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規訓 第一章 馴順的肉體 文 / 米歇爾·福柯
讓我們想像一下17世紀初依然可見的那種理想的士兵形象。首先，這個士兵從遠處就可以一眼辨認出來。他具有某些符號：他的體魄和膽量的自然符號，他威武的標誌。他的肉體是他的力量和勇猛的紋章。儘管他必須一點一點地學習軍人職業——通常是在實際戰爭中學習，但是昂首挺胸的姿態和列隊行進式的步伐基本上屬於高傲的人體語言。「辨認那些最適合這種職業的人的符號是，動作機敏靈巧，昂首挺胸、肩寬臂長、腹部緊縮、大腿粗、小腿細、雙腳乾瘦。因為這種人肯定既靈活又強壯。」當他成為長矛兵後，他「必須盡可能優雅而莊重地正步行進，因為長矛是一種光榮的武器，應該莊重而無畏地持握它」（Montgommery，6、7）。到18世紀後期，士兵變成了可以創造出來的事物。用一難不成形的泥、一個不合格的人體，就可以造出這種所需要的機器。體態可以逐漸矯正。一種精心計算的強制力慢慢通過人體的各個部位，控制著人體，使之變得柔韌敏捷。這種強制不知不覺地變成習慣性動作。總之，人們一改造了農民」，使之具有「軍人氣派」（1764年3月法令）。新兵逐漸習慣於「昂首挺胸，收腹垂臂，筆直地站立。為了養成習慣，他們要用這種姿勢貼牆站立，腳跟、大腿、腰部和肩部都要觸牆，手背也要觸牆，當他們伸手時，手不能離開身體甩出來。……此外，他們還要學會絕不低眼看地，而要平視他們走路時遇到的人。……
在沒有聽到號令以前，（他們）要保持不動，無論頭部還是手、腳都不能動。……最後，還要學會繃緊膝蓋，腳尖向前，列隊行進」（1764年3月20日法令）。
古典時代的人發現人體是權力的對象和目標。我們不難發現當時對人體密切關注的跡象。這種人體是被操縱、被塑造、被規訓的。它服從，配合，變得靈巧、強壯。「人是機器」這部大書是在兩個領域同時撰寫的。一個是解剖學一形而上學領域。笛卡爾（Descartes）」寫了有關的最初篇章，醫師和哲學家續寫了以後的篇章。另一個是技術一政治領域。它是由一整套規定和與軍隊、學校和醫院相關的、控制或矯正人體運作的、經驗的和計算的方法構成的。這兩個領域迥然有異，因為這一方面涉及的是服從與使用的問題，另一方面涉及的是功能與解釋的問題。但是，這二者也有重合之處。拉美特利（I－aMettrie）——的《人是礬器》既是對靈魂的唯物主義還原，又是一般的認D練理論。其中心觀念是「馴順性」。該書將可解剖的肉體與可操縱的肉體結合起來。肉體是馴順的，可以被駕馭、使用、改造和改善。但是，這種著名的自動機器不僅僅是對一種有機體的比喻，他們也是政治玩偶，是權力所能擺佈的微縮模型。腓特烈二世（Frederik11）」拉位精明強悍的國王對他們極感興趣，熱衷於小機械、訓練有素的軍團和長期的操練。
那麼，這些關於令18世紀的人感興趣的馴順性的設計有什麼新穎之處呢？當然，人體成為如此專橫干預的對象，並非史無前例。在任何一個社會裡，人體都受到極其嚴厲的權力的控制。那些權力強加給它各種壓力、限制或義務。但是，在這些技術中有若干新的因素。首先是控制的範圍。它們不是把人體當作似乎不可分割的整體來對待，而是「零敲碎打」地分別處理，對它施加微妙的強制，從機制上——運動、姿勢、態度、速度——來掌握它。這是一種支配活動人體的微分權力（infinitesimalPower）。其次是控制的對象。這種對像不是或不再是行為的能指因素或人體語言，而是機制、運動效能、運動的內在組織。被強制的不是符號，而是各種力量。唯一真正重要的儀式是操練。最後是控制的模式。這種模式意味著一種不間斷的、持續的強制。它監督著活動過程而不是其結果，它是根據盡可能嚴密地劃分時間、空間和活動的編碼來進行的。這些方法使得人們有可能對人體的運作加以精心的控制，不斷地征服人體的各種力量，並強加給這些力量以一種馴順一功利關係。這些方法可以稱作為「紀律」。許多規訓方法早已存在於世，如在修道院、軍隊、工場等。但是，在17和18世紀，紀律變成了一般的支配方式。它們與奴隸制不同，因為它們不是基於對人身的佔有關係上。紀律的高雅性在於，它無需這種昂貴而粗暴的關係就能獲得很大的實際效果。它們也不同於「服役」。後者是以主人的個人意志「為所欲為」這種形式確立的，是一種全面持久、不可分解的、無限制的支配關係。它們也不同於附庸關係。後者是一種高度符號化的但又保持一定距離的依附關係，更多地涉及勞動產品和效忠儀式標誌，而較少地涉及人體的運作。此外，它們也不同於禁慾主義以及修行式「戒律」。後者的目的在於棄絕功利，而不是增加功利。雖然後者也包括對他人的服從，但是其主要宗旨是增強每個人對自身肉體的控制。紀律的歷史環境是，當時產生了一種支配人體的技術，其目標不是增加人體的技能，也不是強化對人體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種關係，要通過這種機制本身來使人體在變得更有用時也變得更順從，或者因更順從而變得更有用。當時正在形成一種強制人體的政策，一種對人體的各種因素、姿勢和行為的精心操縱。人體正在進入一種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編排它的權力機制。一種「政治解剖學」，也是一種「權力力學」正在誕生。它規定了人們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體，通過所選擇的技術，按照預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後者不僅在「做什麼」方面，而且在「怎麼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願望。這樣，紀律就製造出馴服的、訓練有素的肉體，「馴順的」肉體。紀律既增強了人體的力量（從功利的經濟角度看），又減弱了這些力量（從服從的政治角度看）。總之，它使體能脫離了肉體。一方面，它把體能變成了一種「才能」、「能力」，並竭力增強它。另一方面，它顛倒了體能的產生過程，把後者變成一種嚴格的征服關係。如果說經濟剝削使勞動力與勞動產品分離，那麼我們也可以說，規訓的強制在肉體中建立了能力增強與支配加劇之間的聚斂聯繫。
這種新的政治解剖學的「發明」不應被視為一種驀然的發現。相反，它是由許多往往不那麼明顯重要的進程匯合而成的。這些過程起源各異，領域分散，相互重疊、重複或模擬，相互支持。它們因各自的領域不同而相互區別。它們逐漸匯聚在一起並產生了一種一般方法的藍圖。最初，它們是在中等教育中起作用，後來又進入小學。它們逐步控制了醫院領域。經過幾十年的時間，它們改造了軍隊組織。它們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傳播有時很快（如在軍隊和技術學校或中學之間），有時則很慢、很謹慎（如大工廠的隱秘的軍事化）。幾乎在所有的情況下，人們採納它們都是為了適應特殊的需要，如工業革新，某種傳染病的再度流行，來福槍的發明或普魯土的軍事勝利。但這並不妨礙它們完全被銘刻在一般的和基本的社會轉變中。現在我們就試著來描述這種銘刻方式。
