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文 / 中國通史
夏燮《明通鑒》卷二八。
第十五章于謙于謙是明代一位傑出的英雄人物。他曾以《詠石灰》為題的詩，表述自己的志向「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正如他詩中表述的那樣，名垂千古，受人敬仰。
第一節巡撫二省，聲著朝野于謙（398—457），字廷益，號節庵，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年時十分仰慕文天祥，除了習讀八股制藝，還努力研討古今治亂興衰的道理，「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十六歲入府學為諸生。永樂十九年（42），二十三歲時考中進士，原為會試第一名，卻因「策語傷時」被置於三甲第九十二名。不久，以江西道監察御史，至湖廣執行公務。他深入瑤民居住區進行調查，揭發官軍濫殺無辜，初步顯示了他那廉正的風骨。
于謙相貌英偉，善談吐，聲音宏亮，每次奏對，極有條理，引起了明宣宗的注意。宣德元年（42）八月，漢王朱高煦在山東樂安發動叛亂，宣宗御駕親征。高煦兵敗投降，跪於軍前。于謙秉承宣宗之令，以高亢的嗓音，歷數高煦之罪行。高煦渾身戰慄，頓首稱「臣罪萬死！」宣宗對于謙的表現十分滿意，賞賜與諸大臣相同。當時，顧佐為都察院都御史，嚴明廉直，對諸御史管理極嚴，唯獨看重于謙，認為于謙的才能比自己強。
宣德五年（430），明廷設立巡撫。宣宗親點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二省，一下子把于謙從七品升至三品，這是對于謙的極大信任。于謙也不負重望，足跡遍歷所部，延訪父老，視察政事的利弊興革，一年之間，連續數次上疏，興利除弊。內閣楊士奇、楊榮、楊溥等也都極看重于謙，對于謙的論奏朝上夕准，使于謙盡展所長，作出了很大的成績。
于謙不同於一般高高在上的官僚，他看到民生疾苦，總是千方百計地為民解除痛苦。他創行平糶條例、義倉、平准倉、惠民藥局，無償貸給貧民大量糧食，加築黃河堤岸，允許百姓到巡撫衙門申訴冤枉，並以其精幹才能迅速解決問題。為了加強邊防，他建議加設御史，巡按大同，並將被軍官霸佔的官府空閒土地奪回，改作屯田，以資邊用。
于謙任兩省巡撫九年，威惠流行，百姓擁戴之如同父母，呼之為「於龍圖」，二省流行著一首長達一百五十四字的歌謠，歌頌「天遣恩官拯二方」。貪官污吏聽到于謙的名字則膽破心寒，就連盜賊響馬也為之避匿。
正統七年（442），張太后病逝。此後「三楊」也相繼老死。皇帝年幼，宦官王振逐漸專權。他廣收官員們賄賂，可是于謙每次入京，從不送禮，更不去拜見王振。有人勸他送些禮給京中權貴，哪怕是帶些合薌（線香）、蘑菇、裹頭（手帕）也行，于謙則舉起大袖笑道「帶有清風！」隨後，他又寫詩一首自勉手帕蘑菇及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
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一時傳為佳話。但這卻引起了某些權貴的不滿。正統十一年（44），于謙入京奏事，薦舉參政王來、孫原貞可任河南、山西巡撫。王振遂藉機誣蔑于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2，應下法司論斬。河南、山西兩省百姓聞知，紛紛入京上書，請求釋放于謙。王振迫於壓力，將于謙釋放，但將他降為大理寺少卿。兩省百姓恐怕繼任者是個貪官污吏，又集合一萬多人伏闕上書，要求于謙仍任兩省巡撫，身在兩省的宗室周王、晉王也提出相同的《於忠肅集拾遺·入京詩》。
2《明史》卷一七○《于謙傳》，本文下引此傳者，不另作注。
請求。王振無奈，只得將于謙官復原職。
正統十三年（448），明朝邊防日益吃緊，兵部事務日加繁忙，于謙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
第二節挺身於危難之中正統十四年（449）七月，王振挾明英宗親征瓦剌。朝中大臣雖然極力反對，但王振一意孤行，率領臨時調集的大軍匆忙出征了。當時于謙被命留守京師，代兵部尚書鄺埜管理兵部事務，輔佐留守的■王朱祁鈺。
八月中旬，英宗率領的出征隊伍全軍覆滅於土木堡，皇帝也被俘虜。敗報傳到明廷，立時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八月十八日，孫太后命■王監國，召集群臣商議對策。侍講徐珵首先出來，倡議南逃，群臣竟面面相覷，無人敢言戰守。這時候，于謙挺身而出，厲聲斥責徐珵，一語喚醒了滿朝文武大臣，得到孫太后、■王的，明廷因而把抗擊瓦剌、保衛北京、捍衛明朝的重任交給于謙。于謙也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盡心竭力，迅速採取一系列有力措施，集中大批人力物力，充實北京地區的防禦力量，很快就安定了人心。十月，也先挾英宗率瓦剌大軍再次大舉南犯，兵臨北京城下。于謙面對強敵，毫無所懼，沉著冷靜，指揮若定，有勇有謀，與敵軍激戰五晝夜，終於打敗瓦剌，迫使也先退回塞外，使明朝轉危為安。
