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情書 (3) 文 / 君特·格拉斯
親愛的圖拉：
很可能聖母瑪利亞回家時坐渡船去煤氣廠旁邊的米爾希彼得了；瓦爾特-馬特恩同我一道在布拉班克過河。可以肯定，他比以前還要虔誠地信仰天主教。威士忌酒和杜松子酒都醉不倒他，他甚至喝起了便宜的苦艾酒。因為喝了加糖的甜酒，他的牙齒變鈍了，很可能有兩三次，在可以聽見講話的距離，他衝著聖母瑪利亞把牙齒咬得格格作響。那時他在河中小島上，在布賴滕巴赫橋兩側的木板房之間，或者像往常一樣，在茅草堤壩上。他們幾乎沒有商討新的問題。他想知道某人呆在什麼地方；她要唆使他撲到那條狗身上去：「過去他揀馬錢子，可是現在，藥劑師格賴恩克在新市場有了一家藥房，這家藥房什麼都賣。它賣腐蝕性、麻醉性和膿毒性的毒藥，譬如砒霜，這是一種從礦石當中提煉出來的光滑發亮的白色粉末，一種普通的含砷的酸，一句話：是滅鼠藥。要是不存起來的話，剩下的藥可以給一條狗用。」
所以，就出現了這種事：瓦爾特-馬特恩又重新——而且是在過了好長一段時間之後——在我們的出租房屋裡露面。但這並不是說，他直接就跌跌撞撞地跑到了我們的木工作坊院子來，望著我們的簷溝怪聲大叫。他敲費爾斯訥-伊姆布斯家的房門，一進門便倒在並不牢實的沙發上。鋼琴演奏家沏上茶，耐著性於忍著，這時，馬特恩開始向他打聽：「他在哪兒？哎呀，您別裝模作樣。您肯定知道他在哪兒。他不可能化為烏有，絕不可能。要是有人知道他的下落的話，那就是您。快說！」
在半開著的窗戶後面，我不敢肯定，鋼琴家是否比我更清楚。馬特恩在威脅。他在沙發上把牙齒咬得格格作響，伊姆布斯緊緊抓住一沓樂譜。馬特恩在有綠色電燈光的音樂室裡跌跌撞撞。有一次他抓住金魚缸，把一些水灑向有花的裱糊紙，卻沒有覺察到，他灑的只是一些水。可是，當想要把大沙鍾同他的煙斗一起摔壞時，他卻抓住了瓷器芭蕾舞女演員。那條保持平衡的阿拉貝斯克腿在失去平衡之後，掉到了柔軟的樂譜上面。馬特恩表示歉意，答應要修好損壞的地方。可是，伊姆布斯卻親手用一種叫做「萬能膠」的粘合劑把它補好了。瓦爾特-馬特恩想幫忙，可是鋼琴家在房間裡把身子彎得很低，拒絕他幫忙。鋼琴家給他沖茶，拿照片給他試看。燕妮穿著硬撅撅的芭蕾舞裙，站成阿拉貝斯克舞姿，近似於瓷器芭蕾舞女演員，不過腿沒有受傷。馬特恩看得更多的不是這張照片，因為他嘟嘟囔囔地說的並不是穿著銀色舞鞋、立在足尖上的東西。常見的問題是：「在哪兒？我可不是好對付的。趕快動身，什麼話也別留下。快走，別磨蹭。我曾經四處打聽，甚至在木工巷和希溫霍爾斯特都打聽過。那個女人，那個黑德維希-勞在這個時候已經結了婚。她說，她已經斷絕了同他的各種聯繫，已經斷絕了……」
瓦爾特-馬特恩砰的一聲撞開半掩著的音樂室窗戶，拚命爬過外窗台，把我推到丁香花叢中去。我剛站定，他就已經接近那個弄得亂糟糟的半圓圈了。這個半圓圈表示那根鏈條的有效範圍，這根鏈條在白天把我們的哈拉斯拴在木材倉庫。
哈拉斯仍然喜歡咬人，仍然是那麼黑，只是在眼睛上方有兩個灰白色的小島。上唇的下垂部分也合得沒有從前那麼緊了。瓦爾特-馬特恩剛離開丁香花小園圃，哈拉斯便跑出了茅屋，把鏈條拉得緊繃繃的，一直接到那個半圓圈。馬特恩敢於走到離哈拉斯一米遠的地方。哈拉斯在喘氣，馬特恩在找一個詞兒。可是這當兒，圓鋸或者鑿榫機的聲音傳到了他耳裡。瓦爾特-馬特恩在圓鋸和鑿榫機的聲音之間找到了那個詞兒，他把它揀起來嚼得粉碎，趁它還含在牙齒之間尚未消失時，對我們的黑牧羊犬說：「納粹！」他對著我們的哈拉斯說道：「納粹！」
親愛的圖拉：
這種拜訪持續了一個星期，或者說一個多星期。馬特恩帶來了那個詞；哈拉斯頭朝前站著，因為木材倉庫把它拴住了。我們——你、我以及有時候還有燕妮，我們這些佔地不多的人就住在這個木材倉庫裡。我們瞇縫著眼睛，跪在窺視裂口後面。在外面，馬特恩也同樣跪下來，這對狗在立正。人腦袋對著狗腦袋，兩者之間隔著一個孩子頭大小的空間。這兒，是時高時低但卻是強忍著的猜猜聲；那兒，海沙的沙沙聲壓過礫石的嚓嚓聲，緊接著就是那個詞：「納粹，納粹，納粹！」
幸好，除了我們在木材倉庫裡的人之外，沒有人聽見這個壓低聲音說出來的詞。可是，朝向院子的窗戶全都在偷看。「這個演員又來了。」每當瓦爾特-馬特恩來看我們的哈拉斯時，鄰居們總要從一個窗戶到另一個窗戶地傳說。奧古斯特-波克裡弗克倒是該把他從院子裡捧走，可是就連工長也認為，他跟這種事毫不相干。
這時，我的木工師傅父親徑直穿過院子。他把一隻手放在口袋裡；我敢肯定，他手裡拿著樣鑿。他在馬特恩身後停下來，把空著的那隻手鄭重其事地放到馬特恩的肩膀上。他大聲嚷著，好讓站在出租房屋窗戶前的人和站在各個樓層窗口的夥計都聽到：「您馬上住口，別惹狗！您離開這兒！您又喝醉了。您應該感到害羞！」
我父親用他那木工師傅的手一抓，就把馬特恩提了起來。馬特恩無法讓自己咄咄逼人，用地道的演員方式神秘莫測地盯著他。我的父親圓睜雙眼，炯炯有神，相形之下，馬特恩的目光顯得呆滯。「好啦，您只管瞧吧，那兒是院子大門！」可是，馬特恩卻穿過丁香花小園圃，往鋼琴家費爾斯訥-伊姆布斯的音樂室走去。
有一次，馬特恩沒有經過鋼琴家的住宅離開我們的木工作坊院子。這時，他在院子大門口對我父親說：「您的狗得了犬瘟熱，您還沒有發現？」
我父親口袋裡揣著樣鑿，說：「這件事有我哩，您就不用操心了。這條狗沒有得大瘟熱，倒是您喝得酩酊大醉。您休想再到這兒來！」
木工夥計在他背後大聲怪叫，我們手拿水平尺和旋轉式鑽機威脅他。儘管如此，我父親還是請來了獸醫。檢查結果表明：哈拉斯沒有得犬瘟熱。無論是眼睛還是鼻子，都不分泌粘液，沒有任何東西使眼睛變得模糊，進食後也不嘔吐。儘管如此，還是給它灌了酵母藥劑：「天知道是怎麼回事！」
親愛的圖拉：
那時，三七至三八年的演出季節可能已經結束，燕妮給我們講：「他現在在什米林劇院工作。」他在什未林沒呆多久，就到萊茵河畔的杜塞爾多夫去了。就連這件事，我們也是從燕妮那兒聽到的。因為他們在什未林很快就把他解雇了，他無法再到杜塞爾河畔或者別的地方演戲。「這種事到處都在傳。」燕妮說。在下一封信裡順理成章地寫著：他在電台工作，當少兒節目播音員；他訂婚了，不過這長不了；他仍然不知道埃迪-阿姆澤爾在哪兒，不過他可以肯定，這個人在某個地方；另外，他不再醉酒了，而是重新從事體育活動，像從前在五月份那樣，打曲棍球，甚至打拳球；他同朋友們交往，這些人全是過去的朋友，他們同他一樣感到厭煩；可是天主教教義全是他媽的胡扯蛋——信中寫道——他在那兒，在諾伊斯和瑪麗亞-拉赫結識了幾個神父，簡直令人作嘔；也許很快就會爆發戰爭；瓦爾特-馬特恩想知道那條黑狗是否還在——可是費爾斯訥-伊姆布斯沒有答理他。
親愛的圖拉：
這時，馬特恩坐火車來到朗富爾，看一看我們的哈拉斯是否還在。他突如其來但又是不言而喻地站在我們的木工作坊院子裡——打他上一次來過之後，彷彿不是過去了幾個月似的——他穿得乾乾淨淨，整整齊齊。他圍著一條英國圍巾，扣眼裡插著一朵紅丁香花，短髮，喝得酩酊大醉。他在火車上事事小心，或者說在老遠的地方就不動聲色。他再也不跪在哈拉斯面前，也不從牙縫裡擠出那個小詞兒。他朝院子裡叫喚著。他指的不僅僅是我們的哈拉斯；這個詞卡在站立於窗口的鄰居們、我們的夥計、工長和我的父親的喉嚨裡。因此，所有的人都消失在他們那兩間半的住房裡。夥計們在安裝門窗上的合葉。工長開動了圓鋸。我父親去開鑿榫機。聽說沒有人願聽到這個詞。奧古斯特-波克裡弗克在攪拌木工膠。
最後只剩下哈拉斯，瓦爾特-馬特恩對我們的哈拉斯說：「你這只黑色的天主教豬玀！」他發狂般地發洩著，「你這只天主教納粹豬玀！我要把你剁成狗肉丸！你這個多明我會修道士！你這只基督狗！我活了二十二個狗年月，還沒有做任何永垂不朽的事情……你就等著瞧吧！」
這個年輕人片刻不停地對著鑿榫機和圓鋸大吼大叫。費爾斯訥-伊姆布斯抓住這個暴跳如雷的年輕人的衣袖，把他扶進音樂室，給他倒上一杯茶。
在許多住宅裡，在各個樓層，在機器間，都在念警方的通告，但是沒有任何人說他的壞話。
親愛的圖拉：
瓦爾特-馬特恩從三九年五月到三九年六月十七日，都被拘留在杜塞爾多夫警察局的地下室裡。
把這件事當做流言蜚語低聲告訴我們的不是燕妮；我閉門研究，從文件上證實了這件事。
他在杜塞爾多夫的瑪利亞醫院躺了兩個星期，因為有人在警察局的地下室裡把他的幾根肋骨打斷了。他得紮好長一段時間的繃帶。他要笑出聲來並不感到吃力，但卻不能笑。他的牙齒一顆也沒有被打掉。
這些細節，我用不著閉門研究，所有這一切，在一張風景明信片上明顯可見。這張明信片在建築的正面表明，那是杜塞爾多夫的蘭貝爾圖斯教堂，當然沒有提到警察局的地下室。這張明信片的收信人不是鋼琴家費爾斯訥-伊姆布斯，而是奧斯瓦爾德-布魯尼斯參議教師。
是誰把瓦爾特-馬特恩送進了警察局地下室呢？什未林市立劇院總監並沒有告發他。之所以要解雇他，並不是因為他政治上不可靠，而是因為他老是醉醺醺的，不能在什未林繼續當演員。我沒費吹灰之力就瞭解到了這個得花好大力氣才能研究清楚的情況。
那麼，為什麼瓦爾特-馬特恩在拘留所裡又只呆了五個星期呢？為什麼只是幾根肋骨被打斷，而牙齒卻安然無恙呢？如果他不是自願報名參加德國國防軍的話，那麼，他恐怕是出不了警察局地下室的。他那但澤自由市的護照救了他。他身穿便服，仍然隱隱作痛的肋骨上揣著入伍服役的通知書，被送回了他的故鄉。他在那裡，到朗富爾-霍赫施特裡斯的警察局營房報到。在允許他們穿上軍服之前，瓦爾特-馬特恩和幾百個來自德意志帝國的老百姓有足足八個星期不得不同吃一鍋飯。戰爭尚未發生。
親愛的圖拉：
在三九年八月，兩艘班輪已經停泊在韋斯特普拉特對岸了；在我們的木工作坊裡，已經在把軍用棚屋和雙層床的成品件拼起來。八月二十七號，我們的哈拉斯快要死了。
有人毒了它，因為哈拉斯並沒有得犬瘟熱。瓦爾特-馬特恩曾經說過：「這條狗得了犬瘟熱！」就是他給它吃了滅鼠藥——砒霜。
親愛的圖拉：
你和我，我們都可以作證，證明是他幹的。
那是從星期六到星期日的一個夜晚，我們坐在木材倉庫裡，坐在你的藏身之處。厚木板、四稜形木料和膠合板經常運來運去，你的住所居然一點事兒也沒有，你是怎麼安排的呢？
很可能奧古斯特-波克裡弗克知道他女兒的藏身之處。在運送木料時，他獨自一人坐在倉庫裡，指揮插進長木料，注意別讓一堆平放的厚木板把圖拉的庇護所蓋住了。沒有一個人，就連他也不敢動一動她住所裡的財產。沒有人戴她的刨花假髮，睡她的刨花床，把編織的薄木片蓋在自己身上。
晚飯後，我們搬進了木材倉庫。本來我們想帶燕妮去，可是燕妮累了。我們非常理解她，在下午訓練和排練之後，她必須早早上床，因為甚至連星期天她也要排練。要排練《被出賣的新娘》，到時候有很多波希米亞舞要跳。
所以，我們倆坐在黑暗當中，玩不講話遊戲。圖拉贏了四次。奧古斯特-波克裡弗克在外面解開了狗脖子上的鏈條。它用爪子抓倉庫的牆壁，抓了好久。它輕聲哀鳴著，想到我們這兒來，可是我們想單獨呆在一起。圖拉點燃一支蠟燭，戴上她的刨花假髮。她的手在火焰的映照下恰似羊皮紙做成的。她坐在蠟燭台後面裁縫的坐位上，把刨花假髮朝前飄垂的頭挪到火焰上去。我多次講：「該停了，圖拉！」好讓她能繼續玩她那乾燥得一點火就著的小把戲。有一次，一大塊薄木片發出劈劈啪啪的響聲，不過，木材倉庫並未發生沖天大火而化為灰燼，也並未提供「朗富爾木工作坊損失慘重」這樣的本地新聞。
現在，圖拉用雙手取下假髮，而我則必須躺到用刨花鋪成的床上去。她用編織起來的被子蓋在我身上。這床被子全是特別長的刨花，是夥計維施內夫斯基從長木料上刨下來的。我是病人，所以必須覺得自己是在生病。本來嘛，我做這種遊戲，年齡顯得太大了。可是圖拉喜歡當醫生，更何況有時候生病也給我帶來樂趣。我沙啞著嗓子說：「大夫先生，我覺得自己病了。」
「我不信。」
「可是大夫先生，我到處都不舒服。」
「哪兒是到處？」
「到處，大夫先生，到處！」
「這一次是脾臟嗎？」
「脾臟、心臟和腎臟。」
圖拉用放在薄木片被子上的手觸診道：「那麼您患的就是糖尿病。」
現在我不得不講：「我還發燒哩。」
她已經在擰我這個胖小子了：「這兒？是這兒嗎？」
按照遊戲規則，而且也因為真的很痛，我叫了起來。現在，我們又換了一個花樣來重複這種遊戲。圖拉可以鑽進薄木片被子裡去，因為她生病，所以我必須把我的小拇指放在她嘴裡測溫度。現在，就連這個遊戲也完了。我們玩了兩次相互瞅著、不准眨眼睛的遊戲。圖拉又贏了。因為沒想出別的遊戲來，所以我們現在又玩一次不講話遊戲。圖拉贏了一次，現在我贏了，因為圖拉在做遊戲時打破了沉默。她從呆板的、光線由下往上照著的臉上，用十根皮薄如紙的淡紅色手指發出噓聲：「有人在屋頂上爬，聽到了嗎？」
她吹滅了蠟燭。我聽見木材倉庫屋面油毛氈的嚓嚓聲。這是一個很可能是穿著膠底鞋、走起路來一步一頓的人幹的。哈拉斯已經在發出狺狺聲。膠底鞋順著油毛氈一直走到屋頂邊緣。我們——圖拉在前面——順著相同的方向，往厚木板上爬。他正好站在狗捨上面。我們在他下面，在屋頂和碼起來的厚木板之間只有很小的空間。他坐著，讓雙腿在簷溝上面晃來晃去。哈拉斯仍然在下面發出狺狺聲。我們透過屋頂和倉庫邊緣之間通風的裂縫偷看。圖拉的小手可以穿過裂縫擰他的這一隻或者那一隻腿。現在，他低聲說道：「聽話，哈拉斯，聽話。」我們沒看見那個低聲說「聽話，哈拉斯，聽話」和「你趴下，趴下」的人，只看見他的褲子；但是，他背對一彎新月而投到院子裡的那個影子，我敢打賭，那是瓦爾特-馬特恩的影子。
馬特恩扔到院子裡的是肉。我對圖拉耳語道：「肯定是投毒。」可是，圖拉一動也不動。現在，哈拉斯用嘴碰肉塊，而這時，馬特恩在屋頂上給下面的狗打氣：「現在吃呀，吃呀，吃呀！」哈拉斯扯著肉塊，把它拋開。儘管它是一條老狗，已經有十三年零幾個月的狗齡，但它並不想吃，它想玩。
這時，圖拉從屋頂與倉庫牆壁之間的縫隙裡不止一次輕聲地說，更確切地講，是用平常呼喚「哈拉斯」的聲音說：「抓住，哈拉斯，抓住！」而我們的哈拉斯先是歪著腦袋，然後才狼吞虎嚥，吃了一塊又一塊。
膠底鞋在我們頭上嚓嚓嚓地匆匆穿過屋面油毛氈，朝鄰近的院子走去。我敢打賭，這就是他。如今我知道：這就是他。
親愛的圖拉：