在此，我不可能撰寫具有各自特色的各種規訓機構的歷史。我只想基於一系列例證來勾畫某些最易於傳播的基本技術。這些技術都是很精細的，往往是些細枝末節，但是它們都很重要，因為它們規定了某種對人體進行具體的政治干預的模式，一種新的權力「微觀物理學」。而且，因為自五7世紀起它們就不斷地向更廣的領域擴展，似乎要涵蓋整個社會。那些具有很大擴散力的狡猾伎倆，那些表面上光明正大而實際上居心叵測的微妙安排，那些羞於承認屈從於經濟要求的機制或使用卑劣的強制方式的機制——正是它們在現代歷史的開端造成了懲罰體系的替植。要想描述它們，就必須注意各種細節。我們不應該在各種形象後面尋找意義，而應該尋找告誡。我們應該不僅從某種功能的困境，而且從某種策略的連貫性來考慮它們。它們作為狡猾的伎倆，與其說是出於那種永遠站得住腳的、使小事也具有意義的重大理由，不如說是出於對一切都加以注意的「險惡用心」。紀律是一種有關細節的政治解剖學。
我們有必要回憶一下德-薩克森元帥（MarshaldeSaxe）」所說的話：「雖然那些關注細節的人被視為凡夫俗子，但在我看來，這種成分是必、不可少的，因為這是基礎。不懂得它的原理，就不可能建起一座大廈或建立一種方法。僅僅喜愛建築學是不夠的。人們還應該懂得石工技術」。關於這種「石工技術」，道德義務和政治控制方面細節的功利主義合理化，有一部值得一寫的歷史。它不是濫路於古典時代。應該說，古典時代促進了它，改變了它的範圍，給了它精確的手段，或許還在微分計算中或在對自然物的具體入微的特徵的描述中找到了某些共鳴。總之，「細節」早就是神學和禁慾主義的一個範疇。任何細節都是重要的，因為在上帝眼中，再大的東西也大不過一個細節，再小的東西也要受到他的某種意願的支配。在這種尊崇細節的重要傳統中，基督教教育、學校教育和軍事訓練的一切細節，各種「訓練」方式，都很容易各得其所。對於已被規訓的人，正如對於真正的信徒，任何細節都不是無足輕重的，但是這與其說是由於它本身所隱含的意義，不如說是由於它提供了權力所要獲取的支點。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拉薩勒（JeanBaPtistede！．aSalle）」在《論教會學校教友的義務》中所吟唱的「小書」及其永恆價值的偉大讚美詩。在此，日常生活的神秘性與一絲不苟的紀律結合起來。「忽視小事是何等地危險！對於像我這樣不會有驚人壯舉的人來說，應該以這樣的想法自慰：認真對待小事將能使我們不知不覺地提高到最顯赫的聖潔層次，因為小事能導致更大的…叫、事；將來就可以說：啊！我的上帝，我們這種軟弱而短命的生物能為您的榮耀做什麼呢？小事。如果大事出現的話，我們能做得來嗎？我們能超出我們的能力去思考官們嗎？事情雖小，但如果上帝承認它們，並願意把它們當作大事呢？事情雖小，但人們是否感到它的小呢？人們不是根據經驗來做出判斷嗎？事情雖小，但是如果人們這樣看待它們，拒絕它們，難道不就肯定有罪了嗎？事情雖小，但是正是小事最終造就了偉大的聖徒！的確，這些是小事。但是，有偉大的動機、偉大的情感、偉大的熱忱，因此也有偉大的功績、偉大的財富和偉大的酬報」。在學校、兵營、醫院和工廠的環境中，這種細緻的規則、挑剔的檢查、對生活和人身的吹毛求疵的監督，很快將會產生一種世俗化的內容，一種關於這種神秘的無窮小和無窮大計算的經濟的或技術的合理性。18世紀關於細節的歷史是由拉薩勒支配的，前後涉及到萊布尼茲（I。eibniz）」和布豐（Buffon）」，中間有腓特烈二世。它涵蓋了教育、醫學、軍事策略和經濟學。到該世紀末，這種歷史產生了夢想成為另一個牛頓的人，但不是探究巨大的天體和星體的牛頓，而是關注「細小物體」、細小運動、細小作用的牛頓。這個人對蒙日（Monge）」的一句名言——「只有一個可供發現的世界」——做出的回答是：「怎麼這樣講呢？那麼，細節的世界呢？人們從未想到過這另一個世界是什麼樣的嗎？我幾乎從15歲起就相信有這另一個世界。以後我非常關注它。這種記憶刻在我的心中，從未淡忘。……我敢說，我所發現的這另一個世界是最重要的。當我想到這一點時，我的心都在發顫。」（在聖提萊爾〔SaintHilaire〕的《自然哲學的綜合觀和歷史觀》的導言中這些話被說成是波拿巴」說的）。這個世界不是拿破侖發現的。但是，我們知道，他打算組織這個世界。他想在自己周圍設置一個能夠使他洞察國內一切細小事情的權力機制。他想借助於嚴格的紀律「完全掌握住這個龐大的機器，使任何細節都不能逃脫他的注意」（Treil－hard，14）。
為了控制和使用人，經過古典時代，對細節的仔細觀察和對小事的政治敏感同時出現了，與之伴隨的是一整套技術，一整套方法、知識、描述、方案和數據。而且，毫無疑問，正是從這些細枝末節中產生了現代人道主義意義上的人門』。分配藝術
紀律首先要從對人的空間分配入手。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它使用了幾種技術。
1-紀律有時需要封閉的空間，規定出一個與眾不同的、自我封閉的場所。這是貫徹紀律的保護區。在這方面有對流浪漢和窮人的大「禁閉」，也有其他更謹慎但也更隱蔽和有效的禁閉措施。在這方面還有大學、中學：它們逐漸採用了修道院的模式，寄宿制變成了即使不是最普遍的也是最完美的教育制度。當耶穌會撤離後，路易大帝學校」成為模範學校，強制實行寄宿（見Anes，308一313和Snvders，35一41）。在這方面還有兵營：軍隊——這支流浪大軍——必須束縛在固定的場所；必須嚴防他們的劫掠和暴力行為；必須使當地居民（他們並不擔心路過當地的軍隊）不必擔驚受怕；必須避免駐軍與地方當局的衝突；必須防止開小差並控制駐軍開支。1719年法令要求以南方已有的兵營為模式建立數百個兵營，實行嚴格的禁閉措施：「整個兵營應用10英尺高的圍牆圍住，圍牆應從各個角度與兵營內房屋相距30英尺之遠。」這種佈局將能使駐軍保持「秩序和紀律，使軍官能夠控制他們。」（《1719年9月25日軍令》）。到1745年，大約有320個城鎮設有兵營。據估計，1775年兵營內的總人數約為20萬人（Daisy，201一209；1775年一個無名氏的回憶《兵營》，156；Navereau，132一135）。隨著工廠的發展，也形成了大面積的單純而明確的工業空間：首先是綜合製造廠，到了18世紀後半期，形成嚴格意義上的大工廠（肖薩德鐵廠幾乎佔據了涅夫勒河和盧瓦爾河之間的整個梅丹半島；1777年，為了建安德列工廠，威爾金森用堤壩在盧瓦爾河上建了一個小島。枉法伊在夏波追爾山谷經過改造建成勒克勒佐工廠，並在工廠內建立了工人宿舍）。這不僅是規模上的變化，而且是一種新的控制方式。工廠明顯地類似於修道院、要塞和城堡。警衛人員「只在工人返回工廠時，在宣告工作重新開始的鐘聲響了以後才打開大門。」一刻鐘之後，任何人不得進入。白天結束時，車間領班把鑰匙交回給工廠的瑞士衛兵，後者才打開大門（Amboise，國家檔案，12，1301）。其目的在於，隨著生產力的日益集中，用上述方式獲取最大利益和消除各種不利因素（如偷盜、怠工、騷亂和「密謀」），保護生產資料和工具，駕馭勞動力：「為了維持秩序和便於監督，所有的工人都必須集中在同一個地方。這樣，受托管理工廠的合夥人就能防止和糾正工人中可能出現的弊病，將這些弊病消滅在萌芽狀態中」（DauPhin，199）。
