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文 / 中國通史
《清聖祖實錄》卷299。
2畢梅雪、侯錦郎《木蘭圖》頁。
3《清高宗實錄》卷3，頁0—。
4《康熙起居注》第3冊，頁89。
《清史稿》卷90《禮志九》。
2《清聖祖實錄》卷9，頁—2。
3《清聖祖實錄》卷0，頁3—4。
4《康熙起居注》第2冊，頁02—029。
軍選送精騎善射的滿洲兵四十人，分隸上三旗，組成虎槍營，置總統、總領管轄，扈從皇帝圍獵，所謂「大狩行田，遇有猛獸，列槍以從」5。從三十四年起，康熙帝一行出古北口外巡歷，命大學士阿蘭泰留京處理章奏，從此有「留京」之說。至四十二年熱河避暑山莊建立，木蘭秋獮的行程就先期由北京出古北口，到熱河。至中秋後，再到圍場，漸趨固定為成例。
設官管理木蘭圍場也是從康熙時開始的。木蘭圍場是這個皇家大狩獵場的總稱。地處蒙古各部落的中央，按當時的四至，東北為翁牛特，東及東南為喀喇沁，北為克西克騰，西為察哈爾，南為熱河。這裡林木蔥鬱，水草茂盛，群獸聚以蕃息。圍場的四周，樹以木柵，稱為柳條邊，以分別內外。進出有道口。圍場之內，又按地形和草木稠密的分佈，劃分為一個個小圍場。每個小圍場，均選擇一處平坦高岡為中心，四周有稠密的林木。整個木蘭圍場包括這樣的小圍場六七十處2。各個小圍場之間相距遠者數十里，近者只有幾里。圍場設立以後就派了翁牛特和阿魯科爾沁等部的王公為管領。康熙四十五年正式設總管一員，章京八員。乾隆十八年進行一次大改動，除把總管從四品提為三品，章京從六品提為五品以外，又設左右翼長各一員，秩四品，驍騎校八員，秩六品。總管歸屬於理藩院，統轄翼長、章京、驍騎校等。守衛圍場的是駐防的八旗滿洲、蒙古兵丁，康熙、雍正年間不到二百人，乾隆十八年增至八百人。他們按八旗方位，以一旗為一營房，每營統五卡倫（哨所），總計四十卡倫。「各有地界，分司稽察」3。乾隆時還設置綜理行營王公大臣一人，凡啟行、校獵、駐蹕、守衛諸事皆歸其統屬。又在全部六七十處小圍場中，每年選擇十八九處，或二十處作為秋獮之所，其餘隔年一輪換，以使野獸得到繁殖，時人讚稱「蓋於講武中寓好生之德」4。設圍所在，必事先通知並作好一切準備。屆時官兵赴場布列，祗俟御蹕臨圍。乾隆帝每次行獵，除原來的蒙古四十九旗及喀爾喀、青海諸部蒙古分班從圍以外，還有來自數萬里之外的土爾扈特等部。二十年，更定網城置連帳一百七十五，為內城，設旌門三，分樹軍纛，稱為金龍。外設連帳二百五十四，為外城，設旌門四，稱為飛虎。外周設宿衛警蹕，立帳房四十，各建旗幟，由八旗護軍官校環衛。
舉行木蘭秋獮多在七、八月。先期各駐防長官選派精於騎射的人赴京練習。按例，每年蒙古各部要選一千二百五十人為虞卒，叫做「圍牆」，以供參加合圍之役。屆時，皇帝戎裝乘騎出宮，扈從引導如巡幸之儀。既駐行營，禁止兵士踐踏田禾，騷擾吏民，不准夜行，違者治罪。統圍大臣親臨場所，按旗整隊，中建黃纛為中軍，左右兩翼以紅、白二纛分別標誌之。兩翼末，滿語稱為烏圖裡，各建藍纛為標誌，皆受中軍節制。管圍大臣皆以王公大臣領之，蒙古王、公、台吉為副。兩烏圖裡則各以巴圖魯侍衛三人率領馳行，蟬聯環匝，自遠而近。圍制有二一是行圍，只以數百人分翼入山林，圍而5《清史稿》卷90《禮志九》。
吳振棫《養吉齋叢錄》卷。
《熱河志》卷45《圍場一》。
2木蘭圍場之內的小圍場數目，各書記載不一，但不出這一範圍，故此以約數記之。3《熱河志》卷4《圍場二》。
4《清朝文獻通考》卷39《王禮考》5。
《清史稿》卷90《禮志九》。吳振棫《養吉齋叢錄》卷。
不合，滿語叫阿達密；二是合圍。合圍之制，則在五鼓前，管圍大臣率領蒙古管圍大臣及虞卒、八旗勁旅、虎槍營士卒、各部落射生手齊出營盤，根據圍場山川大小遠近，紆道繞出圍場之後，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齊至看城，滿語叫烏圖裡阿達密。看城，就是黃幔城。圍既合，自烏圖裡處虞卒脫帽用鞭擎之，高聲傳呼「瑪爾噶」口號，瑪爾噶為蒙語，意即帽子。聲傳至中軍，共三次。中軍知圍已合，乃擁纛徐行，左右指揮，以等待皇帝入圍。皇帝是秋獮的中心人物。他在入圍或出哨的當天，於日出前，自行營乘騎先至看城稍息，等兩翼烏圖裡藍纛到後，出看城，佩櫜鞬，在隨從諸大臣等擁護下，由中道直抵中軍。在中軍前半里許，周覽圍內形勢，瞭如指掌。而行圍的快慢進止，由其親口指揮。這時二三十里之內的禽獸都被圍在皇帝左右，任他逐射。當他射中時，諸部圍觀，莫不歡欣踴躍，把圍獵推向高潮。如遇有虎，則圍暫不行，等皇帝看完殪虎之後，聽皇帝之令而行。每圍場收，至看城，皇帝即駐馬。只看諸王、射生手等馳逐余獸。如值當日看城場內獸集過多，則根據皇帝所發命令，特開一面使逸，但仍禁圍外諸人逐射。「獲獸已，比其類以獻」。獵罷，皇帝返回大營，稱為散圍。諸部各按隊歸營，傍晚則一天行圍宣告結束，頒所獲於扈從諸人。一次木蘭秋獮，皇帝有幾天這樣的行圍或出哨。
如果是哨鹿，則在鹿始鳴時出獵，即每年白露之後（或秋分前後）2。模仿鹿鳴之聲，而引誘其至。其制與常日不同。這時皇帝於五更放圍之前出營，其餘侍衛及諸備差人等，分為三隊。約出營十餘里，按皇帝之令，停第三隊。又四五里，停第二隊。又二三里，將至哨鹿處，停第一隊。至此皇帝身邊只有侍衛及扈衛十餘人。漸聞清角聲揚，遠林呦呦，低聲應和，「倏聽槍聲一發，咸知聖武神威，命中獲鹿矣。群皆歡欣引領」。這是在一個很少數人的範圍內，扈從皇帝射鹿。然後「聽旨調遣，而三隊以次皆至上前矣」3。乾隆帝曾在一次木蘭秋獮時，乘騎望見鹿群，命一侍衛舉假鹿頭，作呦呦聲，引牧鹿至，亟發矢射獲，取其血以飲，「不唯益壯，亦以習勞也」4。戴假鹿頭，模仿鹿鳴，甚至穿鹿皮衣，是當時哨鹿的通常形式。
木蘭秋獮的圍期，大致從中秋後一日始，經二十天左右。圍獵未完，或秋雨過多，泥淖艱阻，因而奉令中輟者，謂之「減圍」。如未獵而止，則謂之「停圍」。
