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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文 / 內爾森·德米勒

    辛西婭已穿戴整齊,陽光從窗戶照射進來,我聞到咖啡的香味。

    她坐在我的床邊。我坐起來,她遞給我一隻塑料茶缸說:「樓下有個咖啡間。」

    我問她:「幾點了?」

    「剛過7點。」

    「7點?」我想下床,但猛然想起自己身上一絲不掛。「你為什麼不叫醒我?」

    「去看看被撞壞的樹木還要驚動多少人?」

    「你去過了?找到什麼了嗎?」

    「是的。可以肯定有一輛車從喬丹機場路開進了樹林,在距步槍射擊場路50米遠的地方。輪胎印雖然被雨水沖沒了,但還留下了車轍,而且還有被撞斷的灌木樹枝,那兒有一棵顯然是不久前被擦傷了皮的松樹。」

    我呷了一口咖啡,一邊慢慢清理思路。辛西婭下著藍色牛仔褲,上穿白色網球衫,顯得精神煥發。我問她:「擦傷了樹皮嗎?」

    「對。所以我就去喬丹機場,把可憐的考爾從睡夢中叫醒。他帶著一個人與我一起趕到現場,將撞壞的樹枝砍了下來。」

    「然後呢?」

    「啊,我們回到了機庫。透過顯微鏡,我們看到上面粘有漆斑。考爾要把樹枝樣品送到吉勒姆去,我告訴他我們懷疑那是一輛黑色切諾基吉普車。他說可以通過汽車製造商,用存檔的汽車油漆標本核實一下。」

    「好。我們去看看肯特太太的吉普車有沒有撞樹的痕跡。」

    「希望能找到。這樣我們就有了證據,可以證明你為肯特設想的行動計劃可以成立。」

    「對。」我打了呵欠,清清嗓子,「可是,如果這漆確實是黑色切諾基吉普車的,也只能證明有一輛黑色切諾基吉普車撞上了那棵樹。不過,這就足以讓我確信自己的判斷了。」

    「對,就我來說也是如此。」

    我喝完咖啡,把茶缸放在床頭櫃上。「我希望你當時能叫醒我,你有沒有試過?」

    「沒有。你睡得太香了。」

    「哦……好吧。幹得不錯。」

    「謝謝。我還把你的靴子拿給考爾-塞夫爾了,他把你的靴印與塑料模子上沒有確認的腳印比了一下,發現你的腳印與他圖紙上的腳印大小相符。」

    「謝謝你。我是嫌疑犯嗎?」

    「還不是。考爾確實需要排除你的靴印。」

    「你有沒有把我的靴子擦乾淨?」

    她沒有理我,繼續說道:「考爾從吉勒姆弄到一個電腦程序。他正在機庫編製程序,用來顯示每個已被確認或尚未確認的腳印。我向考爾扼要地介紹了一下我們推測出來的那天夜晚發生的事。」她站起來,走到窗口,說:「雨停了,出太陽了。這對農作物有利,對喪葬儀式也有利。」

    我發現床上有張紙,便拿了起來。這是安-坎貝爾寫給肯特太太那封信的電腦打印件。信的開頭是這樣寫的:「親愛的肯特太太:我冒昧地寫信給您,是為了跟您談談您丈夫和我之間發生的事。」信是這樣結尾的:「雖然在工作上我十分尊重您的丈夫,但是就個人而言,我對他毫無興趣。我建議,他應該尋求心理咨詢,或是他單獨一人去,或是由您陪同。他也可以調動工作,或者要求休假。我關心的是您丈夫的事業和名譽,還有我的名聲。我不希望在我父親的管轄區內發生任何不得體的事情。您真誠的安-坎貝爾。」我大聲念道:「在我父親的管轄區內發生任何不得體的事情。」我幾乎笑出聲來。辛西婭轉過身來,說:「這說明她很有膽量。我一定幫助她實現這個願望。」