2．但是，「封閉」原則在規訓機制中既不是永恆的，也不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不能滿足需要。這種機制是以一種更靈活、更細緻的方式來利用空間。它首先依據的是單元定位或分割原則。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每一個位置都有一個人。避免接組分配空間；打破集中佈局；分解龐雜的、多變的因素。有多少需要分散的實體或因素，規訓空間也往往被分成多少段。人們應該消除那些含糊不清的分配，不受控制的人員流失，人員的四處流動，無益而有害的人員扎堆。這是一種制止開小差、制止流浪、消除冗集的策略。其目的是確定在場者和缺席者，瞭解在何處和如何安置人員，建立有用的聯繫，打斷其他的聯繫，以便每時每刻監督每個人的表現，給予評估和裁決，統計其性質和功過。因此，這是一種旨在瞭解、駕馭和使用的程序。紀律能夠組織一個可解析的空間。
而且，在這方面，紀律也遇到了一種舊式的建築上和宗教上的方法：修道院密室。即便說它所規定的密封空間純粹是理想化的，這種規訓空間卻通常是分格單元式的。按照某種禁慾主義，孤獨對於肉體和靈魂都是必要的。至少在某些時刻，肉體與靈魂應該獨自面對誘惑以及嚴厲的上帝。「睡覺是死亡的影像，寢室是墓地的影像……儘管寢室是合用的，但是床的排列，幕布的遮擋，使得姑娘起床和就寢都不會被人看見」（Delamare，507）。但是這依然是一種十分粗糙的方式。
3．在規訓機構中，有關職能場所的規則將逐漸把建築學通常認為可以有幾種不同用途的空間加以分類。某些特殊空間被規定為不僅可以用於滿足監督和割斷有害聯繫的需要，而且也可用於創造一個有益的空間。這種變化過程在醫院裡，尤其在陸軍和海軍醫院裡表現得很明顯。在法國，羅什福爾」似乎既是一個實驗點，又是一個範例。這是一個港口，而且是一個軍用港口。貨物在這裡集散，工人自願或被迫地被僱用，水手來來往往，各種疾病交替流行。這是一個逃亡、走私和瘟疫的扈集之地，是各種危險因素的擴散地，是違禁活動的聚集地。因此，海軍醫院必須加以應付。但為了做到這一點，它必須是一個過濾器，一個具有抑制和分割功能的機制。它必須能夠消除非法活動和罪惡，成為一個控制這些流動的烏合之物的據點。對疾病和瘟疫的醫學監視與其他一系列控制是密不可分的，即對逃兵的軍事控制，對商品的財物控制，對藥物、藥量、藥品消耗、治療方法、死亡、裝病現象的行政控制。因此就需要嚴格地劃分空間。羅什福爾海軍醫院所採取的最初步驟關注的是物而不是人，是貴重商品而不是病人。財務和經濟監督的措施先於醫療觀察措施：將藥品鎖起來，紀錄藥品的使用；稍後，醫院制定了一套制度來確定病人的實際人數，驗明其身份和所屬部隊。然後，醫院開始管理他們的進出情況；他們被強制待在病室中；每個床位都標明住院者的姓名；每個病人都被記錄在冊，醫生巡視時必須參考記錄。最後，醫院開始對傳染病人實行隔離和分床措施。漸漸地，一種行政和政治空間憑藉著一個醫療空間而形成了。它傾向於區別對待各個肉體、各種疾病、症狀，各種生與死。它構成了一個將各種單一物平行分列的真實表格。由於有了紀律，一種有益於醫療的空間誕生了。
在18世紀末出現的工廠裡，個人化分割原則變得更加複雜。這涉及到如何將人員分配在一個既能隔離又能組合的空間中，而且還涉及到如何根據具有獨特要求的生產機制進行這種分配。必須把人員的分配、生產機制的空；旬安排以及「崗位」分配中的各種活動結合在一起。茹伊」的奧伯凱姆普夫工廠就遵循著這一原則。它是由一系列專業車間組成的，每個房間只安排一類工人，如印花工、清理工、上色工、描圖文工、雕刻工、染工。杜桑-巴雷（ToussaintBarre）於1791年建成的最大廠房有110米長，是一座三層樓。第一層主要用於刻版印刷。整個車間分兩行排列著132個工作台，有88個窗戶。每個工作台有一名印刷工和一名調製和塗抹顏料的助手。共有264個人。工作台的一端是一個架子，剛剛印好的布料搭在上面晾乾（Saint－Maur）。在車間的中央通道巡視，既可以看到全局，又可以監督每一個人，可以看到工人的出勤和表現以及工作質量，可以對工人進行比較，根據其技能和速度加以分類，可以監督生產過程的各個階段。這些系列化因素構成了一個固定的網格，從而消除了混亂』2』：也就是說，一方面根據生產的階段或基本運作，另一方面根據各個進行生產的人員，將生產過程分割開，使勞動過程顯示出來。勞動能力的各種變量——體力、敏捷性、熟練性、持久性——都能被觀察到，從而受到評估、計算、並且與每一個工人聯繫起來。這樣，由於勞動能力以一種完全可見的方式分散在一系列個人身上，所以它可以被分解為獨立單位。在大工業嶄露頭角之時，人們在生產過程的分割後面可以發現勞動力的個人片面化；規訓空間的分配往往成為這二者的保障。
4．在規訓中，各種因素是可互換的，因為各個因素都是由它在一種系列中所佔據的位置，由它與其它因素的間隔所規定的。因此構成一個單位的，既不是領土（統治單位），也不是地點（居住單位），而是等級，即人們在一種分類中的位置，線與行的交點，可以被連續通過的間隔中的一個間隔。紀律是一種等級排列藝術，一種改變安排的技術。它通過定位來區別對待各個肉體，但這種定位並不給它們一個固定的位置，而是使它們在一個關係網絡中分佈和流動。
讓我們以「班級」為例。在耶穌會的大學裡，人們還可以發現一種複式組織。每個班級有二三百名學生，十人一組。每個組及其「十人長」佔用一個羅馬式或達太基式營房。在相對的營房中，有與之相對應的「十人團」。這是一種作戰和競爭的基本形式。工作、學習和劃分等級都是在這種競賽中通過兩軍對壘而進行的。每個學生的貢獻都與總的較量相關，對於全組的成敗都有一定的作用。每個學生的位置都根據他作為「十人團」整體中的一名戰士的作用和價值來安排（Rochemonteix，自第sl頁起）。還應該指出，這種羅馬式喜劇使得這種對立競爭與一種具有軍隊精神的、具有等級和層層監督的空間安排聯繫在一起。我們不應忘記，一般來說，在啟蒙時代，羅馬模式具有兩種作用：從它的共和國形象看，它是自由的體現；從它的軍事形象看，它是理想的紀律模式。IS世紀和大革命時期的古羅馬形象是以元老院為特徵的，但也是以羅馬軍團為特徵的。它既是以講壇為標誌的，也是以軍營為標誌的。直到拿破侖帝國，古羅馬的榜樣同時含混地傳遞著公民權的法律理想和規訓方法的技術。總之，耶穌會大學所利用的這種古代傳統中的嚴格規訓因素，逐漸支配了競賽和模擬作戰的因素。漸漸地，尤其是在1762年以後，教育空間拓展了，班級變得單純了，不再由在教師的關注下並列的各個因素組成。在18世紀，開始用「等級」來規定人在教育制度中的地位分配形式：即學生在課堂、走廊、校園裡的座次或位置；每個學生完成每項任務和考試後的名次；學生每週、每月、每年獲得的名次；年齡組的序列；依據難度排成的科目序列。在這套強制性序列中，每個學生依照其年齡、成績和表現有時處於某一等級，有時處於另一等級。他不斷地在空間系列中移動。有些空間是表示知識或能力的等級的「理念」空間，有些是表示價值或成績的物質的大學或教室空間。這是一種經常性變動。人們通過這種變動在由間隔序列劃分的空間中替換著位置。
這種系列空間的組織，是基礎教育的重要技術變動之一。它使得傳統體制（每個學生受到幾分鐘教師的指導，而其他程度不一的學生無事可做、無人照顧）能夠被取代。它通過逐個定位使得有可能實現對每個人的監督並能使全體人員同時工作。它組織了一種新的學徒時間體制。它使教育空間既像一個學習機器，又是一個監督、篩選和獎勵機器。拉薩勒夢想過這樣一種教室，其空間分配能同時顯示一系列的特點，即學生的進步、長處、性格、表現、整潔及其家長的情況。譬如，教室應該構成一個大表格，有許多項目，一切置於教師的精細的「分類」目光之下：「在每個教室裡，座位是根據各門課的各種學生安排的。因此，凡是上同一門課的學生總是坐在同一個座位上。上最高課程的學生被安置在靠牆最近的凳子上。其他學生按照課程等級依次向教室中心排列。……每個學生都有為他指定的座位，除非得到命令或經學校督導員同意，任何學生不得離開或改變座位。」各種安排應該使「那些不修邊幅的邋遢家長的孩子與那些精細整潔的家長的孩子分開；將任性輕浮的學生安置在兩個品行端正的學生之間，使放蕩的學生獨處一隅，或夾在兩個本分的學生之間。」臼〕