明廷獲勝後，論功行賞，于謙功勞最大，景帝特加授他少保，仍總督軍務、兵部尚書。石亨則被封為武清侯，其餘文臣武將也有升賞。面對封賞，于謙卻誠心辭讓，他說「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敢邀功賞哉！」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個人的名利地位，而是國家的安危。他把勝利歸功於將士們，自己卻開始考慮如何去加強北邊的防務了。
于謙首先加強京師的防衛力量。他調遼東和宣府的部分兵馬入京，調名將楊洪和守居庸關有功的羅通回京，操練京軍。然後，他放眼全國，派僉都御史蕭啟等鎮守保定、河間、真定諸府，命刑部侍郎耿九疇去南直隸整頓江南江北衛所軍，招徠流民進行屯種，薦左都督朱謙代楊洪鎮守宣府，王竑守居庸關，派顧興祖、劉安、劉聚等修築北邊關塞要隘。
當時，投降瓦剌的太監喜寧和降軍小田兒屢次導引也先南下侵擾，甚至建議也先擁英宗至南京，另立朝廷，與景帝對抗，或奪取山東臨清，截斷漕運，卡住明廷的咽喉。于謙對此深惡痛絕，密令大同將領擒住喜寧，授計兵部侍郎王偉誘斬小田兒於陽和城外，併力勸景帝殺掉喜寧。
面對也先的騷擾，于謙從容鎮定，運籌帷幄，多次擊敗敵人。於是，也先改變策略，派三名使者至大同，要求明廷遣使講和。大同參將許貴將此事報告給了朝廷後，明廷發生動搖。于謙堅決主張採取強硬態度，反對議和。他說「前遣指揮季鐸、岳謙往，而也先隨入寇。繼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恃，明矣。況我與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敝，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得和。貴為介冑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敵愾，法當誅。」隨後，他又移檄切責許貴。從此，邊將人人只知戰守，沒有再敢主張講和的了。
于謙對也先的誘降、脅和、反間等種種陰謀詭計，一一予以擊破，捍衛了明朝。瓦剌軍則因屢次失敗，死傷人數不斷增加，厭戰情緒日益滋長，也先與脫脫不花、阿剌知院之間也因分贓不均而導致原有的矛盾不斷加深。也先見明朝無機可乘，求和之心日盛。
景泰元年（450）六月，阿剌遣使者來議和，表示也先願歸還上皇議和。明朝大臣對此反應很熱烈，紛紛要求景帝派使臣迎還上皇。但景帝唯恐失去帝位，不願迎請英宗，對群臣說「朕本不欲登大位，當時見推，實出卿等。」于謙則從容回答說「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耳。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聽到于謙的話，景帝才放下心來，顧而改容道「從汝，從汝。」不久，英宗終於被接回北京。但景帝對此仍深懷戒心，將英宗軟禁在皇城內的南宮中。
第三節改革軍制于謙對當時的形勢並未掉以輕心，他擔心明廷偷安，就上疏景帝「上皇雖還，國恥未雪」，「和議難恃」，要求不要懈怠。他還提出一系列措施，繼續強化國防。一方面，加強宣府、大同、遼東及北京附近的防務，增加軍馬，修繕城堡關隘，收復獨石八城；另一方面，整肅軍紀，嚴懲犯法的石亨、郭亨、楊俊等軍官。同時，他還對與軍事有關的馬政、陣法、戰車、軍器、軍功制度等進行改革，採用新式火器。更重要的是，他對明軍主力——京營作了一次大改革。景泰二年（45），他從京營中選出十萬人，編成十營操練，稱作團營。次年，他將團營增加到十五萬人。未選入團營的軍士仍歸三大營，稱為「老家」。團營十營中，每營一萬五千人，由一名都督（稱坐營都督）統帥，其下有都指揮三人、把總十五人、指揮三十人、領隊官一百五十人、管隊三百人。十團營設一名總兵官，由武清侯石亨擔任，受兵部尚書于謙節制，景帝又派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為監軍。于謙規定，自他本人以下大小將官，都要親到教場操練陣法武器，下級軍官必須熟悉軍士及衛所番號。遇有戰事，京軍出征，各級將領隨隊而行，不再另派將領。經此整頓，京軍改變了兵將不相習、互不統屬的舊弊，戰鬥力大大提高，也節省出大量軍餉，有明京營軍制至此發生很大的變化。
經過數年的整頓，明朝的國防力量大大加強，勝利地擊退瓦剌的侵擾，邊境上較前大大安定。相反，瓦剌軍失敗後，也先的威望大損，但他卻日益驕橫，逼死脫脫不花，於景泰五年（454）自立為可汗，虐待蒙古諸部。不久阿剌襲擊也先，也先敗走，為其部下所殺，蒙古又陷入分崩離析之中。第四節「一腔熱血，竟灑何地！」
明廷擊敗瓦剌軍，于謙立下了蓋世功勳，但他卻口不言功。儘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嫉妒他，拚命抹殺他的功績。例如，羅通受于謙薦舉守居庸關，立下了功勞，卻陰詆于謙等人「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祿之人，憎賢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與議也。」這當然與事實不符。
