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二) 文 / 西蒙·波娃
「你想跟我說什麼？」
「關於馬達加斯加事件。」
亨利開了門：「你跟一個卑鄙的法西斯分子有何相干？」
「噢！別提了！」拉舒姆說，「你知道政治是什麼玩藝兒。一旦寫了那篇文章，那我就非得判處你死刑不可。那都是舊事了。」
「可我記憶猶新。」亨利道。
拉舒姆神態痛苦地看著他：「如果你真記恨我，那就恨吧。儘管你真的應該理解！」他歎了一口氣說道，「不過眼下，關係的不是你與我，事關解救一些人的性命。那你就聽我說五分鐘吧。」
「我聽你說。」亨利朝他指了指一張柳條扶手椅說道。實際上，他早已不對拉舒姆感到憤怒了。那整個過去離他已經太遙遠了。
「你剛剛寫了一篇十分精彩的文章，我甚至說是一篇振聾發噴的文章。」拉舒姆聲音有力地說。
亨利聳了聳肩膀：「可惜它沒有震醒上流社會。」
「是呀，這就是不幸之所在。」拉舒姆說道。他搜索著亨利的目光：「我猜想如果別人給予你更廣泛的活動餘地，你不會拒絕吧？」
「那是什麼活動餘地呢？」亨利問。
「簡單地說吧，事情是這樣的。我們正在組織一個保衛馬達加斯加人委員會。本來要是不由我們出面，而由別人發起更好，但是那些小資產階級理想主義分子並不是什麼時候都具有敏感的意識，有時候，他們可以不動聲色，安之若素，結果是誰都袖手旁觀，不肯動手。」
「迄今為止，你們也沒有幹過多少大事。」亨利說道。
「我們無法干。」拉舒姆連忙說，「他們一手策劃了整個事件，其目的正是為了取締馬達加斯加民主革命運動；他們通過馬達加斯加的議員，把目標對準了整個運動。要是我們過分大張旗鼓地為他們辯護，那會連累了他們。」
「就算如此，那又怎麼了？」亨利問道。
「那麼我就想到了組織一個委員會，其中進去兩三名共產黨人，而大多數由非共產黨人組成。我讀了你的文章，心想誰也不會比你更有資格主持這個委員會。」拉舒姆用目光詢問著亨利。「同志們都不反對。只是在向你正式提出請求之前，拉福利想先有個把握，肯定你會接受才幹。」
亨利保持沉默。法西斯分子、賣身投靠的傢伙、混賬、密探，當初他們斷言他幹盡背信棄義的勾當，如今他們又突然回頭，向您伸出乞求的手。這不禁使他產生了幾分極為愜意的勝利感。
「那個委員會裡具體都有哪些人？」亨利問道。
「都是一些很渴望行動也比較重要的人物。」拉舒姆回答道，「可他們都不是榮譽勳位團的成員。」他聳聳肩膀：「這些人一個個都那麼擔心危及了自己！他們寧願看著二十個無辜的人被活活打死，也不願意跟我們一起陷進去。如果您出面牽頭，那情況就大不一樣了。」他聲音迫切地添了一句，「你嘛，他們肯定會跟著你走的。」
亨利猶豫不決：「你們為什麼不去請迪布勒伊？他的名字比我的要更有份量，他也肯定會答應的。」
「有迪布勒伊那敢情好。」拉舒姆說道，「可必須把你的名字放在第一個。迪布勒伊跟我們太貼近了，無論如何不應該讓這個委員會被人看作是共產黨人出的主意。」
「我明白了。」亨利硬邦邦地說，「我只有在當一個社會叛徒的情況下才可能對你們有所用場。」
「對我們有所用場！」拉舒姆氣呼呼地說，「你可以對被告有所幫助。看你都想些什麼，我們在這件事上可以得到什麼？你不瞭解。」他帶著責備的目光看著亨利繼續說道，「我們每天都收到從馬達加斯加發來的信件和電報，今天上午也還收到了。一封封撕心裂肺：『公開事實真相吧！激起公眾輿論。把那兒發生的一切告訴本土的人們。』可我們的手腳都被捆著！如果不設法讓大家組織起來投入行動，那我們還能做什麼呢？」
亨利微微一笑，拉舒姆情緒激烈，令他心動。確實，此人可以幹出卑鄙的勾當，但也不會平心靜氣地容忍別人大批大批地折磨、殺害無辜的人。
「那你到底要幹什麼呢？」他口氣隨和地問道，「你們那裡把什麼都混淆在一起，政治謊言和真情實感相混雜，別人很難分辨真偽。」