在組織建立『件人密室」、「場所」、「座次」時，紀律創造了既是建築學上的，又具有實用功能的等級空間體系。這種空間既提供了固定的位置，又允許循環流動。它們劃分出各個部分，建立起運作聯繫。它們標示出場所（位置）和價值。它們既確保了每個人的順從，又保證了一種時間和姿態的更佳使用。它們是現實和理念的混合空間。因為它們支配著建築物、房屋、傢俱的配置，所以是現實的；因為它們突出地體現了這種關於特點、評價和等級的安排，所以是理念的。因此，紀律的第一個重大運作就是制定「活物表」（tableaxv計ants），把無益或有害的烏合之眾變成有秩序的多元體。制定「表格」是18世紀科學的、政治的和經濟的技術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人們應如何安排植物園和動物園，與此同時對生物進行合理的分類？人們應該如何觀察、監督和調節商品和貨幣的流通，從而制定一個能夠充當財富增長原則的經濟表？人們應該如何監督人、監視人的出勤、編製一個普遍適用的軍隊名冊？人們應該如何安置病人、區分病人、劃分醫院空間，並對疾病進行系統的分類？這些都是相輔相成的運作，其中有兩個因素——分配和解析、監督和理解——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在18世紀，表格既是一種權力技術，又是一種知識規則。它關係到如何組織複雜事物、獲得一種涵蓋和控制這種複雜事物的工具的問題，關係到如何給複雜事物一種「秩序」的問題。如吉伯特（Guibert）」所說的將軍一樣，博物學家、醫生和經濟學家也「被事物的無限性和複雜性搞得眼花繚亂，…由於對象的繁多造成了數不勝數的組合，顧及如此之多的事物，使他力不從心。現代軍事科學在自我完善和探討真正的原理時會變得更簡明易懂」；軍隊「有了能夠適應各種變化的簡明而通用的戰術，……將更容易調動和指揮」（Gubert，XXXIV）。戰術，就是人員的空間部署；分類，就是生物的秩序空間；經濟表，就是財富的有規律運動。但是，在這些不同的領域裡，表格的功能不是同一的。在經濟秩序中，它使數量測定和運動分析成為可能。在生物分類學中，它具有特徵描述（從而減少例外）和類別歸納（從而減少數量）的功能。但是，在有紀律的分配形式中，表格具有處理分配複雜事物本身並從中得出盡可能多的結果的功能。如果說自然分類法是以特徵和範疇的聯繫為基軸，那麼規訓策略則是以單數和複數的聯繫為基軸：它既允許對個別做特徵描述，又允許對既定的複雜事物加以整理。它是控制和使用獨特因素集合體的首要條件，是「分格」權力的微觀物理學的基礎。對活動的控制
1．時間表是一項古老的遺產其嚴格的模式無疑是由修道會提供的。它很快就得到傳播。它的三個主要方法——規定節奏、安排活動、調節重複週期——不久就出現在學校、工廠和醫院中。新的紀律毫無困難地出現在這些舊形式中。學校和貧民院往往是附屬於修道會的，因此沿用了修道會的生活和節奏。工業時期的嚴峻長期保持著一種宗教氣氛。17世紀，大工場的規章規定了工作日的活動：「早晨進廠後，在工作之前，所有的人必須洗手，向上帝禱告，劃十字」（Saint－Maur，第1條）。但是，甚至到了19世紀，當工業需要吸收農業人口時，他們有時被組成「教區」，以使他們習慣於工廠的工作。「工廠一修道院」的構架被強加在工人身上。在奧倫治親王莫裡斯（Mauriceofrange）」和古斯塔夫二世（Gus－tavusAd。lphus）」的新教軍隊中，軍事紀律是通過宗教活動的時間節奏而確立的。布薩涅爾（Boussanelle）後來描述道，軍隊生活應該具有某些「修道院的優點」（Boussanelle2；關於瑞典軍隊紀律的宗教特點，見《瑞典人的紀律》，倫敦，1632）。在幾個世紀的時間裡，教會一直是紀律教師。他們是時間專家，是節奏和有規律活動的大師。但是，紀律改變了這些產生它們的時間管理方法。它們首先是使這些方法變得更精細。人們開始按四分之一小時、分、秒來計算時間。當然，這首先發生在軍隊裡：吉伯特系統地應用了沃邦（Vauban）」早已提出的對射擊的精密記時測定。在小學裡，時間的劃分越來越精細，各種活動必須令行禁止，雷厲風行：「當時鐘敲響一個小時的最後一下時，一個學生就開始敲鐘。當第一聲鐘聲響起時，全體學生就跪下，雙手合十，眼睛低垂。念完禱詞後，教師將發出一個信號，讓學生站起來，第二個信號是讓他們讚美基督，第三個信號是讓他們坐下」（I－aSalle，《管理），27一28）。在19世紀初，有人建議「互教學校」（Ecolesmutuelles）使用下列時間表：8：45，班長進入，8：52，班長會，8：56，學生進入和禱告，9：00，學生就坐，9：04，聽寫第一塊石塊，9：08，聽寫結束，9：12，聽寫第二塊石塊，等等（Tronchot，221）。工薪階級的逐漸擴大伴隨著對時間更細緻的劃分：「鐘聲響後，若工人遲到超過一刻鐘（Amboise，第2條）；「上班時，若請假超過五分鐘……
「凡不準時工作者……」（Ppenheim，第7一8條）。與此同時，人們還設法確保時間使用的質量，如不斷的監督，監工的鞭策，消除一切干擾。其目的在於造成一段充分利用的時間：「在工作時間，不得用手勢或其它任何方式引逗工友，不得玩耍、不得吃東西、睡覺、不得講故事或笑話」（ppen－heim，第16條）。甚至在工間餐時，「不得講故事或進行其它會使工人分。動的談話」；「任何工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把酒帶進工廠和在車間喝酒」（Amboise，第4條）。精打細算並支付費用的時間也必須是毫無瑕疵、毫無缺損的。這段時間應是高質量的，肉體應自始至終被投入其中。精確、專注以及有條不紊，是有紀律的時間的基本優點。但是這並不是新近才有的。相比之下，其他方法才是紀律所特有的。
2．動作的時間性規定舉例來說，有兩種控制隊列行進的方法。17世紀初，我們看到：「訓練有素的士兵排成縱隊或方隊按照鼓點行進。要做到這一點，人們必須首先邁出右腳，這樣，整個隊伍才能步調一致」（Montgommery，86）。18世紀中期，有四種步伐：「短步伐的長度是一英尺，一般步伐、加倍步伐和正步伐的長度是二英尺，其距離是從一個腳跟到另一個腳跟。就時間而言，小步和一般步伐用一秒鐘，兩個加倍步伐用一秒鐘。正步步伐的時間比一秒鐘稍長一點。轉彎步伐用一秒鐘，其長度從一個腳跟到另一個腳跟最多是18英吋。……一般步伐應用於向前走，應昂首挺胸，交替用一條腿保持平衡，向前邁另一條腿，大腿繃緊，腳尖稍稍向外和向下，由此可以輕輕掠過地面，而不敲擊地面」（「1766年月
1日關於整頓步兵操練的訓令」）。從前一個訓令到後一個訓令，增加了一系列新的約束因素，出現了另一種分解姿勢和動作的精確程度，另一種使肉體適應時間要求的方式。
1766年法令所確定的並不是一個時間表，一般的活動框架，而是一種從外面施加的集體的和強制性的節奏。它是一種「程序」。它確保了對動作本身的精細規定。它從其內部控制著動作的發展和階段。這樣，我們就從一種衡量或強調姿勢的命令，過渡到一種約束姿勢或使之持續不變的網絡。一種有關行為的解剖一記時圖被鮮明地勾畫出來。動作被分解成各種因素。身體、四肢和關節的位置都被確定下來。每個動作都規定了方向、力度和時間。動作的連接也預先規定好了。時間滲透進肉體之中，各種精心的力量控制也隨之滲透進去。