    我將信扔在床頭櫃上:「我敢打賭,肯特看了這封信一定氣瘋了。對了,考爾有沒有奧克蘭那個腳印專家的消息?」

    「還沒有。」

    「行了,我要起床了。我光著身子。」

    辛西婭把浴衣扔給我,掉轉臉面向窗外。我套上浴衣,進了洗漱間。我洗臉時,肥皂泡沫抹了一臉。

    我房間的電話鈴響了起來,辛西婭拿起話筒。水龍頭聲音太大,我無法聽清她在說些什麼。大約過了一分鐘,我正在刮鬍子,辛西婭從門口探進頭來,說:「是卡爾的電話。」

    「他要幹什麼?」

    「他想知道電話是否打錯了房間。」

    「哦……」

    「他在亞特蘭大,大約10點到這兒。」

    「給他回電話,就說我們這兒正在刮龍捲風。」

    「可他已上路了。」

    「太好了。」刮過鬍子,我開始刷牙。辛西婭又回我房間去了。我剛打開淋浴,就聽到她房間裡的電話響了起來。我想她恐怕沒聽到,就朝我房間看了一眼,發現她正要打電話。我想也許那電話有什麼重要事情,就走進了她的房間,拿起了話筒:「你好。」

    一個男人的聲音問道:「你是誰?」

    我反問:「你是誰?」

    「我是肖特爾少校。你在我妻子的房間裡幹什麼?」

    問得好。我完全可以告訴他電話打錯了房間,也可以隨便說幾句,但我說:「總而言之,我在做我在布魯塞爾做過的事。」

    「你什麼?你究竟是……?布倫納?你是布倫納嗎?」

    「願為你效勞,少校。」

    「你這雜種。你這個混蛋,你知道嗎,布倫納?你是個混蛋!」

    「在布魯塞爾,你運氣不錯,但你只有一次運氣。」

    「你這狗娘養的——」

    「森希爾女士不在,要我轉告嗎?」

    「她在哪裡?」

    「在淋浴。」

    「你這狗雜種。」

    既然他們正在離婚,而他又有了新的女友,這傢伙幹嗎這麼惱羞成怒?男人可真有趣,即使離婚手續都快辦完了,他們還以為該獨佔自己的妻子,是不是?不對,好像不太對勁。我有一種直覺,我犯了大錯。

    肖爾特少校在電話裡說:「我要你好看,布倫納,我決不會饒了你。」

    他說得真有趣。我問他:「你和辛西婭不是快離婚了嗎?」

    「離婚?哪個混蛋告訴你的?你讓那婊子聽電話。」

    「準備分居?」

    「讓她這該死的來接電話。馬上!」

    「等一下。」我把電話放在床上,頭腦裡一片混亂。有時候生活真是無聊透頂,過一陣又稍好轉,人就變得樂觀開朗起來。等你心情輕鬆了、腳步也隨之輕快起來的時候,又有人突然絆你一下,讓你跌個措手不及,你的生活就再次變得毫無希望。我拿起聽筒:「我讓她給你回電話。」

    「去你媽的,你這個不要臉的混蛋,見你媽的鬼去——」

    我掛斷電話,回到洗漱間。我脫下浴衣,開始淋浴。

    辛西婭站在走道裡,我聽到她的聲音越過「嘩嘩」的水聲傳來:「我剛給心理訓練學校打了電話,證實穆爾上校是在那兒過的夜。我留了話,讓他一小時後去辦公室見我們。可以嗎?」

    「可以。」

    「你的禮服我給準備好了。去參加喪禮,我們得穿禮服。」

    「謝謝。」

    「我去換衣服。」

    「好吧。」

    透過玻璃,我看到她穿過洗漱間,走進她自己的房間。待她房門一關,我就關掉淋浴,走了出來。

    8點鐘,我們身穿A級軍禮服,坐在我的追光牌汽車裡,朝著憲兵大樓駛去。辛西婭問道:「你有什麼心事?」

    「沒有。」

    到了辦公室,我喝了杯咖啡,還瀏覽了一遍電話留言記錄和備忘錄。穆爾上校進來時顯得有點衣冠不整,但他為參加喪禮,也穿著A級禮服。他不知從什麼地方找到了這套服裝和這雙鞋。辛西婭請他坐下。我沒有任何開場白,單刀直入地問他:「上校,我們有理由懷疑是肯特殺了安-坎貝爾。」

