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一) 文 / 西蒙·波娃
靠拒絕這一份愛去體驗這一份愛，這事是多麼奇特啊！劉易斯的來信讓我心碎。他在信中給我寫道：「我難道還要繼續下去，對您一往情深嗎？」還有一次，他寫道：「您對我玩弄的這一招可真怪啊。我再也不想把女人領進家中過夜，對那些我本可以賦予一丁點兒愛心的女人，如今我再也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奉獻了。」每當我讀著這些話語，總恨不得撲進他的懷抱！既然我不能這樣做，那就應該對他明說：「忘了我吧！」但是，我不願明言相告，我希望他愛我，我需要給他造成的這一切痛苦，在內疚之中承受他的憂傷。我也是為自己在經受痛苦。時間過得多麼緩慢，又流逝得多麼迅速啊！劉易斯離我仍然那麼遙遠，可我卻一天天走近我的垂暮之年，我們的愛情在漸漸衰老，他終將離開人世而沒有真正享受到這份愛。這一念頭令人難以忍受。我慶幸離開了聖馬丁，回到巴黎重又和病人、朋友相聚，重又聽到昔日的聲音，重又忙忙碌碌，迫使自己再也不去想自己。
自6月來，我一直沒有見到波爾。克洛蒂纏上了她，邀請她到她家在勃艮第的城堡去度夏：波爾竟然接受了邀請，令我極為驚詫。我一回到巴黎，便給波爾打了電話，對她話聲中那種輕快而又冷淡的客氣勁兒，我實在困惑不解。
「當然，我很高興見到你。明天有時間一起去參加馬爾加迪埃畫展的開幕式嗎？」
「我更樂意找個更安靜的地方和你見一面。你沒有別的空暇嗎？」
「我很忙。等等。你能在明天午飯後來一下嗎？」
「沒問題。一言為定。」
多少年來，波爾第一次一身城市人的打扮給我開門。她身著一套灰色交織呢新潮西服，裡邊是一件黑色的襯衫，頭髮高高地挽起，額前留著劉海，眉毛修得細溜溜的，臉上變得臃腫起來，還有點輕微的酒糟鼻。
「你好嗎？」她滿懷深情地問：「你假期愉快嗎？」
「很好。你呢？你高興嗎？」
「十分高興。」她答道。聽她口氣，好像帶著深長的弦外之音。她一副既尷尬又挑釁的神態細細打量著我，「你不覺得我變了嗎？」
「你好像氣色很好。」我說，「你還有一套十分漂亮的西裝。」
「是克洛蒂送給我的禮物，是巴爾芝時裝店製作的。」
她衣服裁剪考究，鞋子式樣雅致，確實無可挑剔。可是比起她以前為自己創造的那種過時的裝束來，我覺得她現在這身打扮反倒顯得更加奇怪了；也許只是因為我對她這種新的風度還不習慣吧。她坐下來，叉起雙腿，點燃了一支香煙。「你知道，」她微笑著說，「我是一個新派女郎了。」
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傻乎乎地說道：
「是克洛蒂的影響吧？」
「克洛蒂只不過是個托詞而已，儘管她是一個十分了不起的女人。」她說道，接著思索了片刻：「人呀，比我想像的要有意思得多。一旦不再與他們疏遠，他們便一心跟你親近。」她用挑剔的神態打量著我：「你應該多出門走走。」
「也許。」我怯懦地答道：「那邊都有些什麼人？」
「噢！什麼人都有。」她興高采烈地說。
「你難道也要搞一個沙龍？」
她答道：「你以為我沒有這個能耐？」
「恰恰相反。」
她一抬眉毛：「恰恰相反？」出現了一陣短暫的沉默，她接著冷冷地說：「反正眼下要顧其他的事。」
「什麼事？」
「我在寫作。」