3．隨之而來的是肉體與姿勢的關聯規訓控制不僅僅在於教授或強加一系列的特殊姿勢。它還造成了一種姿勢與全身位置之間的最佳聯繫，而這正是效率和速度的條件。在正確地使用身體從而可能正確地使用時間時，身體的任何部位都不會；現置或無用：全身都應調動起來，支持所要求的動作。一個訓練有素的身體是任何姿勢甚至最細小動作的運作條件。譬如，書寫漂亮是以一種體操、一種習慣為前提的。這種習慣的嚴格符碼支配著從腳尖到食指的整個身體。學生應該總是「保持筆直的身體，稍稍向左自然地側身前傾、肘部放在桌上，只要不遮住視線，可以用手支著下頜。在桌下，左腿應比右腿稍微靠前。在身體與桌子之；司應有二指寬的距離。這不僅是為了書寫更靈活，而且沒有比養成腹部壓著桌子的習慣更有害健康的了。左臂肘部以下應放在桌子上。右臂應與身體保持三指寬的距離，與桌子保持五指左右的距離，放在桌子上時動作要輕。教師應安排好學生寫字時的姿勢，使之保持不變，當學生改變姿勢時應用信號或其它方法予以糾正」（I－aSalle，《管理》，63一68）。一個被規訓的肉體是一種有效率的姿勢的前提條件。
4．肉體一對像聯結紀律規定了肉體與其操縱的對象之間的每一種關係。它勾畫了二者之間一種細緻的嚙合。「向前舉槍有三個步驟。第一階段，用右手舉起槍，持槍時使槍貼近身體，與右膝保持垂直，使槍口與眼睛平行，用右手猛地抓住槍口，胳膊緊貼身體的腰部。第二階段，用左手把槍舉到你的前方，槍管位於兩眼之間，豎直垂立，右手抓住槍托，胳膊伸開，食指放在扳機護圈上，右手放在槍柄槽溝處，拇指壓在槍管的模線上。第三階段用左手沿大腿放下槍，用右手握槍，槍機向外，與胸相對，右臂半屈，肘部貼身，拇指貼著槍機的第一個螺紋，食指托著擊火銅帽，槍管垂直（「1766年1月1目訓令」第XI章，第二條）。這是一個可以稱為對肉體進行工具符碼化的例子。它把整個姿勢分解成兩個平行的系列：被使用的身體部位系列（右手、左手、手指、膝部、眼睛、肘部等等）和被操縱對象的各部位系列（槍管、柄槽、擊火銅帽、螺紋等等）。然後，兩個系列根據某一姿勢（托、彎）而聯繫起來。最後，它規定了連續動作的規範，各組聯繫在其中佔有特定的位置。這種強制性句法就是18世紀的軍事理論家所說的「操練」（manoeuvre）。傳統的方法讓位給明確的和強制性的規定。在肉體與其對像之間的整個接觸表面，權力被引進，使二者哨合得更緊。權力造就了一種肉體一武器、肉體一工具、肉體一機器復合。這是要求肉體僅僅提供符號或產品、表達形式或勞動成果的各種支配方式中走得最遠的一種。權力所推行的規則同時也是制定運作結構的準則。因此，規訓權力的功能看上去與其說是簡化不如說是綜合，與其說是剝削產品不如說是與生產機構建立一種強制聯繫。
5．徹底的使用傳統方式的時間表的基本原則實質上是消極的。它是禁止懶惰原則。時間是由上帝計算的，是由世人付出的，不得浪費。浪費時間既是一種道德犯罪又是一種經濟欺詐。時間表就是用於消除這種危險的。而紀律則安排了一種積極的機制。它提出了在理論上時間可以不斷強化使用的原則，更確切地說是搾取而不是使用。這是一個如何從時間中提取更有用的時段，從每個時段中獲取更有用的力的問題。這意味著人們應該竭力強化對每一短暫時刻的使用，似乎每一片刻的時間都是用之不竭的，似乎通過一種更細緻的內在安排，人們就能逼近一個使人保持最高速和最大效率的理想極限。普魯士軍隊的著名條例所貫徹的正是這一點。在脖特烈二世軍威大振之後，全歐洲都競相效仿q）：時間單位分得越細，人們就越容易通過監視和部署其內在因素來劃分時間，越能加快一項運作，至少可以根據一種最佳速度來調節運作。由此產生了這種對每個行動的時間控制。這在軍隊中是十分重要的，在整個人類活動的技術中也是十分重要的。1743年的普魯士軍事條例規定，武器貼腳持立有六個步驟，握槍有四個步驟，舉槍到肩部有十三個步驟等等。「互教學校」也被用其他方式組織成一台強化時間的使用的機器。其組織方式使教師的教學能夠消除直線的連續性。它協調了不同的學生組在班長和助教的指導下的同時運作，使各個時段都填充著許多不同的但有秩序的活動。另一方面，由信號、口哨、命令所控制的節奏，給每個人規定了時間標準，這種標準既被用來促進學習過程，又被用來培養做事敏捷的習慣。』5「『這些要求的唯一目的是……使兒童習慣於又快又好地完成一項作業，通過講求速度來盡可能地消除從一項作業轉到另一項作業時造成的時間損失」（Bernard）。
通過這種支配技術，一種新的客體對像正在形成。它逐漸取代了機械物體——由固體組成的運動物體，後者的概念長期以來被那些追求完美秩序的人所迷戀。這種新的客體對象是自然的肉體，力的載體，時間的載體。這種肉體可以接納特定的、具有特殊的秩序、步驟、內在條件和結構因素的操作。在成為新的權力機制的目標時，肉體也被呈獻給新的知識形式。這是一種操練的肉體，而不是理論物理學的肉體，是一種被權威操縱的肉體，而不是洋溢著動物精神的肉體，是一種受到有益訓練的肉體，而不是理性機器的肉體。正因為如此，在這種肉體中，一系列自然要求和功能限制開始顯現出來。吉伯特在批評過於人工化的動作時所發現的，正是這種肉體。在它被強加的和它所抗拒的操練中，肉體顯示了自身的基本相關性，本能地排斥不相容因素：「在進入大多數認D練學校後，人們會看到各種姿態拘謹的可憐士兵，人們會看到他們肌肉僵硬、血液循環不暢。…如果我們研究了大自然的意圖和人體的構造，我們就會發現大自然所明確規定的士兵姿勢。頭部應該昂起，高過雙肩且垂直於雙肩。它既不應向左歪也不應向右歪，因為從頸椎骨與肩呷骨的聯繫看，任何部位的旋轉都會帶動同一側的胳膊，還因為身體若不端正，士兵就不能向正直方向走，不能形成隊形。…-，-筋骨是訓令中所規定的槍托所須靠的部位。因為每個人的筋骨的部位不一樣，所以持槍時有些人應該偏左一點，另一些人應偏右一點。由於人體結構不一這同一個原因，扳機護圈貼近身體的程度依胳膊肌肉凸凹情況而定」（Gubert，21一22）。
我們已經看到，規切盼配的程序是如何在當時分類和製表的技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的，而且是如何把關於個人和群體的專門問題引入這些技術中的。同樣，對活動的規訓控制屬於一系列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對肉體的自然機制的研究。但是，這種控制開始在肉體中發現了特殊的進程。行為及其被系統化的要求逐漸取代了簡單的運動物理學。肉體被要求能夠馴順地適應最細微的運作，這就既違反也顯示了一個有機體所特有的運作條件。規訓權力具有一種與之相應的個體存在，後者不僅具有可分解的「單元性」，而且也具有自然的「有機性」。創生的籌劃
