陳述了。約翰-哈倫-阿門上校領導下的審訊組在完成任務後已經解散。羅伯特-傑克遜感到相當愉快,在他返回美國以便提醒最高法院注意他仍是其中一員時,他把起訴工作移交給托馬斯-多德領導。審判大樓裡,爭辯的氣氛開始讓位於評判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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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米-戈林曾寫信給勞倫斯爵士,請求獲准探視丈夫。勞倫斯附上一紙短箋轉交伯頓-安德勒斯,他寫道:「本庭無異議。」埃米的請求事關監獄的安全,故此事完全取決於上校。她的請求看來不過是人道主義的吶喊,幹嗎不要她來呢?可是出了事,又該怎樣呢?比如說,儘管他採取了一切預防措施,她設法帶給戈林一份越獄計劃,或偷偷塞給他隱藏起來的武器,或者毒藥?要是他弄丟了法庭的捕獲物,孰之過耶?當然不是那位莊嚴的英國法學家的過錯;他伯頓-安德勒斯腦袋就得搬家。就為戈林太太的事,他已讓沃森將軍訓斥了一頓。幾天前,隨軍牧師格雷克少校前往戈林太太的小木屋辦施救的差事,卻讓沃森的反情報人員釘上了梢。安德勒斯作為牧師的上司而當了替罪羔羊。甚至使安德勒斯更加迷惑不解的是,有傳聞說羅伯特-肯普納帶著一大堆在美軍消費部買到的奢侈品去看望埃米。這肯普納是猶太人,當年戈林根據紐倫堡種族法革了他肯普納的職,並將他攆出德國。肯普納對被起訴人的老婆表示同情,是想證明什麼嗎?他覺得詫異。安德勒斯啥也不想證明,唯知忠於職守。他知道一旦失職,後果不堪設想。他已下定決心,拒絕埃米-戈林的請求。

    上校對於他的一部分工作是滿喜歡的。隨著宣判日的臨近,一大批知名人士被吸引到紐倫堡。這使他精神再次振作起來。他們都想在樓座前排有個座位,並到監獄走走。毛姆勳爵是英國主要的法學家,又是小說家薩默塞特-毛姆的兄弟,來到了紐倫堡。世界樂壇上大名鼎鼎的弗吉爾-湯姆森和查爾斯-芒奇也來了。此外還有紐約前市長菲奧雷洛-拉瓜迪亞、女演員麗泰-海華絲和瑪琳-黛德麗。《真理報》的鮑裡斯-波列伏依沖樓座裡的瑪琳-黛德麗賣弄風情,可他根本不認識她。而且,安德勒斯還注意到,眾議員和政府官員訪問紐倫堡的路線安排總是以加米施一帕膛基辛療養地為最後一站。

    法官們打破禁令,破例允許安德勒斯帶幾個嚴加挑選的記者到C區監獄參觀。安德勒斯鋼盔寒光閃爍,腰別短馬鞭,領著記者打開監獄一道道鐵門,穿過一個個崗哨,來到牢室。其中有一個二十四歲的記者,叫安迪-洛根,剛畢業加盟《紐約客》不久,設法給派到紐倫堡與她做檢察官的丈夫在一起。她發現多數牢房犯人沉默寡言,戈林則斷然一言不發,而斯佩爾卻使記者看了迷。他舉手投足之間,嚴然一個樂滋滋的主人,問他們都是哪家報社的,口齒伶俐地回答他們的問題。洛根還以記者的眼光打量著上校,發現此人得其所哉,訪問者們經過牢房時,他不時插話談談安全措施,介紹每個囚徒的歷史。他暫時忘卻了每天折磨他的各種壓力、衝突和競爭。安德勒斯上校,這位紐倫堡的看守人,嶄露了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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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對日,七個被控有罪的納粹組織的答辯開始了。這些組織是:納粹黨領導集團、帝國內閣、黨衛軍、蓋世太保、納粹安全局、衝鋒隊和最高統帥部。正如去年12月份檢察官開始提起公訴時,司法大廈收發室郵件再次氾濫成災。法庭下令在德國各地張貼告示,說明受影響方如何申請出庭作證,得到三十一萬三千人的響應。在這些人員中,有六百零三名受到指控的組織的成員被送到紐倫堡,並被甄選為可能的證人。最後,法庭從中挑出九十人進行取證。他們一遍又一遍地說出同樣的話或表達同樣的感情:「我作為黨衛隊員,人們從未期待我執行不體面的任務,我從末奉命從事犯罪活動。」