我們帶著你的鑰匙走進屋子。哈拉斯還要吃肉，沒有像往常那樣跟著我們跑。在樓梯間，我拍掉身上的鋸末，纏住你不放：「為什麼讓哈拉斯吃肉，為什麼？」
你在我前面，在離我一層樓的地方說：「它並沒有聽他的話呀，是不是？」
我在你後面十級台階遠的地方說：「可要是裡面有毒呢？」你站在已經比我高了一個樓梯平台的地方說：「那它就死了。」
我隔著拾級而上的樓梯扶手說：「可是為什麼？」
「就是為這個！」圖拉帶著鼻音笑著走了。
親愛的圖拉：
我無牽無掛地睡了一夜，沒有做特別的夢。第二天，我父親把我叫醒。他非常傷心地哭著說：「我們可愛的哈拉斯死了。」就連我也哭了起來，趕忙穿上衣服。獸醫來了，出具了一個證明：「該狗本來還可以活三年，真可惜。」我母親說：「這個演員過去是共產黨，老在院子裡逛來逛去的。這件事不是他幹的，還有誰？」當然，她是邊說邊哭。有人懷疑費爾斯訥-伊姆布斯。
在佩隆肯與布倫陶之間的警察局警犬墓地裡，哈拉斯得到了它那參觀者絡繹不絕的墓穴。我父親告了狀。他提到瓦爾特-馬特恩和那個鋼琴家。伊姆布斯遭到盤問，可是他在案發時正同參議教師布魯尼斯下棋，鑒賞雲母石，還喝了兩瓶摩澤爾葡萄酒。瓦爾特-馬特恩也同樣準備了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對他提出的訴訟陷入了僵局。兩天之後，戰爭在但澤、在朗富爾、也在其他地方開始了。瓦爾特-馬特恩挺進波蘭。
圖拉，不是你——
不過，我可是差一點兒就見到元首了。他用啪啪聲和隆隆聲宣告自己的到來。所有的大炮在九月一號幾乎都朝著四面八方射擊。兩個木工夥計把我帶到我們出租房屋的屋頂上。他們在光學儀器發售商塞姆勞那裡借了一個望遠鏡。戰爭看起來滑稽可笑，令人失望。我只看到射擊——奧利瓦森林冒著一團團絮棉似的雲霧——我從來就沒有見到彈著點。只是當俯衝轟炸機掠過新航道，後面拖著一縷青煙，在望遠鏡裡顯示出那就是韋斯特普拉特時，我才相信，這並不是鬧著玩兒。可是，我剛從屋頂上偷偷往埃爾森大街上一看，便清清楚楚地看到買東西的家庭主婦、在陽光下四處亂跑的小孩和貓兒，我弄糊塗了：也許我們只不過是玩玩而已，明天新學期又要開始。
可是喧鬧聲大得驚人。那些俯衝轟炸機——十二架羅圈腿式轟炸機，肯定會讓我們的哈拉斯變得沙啞；可是我們的哈拉斯已經死了。這條牧羊犬並非死於犬瘟熱，有人用放了毒藥的肉毒死了它。那時，我父親流下了男人特有的淚水，讓他那外層顏色欠佳的雪茄冷冰冰地含在嘴裡。他若有所失地同無所事事的木工學徒站在裂開的桌旁，無法從挺進波蘭的德意志帝國部隊那兒得到安慰。甚至就連廣播電台的消息，就連特切夫、霍伊尼采和圖霍拉——可以說科施奈德賴——都已掌握在德國人手中，也未能給他帶來絲毫安慰，儘管他的妻子和波克裡弗克一家，也就是所有出生在科施內夫伊的人都在對著木工作坊院子大聲歡呼。他們歡呼著：「現在佔領了佩茨廷，又佔了施朗根廷，還有利希特瑙和格蘭瑙。弗裡德裡希，你聽，幾個鐘頭前他們就已經開進了奧斯特爾維克！」
對於木工師傅來說，真正的安慰是在九月三號才由一個身穿軍服的摩托車手帶來的。信使帶來的信上說：元首和帝國總理蒞臨被解放的但澤市，希望認識該市立下功勳的市民，也希望認識木工師傅弗裡德裡希-利貝瑙，因為正是用他的牧羊犬哈拉斯配種，產下了元首的牧羊犬親王。親王這條狗現在也在城裡。木工師傅利貝瑙可能在某個時候到達措波特療養大樓前，在那裡向值勤的副官——黨衛軍分部首腦某某求教。用不著帶哈拉斯這條狗，不過，允許帶一名家屬，最好是帶一個孩子陪同前往。要求出示身份證。要身穿制服，或者是乾淨的日常便服。
我父親選了他星期天才穿的服裝。我這個必不可少的家庭成員反正三天來都是穿少年隊的隊服，因為到處都在出事。我母親給我梳理頭髮，一直梳到頭皮發癢。父親和兒子都收拾得整整齊齊。當然，我們離開住宅時，樓梯被所有的鄰居擠得水洩不通。只有圖拉不在場，她在新航道搜集榴彈碎片。可是在外面，所有的窗戶都充滿了好奇和羨慕的目光。在斜對面的股票房裡，布魯尼斯住宅的一扇窗戶洞開著，身材苗條的燕妮神情激動地向我揮手，但是參議教師布魯尼斯卻沒有露面。我久久地惦念著他那長滿結節的臉。當我們已經在空著的公務車上，在身穿制服的司機後面坐下來時，當埃爾森大街走完時，當我們將瑪麗亞街、小錘公園和栗子路扔到後面時，當我們走到繁華的街道上，然後來到措波特大道上，朝著措波特方向迅速駛去時，我臉上仍然沒有任何表情。
除了坐公共汽車外，這是我第一次坐真正的小汽車。還在路上，我父親就彎下腰來，衝著我的耳朵大聲講道：「這是你一生中的一個偉大時刻。把眼睛睜得大大的，你就會什麼東西都看得見，以後就可以給人講這些事了。」
我把眼睛睜得很大，迎面吹來的風把眼淚都給吹出來了。就是現在，在我完完全全按照父親的意思，也同樣按照布勞克塞爾先生的意思，講述我圓睜雙眼將它們吞下去，然後作為回憶積累起來的事情時，我的眼睛仍然感到疲勞，變得潮潤。當時我擔心，我很可能淚眼模糊，看不清元首。如今我必須盡力，別讓那時的任何東西由於淚眼朦朧而變得模糊不清。當時那些東西笨手笨腳，身穿制服，旗幟飄揚，陽光照耀，具有世界意義，汗流浹背，實實在在。
當我們從公務車上下來時，措波特療養大廈和格蘭德飯店使我們變得非常渺小。療養地的花園已被封鎖；我們——這些居民就站在那後面，他們的聲音已經沙啞。就連通往大門的寬闊斜坡也由雙崗把守，不讓通過。元首不得不三次停下車，從旁邊伸出手來，揮動著一張紙。我忘了講大街上的旗幟。在我們這兒，埃爾森大街上已經掛滿了長長短短的囗字旗。一些窮人，或者說一些儉省人，這些人不能或者不願做正規的旗子，便把小紙旗塞進栽花的木槽當中。一個旗架空著，它危及到所有插上旗子的旗架，這個旗架是參議教師布魯尼斯的。不過我相信，在措波特，所有的人都升了旗。不管怎樣，看起來是如此。有人在格蘭德飯店三角牆上那扇圓形窗戶通往飯店正面的右角上栽了一根旗桿。那面千字旗經過五個樓層，直掛到接近大門的地方。這面旗子看起來很新，幾乎沒飄動，因為飯店的大門一側背風。要是我肩上扛著一隻猴子就好啦，這隻猴子也許會順著旗子往上爬，爬五層樓高，爬到旗子最上面。
一個身穿制服、歪戴著縮了水而顯得太小的鴨舌帽的巨人在飯店大廳裡接待我們。他領著我們經過使我膝蓋發軟的地毯，斜穿大廳，穿過這個鬧哄哄的地方。人們來來往往，輪流換班，相互通報，遞交東西，接受東西——全是勝利和有若干個「零」的俘虜數字。有一個階梯通向飯店的地下室。在右手邊，給我敞開了一道鐵門：在格蘭德飯店的防空掩蔽所裡，已經有好幾個立下功勳的市民在等待。在我們身上進行了搜查，在電話查問之後，允許我保留我的少年隊旅行刀。我父親必須交出他那把精緻的小折刀，平時他用這把刀切斷他那外層顏色欠佳的雪茄煙上的凹痕。在立下功勳的市民當中，有那位來自奧拉的勒布先生，在那時因為同樣的目的從許德爾考來的特克拉就是他的狗。特克拉同哈拉斯產下了親王。所有這些立下功勳的市民，也就是我父親，勒布先生，幾位戴著金色黨徽的先生，四五個身穿制服但是都比我大的男孩，我們大家都靜悄悄地站著，在進行預習。電話鈴響了多次：「沒問題，是的，隊長，可以進行！」在我父親交出他的小折刀之後大約十分鐘，他又得到了小刀。那個巨人和值勤副官說了一聲「大家注意聽」之後，開始進行解釋：「元首現在不能接見任何人。有許多偉大的重要任務要完成。現在必須往後退，保持沉默，因為在所有的戰線，武器都在代表我們大家講話，這就是說，也代表您和您以及您！」
他立即開始非常熟練地散發元首那明信片大小的照片。親筆簽名使這些照片成為無價之寶。我們已經有了這樣一張親筆簽名的明信片；可是第二張明信片——這張明信片就像第一張那樣，放到玻璃下面，放進了一個鏡框裡——表現的是一個比第一張明信片更加嚴肅的元首：他身著軍灰色服裝，沒有穿巴伐利亞民族服飾的上裝。
大家已經從防空掩蔽所裡蜂擁而出，有的感到輕鬆，有的感到失望。這時，我父親同值勤副官打招呼。我真佩服他的勇氣；不過，在木工同業公會和手工業者同業公會中，他也是以此出名的。他出示納粹黨省黨部首腦的一封陳年舊信——當時哈拉斯還樂於交配——給這位副官作了一次有關該信前後情況的簡短、實際的報告，機械地背誦出哈拉斯的譜系來——佩爾昆、森塔、普魯托、哈拉斯和親王。副官看來興致勃勃。我父親最後說：「既然現在牧羊犬親王正在措波特，我請求允許我看一看這條狗。」結果允許我們看一看；就像允許我們一樣，也允許那位怯生生地站在一旁的勒布先生看一看。在飯店大廳裡，這位值勤副官向另一位同樣魁梧的、身著制服的軍官揮手，要他過來，給他作了一些指示。第二個巨人有一個登山運動員的臉膛，他對我們說：「你們跟我來。」勒布先生踮著低幫鞋的鞋尖走過地毯。我們穿過一個大廳，在廳裡有十二台打字機在發出嗒嗒聲，有更多的電話在使用。一條通道好像沒有盡頭，走了好多道門。人們迎面而來，夾著公文，趕緊讓開。勒布先生對每一個人都打招呼。在一個門廳裡，六把有圓形雕飾的沙發椅圍著一張沉重的椴木桌子。木工師傅的目光在拍擊著這些傢俱。是貼木板和鑲嵌細工。三面牆壁全裝上了厚重的框架，畫著果品、狩獵生活和農村生活情景的美術作品。第四堵牆安裝的是玻璃，像天空一樣明亮。我們看見格蘭德飯店的溫室，看見古里古怪的、難以置信的、禁止栽種的植物。這些植物很可能都在吐露芬芳，不過我們隔著玻璃，什麼也沒有聞到。
在溫室中間，坐著一個身穿制服的人。他很可能被植物的芳香弄得疲倦了，這個人同我們的巨人相比，顯得矮小。在他腳旁，有一條發育得很充分的牧羊犬在玩一個中等大小的花盆。盆中原有的花草——一種淺綠色的纖維狀植物，連根和厚實的土壤在一起，就擺在旁邊。這條牧羊犬在轉動空花盆。我們覺得聽見了轉動的聲音。站在我們身旁的這位巨人用指節敲著玻璃牆。狗立即停止了嬉戲。門衛扭過頭來，上身並沒有動一動，便像一個老熟人似的冷笑了一下，然後站起身，大概是想向我們走來，然後又坐了下去。溫室的外層玻璃正面使人可以看到奇妙的景色——看到療養地花園梯地，已經停止使用的巨型噴泉，設計很寬、逐漸變窄而最終變得很厚的木板小橋，有許多同樣類型的旗子，但是除了雙崗之外，沒有人。波羅的海舉棋不定：它忽而綠、忽而灰，它徒勞無益地嘗試著閃爍藍光。不過這條狗是黑的，它四條腿站著，歪著腦袋。這正是我們的哈拉斯，像它還年輕的時候。
「像我們的哈拉斯！」父親說。
我說：「就是我們的哈拉斯。」
勒布先生補充道：「可是它這長長的臀部卻是從我的特克拉那兒傳下來的。」
我父親和我都說：「這個我們的哈拉斯也有。它有一個長長的、稍微有點下垂的臀部。」
勒布讚賞道：「上唇的下垂部分併攏得多緊，多合適啊，就像我的特克拉一樣！」
父親和兒子齊聲說：「我們的哈拉斯也併攏得很緊。腳趾也一模一樣。還有耳朵的姿態，就像一個模子鑄出來的！」
勒布先生只看到他的特克拉：「我敢說——人們可能弄錯了——元首這條狗的尾巴同我的特克拉的一樣長。」
我代表我父親講道：「我敢打賭，元首這條狗同我們的哈拉斯一樣，直到前肩隆起的地方，都是六十四厘米。」
我父親敲敲玻璃牆。元首的狗叫了兩聲，同哈拉斯的叫聲完全相同。
我父親想透過玻璃牆打聽：「對不起！您可以給我們講講親王直到前肩隆起的地方有多少厘米嗎？厘米？對，到前肩隆起的地方。」
溫室裡那個人告訴我們，元首這條狗直到前肩隆起的地方有多高。他伸出十個指頭，比了六次，他的右手只伸出四個指頭，比了一次。我父親好心好意地拍著勒布先生的肩膀說：「這可是一條公狗，要比母狗高四五厘米。」
我們三個人對於溫室那條狗的毛看法一致——那是短毛，每根毛都是筆直的，每根毛都緊緊地貼在身上，又硬又黑。
我父親和我同聲說：「像我們的哈拉斯！」
勒布先生毫不動搖地說：「像我的特克拉！」
我們那位身穿制服的巨人認為：「好啦，你們都別擺譜了。它們看起來多少總有點相似，都是牧羊犬。元首在山上大院裡有滿滿一狗捨牧羊犬哩。這一次他帶了這條狗。有時候，他帶別的狗，換來換去的。」
我父親想給他作一次報告，講講我們的哈拉斯及其來歷，可是這個巨人擺手表示拒絕，而且還彎著帶表的胳膊。
元首那條狗又在玩空花盆了。我在離開時大著膽子敲敲玻璃牆，但這時它甚至連頭也不抬一下。就連溫室的那個人也寧肯望著波羅的海。
我們退走時穿過柔軟的地毯，從畫有果品、農村生活情景和狩獵生活的美術作品旁邊走過——一些短毛大獵犬在舔死兔子和野豬，沒有畫牧羊犬。我父親摸摸傢俱。整個大廳都是打字機和電話機。飯店大廳無法通行。我父親牽著我的手。本來，他該牽著勒布先生的手——勒布先生走路時老被人撞著。大衣和頭盔上滿是灰塵的摩托車手跌跌撞撞地穿過衣著整齊的人群。這是些傳令兵，他們的包裡揣著種種捷報。莫德林是否已經陣亡了？傳令兵們交出包，躺到寬闊的沙發椅上。軍官們一邊給他們遞火抽煙，一邊閒聊著。我們的巨人推著我們從五層樓長的旗子下擠過去，出了大門。我肩膀上始終沒有想要往上爬的猴子。我們被領著通過了所有的警戒線，然後被允許離開這裡。警戒線後面的居民想知道我們是否見到了元首。我父親搖著木工師傅的頭說：「沒有，先生們，沒有看見元首。不過我們看到了他的狗＼那條狗黑乎乎的，給你們講，就像我們的哈拉斯一樣黑。」
親愛的圖拉表妹：
沒有空著的公務車把我們送回朗富爾。我父親、勒布先生和我乘市郊列車回家。我們先下車，勒布先生坐著車繼續往前走。他答應有機會來看我們。我感到丟臉的是我們必須徒步穿過埃爾森大街。儘管如此，這畢竟是一個美好的日子。我按照父親的願望在訪問措波特的當天就寫了一篇作文。我必須把這篇作文交給布魯尼斯參議教師看，我在這篇作文頭上加了一個標題：《我最美好的一天》。
當布魯尼斯參議教師把這篇作文修改後發還給我時，他從講台上往下說：「觀察得非常仔細，簡直到了令人叫絕的地步。在格蘭德飯店，的確是掛著幾幅價值連城的表現狩獵生活、果品以及土裡土氣的農村生活情景的畫，作者大多數都是十七世紀的荷蘭大師。」
他不讓我朗讀這篇作文。相反，這位參議教師卻在狩獵生活和農村生活情景上面耽誤了不少時間。他談到風俗畫和他喜歡的畫家阿德裡安-布勞爾１。然後，他的話題又回到格蘭德飯店、療養大廈和賭場上來。「紅色大廳總是顯得特別漂亮和富麗堂皇。過不久燕妮就要到這個紅色大廳去跳舞。」他故弄玄虛地低聲說道，「只要他們一走，只要這些目前比比皆是的軍人階層溜之大吉，只要他們連同那些武器的喧囂聲和獲勝後的狂喜一道悄悄溜走，溜到另一個療養地去，療養院院長就要同市立劇院經理聯合舉辦一次小型的卻是純粹的芭蕾舞晚會。」——