作為一次木蘭秋獮，除了出哨圍獵以外，還包括每日的宴賞、處理章奏及政務。特別是禮成的最後一次盛大的宴會和賞賜，設大蒙古包作正殿，旁列四蒙古包，參加秋獮的蒙古各部落王公台吉、官兵人等和扈從皇帝的各類人員，都要入會並分別給予賞賜，是一次懷柔蒙古等少數民族的重要大會，也是一次論功行賞的大會。會上要奏樂和演出「布庫」、「詐馬」、「跳駝」等戲。布庫，亦稱撩腳，就是徒手相搏，勝敗以仆地為定。詐馬，是在生馬駒中，持長竿，竿頭繫繩圈，突入駒群，乘駒驚，而持竿圈住駒首，捨己馬跨駒背以絡絡之。駒不服，輒跳躍作人立，善騎者夾以兩足始終不下來，過《清史稿》卷90《禮志九》。
2《清史稿·禮志九》說「恆在白露後」。吳振棫《養吉齋叢錄》卷，謂在「秋分前後」。3昭槤《嘯亭雜錄》卷7《木蘭行圍制度》。
4《清史稿》卷90《禮志九》。
吳振棫《養吉齋叢錄》卷4；卷。
一會兒迫使生駒貼伏。跳駝，則牽駝高八尺以上者立於庭，表演者在駝旁，忽然躍起越駝背而過，到地仍直立不僕。這些都是蒙古戲，為他們的「絕技」2。
衰落和廢止木蘭秋獮的功能是顯而易見的。康熙、乾隆所要達到的目的基本上都如願以償。他們以木蘭秋獮為娛樂，當廣大人民深受貧困和酷暑煎熬的時候，率領皇子王孫及文武官兵，躍馬彎弓奔馳在塞北草原，以追捕野獸盡情玩耍，消愁解悶。尤其在軍事上習武訓練，繼承和弘揚滿族一貫的英勇善戰傳統，在政治上加強和蒙古各部的關係，使北部邊防得到穩定和保證安全。同時還使一些文臣武將經受忠誠和能力的考驗，按照他們的標準，提拔或革除其官爵。乾隆帝因為跟隨康熙帝秋獮，臨危不懼而得到賞識，道光帝因跟隨乾隆帝秋獮，表現機智勇敢，也被賜黃馬褂、花翎。成為他們登上皇帝寶座的一個預兆和條件。儘管如此，木蘭秋獮並沒有一直堅持下去。早在乾隆末年，已不像過去那樣年年舉行。而自乾隆五十七年至嘉慶六年，整整十年沒有舉行一次木蘭秋獮。嘉慶帝在位二十五年，斷斷續續共舉行過十一次。道光帝即位後於第四年宣佈停止本年木蘭秋獮，以後二十五年間，既未宣佈也未舉行。咸豐帝在位十一年也未舉行，只是第十年，因八國聯軍入侵，來個戲劇性的「木蘭秋獮」，實際是到熱河逃難，和本來意義的木蘭秋獮毫不相干。可以說，興隆一時的木蘭秋獮，自乾隆末年開始走向衰落，經嘉慶，至道光已廢止。
關於木蘭秋獮的衰落和廢止原因，看來很複雜，也是多方面的。皇帝個人不積極，臣下勸阻，天不作美，圍場內獸類減少等等因素均起了作用。但是主要的是時代的發展，情況的變化，木蘭秋獮在軍事和政治上失掉了重要意義。乾隆帝自己不積極舉行木蘭秋獮可說是從退位為太上皇前三四年已露端倪，而明確表現出來則在乾隆五十九年，即前一年。那時他對臣下提出當年停止行圍說「今歲雨水較多，道路泥濘。且朕八旬有四，非疇昔馳馬射獵時可比」。同時宣佈來年也不行圍，「明歲六十年，亦不進哨。仍在熱河舉行慶典。禮畢進京。俟丙辰歸政，稱太上皇帝時，朕仍進哨。不必乘馬射獵，惟安坐看城，以觀嗣皇帝率領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外藩人等行圍。實千古罕覯之盛事，惟爾臣僕恭遇嘉祥，亦必共相歡忭也。」如果乾隆帝因年事過高，暫停行圍，可以理解，那麼嘉慶帝登極一再拖延舉行木蘭秋獮，就顯得皇帝本人已對此不太感興趣了。加上社會危機日深，嘉慶六年發了一道《特諭》聲稱鎮壓了連續五年的川楚陝白蓮教大起義，「稍涉自滿，致干天和」，自六月初一，大雨五晝夜，宮門水深數尺，屋宇傾圮者不可以數計，「此猶小害」，而桑乾河決漫口四處，京師西南隅幾成澤國，村落蕩然，轉於溝壑，聞者痛心，見者慘目，除派官員稽查撫恤之外，「因思今秋往木蘭行圍，大營所用車輛，及除道成梁等事，皆需民力。此次大水所淹，豈止數十州縣，秋禾已無望矣。若重費民力，予心不忍，況畋獵近於嬉游，我皇2趙翼《簷曝雜記》卷。
《清史稿》卷0《高宗本紀一》，《清史稿》卷7《宣宗本紀一》。
《清高宗實錄》卷437，頁42—43。
考自乾隆六年始行秋獮，今秋雖系六年，尚在皇考三週年內，遠行射獵，終非所宜，朕意今秋停止巡幸。庶息民勞而省己過」。他命諸臣速議，結果諸王、大學士等九卿會議一致贊成2。這裡明確提出「畋獵近於嬉游」，十九年嘉慶帝也以「恐勞民力」，停止進哨。只是不願秋獮大典廢在他手裡，堅持舉行到最後。至道光時則完全不同了。道光四年就此所發上諭說「今歲秋獮木蘭，允宜遵循成憲，肄武綏藩，然不可不審度時事，量為展綏。所有今歲熱河亦著停止。此朕不得已之苦衷，非敢耽於安逸也」3。出自一位多次參加木蘭秋獮的皇帝之口，這是一種耐人尋味的說法，既沒有徹底否定木蘭秋獮的歷史作用，又就當時情形而言，木蘭秋獮已無積極意義，說是停止當年舉行，也是宣告永遠廢止。
臣下勸阻，對廢止木蘭秋獮也是有影響的。乾隆六年，叢洞以「第恐侍從以狩獵為樂」等為由，企圖阻止木蘭秋獮，沒有被接受，斥為「識見未廣」，反映當時這一活動還有必要舉行。半個世紀以後，已非當年可比。乾隆五十七年，蒙古王公等奏請暫停進哨，這位年過八旬的老人也就欣然同意了。嘉慶時臣下勸阻最力，嘉慶七年六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汪承需被召見，既面奏「順天府屬僱車掣肘。咨商直隸總督協濟車輛，已露為難之意」，後又折奏請停止行圍，「據稱本年麥收分數稍減，民力不無拮据，並稱高宗純皇帝臨御六年，始舉秋獮，今親政甫及四年，即再緩一二年舉行，亦不為遲」。在皇帝堅持之下，認為這些說法「殊不成話」，那年還是舉行了2。第二年，嘉慶帝已經到了承德，正欲繼續舉行木蘭秋獮，總管圍場的副都統韋陀保呈報「今年圍內天氣較寒，水涸草枯」。嘉慶帝以為是牲畜減少，借水草為詞，派人前往調查，豈料派去的人和蒙古王公等共同懇請停止行圍。嘉慶帝仍不相信，又派監牧馬匹的王大臣綿循等再往詳查，情況屬實，終於停止了本年行圍3。
有時也因天氣不好而停止木蘭秋獮。嘉慶元年、二、三年，均「以雨停秋獮」4。六年又「以水災停本年秋獮」5。十四年「以哨內春夏雨多停止秋獮」。十八年九月初一，「以陰雨減圍」7。
當然最為掃興的是圍場遭到破壞，獸類和樹木日趨漸少。追溯其時間，大約也在乾隆末年已有徵兆。嘉慶帝說，乾隆五十七年以後因皇上年歲增高兼以連年雨水過大，屢次停圍，「自應生息蕃滋，倍加充牣」，而實際恰恰相反。這是清朝由盛到衰的轉變時期，影響到木蘭圍場也是一派衰敗景象。嘉慶七年他自己舉行第一次木蘭秋獮，親眼看到「鹿只已屬無多」。第二次派人查看「竟至查閱十數圍，絕不見有麋鹿之跡」。這一年也就沒有行圍。2《清仁宗實錄》卷84，頁4—5。