    弗朗西斯-比德爾法官在聽取這些組織的案情時,幾乎不能掩飾自己的厭煩之情。他知道檢方的簡單推論:個人陰謀作惡的意圖;個人創建組織以達此目的;因此個人和組織均有罪。比德爾認為,這看起來很對等,卻法理難道。單是認定納粹黨領導集團有罪,就往往自動地給六十萬德國人打上戰犯的烙印。但是像羅森堡這樣的人應受的懲罰與不過是收稅的大區領導應受的懲罰幾乎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對比德爾來說,起訴這些組織不過是鮑勃-傑克遜的正義感過頭的產物。

    這些組織的答辯平淡無奇地一直進行到8月ZO日,當時審判室突然出現了預期的歡快氣氛。新聞席和旁聽席再度擠滿了人。赫爾曼-戈林重返證人席。

    在審理黨衛軍的案子期間,檢察官盤問了一個名叫沃爾弗萊姆-西佛斯的證人,他是日耳曼祖宗遺產學會的負責人。西佛斯談到,他曾與黨衛軍達成一項安排。據此,黨衛軍將殺害「猶太人布爾什維克」人民委員們,並將他們的頭蓋骨送交他進行科學研究。西佛斯在作證過程中暗示,戈林是帝國研究理事會主席。戈林的律師奧托-斯塔馬爾使他的當事人確信,他不得不對他的同謀關係進行反駁。這樣,戈林再次作證。斯塔馬爾問帝國元帥,他是否曾下令對人進行醫學實驗?西蒙德-拉歇大夫在達豪為納粹空軍對人進行醫學實驗,他認識西蒙德-拉歇大夫嗎?戈林是否下令暫停對囚犯進行實驗?作為德國研究理事會主席,他是否下令開展對細菌戰的研究?戈林一概予以否認。

    這天上午帝國元帥來到被告席時,注意到傑克遜法官沒有出庭——這就意味著可能是由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進行盤問。斯塔馬爾放棄證人時,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確實站了起來。他把問題引向對飛行員穿的防寒服進行的實驗上。「你本人是有實戰經驗的飛行員,在上次戰爭的空戰中有過輝煌的戰績。」他這麼開始。由於這種個人興趣,戈林「不記得對集中營的囚犯進行飛行服的實驗,這可能嗎?』戈林說,他戴這麼多帽子,數以千計的命令都是以他的名義簽發的。即便傑克遜先生在辯論總結中指控他「什麼事都插一手」,他也不可能瞭解在第三帝國進行的所有醫學實驗。

    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提出一份文件,裡面包括希姆萊和戈林的副手米爾希。米爾希在一封信中,為西蒙德-拉歇大夫在高空飛行問題的研究工作對希姆萊表示感謝。其中有一項試驗,把一名猶太囚犯置於一個無氧的海拔二萬九千英尺的模擬艙中。被試驗者十三分鐘後死亡。像米爾希這樣高級、關係近的助手都瞭解進行的這些致命的試驗的情況,戈林怎麼可能一無所知呢?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質問道。戈林辯稱,他管轄的事情被劃分成「非常重要」、「重要」和「一般」三個級別。由空軍醫學視察團審查的實驗歸入最低級別,並不送交他過目。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認為,這個回答足以說明罪證確鑿,讓它維持原樣吧。