景帝並沒有為這些惡毒的攻擊所動，反而更信任于謙，對他的建議無不依從，每用一人，必密訪于謙，徵求其意見，于謙也每每據實相告，無所隱諱，不避嫌怨。于謙一直有痰疾，當他因勞累而疾發時，景帝便派太監興安、舒良輪番去探望，聽說他所服用的藥不好時，便詔令上方制賜，甚至專門為他備下飯菜，還親自到萬歲山，伐竹取瀝以賜。有人說景帝寵謙太過，興安等說道「彼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產，即彼去，今朝廷何處更得此人？」一句話說出了朝廷對于謙的倚仗。御史顧■等彈劾于謙「太專，請六部大事同內閣奏行。」這雖遭到于謙和戶部尚書金濂的駁斥，但卻仍不斷有人雞蛋裡挑骨頭，這不能不讓人懷疑這些御史背後有人主使。
于謙性格非常剛直，輕視諸選耎大臣、勳舊貴戚，因此遭到這些尸位素餐者的反對。每遇事不如意，于謙就拊胸歎道「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他對官場惡氣、士大夫們的自私自利、妒賢忌才、爭權奪利、貪婪無恥等醜陋面目非常瞭解。
景帝朱祁鈺是個心胸狹隘的人，他當了皇帝後，便盼望帝位能傳給親生兒子朱見濟，但他無法自己提出更換太子，孫太后和大臣們也不會答應這麼做。景泰三年（452），景帝終於想出了收買大臣的「妙計」賜給內閣陳循、高穀白金各百兩，江淵、王一寧、蕭鎡、商輅白金各五十兩，白銀百兩，並升了他們及都御史楊善、王文的官職。不久，廣西土官黃■犯法當死，他為保命，情急生智，竟密奏景帝，請求更換太子。景帝正發愁無人提此建議，覽奏大悅，說道「萬里之外，乃有此忠臣！」急令禮部會同群臣集議。陳循等很快簽字畫押，並迫使吏部尚書王直、于謙、御史左鼎等人簽了名，終使景帝以合法程序廢掉英宗之子、太子朱見深，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做太子，大臣們也因此被加官晉級，拿雙份俸祿。對此，群臣按慣例推辭，唯于謙再三辭讓，這引起了景帝的不滿，景帝因此逐漸疏遠了于謙，始終未讓于謙進入內閣。
當時，徐有貞因倡議南遷受到于謙的斥責，始終痛恨于謙。總兵官石亨功勞不如于謙，卻被封侯，因而內心有愧，便上疏舉薦于謙長子於冕，遭到于謙的痛斥「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顧私恩。且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而獨薦臣子，於公議得乎？臣於軍功，力杜僥倖，決不敢以子濫功。」石亨面對于謙的正氣的批評，不思愧侮，反而痛恨起于謙來。同時，石亨掌京營兵，屢欲興風作浪，卻因于謙而不能得逞，對于謙痛恨之情與日俱增。都督張軏、太監曹吉祥等也都痛恨于謙。群小很快勾結在一起，日夜籌謀算計于謙。
景泰八年（457）正月，石亨、徐有貞等人發動奪門之變，擁英宗復位，即日於朝班中逮捕了于謙和王文，並以「意欲」迎立外藩為帝的罪名傅會成《明史》卷一六○《羅通傳》。
獄，誣判二人謀逆，處以極刑。法司對二人嚴刑拷打，王文極力進行辯解，于謙卻笑道「亨等意耳，辯何益？」當案件提交給英宗時，英宗尚感猶豫，說「于謙實有功。」徐有貞馬上說「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
二十二日，于謙、王文同日被殺。在籍沒于謙家產時，未發現他家中有什麼值錢之物，只有正室關鎖甚固。打開看時，裡面除去景帝所賜的莽衣、劍器，別無他物。
據說于謙被殺時，陰霾四合，天下冤之。人們對明廷這種恩將仇報的做法非常憤慨，用不同的方式來紀念于謙。曹吉祥部下指揮朵兒拿酒到于謙被殺之地，慟哭致祭。曹吉祥怒而鞭打之，但次日他酹奠如故。都督同知陳逵冒死收殮于謙，裴太監秘密護送于謙少子逃往河南。天順三年（459），于謙之婿、千戶朱驥扶送于謙靈柩回到故鄉，葬於西湖三台山麓。
于謙死後，繼任的兵部尚書陳汝言攀附石亨，貪污納賄，使于謙整頓國防之前功俱廢，英宗則憂形於色。後來西北有警，恭順侯吳瑾對英宗說「使于謙在，當不令寇至此。」英宗聽罷，默默無語。
成化二年（4）八月，遇赦回鄉的於冕，上疏為父訟冤，明憲宗這才親自為于謙昭雪，將崇文門內西裱褙胡同的于謙故宅，改為「忠節祠」，遣官祭奠英魂。憲宗親自撰寫誥語「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為群奸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
弘治二年（489），明廷贈于謙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祠於其墓曰「旌功」。從此于謙與岳飛並臥於風光秀麗的西子湖畔，後人才有「賴有岳於雙少保，人間始覺重西湖」的詩句。
第十六章明孝宗明孝宗朱祐樘（470—505），是憲宗第三子。出生時幾為萬貴妃害死。生母紀氏本是宮中專職守內藏的女史，一次偶然機會，得到憲宗臨幸懷孕。寵妃萬氏風聞後，要紀氏打胎。可是，派去辦此事的人保護了紀氏，假稱紀氏是病痞，並未懷孕。紀氏後被送到安樂堂（宮中有過失或有病宮人居住之處），生下了一個男孩。紀氏恐罹禍，讓門監張敏將孩子抱去溺死，張敏知道憲宗尚無子嗣，秘密哺養起來。一天，張敏為憲宗梳頭，憲宗對鏡長歎道「老將至而無子。」張敏連忙伏地道「死罪，萬歲已有子。」紀氏生子哺養之事才為公開。此時男孩已五六歲了。當男孩被接到周太后仁壽宮，取名朱祐樘，冊立為皇太子的同時，生母紀氏卻在宮中暴卒，門監張敏也吞金自殺。一天，萬貴妃召太子朱祐樘，周太后叮囑他「兒去，無食也。」朱祐樘見到萬貴妃後果然不食，給他吃，說「已飽。」給他湯，說「疑有毒。」2萬貴妃大恚，自此憂憤成疾。她本來體胖，又常發怒，一次以拂子毒打宮人時痰厥而死。憲宗為之歎道「萬使長去，吾亦安能久矣。」也於當年病逝。3這一場宮中悲劇，卻導致了明朝歷史上一段為人所稱頌的「中興」之世。《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紀太后傳》。