3《清宣宗實錄》卷4，道光四年正月壬申。
《清高宗實錄》卷40，頁。
2《清仁宗實錄》卷99，頁—7。
3《清仁宗實錄》卷8，頁37—40。
4元年、三年見載於《清史稿》卷，《仁宗本紀》二年只見載於《清仁宗實錄》卷20。5《清史稿》卷《仁宗本紀》。
《清仁宗實錄》卷2。
7《清史稿》卷《仁宗本紀》。
九年，本想照常舉行，還是得到信息，「以牲獸稀少，停止本年秋獮」。圍場的樹木和野獸繼續減少是個不可阻擋的趨勢。嘉慶八年發現早有人偷打野獸，因此被拿獲的犯人就有二百餘名，估計漏網的會更多。後來幾乎連民帶兵等把圍場視為獵取的對象。嘉慶帝說「聞近日該處兵民潛入圍場，私取茸角盜賣，希獲厚利，又有砍伐官木人等，在彼聚集，以致（指麋鹿）驚竄遠颺，而夫匠等從中偷打，亦所不免，是以鹿只日見其少。此皆由管理圍場大臣平時不能實力稽查」。為此把乾隆五十七年以後歷任管圍的大臣及官員皆分別給予處分，同時完善和修改圍場一切章程2。九年，嘉慶帝對特設圍場副都統，嚴立章程，專職稽查，仍然不見成效，非常憤怒，指斥說「因近年來砍伐官用木植之外，多有私砍者，並任令奸徒私入捕捉牲畜，以致鹿只遠逸，實屬不成事體」3。然而往後更有甚於此者，山岡上下多有人馬行跡，並有車行軌轍，山巔林木也較前稀少4。有人竟取便從圍場走來走去了。十八年，嘉慶諭內閣「近年哨內牲獸稀少。此皆由於偷砍樹木及往來取便行走之人，驚逸獸群，致乏牲獸。」於是派靠近圍場的喀喇沁王滿珠巴咱爾，每年不拘時日，進哨三次，盡行稽查，除把偷砍樹木，及偷盜牲獸者拿交圍場總管會同辦理之外，儻有往來行走之人，亦即查明拿究。
總之，由於嘉慶帝的堅持與努力，原來的基礎尚未完全破壞，木蘭秋獮勉強舉行，直到他本人逝世。而後來就不再舉行這一大典了。圍場也在同治元年（82）開圍放墾，光緒二年（87）設圍場廳，93年建圍場縣，和地方行政體制一樣了。
《清仁宗實錄》卷8，頁89；卷32，頁3—4。
2《清仁宗實錄》卷8，頁39—40。
3《清仁宗實錄》卷32，頁4。
4《清仁宗實錄》卷233，頁20—2。
《清仁宗實錄》卷272，頁3。
第十章官修圖書第一節清代官修圖書制度與機構清入關前官修圖書機構清代官修圖書的制度與機構，至少可追溯到清入關前皇太極時期的文館之設。文館也就是清代最早的官修圖書機構。天聰十年（3），改文館為內三院，其中內國史院負責「記注上起居詔令，收藏御制文字，凡用兵行政，六部所辦事宜，外國所上章奏，俱令編為史冊，並纂修歷代祖宗實錄」。內三院之設，使文臣分工更為明確，編纂書史成為內國史院的專門職責。只可惜清入關前之官修圖書，僅有一部分保留下來，如《滿文老檔》、《太祖實錄圖》及現在所見《滿洲實錄》，最早就是天聰九年（35）修成的；《清太祖高皇帝實錄》，也有崇德元年大學士剛林、希福等恭修本。2順治元年（44），清兵入關後，沿明制另設翰林院。順治十五年（58），改內三院為內閣，十八年六月，復改內閣為內三院。康熙九年（70），又改內三院為內閣，另設翰林院，如明朝之制。此後的官修圖書，主要由翰林院承擔，內閣、詹事府、內務府和雍正以後的軍機處、方略館，也都有修書或參與修書之責。
內閣內閣大學士之責，主要是「鈞國政，贊詔命，厘憲典，議大禮大政，裁酌可否入告」，「修實錄、史、志，充監修總裁官」。所以，清代的官修圖書，大都是由大學士領銜的，如順治《御制孝經》一書，特命大學士馮銓為總裁官，馮溥、黃機等為修纂官；2內閣大學士是官修圖書的主要負責人，由他們負責組織修書班子，報請皇帝批准，即可開始工作，並由他們負責監督。而具體負責編撰工作的書館成員，則大抵由翰林院、詹事府等官員充任。內閣還負責大庫和皇史宬藏書工作。
翰林院「翰林院官，以編輯校勘為職業，敕撰書史鹹與」，「凡館局，則充提調、纂修，慎其編校」3。翰林院的主要職責即是纂修圖書。例如纂修實錄、聖訓，翰林院掌院學士充副總裁官，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修撰、編修、檢討等充纂修官，典簿、待詔、孔目充收掌官，筆帖式充謄錄官，亦間充收掌官。纂修玉牒，則以翰林院滿洲、蒙古、漢軍修撰、編修、檢討《東華錄》天聰卷「天聰十年三月辛亥」條。參見阮葵生《茶餘客話》卷，「內三院」條。中華書局90年版。
2《大清會典事例》卷049。又《清朝文獻通考》卷220。
《清史稿》卷4，《職官》。
2《大清會典事例》卷048。
3《大清會典》卷70《翰林院》。
職名，移送宗人府，充纂修官，庶吉士也得擬送。凡各館纂修書史，翰林院掌院學士充正副總裁官，侍讀學士以下、編、檢以上充纂修官或提調官，庶吉士亦簡充纂修官，參加修書工作，典簿以下之職責，與修實錄、聖訓相同。清代絕大部分官修圖書是由翰林院承擔的。僅據《光緒清會典》所記載，從順治初年至光緒十二年，由翰林院纂修的圖書即達一百五十九種之多2，對那些實錄、聖訓以及名曰「御注」、「御撰」而實由翰林院所撰之書尚未計算在內。
詹事府詹事府本為東宮僚屬，其官員職責是輔助皇太子的文學侍從官，並司講讀牒奏之事。但由於從雍正朝以後實行秘密建儲制度，詹事府的職責也隨之發生了變化。乾隆朝開始，其主要職責是修書。詹事府官員成為清代官修圖書的筆修官的來源之一。
「內廷三館」
清代官修圖書，大都臨時成立書館，且以所撰之書而名其館，如修《明史》即開「明史館」，修《四庫全書》，其館名為「四庫全書館」等等。凡奉旨編纂諸書所開之館局，應用纂修官等人數，一般由大學士等斟酌議定，奏請皇帝批准後實行，其所修之書刊刻告竣，即奏請撤銷該書館。但也有常設之館局，即所謂「內廷三館」。
一為武英殿修書處（屬內務府）。康熙十九年（80）設武英殿造辦處，雍正七年（729）改名為修書處，其職責為「掌繕刻裝潢各館書籍及宮殿陳設書籍之事」。該處實際由監造處和校刊翰林處兩部分組成。監造處負責「監刊書籍」工作，校刊翰林處設總裁、提調、總纂、纂修、協修等官，負責「校正文字」工作。
二是國史館（屬翰林院）。首開國史館是在康熙二十九年（90），從山東道御史徐樹谷之清「纂修三朝國史」2。康熙四十五年（70），諭修國史諸臣傳，乾隆九年（744），又命續修國史。以上幾次均為告竣則停館。至乾隆三十年（75）十月，命重修國史列傳而開國史館後，國史館成為常設3。