「那好！」我滿懷熱情地說。
「我並不認為自己是個才女。」她笑瞇瞇地說，「可那邊的人都說白白浪費如此的天賦，豈不是罪孽。」
「你寫什麼呢？」我問。
「叫什麼都行：短篇小說或者詩。難以歸類。」
「你把自己寫的給亨利看過嗎？」
「當然沒有。我告訴他我在寫作，可我什麼也沒給他看過。」她一聳肩膀：「我肯定他看了準會困惑不解。他從來就沒有想過要創造新的形式。再說，我眼下進行的試驗，該獨自去搞。」她正面看了我一眼，接著莊重地說：「我發現了寂寞。」
「你不再愛亨利了？」
「當然愛。可把他當作一個自由人來愛。」她把香煙往空壁爐裡一扔。「他的反應真奇怪。」
「他意識到你變了嗎？」
「顯然知道。他又不傻。」
「說來也是。」
可我卻感到自己真傻。我用目光詢問著波爾。
「首先，他回巴黎後，我對他沒有任何表示。」她得意洋洋地說，「我等著他先來電話，他果然很快就打了電話。」她靜思片刻，接著說：「我穿上了漂亮的西服，樣子十分安寧地給他開了門，他臉色驟變，我感覺到他慌亂不堪。他轉過身去，把額頭倚在窗台上，以便遮著自己的臉，我呢，卻從容不迫地跟他講述我們倆和我自己的事。後來，他神態十分古怪地看了看我。我馬上明白了他已經打定主意，要考驗我。」
「為什麼要考驗你？」
「他一時憋不住想建議我重新一起生活，可他很快控制住了自己。他想對我有十分把握，他有權表示懷疑。這兩年來我對他可不怎麼順。」
「後來呢？」
「他嚴肅地向我解釋他愛上了小若賽特。」她縱聲大笑道：「你想像得到吧？」
我吞吞吐吐：「他真的跟她有事，不會吧？」
「當然不會。可他根本用不著跟我說愛她。若愛她，他決不會告訴我的。他是要觀察觀察我，你明白吧。可是我先贏了，既然我自己得到了滿足。」
「我明白。」我說道，盡力扮出一個信賴的笑臉。
「最有趣的，」她快活地說，「是他同時又大獻慇勤，真難以想像：他只是不願意我影響他，可一旦我不再愛他，我想他準能把我給殺了。好了，他跟我談起了格雷萬博物館。」
「怎麼談起的？」
「就像這樣，隨便談起的。傳說有一個院士，好像是莫裡亞克或者杜阿梅爾，馬上就要在格雷萬博物館有自己的塑像，你知道亨利對此是不在乎的。實際上，他是在暗示他戀上我的那個美妙的下午。他希望我回想起過去。」
「真複雜。」我說。
「不。」她說，「真幼稚。再說，最容易做的事只有一件。四天後就是綵排，我找若賽特說去。」
「為什麼事要找她談去？」我不安地問。
「噢！什麼都為，也什麼都不為。我想制服她。」波爾輕佻地一笑，站起身來問道：「你真不願意參觀那個畫展？」
「我沒有時間。」
她在自己頭上搭了一頂黑色的貝雷帽，戴上了手套。
「說真心話，你覺得我怎麼樣？」
我再也不是從心底，而是從她臉上尋找答案。我認認真真地答道：
「你美極了！」
「星期四看綵排時見。」她說，「你參加夜宵招待會嗎？」
「當然。」
我和她一起下樓。她連走路的姿態也變了。她從容不迫地逕自走去，可這是一般夜遊者的從容勁頭。