    他顯得萬分驚訝,幾乎驚呆了。他沒有回答。

    我問他:「這符合邏輯嗎?」

    他想了好大一會兒,才答道:「他是成問題,可是……」

    「安跟你說起他什麼?」

    「嗯……說他不分晝夜隨時都給她打電話,說他給她寫信,說他經常突然闖到她家裡或她的辦公室。」

    我問他:「她被殺的那天夜裡,你在基地司令部跟她通電話時,她有沒有說他在跟蹤她,或是他給她打了電話?」

    他想了一會兒,然後回答:「事實上,她確實告訴我她晚上不準備按原來的計劃用自己的巴伐利亞車,她讓我為她另找一輛吉普。她說比爾-肯特又在騷擾她,說她用吉普車就不會太引人注目,還說她要讓他看見她的車一夜都停在司令部停車場。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因為她的車上有部電話,我有一隻移動電話,我們原來準備在她駕車去射擊場途中保持聯繫的。但這個問題並不重要,所以她還是開著吉普出去了。我們按時見了面。」

    辛西婭問他:「你們見面時她提起了肯特沒有?」

    「沒有……」

    「她提到有人跟蹤她嗎?」

    「沒有……不過,她說她看到後面有輛車,那車朝喬丹機場方向去了。」他又說:「她覺得一切正常。於是,我用移動電話給她父親掛了電話。」

    辛西婭說:「隨後你們就去了步槍射擊場?」

    「是的。」

    「做完這些,你就在公共廁所旁邊等著,看事情是否在按計劃進行。」

    「是的。」

    「你有沒有想到,」辛西婭問,「肯特上校有可能到過現場?」

    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我承認這種想法曾一閃而過。他似乎無時無刻不在騷擾她。」

    「你從沒想到他真的在跟蹤她,並且可能殺了她嗎?」

    「這……現在細起起來——」

    「你可是個頭腦很敏銳的偵探,上校。」我打斷了他的話。

    聽了這話,他顯得很不安。他說:「我原以為是將軍……我真不知道該怎麼想。一聽說她被殺了,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她父親殺了她……但我也想到,她父親只是把她扔在那兒不管了,還應有另一個人……一個瘋子……正好路過……我恰恰從沒把這想法跟肯特聯繫起來……」

    「為什麼?」我問。

    「他……他是憲兵……是有婦之夫……他愛她……不過,是的,經你們一提,這確實合乎邏輯。我的意思是,從心理學角度看,他已失去理性,不能自拔。安已控制不了他。」

    「是安,」我指出,「造就了一個怪物。」

    「是的。」

    「她知道這一點嗎?」

    「有點知道。她不習慣於跟她控制不了的男人打交道,除了她父親,也許還有韋斯-亞德利。現在回想起來,她是沒有對比爾-肯特給予足夠的注意,她判斷錯了。」

    「她對101型變態心理沒研究好。」

    他沒說話。

    「行了。我要你做的是,回自己辦公室,把這些寫下來。」

    「寫什麼?」

    「你所瞭解的一切。這件事涉及到你的一切詳細情況。葬禮之後在教堂交給我,給你兩個小時,抓緊時間打出來。這件事,對任何人都要守口如瓶。」

    穆爾上校起身走了,他看上去像是我幾天前碰到的那個穆爾上校的模糊影子。

    辛西婭說:「這案子很棘手。我們幹得那麼辛苦,可答案其實就在我們的眼皮底下。」

    「正因為就在眼皮底下,才難以看到它。」

    辛西婭一個人閒扯了幾分鐘,我一直一言沒發。她不斷地打量著我。

    為了避免不愉快,我拿起話筒,給基地司令部的福勒上校掛了電話。他立即接了電話。我對他說:「上校,我建議你:第一,把你和福勒太太到第6步槍射擊場去時穿的鞋子拿去毀掉;第二,跟坎貝爾將軍統一口徑,咬定你沒有去射擊場;第三,葬禮過後立即讓福勒太太乘汽車或飛機離開這兒。」