    俄國檢察官亞歷山大羅夫少將緊隨其後。亞歷山大羅夫拜訪五十三歲的大國軍醫瓦爾特-施萊勃,並要求他談談德國出席1943年在柏林附近舉行的一次醫學會議的情況。施萊勃說,克拉麥大夫在這次會議上討論了在達豪為納粹空軍進行的實驗,尤其是對飛行各項目的保熱性實驗。這些實驗是通過把囚徒扔進冰凍的水裡進行的。亞歷山大羅夫道:「請告訴本庭,戈林被告與這些實驗有什麼關係?」施萊勃答,當時克拉麥大夫向他們解釋說,「戈林下令進行這些實驗,帝國領袖希姆萊很友好地提供用於實驗的人」。當戈林離開被告席時,對他的律師咕噥了幾句。斯塔馬爾敦促進行這場冒險,但戈林輸了。

    8月30日,法庭聽取關於受指控的幾個組織的最後證詞,這是提交國際軍事法庭的最後證據。第二天,每名被告將有十五分鐘的時間作最後陳述。之後,法官們將閉庭討論決定被告們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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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羅來到弗朗西斯-比德爾的辦公室,並問能否與這位美國法官私下談一談。比德爾很讚賞這個蒙大拿人,認為他既有一流的法律頭腦,又有當機立斷的領導膽識。戰爭期間,羅所在航空母艦「西沃尼號」是首批被日本神風飛機擊中起火的航空母艦之一。由於大部分人在救火過程中當場斃命,羅則勇敢地操起救火水管壓住火勢,救出他的部下,在太平洋戰場上,他獲得了八枚戰鬥星章。比德爾十分重視詹姆斯-羅的意見。

    羅說,他們面臨安全問題。夜裡有人朝比德爾的辦公室開槍。這可能是小偷或野心勃勃的記者干的,或者有人代表被告行事的。審判大樓防衛極不嚴密。就在這天上午,羅在語言部裡,發現扔著一次法官秘密會議記錄的法文譯本。他估計,在書記員、翻譯、口譯、打字員、校對員、油印員以及其他技術人員中間,有十四人閱讀僅供法官及其重要助手參考的機密文件。羅接著說:「如果你想知道判決詞的內容如何,就到大飯店的大廳裡坐著聽。」這些洩密必須堵住。一旦法官們最機密的討論內容落人記者之手,法庭工作會受到嚴重損害。

    羅有啥建議呢?比德爾問。羅回答說,除一個俄文口譯外,將所有口譯排除出法官們的秘密會議。比德爾本人可以勝任法語。與此同時,羅想出了一套確保法官們的秘密會議安全無虞的制度。

    兩個月來,法官的助手一直在評估證據和擬定判決書初稿。伯基特,法官席上的筆桿子,完成了最終判決書的初稿。法官們舉行會議審議伯基特五萬字的成果。與此同時,最後一名被告漢斯-弗裡奇還在證人席上作證。他們當即知難而上,著手解決陰謀理論問題。檢方根據1937年11月的霍斯巴赫會議和其他證據,以證明數名被告陰謀發動侵略戰爭。法國法官多納迪厄-德瓦佈雷斯在法庭上從未提過問題,在法官秘密會議上也少言寡語,後來終於直言不諱了。德瓦佈雷斯說,陰謀意味著或多或少平等的幾方的參與。對於那種認為施特賴歇爾、豐克、弗裡克、紹克爾及裡賓特洛甫可與希特勒比肩的說法,被告們首先會笑掉大牙的。這位法國人說,這是荒謬的。咬住荒誕不經的陰謀說不放,往前追溯到過去二十年中發生在一個主權國家的事件,他們對那些詆毀追溯既往審判的批評者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多納迪厄-德瓦佈雷斯告誡說,對這些人作出判決,是根據他們所做的事情,而不是根據他們據說計劃要做的事情。把陰謀說扔到一邊去吧。