綵排前的三天，我和羅貝爾看了《倖存者》的排演。我們倆的心全被抓住了。我喜愛亨利所有的作品，就我個人而言，這些書無不打動我的心；可我不得不承認他寫的東西再也沒有比這部劇更好的了。這種語言表達的激烈程度，這種集詼諧與憂傷為一體的抒情手法，在他作品中都是首次出現。此外，在此作品中，劇情與思想之間沒有任何距離：只要你注意劇情的發展，自然而然就會瞭解其意義。正因為這一意義與那一奇特但卻令人信服的故事緊緊結合在一起，所以便具有了豐富的現實性。「這才是真正的戲劇！」羅貝爾這樣評價道。我希望所有觀眾的反應都會像我們一樣。只是這一集鬧劇與悲劇為一體的劇作有股生肉的味道，很可能會嚇了觀眾。綵排那天晚上，啟幕時，我真感到忐忑不安。小若賽特明顯缺乏表演才能，可當一些觀眾開始起哄時，她表現不凡。第一幕後，掌聲大起。終場時更是掌聲雷動，取得了真正的巨大成功。當然，在一個命運不算太差的作家的生涯中，肯定有過名副其實的歡樂時刻，可當他像這樣一下子得知大獲成功時，該是多麼激動。
走進餐廳時，我突然一陣衝動，內心騰起對亨利的好感。真正的純樸感情是多麼難得啊！在他的周圍，一切都顯得虛假，無論是微笑，還是話語，而他呢，卻仍然是他自己。他一副幸福的神態，略顯侷促不安。我多麼想對他說一些讚揚的話，可是我不該等待。五分鐘後，我的喉嚨便像打了結似的。應該說我是自找悲傷。我偶然看見呂茜-貝洛拇指著兩個年輕的猶太女演員對伏朗熱說：「德國人搞的不是焚屍爐，而是孵化場！」這種玩笑的份量我是知道的，可從來沒有親耳聽過。我既為呂茜-貝洛姆，也為我自己感到恐怖。我暗自責怪起亨利來。他在劇中對人們的遺忘說了許多漂亮話，可更確切地說，他自己也忘了過去。樊尚說貝洛姆被剃過頭，而且是罪有應得，那伏朗熱呢，他在這兒幹什麼？我再也不想對亨利表示祝賀；我相信他已經感覺出我不舒心。因為礙於波爾的面子，我留下呆了一會兒，可感到十分不自由，只得無節制地多喝酒；然而這也幫不了我的忙。我回想起了朗貝爾對納迪娜說的那番話：「我有什麼權利非要固執地記住過去嗎？」我們捫心自問，「我做的不如別人多，受的苦也比別人少，若他們都忘記了，那就是應該忘記，我跟著他們忘記就是了。」但是，縱然我痛飲暴食也無濟於事。我憋不住想罵人，想大哭一場。重歸於好，寬恕他人！這是些多麼虛偽的字眼。大家全都忘記了，這才是實質。忘記死去的人們這還不夠，如今，我們還要忘記遭受的殘殺，忘記殺人兇手。算了，我沒有任何權利：如果說我眼中湧出淚水，那這只與我個人相關。
那天晚上，波爾和若賽特談了許久，可對她說了些什麼我不得而知。繼後的幾個星期裡，我覺得波爾似乎在迴避我。她經常出門做客，或在家寫作，一副忙碌的樣子，神氣活現。我對她很少顧及：我太忙了，要忙的事太多了。一天下午我回到家中，發現羅貝爾氣得臉色發白。我生來第一次看見羅貝爾氣得這個樣子。原來他剛剛與亨利鬧翻了。他三言兩語、聲音斷斷續續地向我訴說了事情的經過，接著以命令的口氣對我說：
「別想法子原諒他。他不可寬恕。」
我當時哪能立即為他辯解呢，我連聲音都發不出來了。十五年的友情竟在一個小時中抹去了！亨利再也不會坐在這把扶手椅上了，我們再也聽不到他那歡快的話語了。羅貝爾將是多麼孤獨！而對亨利來說，他生活中將是多麼空虛！不，這不可能徹底崩了。我終於又說出了聲。
「荒唐。」我說道，「你們倆都氣瘋了。在這種情況下，您可以在政治上宣佈亨利的錯誤，而不要斷了您的友情。我肯定他是誠心誠意的。要明鑒是非談何容易。應該說如果要我負責作出決定，我定會亂了方寸。」
「看你的樣子，好像以為我拳打腳踢趕走亨利似的。」羅貝爾說，「我巴不得能和和氣氣地解決問題。是他光噹一聲關門而去的。」
「您肯定沒有逼得他無路可走，要麼您屈服，要麼斷絕友情嗎？」我說道：「當初您要求《希望報》成為革命解放聯合會的報紙時，他肯定知道一旦拒絕就會失去您的友誼。這一次，既然他不願屈服，無疑希望就此了結。」