１阿德裡安-布勞爾（1605／1606∼1638），又譯勃羅威爾，佛蘭德斯風俗畫家。
「我們可以觀看，可以參加嗎？」四十個學生問。
「這是一次為慈善事業舉辦的活動，所得收益要用於寒冬賑濟。」布魯尼斯同我們一道感到苦惱的是，燕妮只是在沒有外人的聚會上跳舞：「她要上兩次場，甚至在著名的四人舞中上場，當然是按照兒童簡易本來跳，儘管如此，也不簡單！」
我同我的作文本一道，又回到了書桌旁。「我最美好的一天」已經過去好久了。
無論是圖拉還是我，都沒有——
看見燕妮跳芭蕾舞。但是她肯定跳得不錯，因為從柏林來的人當即就要聘她去跳舞。芭蕾舞晚會在聖誕節前不久舉行。觀眾是通常所見的黨內知名人士，不過除此之外，還有科學家、藝術家、海軍和空軍的高級軍官，甚至還有外交官。布魯尼斯說，演出結束的掌聲剛完，一位衣著人時的先生就立即走過來。這位先生吻了燕妮的雙頰，想把她帶走。他給他——布魯尼斯看了他的名片，證明他是柏林德國芭蕾舞團——過去是「快樂帶來力量１芭蕾舞團」——的首席芭蕾舞教練——
１納粹的一種娛樂和休養組織。
但是，布魯尼斯拒絕了這一要求。他虛與委蛇，答應芭蕾舞教練以後再說，因為燕妮太孩子氣，還沒發育成熟。熟悉的環境，學校和家庭，優秀古老的市立劇院和拉娜夫人，也許還得撫育她好幾年。
這時，我在休息大院裡走到奧斯瓦爾德-布魯尼斯參議教師身邊。他像往常一樣，忽而左邊，忽而右邊，吮著他的麥芽止咳糖塊。我說：「參議教師先生，這位芭蕾舞教練究竟叫什麼名字？」
「這個——我的孩子——他沒告訴我。」
「可是您不是說，他把一種名片之類的東西給您看了嗎？」
布魯尼斯參議教師雙手一拍說：「對呀，那張小卡片！可那上面到底寫了什麼呢？忘了，我的孩子，我忘了！」
這時我就猜道：「他可能叫斯特普恩、斯特波泰特或者斯特潘洛夫斯基吧？」
布魯尼斯高高興興地吮吸著他的糖塊說：「不沾邊兒，我的孩子！」
我試圖用別的鳥兒名稱來猜測：「他可能叫施佩拉，或者施佩林斯基，要不就是施佩巴拉？」
布魯尼斯咯咯地笑：「另外猜，我的孩子，另外猜！」
我喘了口氣：「那麼，他就叫住裡烏斯，要不就叫楚赫爾、楚霍爾或曲林斯基。也就是說，如果他不叫這個名字或者那個名字，也不叫克裡辛和克魯普卡特，那就只剩下一個名字了。」
參議教師跳跳蹦蹦的，從一隻腳跳到另一隻腳。麥芽止咳糖塊也跟著跳來跳去。「這最後的名字是什麼？」現在我朝他低聲耳語，他不再跳了。我輕聲重複著這個名字，他眨了眨雜亂的眉毛下的那雙驚恐萬分的小眼睛。現在我安慰他說：「我在格蘭德飯店的門房那兒打聽過，他給了我答覆。」現在鈴響了，休息已經結束。雖然布魯尼斯參議教師又想高高興興地吮吸糖果，但他在自己的口腔裡再也找不到麥芽止咳糖塊了。現在，他好不容易才用手指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塊新的糖塊來，並且也給了我一塊糖。他說：「你很好奇，我的孩子，非常好奇。」
親愛的圖拉表妹：
這時，我們在慶祝燕妮十三週歲生日。參議教師有權給這個棄嬰確定生日。我們在元月十八日，也就是普魯士國王宣佈登基而成為德國皇帝那一天，慶祝這個生日。外面是寒冬，可是燕妮卻想要一個冰凍布丁圓蛋糕。善於熬製糖塊的布魯尼斯參議教師在麵包師科施尼克那兒，按照自己的配料製作了冰凍布丁圓蛋糕。這是燕妮念念不忘的願望。要是有人說：「你想吃點東西嗎？我可以給你拿來。你在聖誕節時，在過生日時，在慶祝首場演出時，想要什麼東西？」那麼她總是想要冰凍甜食，要可以舔的冰凍甜食，要冰淇淋！
雖然我們也喜歡吃冰凍甜食，可是我們的願望瞄準的是別的東西。譬如說圖拉吧，她比燕妮要小整整半歲，可是她開始希望有一個孩子。燕妮和圖拉這兩個人在向波蘭進軍時，幾乎沒一點乳房。只是在第二年夏天，在遠征法國和敦刻爾克包圍戰１之後的幾個星期內，她們才有了變化。兩個人在木材倉庫裡摸著自己的身體，感到最初像被馬蜂、後來像被大黃蜂螫了似的。這些腫塊總不消退。圖拉已經意識到這些腫塊，燕妮也十分驚奇地帶著它們四處走動——
１敦刻爾克，法國北部海港，1940年，被德軍圍困的英國遠征軍和其他盟軍部隊由此撤往英國。
我不得不慢慢作出決定。本來我更願意呆在圖拉身邊，可是圖拉卻想——我們很難單獨呆在木材倉庫裡——同我生一個孩子。這時我就親近燕妮，她充其量不過是要一根十芬尼的冰棍，或者在托斯卡尼要一杯三十芬尼的冰淇淋，要一份很有名氣的冰凍甜點罷了。只要我陪她到冰庫裡面去，我就可以給她帶來極大的快樂；那個冰庫位於股票池旁邊，在小錘公園後面，屬於股票啤酒廠，但又是在把啤酒廠滿是碎玻璃片的所有建築物圈起來的磚牆外面。
冰庫成正方形，股票地成圓形。柳樹的根部泡在水裡。施特裡斯巴赫河從霍赫施特裡斯河流來，流入股票池，再穿過池子，從地裡往外流，把朗富爾市郊分成兩半，在勒格施特裡斯離開朗富爾，在布羅施克申路流入死維斯瓦河。在一二九一年，施特裡斯巴赫河，即「FluuiumStrycze」，作為奧利瓦修道院的產業和市區之間的界河，破天荒第一次在文獻上被提到，而且獲得了認可。施特裡斯巴赫河並不寬，也不深，卻有很多歐洲醫蛭。就連股票池中，也有不少歐洲醫蛭、青蛙和蝌蚪。以後還要談到股票池中的魚。在大多是平靜無波的水面上，蚊子在嗡嗡作響，蜻蜓停著不動，池水清澈透明，蜻蜓的生命受到威脅。只要有圖拉在場，我們就得從流入的施特裡斯巴赫河中撈出歐洲醫蛭，放進一個罐頭盒中。有一個天鵝之家搖搖晃晃，斜陷在岸邊淤泥中，正在腐爛。幾年前，有一個季節，股票池上曾經有過一些天鵝，後來它們都死了，只留下這個天鵝之家。在歷屆政府治理下，總有一些長達一欄的文章和憤憤不平的讀者來信大談特談股票池，說因為蚊子的緣故，因為天鵝已經死去，應該把它填平。可是後來，股票啤酒廠為市立養老院捐獻了一些東西，於是這個池子也就沒有填平。戰爭期間，對於池子來說，不存在危險。它獲得了另外一個名稱。它不僅叫股票池，而且還叫小錘公園旁的消防池。防空部門發現了它，在他們的突擊任務卡之中把它納入了計劃。可是，天鵝之家既不屬於啤酒廠，也不屬於防空部門。這個天鵝之家比我們哈拉斯的狗捨稍大一點，它屬於圖拉。她幾個下午、幾個下午地呆在裡面，而我們就把裝滿歐洲醫蛭的罐頭盒給她遞進這個小屋子去。她解開衣服，把這些歐洲醫蛭放在肚子上，放在兩條腿上。這些水蛭的身子在膨脹，就像血腫似的，呈藍黑色。它們輕輕地抖動著，抖動的次數越來越少。一旦它們吸飽血，輕而易舉就能拿掉時，臉色粉白的圖拉就把它們扔進第二個罐頭盒裡去。
我們也得放歐洲醫蛭，我放三條，燕妮放一條，放在上臂，而不是放在腿上，因為她還要跳舞。圖拉用剁碎的蕁麻和股票池裡的水，在小小的柴火上煮她的和我們的水蛭，直到水蛭煮熟、爆開。儘管有蕁麻一起煮，仍然把湯染成了棕黑色。我們不得不喝這種污濁的湯汁，因為圖拉很看重煮水蛭這種事。當我們不想喝這種湯時，她就會說：「那個猶太鬼和他的朋友甚至還是歃血為盟的弟兄呢，那個猶太鬼曾經給我講過。」這時，我們就把沉到底下的渣滓全部喝光，然後感到我們大家都親如手足。
可是有一次，圖拉差一點把我們這種興致給攪了。她煮好湯之後，嚇唬燕妮說：「要是咱們現在喝湯，咱們倆每人都會生一個孩子，而且都是他的。」可是我並不想做父親。燕妮認為這種事對她來說為時尚早，她最最想做的事是跳舞，在柏林跳，在各地跳。
有一次，在我和圖拉之間因為生孩子的事出現了相當緊張的對立情緒。這時，圖拉在天鵝之家強迫燕妮往身上放九條歐洲醫蛭：「要是你不馬上做這件事，我那個在法國打仗的大哥馬上就會流血而死。」燕妮把九條歐洲醫蛭全都放在身上，到處都是。她面色蒼白，然後就昏了過去。圖拉溜走了，我用雙手把歐洲醫蛭扯掉。因為它們還沒有吸飽血，全都黏在身上。有幾條爆了，在這之後，我還得給燕妮清洗。她身上接觸到水，又甦醒過來，但仍然沒有血色。她馬上就想知道，圖拉在法國的哥哥西格斯蒙德-波克裡弗克現在是否得救了。
我說：「現在肯定得救了。」
樂於犧牲自我的燕妮說：「那我們每隔幾個月就重複一次這種事。」
我勸告燕妮：「我在報上看到，他們現在到處都有庫存血。」
「啊，原來是這樣。」燕妮說著，感到有點失望。我們坐到天鵝之家旁邊，坐到太陽下面。在一平如鏡的股票池中，映照著冰庫大樓寬大的正面。
圖拉，對你——
我要講講你所知道的事情。冰庫大樓是一座平頂的盒式建築物。他們把這座大樓的各個角落都用油毛氈包了起來。它的門是油毛氈門。沒有窗戶。這是一個沒有白點的黑骰子。我們總得目不轉睛地盯著它。它同庫登佩希毫不相干；儘管它不是用鑄鐵而是用油毛氈包起來的，儘管燕妮再也不怕庫登佩希，而且老想走到冰庫大樓裡去，不過，很可能是庫登佩希把它放到那兒去的。當圖拉說「現在我想要個孩子，馬上就要」時，燕妮就會說：「我很想看看冰庫裡面的情況，你也去嗎？」我既不想要孩子，也不想進冰庫；我的情況如今也差不多如此。
冰庫大樓同我們木工作坊院子裡空蕩蕩的狗捨一樣，散發出一種氣味。只不過狗捨沒有平屋頂罷了，儘管有油毛氈，它還是散發出迥然不同的氣味——仍然發出哈拉斯的氣味。雖說我的木工師傅父親並不想養一條新的狗，卻沒有讓人把狗捨劈成小木頭，相反，當所有的夥計站在木材刨台邊開動機器，所有的機器都在刨木材時，他往往站在狗捨前凝視著它，長達五分鐘之久。
冰庫大樓映照在股票池中，使池水變得陰森森的。儘管如此，池裡仍然有魚。嘴唇凹陷的嘴裡含著口嚼煙草的老人在小錘公園岸邊垂釣，傍晚時分釣到手掌般大小的擬鯉。他們不是把擬鯉又扔回池裡去，就是把它們送給我們，因為人們本來就不能吃擬鯉。它們全身浸透了腐臭氣味，就是在乾淨水中，也去不掉它們身上的臭味。有兩次從股票池裡打撈出屍體來。在施特裡斯巴赫河的出水口前，一道鐵製的堰閘擋住漂木。屍體就在那兒漂到岸邊。有一次是一個老頭，有一次是一個佩隆肯的家庭主婦。每次我都去遲了，沒有看到屍體。就像燕妮要求走進冰庫，圖拉希望有個孩子那樣，我很想看一具真正的屍體。可是，如果在科施奈德賴有親戚去世——我母親在那兒有嬸嬸和堂姐妹們——我們趕到奧斯特爾維克時，棺材往往已經蓋起來了。圖拉斷言，在股票池池底有小孩，是捆上石頭沉下去的。而實際情況是股票池為小貓、小狗提供了葬身水底的場所。就連比較大的貓有時候也在隨波逐流，全身腫脹地漂來漂去，最後在堰閘邊被擋住，被城市管理員——此人就像帝國郵政部長一樣，名叫奧內佐爾格——用帶鉤的竿子撈起來。可是，股票池並非因為這個原因才發臭，它之所以發臭是因為啤酒廠的廢水流進池中。一塊木牌上寫著：「禁止游泳」。我們不游，只有那些印第安人村的男孩子才不管三七二十一在這兒游泳。那些人身上總有一股股票啤酒味，甚至在冬天也是如此。
池子後面的園林移民區一直延伸到飛機場，所有的人都這樣叫這一地區。在移民區內，住著多子女的碼頭工人、孤苦伶仃的祖母們和已經退休的泥瓦工工頭。我從政治的角度猜出了印第安人村這個名字的原委：因為從前，在戰前很久的時候，有很多社民黨人和共產黨人曾經住在那裡，印第安人村很可能就是由「赤色村」演變來的。在瓦爾特-馬特恩還是一名衝鋒隊隊員時，在印第安人村至少有一個席豪移民區的工人被殺害。在《前哨》上面寫著：「印第安人村謀殺案」。可是殺人兇手——很可能是九個身穿防雨大衣的蒙面人——卻從未被抓獲。
既不是圖拉的——
也不是我的股票池故事——我這種故事實在太多，必須克制自己——超過了那些以冰庫為中心的故事。聽說，殺害席豪移民區工人的那些兇手當時就在冰庫裡尋找避難所。從那時起，就有八九個給凍住了的殺人犯坐在冰庫裡，坐在冰庫最冷的地方。很多人——只有我沒有——都猜想那個銷聲匿跡的埃迪-阿姆澤爾是在冰庫裡。孩子不肯舀湯喝，母親們就用這個黑糊糊的、沒有窗戶的「色子」來嚇唬他們。人們都這樣傳說，說小馬策拉特不肯吃飯，他母親就把他關進冰庫，關了幾個鐘頭，懲罰他，從此以後他就連一厘米也不會長了。
因為冰庫裡面有一種神秘莫測的東西，所以只有當運送冰塊的車子開到門口，裝運嚓嚓作響的冰塊時，它的油毛氈門才會打開。每當我們為了顯示勇氣，從洞開的門口跳過去時，冰庫就會向我哈氣，而我們也不得不跑到太陽下面去。尤其是圖拉害怕冰庫，她不敢從開著的冰庫門口走進去。她一看到那些腰繫黑色皮圍裙、面孔紫紅、走起路來踉踉蹌蹌的人，就要躲避。當運冰工用冰鉤把冰塊從地窖裡拖出來時，燕妮就會朝那些人走去，請求他們讓她摸一下冰。有時候他們允許她這樣做。然後，她就把一隻手放到一塊冰上去，放了好久，後來還是一個四方臉膛的男子把她的手拉開：「現在夠了。你是想把手粘在上面呀！」
後來，在運冰工當中甚至還有法國人。他們完全像本地運冰工一樣，用肩膀扛冰塊。他們同樣是四方臉，面孔紫紅。人們把他們叫做外國工，但不知道是否允許同他們講話。可是，在女子中學學了法語的燕妮卻向一個法國人打招呼：「您好，先生！」
這個人彬彬有禮地說：「您好，小姐！」
燕妮行屈膝禮：「對不起，先生！我可以進去幾分鐘嗎？」
這個法國人做了一個邀請動作：「請進，小姐！」
這時，燕妮又行了一個屈膝禮：「謝謝，先生！」隨後就讓她的手消失在那個法國運冰工的手裡。冰庫接納了兩個手牽手的人。其餘的運冰工都哈哈大笑，開著玩笑。
我們沒有笑，而是開始輕聲數著：「二十四、二十五……要是她在我們數到兩百時還不出來，我們就大叫救命！」
他們在數到一百九十二時依然是手牽手地出來了。她左手拿著一塊冰，再一次向她的運冰工行了一個屈膝禮，然後便同我們一道走到太陽下面。我們冷得瑟瑟發抖。燕妮用灰白色的舌頭舔著冰塊，又把冰塊遞給圖拉舔。圖拉不肯舔。我舔了，冷得要命的冰就是這種滋味。
親愛的圖拉表妹：