國史館設總裁官，「掌修國史」；下設提調，「掌章奏文移，沿其吏役」，總纂、纂修「掌分司編纂之事」；校對，「掌分司校勘之事」4。又特定國史體例為本紀、傳、志、表四部分，但修成之國史，除大臣、儒林、文苑等傳（合稱《滿漢名臣傳》）外，皆無刻本，而且不准人們傳抄，直至民國初期《大清會典事例》卷049。
2據《大清會典》卷70《翰林院》統計。
《清朝通志》卷。
2《清聖祖實錄》卷45，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乙末條。
3參見李鵬年等《清代中央國家機關概述》第2頁。
4《清會典》卷70《國史館》。
才加入大臣傳新檔而刊成《清史列傳》，即是清國史館列傳稿5。
三系方略館（屬軍機處）。方略館是專門負責撰輯「方略」、「紀略」
之類書籍的修書機構。每次軍功告成，或遇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奉旨纂輯成書，紀其始末，或曰「方略」，或曰「紀略」。此外，也修纂皇帝特交纂輯的其他書籍。如《大清一統志》、《西域圖志》、《明紀綱目》等書是2。清代所修第一部方略是康熙二十一年（82）勒德洪等奉敕編纂的《平定三逆方略》3。
此外，尚有「起居注館」，也是常設之館。清代起居注館康熙九年（70）始設4，五十七年（78）裁併歸內閣5，雍正元年（723）復置，此後常設。其職責為「掌侍直起居，記言記動」7，「凡侍直，既退則載筆必具年月日，書其當直官之名，乃匭而藏焉歲終以送於內庫而儲諸庫」8。
另外，宗人府也參與部分修書工作。清代從順治十三年始，每十年修一次《玉牒》，相應成立「玉牒館」。嘉慶朝以後，又每十年修《宗人府則例》一次，相應開設「則例館」9。又不定期開設修纂律例的「律例館」等，但均非常設，書成即閉館。宗人府所開各書館之纂修官由翰林院簡派。
官修圖書的稽察欽奉上諭事件處清代官修書籍還有監督稽察機構，即內閣所屬「稽察欽奉上諭事件處」。此機構設於雍正八年（730），其職責為「察各部、各旗諭旨特交之事，而督其限」。官修書籍一般為奉敕而撰，故屬稽察處職責範圍之內2。
5參見李宗侗《中國史學史》第頁。台北華岡出版公司版。
《大清會典》卷3《軍機處》。
2《清朝文獻通考》卷223。又李鵬年等《清代中央國家機關概述》第7頁。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49。又《清朝文獻通考清會典事例正《會典》卷55；《清史稿》卷5。
5《大清會典事例》卷055，《皇朝詞林典故》卷7，《清史稿史稿》卷5，《皇朝詞林典故》卷7。
7《清史稿》卷5。
8《大清會典》卷70《起居注館》。
9《宗人府則例》卷首。
《大清會典事例》卷5《內閣職掌》。
2《大清會典》卷3，《稽察欽奉上諭事件處》。
第二節清代官修圖書的基本概況康熙、雍正時期的官修圖書順治年間，雖然連年征戰，但攝政王多爾袞和清世祖福臨，仍然諭令撰修了一批圖書，如《賦役全書》、《人臣儆心錄》、《資政要覽》、《御注孝經》等，還曾下令纂修明史，但未能完成。如和明朝相比，顯然更為重視官修圖書事業。
康熙時期，官修圖書事業大為發展，種類繁多，卷帙浩繁，百卷以上者屢見不鮮。其在經學方面的著作，便甚為繁多。
康熙皇帝一生極重視儒家經典，屢開經筵，召儒臣講論五經四書之經義，並將經筵所講之稿，命大臣編輯成書，取名「解義」，先後編成《日講四書解義》等書。他又命儒臣先後編纂成《春秋傳說匯纂》（40卷）、《周易折中》（22卷）、《詩經傳說匯纂》（2卷，序2卷）和《書經傳說匯纂》（24卷）；康熙五十二年（73），又命理學家、大學士熊賜履、李光地等修成《朱子全書》（卷）；五十六年，又命李光地等人刊正明成祖時命胡廣等纂輯的《性理大全》一書，並親加釐定，纂輯成《性理精義》（2卷）。康熙雍正時期官修史學著作也是比較多的。這個時期完成了四部實錄的修纂和修訂工作。《太祖高皇帝實錄》（0卷）原有崇德元年（3）剛林、希福等纂本，為了隱瞞不利於滿洲貴族統治的歷史事實，康熙二十年（8）又命勒德洪等重修。《太宗文皇帝實錄》（5卷）順治時已纂成，康熙十二年（73）又命圖海等修訂。此前，康熙六年（7）還纂成《世祖章皇帝實錄》（4卷）。以上三朝實錄，至雍正十二年（734）又均命鄂爾泰、張廷玉等重加校訂。我們今天所見清歷朝實錄中的前三朝實錄，即是雍正十二年後的碳基背叛者帖吧校訂本。另外，雍正時又纂成《聖祖仁皇帝實錄》300卷。
康熙雍正時期也進行了歷朝「聖訓」的編纂。康熙二十五年（8）編成《太祖高皇帝聖訓》（4卷）。翌年，續成從順治時開始編纂的《太宗文皇帝聖訓》（卷），並編纂成《世祖章皇帝聖訓》（卷）。雍正九年（73）又編成《聖祖仁皇帝聖訓》（0卷）。由此可見，清代「聖訓」之編纂，創始於順治時期，而形成於康熙雍正時期。此後各帝則尊祖宗成法，相沿不替。此外，清代的「起居注」自康熙以後，按月皆有繕本，每月兩冊，成為定制。在康熙雍正時期，統治者為了宣示其武功，出現了「方略」一類史書。
康熙二十年（8）所纂《平定三逆方略》（0卷），是清代的第一部「方略」。此後，康熙二十七年（88）纂成《平定羅剎方略》（4卷），四十三年（704年）又纂《親征平定朔漠方略》（48卷）。其後成為定例，從乾隆至光緒，每當一次軍事行動以後，都要下詔修「方略」，由方略館「紀其始末，纂輯成書」。
在史學史上有較高地位的正史——《明史》成書於康熙雍正時期。《明史》之修纂，從順治二年至雍正十三年，前後經過九十一年之久。是歷代官修正史中費時最長的。
康熙帝還命令修纂了兩部地理類著作，即《欽定皇輿表》（卷）和《欽參見李宗侗《中國史學史》第頁。
梁章鉅《棲垣紀略》卷4，《規制二》。
定方輿路程考》（不分卷）。又修成《御定清涼山志》（0卷），是為清代第一部官修的方志性質的圖書。