「你沒有看見當時的場面。」羅貝爾說，「他一開始就明顯懷著惡意。我不認為重歸於好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是至少可以想辦法避免大吵一場。他沒有這樣去做，反而對我們的理由全盤否認，拒絕與委員會一起討論，他甚至含沙射影，說我暗中參加了共產黨。你還用我對你明說：這次斷交是他自找的嗎？」
「瞧您想到哪裡去了！」我說。
亨利無疑對羅貝爾心存積恨，可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為何現在鬧崩呢？
羅貝爾神色嚴厲地凝望著遠處。「我妨礙了他，你明白吧？」
「不，我不明白。」我說。
「他現在的所作所為可真古怪。」羅貝爾說，「你看見他都跟哪些人交往吧？我們都是他的一塊心病，巴不得早日擺脫。」
「您冤枉人！」我說，「那天晚上我也感到反感，可您自己親口對我說過，如今要上演一部劇本，那就非得妥協不可。亨利做得也並不過火。他跟那些人只勉強來往。他是跟若賽特睡覺，可人們盡可放心，她影響不了他。」
「那次夜宵招待會本身並不嚴重，這我同意。」羅貝爾說，「可這是一個信號。亨利這個人就看重自己，他恨不得能隨心所欲，只顧自己，用不著對任何人負責。」
「他只顧自己？」我問道：「他整天都在幹那些讓他煩惱的事情。您自己也經常承認他是多麼忠心耿耿。」
「當他感興趣時，是這樣。但是事實是他討厭政治，他真正關心的只是自己。」羅貝爾不耐煩地一揮手，擋住了我的話：「我最責怪他的就是這一點。在這件事上，他一心只考慮別人會議論他什麼。」
「別跟我說什麼他會對集中營的存在無動於衷吧。」我說。
「可我也不會對此無動於衷。問題不在這裡。」羅貝爾說，接著聳聳肩膀：「亨利不願意別人說他被嚇唬住了，反倒心甘情願投入反共陣營。在這種情況下，與我鬧翻便解決了他的難題。他可以無拘無束地為自己塑造一個胸懷寬廣的漂亮的知識分子形象，整個右派都將為之拍手稱道。」
「對討好右派亨利可不感興趣。」我說。
「他本意是為了自己，可這輕而易舉就會把他投向右派，因為在左派，漂亮的形象可得不到多少人喜歡。」羅貝爾舉手伸向電話機：「我馬上召集委員會明天上午開會。」
整個晚上，羅貝爾都一副凶神惡煞的樣子，處心積慮地琢磨著欲提交給委員會的公開信。第二天早上，當我打開《希望報》，看見上面印著亨利和他相互攻擊侮罵的兩封公開信時，我的心裡萬分悲痛。納迪娜也感到十分難過，她對亨利抱有深厚的友情，可她也不容忍別人公開攻擊她父親。
「是朗貝爾慫恿他幹的。」她怒不可遏地對我說。
我多麼想瞭解亨利腦子裡到底是怎麼想的。羅貝爾的解釋懷有過分的敵意。最讓他氣憤的，是亨利跟他談話時對他根本就沒有一點兒信任。可不管怎麼說，我心裡想，對羅貝爾的所作所為，亨利確實有理由存有戒心。他可能會對我說亨利應該既往不咎吧？可說得好聽，過去的事哪能隨隨便便就忘掉呢！我憑自己的經歷知道一點，那就是對待那些不習慣對其進行評判的人，人們總是很容易不公道。我也一樣，僅僅因為羅貝爾在小事上變得有些陳腐，我有時便對他表示懷疑。如今我才意識到如果他下決心避而不談集中營的事，那也肯定是有其充足理由的，可我卻誤認為是出於怯懦。我也理解亨利，他盲目欽佩過羅貝爾，儘管他瞭解羅貝爾十分專橫，可還是處處跟著他走，哪怕有時不得不違心地生活下去。特拉利奧事件很可能傷了他的心，正是因為這樣，亨利才認為羅貝爾會不擇手段，什麼事都可以幹得出來。羅貝爾不是已經深深失望過一次嘛。