在發生你的歐洲醫蛭和燕妮暈倒這件事時，在我們因為這件事，也因為你老纏住我要生一個孩子而發生爭吵時，在你很少同我們一道去股票池時，在我們——燕妮和我不想再爬進木材倉庫到你那兒去時，在夏天已經過去，學校開學時，燕妮和我不是坐在印第安人村園圃籬笆前的芮蘿叢中，就是坐在天鵝之家旁邊。我國不轉睛地盯著冰庫，好幫助燕妮，因為燕妮只能識別沒有窗戶的黑「色子」。在我眼中，冰庫比栗子樹後面的股票啤酒廠大樓顯得更為清晰。也許是這個建築群像城堡似的屹立在昏暗的磚牆後面的緣故吧。肯定有一些閃閃發亮的缸磚鑲在機器問高高的教堂窗戶四周。儘管如此，從四面八方看，敦實的煙囪仍然聳立在朗富爾上空。我可以指天發誓：股票煙囪戴著一頂莫可名狀的騎士頭盔。它受到風的擺佈，冒出黑色的滾滾濃煙，一年必須清掃兩次。每當我閉上眼睛時，辦公大樓就從栽滿碎玻璃的圍牆上用淺磚紅色的目光看著我。我想，可能是雙套膠輪馬車在定期離開這個啤酒廠院子。那是一些膘肥體壯的比利時短尾馬。啤酒馬車伕和他的副手腰繫皮圍裙，頭戴皮帽子，面孔呆滯、紫紅。馬鞭放在馬籠頭裡。圍裙裡面是運貨單和皮夾，還有半路上用的口嚼煙草。金屬紐扣在飲馬器具上碰出一些點紋。每當前輪或者後輪絆到啤酒廠大門的鐵門檻上時，啤酒箱就會跳起來，發出丁零噹啷的響聲。大門的門拱上用鑄鐵字母寫著：潮濕的內臟——洗瓶廠。十二點半時，汽笛鳴響。一點鐘時，汽笛又響了起來。洗瓶廠的木琴也進入合奏。現在，這部總譜已經丟失，然而氣味卻留存人間。
當東風使啤酒廠煙囪頂上的頭盔改變方向，將滾滾黑煙經過栗子樹上空，經過股票池、冰庫和印第安人村上空，往飛機場方向擴散時，就會下酸雨。把發酵過度的渣從銅鍋裡清除掉，那些放得過久、已經變味的東西是：烈性黑啤酒、比爾森啤酒、麥芽、大麥、三月份釀造的啤酒、啤酒原料和普通啤酒。另外還有廢水。儘管老聽人講，它們流到別處去，但是，股票啤酒廠的出水口仍然通向股票池，使它變酸、變臭。因此，我們在喝圖拉的歐洲醫蛭湯時，喝的是一種苦澀的啤酒湯。誰踩死一隻痢蛤蟆，誰就同時打開了一瓶烈性黑啤酒。有一個喃喃自語、嘴裡含著口嚼煙草的人給我扔過來一條手掌那麼長的擬鯉，我在天鵝之家旁掏出這條擬鯉的內臟，有肝臟、牛奶和殘渣——熬壞了的麥芽止咳糖塊。當我讓它在劈啪作響的小火上烤得鬆軟時，它就像酵母一樣，對於燕妮來說，它是在發酵，它的表層發酵，味道——我在裡面塞了很多鮮蒔蘿——就像去年的黃瓜臭水。燕妮只吃了一點點魚。
可是，當風從飛機場那邊吹過來，把池子上面的水汽連同啤酒廠煙囪裡的濃煙一道吹向小錘公園和朗富爾火車站時，燕妮就會站起身，把目光從塞滿冰塊的油毛氈色子上收回來，在蒔蘿叢中顯示出屈指可數的幾下舞步。她在跳芭蕾舞時身輕如燕，體重減輕了一半。她用幾次小步跳躍和優美的鞠躬結束了她的演出。我情不自禁地像在劇院裡一樣鼓起掌來。有時候我也送給她一束蒔蘿，我在蒔蘿莖上套了一個啤酒瓶橡皮墊圈。這些從不枯萎、總是紅艷艷的鮮花幾百朵幾百朵地漂浮在股票池的水面上，形成一些「島嶼」，然後被人搜集起來。我在向波蘭進軍與佔領克里特島期間１收集了兩千多個啤酒瓶橡皮墊圈，在清點數字時感到自己真是發了大財。有一次，我給燕妮做了一串橡皮墊圈做的項鏈，她把這串項鏈像真正的首飾一樣戴在脖子上。我為這種東西感到害羞：「這些東西你上街別戴，只在池子邊或者家裡戴。」——
１指1939年9月1日到1941年6月。
然而在燕妮眼裡，這串項鏈並不是蹩腳貨：「我就是要戴，因為這是你做的。你知道，它使人感到很親切。」
這串項鏈並不難看。本來，這是我為圖拉做的。但是，圖拉很可能會把它扔掉。當燕妮在蒔蘿叢中翩翩起舞時，項鏈甚至顯得非常漂亮。她跳完舞老是說：「現在我可累了。」隨即掃了冰庫一眼，「我還得做作業。明天我們要排練，後天也要。」
我憑借身後的股票池試探著：「你後來沒有聽到過關於柏林來的那個芭蕾舞教練的消息嗎？」
燕妮回答道：「哈澤洛夫先生最近從巴黎寄了一張明信片來。他說，我必須鍛煉我的腳面。」
我纏住不放：「這個哈澤洛夫先生，他的情況到底怎麼樣？」
燕妮用略帶責備的口氣說：「這種事你可是問過我有十次啦。他很瘦很高，衣冠楚楚，老叼著長長的香煙——他從來不笑，要不然，充其量只是用眼睛笑一笑。」
我胸有成竹地重複道：「那麼，要是他有朝一日用嘴巴來笑或者說話呢？」
燕妮說：「那就顯得可笑，而且還有點叫人害怕，因為他講話時要露出滿口的金牙。」
我說：「是真金的嗎？」
燕妮說：「我不知道。」
我說：「問他一下吧。」
燕妮說：「這會使我感到難堪。那些牙齒可能是用假金子做的。」
我說：「你的項鏈也是用瓶子上的橡皮墊圈做的呀。」
燕妮說：「那好吧，我就給他寫信問一問。」
我問：「今天就寫嗎？」
燕妮說：「我今天太累了。」
我說：「那就明天吧。」
燕妮說：「我究竟該如何打聽呢？」
我給她口述這封信的內容：「你乾脆這麼寫：哈澤洛夫先生，我還要問的是您的金牙齒。那些金牙齒是真的嗎？您過去是否有別的牙齒？如果您曾經有過別的牙齒，那麼，那些牙齒又在哪兒呢？」
燕妮寫了這封信，哈澤洛夫先生立即就回信說：金子是真的；過去他曾經有過又小又白的牙齒，有三十二顆；他把那些牙齒扔掉了，扔進了身後的灌木叢中，後來鎮了新牙，鑲上了金牙齒；這些金牙比三十二雙芭蕾舞鞋還要貴。
這時我對燕妮說：「現在你數一數，看看你的項鏈有多少個橡皮墊圈。」
燕妮數完之後感到困惑不解：「多湊巧啊，也是三十二個，不多不少！」
親愛的圖拉：
你帶著你那劃破的雙腿，又走了過來。這種事是難免的。
九月底，蒔蘿草正在抽芽，大地一片桔黃，股票池漣漪起伏，把一團肥皂泡沫拋向岸邊。九月底，圖拉來了。
印第安人村把她和七八個小伙子吐了出來。有一個人抽著煙斗。他站在圖拉身後，當一堵擋風的牆，然後給她煙斗。她一聲不吭地抽著。他們慢悠悠地故意繞著彎路，逐漸靠近了，然後停下步來，望望天空，望望我們，隨後便轉過身去，走了，隱沒在印第安人村的籬笆和刷得雪白的村舍後面。
有一次，傍晚時分——我們背著光，啤酒廠煙囪的頭盔戴在一個鮮血直流的騎士那淌著鮮血的頭上——他們出現在冰庫旁邊，沿著正面的油毛氈牆魚貫而行，穿過蕁麻地。在蒔蘿叢中，他們走成一排。圖拉把煙斗遞給左邊的人，對著蚊子說：「這些人忘了鎖門。燕妮，你不想走進去，看一看裡面是怎麼回事嗎？」
燕妮十分友好，總是很有教養地說：「啊，不！已經很晚了。另外，我也有點累了。你知道，咱們明天有英語課，還有，在訓練時我必須精力充沛。」
圖拉手中又拿著煙斗說：「那就不去吧。咱們就去看門人那兒吧，好讓他鎖門。」
可是燕妮已經站起了身，而我也不得不站起身來說：「你一塊兒走吧，不成問題。再說，你也累了，你剛才就這樣說過。」燕妮再也沒有倦意，她只想往裡瞧上一眼：「裡面確實很有意思，哈里，你瞧！」
我在她旁邊走著，進入蕁麻地。圖拉在前面，其餘的人在我們後面。圖拉的拇指指著那道油毛氈門。這道門開著一條縫，幾乎叫人透不過氣來。這時我不得不說：「你千萬別一個人進去。」身材苗條的燕妮站在縫隙處彬彬有禮地說：「你真好，哈里。」
除了圖拉，還有誰——
在燕妮身後把我推進了門縫裡。我已經忘了曾經握手言定，指天發誓，要在外面保護你和小伙子們。當冰庫的氣息支配著我們時——再加上燕妮的小拇指同我的小拇指鈞在一起——當冰涼的肺部帶領我們往前走時，我知道：現在圖拉要麼是獨自一人，要麼是同搗蛋鬼們一道，已抽著煙斗離開這裡，走向守門人了。她不是去那裡取鑰匙，就是去接守門人，並連帶取鑰匙。這一夥人用九個聲音嚷嚷著，好讓守門人在他鎖門時聽不見我們的聲音。
因此——或者說因為燕妮的手指鈞住了我的手指，我沒法大聲呼救。她領著我安然無恙地通過沙沙作響的黑色通風管。從四面八方，甚至從上面和下面，都使我們不會發生呼吸困難，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再也無法前進的時候。這時，我們經過了好多入口和樓梯，這些地方都用紅色方位小燈標出。燕妮用完全正常的聲音說：「請注意，哈里，現在有台階，往下走，十二級台階。」
儘管我已經考慮到了，要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走下去，走到底層，但我仍然被一股來自下面的吸引力吸住，砰的一聲落了下去。燕妮說：「好啦，現在我們到了第二層地窖，我們必須往左邊走，那兒可以通第三層地窖。」這時，儘管我渾身發癢，但我卻寧願呆在第二層。這是剛才走等麻地時引起的。可是現在，這種氣息從四面八方吹來，凝聚在皮膚上。每個方向都在發出喀嚓聲，不，是嚓嚓聲，簡直就是嚓嚓聲。冰塊垛成堆，全副牙齒磨得嚓嚓作響，牙齒上的琺琅質已經碎裂，鐵器呼出的氣有一股發酵味，太熱，有胃酸味，時而乾燥，時而潮濕。大概不會有油毛氈了。酵母在發酵。醋在蒸發。蘑菇在猛長。「小心，台階！」燕妮說。這是在誰的有麥芽苦味的喉嚨裡？是什麼地獄的三層地窖讓黃瓜敞放著，任其腐爛？哪個魔鬼在零度以下硬逼著我們？
這時，我既想大聲叫喊，又想低聲耳語：「要是我們不……他們會把我們鎖在裡面。」
可是，燕妮依舊一本正經地說：「上面總是在七點鐘鎖門！」
「我們在哪兒？」
「現在我們在第三層地窖。這兒放著冰塊，這些冰塊已經有好多年了。」
我的手想詳細瞭解情況：「多少年？」然後往左邊伸出去，尋找那種東西，果然找到了，而且黏在很久以前的大牙齒上：「我黏住了！燕妮，我黏住了！」
這時，燕妮的手放到了我黏住的手上。我立即把我的手指從巨大的牙齒上縮回來，緊緊抓住燕妮這只熾熱的胳膊，這只由於跳舞長得亮麗動人的胳膊，這只能夠躺在空中、在空中睡覺的胳膊——當然，另一隻胳膊也能這樣做。兩人被冰塊中的氣息摩擦得熱乎乎的。腋窩裡也是如此。這是八月份的事。燕妮咯咯笑著：「你不該撓我癢癢，哈里。」
可是我願意這樣做：「只管抓住，燕妮。」
她允許我這樣做，而且還開口說了：「有點兒累，哈里。」
我不相信會有這種事：「這兒有條長椅，燕妮。」
她毫不懷疑地說：「為什麼這兒就不該有長椅，哈里？」因為她這樣說了，所以那兒就有了一條長椅，是用鐵做的。可是因為燕妮要往上面坐，所以她坐的時間越長，這張鐵椅就越會變成舒適的、業已坐壞的木椅。現在，燕妮在冰庫的第三層地窖用早熟和擔心的語氣對我說：「現在你再也不會受凍了，哈里。你知道，我曾經在一個雪人身體裡躲藏過。我在那裡面時學到了很多東西。所以，在你無法擺脫寒冷時，你就要抓住我，你明白嗎？而要是你仍然感到冷的話——因為你從來沒有在一個雪人身體內待過——那你就要吻我，你知道，這樣做管用。我甚至可以把我的衣服脫給你，因為我用不著，確實用不著。這時候你根本不用客氣。這兒反正也沒有別人。我在這兒就像在家裡一樣。你可以把它當做圍巾圍在脖子上。在這以後，我要睡一會兒，因為我明天要到拉娜夫人那兒去，後天還要訓練。更何況我確實有點兒累，你是知道的。」
我們就這樣在鐵製的長椅上坐了整整一夜。我緊緊抓住燕妮。她那乾燥的嘴唇並不好看。我把她的棉布衣服——但願我知道，這是有點紋的，有條紋的，有方格紋的吧？——把她夏天穿的短袖衫圍在我肩上，圍在脖子四周。她雖然沒有穿衣服，但卻穿著內衣，躺在我懷裡。我的雙臂並不感到疲乏，因為燕妮很輕，即便是睡覺時也如此。我不睡覺，免得她從我手中滑下去。因為我從來就沒有在一個雪人身體內待過，所以要是沒有這兩片不乾燥的嘴唇，沒有這件棉布衣服，沒有懷裡這輕輕的重量，沒有燕妮，我也就注定完蛋了。四周都是喀嚓聲、歎息聲和嚓嚓聲，我置身於冰塊的氣息中。冰塊既哈著氣，又吸著氣，我受到冰的支配，時至今日，仍然如此。
雖然如此，我還是活到了第二天。早晨，在我們頭上的地窖裡發出陣陣嘈雜聲。這就是那些身繫皮圍裙的運冰工。穿上衣服的燕妮想知道：「你也睡了一會兒嗎？」
「當然不會睡。總得有一個人瞧著點兒。」
「你呀，你想想看，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腳面的情況更好了，最後，我能轉三十二個弗韋泰。這時，哈澤洛夫先生笑了。」
「用金牙齒？」
「在我單腿轉呀、轉呀的時候，他用所有的牙齒笑。」
我們一邊低聲耳語著，一邊圓著夢，毫不費勁地就到了第二層地窖，然後再拾級而上。紅色方位小燈顯示出垛成堆的冰塊之間的道路、出口和出口的方形光線。可是燕妮拉住了我。別讓人看到我們，因為，「要是他們抓到我們，」燕妮說，「那以後就再也不會讓我們進來了。」
在門口耀眼的四方形光表明再也沒有繫著皮圍裙的人時，在膘肥體壯的比利時馬拉動車子時，在膠輪運冰車骨碌著漸漸遠去時，我們在下一部運冰車開到門口之前趕緊從門口鑽了出去。太陽從栗子樹林裡斜照在冰庫上。我們緊貼著油毛氈牆根走過。一切都散發出與昨日不同的氣息。我的雙腿又陷進了蕁麻叢中。在小錘路，當燕妮背誦她那些不規則的英語動詞時，我開始害怕起木工師傅那只在家裡等著要揍我的手來。
你知道——
我們在冰庫裡過夜帶來了一些後果：我挨了揍；接到參議教師布魯尼斯通知的警察提出了一些問題；我們的年齡更大了，從此以後把股票池連同它那些氣味留給了那些十二歲的孩子。在有人再一次收集舊貨時，我把自己搜集的啤酒瓶橡皮墊都廉價處理了。燕妮是否把瓶蓋橡皮墊收藏起來了，我不知道。我們彼此之間都盡力迴避。當我們在埃爾森大街上無法迴避時，燕妮便會滿臉通紅。圖拉在樓梯上或者在我們的廚房裡一遇到我——她不得不在那兒拿鹽巴或者借鍋子——我都會面紅耳赤。
你還記得嗎？
包括聖誕節在內，至少有五個月我再也不搜集東西了。在這段時間裡，在向法國進軍和向巴爾幹進軍之間的空隙１中，我們木工作坊的夥計越來越多地被應徵入伍。後來，戰爭也在東部開始後，就用烏克蘭人來當輔助工，用一個法國人來代替木工夥計。木工夥計維施內夫斯基在希臘陣亡。阿圖爾-庫萊澤夥計一開始就陣亡於倫貝格。後來，我的表兄，圖拉的哥哥亞歷山大-波克裡弗克——據說，他不是陣亡，而是淹死在一艘潛水艇裡。這時，大西洋戰爭已經開始。波克裡弗克一家人，就連木工師傅和他的妻子，每個人都戴著黑紗。甚至連我也戴上了黑紗，而且還為此感到非常自豪。每當有人向我打聽我帶孝的原因時，我就說：「我的一個表兄，我非常親近的表兄，在前往敵占區的加勒比海航行時沒有返航。」其實我對亞歷山大-波克裡弗克差不多是一無所知，甚至連加勒比海也是吹牛——
１向法國進軍於1940年6月22日結束；挺進巴爾于于1941年4月6日開始；1941年6月22日開始進攻蘇聯。
還發生了什麼事？