雍正朝官修圖書，有其一定特點。首先，雍正時公佈了一批檔案材料，並分別命儒臣編輯成書，計有《上諭內閣》（59卷）、《上諭八旗》、《上諭旗務議復》、《諭行旗務奏議》（各30卷）、《朱批諭旨》（30卷）。其次，修纂了一批訓誡臣民的書籍，如《執中成憲》（8卷），前四卷錄上溯唐虞，下迄明孝宗，歷代帝王之嘉言善政，後四卷則錄諸臣論說之被認為「裨於治道者」2。以警誡臣民。第三，又命令編纂了《八旗通志初集》（250卷，乾隆四年成書），當時所以提出修纂此書，是與滿洲貴族在入關八十餘年，滿漢逐漸融合的趨勢下，欲保持其特殊權利的思想不無關係的3。
康熙雍正時期的官書中也出現了幾部較有影響的自然科學著作，如《數理精蘊》（53卷）、《歷象考成》（42卷），其中不但繼承了中國傳統的天文科學成就，也吸收了西方一些先進的天文歷算知識4。稍後，康熙五十四年（75）又輯成有利農業生產的《月令輯要》（24卷），又《圖說》（卷），修成《廣群芳譜》（00卷），此書是中國植物總集，是當時的重要植物學著作。雍正十二年纂修的《工部工程做法》（74卷），是工程學方面的著作。康熙、雍正時期官修圖書中，還出現了數部有份量、有影響的大型類書，形成官修圖書事業的一大特點，這個時期也成為中國類書的集大成時期。編纂的主要類書有康熙四十九年（70）敕命張英等編纂的《淵鑒類函》（450卷）；五十年命張玉書等編纂的《佩文韻府》（0卷）；五十五年命張廷玉等編纂的《韻府拾遺》（20卷）；五十八年命吳士玉等編纂的《駢字類編》（240卷）；六十年命吳士玉等編纂的《子史精華》（0卷）；六十一年命何焯等編纂的《分類字錦》（4卷），以及康熙時命纂、雍正時成書的著名類書《古今圖書集成》（0000卷）。
《古今圖書集成》是繼明《永樂大典》以後最大的一部類書。此書原名《彙編》，康熙時由陳夢雷等纂輯成書，但未刊刻。雍正即位後，又命蔣廷錫等重新編校，改名為《古今圖書集成》。雍正四年（72）用銅活字排印，共印六十四部。全書0000卷，分為編32典，09部，約一億字。內容包括了當時的全部學問。從其組織體系及編輯體例上考察，也遠遠超過以前的類書。
康熙、雍正時期，還曾修纂了一批參考工具書。查考字詞的工具書有《康熙字典》（42卷），康熙五十四年（75）由大學士張玉書等奉敕撰。又有《音韻闡微》（8卷），康熙五十四年命撰，雍正四年成書。
這個時期還修纂了一些詞、曲譜和詩文總集。康熙四十四年（705）孫岳頒等奉敕纂輯的《佩文齋書畫譜》（00卷），是古書畫鑒賞方面的重要參考工具書；康熙五十四年（75）王奕清等奉敕修撰的《詞譜》（40卷）、《曲譜》（4卷），是填詞作曲和研究詞、曲的重要參考書。康熙五十二年「御定」的《律呂正義》（5卷），是研究聲樂之學的重要參考書。編纂的具有參考價值的詩文總集有《古文淵鑒》（4卷），由徐乾學等編注；2《執中成憲·序》3參見《八旗通志初集·序》。
4參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0。
參見《四庫全書書目提要》卷99，《清朝文獻通考》卷23。
康熙四十二年彭定求等編《全唐詩》（900卷），康熙四十五年，陳元龍等奉敕編成《御定列代賦匯》（40卷，又「外集」20卷，「逸句」2卷，「補遺」22卷）；是年，又成《佩文齋詠物詩選》（482卷）。四十六年，陳邦彥等奉敕編《歷代題畫詩類》（20卷），沈辰垣等奉敕編定《歷代詩餘》（20卷）。四十八年張豫章等奉敕編《四朝詩》（292卷）；五十年郭元釪奉敕編《全金詩》（74卷）。五十二年又編《唐詩》（32卷，「附錄」2卷）。這些書籍的纂輯，對繼承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起到了一定促進作用，其中大多數至今仍被人們視作必不可少的參考書、工具書使用。
乾隆時期的官修圖書乾隆時期是官修圖書的繁榮階段，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經學方面的著作集中於乾隆前期，先後編撰了《四書文》、《三禮義疏》、《周易述義》等書。
第二，史學著作大都是記錄當代歷史者。
乾隆帝極為重視當代史的編纂。除有常設的國史館修當代史外，乾隆七年（742）還修成《國朝宮史》3卷（二十四年又予增修）。特別是紀錄當代一重大事件（主要是軍事事件）本末的「方略」、「紀略」，在這一階段修纂得最多。以其編纂的年代排列，計有以下數部《平定金川方略》32卷，乾隆十二年撰；《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54卷，「正編」85卷，「續編」33卷。
乾隆三十七年撰；《臨清紀略》卷，乾隆四十二年撰；《平定兩金川方略》3卷，乾隆四十六年撰；《蘭州紀略》2卷，乾隆四十六年撰；《石峰堡紀略》20卷，乾隆四十九年撰；《台灣紀略》70卷，乾隆五十三年撰；《安南紀略》3卷，乾隆五十六年撰；《廓爾喀紀略》54卷，乾隆六十年撰。
此外還有乾隆三十八年所撰《開國方略》32卷；四十七年所撰《河源紀略》3卷，也當劃歸此類。
第三，此時編纂的典章制度著作很多，成績較大。中國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參考書「十通」，有六部是乾隆時期所修的，即《續通典》（252卷）、《皇朝通典》（00卷）、《皇朝通志》（200卷）、《皇朝文獻通考》（2卷）等。為修「三通」，乾隆皇帝曾特命開「三通館」，組織儒臣修撰。
乾隆時期修典章制度書，也與修史書一樣特別注重當代。除上述「清三通」是記當代典章制度之外，還撰輯了《大清通禮》（50卷），《皇朝禮器圖式》（8卷），又修成專紀翰林院典制的《詞林典故》（8卷），專紀學校、科舉等典制的《學政全書》（80卷），專紀國子監的沿革及典制的《國子監》（2卷）、專紀救荒救災之政的《康濟錄》（4卷）等等。