1667年關於創立戈布蘭（Gobelins）」工場的法令也設想了創辦一所學校。按照設想，由皇家物業總管挑選60名獲獎學金的孩子，先委託一名師傅「培養和教育」他們一段時間，然後分別讓他們跟隨工廠裡的各個織毯大師學徒（師傅得到從獎學金中扣除的報酬）。經過六年學徒，四年服務和一次資格考試後，學生將有權在王國內的任何城鎮「開辦一個工場」。我們在這裡發現了行會學徒的特徵；對師傅的依附關係既是個人性的又是絕對的；法定的訓練期限，結束於一次資格考試，完全按照嚴格的計劃而不可更改；在師傅與學徒之間有一種全面的交換，師傅應該傳授知識，學徒應該提供服務，做輔助工作，往往還要支付一些費用。這種私人服務形式是與知識的轉讓混合在一起的。歷句737年的一項法令規定創辦一所教授戈布蘭工廠學徒畫圖的學校。其目的不是取代師傅對學徒的培訓，而是補充完善這種培訓。該校包括一項調然不同的時間安排。除了星期天和宗教節日外，學生每天到校學習兩個小時。根據牆上貼的名單進行點名。缺席者被記錄在案。學校分成三個年級。一年級收對畫圖一竅不通的學生。根據學生的能力，讓他們分別臨摹難易不等的范圖。二年級的學生是「已經懂得某些原理的」或上完一年級的學生。他們在複製圖樣時只能「看一眼，不能摹寫」，想像著畫圖。三年級的學生學習上色和粉畫，接觸染色理論和實踐。學生在每段時間裡完成一項任務，寫上名字和完成時間，交給教師，優秀作品受到獎勵。年終將作品彙集起來加以比較，從而確定每個學生的進步、水平和名次。依此決定誰能升入下一年級。教師及其助手有一個總的記事本，逐日記錄每個學生的表現和學校中發生的每一件事。這個記事本定期向一位視察員呈閱（Gerspach，1892）。
戈布蘭學校僅僅是下述重要現象的一個例子，即古典時期形成了一種新技術。這種新技術用於控制每個人的時間，調節時間、肉體和精力的關係，保證時段的積累，致力於利潤的持續增長或最大限度地使用稍縱即逝的時間。我們怎樣才能充分利用每個人的時間，通過每一個人，通過他們的肉體，通過他們的精力或能力，通過便於使用和控制的方式來積聚時間？我們怎樣才能把有用的時間組織起來？紀律能夠分解空間，打破和重新安排各種活動。它也應被理解為積累和使用時間的機制。這是通過四個方面來實現的，在軍事組織中表現得最明顯。
1．把時間分解成連續的或平行的片斷，每個片斷應該在規定的時間結束。譬如，把訓練階段和實踐階段分開；把新兵訓練和老兵操練分開；開辦現役軍人的各種軍事學校（176年，在巴黎創建軍事學院，1776年在各省創建12個軍事學校）；招募盡可能年輕的職業士兵。從孩童時代「由國家撫養他們，在特種學校中培養他們」（Servan，456）；循序教練一般姿勢、列隊行進、持槍動作和射擊，前一個動作完全掌握後再進行下一個動作：「人們常犯的一個基本錯誤是，一下子向士兵展示所有的操練」（《1743年普魯土步兵條例》）；總之，把時間分成各自獨立的、準確的細微過程。
2．根據一個分解計劃——各種簡單因素的序列——來組織這些細微過程，由簡到繁地把它們組合起來。這就要求，訓練必須拋棄模仿重複原則。在16世紀，軍事操練主要是模仿整個或部分動作，一般地提高士兵的技能和力量（7〕；到了18世紀，對「體力」的訓練遵循著「要素」原則，而非「示範」原則：簡單的姿勢——手指的位置、腿的彎度、手臂的動作——是有用動作的基本因素，也是對力量、技能和靈活性的一般訓練。
3．確定這些時間片斷，決定每一片斷的持續時間，用考核作為結束。考核具有三種功能。它將表明受訓者是否已達到規定水準，保證每個人經歷同樣的訓練，區分每個人的能力。當「受命訓練士兵的」中士、下土等「認為某個士兵已做好晉陞一等兵的準備時，他們應首先把他引見給連隊長官。連隊長官應仔細地對他進行考核。如果他們認為他練習得不夠，則不允許他通過。如果連隊長官認為被引見者已做好準備，就可建議他見團長。團長可擇機見他，並讓高級軍官對他進行考核。任何微小的失誤都足以使他遭到否決。凡未通過首次考核者不得從二等兵升為一等兵」（《1754年5月14日步兵操練條例》）。
4．制定更細緻的系列；根據每一個人的水平、資歷、級別，為他規定適合於他的操練。普遍的操練具有一種區分功能，而每一種差別都涉及到特殊的操練。在每個系列結束時，新的系列就開始了。新系列也同樣因人而異，區分細密。因此，每個人都受控於一種確定其水準或等級的時間性系列。這是一種規訓操練的復調音樂：「二等兵應在每天早晨由中士、下土、一等兵進行訓練。……一等兵應在每個星期日由班長進行訓練。各連隊及中土應在每月的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由高級軍官進行訓練」（同前）。
這種規訓時期是逐漸地引入教育活動的：訓練時期被劃分出來，使之有別於成人時期和獨立從業時期；設置不同的階段，用等級考核來區分這些階段；制定各個階段的由簡到難的教學大綱；根據每個人在這些系列中的進度評定他們。規訓時期用複雜而循序漸進的系列取代了傳統訓練的入門時期（後者是一個完整的時期，完全受到師傅的控制，僅由一次考核加以認可）。一種完整的分解教育逐漸形成了。它是細緻入微的（它把教學進程分解成最簡單的元素，把每個發展階段分解成小的步驟），它又是早熟的（它遠遠早於啟蒙思想家的起源分析，而它在表面上是後者的一種技術性模式）。在18世紀初，德米亞（Demia）就建議把識字學習過程分成七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學習字母，第二個階段是學習拼音，第三個階段是學習把音節組成詞，第四個階段是逐句地按照標點讀拉丁文，第五個階段是開始讀法文，第六個階段是流利地閱讀，第七個階段是讀認手稿。但是，當學生很多時，就需要進一步地細分他們的水平，一年級應該包括四種人：第一種人正在學「簡單字母」，第二種人正在學「複雜字母」，第三種人正在學縮寫字母（Ae……），第四種人正在學雙寫字母（ff，SS，ti，st）。二年級應該包括三種人：一種人「在拼讀音節時要先逐個認字母，如D、、D」；第二種人「能夠拼讀最難的音節，如bant，brand，spinx」等等（Demia，19一20）。把基本元素組合起來的各個階段都應納入一個大的時間性系列。這個系列既是精神智力的一種自然進程，又是教育程序的一個規則。
連續活動的「序列化」，使得權力有可能控制時間，有可能在每一時刻進行具體的控制和有規律地干預（區分、矯正、懲罰、消除），有可能根據每個人在系列中達到的水準區分並進而使用每個人，有可能積累時間和活動，有可能重新發現在最終結果中被整合與被證明有用的時間與活動，從而表明一個人的最終能力。分散的時間被聚積起來，從而能夠產生一種收益，並使可能溜走的時間得到控制。權力被明確地直接用於時間。權力保證了對時間的控制和使用。
這些規訓方法揭示了一種被連續整合的線性時間。後者趨向於一個穩定的終點。簡言之，這是一種「進化的」時間。但是，應該指出，與此同時，行政的和經濟的控制技術揭示了一種系列的、走向的、累積的社會時間，發現了一種「進步」意義上的進化。規訓技術揭示了個人系列，發現了一種「創生」意義上的進化。18世紀的兩大發現——社會的進步和個人的創生——或許是與新的權力技術相關聯的，更具體地說是與一種通過分割、序列化、綜合和整合而管理和有效地使用時間的新方式相關聯的。一種宏觀權力學和一種微觀權力學所造成的不是對歷史的干預（歷史很長時間已不需要這種干預），而是對控制活動和支配實踐中的一種時間性的、單一性的、連續性和累積性的向度的整合。歷史的「進化」性質是在那個時候形成的，而在今天已深入人心，對於許多人來說已不言而喻。但是，它是與一種權力作用模式聯繫在一起的。毫無疑問，對編年史、系譜、功名成就、王朝統治和業績的「歷史一記憶」似乎長期以來就是與一種權力運行方式聯繫在一起的。由於有了新的征服技術，持續進化的「運動」趨向於取代重大事件的「宗譜」。