說到底，對此再多言也無濟於事，已經過去的事誰也不可能挽回。如今的問題是革命解放聯合會走向何處。它已經四分五裂，組織混亂，又失去了報紙，必定很快土崩瓦解。通過勒諾瓦，拉福利建議該會與共產黨近鄰組織合併。羅貝爾的回答是在選舉結束之前暫不作出任何決定。可我心裡清楚，他是不會走這一步的。確實，發現集中營存在，他沒有無動於衷；可他也絕沒有半點想要與共產黨人靠攏的意思。革命解放聯合會的成員有其加入共產黨的自由，可該聯合會作為一個運動乾脆不再存在算了。
勒諾瓦第一個加入了共產黨。他慶幸解放聯合會的分裂擦亮了他的眼睛。許多人紛紛傚法於他：在11月份，自從共產黨取勝之後，擦亮了眼睛的人多著呢。小瑪麗-昂熱找上門來，請羅貝爾接受她為《鐵鑽》週報搞的一次採訪。
「您是什麼時候成了共產黨員的？」我問道。
「從我明白了必須表明態度開始。」她以一副倦怠、高人一等的神態打量著我說。
羅貝爾拒絕接受她採訪。有關他的種種議論令他大為氣惱。儘管他對亨利懷恨在心，可他對拉舒姆的文章十分反感。當勒諾瓦也來幫著湊熱鬧時，羅貝爾聽得很不耐煩了。
「選舉獲勝，這是共產黨人對那次卑鄙行動的最後反擊。」勒諾瓦聲音熱烈地說，「佩隆及其一小撮的陰謀未能得逞，沒有拉走一票。」他以蠱惑的神態看了看羅貝爾：「眼下，如果您向革命解放聯合會提出我們那一天談過的合併問題，它準會團結得像一個人，跟著您走。」
「算了吧。」勒諾瓦說，接著微微一笑：「革命解放聯合會的成員都還活著呢，只要您一聲令下，就可把他們召集過來。」
「我沒有心思下這個令。」羅貝爾說，「在集中營事件之前，我都不同意與共產黨人聯合，用不著現在投入他們的懷抱。」
「集中營。可是，您不是拒絕參加那種蠱惑人心的宣傳嘛。」
「我拒絕談集中營的事，但並不是拒絕相信集中營的存在。」羅貝爾說，「首先，什麼時候都應該考慮最糟糕的結局，這才是真正的現實主義。」
勒諾瓦眉頭一皺：「必須善於考慮最壞的結果，而不被其嚇倒，這我同意。」他說，「但是，隨您怎麼責怪共產黨人，這總不該妨礙您與他們共同行動吧。」
「不行，」羅貝爾重複道，「政治和我，已經完蛋了，我得回到自己的小窩去。」
我完全清楚革命解放聯合會已經不復存在，羅貝爾也沒有任何新的打算，可聽他宣告他要徹底回到自己的小窩去，我心裡不由得一驚。勒諾瓦一走，我便問道：
「您真的永遠不搞政治了？」
羅貝爾微微一笑：「我倒覺得是政治和我了結了。我能有什麼法子呢？」
「我肯定，如果您尋找，定能找到辦法的。」我說。
「不。」他說，「我已經開始堅信一點：如今少數派再也沒有任何機遇了。」他聳了聳肩：「我既不願與共產黨人共事，也不願反對他們。怎麼樣？」
「噢，那就潛心搞文學吧。」我快活地說。
「對。」羅貝爾毫無熱情地說。
「您盡可在《警覺》上寫文章。」
「我需要時一定寫。可寫什麼都無足輕重。勒諾瓦言之有理，亨利的文章對選舉沒有產生任何影響。」
「勒諾瓦好像以為亨利會對此感到遺憾似的。」我說，「這是很冤枉人的，據您自己對我說的，亨利並不希望產生那種結果。」
「我不知道他的願望。」羅貝爾聲調傲慢地說，「可我也不肯定他自己心裡清楚。」
「反正，」我急忙說，「您承認《希望報》沒有投入反共派一邊。」
