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具有警世意義的小說 文 / 海因茨·G·孔薩利克

    ——代序

    汪介之

    僅從書名上看，《血漿黑手》或許會被認為是一部偵探小說或推理小說。無疑，擺在我們面前的這部作品，在情節結構、形象刻畫、場景氣氛渲染和敘述方式上，都具有一般偵探小說的某些特點。但是，作品對本世紀重大社會問題之一的憂心、關注，對社會罪惡、人性弱點、制度體系之間的複雜關係的思索，對弱小不幸者、無辜受害者的深切同情，乃至對生命的意義和價值的追問，都會使我們深深體會到作家的一種社會責任感，一種伸張正義的衝動。這一切使《血漿黑手》成為一部主題鮮明、品位較高的文學新作。

    小說全文分為第一、二兩部，線索分明，故事情節大體按時間流程展開。第一部以德國慕尼黑ACS康采恩集團一位「非常重要和有遠見的成員」迪特-萊斯納爾博士的突發性變故為發端，拋出疑團，造成懸念，順理成章地引出作品的其他重要角色。萊斯納爾奉總經理雅可布-林德爾之命，帶一班人馬去斯托爾貝克執行關閉薩克森鋼鐵廠的任務。在有鋼鐵廠經理、企業工會委員會成員和職工參加的大會上，萊斯納爾面對看台下那些不停叫喊、跺腳的人們，正在聲嘶力竭地對著話筒解釋為什麼要關閉工廠時，突然感到兩腿乏力，全身麻木。於是只好中斷會議，一行人匆匆飛回慕尼黑。但萊斯納爾沒有像通常所做的那樣，向總經理報告任務完成情況，避開眾人，去找他的一位朋友、醫生揚-赫爾措克。在赫爾措克那裡作了一番交談之後，萊斯納爾在外面轉悠到夜半才不聲不響地回到家中，開槍打死了熟睡中的妻子漢娜和三歲的女兒，然後自己飲彈身亡。此事迅速轟動了整個慕尼黑。《新信使報》主任記者利歐-馬丁取得警長諾沃提尼的同意，要去獨立偵查此案。利歐從萊斯納爾家的女僕那裡得知萊斯納爾曾去赫爾措克醫生處看過病，立即去找到赫爾措克，終於打聽出萊斯納爾是因為被告知染上了艾滋病、其妻女也有可能因他而感染之後，才幹出這件令人不解的殺人勾當的。但萊斯納爾對妻子的忠誠是肯定的，於是他從何處染上病毒的問題，便合乎邏輯地被提了出來。

    小說第二部則從利歐尋找萊斯納爾感染病毒的原因寫起，展開故事情節。利歐從赫爾措克那裡得知，萊斯納爾曾因車禍造成骨折，在馬克斯-路德維希醫院動過手術。赫爾措克斷定萊斯納爾是在做手術接受輸血時感染了艾滋病毒。此時諾沃提尼已從這家醫院查出，萊斯納爾在接受治療時，曾用過伯恩哈根的一家生物-血漿公司提供的12袋血漿（標號為12426-12437）中的一袋。利歐帶著妻子維拉來到伯恩哈根，下榻於公園旅館，並立即去這家公司找到老闆恩格爾的代理人霍赫斯塔特。血漿的生產過程被霍赫斯塔特說成是絕對嚴格、科學的，能夠消除任何細小的污染。但他承認，血漿若出現「次品」，則送至生物-醫學公司，再由後者提供給有關方面作研究使用，而不會用於臨床，萊斯納爾用過的號碼為12426的血漿，就是他們送到生物-醫學公司的。利歐隨即找到這家公司，但公司似乎已關閉，負責人波德爾也無蹤影。在這期間，生物-血漿公司一位打算向利歐提供情況的女工萊辛巴赫慘遭殺害，維拉受到蒙面人的劫持與恐嚇，波德爾以及漢堡抽血站的職員切尼查也先後被殺，後者掌握獻血者的全部檔案。正當利歐感到問題嚴重，返回慕尼黑時，他的一位朋友因看到他發表的關於血漿醜聞的報道，又從瑞士打電話提醒他：利歐當年在達豪醫院治療骨折時，也是注射過從馬克斯-路德維希醫院取來的血漿的。利歐迅速通過諾沃提尼打聽出：當年馬克斯-路德維希醫院提供給達豪醫院的那袋血漿，屬於生物-醫學公司供應的12袋血漿中的一袋，標號為12434。利歐去赫爾措克那裡抽血檢查的結果為陽性，而這就意味著：不僅利歐，而且他的愛妻維拉都可能是艾滋病毒攜帶者……

