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搶救 文 / 李敖
五個小時以後，平山周回到公使館告訴梁啟超，他說他直送譚嗣同到會館，會館附近已經有形跡可疑的人。平山周認為，他再去想想辦法，看看能不能勸勸譚嗣同。他走出房門，去找林權助。
「我剛才送譚嗣同回會館，他已決心一死。」平山周對他的公使說，「但我聽他與梁啟超剛才的談話，感到其中也許有點隱情，例如他跟大刀王五他們的關係，他好像就不願多說。另外在他談話之間，他一再技巧的強調行者與死者都有必要，都不可少，一再站在梁啟超應該逃走的立場講話，我可以看出來，他一再強調的目的之一是使梁啟超不感到內疚、不安或難為情。他譚嗣同，真正是大大的俠骨柔情人物，膽大心細，臨危不亂。這樣的支那人才、這樣的白白送了命，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我們還是要想想辦法。」林權助點著頭，兩眼望著窗外。他把右手的五指抵住左手的，兩隻食指對敲著。「問題的關鍵是使譚嗣同所堅持的尋死的理由不能成立，這樣才能勸得他逃。照你所說，你感到譚嗣同跟梁啟超的談話裡也許有點隱情，我想這是關鍵。這些隱情也許構成譚嗣同不肯逃走的原因，如果這些原因能解決，也許他會回心轉意。」
平山周點點頭。
林權助問：「譚嗣同向梁啟超說他不逃的原因是什麼？」
「他說了兩個理由，一個理由是各國變法都要流血，他願意流這個血，用他的血，來振奮人心，以利於變法的宣傳；另一個理由倒很怪，他說他本來決定不了救中國到底走革命的路好呢，還是走改良的路好，只是比較傾向革命。後來碰到了康梁，他才走改良的路，一起搞變法，這次變法結果，他願意用一死來證明改良的路行不通，大家今後死心塌地的走革命的路。」
「這倒怪了，我只聽說人活著騎牆，從沒聽說人死著騎牆。」林權助露出日本政客的好笑。
「譚嗣同是英雄豪傑，哪裡是騎牆的人？並且人活著騎牆是為了佔便宜；人死了，還有什麼便宜好占？如果情況是被逼得非死不可，一個人在死前、在無從選擇的時候，也許會如你所說，多抓幾個漂亮的死的理由，而有騎牆的可能。但譚嗣同明明有選擇權，他明明可以不死，而他決心要死，顯然其中有他真正信仰的理由。」
「我真希望知道那是什麼，支那人太難瞭解了。我在國內，他們說我是支那通，但碰到譚嗣同這種支那人，我簡直想不通他。」
「一般來說，甘心殉死的人，頭腦都比較單純，信仰也比較單純，因為單純，容易有勇氣，不會三心兩意。但譚嗣同完全不同，他複雜，複雜得令人難以全面瞭解。他能這樣複雜的殉難，尤其看出他的功夫，真不可思議。」
「我們能做的，還是盡量做吧。」林權助歎了口氣，「伊籐公也表示了這些中國青年是中國的靈魂，我們該救他們，伊籐公的看法是不能不重視的，伊籐公最有眼光。純粹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場，我只是代理公使，我實在也不敢拿這麼大的主意，幸虧伊籐公在北京，他肯定表示該救他們，我才放了心。現在的辦法是，你多約幾位你們的弟兄，再去會館一齊去勸譚嗣同，你可以技巧的用到伊籐公的名義，說是我轉達的。伊籐公盼望譚先生以大局為重，還是先到日本，徐圖大舉為上策。日本政府礙於官方立場，不能主動邀譚先生，只能轉告伊籐公的好意，請譚先生三思。