2《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紀太后傳》。
第一節弘治初政成化二十三年（487）九月初六日，太子朱祐樘即位，是為孝宗。次年改元為弘治。與頒布大赦天下的詔書同時，佞幸李孜省、太監梁芳和外戚萬喜等人遭到了斥逐。不到一個月，有旨汰傳奉官，於是罷黜右通政任傑、侍郎蒯鋼、指揮僉事王榮等二千餘人，又罷遣禪師、真人及西番法王、國師等一千數百人。
李孜省本是布政司吏員，待選京職時貪贓事發，藏匿不歸。他得知憲宗好方術，於是學道家五雷法，結交太監梁芳等人，以符菉求進，得到憲宗寵幸，竟然官至禮部右侍郎，並掌通政使司之事。他以扶鸞等手段迷惑憲宗，益作威福，搢紳進退，多出其口。加之執政大臣萬安等人從而附麗，勢焰更熾。
太監梁芳是個貪黷諛佞之輩，因諂事萬貴妃為靠山，又與李孜省等勾結，共為奸利。他取中旨授官，不由吏部，前後多達數千人，稱為「傳奉官」，一時諸雜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僕、尚寶者，不可悉數。士論雖以此為恥，梁芳等人卻將其作為把持朝政的基礎。
萬喜與萬通、萬達均萬貴妃之兄弟，倚仗萬貴妃的權勢，又與太監梁芳、妖人李孜省勾結一氣，大學士萬安又附為同宗，沆瀣一氣，朝臣為之側目。李孜省、梁芳、萬喜等人的斥黜，使朝廷官員們為之一振，他們遂將這一願望寄托在新皇帝身上。孝宗登極之初，六科給事中及十三道監察御史立即交章彈劾李孜省及其黨羽鄧常恩、趙玉芝交結太監梁芳、外戚萬喜等諸不法之事，並且建議追究萬貴妃之罪。但孝宗是個生性寬和的人，這也許與他少年經歷坎坷有一定關係。他以「宅憂」為由，只將梁芳謫為少監，萬喜降為指揮使，李孜省及其黨羽鄧常恩、趙玉芝等謫戍陝西邊地，而誡勿言萬貴妃之事。
這一年的十月，以剛直敢諫聞名的資深大臣王恕被召為吏部尚書。王恕的直言在憲宗朝是著名的，其「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權幸，因此民謠說「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2結果不僅貴近側目，憲宗也頗厭苦之。先是將他遣往南京任兵部尚書，後來索性借南京兵部侍郎馬顯乞罷之機，附批令王恕致仕，乃至朝野大駭。這次王恕被重新起用，併入主銓政，使朝廷政策及用人方針發生了根本變化。
孝宗即位，「始用廷臣薦，召入為吏部尚書。」3這其中起到微妙作用的卻是一名有影響的資深太監懷恩。懷恩在憲宗朝掌司禮監，當時汪直掌西廠，梁芳、韋興等用事，懷恩地位在他們之前，性格忠鯁無所撓，宦官們對其敬憚有加。為保護直言官員，他不惜與憲宗爭執。他素聞王恕的直言，經常歎道「天下忠義，斯人而已。」4憲宗晚年，因萬貴妃讒言，曾想改立太子，懷恩力爭，被斥居鳳陽。太子即位後，將其召回宮中，仍掌司禮監，於是力勸起用王恕，斥逐大學士萬安。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傳》。
2《明史》卷一八二《王恕傳》。
3《明史》卷一八二《王恕傳》。
4《明史》卷三○四《懷恩傳》。
萬安其人無他能，結交萬貴妃兄弟，冒認同宗，進奸僧繼曉惑帝以固寵，又與李孜省結納，表裡為奸。孝宗為太子時便知其惡名，但他畢竟位居內閣，不比李孜省之類冒進的雜流，對於他的處理，孝宗要慎重得多。萬安的斥罷起因於一件醜聞。十一月間，孝宗在宮中得到一個箱篋，裡面居然全部是關於性生活的所謂房中秘術，而且都署具「臣安進」。懷恩奉旨前往內閣責問，萬安慚愧汗顏，無以答對。於是科道官文章彈劾，遂罷其職。
王恕的進用與萬安的斥罷，成為弘治初政的一個重要環節，比較起斥逐佞幸、權閹及傳奉官等叨恩之徒，顯得更加關鍵，從而開始了一個群小斥逐、正人匯進的局面。這也是弘治「中興」的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即史家們一再宏譽的所謂「弘治君臣」。當然，誰也不會忘記懷恩在其中的作用，「一時正人匯進，恩之力也。」《明史》卷三○四《懷恩傳》。
第二節從宮廷到朝廷《明史》記述成化中的內閣時說「時彭時已歿，商輅以忤汪直去，在內閣者劉珝、劉吉。而（萬）安為首輔，與南人相黨附，珝與尚書尹■、王越又以北人為黨，互相傾軋。然珝疏淺而安深鷙，故珝卒不能勝安。」2黨同伐異的政爭是中國封建社會文官制度的一個副產品。明廷上層的政爭成為明代政治的一大特點。而這種政治狀況的形成發展過程中，成化朝是一關鍵，成化間政爭的激化與內閣權力的擴展似乎是同步的。