更為值得指出的是，在乾隆時期，專門紀述當代典制的「則例」一類書籍得到很大發展，形成清代修纂「則例」的高峰。鄧之誠說「清以例治天下，一歲匯所治事為四條例，新例行，舊例廢，故則例歲必小修，十年一大修」。「則例」一類書籍的出現，要首推《督捕則例》。順治初年，因為「逃人」問題嚴重，於是匯輯有關諭旨、奏牘、規定等為一書，經康熙十五年校定，至乾隆八年重加釐正，編纂成《督捕則例》（2卷），這是清代官書中出現的第一部「則例」。茲後，又修纂了多種這種體例的記當代典制的書籍乾隆十四年（749）纂《工部則例》（50卷），二十四年（759）又纂《工部續增則例》（95卷）。三十三年，纂成《物料價值則例》（220卷），三十七年纂成《吏部則例》（卷）、《八旗則例》（2卷），四十一年纂《戶部則例》（20卷），四十九年纂《禮部則例》（94卷），五十三年（788）纂《軍需則例》（卷）。與則例的體例和作用相近的還有《中樞政考》（3卷）和《大清律例》（47卷）等書。通過編纂「則例」，公佈了一些檔案資料，就當時講，這些「則例」也便於各級官員瞭解當時的典章制度及其演變情況，以更好地發揮實行政務的職能。
「則例」是專記當代的一個方面典制的書籍，而匯輯當代全部典制的是「會典」及「會典事例」。清代修「會典」最早始於康熙二十二年2，並纂成康熙《會典》2卷，雍正時又曾修《會典》3，但均無會典「則例」或「事例」。乾隆時期，鑒於「則例旋增」，「典與例無辨」4，而把「典」與「例」分為兩部分。乾隆二十九年（74）修纂《大清會典》（00卷），同時修纂《大清會典則例》80卷（嘉慶後改稱為《會典事例》）。從此，修《會典》同時修《會典事例》成為定例。其後在嘉慶朝、光緒朝都曾沿用此例。第四，大規模地修纂地方志和地理志。全國現存方志743種，0943卷，而其中「修於清代的最多」。
乾隆十九年（754），乾隆帝命蔣溥等修纂《盤山志》（2卷），三十九年（774），敕撰《日下舊聞考》（20卷），以記注京師掌故史跡。乾隆四十三年（778）撰《盛京通志》（00卷），四十六年撰《熱河志》（20卷）。
地理志書，乾隆時期修成的有《皇清職貢圖》（9卷）、《皇輿西域圖志》（52卷）、《五軍道裡表》（49卷）及《三流道裡表》等。而所成最重要的地理志書是乾隆二十九年（74）的《大清一統志》（500卷）。
《一統志》之修，始於康熙年間，雍正時又重新開局修撰，至乾隆九年（744）告竣。後來，乾隆二十九年（754）又特諭重修《一統志》，「以昭大同之盛軌」。使「一展卷而九州之砥屬、八極之會同，皆可得諸指掌間矣」2。
第五，注重民族文字學方面的書籍的編纂。這個特點，也是適應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共同進步和文化發展的趨勢而出現的。乾隆十四年（749），命撰《同文韻統》（卷），以正西番及印度譯音之音韻；二十八年（73），命撰《西域同文志》（24卷），此書「以天山南路、天山北路、准部、回部，並西藏、青海等地名、人名諸門，舉凡提要，始以國書（滿文——引者注），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卷5，中華書局958年版。
2《大清會典事例》卷049。
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8。
4乾隆《大清會典》卷首。
參見陳高華等《中國古代史史料學》第443—4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983年版。2《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8。
繼以漢文，復繼以漢字三合切音凡識漢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瞭若列眉，易若指掌」。可見乾隆帝命修此書的意圖即在溝通民族文化，以利集權統治。
乾隆三十六年（77），乾隆帝命傅恆等撰成滿文字書《增訂清文鑒》（32卷，又「補編」4卷，「總綱」8卷，「補總綱」卷）一書。乾隆四十四年又命阿桂等撰《滿洲、蒙古、漢字之合切音清文鑒》（33卷），把蒙古語也對應地排列進去，作為對「久為世臣」的蒙古諸部的寵遇。由此可見修書事業不但有文化意義，也是充滿政治意義的。
第六，編纂成卷帙浩繁的《四庫全書》和一批版本學、目錄學著作。編纂《四庫全書》是繼修纂《古今圖書集成》之後的一次更大規模的舉動。這部大型叢書，從乾隆三十七年（772）下詔有計劃地徵求當時國內所有存書起，共花費了十三年時間，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修纂而成。其內包括經、史、子、集四大部分，共編輯了從古到當時的3457種著作，計有79070卷。編纂這部大叢書，出力最大的是紀昀，而所動用的抄寫人員共達一千五百餘人2。《四庫全書》前後共抄寫七部，分藏在北京宮內的文淵閣、圓明園的文源閣、奉天文溯閣、熱河文津閣、鎮江文宗閣、揚州文匯閣、杭州文瀾閣。另外還有副本一部，藏於翰林院3。這是我國最大的一部叢書，其中保存了許多珍貴的文獻資料。但清政府在修輯《四庫全書》過程中也曾大量銷毀和刪改舊書，使祖國的文化遺產受到損失。
在編纂《四庫全書》過程中，乾隆帝還命令用木活字印行了其中一百多種善本圖書2，名之為「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並且命於敏中等選其中最精粹的書籍，編成《四庫全書薈要》，其樣式與《四庫全書》相同，只是規模小些3。乾隆帝對自然科學的重視程度遠不如康熙帝，因此這個時期官修自然科學著作較少，並且都集中在乾隆十年以前。
但是，乾隆帝卻極為重視統治策略。這一點也可從官修圖書中窺見其一斑乾隆九年（744）命撰《八旗氏族通譜》（80卷），目的在於宣揚「祖宗德澤之深」，鑒於「代序日遠，族姓日繁」，藉此以「明章統系、俾知世德之所自」4。以增強滿族人特別是滿洲貴族的民族認同感。十二年（747）又命撰《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試圖以宗教的形式鞏固滿族人的共同心理素質5。
乾隆四十二年（777），又一面命撰《滿洲源流考》，一面命將蒙古小徹辰薩囊台吉撰的《蒙古源流》進行翻譯，成為「欽定」之書。兩年以後，四十四年（779）又命撰《蒙古王公功績表傳》（2卷），為那些忠心為滿洲貴族效力的蒙古王公歌功頌德，以提高其政治地位。又是兩年以後，四十六年（78l），則又命撰《宗室王公功績表傳》（2卷），意在把宗室王公《西域同文志·序》，參見《清朝文獻通考》卷28、《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見陳彬和《中國書史》第225頁。