「至今還沒有。」羅貝爾說，「以後嘛，還要等著瞧。」
一想到羅貝爾和亨利為一件不甚了了的事情鬧翻了，我心裡真感到氣惱。他們不可能再重歸於好，可顯而易見，羅貝爾深感孤獨。這可不是一個歡快的冬天。我從劉易斯那兒收到的信是歡躍的，可它們並不給我以慰藉。芝加哥下了雪，人們在湖上滑冰，劉易斯一連好幾天閉門不出，默默地給自己講述故事：他說我們在5月乘船下了密西西比河顯得並不那麼遙遠。但是我知道對我來說，每天醒來時重又開始的這種寒冷、昏暗的日子將永無盡頭地週而復始。「我們永遠都不可能再相會。」我心裡想，再也沒有春天了。
正是在這樣一個毫無出路的夜晚，我從電話中聽到了波爾的聲音。她急切地說：
「安娜！是你吧？趕快來，我急需跟你談談，是急事。」
「我感到遺憾。」我說，「我家裡有人吃飯。我明天早上去吧。」
「你不明白，我遇到一件可怕的事情，只有你才能幫上我的忙。」
「你不能來我這兒一趟？」
出現了一陣沉默：「誰在你家吃晚飯？」
「佩勒迪埃和康熱夫婦。」
「亨利不在那兒吧？」
「不在。」
「肯走不在？」
「當然肯定。」
「那我來。千萬不要跟他們說什麼。」
半小時後她敲響了我的家門，我讓她進了我的臥室。一條灰色的頭巾遮住了她的頭髮，她臉上雖然抹了粉，可還是蓋不住她那只發腫的鼻子。她的呼氣中散發出濃重的薄荷和劣質酒味。昔日的波爾是那麼美麗，我絕對想像不到她的姿色突然會蕩然無存：她的臉上有著某種抗拒一切的東西，剎那間被人看得一清二楚。原來這張臉和別人的沒有任何差別，都是由海綿質肌肉所組成，內含百分之八十幾的水分。她摘下頭巾，癱坐在長條沙發上：「瞧我剛剛收到了什麼。」
這是一封亨利的信。一小張白色信箋上寫著幾行字跡清晰的小字：「波爾，我們給對方造成的只是痛苦，還不如就此為止，永遠不再相見。盡量再也不要想我。我希望我們哪一天能成為朋友。亨利。」
「你明白什麼意思吧？」她問道。
「他沒有勇氣跟你面談，」我說，「所以寧願給你寫信。」
「可這封信是什麼意思？」
「在我看來十分清楚。」
「你真幸運，」
她以困惑不解的神色盯著我，終於低聲說道。
「這是一封絕交信。」
「絕交？你見過這種寫法的絕交信？」
「這封信沒有什麼特別的。」
她聳了聳肩膀：「算了！首先，我們之間還有什麼交可斷。既然他已經接受友誼這種想法，我別無指望。」
「你肯定沒有跟他說過你愛他嗎？」
「這個世界上誰也沒有我那麼愛他，可這怎麼會妨礙我們的友情呢？再說，他要求得到這份愛。」她說道，其聲音之激烈，不禁使我想起了納迪娜說話的聲音。「這封信虛偽得令人作嘔！再讀讀：盡量再也不要想我。他為何不乾脆說：別再想我了？他暴露了他的心機，他想要我盡量不想他而遭受折磨，而不是要我真的能不再想他。同時，他不是庸俗地稱呼我『親愛的波爾』，而是只寫『波爾』。」當她說到自己名字時，她的聲音軟了下來。
「他擔心『親愛的』這幾個字你看了會覺得虛偽。」
「絕對不會。你完全清楚在交歡時，每到最令人銷魂的時刻，人們只是呼喚對方的名字。他想讓我聽到做愛時的呼喚聲，你懂嗎？」
「為什麼？」我問。
「正是我剛剛問你的問題。」她以斥責的神態盯著我說，接著移開了雙眼：「我們給對方造成的只是痛苦。天大的笑話！他硬說我在折磨他！」
「我猜想是他為讓你經受痛苦而感到痛苦。」
「那他以為這封信會讓我感到愉快？算了吧！算了！他不會這麼蠢！」