    但是,勞倫斯爵士表示反對。法庭章程第六條有專門的陰謀罪一款,他們是受章程約束的。

    比德爾對首席法官說話,就像教授對天資愚鈍的小學生訓話似的。是因為章程有某一罪之說,他們就必須說犯有此罪嗎?難道他們就不能說陰謀指控「未得到證實」嗎?有罪總是要判罪的,是因為犯罪而被判罪。企圖確定1919年在某個慕尼黑啤酒館已發生一起征服世界的陰謀,這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他們應當把陰謀指控局限於1937年以後發生的事件,比德爾堅持說。多納迪厄-德瓦佈雷斯不同意。他說,要是他們接受領袖原則即是對領袖的不容變通的服從這一說法,那麼真正意義上的共謀說在1937年之前或其後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他主張拋棄陰謀說。

    諾曼-伯基特爵士激動得來回踱步。他說,他原先也不喜歡陰謀指控。但是隨著審判的展開,他終於看到傑克遜在很大程度上是客觀的。倘若個別人只為其個別人行為被判罪,那麼,本次審判的水平就絕不會超脫普通的刑事訴訟。他們意欲奉獻世人的,乃是對一個蓄意發動戰爭的政權進行譴責。拋棄陰謀說,將使本次審判失去其道義上的雄厚與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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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5日星期天,倫敦《快報》上出現大字標題:「戈林與其同夥在牢房裡都說些什麼?」下面的小標題是:「希特勒的食慾乃萬禍之源」、當裡賓特洛甫想要一枚勳章時」、「希特勒因何延遲娶妻?」《快報》的消息來自道格拉斯-凱利大夫,被稱為「在紐倫堡審判中的主要精神病醫生」。該文援引了戈林、赫斯和裡賓特洛甫的談話,吐露出當時尚未揭示的第三帝國內幕機密及紐倫堡監獄的秘密。安德勒斯上校拿著這張剪報,就像手裡捏著一件受污染的物品。他如此仰慕的人,傑弗裡-勞倫斯爵士,將剪報送交他,並附有一張手書,曰:「上校,我們不應該再看到這種報導。」

    安德勒斯將剪報一把扔給古斯塔夫-吉爾伯特,責問這是怎麼回事。吉爾伯特回答說,他對凱利報導的來源一無所知。上校問:吉爾伯特是否知道,他這位精神病醫師朋友回到美國作巡迴講演批評這次審判?安德勒斯打算調查此事,希望吉爾伯特予以合作。

    對吉爾伯特來說,甚至更為令人震驚的消息來得還要早些。既然凱利似乎已在單獨干了,吉爾伯特開始把他作為犯罪心理學家所做的訪監記錄融進自己的書裡,書名暫定《紐倫堡日記》。他聘請一個書商,而書商則與出版商法拉、斯特勞斯商洽了一份合同。前不久,書商打電報給吉爾伯特,說凱利正在跟西蒙和舒斯特談判。這事兒變成一場賽跑,凱利處於較好的位置。他已回到美國,完成了他打算進行的一切研究工作,而吉爾伯特還在三千五百英里之外做訪監活動。法拉、斯特勞斯通知吉爾伯特說,他們無法在1947年3月以前出版他的書。吉爾伯特手裡握有的王牌是一部完成一半的手稿。他把手稿交給一個回美國的朋友,並要他將手稿轉變化的書商。他是想表明,他已遠遠走在對手前面,西蒙和舒斯特試圖壓倒古斯塔夫-吉爾伯特將是一個錯誤。

    安德勒斯上校向勞倫斯爵士提交了一份報告,解釋說2月7日凱利少校離開紐倫堡時,「就已蒙上一層陰影,因為人們已產生這種印象,即他把他所有的專業職務從屬於一項為達到個人利益面搜集資料以求發表這一工作」。為達此目標,「他竟然濫用了法庭的部分官方檔案」。