並且由你們幾位日本弟兄一齊登門請他去日本，這樣一來，自然也和他自己請求政治庇護情形不一樣。譚的自尊心很強，用以上的方法，也許比較有效。總之。我能做的，一定全做，並且也願意做，但是太明顯太主動的表露日本官方的立場，以我的身份辦不到，並且譚嗣同也不會接受。站在我私人的立場是，對這些中國青年，我極為同情、敬佩，也願意幫助他們；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場，日本政府不能放棄燒冷灶的機會，只要不明顯的違反外交慣例，日本政府一定暗中支持支那的第二勢力第三勢力，這也是我們外交比西方人高明的地方。會燒冷灶，是支那人的手法，日本人學得會，可是現實的英美人學不會。好了，就這麼辦，你說好不好？」
平山周說：「好主意，等一下弟兄們就到使館來，我就約他們去一趟。政治，我們不懂，我們只知道到中國來幫助這些有理想有勇氣的人。」
「你們的背景，我想我知道。」林權助盯著平山周，「到中國來，像你們這樣比較單純的日本人，太少了。但你們來了，我就不能不告訴你們，在大家眼中，你們一定有後台，後台是誰，是玄洋社？是黑龍會？是軍部？是資本家？大家都心裡有數，支那人也心裡有數。」
「但我們什麼都不是。」
「我想我知道你們什麼都不是，但是大家不知道，支那人也不知道。一般說來，你們這種類型的人，不在日本好好過。卻跑到中國來，來幹什麼？於是就有兩派看法，一派看法是，你們是日本極端國權主義分子，你們形式上屬於黑社會，但黑社會真正的後台是日本軍部，所以你們是日本軍部擴張領土政策的尖兵，你們以在野身份，拉攏支那在野勢力，做下伏筆；另一派看法是，你們是日本民權主義右翼分子，後台老闆是日本新興的產業資本家，想擴充勢力、強化代議制度、減弱藩閥政府的獨裁政治，先到中國來，做下伏筆，以備將來挾中國以自重，並且掌握中國市場。」
「我說過，我們什麼都不是。」平山周否認。
「我說過，這點我想我知道。我瞭解你們，所以我說，到中國來，像你們這樣比較單純的日本人，太少了。」
「那你瞭解我們到底是什麼？」
「你要聽嗎？我開玩笑不生氣嗎？」
「要聽，不生氣。」
「你們是一種狂熱分子。你們在家裡坐不住，所以跑到外面，老是幫別人興風作浪。你們有一種搗亂狂，老是想推翻頭頂上的一切。日本政府太穩了，你們推不翻，所以跑到中國來搗亂。」「你們日本政府的代表，在中國不也興風作浪嗎？」「完全不一樣。你們興風作浪，至少外形上，要講理想、講義氣、講良知、講交情、講朋友，你們是幫助弱者打強者。我們卻沒這麼笨。我們公開幫助強者、暗中幫助弱者，取得跟強者討價還價的餘地。有一天，價錢好，我們可以把弱者賣給強者；或者價錢不好，扶植弱者推翻強者，或使弱者割據一方。在整個的作業過程中，沒有任何理想人氣、良知、朋友，有的只是日本帝國的利益。我們做的，是真正對日本有利的事：你們卻是胡鬧。你們希望中國強，中國強了，對日本沒有好處。」
「照你們這樣發展下去，只要日本強，哪管中國弱，從長遠看，中國弱就是日本的弱，你別忘了都是亞洲人都是黃種人這個事實。將來世界一定朝這樣發展。」
「是日本外交家，不是日本預言家，也不是日本道德家）一百年以後的事，我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和你們感興趣的不一樣。」