互相傾軋，用心全在排除異己，於是政無所規正，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這其中相比之下劉珝還算稍好一些，但於成化十八年（482）為萬安訐諂致仕，彭華、尹直相繼入閣，成為萬安、劉吉一黨天下。成化七年（47）有星象之變，彗見天田，犯太微，廷臣多稱此由於君臣相隔，應經常召見大臣議政。大學士彭時、商輅也上書力請，司禮監乃約定在皇帝御殿之日召對。可是待到朝見之時，彭時剛剛言過一事，萬安便頓首高呼「萬歲」，彭時、商輅不得已，只好叩頭而退。事後太監們嘲笑大臣道「若輩嘗言不召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憲宗從此也不再召見大臣。到成化末年，王恕、馬文升、秦紘、耿裕諸大臣相繼被逐，朝中更無正人。
明朝文官制度，一切政務運轉主要靠內閣、六部、都察院，尤以內閣為重，而內閣行事往往又受制於宦官司禮監，朝無正人，司禮監懷恩被逐，一時政風紊亂，頗多弊端。待到孝宗嗣位之時，萬安草登極詔書，內有禁言官假風聞挾私之類言辭，引起朝內外一片嘩然，御史詣內閣質問，萬安稱「此裡面意也。」2里面者，自非孝宗，而憲宗已卒，無非即當權之宦官外威者也。其實萬安的弄權是很有限的，他無非是控制內閣，鞏固自己的地位，而在一切政事上，則依從於掌權太監和外戚。他討好皇帝的做法也不過是進獻一些房中術的小冊子。他是個官癮十足的人，直到孝宗命懷恩當面向他宣讀諸臣彈劾他的奏章，他數跪起求哀，仍無去官的表示，最終還是得要懷恩動手。懷恩對這位萬閣老是厭惡已極的了，他上前摘掉萬安的牙牌，並說道「可出矣！」七十多歲的閣老這才惶遽歸第，表示願歸鄉里，但一路上還在望著三台星，希望能得復用。
在萬安的被逐罷之前，人們很可能並不十分瞭解孝宗其人。成化六年（470）七月，他出生在安樂堂時，只是一個沒有身份和姓名的宮人之子，後來雖得到成化帝的承認，但一直受嫉於萬貴妃，甚至到成化末年，還有廢立之危。因此，當這個十七歲的青年登極為帝的時候，除去得到一些正直臣僚們的擁護之外，恐怕多少還有些同情，他的皇子生活實在太坎坷了。
但是人們很快便不得不對這位年輕皇帝刮目相看了，斥佞用賢的弘治初政，給成化後期混亂的朝廷打了一針興奮劑，朝廷官員們感到那失去的秩序彷彿重又來臨了。
2《明史》卷一六八《萬安傳》。
《明史》卷一六八《萬安傳》。
2《明史》卷一六八《萬安傳》。
《明史》卷一六八《萬安傳》。
而這位皇帝又出奇地寬和善良，即使對當初迫害其生母的萬貴妃家人，也表現了極大的寬容。這一切都出於一個孝字，他死後被定廟號為孝宗，也正因為此。孝敬父皇，也就是維持傳統，這是一個基本原則，弘治朝的政治也便是圍繞這一原則而開始的。
皇帝的個人性格和生活有時往往會影響一個時代。這位年輕的皇帝因為經歷的坎坷而明顯地早熟。他甚至比他父親還顯得成熟些。乃父雖然也曾因英宗與景帝兄弟在繼位上的衝突而遭廢立，但是卻因為自幼依偎於一位年長於自己十八九歲的妃嬪萬氏身邊，成為了一個永遠長不大的皇帝。人們常常不能理解，成化帝為什麼要去寵愛一個從年齡上可以做他母親的妃子，而且終生不渝。如果從心理學角度去分析的話，這應該是成化帝從幼年形成的心理模式定態化的結果。而造成這種定態的則是萬貴妃，她比任何人都更瞭解成化帝的心理性格乃至一切，並且一人佔據了他身邊兩個最重要的女人的位置——母親與妻子。這成為明朝歷史或者說中國歷史上一大奇聞。
孝宗的後宮生活與他父親截然不同。他不僅沒有寵妃，而且甚至沒有冊立過一個妃嬪，只是與皇后張氏過著民間恩愛夫妻式的生活。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他只同張皇后有性關係，有許多史料可以證明，正德帝的生母便不是張皇后，而很可能是宮女鄭金蓮。只是這些宮人並未因皇帝的臨幸與生兒育女而獲得妃嬪的封號。孝宗的這些做法顯然是要向人們證明他是一位嚴守道德規範的皇帝。
誠然如此，對於生活細節的重視，往往便是人們道德觀念的體現。孝宗即位當年秋季，曾欲建棕棚於萬歲山，以備登臨眺望。一個名叫虎臣的國子監監生上疏勸諫。國子監祭酒費誾恐怕招致聖怒牽連於己，將虎臣鎖繫於國子監樹下，等候發落。不久，有錦衣衛官校將虎臣帶到左順門，皇帝傳旨慰諭道「若言是，棕棚已毀矣。」費誾大感慚愧，虎臣則因此名聞都下。費誾並非趨炎附勢的佞臣，為官政聲不錯，議論宏偉，恥言人過，朝臣多以公輔期之，但他的恥言人過中殊缺正邪之辨，又受成化末朝政之影響，與弘治初政頗不相合，倘若在成化政事中，他確有入閣為輔臣之希望，然而於弘治中，則必然無成。
作為一個嚴守道德規範的皇帝，孝宗還必須改變成化時不問朝政之弊，而努力去做到勤政。這在他即位之初是不成問題的，但是隨著在位時間既久，閣部諸臣又恪奉職守，再要勤政不怠，就需要皇帝本人的自我約束了。
孝宗是一位身體孱弱的人，這可能與他幼年生活坎坷有關，但是他在歷史上頗得「勤政」之聲。每日清晨視朝，遇雨免朝，仍令有事衙門堂上官由廊廡至奉天門奏事，可以說是無日不視朝。有時身體狀況不佳，便自我順養，以求調和。據說他有一首詩，常於病中自誦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
心若病時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時。這種辦法對於一個體弱多病的人來說，往往是頗見效果的，他居然這樣了十八年之久。
宦官李廣是弘治朝受寵信的內侍，以道家之術惑帝，對此史書中雖乏明述，但是從當時情形分析，他很可能引導孝宗游宴宮苑，習道家養身之術。《明史》卷一六四《高瑤傳附虎臣傳》。
陳洪謨《治世余聞》上篇卷二。