我父親得到一大沓訂單。在他的木工作坊裡，現在只製造赫拉半島海軍營房用的門窗。他無緣無故便突如其來地喝起酒來，而且有一次，在一個星期天上午還揍了我母親一頓，起因是她站在他要站的地方。但他對自己的工作卻從不疏忽。他繼續抽著外層顏色欠佳的雪茄煙，這些煙是他在黑市交易中用門上的小五金換來的。另外又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把你父親選為了黨小組長。奧古斯特-波克裡弗克把全部心思都花在了黨的瑣碎事務上。他讓一位黨內醫生給他開了一張病假條——是常見的膝關節半月板損傷——想在我們木工作坊的機器間作培訓報告。可是我父親不允許這樣做。於是，家裡的陳年舊事又被翻了出來。這涉及到我的外祖父母在奧斯特爾維克的兩摩爾根牧場。我母親的嫁妝扳著指頭一算就一目瞭然。我父親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認為是他在替圖拉支付學費。奧古斯特-波克裡弗克用拳頭敲著桌子說：他可以讓黨給圖拉預付學費，好啦！他奧古斯特-波克裡弗克會安排舉行培訓報告的事情，他下班以後就辦。那麼夏天你在哪兒？
走了，布勒森，同四、五年級的中學生在一起。凡是找你的人，都發現你在一艘廢棄的波蘭掃雷艇上。這艘艇在接近海港的入口處擱淺了。那些四、五年級的中學生潛入廢棄的船艙，把不值錢的東西拿出來。我水性不好，從來不敢在水下睜開眼睛。所以我在別的地方找你，從來不在船上找，更何況我身邊還有燕妮，而你一直耿耿於懷的那件事依然是想要一個孩子。難道說他們要在廢船上讓你懷上一個？
從你的神態什麼也看不出來。要不，就是印第安人村那些小伙子干的？他們在你身上沒有留下任何痕跡。難道是我們木工作坊裡那兩個長著總是膽戰心驚的土豆臉的烏克蘭人？他們倆當中，沒有人把你帶進倉庫，儘管如此，你父親還是盤問了他們。那一個名叫克勒巴的人，因為他老是討麵包吃，奧古斯特-波克裡弗克在整流器與鑿榫機之間，用一把水平尺把他接了一通。這時，我父親把你父親趕了出去。你父親用告狀來威脅；可我父親不僅在手工業同業公會，甚至在黨內也有一些威望。他告發了。人們組成了一個榮譽法庭。奧古斯特-波克裡弗克和木工師傅利貝瑙只好握手言和。那兩個烏克蘭人換成了另外兩個人——這已經足夠了——聽說，人們把原先那兩個烏克蘭人帶到施圖特霍夫１去了——
１這裡指戰爭開始後建立的施圖特霍夫集中營。
這是因為你的緣故——施圖特霍夫！
這個小詞兒越來越有份量。「你大概是想去施圖特霍夫吧？」——「要是你不住嘴的話，你會去施圖特霍夫的。」一個神秘的詞活躍在出租房屋中，它順著樓梯上上下下，它坐在廚房裡的飯桌旁，它也許是一個玩笑，而有些人也笑著說：「現在他們在施圖特霍夫製造肥皂，人們都已經不願再洗澡了。」我們倆從未到過施圖特霍夫。
圖拉甚至連尼克爾斯瓦爾德也不熟悉。一次少年隊野營把我帶到施特根；不過，把薪金預付給我而且宣稱我給圖拉的書信很重要的布勞克塞爾先生，卻很熟悉維斯瓦河與新瀉湖之間這一地區。想當初，施圖特霍夫是一個富有的村莊，大於希溫霍爾斯特和尼克爾斯瓦爾德，小於縣城諾伊泰希。施圖特霍夫有兩千六百九十八個居民。戰爭剛開始，就在村子附近建立了一個集中營。後來，這個集中營不得不一再擴大，這時，那些居民都賺了錢。在集中營裡，甚至連鐵軌都鋪好了。這些鐵軌同河中小島上通往但澤下城車站的輕便鐵路相連。大家都知道這件事。誰忘了，誰就會想到但澤-西普魯土省但澤回地縣的施國特霍夫，想到相關的但澤地方法院。這個地方由於漂亮的桁架教堂而著名，它比幽靜的療養地、比那個古老的德國人移民區更受人喜愛。在十四世紀時，條頓騎士團把這塊四地的水排干。在十六世紀時，勤勞的門諾派教徒從荷蘭來到這裡。在十七世紀時，瑞典人多次洗劫河中小島。一八一三年，拿破侖的撤退路線橫穿回地。在一九三九年與一九四五年之間，在但澤凹地縣施圖特霍夫集中營裡死去了很多人，有多少，我不知道。
學校不是把你，而是把我們——
實科中學四年級學生弄到尼克爾斯瓦爾德，弄到施圖特霍夫附近。黨購買了那個舊的薩斯科申鄉村寄宿學校，把它改建成最高統帥部培訓中心。尼克爾斯瓦爾德的路易絲磨坊與海濱森林之間的一塊地，有一半是從磨坊主馬特恩手裡，有一半是從尼克爾斯瓦爾德鄉政府手裡買下的。人們在那裡，在高高的瓦屋頂下建造了一幢一樓一底的房子。我們就像在薩斯科申那樣，在尼克爾斯瓦爾德打棒球。每個班都有會打高球、能把球打到天上去的體育尖子，都有遭到無情的皮球包圍和折磨的替罪羊。早上要升旗，傍晚要降旗。飯菜很糟。儘管如此，我們都長胖了，河中小島上的空氣有營養。
我總要在比賽間隙觀察磨坊主馬特恩。他站在磨坊與住房之間。左邊有一個麵粉袋緊貼住他的耳朵。他在傾聽黃粉(蟲甲)幼蟲講話，展望未來。
假定我在同歪身子的磨坊主進行一次談話。因為他聽覺不好，所以我也許是在大聲說：「馬特恩先生，有什麼新聞？」
他明確地回答道：「在俄國，冬季會提前到來。」
我希望盡可能地多瞭解一些情況：「我們還能夠打到莫斯科嗎？」
他預言道：「我們當中很多人也許還能打到西伯利亞。」
現在我可以換一個題目了：「您認識一個人嗎？這個人名叫哈澤洛夫，通常都住在柏林。」
他聽麵粉袋裡面的聲音聽了好久：「我只聽到一個人的情況，這個人過去叫別的名字，所有的鳥兒都怕他。」
我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好奇：「他嘴裡安著金牙，從來不笑嗎？」
磨坊主的黃粉(蟲甲)幼蟲從不直接講出來：「因為他有一次感冒了，嗓子一直沙啞，儘管如此，他還是接連不斷地抽很多支煙。」
最後，我語氣肯定地說：「他就是這樣！」
磨坊主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未來：「他依舊這樣。」
既然在尼克爾斯瓦爾德沒有圖拉，沒有燕妮——
所以，報道四、五年級中學生在尼克爾斯瓦爾德的冒險，就不能說是我的任務。夏天反正就要結束了。
秋天給學校帶來了一些變化。從前的海倫妮一朗格學校，即現在的古德龍學校，變成了一座空軍營房，所有的女生班都合併到我們這所散發著男孩氣味的實科中學來了。採取輪班的方式上課：上午女孩，下午男孩；然後再倒過來。有一些教師，其中也有奧斯瓦爾德-布魯尼斯參議教師，同樣得在女生班上課。他給圖拉和燕妮那個班上歷史課。
我們再也沒有見面。因為我們輪班上課，所以我們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相互迴避。燕妮再也用不著臉紅，我也不會面紅耳赤，例外的情況成為值得一談的事情。
有一次，正值中午時分——我走得太早，右肩上背著書包——在烏法根路的歐洲榛子樹下，燕妮-布魯尼斯向我迎面走來。她可能上了五節課，出於我不清楚的原因在實科中學裡多待了一會兒。但不管怎樣，她從學校裡走了出來，同樣是把她的書包挎在右肩上。因為前一天刮了一陣風，所以腳下已經落了一地綠色的、有幾個還是淺褐色的歐洲榛子。燕妮穿一身有白色袖口翻邊的深藍色毛料衣服，戴一頂深藍色軟帽，但不是巴斯克帽，而是一頂四角帽。燕妮離我還有五棵榛子樹時，她的臉刷的一下變紅了，把書包從右肩換到了左肩。
烏法根路兩旁的別墅好像沒有人住似的。到處都是銀樅和垂柳、槭樹和樺樹，它們讓樹葉一片又一片地飄然落下。我們十四歲，相互迎上前去。她比我記憶中的燕妮更苗條。
因為跳了很多芭蕾舞，她的雙腳呈外八字。既然她知道他來時自己會臉紅，她為什麼要穿藍衣服呢？
因為我走得太早，因為她滿臉通紅，紅到帽簷，因為她把書包換了位置，我便停下步來，同樣地把書包換了位置，伸出我的手去。她讓她的手短時間地、無動於衷地、惶恐不安地放到我的手心裡。我們站在尚未成熟的榛子之間。有幾個榛子已經被踩爛，要不就成了空殼。當一隻鳥兒停在一棵械樹上時，我開口道：「咳，燕妮，這麼晚才走？你有榛子沒有？要不要給你幾個？吃起來一點味兒也沒有，這就是剛結的榛子。你平時幹什麼呢？你家老爺子可是很硬朗的，現在仍然硬朗。最近，他又有滿滿一袋雲母石，至少有五公斤，或者至少也有四公斤，各式各樣的都有。這把年紀了還在走路，而且堅持不懈。我還想問的事情是：芭蕾舞跳得怎麼樣？你旋轉多少困？腳面怎麼樣，好些了嗎？我也許還有興趣到『老咖啡磨坊』去一趟。你們從維也納請來的那個第一女獨舞演員怎麼樣？我聽說，你也參加假面舞會。很可惜我不能來，因為我——可是聽說你過得不錯，我感到高興。你是不是又去過冰庫呢？可別這樣。只不過說句笑話而已。而我卻記憶猶新，因為我父親老跟著我。你那串項鏈還在嗎？我指的是用啤酒瓶橡皮墊做的項鏈。柏林有消息來嗎？你又聽到過關於他們的消息？」
我閒扯著，談論著，重複著。我用鞋跟把榛子弄得喀吧喀吧響，用靈巧的手指把壓得半碎的核從碎殼裡面摳出來，拿給她和我自己。燕妮老老實實地吃著像肥皂般滑膩的榛子，這些榛子會使得牙齒變鈍。我的手指黏住了。她呆呆地站著，依然滿臉通紅，輕聲地、單調乏味地、百依百順地回答著。她的眼睛患有廣場恐怖症。她的目光停留在樺樹、垂柳和銀樅上面：「哦，謝謝，我家老爺子很好。只是上課太多。有時候我得幫著改作業。另外，他抽煙抽得太厲害。不過，我一直都在拉娜夫人那兒。她的舞蹈課教得確實好，她因為這樣而名揚四海。跳獨舞的人從德累斯頓和柏林來到這裡，請她校正姿勢。她是從小就開始上俄國學校的。你知道，她在普列奧布拉仁斯卡１和特雷菲洛娃２那兒偷偷看會了不少動作。儘管她四處飄泊，東遊西蕩，這裡學一點兒，那裡學一點兒，卻始終在跳舞，而且學會的還不僅僅是技巧。你真不該去看『假面舞會』。你知道，我們這兒缺少尺度。是呀，哈里，我肯定記得。可我再也沒有在雪人體內待過了。我曾經讀到過這樣的話，說人們不能夠或者不應該重做某些事情，要不然他們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不過，你的項鏈我有時候還會戴的。確實，那個哈澤洛夫先生又寫了信來，當然是寫給爸爸的。他真是一個可笑的傢伙，他寫了上千個別人沒注意到的細節。可是爸爸卻說，他在柏林很有成就。他在做所有力所能及的事情，甚至搞舞台布景。他的訓練應當說是很嚴格的，但是很有成效。他同本來就領導著芭蕾舞團的內羅達一道走遍巴黎、貝爾格萊德和塞薩洛尼基。但他們不只是為士兵跳舞。可是爸爸卻說，這對我來說還為時太早。」——
１普列由布拉仁斯卡（1870∼1962），俄—法女舞蹈家、芭蕾舞教育家，1914∼1921年在彼得格勒授課。
２特雷菲洛娃（1875∼1943），俄國女舞蹈家，1917年起任巴黎芭蕾舞學校校長。
這時，地上再也沒有榛子了。還有幾個學生已經從我們身旁走過。有一個人在嘲笑我們，這個人我認識。燕妮讓她的右手霎時間就在我的左手中消失得無影無蹤。有片刻工夫，我轉動著她的手背，那是五根光滑、輕盈的手指。她在無名指上戴著一個做工粗糙的灰黑色銀戒指。我也不問一問，就把她的戒指脫了下來。
無名指上空無一物的燕妮說：「這是安古斯特裡，就是這樣叫法。」
我擦著戒指說：「為什麼叫安古斯特裡？」
「這是吉卜賽人的語言，就是戒指的意思。」
「你早就有戒指嗎？」
「這件事你可不能對任何人講。當我被人找到時，這個戒指就放在我的枕頭裡面。」
「你從哪兒知道它叫這個名字的？」
燕妮臉上的紅暈時增時減：「那個把我扔下就走的人，當時就是這樣給戒指取名的。」
我說：「一個吉卜賽人？」
燕妮說：「他叫比丹登格羅。」
我說：「那你可能也是一個吉卜賽人。」
燕妮說：「肯定不是，哈里。那些人可都是黑頭髮。」
我提出了證據：「可是他們都會跳舞！」
我把一切都講給圖拉聽——
她、我和另外的人都狂熱地迷戀著這個戒指。我們相信銀子可以變戲法，當談話涉及到燕妮時，我們都不把燕妮稱作燕妮，而是稱作安古斯特裡。那些從一開始就醉心於燕妮那雙銀色芭蕾舞鞋的同學，現在肯定也非常迷戀安古斯特裡。只有我在燕妮和安古斯特裡面前能夠保持平靜，充其量也只是感到好奇而已。大概是我們在一起的共同經歷太多的緣故吧。更何況我從一開始就受到圖拉的影響。作為女中學生，圖拉穿著相當乾淨的衣服，但身上仍然有一股骨膠味。我沾上這種氣味，幾乎無法抗拒。
圖拉說：「下次把她的戒指偷走。」這時，我打手勢表示拒絕。當我埋伏在烏法根路上等待燕妮時，我只是打算在半路上把她的銀戒指從手指上取下來。因為我攔住她的去路，所以她每星期有兩次要滿臉通紅。每一次她都不戴安古斯特裡，而是在脖子上戴著那串用啤酒瓶橡皮墊做的傻里傻氣的項鏈。
可是為哥哥亞歷山大服孝的圖拉——
仍然惦記著燕妮很快就得服孝這件事。在四一年晚秋——關於東線戰果的特別報道沒有了——實科中學已經能夠舉出二十二個陣亡的實科中學生來。鐫刻著姓名、日期和職位的大理石石板掛在叔本華與哥白尼雕像之間的大門上。在陣亡者當中有一個騎士鐵十字勳章獲得者。有兩個騎士鐵十字勳章獲得者還活著。他們每次休假都要來看望自己的母校。有時候，他們在禮堂裡做簡短的或冗長的報告。
我們一動不動地坐著，老師們點頭稱是。報告之間可以提問題。學生們想知道他們得擊中多少脾氣暴烈的人，得擊沉多少噸位的船舶。因為我們所有的人都希望以後有一天能獲得騎士鐵十字勳章。老師們要麼提出一些實實在在的問題——給養供應是否一直都井井有條——要麼就賣弄一些激烈的言詞，談到堅持到底和最後勝利。奧斯瓦爾德-布魯尼斯參議教師問一個騎士鐵十字勳章獲得者——我想，他是一名空軍——當他第一次看到一個死人時，不管這個人是朋友還是敵人，他腦海裡想的是什麼。這個殲擊機飛行員的回答我已經忘得一乾二淨。
布魯尼斯向瓦爾特-馬特恩上士提出同樣的問題。馬特恩因為不是騎士鐵十字勳章獲得者，所以只能走下講台，在我們班作一個關於「東線高炮部隊戰鬥情況」的報告。就連這個獲得一級和二級鐵十字勳章的上士的回答我也忘得乾乾淨淨。我只看見他身穿軍灰色衣服，既骨瘦如柴，又粗壯結實，用兩隻手緊緊抓住桌面，對我們看也不看一眼，用他的目光盯著教室後壁上的一幅印刷的油畫。這是一幅菠菜綠的托馬１風景畫。凡是他呼吸之處，空氣都稀薄。我們想知道一些有關高加索山的情況，但他卻滔滔不絕地談論毫無價值的事情——
１托馬（1839∼1924），德國浪漫主義畫家。他畫的黑林山和其他山脈的風景畫被複製出版，廣泛流傳。
作完報告之後沒幾天，瓦爾特-馬特恩又去俄國了。他在那裡受了傷，這傷使得他無法參加高炮部隊的戰鬥。他走路時，腿稍微有點跛，於是就被調回老家的高炮部隊，先是到柯尼斯堡，然後到了但澤。他在布勒森一格勒特考海濱炮兵連和皇帝港炮兵連培訓空軍助手。