    精力充沛、充滿信心的利歐幾乎不能自制了。他曾經想到自殺，就像萊斯納爾那樣。這時，警長諾沃提尼介紹他與退休刑事警察基費爾相識。此人是德國最傑出的偵探之一，曾培養出成千上萬的警官，但他也在四年前被帶艾滋病毒的血漿傳染，正受著病痛的折磨。他瞭解到利歐打算搞清楚的全部情況：生物-血漿公司的老闆恩格爾是個毫無人性的傢伙，為了發財，他的公司從毒品販子、妓女、罪犯、吸毒者那裡廉價收取大量的血，製成血漿，卻違反醫藥衛生條例，不作嚴格的高溫消毒和病毒檢查，僅以「取樣檢查」敷衍一下。結果，恩格爾本人成為百萬富翁，到西班牙馬略卡島購置了別墅和遊艇，而他的公司生產的帶艾滋病毒的血漿卻到處被使用，於是，許多人染上艾滋病，走向死亡。而恩格爾之所以長期逍遙法外，繼續幹著殺人勾當，全是由於他以高價賄賂獲得了聯邦衛生局高級官員哈佩爾的庇護。基費爾告訴利歐：他準備幹掉恩格爾和哈佩爾，為民除害。利歐感到基費爾的計劃比萊斯納爾的方法更好些，便答應幫助基費爾。在基費爾去馬略卡島槍擊恩格爾，並給他注射了自己的帶病毒的血時，利歐獨赴柏林，教訓了罪大惡極的哈佩爾。最後，利歐在維拉的電話中得知：赫爾措克對他的第二次抽血檢查的結果為陰性，同時，他們的孩子也即將降臨人世；恩格爾的助手霍赫斯塔特，殺死波德爾、切尼查、萊辛巴赫並劫持維拉的兇手，均在馬略卡島落入法網。

    這部小說所觸及的，首先是當今世界人們所共同關心的一個社會問題：艾滋病的流行。艾滋病毒給無數患者帶來了痛苦、絕望和死亡。艾滋病的蔓延向人們提出了這樣一種疑問：這種病毒是否僅僅是通過不正當的性關係而傳染的？至今，大多數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依然是肯定的。《血漿黑手》卻通過一系列人物的不幸命運，作出了另一種回答。萊斯納爾忠於自己的妻子，依戀家庭，在私生活方面遵守道德規範，但他卻染上了這種致命的病毒。為了避免「等待死亡」的痛苦，他在巨大的悲痛中殺死了妻女和自己。小女孩安格拉7個月時被父母遺棄，由一位好心的婦女收養，但這孩子始終四肢無力，瘦得像只小老鼠，5歲時就不幸死亡，原因是她還在母腹中便已經染上艾滋病毒。超級特警基費爾一生沒有任何不軌行為，卻在一次手術中國注射帶病毒的血漿而造成可怕的不治之症……作品通過眾多並無不正當性關係史的人感染艾滋病的事實，打破了人們對這個問題的通常看法。但作者的意旨顯然不限於從醫學角度提出一種與眾不同的答案，而是將筆鋒伸向艾滋病流行現象的背後，揭示出某些企業主的利慾熏心和政府官員的貪贓枉法行為，是造成這種可怕的瘟疫得以蔓延的人為因素。輸血，本是一個「高度敏感的領域」，但這裡也成了賺取大量錢財的賭場。恩格爾的公司通過生產和販賣帶艾滋病毒的血漿大發橫財，在生產過程中下令每人袋血漿只檢查一袋，以防「免疫缺損病毒」，拒絕採用耗資較大的高溫消毒法，僅是把血漿倒進一隻大桶，取樣檢查一下了事。德國聯邦衛生局本來有嚴格檢查血液的法令，但由於像哈佩爾這樣的衛生局「政府主管」被恩格爾等人收買，「血漿巨頭」得到「充分諒解」，在德國的醫院、紅十字會的血庫裡，就出現了感染艾滋病毒的血和血樣，艾滋病這一死神直接走進了手術室。於是，幾年之內即有500人被奪去生命，數千人被確認已感染病毒。這種災難性現實只是因為政府不能對血漿生產過程進行有效監控而造成的。《血漿黑手》通過真實的藝術描寫，雄辯他說明正是人的貪慾為艾滋病毒的蔓延大開方便之門。作品還特別交代：恩格爾在伯恩哈根的生物-血漿公司，只是一個子公司，總公司設於列支敦士登。這就暗示出慕尼黑出現的可怕幽靈，遊蕩於歐洲乃至世界更廣闊的地域，從而也就使得這部小說的警世意義超越了國界。