    他回答:「謝謝你跟我說這些,但我覺得,我必須把我跟這事的牽連說清楚。」

    「你的上司希望你不要這麼做。將軍的希望就是命令。」

    「這命令是不合法的。」

    「請你為了所有人的利益——為你自己、為你的妻子、為你的家庭、為軍隊、為我,也為坎貝爾一家——忘了你與這事的牽連。請你慎重考慮。」

    「我會考慮的。」

    「有個問題——你有沒有拿她的那枚西點軍校的戒指?」

    「沒有。」

    「你到那兒時,地上是不是插著把刺刀?」

    「不在地上,刀柄插在她陰道裡。」

    「是這樣。」

    「我把它拿出來,扔掉了。」

    「扔哪兒去了?」

    「從奇克索河大橋上扔進了河裡。」他又說:「我猜你原本會很高興去檢查上面的指紋的。」

    「是的,我本來是會的。」但事實上,肯特是不會留下指紋的。

    我掛上了電話。

    一個大個子走進了這間小辦公室。我和辛西婭都站了起來。他漫不經心地點了點頭,朝四周看了看,然後跟我們握手。此時,辛西婭的職位最低,因此就把她的座位讓給了大個子卡爾也。他坐了下來,辛西婭則另找了張椅子。我坐在我的桌旁。

    跟我們一樣,卡爾也穿著綠色禮服。他把帽子往桌上一扔。

    卡爾和我一樣,當過步兵。我們倆一同在越南服役。我倆的軍服上綴著基本相同的勳章和獎章,包括那枚銅星勇敢獎章和令人羨慕的步兵戰鬥勳章。由於經歷過同樣的考驗,又都已到中年,我倆之間通常是不拘禮節的。但是,今天上午我沒有卡爾那樣的好心情,所以我有意堅持對他以禮相待。我問他:「要咖啡嗎,長官?」

    「不要,謝謝。」

    我們寒暄了三秒鐘,然後,卡爾說:「現在,讓我聽聽,你這兒有什麼最新進展?」然後他又轉向辛西婭:「也許你可以跟我談談。」

    「是,長官。」辛西婭先跟他談了法醫證據、格雷斯-狄克森的電腦發現、那兩個姓亞德利的傢伙,以及鮑爾斯少校、威姆斯上校和其他參謀不幸與此案有牽連的情況等等。

    卡爾專心地聽著。

    辛西婭接著向他有選擇地匯報了我們與坎貝爾將軍、坎貝爾夫人、福勒上校、福勒太太及穆爾上校的談話,我沒有留意去聽,可我的確注意到了,她沒有提到福勒上校和他太太在此案中所扮演的確切角色,沒有提起安-坎貝爾的地下室,也隻字沒提比爾-肯特這個人。這正是我的處理方法。她在短短的兩天之內竟然學會了這麼多東西,這不能不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辛西婭對卡爾說:「所以,你知道,這一切都跟復仇和報應分不開,是心理戰中一個反常的實例,與10年前發生在西點軍校的事情有關。」