    當然,上校同古斯塔夫-吉爾伯特也從未輕鬆自在地相處過。前不久,軍團指派W-H-鄧思中校來做監獄的精神病醫師,安德勒斯寫了一張字條給傑克遜法官,說吉爾伯特對保安局不再有用了。只要傑克遜堅持,他會把他留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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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31日,星期六開庭,在宣佈判決前,被告們將作最後陳述。前一天晚上,多數被告在會客室裡與他們的律師進行臨戰前的交換意見。赫斯卻留在牢房裡給妻子寫信。「你多半肯定從收音機裡收聽到,」他在信中寫道,「又發生了一個奇跡』:我已完全恢復了理智。或者他們可能告訴你,我發了瘋或急固執』病。我希望你看到這一切的幽默之處。卡爾(豪斯霍費爾)曾經寫道,為了成就千秋功業,人們必須能夠承受那種一度被本國同胞視為奸逆的壓力。我要補充一點,或者被視為發瘋,…我將以接受判決書時同樣的沉著冷靜二…面對命運。」

    在監獄區的最盡頭,十七號牢房,斯佩爾得出結論說,誠實將證明畢竟是最好的辯護。他越是承認自己受了希特勒的誘惑、他的才華濫用於效勞納粹主義的事實,他就越容易低頭認罪並棄惡從善。這一事實不僅使他擺脫掉自我欺騙的包袱,而且使他豁然開朗,看到了個人命運之外的廣闊世界。他掌握的一度應用於使工廠生產更多的坦克的同一技術,如今他用來預測原子時代的人類生存條件。這就是他在那十五分鐘的使命——不是為斯佩爾免於喪命,而是為人類邁入新世界指明一條希望之路。

    閒聊幾句後,約德爾把一封給妻子的信交給他的律師弗朗茲-埃克斯納。因為他偶然能在法庭上看到露易絲,約德爾被認為是最幸運的被告之一。但是,讓妻子親眼目睹他蒙受恥辱的情景,也加劇了他的痛苦。他是一個慌張而手足無措的人,但骨子裡是他使人捉摸不透的鎮定自若。約德爾真不明白自己何以入庭受審。「我無法擺脫自己遭遇不公的信念。」他對妻子寫道。再者,如果發生最糟糕的事情,「死亡將不會降臨到一個心靈破碎而悔恨不已的受害者,而是降臨到一個高傲的、可以冷冷地直瞪他一眼的人……但是,在我心魂深處,我不相信這將是對我的判決」。他看著埃克斯納拿著信消失了,心裡懷著希望,不管會是多麼痛苦,第二天他講話時,露易絲會出現在法庭上的。

    新聞界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雲集紐倫堡,其中有約瑟夫-艾爾索普、沃爾特-李普曼、哈羅德-尼科爾森以及麗貝卡-韋斯特。弗朗西斯-比德爾很高興韋斯特又回到城裡。在她7月份的紐倫堡之行期間,他便盯上了這位記者並取得了成功。他們一起離開,去了布拉格四天。現在,由於韋斯特又回來寫審判結局的報導,她便成了他在康拉蒂別墅的常客。在被告作最後陳述的前一天晚上,比德爾為韋斯特舉行一次雞尾酒會。客人們不無驚訝地發現,這個時而行文如詩,時而筆墨尖刻的女人身材不高,衣衫不整。而且,人們像環繞蜂王的蜜蜂一樣圍著她轉,聽她三言兩語歪評被告。她稱施特賴歇爾為「清醒而明智的德國早應將他送往精神病院的人」;戈林嘛,「脾氣好的時候好像老鴇子」。她喜歡傑弗裡-勞倫斯爵士,他「牢騷不絕的嘴,清脆的聲音,卻殺人不見血」。