大家對於他是既喜歡又害怕，他成了我學習的榜樣。每逢上士看望我們，站在講台上作報告時，惟有布魯尼斯參議教師露出一副譏諷的面孔，請馬特恩別作關於奧廖爾戰鬥的報告，而是念文興多夫的一首詩，譬如：「陰暗的山牆，高高的窗戶……」對他提出懷疑。
我不記得有參議教師認認真真給我們上課的事情。我猛然想起了幾個作文題：不是《祖盧人的婚禮準備工作》，就是《一個罐頭盒的命運》，或者是《當我還是一塊麥芽止咳糖塊，在一個小女孩嘴裡越變越小時》。在參議教師看來，重要的事情大概莫過於馳騁我們的想像力罷了。既然在四十個學生當中，通常情況下只有兩個學生有想像力，那就要允許三十八個四、五年級的中學生在一邊打瞌睡。而這時，兩個學生——另外一個人和我——卻在探討罐頭盒的命運，瞎說一通祖盧人有其獨特的婚禮習俗，探聽一塊在一個女孩嘴裡越變越小的麥芽止咳糖的情況。
這個題目使我、我的同學和布魯尼斯參議教師忙活了十四天之久，或者是更長的時間。他縮成一團，百無聊賴地坐在已經破損的講台後面，為了賦予我們以靈感，還摹仿吃糖、吮吸和吸糖汁的動作。他讓想像中的一塊麥芽止咳糖從一邊腮幫跑進另一邊腮幫，差一點把它吞下去。他閉著雙眼消耗它。他讓糖塊說話，讓它講述。簡而言之，布魯尼斯參議教師在一個糖果短缺並由國家控制的年代，加倍地嗜好糖塊，熱衷於糖塊。當他口袋裡沒有糖塊時，他便給自己虛構出這種東西來。我們所描述的也是同樣的題目。
大致從四一年秋天開始，向所有的學生分發維生素藥片。這些藥片叫做采比翁藥片，保存在用棕色玻璃製成的大藥瓶裡。在過去書脊挨著書脊擺放《邁爾會話辭典》的會議室裡，如今擺著寫上了標籤的玻璃瓶——從中學一年級到高年級——排成一行，每天都由有關的班主任把它們搬進教室，發給開戰後第三個年頭缺乏維生素的中學生。
每當布魯尼斯參議教師抱著藥瓶走進教室時，他都已經在吮吸，在享用老人嘴巴四周的甜食了。這種情況當然引人注目。一節課起碼有一半的時間用來分發采比翁藥片，因為布魯尼斯不讓大家把這個瓶子一個課桌、一個課桌地傳下去。他嚴格按照點名冊上的字母順序，讓學生們走上前來。他很費勁地把手伸進玻璃容器裡，做出一副似乎是在為每個人抓某種特殊物品的樣子。緊接著，在他滿是皺紋的臉上浮現出勝利的微笑。他從也許是五百片采比翁藥片中取出一片藥來，把它像經歷一幕難度很大的魔術表演後得到的結果一樣展示一番，然後才把它發給學生。
我們大家都知道，布魯尼斯參議教師又有了滿滿兩個衣袋的采比翁藥片。這些東西甜中帶酸，有點檸檬味，有點葡萄糖味，有點藥味兒。既然我們喜歡吮采比翁藥片，所以，對所有的甜食都愛得發狂的布魯尼斯就有理由把他的兩個衣袋都塞得滿滿的。每天在從會議室到我們教室的路上，他都要抱著棕色藥瓶走進教師洗手間，過一分鐘後又出現在走廊上，嘴裡吮著藥片往前走。采比翁藥片的粉塵弄得他上衣的衣袋蓋上全是白粉。
我想說：就連布魯尼斯都明白我們知道這些事。上課時他老是走到黑板後面去，在那裡把甜食塞進嘴裡，然後再走到全班同學面前，給我們展示他那忙活的嘴巴：「我假定你們什麼都沒有看見；假如說你們看到了什麼，那就是你們看錯了。」
奧斯瓦爾德-布魯厄斯像別的參議教師那樣，總是得大聲打噴嚏。他像他的同事那樣，在遇到這種情況時要掏出那塊大手絹來。與他的同事們相反，他總是讓全部破碎的采比翁藥片同手絹一道從衣袋裡掉出來。於是，我們就搶救那些在上了油的地板上滾動著的東西。一群彎著腰在熱心收集的學生把半片藥、四分之一片藥交給參議教師。我們說——這句格言變成了慣用語：「參議教師先生，您剛才丟了好些雲母石。」
布魯尼斯很有分寸地回答：「如果是一些普通的雲母片麻巖，那你們自己可以留下；如果找到的是一種或者好些雙層雲母片麻巖，那就請你們把它還給我。」
這種事已經講好了。我們只找到雙層雲母片麻巖。布魯尼斯在檢驗時讓這些片麻巖消失在殘存的棕色齒根之間，從一邊腮幫跑進另一邊腮幫，直到他確信：「實際上，我們找到的是好些極為罕見的雙層雲母片麻巖。我們又找到了這些片麻巖，多讓人高興啊！」
後來，布魯尼斯參議教師放棄了所有通往采比翁的彎路。他再也不走到黑板後面去，再也不談業已丟失的雙層雲母片麻巖了。當他從會議室走到我們教室時，他在路上不再抱著藥瓶走進教師洗手間，而是在課堂上癮頭十足地公開剋扣我們的采比翁藥片。那雙手尷尬的顫抖引人注目。在一句話當中，在艾興多夫的兩節詩之間，他感到：他用手指掏出的不是一片采比翁，他用三根有結節的手指抓到的是五片采比翁。他把五片藥全都扔進貪得無厭的嘴裡，吧唧吧唧地吃起來，使我們都不得不掉轉目光。
不，圖拉：
我們並沒人告發他。但確實又有好些人告狀。不過，我們班上沒人告過狀。雖然後來有幾個學生，其中也有我，作為證人在會議室作證，但我們都很克制。我們在萬不得已時才說，儘管確有其事，參議教師先生在課堂上是吃過甜食，但吃的不是采比翁藥片，而是普通的麥芽止咳糖塊。布魯尼斯參議教師一直就有這個習慣，還在我們讀中學一二年級時就有，當時還根本談不上采比翁藥片。
我們的證詞並不管用。在逮捕布魯尼斯時，從他的衣袋襯裡中找到了采比翁粉。
最初聽說是我們校長——高級參議教師克洛澤告的狀，有幾個人猜測是林根貝格——一個數學教師干的，後來這件事傳開了。古德龍學校的女生們，布魯尼斯上歷史課那個班的女孩子，說了他的壞話。在我能想到這肯定是圖拉所為之前，已經有人提到圖拉-波克裡弗克了。那就是你呀！
為什麼這樣做？因為要這樣做，所以這樣做！十四天後，布魯尼斯參議教師不得不把我們班交給霍夫曼參議教師，他再也不上課了；不過他並未坐牢，而是呆在埃爾森大街鑽研他的雲母石。十四天後，我們再一次見到了這位老爺子。我們班兩個學生和我被叫進會議室。已經有兩個七年級的中學生和古德龍學校的五個女孩在那兒等著，女孩當中就有圖拉。我們都使勁兒冷笑，太陽光掠過架子上的所有棕色藥瓶。我們都站在柔軟的地毯上，不能坐下。牆上的古典作家們都文人相輕。在長會議桌的綠天鵝絨上方，燈光在塵土中翻騰。門上加了潤滑油。布魯尼斯參議教師被一個身著便服的先生——不過此人並非教師，而是一個便衣警察——帶了進來。高級參議教師克洛澤跟在這兩個人後面。布魯尼斯親切友好、心不在焉地向我們點點頭，擦著那雙棕色的、有結節的手，露出一絲嘲諷的神情，彷彿他要轉向那個題目，講述祖盧人的婚禮準備工作，講述一個罐頭盒的命運，講述一個女孩嘴裡的麥芽止咳糖塊。可是，講話的是那個身著便眼的先生。他稱這次在會議室裡的碰頭是一次必不可少的對質。他慢條斯理地向布魯尼斯參議教師提出那些耳熟能詳的問題，內容涉及到采比翁和從藥瓶裡取出采比翁藥片。布魯尼斯遺憾地搖頭否認這些問題。先是七年級學生接受詢問，然後是我們。既有提供罪責的材料，也有去除罪責的材料。我們的回答結結巴巴，矛盾百出：「不，我沒有看到這件事，只是聽人說。我們總認為是這樣。只是因為他喜歡吃糖，所以我們這樣假定。他當著我的面沒有拿。可是肯定他……」
我不相信自己是最後說這番話的人。這些話說的是：「布魯尼斯參議教師肯定嘗過三次至多四次采比翁藥片。可是，這種小小的歡樂是我們給他的。我們知道他喜歡吃甜食，一直就喜歡。」
在一問一答的過程中，我發覺布魯尼斯參議教師是多麼愚蠢，多麼無奈，忽而左、忽而右地翻遍他的上衣口袋啊！這時，他激動不已地潤了潤嘴唇。身著便服的那位先生既不翻口袋也不舔嘴唇。他先是在高高的窗戶邊同高級參議教師克洛澤講話，然後又招手讓圖拉走到窗前。她穿一條黑色百褶裙。要是布魯尼斯帶著他的煙斗就好了，可他卻把煙斗放在大衣裡了。那位身穿便服的官員流里流氣地對著圖拉低聲耳語。我心急如焚，好像鞋底在柔軟的地毯上燃燒起來了似的。參議教師片刻不停的雙手和他的舌頭孜孜不倦地動著。現在，身穿黑色百褶裙的圖拉正挪動腳步。在她停下步來之前，衣料在悉索作響。她用雙手抱著一個棕色藥瓶，裡面放著半瓶采比翁藥片。她把瓶子從架子上抱起來，沒有人阻攔她。她穿著百褶裙，瞇縫著雙眼，把眼睛瞇得更小，繞著又長又空的綠色會議桌一步一步地走著。所有的人都盯著她的背影，布魯尼斯看著她走來。她在離參議教師一臂遠的地方停下步來，把玻璃瓶擱在胸前，只用左手抱著，用右手把瓶蓋揭開。布魯尼斯在衣服上把雙手揩乾。她把瓶蓋放到一邊，放在會議桌的綠色氈毯上。一道太陽光射到瓶蓋上面。參議教師的舌頭不再轉動，但是卻一直伸在外面。她用一隻手再一次抱起玻璃瓶，而且把它舉得更高，穿著她的百褶裙，踮起腳尖走路。圖拉說：「情吧，參議教師。」
布魯尼斯並未反抗。他沒有把雙手藏在上衣口袋裡。他並未把頭扭過去，沒有把那滿口棕色齒根的嘴巴轉過去。沒有人聽見說：「別胡鬧！」布魯尼斯參議教師匆匆忙忙地抓了一把藥片。當三根手指從玻璃瓶裡縮回來時，手指間夾起了六七片采比翁藥片。有兩片掉進瓶裡，有一片掉到淺褐色的天鵝絨地毯上，滾到會議桌下；他把手指之間還能夾住的藥片塞進嘴裡。不過，這時他為掉到桌子下消失不見的采比翁藥片感到惋惜。他跪下身去。他在我們、校長、身著便服的官員和圖拉面前跪下雙腿，用摸索著的雙手在桌旁和桌下尋找。如果他們——校長和身著便衣的官員沒有來的話，很可能他已經找到了那片藥，把它送到了他那嗜好甜食的嘴裡。他們從左右兩邊挽住他的胳膊，扶他站起身來。一位七年級中學生把上了潤滑油的門打開。「現在，我不得不認真地請求您，同事先生！」克洛澤高級參議教師說。圖拉彎下身子，去找會議桌下那片藥。
幾天以後，我們再一次受到盤問。我們一個接一個，依次進入會議室。采比翁藥片事件持續的時間並不長。七年級學生記下了參議教師的格言，這些格言渙散人心，有不良影響。大家異口同聲說道：他是共濟會會員。那時沒有人知道共濟會會員是什麼玩意兒。我克制住自己。我那個木工師傅父親勸我這樣做。也許我不該講參議教師那個老是空著的旗座，可他是我的鄰居啊！誰都看見，在所有的人都掛旗時他不掛旗。我說：「譬如在元首生日那天，大家都掛旗，儘管布魯尼斯參議教師有一面旗，但他從來就不掛。」這時，身穿便服的官員已得到了情報，正在不耐煩地頻頻點頭。
燕妮的養父被拘留待審。聽說，他們沒過幾天又把他放回了家，以便在這以後最終把他帶走。鋼琴演奏家費爾斯訥-伊姆布斯每天每日都到出租房住宅來，看望留在家裡的燕妮。他對我父親說：「現在他們把這位老爺子帶到施圖特霍夫去了。但願他能挺得過去！」
波克裡弗克一家子和利貝瑙一家子——
你們一家和我們一家，因為你哥哥亞歷山大去世已經一週年，所以大家都取下了黑紗。這時，燕妮讓人把她的衣服染成了黑色。一位青少年福利救濟會的女工作人員每個星期來一次，探視斜對面那個房子。燕妮身穿黑色喪服接待她。開始時，聽說燕妮到了一家福利救濟院；參議教師的住所要騰出來。可是身穿黑色喪服的燕妮找到了說情的人。費爾斯訥-伊姆布斯寫了好多信；古德龍學校的女校長寫了一道呈文；市立劇院的經理拜訪了納粹省黨部負責人；拉娜-博克一費多洛娃夫人有關係。因此便出現了這種情況：燕妮繼續上學，繼續參加芭蕾舞訓練，繼續參加排練，不過總是穿著黑色喪服。但這並不是意味著她頭上戴著黑色軟帽，身上穿著肥大的黑色大衣，腳上穿著黑色棉襪，一步一步地挪動著，在大街上露出一張哭紅的臉。這張臉有點蒼白——很可能是由於穿了黑色喪服的緣故——上半身紋絲不動，腳上的鞋按照芭蕾舞動作的要求呈外八字。她背著書包——這個書包為棕色，用人造革製成——去上學。她背著原來是蔥綠色、排紅色和天藍色而現在已經染成黑色的練功用品包，去奧利瓦或者劇院。她到得準時，在埃爾森大街上留下的是順從的而不是倔強的外人字。
儘管如此，仍然有那麼一些人，他們給燕妮-布魯尼斯講，身上每天每日穿著黑色就是不順從的顏色。在那些年代，只有那些有書面證明並加蓋公章的人才允許穿喪服。這些人可以哀悼陣亡的兒子和去世的祖母；可是但澤-諾伊加爾滕警局刑事警察科的簡短通知卻說：由於參議教師布魯尼斯反對國民福利的不光彩行為和罪行，不得不將他監禁起來。這個通知不能視為經濟部的文件，因為只有在那裡，在服裝卡發放處，才有服喪時的喪服配給證。
「她到底在幹什麼呀？他還活著啊。可是，人們覺得他已經不在人世了。她這樣做對他肯定沒有絲毫幫助，而是恰恰相反。要是有人給她講，這樣做其實無濟於事，只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就好啦。」
鄰居們和青少年福利救濟會的那位女工作人員同費爾斯訥-伊姆布斯商量。鋼琴家想動員燕妮脫下喪服。他說，外表並不重要，只要她心中悼念，就足夠了。他感到同樣悲痛，因為人們奪走了他的一個朋友，唯一的朋友。
可是，燕妮-布魯尼斯堅持外面穿黑色喪服，繼續作為一種控告走遍朗富爾，走過埃爾森大街。有一次在開往奧利瓦的二路車站，我同她打招呼。她當然是滿臉通紅，在緋紅的面頰周圍有一圈黑邊。倘若我憑著記憶給她畫一幅肖像的話，那麼，畫上的她有一雙淺灰色的眼睛，兩道投下陰影的睫毛，一頭褐色的、從中間分開的頭髮，頭髮從額頭上順著兩條軟弱無力的曲線平整而呆板地貼在面頰和耳朵上，在腦後編成一條挺直的辮子。我會把又長又瘦的面龐畫得像象牙一樣蒼白，因為面紅耳赤始終是例外的情況。這是一種適用於悲痛的面貌，是《墓地》一場中的吉賽爾１。她那毫不引人注目的嘴巴只是在有人提出問題時才講話——
１吉賽爾是亞丹（1803∼1856）同名歌劇中的女主人公，在婚前死亡的少女。
我在有軌電車站說：「燕妮，你老穿喪服真的有必要嗎？更何況布魯尼斯爸爸說不定今天或者明天就會回來。」
「儘管他們並沒有寫明他死了，但對於我來說，他已經死了。」
因為有軌電車還沒有來，於是我便尋找一個話題：「那你到底是不是經常獨自一人呆在家裡呢？」
「伊姆布斯先生經常來。然後，我們就把那些石塊分門別類，寫上標籤。你知道，他留下了好多材料沒有分類。」
我想走了，可是她那趟電車還沒來：「你可能再也不會去看電影了，是不是？」
「爸爸還活著時，我們有時候在星期天上午去烏法宮。他最愛看科教片。」
我堅持要看正片：「難道你就不想同我一道去看電影嗎？」
燕妮那趟淡黃色的有軌電車來了。「如果你想去的話，我願意去。」
身穿冬大衣的人們走下電車。「只要我們能去看一部嚴肅的電影，那就用不著非得是一部有趣的電影不可，是不是？」
燕妮登上電車：「他們在電影院放映《擺脫鎖鏈的雙手》１。這部影片只有十六歲的人才能看。」——