    卡爾點了點頭。

    現在回想起來,辛西婭談到安-坎貝爾的人生哲學時,確實講到了弗裡德裡希-尼采。卡爾好像對此很感興趣,我知道辛西婭是有意說給上校聽的。

    卡爾靠在椅背上,十指交叉在一起,顯出一副沉思的樣子,就像一個偉大的哲人準備解答人生之謎。辛西婭最後說:「保羅幹得很出色。跟他一起工作受益匪淺。」

    瞎扯。

    卡爾像尊石雕,一動不動地坐著,足足有一分鐘。我突然想起,跟前這位大哲人可像是在雲裡霧裡,什麼都不明白。辛西婭想吸引我的目光,可我偏偏不看她。

    終於,赫爾曼上校說話了:「尼采,是的。在復仇和愛情方面,女人往往比男人更殘酷。」

    我問:「長官,這是尼采的話,還是您自己的?」

    他看著我,那眼光表明我的話說得不討人喜歡。他對辛西婭說:「很好。你解釋了作案動機,揭露了這兒普遍的墮落現象和重要的秘密。」

    「謝謝。」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手錶:「我們是否該去教堂了。」

    「是的,長官。」

    他站起身來,我們跟著站起來。我們拿起帽子,走了出去。

    我們3人一起上了我的追光牌汽車,卡爾坐在後面客座上,我駕著車往基地教堂駛去。這時,卡爾終於忍不住問:「你知道是誰幹的嗎?」

    「我想我知道。」

    「你願意講出來讓我聽聽嗎?」

    你聽了有什麼用?但我回答:「我們掌握了一些間接證據、證人證詞和一些法醫醫據。這些證據都說明是肯特上校干的。」我從後視鏡中看到卡爾的眼睛瞪圓了。這是今天我第一次感到一陣興奮。不過,他那岩石般的下巴還沒有掉下來。「就是那個憲兵司令。」我趕緊加了一句。

    卡爾恢復了常態,問我:「你們準備正式指控他嗎?」

    問得好,卡爾,謝謝你。我回答:「不。我準備把證據交給聯邦調查局。」

    「為什麼?」

    「還需要進一步調查研究。」

    「告訴我你掌握了哪些情況。」

    我把車停在基地小教堂的停車場。我們下了車,站在炎熱的陽光下。停車場停滿了車,我們都站在路上和草坪上。

    辛西婭從手提包裡取出一張紙,遞給卡爾,說:「這是從安-坎貝爾的私人電腦中找到的,是寫給肯特太太的私人信件。」

    卡爾讀完信,點點頭,然後還給辛西婭,說:「是的,我能理解,肯特上校得知他妻子接到這麼一封信,一定羞憤交加。但是,這能讓他去殺人嗎?」這時,威廉-肯特上校正巧從旁邊經過,朝我們揮了揮手。辛西婭告訴卡爾:「那就是肯特上校。」

    卡爾看著他走向教堂,說:「他看上去沒有作賊心虛的樣子。」

    「他情緒不安,」辛西婭回答,「我想他幾乎說服了自己,相信自己做得對,然後又把這想法暗示給我們。」

    「你們還有其他的證據嗎?」

    辛西婭給他迅速報了一遍流水賬,如:重要的腳印、撞壞灌木的吉普車,以及我們與嫌疑犯的交談。她最後說:「他有作案的動機,有作案的機會,也許還有作案的意願,至少在那一刻。他不是殺手,但他是個警官,因此對殺人並不陌生。他還有很理想的護身符。他參與調查,還能操縱調查,控制證據——比如,他使犯罪現場遭到了破壞,但是,案發時他不在現場的證據很少或幾乎沒有,隨機性的犯罪往往是這樣。」

    卡爾一邊聽著辛西婭的介紹,一邊點頭。然後,這位大人物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你們判斷正確,而且能設法提供證據,那麼,你們可以結案,免得大家都受到牽連。如果你們弄錯了,這案子將會葬送你們自己,並且在以後的調查中,還會毀掉更多的人。」

    辛西婭回答道:「是的,長官,正因為這樣,我們才日夜不停地拚命工作。但這事確實已不是我們能控制掌握的了。」她看看我,然後又說:「保羅是對的,我們不希望提出正式指控。這無論是對我們,對你,對犯罪調查處,還是對整個軍隊,都沒有任何壞處。」