大約從弘治八年（495）起，視朝漸晏，至十年前後，游宴及崇道燒煉最為突出。這一年二月間，內閣首輔徐溥等人送上了一份言辭極厲的奏疏舊制，內殿日再進奏，事重者不時上聞，又常面召儒臣，咨訪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參之外，不得一望天顏。章奏批答不時斷決，或稽留數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滯，有妨政體。經筵進講，每歲不過數日，正士疏遠，邪說得行。近聞有以齋醮修煉之說進者。宋徽宗崇道教，科儀符菉最盛，卒至乘輿播遷。金石之藥，性多酷烈。唐憲宗信柳泌以殞身，其禍可鑒。今龍虎山上清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廠皆焚燬無餘，彼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陛下若親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慶，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說哉！自古奸人蠱惑君心者，必以太平無事為言今承平日久，溺於晏安。目前視之，雖若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斂百出，士馬罷敝，閭閻困窮，愁歎之聲上干和氣，致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興妖，四方奏報殆無虛月，將來之患灼然可憂。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緘默。臣等若復不言，誰肯為陛下言者。這份奏疏堪稱言辭激厲了，目的在為恢復皇帝勤政傳統，以多接觸儒臣而遠內侍。與這份奏疏幾乎同時，侍講王鏊在侍經筵時，也有針對地講到了周文王不敢盤於游畋之事。這對於孝宗是頗有觸動的，他為此召來太監李廣，訓誡道「今日講官所指，蓋為若輩，好為之。」2並且罷去游宴。
三月裡一次經筵日講之後，孝宗在文華殿又召見了內閣之臣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四人。四人來到殿內時，看到司禮監諸太監環跪於案側，案上放著厚厚一疊文書。孝宗招呼他們到榻前，命太監取來題奏交給徐溥等，又分置筆硯和紙條。徐溥等人看過後，議定批文，陳奏得允後，錄寫於紙進上。孝宗再看，並親自批寫，有時改二三個字，有時刪去二三句，隨手而書。山西巡撫的題本，涉及邊事，孝宗向諸臣問道「欲提問一副總兵，該提否？」「此事輕，副總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揮以下三人可也。」徐溥等答道。「然。邊情事重，小官亦不可提耳。」孝宗考慮再三，終於放棄了提問的念頭。徐溥等人在禮部題本上擬批一個「是下事亦大，還看本內事情，若止批一『是』字，恐有遺失。」孝宗邊說邊取本複閱，看罷後說道「是只須一字足矣。」
有時遇到涉及事情較多的題奏，劉健有意取回細看「此本事多，臣等將下，細看擬奏。」孝宗卻主張就此處理「文書尚多，都要一看，下去不也是閒，就此商量，豈不好？」
這次皇帝與輔臣一同處理題奏，前後大半天時間，將主要的處理過後，弘治帝指著案上余本道「此皆常行事，不過『該衙門知道臣這才叩頭告退。
李東陽後在《燕對錄》中寫道「自天順至今四十年，先帝及今上之初，嘗召內閣，不過一二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得以窺天質之明睿，廟算之周詳，聖心之仁厚，有不可測量者如此。」這確是歷朝罕見之舉，孝宗用矯枉過正之舉重振勤政之風，並得到了朝中正臣的稱許。
《明史》卷一八一《徐溥傳》。
2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陳洪謨《治世余聞》上篇卷二。
不久後一個偶然的事件，給弘治朝政的振作又提供了一個機會。弘治十一年（498），小公主患水痘病死，太皇太后將其歸罪於李廣信奉左道，李廣畏罪自殺，孝宗身邊減少了個佞臣。弘治中得到寵任的太監有李廣和蔣琮，二人後均事發而敗，司禮太監蕭敬歷事英宗、憲宗諸朝，用孝宗的話說「蕭敬朕所顧問，然未嘗假以權也。」原因之一是蕭敬諳習典故。
外廷諸臣中，最主要的當屬內閣、六部及都察院。弘治朝內閣，初有萬安、劉吉、尹直等人，後萬安罷，尹直被劾致仕，僅存劉吉，雖身居首輔，實附名於徐溥、劉健諸正臣之後，竊美名以自益而已。弘治帝即位之初，丘濬以進《大學衍義補》獲重用，四年（49）入內閣參預機務；八年（495）謝遷、李東陽同時入內閣，而是年丘濬卒。終弘治之世，居內閣者僅此諸人。十一年（498），徐溥以目疾乞歸，劉健代為首輔，與謝遷、李東陽三人同心輔政，竭情盡慮，知無不言。所奏請無不納，呼為「先生」而不名。
內閣的構成變化，也是孝宗求治所致，他以傳統道德規範要求於己，也必然以此術要求諸臣。劉吉雖有「劉棉花」之號，以其耐彈聞名，終於五年（492）被諷今致仕，也正在於此。