「要是你們不動輒就譴責我們搞陰謀詭計，那你們還是可以分辨得更清楚一些的。你們好像總是以為共產黨只為自身謀利益！你記得1946年吧，我們為克利斯迪諾-加爾西亞出面干涉，可別人卻譴責我們不可避免地要把他往斷頭台上推。如今我們保持沉默，你又對我說：『你們可沒有做過什麼大事。』」
「你別生氣。」亨利說，「你好像變得特別愛動氣。」
「你不知道，到處都被人懷疑！最終真弄得您惱火透了！」
亨利恨不得回他一句：「這是你們自己的錯。」可嘴裡沒有說什麼，他覺得自己沒有權利擺出那種膚淺的高人一等的模樣。說實在的，他已經不再記恨拉舒姆。有一天拉舒姆曾在紅酒吧對他說過：「我寧願忍受一切而不願離開黨。」他覺得與涉及的利益相比，他自身是無足輕重的，可他為什麼更加重視亨利的價值呢？在目前的情況下，友誼自然談不上了，但是，沒有什麼可以妨礙他們一起工作。
「聽著，我巴不得與你一起工作。」亨利說道，「我並不認為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但總可以試一試。」
拉舒姆臉色變得晴朗起來：「我可以告訴拉福利你一定會同意的？」
「是的。可你們都有哪些打算，給我詳細說一說。」
「咱們一起討論吧。」拉舒姆說。
「瞧。」亨利思忖，「這再一次得到證明，每做一件正經事都必定要擔負起新的義務。」他於1947年撰寫了社論，這不可避免地迫使他寫了《警覺》上的那篇文章，這篇文章又推著他去組織那個委員會。他又被死死地夾住了。「可這不會持續多久，」他暗暗在想。
「您該上床睡覺了，看你精疲力竭的樣子，」納迪娜不高興地說。
「我是乘飛機旅行累的，」安娜以抱歉的口吻說道，「再說還有時差。我昨天夜裡睡得很不好。」
工作室裡看似洋溢著快樂的氣氛。安娜頭天回到家裡，納迪娜到小院子裡採摘了各式各樣的鮮花，把屋子裝飾成一個花的天地。可實際上誰也不開心。安娜突然蒼老多了，無度地喝威士忌。最近這些日子一直精神振奮的迪布勒伊也顯得憂心忡忡，無疑是由於安娜的緣故。納迪娜多多少少都在賭氣，她還一邊織著一件鮮紅色的東西。亨利介紹的情況更使夜晚佈滿陰雲。
「那怎麼了？算完了？」安娜問道，「再也沒有任何希望搭救那些人了？」
「我看不出有什麼指望。」亨利答道。
「傳說議會要把這件事拖下去，拖得它不了了之。」迪布勒伊說。
「要是旁聽了議會會議，您也會感到吃驚的。」亨利道，「我覺得自已經受得住，可有的時候，我真恨不得去殺人。」
「是呀，他們是挺狠的。」迪布勒伊說。
「那都是些政客，我並不感到奇怪。」安娜說道，「我難以理解的是，就總體而言，人們的反應如此淡漠。」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那些人才無動於衷呢。」亨利說。
熱拉爾-巴杜洛和其他律師來到了巴黎，下決心鬧個天翻地覆。委員會盡最大努力為他們提供了幫助，可他們卻遇到了普遍的無動於衷的態度。
安娜看了看迪布勒伊：「您不覺得這讓人洩氣嗎？」
「不，」他回答道，「這只是證明了行動是不可能倉促發起的。大家是從零開始，那顯而易見……」
迪布勒伊進入了委員會，可對委員會的事情不怎麼過問。這件事令他感興趣的一點，就是他又開始接觸政治。他報名加入了「自由戰士」運動，他參加了該運動的一個集會，過幾天還要去。他沒有要求亨利跟他走，再也沒有提起週刊的事，可不時漏出一句或多或少經過掩飾的責備的話。
「不管倉促還是不倉促，反正眼下任何行動都毫無結果。」亨利說。
「這是您說的。」迪布勒伊道，「如果我們身後有一個組織完備的群體，有一份報紙，有資金，那就很可能成功，激起公眾輿論。」
「這可不一定。」亨利說道。
「不管怎麼說，您也知道當機會降臨時，如果想要獲得行動的成功，那事先就得有所準備。」
「對我來說，機會決不會降臨。」亨利道。
「算了吧！」迪布勒伊說道，「您說什麼您和政治都已經完了，真讓我感到好笑。您跟我一樣，政治搞得太多了，不可能不再去搞。您一定會重新被夾進去。」
「不會的，因為我就要退避三舍了。」亨利樂呵呵地說。