    韋斯特回到比德爾的客房後,草草寫下對她的紐倫堡主人這個小天地的筆記。英國人提醒她注意基普靈斯克附近某個「殖民山站』」的生活,那裡的人民因害怕變得土裡土氣而堅持傳統的行為舉止和服飾衣著。至於美國人,她寫道:「就像紐約電話公司的全體職員被送往一個諸如俄亥俄州托萊多那樣的城鎮。由於一些令人憂傷的視察,城鎮被剝奪了她的舒適愜意,而他們卻不得不在那兒住上十個月,在這期間,根據他們不許與托菜多本地人交往…、的條令,他們都有各自特殊的理由想要做些別的事情。」』

    被告將根據其被起訴的順序,出庭作最後陳述。當戈林走到被告席中間時,看守把懸掛在支架上的麥克風放到他面前。他確實沒有讓那些最終勉強欽佩他的好戰的堅韌性的人們感到失望。這是進行審判的一個不當的借口,戈林開始說:「當被告支持檢察官的意見時,被告的陳述即被作為真實的而加以接受;當他們駁斥指控對,他們的陳述即被作為偽證來對待。」為什麼他在被告席上被當作一個普通的刑事犯對待?就讓他的法官們丟掉幻想吧。「鑒於地球上最強大的三個國家同其他國家一起反對我們,我們終於被擁有巨大優勢的敵人征服」。公正同這場審判毫無關係。

    赫斯第二個發言。他問首席法官,「由於健康狀況」他是否可以坐著發言。赫斯用他在蘇格蘭的年歲裡所使用的尖聲音說:「在我受監禁期間,我周圍的人對待我的態度促使我得出結論,這些人多少是在不正常的精神狀態下行事的……一些新來的替換那些撤換下去的人目光很奇怪。他們目光呆滯,如在夢中。」法官們相互之間不安地瞥了一眼,赫斯的律師塞德爾看起來好像想要銷聲匿跡。赫斯繼續說:「1942年春天,一位客人來看我…這位客人也是這種奇怪的眼神。」突然,赫斯話鋒轉到1938年莫斯科轟動一時的審判。「人們的印象是,通過一種迄今不為人知的手段,這些被告被弄得置於一種不正常的心理狀態中……」戈林用手肘碰了赫斯一下,叫他別說了。「住口!」赫斯大叫一聲。勞倫斯爵士提醒這位被告,他已超過十五分鐘。末了,赫斯說:「我很高興,我一生的許多年來,都是在我國人民哺育的千年驕子手下的工作中度過的。」他雙臂抱胸,身子向後坐,下巴向上抽動。

    艾雷-尼夫少校從旁聽樓座裡觀看著。自他宣讀這些人的起訴書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在估量著這些人。有的人逐漸成熟了,有的人則沒有。下一個被告裡賓特洛甫就屬於後一種人。這位前外交部長說,德國之所為也,正是英國在其帝國羽翼下席捲全球五分之一的土地上之所為,正是盤踞新大陸的美國之所為,正是俄國將其統治從歐洲擴張到亞洲之所為。當裡賓特洛甫作完陳述坐回椅子時,仍然流露著一絲他昔日的傲慢之態。

    作為一名軍人,尼夫對凱特爾濫用戰士的榮譽律條感到驚訝。但尼夫相信,凱特爾是一個逐漸成熟起來的人。今天,他在這個人的身上看到了安詳和平。凱特爾對法庭說,他的悲劇是「我作為一名戰士所必須獻出的美德服從與忠誠,被用於達到當時所不可能認識到的目的……而且我不懂得甚至一名戰士在履行職責時也有一個限度的規定。這就是我的命運。」