    卡爾暗自權衡了一下利弊,然後轉向我,說:「你今天出奇地安靜,怎麼不說話?」

    「我沒什麼好說的,上校。」我特意用軍銜稱呼他,以此提醒他,他肩上的上校銀鷹才有說話的資格。

    辛西婭插了一句:「他整個上午一直悶悶不樂。你來之前就這樣了。」她笑容滿面地對著我,但我卻板著臉。她臉上的微笑消失了。我真想離開這兒,離開哈德雷,離開這灼熱的陽光,離開佐治亞,離開地球。我說:「我們要找不到座位了。」說罷,我轉身朝教堂走去。

    卡爾和辛西婭跟在我後面。卡爾對辛西婭說:「給他最後一個坦白的機會。」

    「你是說保羅?」她故意問。

    「不,森希爾女士,是肯特上校。」

    「對,我們有這個打算。」

    「你知道,只要給他們創造一種適當的氣氛,即使犯下了最殘暴的罪行,人也是會坦白承認的。一個人將自己所愛的人殺了,這個人一定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他希望別人分擔這種壓力。與職業罪犯不同的是,他們沒有犯罪同夥,沒有知心朋友。他們十分孤獨,找不到一個人可以吐露心中最大的秘密。」

    「是,長官。」辛西婭回答。

    卡爾說:「肯特上校特意找你和保羅處理這件案子,你認為這只是他的權宜之計嗎?不,在他的潛意識中,他希望別人能把他看破。」

    我們走上台階,進了門廳,有十幾個人在那兒輕聲交談著。在來賓簿上簽名後,我就徑直走進了昏暗的教堂,裡面不見得比外面涼快多少。我發現長椅上人快坐滿了。將軍女兒的葬禮雖然不要求人人參加,但只有白癡才不來,至少也要在之後的儀式上露上一面。

    風琴在我們頭頂的唱詩班樓座裡輕輕地彈奏著。我們在中間的走道上站了一會兒。也許,我們都在猶豫是否該向安的靈柩走去。棺材被安放在祭壇台階下的靈櫃檯上。終於,我開始沿著長長的走道,朝它走去。辛西婭和卡爾緊跟在我後邊。

    走近覆蓋著旗幟,向左邊半開的棺木,我停住腳步,低頭注視著死者。

    正像肯特說的那樣,安-坎貝爾神態安詳。她的頭枕在粉紅色綢緞枕頭上,長髮鋪展在頭和臉的四周。我想,她生前大概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濃妝艷抹過。

    說真的,這是一幅震撼人心的畫面:棺材中粉紅色的綢緞內襯,襯托著美麗的臉龐、金黃的頭髮、金色的穗帶、閃亮的軍劍和雪白的制服。

    當然,我是在不到5秒鐘時間內把這一切收入眼中的。我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在胸前劃了個十字,然後,繞棺一圈,順著中間走道離開了。

    我看到坎貝爾家的人坐在右邊的前兩排座位上,有將軍、坎貝爾夫人,還有一位年輕人。我在安-坎貝爾的影集上見過他,知道他是將軍夫婦的兒子。其餘的顯然是這個家族的其他成員。他們老老少少,都按照軍隊的習慣,穿著黑色外套,臂上戴著黑紗。

    我盡量避免與他們的目光相遇,同時等著我的兩位同伴趕上來。

    我們在鮑爾斯少校坐的那張長條椅上找到了相連的三個空位。

    隨軍牧師埃姆斯少校走上講台,人們安靜下來。他沒有穿牧師法衣,只穿著綠色軍禮服。埃姆斯少校說:「親愛的朋友們,我們來到這裡,聚集在上帝面前,向我們的姊妹安-坎貝爾告別!」

    許多人嗚咽起來。

    我悄聲對卡爾說:「這位牧師也玩過她。」

    這一次,卡爾的下巴終於掉了下來。看來,今天還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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