「但現在你和我們一樣，對救這些中國弱者感興趣。甚至你還幫助我們。」
「幫助你們？還是你們幫助我們，你們難道還看不出來，你們代日本政府做了日本政府不便做、也做不到的事。」
「我們不給政府利用。」
「那是你們的想法、天真的想法。只可惜你們逃不掉被利用的命運，也許你們不知道。但事實總是：你們無形中在被日本政府利用，或被極端國權主義分子軍部利用，或被民權主義右翼分子財閥利用，甚至，最慘的，被支那人利用。」
「你以為我們是傻瓜，我們這麼容易給人利用？」
「你們是不是傻瓜，要看你們走的是哪條路。你們至少在外形上，要講理想、講義氣、講良知、講交情、講朋友，幫助弱者打強者，在外表上，你們是走上這條路，這就是傻瓜之路、這就注定了你們被利用的命運。你們在這條路上的努力、成了，成果的得利者不是你們；敗了，別人都不負責任，你們被人上墳掃墓。上墳回來，還笑你們是傻瓜。」
「你的意思是我們的路走錯了？」
「看你用哪一種觀點來看。大體說來，你們走的路是俠客的路，從這個觀點來看，你們的成敗觀根本和世俗不一樣，別人以為你們被利用，你們卻冷笑三聲，為什麼？你們的人生觀是疏財仗義排難解紛，你們根本志不在世俗所爭的功業、權勢、名位與財富。所以，當你們沒得到這些而被別人得到，世俗認為你們是傻瓜，你們卻冷笑三聲，世俗認為你們是失，而你們卻怕然自得。所以，從你們俠客的觀點看，你們走對了路。可是，天呵！誰能瞭解呢？俠客哲學、俠客人生觀，這是九世紀中國唐朝的小說帶給我們日本的，現在是十九世紀。你們太古典了。」
「你笑我們太落伍了？」
「也不一定。古典可能轉生為未來，只是古典不能轉生為現代，你們的行為，不是歷史就是未來，但不是現代。」
「也許你說得對，我們不現代。我們若現代，我們也不會同譚嗣同交上朋友。他們也不現代。他們是古典的中國武士道，他們用古典給中國創造未來。」
「古典的中國武士道，你說得很對。武士道就是我們大和魂，伊籐公說他們是中國的靈魂，中國魂就是古典的中國武士道。中國不是沒有武士道，但中國的武上道的發展太偏向一坐車招眼，我們得快走了。」
「我送各位下樓。」林權助一邊說，一邊帶上門，陪他們走下樓，「我把最後的一一段說完。剛才我說中國的武士道有兩個大類，這兩個大類一類是專諸型，一類是荊軻型，專諸型的俠客為私人的小目標賣命；荊軻型的俠客卻為國家的大目標獻身。這兩個人都被司馬遷記載在《史記》裡，並且放在刺客列傳一章裡。司馬遷是最能欣賞俠客的，可惜他沒能指出他們獻身的大目標和小目標有多大的不同，中國人也不注意，中國武士道的發展竟愈發展愈窄愈小，這是中國的不幸。你們各位這回同中國的靈魂接觸，如在他們身上看到古典的中國武士道，並且看到為大目標獻身的一面，大家肝膽相照，這就是你們各位最大的收穫啊！」
到了門口，平山周說：「多謝公使指教，請公使上樓時，代為轉告梁啟超，告訴他我們趕去會館勸譚嗣同了。」
林權助說：「自然，我一定轉告。梁啟超是廣東人，也許吃不慣北方的菜，我已叫廚子給他做牛脯堡，他在這邊，一切由我照應，請放心就是。」