迪布勒伊兩眼閃亮：「我跟您打個賭：您決不可能在意大利呆上一年。」
「我來打這個賭。」納迪娜連忙說。她向她母親轉過身去：「你覺得怎麼樣？」
「我不知道。」安娜回答說，「這要看你們在那邊過得到底怎樣，是不是開心。」
「您怎麼覺得我們在那兒會不開心呢？你見到那座房子的照片了吧？那座房子難道不漂亮嗎？」
「它看去十分漂亮。」安娜答道。她突然站起身來：「對不起，我困了。」
「我陪你一起上樓。」迪布勒伊說道。
「今天夜裡盡量好好睡。」納迪娜親了親母親，說道，「我向你發誓，你的臉色可真太難看了。」
「我一定能睡著的。」安娜說。
等她一帶上門，亨利便搜索著納迪娜的目光：「真的，安娜神色太疲憊了。」
「既疲倦又陰沉沉的。」納迪娜忌恨地說，「要是她真的那麼捨不得她的那個美國，那留在那兒不就得了嘛。」
「她沒有跟你講過那邊到底出了什麼事情？」亨利問道。
「瞧你！她那人就愛搞得玄玄乎乎的。」納迪娜說道，「再說，對我嘛，誰也不會告訴什麼的。」
亨利好奇地打量著她：「你跟你母親的關係可真怪。」
「為什麼怪？」納迪娜一副被惹怒的神態說道，「我很愛她，可她經常惹我生氣。我猜想她也是處於同樣的情況。這沒有什麼稀奇古怪的，家庭關係就是這種樣子。」
亨利沒有多說，可這始終讓他感到吃驚。母女倆為了對方不借獻出自己的生命，可兩個人之間卻總有點兒什麼不合拍。每當她母親在場，納迪娜就顯得好鬥、固執得多。繼後的日子裡，安娜盡量顯得歡快些，納迪娜的眉頭也就舒展開了。但是總覺得一場暴風雨時刻都可能出現。
這天上午，亨利在房間裡看見她倆滿面笑容，手挽手走出院子；兩個小時後，當她們穿過草坪回家時，只見安娜拿著一個笛形麵包，納迪娜拿著報紙，倆人好像爭吵過似的。
吃午飯的時候到了。亨利收拾起紙筆，洗了洗手，下樓來到起居室。安娜神色茫然地搭著一把椅子的邊沿坐著，迪布勒伊正在讀《希望週刊》，納迪娜站在他身邊盯著他看。
「你們好！有什麼新鮮事嗎？」亨利向大家一一微笑，問道。
「哼！」納迪娜指著報紙說。「我希望你去砸朗貝爾那小子的腦袋。」她生硬地又補充了一句。
「啊！又開始了，朗貝爾又污蔑我了？」亨利笑盈盈地問道。
「要是他只污蔑你也就算了！」
「瞧瞧。」迪布勒伊把手中的週刊遞給亨利，說道。
文章題目為：《他們的自畫像》。首先，朗貝爾再次對迪布勒伊施加的不良影響表示遺憾。想當年亨利才華橫溢，如今江郎才盡，這完全是迪布勒伊之過。接著，朗貝爾以荒誕之手法斷章取義、東拼西湊，介紹了亨利的小說的故事梗概。他無中生有，以提供此書的要點為借口，有選擇地透露了亨利、迪布勒伊、安娜和納迪娜的私生活的許多細節，真真假假，使他們顯得面目可憎而又滑稽可笑。
「多混賬！」亨利道，「我記得那次就我們與金錢的關係進行的談話，他竟然從中編造出了這段如此卑鄙的文字：《左派特權階層的虛偽》。多麼混賬的小子！」他又咒罵道。
「你就不把它給我看看？」納迪娜問道。
亨利用目光詢問著迪布勒伊：「我恨不得砸了他的腦袋，再說這也不難。可這樣做有什麼用處呢？醜聞一樁，各家報紙競相報道，少不了又是一篇文章，比這一篇還更糟糕……」
「砸得狠一點，他嘴巴就不會吭聲了。」納迪娜說道。
「肯定不行。」迪布勒伊說道，「他巴不得別人議論他，一有機會便猛撲過去。我贊成亨利，不管算了。」他作出結論道。
「這樣一來，哪天等他又心血來潮，再寫一篇文章，寫得更離奇，那怎麼還能阻擋得了？」納迪娜說：「要是他覺得沒什麼可害怕的，那他就不在乎什麼了。」
「一搞寫作這一行當，出現這種情況是在所難免的。」亨利說道，「誰都有權朝你吐唾沫，許多人甚至覺得這是一種義務。」
「我可不寫作。」納迪娜說道，「別人沒有權利朝我吐唾沫。」
「是呀，開始時總免不了氣憤。」安娜說，「可你到時看吧：慢慢會習慣的。」她站起身子：「咱們吃午飯，怎麼樣？」
他們默默地圍著餐桌坐著。納迪娜從冷盤中叉出一片兒紅腸，臉色頓時舒展開來：「一想到他就要擺出一副得意洋洋、心安理得的樣子，我心裡就氣。」她以令人困惑的口吻說道。