3參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諭。
參見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第二章，又參見《辦理四庫全書檔案》。2參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4，中華書局982年版，又《清朝續文獻通考參見費寅《記四庫全書》，載《圖書展望》948年月。
4《八旗氏族通譜·序》。
5參見《清朝文獻通考》卷222，《四庫提要》卷82。
之地位置於滿洲其他貴族和蒙古貴族之上，更確切地說，是把滿洲最高統治者置之至高無上的地位。以上四種官書的修撰時間和內容如此有次序，決不是偶然的巧合。
乾隆晚年舉行「千叟宴」後，命編成《千叟宴詩》（3卷），其八十歲生日，又命編寫了達20卷的《八旬萬壽盛典》。乾隆帝還將自己詩文編匯成集，計有《樂善堂文集定本》30卷、《御制文初集》30卷、《二集》44卷、《三集》卷、《余集》2卷、還有《御制詩五集》00卷、《御制詩文十全集》54卷、《御制全韻詩》不分卷。
總之，乾隆時期的官修圖書，數量是很多的，涉及範圍也很廣泛。這個時期是清代文化事業最昌盛的時期，同時也是清代官修圖書事業的鼎盛時期。
嘉慶、道光時期的官修圖書嘉慶、道光時期的官修圖書，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所涉及的內容的範圍上考察，都無法與康熙、雍正時期或乾隆時期同日而語，特別是與乾隆時期的盛況比，不啻給人以一落千丈之感。
嘉慶、道光時期的官修圖書，幾乎都是援例進行的，嘉慶、道光兩代皇帝對修書事業明顯地不感興趣。
這個時期，嘉慶帝照例修纂了《高宗純皇帝實錄》（500卷）和《高宗純皇帝聖訓》（300卷），道光帝又照例修纂了《仁宗睿皇帝實錄》（374卷）和《仁宗睿皇帝聖訓》（0卷）。
這個時期也照例編成了四部「方略」或「紀略」。即嘉慶二年（797）
纂《平苗紀略》（52卷）；十五年（80）所纂《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編」30卷，「續編」3卷，「附編」2卷）；二十一年（8）所纂《平定教匪紀略》（42卷），以及道光九年（829）所纂《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80卷）。
如果說嘉慶道光時期官修圖書還有什麼特點的話，那就是繼乾隆時期之後，依然注重對當代典章制度書籍的修纂。這可能與乾隆嘉慶以後清代統治者「以例治天下」的政治思想有關，但這一時期所修典制書籍，也不過是援前朝之例而無所創新，嘉慶時纂《續修大清會典》（80卷）、《大清會典圖》（4卷），及《大清會典事例》（920卷），是這個時期官書事業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此外，嘉慶朝還命令撰成《詞林典故》（4卷），《學政全書》（8卷），《西巡盛典》（24卷），《軍器則例》（24卷），《兵部處分則例》（78卷，又續纂4卷），《中相政考》（72卷，續纂4卷）。道光時撰成《大清通禮》（54卷）、《吏部處分則例》（52卷），《台規》（四十卷）等記述當代典制之書。
有關自然科學的著作，嘉慶道光兩朝各成一部。嘉慶時命撰《授時廣訓》（2卷），道光時命撰《儀象考成續編》（32卷）。
另外，嘉慶朝還撰成了幾部詩文集，即《熙朝雅頌》（《首集》2卷，《正集》08卷）；《皇清續文款》（4卷），《三元詩》（卷，又附《三元喜宴詩》卷）。嘉慶、道光也各有所謂「御制」詩集、文集。道光朝還詳參見《清朝續文獻通考》卷2。
修成記述新疆情況的《新疆識略》（3卷），又修成《字典考證》（3卷），和《春秋左傳續本》（30卷）。嘉道時期官修的主要書籍不過上述，是無法和乾隆時期相比擬的，不難看出，嘉慶道光時期是清代官修圖書事業的衰弱時期。
縱觀清代鴉片戰爭以前的官修圖書事業，其發展趨勢形成一個拋物線型入關前及順治時期是創始階段，康熙雍正時期是大發展階段，乾隆時期是繁盛階段，嘉慶道光時期是衰落階段。
第三節清代官修圖書的特點及其影響清代官修圖書具有三個顯著特點。
第一，類別全、數量多、卷帙繁。由於清代官修圖書順應了當時文化大總結的歷史需要，因而官修圖書的類別全面，包括經學、史學、天文、曆法、數學、農藝、文學等等各個方面，其數量也是很多的。據不完全統計，康雍時期的官修圖書不下00種，大約平均三年編成兩種書，乾隆時期不下20種，平均一年編成兩種書，這是以往任何朝代都無法與之相比的。而且，官修圖書中卷帙繁多者為數不少，一書動輒百卷以至數百卷，更有0000卷本的《古今圖書集成》和收集3457種著作，合計79070卷的《四庫全書》，都是中國書史中罕見的巨著。而這樣的巨著出現在清朝前期，並不是一個偶然現象。
第二，編纂質量高，印刷精良。清代官修圖書的質量是較高的，如《明史》一書從順治至乾隆，經過九十餘年而後成，參加修撰者前後有二三百人。它不但是中國官修正史中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一次，而且其質量在歷代官修正史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又如《康熙字典》，無論從體例上和所收入的字數上，都可說是中國封建時代纂修字書的高峰。《古今圖書集成》、《續三通》、《清三通》、《四庫全書》等，都是被公認的高質量的書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至今仍被人們認為是目錄學方面的不朽著作。