出現了一陣沉默。我問道：「那你是怎麼想的？」
「我弄不明白。」她說，「一點兒也不明白。我不認為他會是這樣一個虐待狂。」她神情倦怠地用手摸了摸雙頰。「我覺得我差不多已經勝利了，他重又變得給人以信賴，和藹可親，我不止一次地感覺到他時刻準備告訴我考驗已經結束。可前不久有一天，我錯走了一著。」
「怎麼回事？」
「記者們報道了他與若賽特結婚的消息。我自然一點兒也不信。既然我是他的妻子，他怎能娶若賽特呢？這是考驗的組成部分，我馬上明白了這一點。後來他果然來告訴我這是個謠言。」
「是嘛？」
「我不是跟你說了嘛！難道你也懷疑我？」
「我說『是嘛，』這又不是什麼問題。」
「你是說『是嘛？』噢，算了。他回到家裡，我盡可能向他說明理由，他可以結束這場鬧劇了，而且在這個世界上他不管發生什麼事，從此再也與我無關。我愛他，但這是一種徹底忘我的愛。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笨嘴拙舌還是因為他瘋了。從我嘴裡說出的是一個字，到他耳朵裡便變成了另一個字。真可怕……」
出現了一陣沉寂。我小心翼翼地問道：「可你覺得他要的就是你嗎？」
她滿腹狐疑地打量著我，問道：
「你到底在耍什麼遊戲？」
「我什麼遊戲也不耍。」
「你給我提的卻是些蠢問題。」
又出現了一陣沉默，她接著說道：「你完全知道他想要的是什麼。他要我把一切都奉獻給他而不向他提出任何要求，就這樣。我惟獨不明白一點，那就是他寫這封信到底是因為他認為我還會要求得到他的愛，還是因為他擔心我拒絕把我的愛獻給他。如屬於第一種情況，那說明這場鬧劇還在繼續演。如屬第二種……」
「如屬第二種情況呢？」
「那就是報復。」她陰鬱地說。她的目光又落到我的身上，顯得猶豫、多疑，但很急切。「你必須幫助我。」
「怎麼幫？」
「你得跟亨利談談，說服他。」
「可是波爾，你十分清楚羅貝爾和我剛剛與亨利鬧翻了。」
「我知道。」她茫然地說，「可你還會見到他的。」
「絕對不可能。」
她猶豫了一下。「就算這樣吧。可不管怎麼說，你可以見見他，他決不會把你往樓下推的。」
「他準會認為是你派我來的，這樣我說什麼都沒有份量。」
「你是我的朋友嗎？」
「當然！」
她朝我投來一束戰敗者的目光。突然，她的面孔鬆弛了下來，頃刻間淚如泉湧。「我對什麼都不相信。」她說道。
「波爾，我是你的朋友。」我說。
「那你就去找他談談。」她說，「告訴他我已經受夠了，再也受不了了。我可能是有過錯，可他折磨我的時間也太長了，讓他別再折磨我了！」
「假設我是這麼去做了，」我說，「當我回來把亨利說的話告訴你，你會相信嗎？」
她站起身，揩了揩淚水，又披上了頭巾。
「要是你跟我說實話，我一定會相信你。」她邊說邊朝門口走去。
我知道找亨利去談純屬枉然。至於波爾，從今之後，與她進行任何友好的交談也都無濟於事。該把她安頓到我的長沙發上，向她提問。幸好對我們認識的知己朋友，不允許採取這種醫治方式，如果這樣做了，我會覺得犯下了背信罪。我給她打電話，她一概拒絕去摘電話機；我又給她寫了兩封信，她只簡短地回了幾個字：「原諒我。我需要清靜。需要時我哪天會給你個信兒的。」這樣一來，我反而卑怯地感到從此了卻了一塊心病。
寒冬還在繼續拖延。自從與朗貝爾鬧崩之後，納迪娜情緒極不穩定。除樊尚之外，她什麼人也不見。她不再搞通訊報道，只是管她的《警覺》雜誌。羅貝爾閱讀大量的東西，經常領我上電影院，幾個小時幾個小時地聽音樂。他開始發瘋似的買起唱片來。每當他像這樣又染上一個新的怪癖，就說明他的工作很不順利。