１根據德國作家埃裡希-埃貝邁爾（1900∼1970）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
要是圖拉說：
「買一張正廳後排二號的電影票。」那個女售票員肯定就要看圖拉的證件；可我們不用證明自己的身份，因為燕妮穿著黑色喪服。我們身穿大衣坐著，因為電影院裡供暖情況很差。見不到一個熟人。我們不能講話，因為集成曲音樂沒有停下來。與此同時，幕布呼呼呼地升起，伴隨著信號式的動機樂曲出現，開始放映新聞週報，電影院裡一片漆黑。這時，我才把胳臂搭在燕妮肩上。因為重炮轟擊列寧格勒至少有三十秒鐘之久，所以我的胳膊放在燕妮肩上的時間並不長。在我們的殲擊機擊落一架英國轟炸機時，燕妮什麼也不想看，把前額緊緊地貼在我的大衣上。我再一次讓我的胳臂不斷地撫摩，但兩隻眼睛卻盯著殲擊機，數著進軍昔蘭尼加時隆美爾的１坦克數目，注視著一枚魚雷破浪前進的軌跡，看著油輪在光學儀器的十字線中搖晃。當魚雷擊中油輪時，我顫動了一下，然後又把正在爆炸的油輪的閃光和顫動傳給燕妮。當新聞週報的攝影機拍攝元首的大本營時，我低聲耳語道：「注意，燕妮，元首馬上就會來，也許那條狗也在場。」當只有凱特爾２、約德爾以及別的人圍著他站在礫石路上的樹木之間時，我們倆都感到失望——
１隆美爾（1891∼1944），德國元帥，這裡指1941年3月24日至4月12日進軍非洲昔蘭尼加的戰鬥。
２凱特爾（1882∼1946），自1938年起任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參謀長，在紐倫堡被處決；約德爾（189∼1946），自1939年起任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參謀長，同樣在紐倫堡被處決。
當電影院裡重新亮起燈來時，燕妮脫下了大衣，而我卻沒有。科教片演的是狍子和赤鹿，這些動物在冬天必須餵養，要不然就會餓死。燕妮不穿大衣顯得更加苗條。狍子並不膽怯。山上的冷杉覆蓋著白雪。在電影院裡，不僅僅燕妮的喪服套頭衫，所有的衣服都是黑色。
本來，在放科教片時我就想撫摩她，可是，實際在正片開始放映之後，我才這樣做。《擺脫鎖鏈的雙手》並非那種有槍戰和手銬的偵探片。那雙手是一位女雕塑家的。她愛上了一位雕塑教授。實際上她的名字叫布裡吉特-霍爾奈。差不多就像銀幕上她老撫摩他那樣，我在電影院裡也同樣撫摩燕妮。她緊閉雙眼，這一點我看到了。銀幕上那雙手一再把泥團揉成赤裸裸的手指和嬉戲的跳蚤。燕妮的皮膚又冷又乾燥。既然她夾著大腿，那我就認為，她必須把腿分開。她立即就把腿分開了，然而卻讓兩眼盯著正在放映的正片。她的嘴巴比圖拉的嘴巴還要小；這一點是過去我想知道的。當我再抓住第二根手指時，燕妮掉過頭來，目光離開了正片：「請別這樣，哈里。你會給我帶來痛苦。」我立即就住手了，不過，卻把另一隻胳臂放在了她身上。霍爾奈低沉、沙啞的聲音充斥著觀眾稀稀落落的放映廳。電影結束前不久，我聞了聞我的手指，手指上散發出一股我們上學路上那種尚未成熟的榛子味——苦澀、肥皂般的油膩和霉爛的氣味。
我們回家的路使我變得實在起來。在沿著火車站大街往下走時，我說，這部影片太好了；不過，在新聞週報當中人們往往只能看到一些干篇一律的東西；演狍子，真是相當無聊；明天又要去上討厭的學；布魯尼斯爸爸肯定會萬事順意。「在柏林，人們對這件事到底是怎麼樣說的？你把全部情況寫信告訴了哈澤洛夫嗎？」燕妮也覺得正片不錯；那個霍爾奈確實是一個偉大的女藝術家；她也希望如此，儘管她確實感到已經……但她還是希望布魯尼斯爸爸會有好的結局；可是從那以後，哈澤洛夫先生已經寫過兩封信；他不久就會來，而且把信也帶來：「他認為，朗富爾對我來說再也不是合適的地方。伊姆布斯先生也有同感。要是我在柏林的芭蕾舞團工作，你會不時給我寫信嗎？」
燕妮的答覆使得我歡欣鼓舞。希望知道她和她那身黑色喪服很快就要遠走高飛的心情，促使我想到一些友好的話語。我好心好意地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繞著彎兒走昏暗的小街，同她一道在二三月的天氣中駐足於藍色防空燈下。我把她推向下一盞燈，壓得她緊緊貼在屋前小花園的鑄鐵欄杆上，勸她同哈澤洛夫一道去柏林。我一再向她保證，不僅僅是偶爾才寫信，而是要定期寫。最後我命令她離開朗富爾。燕妮把所有的事情都托付給我：「要是你不願意我離開你，那我就留在你身邊；可是如果你覺得哈澤洛夫先生的話有道理，那我就走。」
這時，我便援引那個被帶到施圖特霍夫去的人的話：「哼，我敢打賭，要是布魯尼斯爸爸在這兒的話，他也會同我一樣說：到柏林去吧！對你來說，再沒有比這更好的了。」
在埃爾森大街，燕妮對於這一次邀她去看電影表示感謝。我匆匆忙忙地干吻了她一下。她最後那句話仍然是：「現在我可是有點累了，另外，還得做明天的英語作業。」
我感到高興的是她不想把我帶進參議教師那個空蕩蕩的住宅去。在裝滿已經分門別類的雲母石的箱子之間，在未經煮沸消毒的煙斗之間，我會拿她怎麼辦？又會怎樣對付頭腦中那些對燕妮一無所求、對圖拉卻要求甚多的願望呢？
親愛的表妹：
後來，在復活節前不久下了雪。雪很快就融化了。與此同時，你開始同從前線歸來的度假者幹起傻事來，不過沒有生孩子。後來，過了復活節後不久，有了空襲警報；不過炸彈並沒有落在我們那兒。五月初，哈澤洛夫來接燕妮。
他坐在一輛黑色奔馳車裡，坐在司機後面，把車開到屋子門前，下了車。他瘦長、機靈，舉止不凡。他肩上披一件過於肥大的、有引人注目的大方格紋的大衣。他搓著戴上了白手套的手，打量著股票房的正面，敲著我們的房門，每一層樓都敲。我從窗簾後面露出半個臉來，然後退回屋裡，一直退到地毯邊緣。我母親把我叫到窗前：「你瞧瞧那個人！」
這個人我認識。他剛來時，我第一個看到他。這個人把牙齒朝我扔過來，扔進榛子樹叢中。這個人在新生後不久就坐著火車走了。這個人開始抽煙，而且現在仍然抽，戴著白手套抽。我把他的牙齒放在小皮夾子裡。這個人走的時候癟著個嘴，他回來時滿口金牙。他笑著，順著埃爾森大街往上走一段路，再往下走一段路。他笑著，走著，所有的東西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看見街道兩旁的房子，看見偶數和奇數的房號，看見夠吐一口唾沫那麼寬的屋前花園，看見三色堇。他對一切都看不夠，常常沉湎於歡笑之中。他向所有的窗戶顯示他那滿口金牙的哈澤洛夫嘴巴。他用三十二顆金牙發出沒有聲響的笑聲，彷彿在這個雞蛋形的世界上，除了我們的埃爾森大街之外就沒有展示牙齒的更為滑稽的理由似的。可是這時，費爾斯訥-伊姆布斯恭恭敬敬地離開了我們的房子。在春光明媚的五月和陽光燦爛的日子裡，位於過多金牙上的帷幕落下了。從我們窗簾後面走出來的那兩個五短身材的人用四隻手相互問候，好像他們在慶祝重逢似的。司機在奔馳車旁活動腿腳，他什麼都不想看。可是，所有的窗戶都是包廂。那些總長不大的調皮鬼圍繞著這次重逢形成了一個圈子。我和簷溝上的那些麻雀都明白：他又回來了，挽著鋼琴家的胳臂，穿過那些還在長個子的調皮鬼圍成的圈子，把鋼琴家推進股票房，必恭必敬地給他撐開門，也不瞧瞧後面便跟著他進了門。
燕妮把她那兩口箱子收拾好了，因為在這兒呆的時間已不到半個小時。然後，她同費爾斯訥-伊姆布斯和哈澤洛夫一道離開了股票房。她身穿黑色喪服走了。她手指上戴著安古斯特裡，卻並未戴我的啤酒瓶橡皮墊項鏈；那串項鏈放在一口箱子的衣服中間，伊姆布斯和哈澤洛夫把那兩口箱子交給了司機。那些調皮鬼在說黑色奔馳車上那個矮人的壞話。燕妮猶豫不決地站著。司機脫帽致敬。哈澤洛夫想輕輕地把燕妮推到汽車後座上去。他把大衣領子高高豎起，不再向埃爾森大街展露他的面容。他很著急。可是燕妮還不想上車，她指著我們的窗簾，在伊姆布斯和哈澤洛夫還沒來得及攔住她時，她就已經走進了我們那棟房子。
凡是我要做的事，我母親都做。我在窗前對我母親說：「響門鈴時千萬別開門。她到底想幹什麼呢？」
門鈴響了四次。我們的門鈴安的不是按鈕，而是一個旋鈕。我們的旋鈕門鈴不只是發出刺耳的聲音，它還格格地響了四次，但我母親和我並未離開窗前的坐位。
我們的門鈴重複了四次的響聲將永遠索繞在我耳際。
「現在她走了。」我母親說，可我卻凝視著我們飯廳裡那些用胡桃木、梨木和椴木做成的滿師考試試件。
就連那部疾駛而去、越來越小的汽車隆隆的馬達聲也留在了我的耳朵裡，並且很可能會繼續留在那裡。
親愛的圖拉表妹：
一星期之後，從柏林寄來了一封信；這是燕妮用她的自來水筆寫的。這封信使我感到很高興，彷彿這是圖拉給我寫的，而且是親筆信。可是圖拉卻給一個水兵寫信，而且是親筆信。我拿著燕妮的信四處跑來跑去，給所有的人講，我的女朋友從柏林給我寫信來了，講燕妮-布魯尼斯，或者她新近給自己取的名字——燕妮-安古斯特裡，因為那位哈澤洛夫，即她的芭蕾舞教練，以及內羅達夫人——主管昔日的「快樂帶來力量芭蕾舞團」，即現在的德國芭蕾舞團的一位國家顧問，都勸她取一個藝名。訓練已經開始，甚至還排練按照德國古代音樂編排的四對舞。內羅達夫人其實是英國人，是她發掘出了這種音樂。另外，這位內羅達還是一位古怪的夫人，譬如：「當她要外出、要進城或者要出席一個正式的招待會時，她就穿一件價格昂貴的皮大衣，但裡面不穿衣服，而是穿一件訓練時穿的針織緊身衣。不過，她買得起這種緊身衣。她有一條狗，一條蘇格蘭狗，這條狗的眼睛同她的眼睛一模一樣。有些人認為她是一個間諜。但是，我可不相信有這種事，我的朋友也不相信。」
隔不了幾天，我就給燕妮寫了一串滿紙陳詞濫調和直抒心願的情書。每一封信我都得寫兩次，因為在第一稿中粗心大意之處比比皆是。我過於頻繁地寫道：「相信我吧，圖拉！」我寫著，「圖拉，為什麼？今天早晨，圖拉。要是你願意，圖拉。我喜歡你，圖拉。我夢見了圖拉。夢見圖拉把東西吃光了，圖拉粘住了，圖拉談戀愛，圖拉生一個孩子。」
燕妮用纖巧、工整的筆跡準時給我回信。她讓信紙的邊緣都空著，在兩頁藍色信紙的正反兩面整整齊齊寫滿了對我那些建議的回復和對她那個環境的描述。對於我要圖拉做的事情，燕妮全都答應，只是生孩子的事現在還為時過早——這也是為了我——每個人都得先在自己所從事的職業中作出點成績來，她是在舞台上，而我則是作為歷史學家，我願意成為這樣的人。
她寫到內羅達時說，這位不尋常的夫人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芭蕾舞圖書館，甚至有偉大的諾維爾１的一份原始手稿。她說哈澤洛夫先生是一個儘管有時候也可笑但臉色卻有點陰沉的怪人。每當他那嚴格異常卻又是構思奇特的訓練一結束，這個人便會在地下室他的工作室中製作一些希奇古怪的與人相似的機器。燕妮寫道：「其實他也並非死抱著古典芭蕾不放，因為往往在訓練時，但凡有什麼事情不如他的意，他就會用不堪入耳的話諷刺挖苦，嚷道：『明天我要把所有這些玩偶都給辭了。他們該把你們塞到彈藥廠去。要是你們不能像我的機器那樣做上哪怕是一個乾淨利落的旋轉動作，你們的榴彈就會旋轉！』他斷言，他那些放在地下室裡的假人呈現出一種姿態，一種虔誠、優美的姿態，他的假人總是外八字腳，過不久他就會把他的一個假人放到最前面，放到把桿前，到那時你們會妒忌得臉色發白，才明白古典芭蕾是怎麼回事，你們這些小胖子和小丫頭！」——
１諾維爾（1727∼1810），法國舞蹈家、舞蹈編導和理論家。以其《舞蹈和舞劇書信集》和「情節芭蕾」引起了芭蕾舞創作中的幾次突破性的變革。
哈澤洛夫先生就是這樣稱呼那些男女舞蹈演員的。在燕妮最近給我寄到埃爾森大街來的一封信中，我發現信末附言中有關於這樣一個人物形象的描繪，在那裡用鉛筆畫著一個人物草圖。她站在把桿前，給那些小胖子和小丫頭示範一個符合規定的手臂姿態。
燕妮寫道：「人們很難相信會有這種事，我從那些機器人——順便說一句，他們既不是小胖子，也不是小丫頭——那裡學到了很多東西。首先，我現在有了真正的芭蕾舞腳背。我感到伸展手臂時的軌道——拉娜夫人忽略了這一點——非常清晰。在我走路和站著時，無論是擦鞋還是拿起一杯牛奶，往往都在空中留下一道軌跡。甚至就連我打哈欠時——因為晚上我們大家都累得要命——我把手一拿到嘴前，就注意到這道軌跡。可是現在我想結束這封信了。在我入睡時，我會非常非常地愛你，明天早上醒來時也是這樣。請你看書別看得太久了，要不然會傷害你的眼睛。永遠愛你的燕妮。」
親愛的圖拉：
我試圖用這樣一封燕妮的書信架起一座橋樑，一座通向你的橋樑。在我們出租房屋的樓梯間，我們相互之間並不迴避，我不用防止那種習以為常的面紅耳赤：「瞧瞧吧，燕妮又給我寫了信來。你感興趣嗎？她相當可笑地寫到愛情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要是你想笑一笑，那就一定得看看她胡謅些什麼東西。就像那枚戒指那樣，她現在名叫安古斯特裡。她很快就要隨劇團去外地巡迴演出。」
我把這封拆開的信像某種無關緊要、有點好玩的東西那樣遞給她。圖拉用一隻手指敲點著這張紙說：「你終究還得考慮考慮別的事情吧。不要老是胡說八道，說那些狗屎芭蕾。」
圖拉披著芥子般的褐色頭髮，一縷一縷地下垂齊肩。普茨希那個水兵為她慷慨付賬的電燙頭髮仍然依稀可見。在左眼上方垂著一綹頭髮。她在鄙夷不屑地猛吐一口氣的同時，用一種機械性的動作——哈澤洛夫的假人做此動作時恐怕都無法比她更機械——把這綹頭髮往後一甩，然後猛烈一聳瘦骨嶙峋的肩膀，又把它甩到同一隻眼睛前面。不過，她還沒有塗脂抹粉。半夜後，希特勒青年團執勤巡邏時先是在火車總站，緊接著又在烏法根公園的一條長椅上，把她和新蘇格蘭士官學校的一個中士拿獲。從那時起，圖拉不管在哪兒都已經塗脂抹粉了。
她被趕出了學校。我父親談到扔出去的錢。儘管有執勤巡邏的告發，古德龍學校的女校長仍想讓圖拉留校察看。據說圖拉對這位女校長講道：「校長，您只管把我趕出去好啦。我的事反正已經到了這種地步。我很想同隨便哪個人生個孩子，這種事總有一天要發生的，不是在朗富爾，就是在別的地方。」