清代官修圖書的印刷質量也是很高的。康熙年間所刻的《數理精蘊》、《全唐詩》及《淵鑒類函》、《佩文韻府》等書，都是精刻本，乾隆時在修撰《四庫全書》的同時，用木活字刊印的《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也十分精良。清代的圖書出版事業，根據刻書機構可分為官刻本、私刻本和坊刻本三類，其中官刻本質量是較高的，武英殿修書處刊刻書籍，刻字極工，成為版本學中聞名的所謂「殿版」（或「殿本」）。陳國慶稱「殿版書籍，不但可以超越元明，而且可比美兩宋」，不是過譽之詞。
第三，對西方文化有所吸收。這一點，一般表現在官修自然科學的著作中。康熙帝採取了尊重科學的態度，對外國比較先進的科學技術不是拒之門外，而是努力吸收。這在官修的一些自然科學著作中即已反映出來。如康熙時修《數理精蘊》等書，其中很多是採用了明朝萬曆中來華的傳教士利瑪竇所著《乾坤體義》及明代徐光啟和傳教士湯若望等所著《新法算術》中的精華部分2，將「中西兩法歸一」而成。3康熙時所修《歷象考成》吸收了西方的科學知識。
清代官修圖書對文化事業的影響具有兩重性。其一，通過國家政府的組織，發揮了知識分子的集體力量，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進行了大規模的總結，有利於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像《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這樣的巨著，如果靠一個人的力量，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完成的，而清代採取官修的方式，集中集體力量把它完成了。此外，清代還編纂了很多私人無法完成的著作，如《大清一統志》、《八旗通志》、各種「則例」、「方略」等大量涉及官方檔案資料的著作等。顯然，這有利於中國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對中國陳國慶《古籍版本淺說》第28頁，中華書局94年版。
2詳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0。
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0；又《清朝文獻通考》卷229。
文化事業是一個重大的貢獻。
其二，清代官修圖書，都戴有「欽定」、「御定」等桂冠，把這些著作經典化，使人們沒有學術爭鳴的餘地，禁錮了人們的思想。而且編纂圖書需要大量知識分子參加，通過這種辦法，羅致大批知識分子，使之成為滿洲統治者的御用文人。如康熙時期，舉行「博學鴻詞」，搜羅了五十名較著名的知識分子，把他們安排在翰林院從事《明史》編纂工作，即是一例。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舉動與文字獄是同步進行的。仍以康熙朝為例，皇帝一面下詔開「明史館」，開「博學鴻詞」科招羅文士，一面又嚴禁民間編纂明史。著名的文字之獄「莊氏明史案」，就是因為莊廷■撰寫刊印明史，而株連甚眾，死於是獄者達七十餘人，流放極邊者更多2。又如，康熙帝命令修纂的《康熙字典》，是所謂「欽定」之書。與其他書籍一樣，既經「欽定」就成為最高權威之作，任何人不得稍有疑義。乾隆年間，有王錫侯作《字貫》一書，其中有不少駁正《康熙字典》謬誤之處，被統治者認為大逆不道，王錫侯全家因此被殺，《字貫》書版以及王錫侯的其他著作也均被銷毀。這就是清代文字獄中的「字貫案」3。
清代官修圖書幾乎遍及各個思想文化領域，而這些書籍又大都註明是「欽定」、「御定」的。這些著作因而成為最高權威性著作，沒有人敢去指責其中的謬誤。因此，隨著一部一部「欽定」書籍的出現，學術界就失去了一塊又一塊學術爭鳴的陣地，逐漸形成了「萬馬齊喑」的局面。有人認為清代文人鑽進故紙堆從事考據工作，最後形成「乾嘉學派」，是由於文字獄的恫嚇，其實，更主要的是由於清代「欽定」禁區太多，限制了學術爭鳴，使人們的思想不敢越雷池一步所造成的。從這個角度考察，清代的官修圖書事業又嚴重地阻礙了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
《大清會典事例》卷040，又參見王應奎《柳南隨筆》卷4，中華書局版。2參見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22。
3參見孟森《心史叢刊》三集「字貫案」。
圖版目次圖版一太和殿寶座圖版二乾清宮內景圖版三布達拉宮圖版四五世達賴喇嘛覲見清順治皇帝壁畫圖版五雍正珊瑚地粉彩花鳥紋瓶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六雍正景德窯粉彩人物筆筒上海博物館藏圖版七五彩天鵝絨南京博物院藏圖版八刻絲夜宴桃李園圖遼寧博物館藏圖版九清太祖努爾哈赤像圖版十清太宗皇太極像圖版十一康熙朝服像圖版十二雍正朝服像圖版十三乾隆朝服像圖版十四黃宗羲像圖版十五顧炎武像圖版十六王夫之像圖版十七吳敬梓像圖版十八戴震像圖版十九錢大昕像圖版二十章學成像以上圖版共二十幅，分為兩組。圖版一至圖版八為一組，排在上冊卷首。其中，圖版一、圖版二，原載《紫禁城帝后生活44—9》，中國旅遊出版社98年版。圖版三，原載《古建風光》，中國文物出版社992年版。圖版四，原載《布達拉宮》，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994年版。圖版五，原載《故宮博物院藏瓷選集》，中國文物出版社92年版。圖版六，原載《上海博物館藏瓷選集》，中國文物出版社979年版。圖版七，原載《中國博物館叢書》卷四《南京博物院》，中國文物出版社、日本株式會社講談社984年版。圖版八，原載《中國博物館叢書》卷三《遼寧博物館》，中國文物出版社、日本株式會社講談社983年版。圖版九至圖版二十為一組，排在下冊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