走在路上，平山周詳細說明了剛才同林權助的談話。可兒長問，林權助說什麼專諸荊軻，是什麼人，平山周說：「他們是中國的俠客，都是兩千年前的人。專諸是吳國的一個孝子，喜歡打架打抱不平，打起架來誰也勸不住，只有他母親來喊一句，他就不敢打了。那時候吳國的公子光跟他堂兄弟王僚爭權，想找刺客殺他堂兄弟，就由伍子胥介紹，認識了專諸。公子光常到專諸家去問候他母親，並且送米送酒送禮物，一再照顧。這樣過了四年。一天，專諸向公子光說，我是一個粗人，而你這樣看得起我，士為知己者死，有什麼需要我的地方，請你但白說。公子光就說，我想請你行刺我的堂兄弟王僚。專諸說可以，只是我母親還在世，目前恐怕不行。公子光說，我也知道你有這個困難，可是我實在找不出比你更合適的人來幫我忙。萬一你因行刺出了意外，你的母親就是我的母親、你的兒子就是我的兒子。專諸說，好。但是王僚那邊警衛很嚴，怎麼接近行刺呢？公子光說，我堂兄弟有一個弱點，就是喜歡吃烤魚，如果你烤魚做得好，就有機會殺他。於是專諸就去太湖邊，專門學做烤魚，變成了專家。等了很久，公子光認為時機成熟了，就交給專諸一把最有名的小匕首，這匕首叫魚腸劍，一句話也沒說。專諸明白他的意思，說這種關頭，我不敢自己做主，還是告訴母親一聲，再給你回話。於是回家，一到家，見了母親，就哭了起來。他母親看出了真相，就說公子光待我們這麼好，應該為他賣命，你不要惦記我，現在我要喝水，你到河裡打一點水來。專諸就去打水，等打水回來，發現母親竟上吊死了。於是專諸專心為公子光賣命，公子光叫他做烤魚給王僚，王僚警衛森嚴，怕他做手腳，限定他脫光衣服上菜，結果他把魚腸劍藏在烤魚裡，還是刺死了王僚，他自己也當場被王僚的警衛砍死。剛才林權助說專諸型的中國武士道為私人的小目標，認為太沒意義，就是指這個故事。」
「聽你說這故事，我倒覺得專諸的母親比專諸更武士道。她的死，意義比專諸重得多，專諸是直接對公子光做了士為知己者死的報答，他只完成了這麼一個目的；但他母親，卻不但完成了這個目的，還完成了更高的目的。」
「你所謂更高的目的是——」
「第一、她為了使兒子完成一個目的，竟然用一死，並且先死，給兒子看，使兒子不再為矛盾所苦，沒有牽掛，堅定決心，去完成那個目的。第二、在行動上，她不能同兒子一起去完成這個目的，也不需要她參加，但她一死，為這個目的而先死，雖沒參加，等於參加，使她兒子知道行動時一點也不孤單；她的贊同兒子的行為，一點也不是空口叫別人去幹，她自己先走一步給兒子看。第三、她兒子去行刺，事實上不一定必死，事成不成未可知，人死不死也未可知，並非沒有生的機會，但是這位母親卻先把自己推到毫無餘地、毫無僥倖的地步，更顯出她精神的崇高。」
可兒長說完了，轉過頭，問桃太郎有什麼意見，桃大郎想了一下，最後說：
「你說的我認為都成立。另外最令我注意的是這位母親死的手法，她說得很少，你指出這三點，都是事實，但都是留給人解說、她自己不做任何解說。但她也不完全不說話，她告訴專諸，說該為公子光而死，這是個重點，必須交代得清清楚楚，她不交代清楚就死，會使兒子有疑慮。重點交代以後；她就不再用任何拖泥帶水的方式、畫蛇添足的方式來訣別、來預告。來暗示，而一死了之。她死得真是灑脫之至！我覺得她是大俠客，高不可攀，太高了。」