總之，個體一創生的小型時間連續統一體似乎像是個體一細胞或個體一有機體一樣，是規訓的後果和對象。而且，在這種時間系列化的中心，人們可以發現一種程序。這種程序對於這種系列化的意義，正如畫制「圖表」對於人員分配和單元分離的意義，或者正如「戰術」對於活動經濟學和有組織的控制的意義。這種程序就是「操練」。操練是人們把任務強加給肉體的技術。這些任務既是重複性的又是有差異的，但總是被分成等級的。通過使人的行為趨向某種極限，操練就可能導致不斷對個人做出評價——或者從他與這種極限的關係，或者從他與其他人的關係，或者從他與某種行動計劃的關係做出評價。這樣，它就以連續性和強制性的形式確保了某種發展，某種觀察或某種資格的實現。在採取這種嚴格的規訓形式以前，操練已經有很長的歷史：它在軍事的、宗教的和大學的實踐中表現為加入儀式、預備儀式、演練或考核。它的線性的循序漸進的結構、它的最終形成發展至少在軍隊和學校裡出現得稍晚，但它們無疑起源於宗教。無論怎麼說，制定一個教育「大綱」的觀念——這種大綱應伴隨著兒童直至完成學校教育，應該包括逐年逐月增加難度的練習——似乎首先出現在一個宗教團體中，即「共同生活兄弟會——（見Meir，自第160頁起）。他們深受魯伊斯布魯克（Ruvsbrock）」和萊茵神秘主義的影響，把某些宗教技術移用到教育上，不僅用於對牧師的教育，而且用於對行政官員和商人的教育。以身作則的導師指導學生追求盡善盡美的原則變成了教師要求學生盡善盡美的權威主義原則。禁慾生活所要求的愈益嚴格的宗教功課變成了由簡到繁的、標誌著學業和品行進度的任務。整個社群追求拯救的努力變成了被排列名次的個人之間的集體的、持久的競爭。或許，社群生活和靈魂拯救的這些程序正是旨在產生既個人化又對集體有用的能力的方法的最初要素。〔出在神秘主義的或禁慾主義的形式中，操練是為了獲得拯救而安排現世時間的一種方式。在西方歷史上，它在保留自身的某些特點的情況下逐漸改變了方向。它被用來更經濟地利用人生的時間，通過一種有用的形式來積累時間，並通過以這種方式安排的時間的中介行使統治的權力。操練變成了有關肉體和時間的政治技術中的一個因素。它不是以某種超度為終點，而是追求永無止境的征服。力量的編排
「我們應首先破除舊的偏見，即認為一支軍隊是靠增加其密集程度來增強其力量的。當人們想把物理學的運動定律應用於戰術上時，所有的定律都變成了奇談怪論。」四）自17世紀末起，陸軍的技術問題就脫離了物理學的質量模式。由於長矛和滑膛槍使用起來又慢又不準確，實際上不能有效地打擊目標，因此用這些武器裝備的軍隊本身被當作進攻炮彈和防禦壁壘，如「西班牙軍隊中的威武陸軍」。這種密集士兵的配置主要是根據他們的資歷和勇敢程度。在方陣中間，用以增加厚度和密度的，是那些經驗不足的士兵。在前排、四角和兩側的，是那些最勇敢的或被認為最老練的士兵。在古典時期，形成了一套新的細密的組合方式。各種單位——團、營、連以及後來的「師」門0『——成為一種包括許多部分的機制。它們變動彼此之間的位置以形成某種佈局和達到某種特殊的結果。這種變化的理由是什麼呢？這裡有經濟方面的理由，即充分利用每一個人，使部隊的訓練，給養和裝備工作行之有效；使每個士兵成為一個精幹的單位，發揮最大的效能。但是，只有出現了某種技術變革，這些經濟理由才能成為決定因素。這種技術變革就是來福槍的發明。ill）與滑勝槍相比，來福槍更準確，更快捷，從而更能體現士兵的技能。它能更準確地擊中特定目標，因此能夠使火力對準個人。反之，它把每個士兵都變成了可能的靶子，因此要求士兵有更大的靈活性和流動性。這就導致了密集技術讓位給一種新技術，即沿著比較靈活的散兵線部署隊伍和人員。這樣也就需要尋求一整套精心計算的運作方式，包括個人和集體的部署，團隊或小分隊的運動、位置的變換，從一種部署到另一種部署的變換。總之，需要發明一種不是以活動或靜止的密集隊形為基礎的，而是以具有可分因素的幾何學為原則的機制。其基本單位是手持來福槍的機動士兵。無疑，在士兵之下的層次是細微的姿勢，基本的動作要領，動作的空間位置。
當涉及到建構一種其成效必須高於其基本構成力量的總和的生產力時，就出現了同樣的問題：「與同樣數量的單干的個人工作日的總和比較起來，結合工作日可以生產更多的使用價值，因而可以減少生產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不論在一定的情況下結合工作日是怎樣獲得這種提高的生產力，是由於提高了勞動的機械力，還是由於擴大了這種力量在空間上的作用範圍，還是由於與生產規模相比相對縮小了生產場地，還是由於在緊要時刻動用了大量的勞動，……不論在哪種情況下，結合工作日的特殊生產力都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或社會勞動的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應歸因於協作本身」（Marx，《資本論》Vol，l，311一312）。馬克思在幾個地方強調了勞動分工問題與軍事戰術問題的相似性。如「正如一個騎兵連的進攻力量或一個步兵團的防禦力量，與單個騎兵分散展開的進攻力量或單個步兵分散展開的防禦力量的總和，有本質的差別，同樣單個勞動者發揮的機械力量的總和，與許多人手同時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所發揮的社會力量，有本質的差別」（Marx，《資本論》，Vol，l，308）。
這樣就出現了一種必須用紀律來滿足的新需求：建造一種機制，應能通過其各基本構成因素的協調組合而達到最大效果。紀律不再僅僅是一種分散肉體，從肉體中搾取時間和積累時間的藝術，而是把單個力量組織起來，以期獲得一種高效率的機制。這種需求是從以下幾個方面表現出來的。
1．單個肉體變成了一種可以被安置、移動及與其它肉體結合的因素。它的勇氣和力氣不再是它的主要變量。它所佔據的位置，所涵蓋的間隔，它的規律性以及良好秩序成為它據以運作的主要變量。士兵首先是流動空間的一個片斷，然後才是勇氣或榮譽的體現。吉伯特這樣描述士兵：「當他身著戎裝時，他的身寬最多有二英尺，此外，從他的胸部到肩部最多大約有一英尺，他與鄰近者間隔有一英尺。這就使每個士兵在各個方面佔據兩英尺，這也表明，一支正在作戰的步兵部隊，無論其前排還是中排，有多少行就佔據多少步幅的空間」（Gubert，27）。這是肉體的一種功能性還原。但這也是將這種肉體一片斷嵌入使它得以表現的一個集合中。士兵的肉體已經被訓練得能夠使各個部位連貫地活動，以完成特殊的操作。接著，士兵應該成為另一個層面上的一種機制的一個因素了。士兵將首先「一個接一個地，然後兩個一組地，再以更多的人數（受訓）。……關於武器操作應該明確的是，當士兵完成單兵訓D練後，應該兩個一組地持槍訓練，然後相互調換位置，這樣在左邊的人就能學習如何配合右邊的人」（《1766年1月五日關於整頓步兵操練的訓令》）。肉體構成了多環節機制的一個部件。