一天早上，我們正在一邊吃早飯一邊瀏覽報紙，無意中我看到了勒諾瓦的一篇文章，這是他第一次在共產黨的報紙上發表文章。文章寫得很不客氣，對以前的朋友，他都一一照例加以譴責，對羅貝爾算是最客氣的，可對亨利是瘋狂地大加攻擊。
「看看這。」我說。
羅貝爾讀後把報紙一扔：「亨利沒有變成反共分子，應該承認他能這樣做真值得欽佩。」
「我跟您說過他會挺得住的！」
「報社裡該有不少麻煩。」羅貝爾說，「據薩瑪澤爾的文章看，人們完全可以感覺得出他巴不得向右派跑，特拉利奧顯然也如此，朗貝爾嘛，遠遠不只是讓人懷疑囉。」
「噢！亨利的處境可不妙！」我說道，接著微微一笑：「實際上，他的處境和你差不多：你們倆跟大家都不和。」
「這對他來說比我可能要更艱難些。」羅貝爾說。
他的話聲中幾乎隱含著關切。我感覺到他對亨利的積恨已經開始消除了。
「我怎麼都弄不明白他為什麼這樣子跟你鬧翻。」我說，「我保證他如今肯定後悔不已。」
「我經常反省這件事。」羅貝爾說，「開始時，我責備他在這件事上太顧及自己了。如今我在想他並不怎麼有錯。實際上，我們倆都應該明確今日的知識分子能夠和應該擔任怎樣的角色。保持沉默，無疑是選擇極為悲觀主義的解決方法。像他那個年紀，表示不滿是自然而然的。」
「矛盾的是亨利遠不如您那麼非要起到政治作用。」我說。
「他也許認識到事關其他事情。」羅貝爾說。
「什麼事情呢？」
羅貝爾猶豫片刻：「你要聽我的心裡話？」
「當然。」
「一個知識分子再也起不了任何作用。」
「怎麼會呢？他總可以寫作吧，不是嗎？」
「噢！人們盡可以鬧著串字玩，就像串珍珠那樣，可要加倍小心，什麼都不要說。即使這樣做，也有危險。」
「哎喲，」我說，「您在您的書中不是捍衛文學的嘛。」
「我希望我有關文學的論斷哪一天重又變成真理。」羅貝爾說，「可眼下，我認為我們最好還是讓別人忘掉我們。」
「總不至於停止寫作吧？」我問道。
「當然要停止。等我寫完這部論著，我就再也不寫了。」
「為什麼？」
「我為什麼非要寫作？」羅貝爾說道，「因為人活著不僅僅只吃麵包，因為我相信這項多餘的工作是有必要的。我寫作是為了拯救被行動所忽視的一切：現實的真實，個人和即時。我迄今為止一直認為這一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可是不，它妨礙了革命工作。目前，任何文學，只要它致力於把麵包之外的食糧提供給人們，別人都會利用它來表明人們完全可以不用吃麵包。」
「您一直在避免這種誤會。」我說。
「可情況發生了變化。」羅貝爾說，「你明白，如今革命掌握在共產黨人手中，只在他們手中。我們所捍衛的價值觀念再也沒有位置。也許哪一天會重新獲得這些價值觀念，但願如此。可是如果我們在眼下極力維護它們，那就是為反革命效勞。」
「不，我不願相信。」我說，「對真理的追求，對個人的尊重，絕對沒有害處。」
「當我拒絕說集中營的事時，就是因為我看到說真話是有害的。」羅貝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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