    如果說，喪心病狂的貪慾是可怕的，不擇手段牟取暴利是應當詛咒的，那麼，身居要職的官員慫恿、庇護甚至參與「拿人命換錢財」的過程，則更為可怕，更應當受到詛咒。對於官商勾結、狼狽為奸的內幕，傑出的退休警察基費爾想必是十分清楚的。他曾經對利歐-馬丁說過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你知道，到目前為止，唯一應該受到判罪的是誰嗎？是哈佩爾，是這個最不道德的人。恩格爾只是一個流氓，而哈佩爾卻體現了一種制度。利歐，你明白嗎？」從某種意義上說，「哈佩爾」只是一個符號，一種象徵物。沒有這個「政府主管」、聯邦衛生局要員、「生物學家」，恩格爾之流還能找到另一個庇護者。哈佩爾所置身於其中的「制度」、體系，使他有可能對艾滋病組織的申訴、醫院的抗議、血友病患者協會的控訴、新聞界的批評，統統置若罔聞。這個身居高位的貪財忘義者曾在一封信中寫道：艾滋病和血友病患者組織「搞的那些不恰當的聳人聽聞的宣傳，明顯地具有政治上的企圖」。哈佩爾這一說法，在內容與形式上都襲用了他那一類人的慣用伎倆：把自己肯定為某種高不可攀、不容懷疑的「政治」的代表或化身，把揭露、批評、反對自己的力量一概說成是由「政治」企圖、「政治」陰謀所驅使的。人類的天良、道德、善惡、正義與反正義等問題，被歸入「政治」這個荊棘叢生的範疇，足以使人聽而生畏。這固然是哈佩爾之流的一種反擊方式，可也的確顯示了一種客觀事實：他們確實體現了一種「政治」，一種制度。這種政治，這種制度與體系，必然會「充分傾聽」恩格爾之流的「憂慮和願望」，並給予他們「大力的支持」。《血漿黑手》在對哈佩爾這個形象的描寫中，無疑顯示出它的深刻性。

    《血漿黑手》高於一般偵探小說和紀實文學之處，還在於它通過感染艾滋病毒者的不同心理反應和生活態度，探討了人生的價值和意義等問題，給人以諸多啟示。在作品中我們看到，萊斯納爾和基費爾，利歐和維拉，在得知自己染上或可能染上病毒之後的心態是各不相同的。萊斯納爾一聽說抽血檢查的結果為「陽性」，馬上完全陷入絕望。他根本聽不進醫生關於他妻子被傳染的可能僅在20-25％之間、孩子的可能則更小的說明，當晚就殺死了熟睡中的愛妻與幼女，隨即自殺。這位一貫善於「預先估計到最壞的情況」、「作出必要的決定」的先生，在作出最後一次決定時還這樣安慰自己：「死亡是愛的唯一形式。」萊斯納爾的結局雖然也是對恩格爾、哈佩爾之流的一種控訴，卻給人一種沉重的壓抑感。

    與萊斯納爾恰成對照，年老的退休警官在得知自己因接受輸血而染上艾滋病毒後，遠沒有像前者那樣墮入絕望的深淵。他用四年時間極為冷靜地搞清了帶病毒的血漿非法生產、進入醫院的來龍去脈，掌握了罪魁禍首恩格爾、哈佩爾的全部罪行材料，制定了懲治劊子手的周密計劃和行動方案，並成功地動員記者利歐幫助自己完成了任務。他懂得，哈佩爾「體現了一種制度」；但正如利歐所想到的，基費爾本人也曾體現了一種制度，並為之自豪。只是基費爾終於不願依舊被納入「官方控制電路」中去，而是更加「重視自己」了。他在深思熟慮後所採取的方法，是用一種謀殺對抗另一種謀殺——非法生產與推銷帶病毒血漿。他在實現了自己的計劃之後死去。這種對抗方式也許有一定的消極性，但又是處在他的生存環境之中所能夠採取的一種不無震動效應的抗議方式。

    明星記者利歐是作品的中心人物之一，他在得知血液檢查結果顯示「陽性」後，一度與萊斯納爾一樣被恐懼和絕望所控制。但是後來他醒悟過來：不能聽任命運的擺佈，不能把一切都看成是不可改變的，不能讓惡棍恩格爾和哈佩爾逍遙法外。促成利歐醒悟的，除了赫爾措克醫生的解釋與勸慰、基費爾精神的影響之外，起了決定性作用的是利歐的妻子維拉。這是一個平凡而偉大的女性。她在第一次聽到丈夫與艾滋病的「聯繫」時，立即來吻他與擁抱他。正是這種無私無畏的愛給了利歐以生活的信心。維拉內心有著不可避免的驚恐和痛苦，卻決不在丈夫面前流露。她當時的生活內容可以簡化為一句話：繼續過下去，就像沒有發生任何事情似的。她信奉的是她祖父的哲學：「生活裡只有一點是重要的，即你得生活。」上帝似乎不忍心讓這個樂觀、開朗、單純、充滿愛心的女性遭到巨大的不幸：從赫爾措克那裡傳來了利歐並未染上艾滋病毒的檢查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彷彿是維拉的生活哲學的勝利。維拉這一形象的存在，為整個作品增添了一種明朗的色調，一種生活的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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