「還有一個高的，」平山周接過來，「那就是林權助說的中國武士道另一個型——荊軻型。荊軻的時間比專諸晚，是在秦國將要滅亡六國前，燕國太子丹想用刺客要脅或刺殺秦始皇的辦法，來兔於亡國。於是太子丹去拜訪一位老俠客，叫田光，請田光執行這個行刺計劃。田光說千里馬年輕的時候，一天可跑千里，可是老了以後，一匹差勁的普通的馬都可以趕過它，你太子丹聽說的我、仰慕的我，其實是年輕時代的我，現在我老了，沒辦法執行這個計劃了，但我有個朋友叫荊軻，他可以擔任。太子丹於是請田光去找荊軻，並囑咐田光不要向其他人洩漏這個計劃。田光見到荊軻，得到荊軻同意後，就叫荊軻直接跟太子丹接洽，他自己就自殺了。田光的死，也像專諸的母親一樣，死得很高，第一、士為知已者死，太子丹求他幫忙，他願意獻身救國，可是太老了，行刺計劃他答應下來，死的自然該是他本人，他認為理論上他該死；第二、他請荊軻替他，是叫荊軻去玩命，叫朋友到秦國冒險送命，自己卻在燕國，他認為說不過去，情誼上他該死；第三、荊柯去行刺，死不死還有待最後確定，但田光自己：卻先示荊軻以他不等待任何生機，以給荊軻激勵，效果上他該死。這三點，他的手法和專諸的母親都很像。不同的是他告訴荊軻他要自殺，自殺的理由是他故意強調了的，他說他是長者，長者的行為是不容別人懷疑的，太子丹囑咐他不要向其他人洩漏，他願一死來配合這一點，這顯然是不使荊軻為難。荊軻也高，他居然不勸田光也不攔田光，他知道像田光這樣壯烈的性格，用先自殺來給這件行刺計劃做一道序幕，是很自然的事。他要勸田光攔田光，反倒遠了、俗了。荊軻後來去行刺，失敗了，他是笑著死的。他從燕國出發前，大家就感到成功的希望不多。太子丹和知道這個機密計劃的人，都在易水河邊，穿白衣戴白帽送他，唱的歌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大家的心情，由這首歌就看出來。
「這兩個刺客故事，最動人的部分都不在行刺本身，而是兩個自殺的老人，這兩個人有一個共同的特色，桃太郎，你看是什麼？」
「是老。」
「老是一般現象，不能算特色。」
「自殺是特色的結果，也不能算特色。」
「那是什麼？」
「共同特色是『可以不必死，但他卻要死』。他們的最大最偉大的品格，就表現在這裡。你注意到了嗎？他們若不死，並不算錯；可是死了，卻突然顯得更對。他們若不死，並不少什麼；可是死氏卻突然顯得更充實。我的意思，不知道這樣說能不能說清楚，甚至可能還有點矛盾。但我真的感覺到，他們不這樣做，並不低；這樣做，就更高。不這樣做，並不渺小；這樣做，就更崇高、偉大。」
「我感覺到你的感覺。」
「英雄與凡人的分野就在這裡，你感覺到的，是一個英雄與凡人的基本問題。」
「這不只是英雄與凡人的基本問題，這不只是英雄，這是聖者的英雄境界，這是聖雄。」
「你談到聖者，使我想起蘇格拉底。蘇格拉底按照當時的法律，根本可以不死。因為按照當時的法律，由原告和被告分別提出罰的方法，而由法官選擇一種。當時原告方面是新當政者支持的群眾，提出的罰法是死刑；蘇格拉底如果請求憐憫，他們可以赦免他，但他不屑於這樣，他願意一死，所以他在被告提出的罰法方面，只肯出三十個小錢，數小得叫法官生氣，所以被判喝毒藥。後來他的朋友買通了每一個獄卒，他可以越獄，可是他不肯逃，甘心一死。最後他死得是那麼從容，他喝下毒藥，還告訴圍在身邊大哭的學生們要安靜，因為『男人要安靜的死』。蘇格拉底是聖者，但死得這麼英雄，是聖雄。我覺得專諸的母親和田光都是聖雄。」
「專諸的母親是一位平凡的老人家，照你說來，平凡的人也可以成聖成聖雄？」