六部之臣的選用也必然遵循這一原則。王恕以正直入掌吏部，於宅門寫道「宋人有言，受任於朝者，以饋及門為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今動曰贄儀，而不羞於人，我寧不自恥哉！」2後又以彭韶為吏部左侍郎，皆不避權貴之人，一時請謁路絕。
刑部初用何喬新，也是以剛正聞名的官員，後雖遭劉吉等誣陷致仕，而代之者則彭韶。史書稱「韶蒞部三年，昌言正色，秉節無私，與王恕及喬新稱三大老，而為貴戚、近習所疾。」3禮部尚書耿裕，為人坦夷諒直，諳習朝章。對時政之弊，多有陳言，後代王恕為吏部尚書，反對中旨內降授官，敢以疏爭。為人公正，不偏於愛憎，自奉澹泊，家業蕭然，以名德著稱於時。六年（493）改吏部後，以倪岳代為禮部尚書，晚年再代屠滽為吏部尚書，嚴絕請托，不徇名譽，也是名聲甚好的官吏。
馬文升有文武才，尤重氣節，厲廉隅，直道而行。成化末，官兵部尚書，遭李孜省譖，外調南京。這種清望極高的官吏，正適合於弘治之治所需，因此孝宗即位之初便將馬文升調任左都御史，但馬文升所長在軍政，於是次年又有代余子俊掌兵部之任。十四年（50）吏部尚書倪岳死後，馬文升以高齡資深再掌吏部，雖已八十老人，遇事侃侃論列不少衰。馬文升離兵部後，劉大夏拜兵部尚書，大夏忠厚長者，曾言「居官以正己為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又言「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即一日憂責未已。」又有老臣閔珪、戴珊，閔珪初任左都御史，後改刑部尚書，戴珊官左都御史，掌都察院，都是不畏權勢，老成持重之人，且久居法司，熟於刑律，又廉介不苟合者。
又有儒臣丘濬，成化末為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祭酒之事。孝宗即位，他進所撰《大學衍義補》，於宋真德秀《大學衍義》之外，博采群書，補治《明史》卷三○四《蕭敬傳》。
2焦竑《玉堂叢語》卷五《廉價》。
3《明史》卷一八三《彭韶傳》。
《明史》卷一八二《劉大夏傳》。
國平天下之條目內容，得到皇帝賞識，擢升禮部尚書，並於弘治四年（49）以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參預機務。他死於弘治八年（495），在閣僅四年，且與吏部尚書王恕不相得，言官對其頗有微詞，但他為官廉介持正，一生好學，極負文名，也是弘治朝重要官員之一。
《明史》中對諸人皆有精闢評語，稱「徐溥以寬厚著，丘濬以博綜聞。觀其指事陳言，懇懇焉為憂盛危明之計，可謂勤矣。劉健、謝遷正色直道，蹇蹇匪躬。」包括李東陽在內，皆為「明賢宰輔」。「王恕砥礪風節，馬文升練達政體，劉大夏篤棐自將，皆具經國之遠猷，蘊畜君之正志。綢繆庶務，數進讜言，跡其居心行己，磊落光明，剛方鯁亮，有古大臣節概。」2又稱「孝宗之為明賢君，有以哉。恭儉自飭，而明於任人。劉、謝諸賢居政府，而王恕、何喬新、彭韶等為七卿長，相與維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殆比隆開元、慶歷盛時矣。」3《明史》卷一八一《贊曰》。
2同上卷一八二《贊曰》。
3同上卷一八三《贊曰》。
第三節弘治中興後世史家在論及有明一代政事時，認為「明有天下，傳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稱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際，國勢初張，綱紀修立，淳樸未漓。至成化以來，號為太平無事，而晏安則易耽怠玩，富盛則漸啟驕奢。孝宗獨能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兢兢於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寧，民物康阜。《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4洪、永開國，姑可不論；仁、宣之治，國力強盛，至正統以後，外有瓦剌之擾，內有農民起義之憂，交困之勢，堪為疲敝。至成化朝，後宮干政，宦官當道，朝臣多小人，似頹勢已定，而孝宗登極之後，挽定局面，清寧朝序，一時間內外無憂，難怪後世史家稱之為「中興令主」，以弘治朝為「中興之世」。
事實上，憲宗留給兒子孝宗的，不僅是一個紊亂的朝政，而且是一個千瘡百孔的國家。
成化年間，聲勢浩大的荊、襄流民起義和大籐峽地區瑤族和壯族人民的起義，給當時日趨激化的社會矛盾添了一把乾柴烈火。直到成化中葉以後，這些起義才逐漸被鎮壓下去。這裡還多虧一批有識之士，例如祭酒周洪謨的《流民說》，兵馬司吏目文會的上疏，都是建議朝廷以撫代剿，而都御史原傑更是竭力於撫定流民，以致勞累而死。內亂同時，且有外憂。自成化初年起，蒙古韃靼部首領孛來與小王子、毛裡孩等先後進入河套地區，並以此為基礎，不斷騷擾延綏、大同等地。明廷派兵征伐，韃靼各部則去而復來，迄無寧歲。
對於這些情況，孝宗在宮中為太子時應該是已經有所瞭解的。他即位之初，力改成化弊政，其目的還在於解決這些危及統治的社會矛盾問題。不過，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員的人事安排上，待到這些問題基本解決之後，他便開始注重於對內憂外患的治理。