2．各種年齡系列（紀律必須與之結合才能形成一種復合時間）也是機制的部件。每一年齡系列的時間必須與其他年齡系列的時間相適應，應能從每一時序中獲取最大數量的力量，應能獲得最佳結果。因此，塞爾萬希望有一種覆蓋整個國家疆域的軍事機器，每一個人都捲入其中，其方式國每個人所處的進化片斷、發生系列不同而各異。軍事生活應從童年開始。兒童應在「軍事采邑」中學習軍事專業。軍事生活應結束於這些采邑，老兵應將最後的歲月用於教育兒童，操練新兵，指揮士兵操練，在士兵執行公務、整頓國內秩序和在邊境上作戰時，監督他們。只要懂得如何分析每一時刻並將它與其它時刻結合起來，從人生的每一時刻都能搾取出力量。同樣，人們可以在大工廠裡使用兒童和老人勞動。這是因為他們有某些基本能力可使用，而不必去使用具有許多其它能力的工人。而且，他們是廉價勞動力。再者，他們若能勞動，就不再成為其他人的負擔。昂熱「一家企業的稅收人說：「從十歲到老年的男性勞動者會在這家工廠中找到抵禦遊惰及隨之而來的貧困的手段」（Marcheyay，360）。但是，將各種年齡系列最巧妙細緻地搭配起來，可能是在初等教育中實現的。從17世紀到19世紀初採納蘭開斯特（I。ancaster）」方法為止，一種如同時鐘機構的互教學校體制逐步嚴密地形成了。開始，老學生負責監督，有時是檢查功課，有時是教新學生。最後，所有學生的全部時間不是用於教，就是用於學。學校變成了一個學習機器，不同水準的學生的所有時間都被恰當地結合起來，在整個教學過程中不斷地得到利用。互教學校的一個重要鼓吹者對這種教學過程做了一個說明：「在一所容納360名兒童的學校裡，如果教師願意在三個小時中逐個教育每個學生，那麼他給每個學生的時間不到半分鐘。如果採用新方法，每個學生都能讀、寫或計算長達兩個半小時」（見Bernard）。
3．這種力量的精細結合需要有一個精確的命令系統。被規訓人員的全部活動都應該用簡明的命令來表示和維繫。命令是無須解釋的。令行禁止，雷厲風行，無須廢話。規訓教師與受議請之間是一種傳遞信號的關係。這裡不存在理解命令的問題，所需要的僅僅是根據某種人為的、預先編排的符碼，接受信號和立即做出反應。肉體被置於一個小小的信號世界，每一個信號都聯繫著一個必須做出的反應。這是一種訓練技巧，它「從一切事物中專橫地排除任何觀念、任何低語」；訓D練有素的士兵「開始服從任何命令；他的服從是迅速而盲目的。任何不順從和拖延都是犯罪」（Boussonelle，
2）。小學生的訓練也應採取同樣的方法：簡潔的口令，不加解釋，只能被信號一鐘聲打破的絕對寂靜，擊掌為令，教師的示意姿勢、眼色，以及公教學校兄弟會」使用的小木器。後者很典型地被稱作「信號器」。在這個小機械中既包含著命令的技巧也包含著服從的準則。「信號器的首要和主要用途是，一下子把所有學生的注意力吸引到老師身上，使他們專注於他想告訴他們的事情上。因此，只要他想吸引孩子們的注意力或者結束一次練習，他就敲一下信號器。一個好學生聽到信號器的響聲，就會以為自己聽到老師的聲音，更確切地說是聽到招呼他的名字的聲音。他就會有童年撤母耳的感覺，像後者那樣發自內心地說：『主啊，我在這裡。」「祈禱之後，教師敲一下信號器，然後轉向一名學生，示意他開始朗讀。當他想讓朗讀者停止時，就敲一下信號器。…如果學生讀得很糟或念錯了一個字母、音節或單詞，他就連續敲兩下信號器，示意學生重讀。如果在這種信號發出兩三次後，正在朗讀的學生沒有發現和重讀念錯的單詞——因為在發出信號前他已經讀過了幾個詞，教師就敲三下信號器，示意他從更前面的地方重新開始讀。他將不斷地發出信號，直至學生找到念錯的詞」（I。aSallel，《管理》，137一138，另參見Demia，21）。互教學校還利用要求人們立即做出反應的信號系統來加強這種行為控制。甚至口頭命令也成為傳遞信號的因素，「進入你的座位。聽到『進入』這個詞，孩子們就把右手砰的一聲放在桌子上，同時把一條腿伸過座位。聽到『你的座位』這幾個詞，他們就把另一條腿伸過座位，面對自己的小石板坐下。……拿起你的石板。聽到『拿起』這個詞，孩子們就用右手抓住面前把石板掛在釘子上的細繩，用左手抓住石板的中部。聽到『石板』這個詞，他們就取下石板，把它放在桌子上。
總之，可以說，規訓從它所控制的肉體中創造出四種個體，更確切地說是一種具有四種特點的個體：單元性（由空間分配方法所造成），有機性（通過對活動的編碼），創生性（通過時間的積累），組合性（通過力量的組合）。而且，它還使用四種技術：制定圖表；規定活動；實施操練；為了達到力量的組合而安排「戰術」。戰術是一種建構藝術。它借助被定位的肉體，被編碼的活動和訓練有素的能力，建構各種機制。在這些機制中，各種力量團精心組合而產生更大的效果。戰術，無疑是規訓實踐的最高形式。在這種認識中，18世紀的理論家發現了一切軍事活動——從對每個肉體的控制和操練到運用最複雜的綜合體特有的各種力量——的一般基礎，被規訓肉體的建築學、解剖學、力學和經濟學：「在大多數土兵眼中，戰術僅僅是宏大的戰爭科學的一個分支。而在我看來，戰術是這門科學的基礎。它們就是這門科學本身，因為它們教人們如何組建軍隊、命令軍隊、調動軍隊、指揮軍隊作戰，因為它們可以彌補數量的不足，可以寡敵眾。戰術還可以包容關於人員、武器、局勢、各種條件的認識，因為正是這些認識把決定那些運動的因素彙集在一起」（Gubert，4）。還有人這樣說：「戰術這個詞……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某種部隊的人員相對於其它部隊人員的位置，他們的運動和活動，他們之間的關係。
可以說，戰爭在戰略上是政治的延續。但是，不應忘記，「政治」作為防止國內動亂的基本手段，即使不是被嚴格地視為戰爭的延續，也至少是被視為軍事模式的延續。政治作為一種維持內部和平與秩序的技術，曾竭力在調動和操練方面運用理想的軍隊機制，即被規訓的大眾、既馴順又得力的部隊、在兵營駐紮和在野外作戰的團隊的機制。在18世紀的大國中，軍隊維護著國內和平。無疑這是由於它是一支現實的力量，是一把咄咄逼人的利劍，但這也是由於它是一種技術和一種知識載體，能夠把它們的圖式投射到社會共同體上。如果說在戰略上有一種連貫的政治一戰爭系列，那麼在戰術上也有一種連貫的軍隊一政治系列。戰略上，人們能夠把戰爭視為國家之間政治交往的一種方式；戰術上，人們也能夠把軍隊視為維持市民社會無戰爭狀態的要素。在古典時代，產生了各國彼此較量經濟和人口實力的重大政治和軍事戰略，也產生了在各個國家內對肉體和個人力量進行控制的精細的軍事和政治戰術。在這個時期，「軍事」——軍事制度，軍事科學，軍人（與以前所說的「武士」不大相同）——是有特定意義的，是兩種形勢匯合的產物。一方面是戰爭和戰場喧囂，另一方面是保障安定的秩序和寂靜。思想史的研究者往往認為18世紀的哲學家和法學家創造了一個完美社會的理想。但是，當時也有一個軍事社會的理想。其基本所指不是自然狀態，而是一部機器中精心附設的齒輪，不是原初的社會契約，而是不斷的強制，不是基本的權利，而是不斷改進的訓練方式，不是普遍意志，而是自動的馴順。
「紀律應該成為全國性的，」吉伯特說，「我所描述的國家應該有一個簡單可靠、易於控制的政府。它應該類似於那些手段簡單而效率極高的龐大機器。這個國家的力量應來自自身的力量，其繁榮來自自身的繁榮。能夠摧毀一切的時間將增強其國力。它將否定那種世俗偏見，即認為凡是帝國都要屈從於衰亡的鐵律」（Guibert，XXlll－XXIV；另外參見馬克思於1857年9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關於軍隊與資產階級社會形式的論述）。拿破侖的軍事政體已經迫近了。它所採用的國家形式將更長久地存在。我們不應忘記，為它打下基礎的不僅有法學家，而且還有士兵；不僅有議員，而且有小官吏；不僅有法庭人士，還有兵營的人。羅馬的典範與這種結構結合，必然具有雙重的指涉：公民和軍團成員，法律和軍事策略。一方面，法學家或哲學家正從契約中尋找建設或重建社會共同體的原始模式，另一方面，士兵和紀律專家則在共同制定對肉體實行個別與集體強制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