為什麼您想要一個孩子？嗯，因為想要，所以想要！圖拉被趕出了學校，卻並未生孩子。她白天呆在家裡聽收音機，晚飯後就出門了。有一次，她給母親和自己帶回六米最好的海軍布。有一次，她帶回一張來自北冰洋前線的狐皮。有一次，她偷來一巴侖１降落傘綢。她和她母親穿著來自全歐洲的內衣。當勞工局的人來到家裡，想把她安置到發電廠時，她讓霍拉茨大夫給她開了張病假條，說她貧血，肺部有陰影。圖拉得到了特殊食品卡和病假津貼，但數量不多——
１計量單位。一巴倉等於十二匹。
當費爾斯訥-伊姆布斯同巨大的沙鍾、瓷製芭蕾舞女演員、金魚、幾捆樂譜和一些發黃的照片一起遷往柏林時——哈澤洛夫稱他為芭蕾鋼琴演奏家——圖拉給了他一封信，一封寫給燕妮的信。我永遠都沒法知道圖拉用她的自來水筆寫了什麼，因為燕妮在下一封信中只是提到，費爾斯訥-伊姆布斯已平安到達，圖拉給她寫的信非常友好，她向圖拉表示衷心的問候。
這時我又成了局外人，這兩個人有了一些共通的語言。當我遇到圖拉時，我再也不面紅耳赤了，而是面如死灰。儘管我仍然離不開你，但是我慢慢學會了憎恨你和你的膠粘劑；這種憎恨——一種可以使你變得衰老的憂鬱症——使我更易於同圖拉交往。我既友好又傲慢地給她出一些好主意。這種憎恨從未讓我動手打人；因為首先，我在觀察自己，直到沉人夢鄉；其次，我看書的時間太多；第三，我是一個用功的學生，差不多是一個追逐名利的人，這種人沒有工夫去盡情放縱自己的憎恨；第四，我為自己構築了一個聖壇，燕妮身穿芭蕾舞裙，伸開雙臂，就站在這個聖壇上；更確切地說，我把燕妮寫的信堆疊起來，想同她訂婚。
被愛著的圖拉：
當人們坐在燕妮對面，或者在她身邊走時，雖然她很有教養，也非常懶散，但她善於極其輕鬆愉快地用幽默、粗俗的筆調寫那些信。她那隻眼睛從外表看來在睫毛下顯得憂傷和愚蠢，從內在方面看卻具有洞察事物的才能。儘管那些人穿著銀色芭蕾舞鞋踮起腳尖，在舞檯燈光照耀下表示一隻垂死的天鵝，但他們跳得枯燥乏味，因而可以擊掌叫停。
她就是用這種方式給我描述哈澤洛夫給他的小胖子和小丫頭上的一堂芭蕾舞課的。課堂上要排一場芭蕾舞劇。這場芭蕾舞劇應當叫《稻草人》，要不然就是《那些稻草人》或者《園丁和稻草人》。
這時，訓練既不在扶把練習時進行，也不在室外進行。費爾斯訥-伊姆布斯沒完沒了地弓著背坐著，徒勞無益地重複著肖邦的那支曲子。這時，窗前的松樹在雨中矗立著，松鼠和普魯士的昔日在樹上比比皆是。上午有空襲警報，訓練在安放供暖鍋爐的地下室裡進行。現在，穿著黑色針織緊身衣的小丫頭們在長長的芭蕾舞把桿旁顯得無精打采。小胖子們擠眉弄眼，心不在焉。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哈澤洛夫伸直雙腿突然跳到鋼琴上時才結束，這是鋼琴家費爾斯訥-伊姆布斯非常熟悉而且不會給鋼琴造成絲毫損壞的一個過程，因為哈澤洛夫很善於慢慢地縱身向上，立定跳遠，然後小心翼翼地坐在褐色鋼琴蓋上，而不會使硬質樂器的內部零件發生震動。現在，小胖子們和小丫頭們全都甦醒過來，因為他們都明白，哈澤洛夫怒氣沖沖地往鋼琴上縱身一跳意味著什麼，接踵而來的會是什麼事情。
哈澤洛夫從上面，不過並非直接地，而是衝著把大廳正面變成窺視鏡的大型芭蕾舞鏡，對小胖子們和小丫頭們提出警告：「難道說非得要這個小毛刷領舞不行？是缺乏人生樂趣嗎？是不是要下面的老鼠來咬天鵝？是不是又非要哈澤洛夫取出他的小紙袋不可？」
他再一次構思他那聲名狼藉的扶把練習——全蹲，在一位、二位和五位上全蹲，每一位置上做兩次，做八次伸展腳位的代嘎熱和十六次在二位上的快速代嘎熱，做八次小繃腳擦地代嘎熱，強調腳尖向外輕輕擦地。可是，只有小丫頭們才強調腳尖向外，在地上擦出小小的斑點。不管是那個受到威脅的小紙袋還是肖邦——同費爾斯訥-伊姆布斯聯手——都無法幫助小胖子們獲得人生的樂趣，完成好乾淨利落的屈膝動作。他們好比勺子上的麵團，拌得要稠不調的色拉油，土耳其蜂蜜粘得可以拉成絲。這些男孩或者小胖子就這樣伸著懶腰——他們是韋爾夫興、馬爾策爾、施米特興、澤爾熱、戈蒂、埃貝哈德和巴斯蒂安——睫毛直眨巴，在半腳尖踮起做漸蹲的腿部練習時稍稍歎口氣，在單腳劃圓圈呈二位時就像餵食前的天鵝一樣，扭著脖子，七個昏昏欲睡的小胖子恭恭敬敬地等待著哈澤洛夫的第二次跳躍，這次跳躍在他們跳大踢腳時便接踵而來。
哈澤洛夫的跳躍再一次以立定跳遠的方式出現。這次跳躍使他離開鋼琴蓋，越過鋼琴家雪白的頭髮，伸長膝蓋，以令人欽佩的高度和長度落在大廳當中，落在鏡子對面。他在這塊玻璃面前毫不掩飾，非常奇怪地把那個事先提到的小紙袋取出來。這個上面尖尖的小紙袋，錐形小紙袋，這個出了名的小紙袋，受人敬畏的小紙袋，這個非常討人喜歡的小紙袋，這個像粉末一樣柔軟、做工精緻而且大小合適的小紙袋，這個八分之一磅的小紙袋，他把它專門從上衣胸前的內袋中取出來，命令所有的女孩或者小丫頭離開芭蕾舞把桿。他打發她們到發出轟隆聲、把面龐映照得通紅的小圓鐵爐旁的角落裡去。她們在那裡尖聲嚷嚷著擠在一起，轉向牆壁，而且還要用蒼白的手指蒙住眼睛。就連費爾斯訥-伊姆布斯也用一條絲圍巾遮住了他的獅子頭。
就在難為情地蒙住雙眼和遮住了頭後，哈澤洛夫命令道：「朝正前方扶把！」七個男孩和小胖子相互脫去了對方的衣服。他們非常激動地把紅色、玫瑰紅色、蛋黃色和草綠色羊毛針織緊身衣從男孩子身上脫下來。「準備！」哈澤洛夫用訓練有素的手指打著榧子。他們把小腦袋轉向牆壁，不斷地眨巴著睫毛，沿著芭蕾舞把桿站成一行，十四隻手抓著那根被抓壞了的木質把桿。七個軀幹在盲目彈出的肖邦鋼琴曲伴奏下伸開雙臂，彎下身子，把膝蓋挺直，讓同一個皮膚柔嫩的男孩屁股往供暖情況良好的訓練廳裡撅上七次。
這時，哈澤洛夫在第一個屁股旁邊做出了開始的姿勢。他左手拿著錐形小紙袋，就像從空中抓來一樣，右手的手指間夾著一把小毛刷，把這把既珍貴、又結實的獾毛小修面刷放進錐形小紙袋裡，在費爾斯訥-伊姆布斯伴奏下，嘴裡興致勃勃地吹起了一支優美動聽的波蘭舞曲。他往往由於鏡子的緣故而不斷變換位置，從一個男孩屁股走向另一個小胖子屁股。
此外——因此這簡直是浪費——他把蘸上粉末的獾毛小修面刷從小紙袋裡取出來，取了七次，把蘸上的粉末刷進男孩子們的屁股眼裡，刷進小胖子的屁股裡，刷了七次。成功啦！
這不是腳氣粉。刷進去的不是安眠藥粉，不是苗條藥粉，不是防獅藥粉，不是發酵粉，不是滴滴涕，不是奶粉，既非可可粉，也非綿白糖，不是小麵包的麵粉，不是費眼力的細小字體，也不是白堊粉。這是胡椒粉，是磨得很細的黑胡椒粉，哈澤洛夫用小毛刷蘸這種粉，不厭其煩地蘸了七次。最後，他在離鏡子極近的地方以慢速旋轉結束了他的教學演出，站定，滿口金牙的嘴巴對著大廳，大聲嚷道：「好啦，我的孩子們！先是小胖子，然後是小丫頭！往一位運動，全蹲，兩臂成花環狀！」
不再盲目的伊姆布斯剛把他那彈奏肖邦樂曲的手指放到琴鍵上，那些五顏六色的羊毛針織緊身衣好像自行閃電般地掉了下來，罩到了七個塗上胡椒粉的男孩屁股上。一次練習就取得不少進步。這些進步表現為敏捷的步伐，大踢腿，手臂的舒展。睫毛默然不語，線條在甦醒，美直淌汗水；哈澤洛夫讓那把獾毛小修面刷消失得無影無蹤，不知扔到了什麼地方。
胡椒粉效用相當久，所以在卓有成效的練習之後，那些身上沒有胡椒粉的小丫頭和這些由於胡椒粉而變得生氣勃勃的小胖子，能夠按要求排練稻草人芭蕾舞劇第三場，從一群稻草人毀壞園圃到雙人舞。
因為後來這台大型演出如此饒有風趣地達到了普魯士傳統軍樂的水平——高高踮起腳尖的、地地道道的亂七八糟——哈澤洛夫用三十二顆金牙宣佈演出結束。他揮動手巾，命令費爾斯訥-伊姆布斯關上琴蓋，將肖邦的樂曲和普魯士進行曲埋葬在公文包裡，然後宣佈評分：「韋爾夫興，好。施米特興，好。所有的小胖子和小丫頭都好！馬爾策爾和燕妮，特別好。你們再呆一會兒。咱們排演園丁之女和王子，第一場踮起半個腳尖，沒有音樂。你們其他人準時上床，別來溜鬚拍馬。明天早上，整個芭蕾舞團排演《誘拐園丁之女》和《終場》。」
親愛的圖拉：
我試圖複述燕妮那封信的內容。就像在燕妮所有的書信中一樣，在那封信中寫著：儘管哈澤洛夫非常克制地、頗具諷刺意味地向她獻慇勤，但是她卻強烈地、繼續不斷地、堅定不移地愛著我。因此，我一點兒也不用害怕。另外，儘管只有兩天時間，她還是要到朗富爾來：「住房現在必須騰出來，所以我們想把傢俱和收集的石塊保管起來。你無法想像，我們在得到搬家許可之前，不得不寫些什麼樣的信啊！不過，哈澤洛夫善於同那些人打交道。當然，他認為這些傢俱在朗富爾更安全一些，因為柏林遭到轟炸的次數越來越多。無論如何他都要把雲母轉移到鄉下，轉移到下薩克森去。他認識那兒的農民和一個礦長。」
親愛的圖拉：
一輛傢俱搬運車首先開到斜對面的房門口。十五家租房的住戶佔據了我們那棟房子的窗戶。然後，奔馳車在傢俱搬運車後面不聲不響地拚命往前擠，不過仍然留出了裝車的空地。司機脫下帽子，及時地站在門口。燕妮身穿黑色皮大衣，可能是鼴鼠皮做的，頭縮在高高立起的衣領中，站在人行道上，匆匆抬起雙眼，望著我們的窗戶。這是一位不能感冒的女士。哈澤洛夫身穿有棕色皮領——海狸鼠皮領的黑色雙排扣大衣，抓住燕妮的胳膊。這個扳道工，這位比燕妮矮半個頭的偉大的歌舞團經理，就是滿口金牙的赫爾曼-哈澤洛夫。但是他既不笑，也不打量我們這棟房子。在他眼裡，埃爾森大街並不存在。
我父親隔著報紙說：「你們已經通了那麼久的信，你可以心安理得地去幫著搬家。」
我差一點兒沒抓住燕妮那只藏在皮大衣肥大衣袖中的手。哈澤洛夫只是匆匆地瞟了一眼。「噢，」他說，然後又說，「秀氣的小胖子。」接著，他便像指揮芭蕾舞團一樣，指揮起傢俱搬運工來。我幫不上忙，也上不了樓，進不了住宅。傢俱很重，大多為深棕色，全部用椴木做成。裝運傢俱很有趣，因為有哈澤洛夫指導，一堵牆那麼寬的書櫥變得輕飄飄的。當燕妮的「房間」離開股票房時——那是用淺色樺木框起來的畢德邁耶爾派繪畫——這些作品便在四方形人物的頭上飄來飄去，懸浮在空中。在門廳衣帽間與佛蘭德箱子之間，哈澤洛夫側過臉來看著我。他沒讓那些包裝工花多少工夫去包裝傢俱，便邀請我和燕妮到火車總站旁的埃登飯店去用晚餐。他們倆就住在那裡。敞開著的笨重木箱堆放在人行道上最後一批廚房用的椅子之間。我答應道：「七點半。」忽然，好像是哈澤洛夫策劃好了似的，天上的陽光破雲而出，使敞開的木箱裡的雲母光彩煙煙。就連並不在場的參議教師的氣息也撲鼻而來——從煙斗冒出的冷煙也在一起搬遷。但是，一部分雲母片麻巖不得不留在原地。八九箱東西把傢俱搬運車塞得滿滿的，還剩下兩箱。這時，我便在哈澤洛夫的傢俱包裝工芭蕾舞劇中粉墨登場了。我表示願意在我們的地下室裡騰出地方，來堆放雲母片麻巖和雲母花崗岩，堆放黑雲母和白雲母。
我在機器間問我的父親同不同意。我父親很爽快地答應下來，使我感到意外。他說：「去幹吧，我的孩子。在第二個地下室窗戶的小五金旁邊還有一大塊空地。把參議教師先生的木箱存放在那裡吧。這位老先生把他的一生都花在搜集石塊上了，這本身就很有意思。」
親愛的圖拉：
木箱放到了我們的地下室裡。晚上，我坐在埃登飯店的小餐廳裡，坐在燕妮身邊，哈澤洛夫對面。據說你下午在城裡同燕妮見了面，哈澤洛夫不在。為什麼？就這麼回事！我們幾乎沒有講話，哈澤洛夫在燕妮與我之間看出了點什麼名堂。聽說你們是在沃爾韋貝爾巷的魏茨克咖啡店會面。你們有什麼可商量的？有各種各樣的事情！燕妮的小拇指和我的小拇指在桌子下鉤在一起。我敢肯定，哈澤洛夫注意到了這一點。魏茨克咖啡店有什麼可吃的？燕妮能吃到的是質量很差的糕點和像水一樣的冰淇淋。在埃登飯店有海龜肉湯，罐頭蘆筍，維也納煎肉排，後來，按照燕妮的願望，來了份半凍食品。很可能我乘車跟蹤了你們，一直跟到煤炭市場，看見你們在魏茨克咖啡店裡坐著，說著，笑著，沉默著，哭著，為什麼？就這麼回事！吃完飯，我注意到哈澤洛夫繃緊的或者說是呆滯的臉上有上千個灰白色雀斑。過去的埃迪-阿姆澤爾在肥胖的臉上曾經有過雀斑，數量比這少，但是比這大，是帶褐色的真正雀斑。你們至少在魏茨克咖啡館閒聊了兩個小時，在九點半時，我不得不說：「我曾經認識一個人，他長得很像您，不過是叫別的名字。」
哈澤洛夫招手喚來招待員：「請來一杯熱擰檬汁。」
我絞盡腦汁：「這個人先是叫做斯特普恩，後來叫做施佩巴拉，以後又叫做施佩林斯基。您認識這個人嗎？」
這位著了涼的哈澤洛夫得到了他的熱檸檬汁：「謝謝，付賬。」
招待員站在我身後算賬。「這個人我認識，他有幾分鐘甚至名叫楚霍爾，然後叫曲林斯基。後來他找到一個名字，到現在都叫這個名字。您想知道這個名字嗎？或者說你想知道吧，燕妮？」
哈澤洛夫把兩個白色藥片放進茶匙裡，付鈔票，而且用賬單遮住臉：「就這樣吧！」
在我想要說出這個人叫什麼名字時，哈澤洛夫把藥片服了下去，喝了很久檸檬汁。這時已經很晚了。燕妮很累。只是在飯店大堂，在燕妮吻我之後，哈澤洛夫才露出他的幾顆金牙，沙啞著聲音說：「您很有天分。您知道很多名字。我會幫助您，今天或者後天，給您再舉出一個名字來。這就是用x來書寫的Brauxel，或者像Haksel一樣，寫成Brauksel，或者像Weichsel一樣，寫成Brauchsel。記住這個名字和它的三種書寫方式吧。」
說完，兩人文質彬彬地、故意慢條斯理地走上樓梯。燕妮往四下張望，張望，張望；甚至當我已經不在大堂，而滿腦子裝著三個布勞克塞爾時，燕妮仍在張望。
親愛的圖拉：
有那麼個人，在我找你時，我已經找到這個人了。在我給你寫信時，此人向我建議，應該怎樣給你寫信。此人叫人給我寄錢來，好讓我可以給你寫信，無憂無慮地寫。此人擁有一座位於希爾德斯海姆與薩爾斯特德之間的礦山，或者說只是在管理這座礦而已，或者說佔有比較多的股份，或者說整個礦山都是騙局，都是偽裝，都是第五縱隊——儘管他名叫Brauxel，Brauksel，Brauchsel。布勞克塞爾的礦山不開採礦石，不採鹽，不採煤。布勞克塞爾的礦山開採別的東西。這種東西我叫不出名字來。我只能不斷而且必須不斷地給圖拉講，我必須遵守二月四號這個日期。我必須堆積白骨山。我必須開始寫末尾的童話，因為布勞克塞爾拍加急電報來講：「寶瓶座行星會合日期臨近。堆白骨山，準備並開始流產。把狗放走，及時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