    弗蘭克在早些時候作證時,以其對納粹主義的猛烈譴責而打動了法庭。今天,他開始了:「在這個證人席上,我曾經說過,由於希特勒進行的這場戰爭,千年易逝而對我國人民犯下的罪責難洗。」這筆債「已經完全一掃而光」。這筆債由於「俄國人、波蘭人和捷克人對德國人犯下的和正在犯的」大規模罪行而被一筆勾銷。弗蘭克宣佈撤回。在最後一刻,一個原本可能幫助德國拋棄過去的破壞性神話的人,反而非要毒化未來不可。

    瓦爾特-豐克流了淚,詐稱自己跟銀行出納員相差無幾。紹克爾敘述了與他被指控剝削的徵募工人一起過聖誕節的情景。約德爾以「抵抗運動分子採取一切他們認為得策的手段」為德國的報復行動辯護。塞斯一英誇持把他的時間用於開列一份他引入荷蘭的健康、保險和嬰兒福利方案的詳細清單。比德爾法官在文件邊角上寫道:「我總是被如此多的被告顯而易見的誠懇和充滿激情的理想主義所打動!可這是什麼樣的理想可!」

    斯佩爾穩健而充滿自信的聲音使審判室不得不保持沉靜。希特勒將在歷史上佔有什麼樣的地位?他問道。「經過這次審判,德國人民將把他作為不幸之源而譴責他,鄙視他的獨裁統治呢?「德國人民將從所發生的一切中吸取教訓,不僅更憎恨獨裁統治而且要害怕它。」一個像德國這樣先進、有文化而精明老練的國家何以墜入希特勒惡魔般的統治之下?答案在於現代通訊手段,斯佩爾解釋說,如電台、電話、打字電報機。領導人再也不必把權力下放到遙遠的行使獨立判斷的屬下了。有了現代通訊技術,希特勒之流就可以通過傀儡進行直接的個人統治。「因此,技術愈是發達,人類社會就愈需要更多的個人自由和自治」。

    許久以來,尼夫一直在反覆捉摸斯佩爾與紹克爾之罪孰大孰小的問題。在他的心目中,在希特勒的宮廷裡誰是上級誰是下級是不可能紊亂不清的。在今天的最後答辯中,正如對審判中的所有問題一樣,紹克爾總是悲哀憂鬱的。但是,尼夫真想知道,法庭將立足於什麼來判決他們各自的罪行:是立足於實質還是作風,是立足於階級偏見還是鐵的證據?

    「無線電制導的火箭,接近音速的飛機,潛艦,可以自動跟蹤目標的魚雷,原子彈以及化學戰的可怕前景,為這場戰爭畫上了終止符,」斯佩爾接著說,「在五到十年內,這種戰爭將有可能以不可思議的精確度發射洲際火箭。通過原子分裂,一枚或許由十個人操縱的火箭可以在瞬息之間將紐約城的百萬人口化為灰燼……一場新的大規模戰爭將以人類文化與文明的毀滅而告終。這就是這場審判必須有助於防止未來的這類戰爭的原因所在……一個堅信未來的民族將永不會毀滅。願上帝保佑德國,保佑西方的文化。」

    全場鴉雀無聲。尼夫意識到,觀眾傾聽斯佩爾的講話,不是把他作為一個乞求饒命的人,而是作為一個有金玉良言要告訴他們的人,一個陷入罪惡淵我而得以贖罪的有遠見卓識的人。他們聽到了想要聽的,甚至聽到更多:希特勒將為後人所鄙視,民主必將戰勝暴政,地球上的生命已經變得更加危險。注意吸取這一有歷史意義的法庭的教訓,就可以使人類從原子時代自殺性侵略中拯救出來。從此,斯佩爾將可能以其作為人類一員的情感,而非作為納粹分子犯下的罪行而為世人所記住。尼夫注意到,斯佩爾隻字未提他本人或他的罪行。

    漢斯-弗裡奇結束了被告們的陳述。勞倫斯爵士宣佈休庭。聽取了九十四個證人證詞的最後一個證詞,四千多份文件的最後一份文件列為證據。被告們下次魚貫而入六OO號房間時,將會瞭解到他們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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