「他不會得意到哪裡去。」亨利說道，「他一心想寫故事、小說，可自從發了那篇如此差勁的所謂短篇小說之後，除了他普通的文章之外，伏朗熱還沒有發表他的任何東西。」
納迪娜朝安娜轉過身子：「他上個星期斗膽寫的那些東西別人跟你說過了嗎？」
「沒有。」
「他宣稱貝當分子是以他們的方式愛著法國。與分立派的抵抗運動成員相比，他們距離戴高樂分子更近。還沒有誰說到這個程度呢！」納迪娜幸災樂禍地說道，「哈！他們原來的那些夥伴氣得要命。」她添了一句，「你讀過朱利安對伏朗熱那本書寫的評論嗎？」
「羅貝爾給我看過了。」安娜答道，「朱利安！誰會相信？」
並沒有什麼讓人那麼大驚小怪的！迪布勒伊說道：「今天的一個無政府主義分子，你想讓他怎麼樣呢？在左派，那些如同兒戲的破壞伎倆提不起誰的興趣。」
「我不明白為什麼一個無政府主義分子就必定會成為法國人民聯盟成員。」納迪娜說。
她老把別人的解釋看作托詞，為此她常常拒絕理解，以免敗了自己發洩私憤的興致。出現了一陣沉默。他們四人從來就不容易談到一塊兒去，如今就更不易了。亨利和安娜談起一部她從美國帶回來的小說，這部小說他剛剛讀完全文。迪布勒伊和納迪娜各自想著心事。吃罷了飯，大家總算鬆了一口氣。
「我可以用用車子嗎？」納迪娜離開餐桌時問道，「要是有人願意照顧一下瑪利亞，我倒很想去轉一圈兒。」
「我來照顧瑪利亞。」安娜說。
「你不帶我去逛逛？」亨利笑瞇瞇地問道。
「首先你根本就不想去。」納迪娜也笑瞇瞇地說道，「再則我更樂意一個人呆一會兒。」
「那好，我就不強求了！」亨利道。他親了親她：「好好逛，小點心。」
他無心去逛，也沒有興致工作。迪布勒伊說他寫的第一部短篇小說寫得確實好，眼下他想寫的這一篇也一直記掛心頭，可這些天來他感到有點兒神不守舍。他的心已經不在法國，可也還沒有飛到意大利。塔那那利佛一案不了了之，被告們全都拒絕為自己辯護，判決事先早就決定。迪布勒伊的活動令他氣惱，可對迪布勒伊從中獲得的樂趣卻隱隱約約有點羨慕。他拿起一本書，感謝上帝，他的時間再也不像以前那樣按天按小時計算了，他用不著逼迫自己。他在等著到威尼爾港安頓下來之後再開始動筆寫這篇新的小說。
7點鐘光景，安娜喊他去喝開胃酒，這個習慣是安娜自己立的。亨利走進工作室，迪布勒伊還在那兒埋頭寫作。他推開紙筆：
「又一件好事幹成了。」
「是什麼東西？」亨利問道。
「我週五要到里昂講話的提綱。」
亨利微微一笑：「您真有膽量。南錫、里昂：多麼可怖的城市！」
「是呀，南錫是可怖。」迪布勒伊說道，「可我對那個夜晚留下了美好的記憶。」
「我懷疑您有點兒邪。」亨利說道。
「也許。」迪布勒伊說道。他微微一笑：「我不知怎麼對您解釋。集會後，大家到一家小酒店去吃醃酸菜、喝啤酒，那地方沒什麼特別稀奇的，我跟周圍的人也幾乎素不相識，差不多沒說什麼話。可大家共同做了一件自己高興的事，因此感到愜意。」
「我理解。我也有過這種體會。」亨利道。在戰爭期間搞抵抗運動時，在辦報的第一年裡，他都有過這樣的時刻。「可在革命解放聯合會裡，我從未有過。」他又補充了一句。
「我也沒有過。」迪布勒伊說道。他從安娜手中接過一杯馬提尼酒，飲了一口：「我們以前不夠實在。要想獲得這些微薄的幸福，必須投入現實的工作。」
「哎喲，竟想阻止戰爭發生，我看並不那麼實在！」亨利說道。
「還是實在的，因為我們並不帶有試圖強加給世人的先入之見。」迪布勒伊說道，「革命解放聯合會具有一個建設性的綱領，這勢必淪為幻想，我如今做的事情與我在1936年做的頗為相似。大家都在想方設法利用權宜之計避免某一特定的危險。這就要現實得多了。」
「如果這對什麼事情還有點用處的話，那才算現實呢。」亨利說道。
「會有用處的。」迪布勒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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