「當然。平凡人成聖成聖雄的時候，更來得難能可貴。像專諸的母親，她的一輩子歷史，我們什麼也不知道，我們知道的，就是她的死，她死得真好。她一輩子平凡又平凡，她的一切，都化龍點睛在一個死上面，為成全兒子而死，甚至平凡得沒有名字留下來，她的名字也跟兒子連在一起，她叫——『專諸的母親』。」
他們到達會館的時候，譚嗣同不在，門房說譚先生一小時以前出去了，一個人走的，沒說去哪裡，也沒說什麼時候回來，手裡也沒拿什麼東西。等了一陣，只好留下「有急事，回來時務請跟我們聯絡」的條子，離開會館。他們決定留條子而不留下人等他，有一個好處，就是譚嗣同一回來，立刻可以離開會館去找他們，這樣也減少了他待在會館的時間——會館太不安全了。
四個人口到了日本公使館，天已經很晚了。林權助不在，他們去看了梁啟超，談話間，使館的一個日本職員走進來，說英國大使館來消息，張蔭桓家昨天來了十多個人，說抓康有為，卻抓錯了人，抓了一個姓戚的，證明了情況已經非常惡化。張蔭桓與康有為是同鄉，同情維新，但他不算康派，他自己是總署大臣，等於是外交部長，他的官做得已經很大，不需要另外跟這些新人結盟。他做過到美國、西班牙、秘魯的欽差大臣，又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六十歲慶典的中國代表，他不贊成李鴻章的過分親俄政策，使李鴻章對他不滿；他跟光緒皇帝比較近，他見光緒，時間往往超過規定，引起西太后對他的猜忌。他是當時政府中最清楚外交的一個人，在外國住過，知道外國民情風俗，也知道中國必須現代化，才有前途。在康有為變法前一年，他就找人編成了《西學富強叢書》八十多種，以引起中國人注意。在變法這年春天，德國親王來，在禮節方面，他主張清朝政府要合乎鞠躬握手等國際禮節，守舊大臣反對，可是光緒支持他。他的種種作風，使人認為康有為的變法和他是一氣。八月五日是伊籐博文見光緒，由他帶進宮，他照國際禮節，跟伊籐博文握手，挽伊籐上殿，被西太后在簾子後面看到，認為他勾結伊籐博文，那麼親熱就是證據！所以這次大風波，他也被捲在裡面。
夜深以後，瀏陽會館那邊沒有一點消息。大家決定明天清早再去看看。
八月九日．西曆是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城是一個陰天，平山週一夜沒睡好，索性早點起來，五點鐘他就叫醒了他們，穿好去外城。他們走進客廳，準備從容廳走出去，在客廳裡，看到梁啟超，一看那樣子，就知道是一夜沒睡。梁啟超從懷裡拿出三張寫好的信，一個信封，交給平山周。
「我不能親自勸他來，只好再寫一封信，盡我最後的努力。信裡面反覆說明昨天他以趙氏孤兒的例子，來做他不走的理由，是很難成立的，麻煩你們看一下，轉給他。譚嗣同是湖南人，湖南人外號是驢，有股驢脾氣，很難聽人勸，同湖南人辦事，你最好提出資料、理由、暗示，讓他自己想通，他自己想通了，他就認為是他自己的決定，不是你勸的結果，這樣他的驢脾氣，才不會弄糟事情。」
平山周接過了信，和三個人一起看了，放回信封。平山周說：
「梁先生寫得真好，我們一定盡最大的說服工作、去勸他來。」
「勸不來，也把他綁架綁來。」粗線條的桃太郎插口說。
大家都笑了，嚴肅的空氣稍微緩和了一下。
四個人到瀏陽會館的時候，正值譚嗣同在。譚嗣同首先為他沒回話表示了歉意。他看了梁啟超的信，然後當眾人的面把它燒了。
「我不想從這封信上留下蛛絲馬跡，讓他們推測到梁先生在日本公使館。」譚嗣同解釋說，「請代我向梁先生致意，我很忙，不回他信了。我是不走的。謝謝梁先生的好意、也謝謝你們的好意。」
「譚大人，」平山周說，「梁先生交代我們，務必請譚大人不做無謂的犧牲。梁先生甚至說，如蒙譚大人諒解，不妨勉強譚大人一下。」
譚嗣同笑起來，「怎麼勉強法？我不相信梁先生這麼說，可能你們誤會了。」
「所謂勉強，」桃太郎插了嘴，「就是我們四個人擁著譚大人一起走。」
譚嗣同笑著，「我所以不相信梁先生這麼說，因為梁先生深深知道我譚嗣同的武功、我的中國功夫。他知道如果我不肯，你們四位日本人根本近不了我的身。並且，開句玩笑，你們想在中國搞綁架，這太像帝國主義了，把人綁到公使館？你太不守國際公法！」
「對清政府守什麼國際公法？他們還不是在倫敦綁架孫文？」可兒長說。
「結果不是鬧了大笑話？這種人，你們可丟不起。並且他們是中國人綁架中國人，你們是日本人綁架中國人，這怎麼行？」
「噢，我們是日本人！我忘了我們是日本人了。」可兒長摸著腦袋。
「我提醒你一句，你最好別忘了你是日本人！在中國，你忘了你是日本人，可太危險了。」譚嗣同笑著。
「危險什麼？」
「日本人就是日本人，你忘了你是日本人，日本人也就忘了你。那時候日本人認為你是中國人，中國人仍舊認為你是日本人，那時候你又是什麼？」
平山周猛轉過頭來，望了可兒長一下，一陣狐疑從他眼神裡冒了出來。平山周轉過頭來，對著譚嗣同：
「那時候又是什麼？是在中國的幫助中國在困難時爭取獨立自由的日本志士。日本人不會否定我，中國人也不會。」
「不會嗎？你太樂觀了吧？」譚嗣同冷笑了，」你說這話，證明你太不清楚日本和中國來往的歷史了。歷史上，在中國困難的時候，你們日本從來沒有幫助過它。宋朝的末年、明朝的末年，都是最有名的例子，不但不幫忙，甚至做得不近人情，中國人朱舜水到日本來請求幫助，他在日本受到水戶侯的尊禮，幫助日本改進政治經濟教育，等於是國師，可是他孫子後來從中國去看他，日本竟不許他們祖孫會面。鄭成功的母親是日本人，他是中日混血，但在他困難的時候，日本都不幫忙。另一方面，反倒是中國幫日本忙。宋朝未年，日本人靠中國人李竹隱和中國和尚祖元的幫忙，才有了抵抗蒙古的精神動力；明末時候，靠中國人朱舜水的幫忙，才有了以後王政復古以至明治維新的精神淵源。從國與國的立場來說，日本人實在欠中國的、日本實在缺乏幫中國忙的傳統。所以，日本人到中國來的，就根本不簡單，所以，我勸你最好別忘了你是日本人。」
「照你這麼說，我們跑到中國來幹什麼？這麼大早跑到瀏陽會館來幹什麼？」
「幹什麼？來幫助中國人呀！」譚嗣同笑著。
「不是說沒有幫中國忙的傳統嗎？」
「是啊，你們幫的是中國人，但不是中國。幫中國人當然也是一小部分中國人，不是全部支那人。」
「這是什麼道義？通嗎？」
「有什麼不通？國與國之間是沒有什麼道義可講的，國與國之間講道義，根本是白癡。但人與人之間卻不同。日本人並非不講道義，但只在人與人之間，你們到中國來，至多是站在人與人之間的道義幫助中國個人。」
「未必吧？」平山周不以為然。
「如果這個幫助跟國與國衝突呢？」譚嗣同再問。
「目前並不衝突。」平山周答。
「如果衝突呢？」
「當然犧牲個人。」
「如果那種犧牲有損於道義呢？如果錯的是日本呢？」
「就讓它有損於道義。但論國界，不論是非。」
「你這是為了國家的利益，犧牲你個人的道義。」
「是。」
「那麼任何人跟你交朋友，在國家利益面前，都會被你出賣？」譚嗣同逼問。
「是。但你用的『出賣』字眼可不大好。」平山周噘著嘴。
「不好？你現在跑到中國來交朋友，是不是就準備有一天將他出賣？」
「我並不是為了出賣他而同他交朋友，我的確是來幫助他，我只是不能保證將來而已。」
「那人跟你交上了朋友，就交上了一個潛在的敵人？」
「看事情不必這麼悲觀呵！我們到中國來，不是來交敵人的、也不是來看正陽門的，我們是來做對日本有利的事的。」
「如果這件事對日本不利，你做嗎？」
「當然不做。」
「現在你們做的是什麼？」
「現在做的，對中國對日本都有利。」
「我認為相反也應該成立——對日本有利的，對中國也有利。」可兒長插進來說。
「這是一個重要的認識，我們不是在這種認識下，才跑到北京，起這麼早嘛！」平山周說。
「那就好了！聽你剛才講話，你好像不單純，很有黑龍會的口氣。」譚嗣同說。
「你看我像嗎？」
「那也很難說。黑龍會的人，很多都看起來好好先生，抱個貓在懷裡，很慈祥，跟他們交朋友，他們忠肝義膽。但一碰到中國問題，他們就凶狠毒辣，立刻就出來另一種標準，一點也不尊重中國的地位。」譚嗣同笑著，話鋒一轉，「不過，今天我們雖然發生了懷疑和辯論，我仍願告訴你們我內心的感覺，我是感謝你們的。並且，就個人的俠義觀點說，我相信你們個人的俠義舉動。好了，今天我還有一大堆的事情要料理。各位啊，想想你們日本月照和西鄉的故事，在一個矛盾局面降臨的時候，總要有死去的人和不死的人。告訴梁先生，月照與西鄉兩位，我和他各自傚法一人。順便想想你們日本的維新志士吧，維新的第一功臣，是西鄉嗎？是木戶嗎？是大久保嗎？是伊籐嗎？是大隈嗎？是井上嗎？是後籐嗎？是板垣嗎？我看都不是，真正的功臣乃是吉田松陰。吉田松陰一輩子沒有一件成功的大業可言，他要逃到國外，失敗了；要糾合志士幫助皇帝，失敗了；要派出同志阻止惡勢力前來，失敗了。最後以三十歲年紀，橫屍法場。但是，吉田死後，全日本受了感召，風起雲湧，最後達成維新的果實，這證明了吉田雖死猶生、雖失敗猶成功，他以敗為成。我就用這日本志士的故事，留做臨別紀念吧！」
四個日本人走出瀏陽會館的時候，大家嘀咕起來。
「我還以為我們是支那通。」平山周讚歎著，「想不到原來譚大人是日本通！他脫口而出的這些日本歷史與政情，真是如屬他家之珍，真不得了！」
「真不得了！」大家附和著。
「譚大人說的那一大堆人名，我大體聽說過。可是他提到什麼月照、什麼西鄉，是指誰啊？西鄉是指西鄉隆盛嗎？」桃太郎問。
「西鄉是西鄉隆盛。」平山周說，「月照是西京清水寺的和尚，為人家俠仗義，他出國回來，在西方壓力和幕府壓力下，進行勤王尊王的活動。後來事情鬧大，由近衛公安排，避難於薩摩，由西鄉隆盛收容。最後牽連到西鄉。月照不願連累近衛公和西鄉，乃伸頭給西鄉，表示寧死於同志之手。但西鄉卻若無其事，與月照上船喝酒唱歌，最後兩人相抱，一起跳海了。大家搶救，救起了西鄉，可是月照卻淹死了。西鄉後來變法維新成功，完成了月照勤王尊王的遺願。剛才譚大人叫我們把月照和西鄉的事轉告梁先生，就是期勉梁先生以同志的死為激勵，去努力完成未袁之業。譚大人真是大人氣象，太教人佩服了。中國有這種偉大的人物，我們日本要亡中國，可早得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