弘治元年（488），馬文升初任都御史時曾陳時政十五事「選廉能以任風憲，禁摭拾以戒貪官，擇人才以典刑獄，申命令以修庶務，逐術士以防煽惑，責成效以革奸弊，擇守令以固邦本，嚴考課以示勸懲，禁公罰以勵士風，廣儲積以足國用，恤土人以防後患，清僧道以杜游食，就懷柔以安四裔，節費用以蘇民困，足兵食以御外侮。」這其實都是些人所共知的治國道理，關鍵在於統治者能否去施行。於是又回到了一個人事問題上。倘若還是那批權奸佞臣當道，再簡單的道理也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他們的心思無非在怎樣鞏固自己的地位和勢力，至於國家、朝廷、百姓，則無心顧及了。可喜的是孝宗一上台便有用賢去佞之舉，這些顯而易見的治國道理也便成為君臣共遵的原則。
這一年五月，史書記述說「嘉興盜起」。但是這所謂的「盜」，其實卻是官。百戶陳輔恃權橫行，平日以盜販私鹽為利，事發被革官，遂招集亡命無賴，自造兵器，四出剽掠，郡縣官吏置之不問。直鬧到陳輔等人攻陷府城，佔據府庫，開獄放囚，搶得軍器，在城中大掠一番，又逃入太湖。知府徐霖逾牆而逃。這件事對朝廷觸動頗大。
4《明史》卷十五《孝宗紀贊》。
這是一起權勢豪強與官府同流造成的典型案例。淮、浙鹽政自成化年間為勢豪所壟斷，地方官府不敢得罪，每事姑息，終至釀成動亂。案件發生後，朝廷命彭韶清理浙江鹽政，李嗣清理兩淮鹽政。彭、李均朝中正臣，嚴責地方，變更鹽法，商人、灶戶稍解抑配賠折之困，勢豪之家始不得肆意與民爭利。孝宗整頓吏治的作用得到了充分體現。
幾個月後，四川發生大饑荒，當地少數民族首領與成化間嘯聚山林的野王剛等乘機起事。朝廷截調湖廣漕運米二十萬石賑濟四川，但不想湖廣當年亦歉收無糧，轉漕之事竟未能成。這時的新任四川巡撫為都御史謝士元，急檄設置流民收容濟食之所，給符遣歸。途經郡縣驗符給糧，孝宗又發帑金二萬兩，給饑民耕種之具。隨著饑民復業，謝士元以行邊為名，前往土番族地區，諭散其眾。野王剛勢孤，轉入陝西、湖廣交界一帶，為鄖陽巡撫戴珊與謝士元合兵鎮壓。這又是一起處理及時的事件。上賴於孝宗，下賴於謝士元、戴珊等人之盡力，四川大饑不亂，舊亂且平，又是弘治新政的作用。不過當時最見效果的措施還當屬對黃河的治理。自洪武建國以來，對黃河曾有兩次大規模治理，一在永樂間，一在景泰間。成化中，河患又厲，屢決於開封，河南頗受其害。
弘治二年（489）五月，黃河於開封及荊隆口決堤，由北道入山東張秋，匯於運河，淹及山西郡縣。因為開封城受災尤甚，有人建議遷徙開封城以避水患，只是河南布政使徐恪堅決反對，才得以不遷。於是朝廷以戶部侍郎白昂，會同山東、河南及北直隸三地巡撫相機修治河道。白昂薦舉郎中婁性協治，調動民夫二十五萬，築長堤，修減水閘，疏月河（洩水之河），塞決口，引黃河流入汴水，再入睢水、泗水，入淮河以達黃海。同時修築山東魚台、德州及吳橋古堤，又開鑿東平以北小河十二道，由大清河與黃河故道入海，河口各建有石堰，可以啟閉，為日後黃河復北道有所準備。
但是，這水患稍寧不過三四年，到弘治六年（493），黃河又於張秋決堤，由汶水入海，漕運中絕。
明代漕運，自永樂浚通後，一直為南糧北運的倚靠，黃河水患往往危及運河，也就阻斷了明朝南北運輸的生命線。當時總理可道的官員為工部侍郎陳政，他調集民夫十五萬修治，事未見效而病卒，這使孝宗深感憂慮。他自即位之初便著力於吏治，朝中多選用正人，但是治水之役卻不比政務，如白昂性謙厚，有平恕老成之譽，治黃經年，工程浩繁卻未見大成效，以致黃患復生。陳政受任於河道，以本職經理治河，剛剛漸次修舉，卻中年而卒，再選這樣一位適任的官員，一時卻無恰當人選。朝廷只好下詔命百官薦選才臣治水。吏部尚書王恕等人便推薦了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這位年近花甲的老臣被擢升右副都御史，前往治理黃河。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天順八年（44）進士。初選庶吉士，館試後本應留翰林院授官，他卻自請試吏，被授以兵部職方司主事，後升郎中。從劉大夏入仕的選擇便不難看出，他不求於清虛之名，比較注重於務實，這在任官兵部後得到充分施展的機會，史書中稱他「明習兵事，曹中宿弊盡革。」「尚書倚之若左右手」。但是他為官正直，不避權貴，於成化朝未得倚重。弘治初，以正人當朝，累遷浙江左布政使，名聲漸著，此次選以治河之任，亦非偶然。這也恰恰給予了他一次表現才能的機會。他雖然不通於河《明史》卷一八二《劉大夏傳》。
工水利，卻具有極強的辦事能力，有些史家稱之為「他作為一個文人和通才，是一個經得起檢驗的執行巨大任務的行政官員。」2劉大夏是天順六年春天奉敕前往治河任上的。入夏後，運河上漕舟鱗集，至張秋無法北上，糧道中阻。劉大夏聽取水利專家建議，先於決口處西岸開挖一條月河，以通漕運，在保證通漕情況下，經兩年時間，完成張秋決口的堵塞工程，又疏浚數處河道，以分水勢，於昨城（治今河南汲縣東南）經東明、長垣到徐州，築長堤三百六十里，基本上抑制了黃河水患，此後漕河上下無大患者二十餘年。不過，經這次治理後，黃河自開封往東，不再向東北入山東流入渤海，而是向東南，經徐州，由洪澤湖北匯入淮河，奪淮河河道入黃海。張秋決口堵塞後，更名為安平鎮，孝宗特地派遣行人送羊酒犒勞劉大夏及河工人員，而劉大夏從此成為朝廷倚重之臣。
河工大約完成於弘治八年（495），河工的完成對於孝宗來說，似乎顯得格外重要。這一年二月，孝宗親命敕建黃河神祠，賜額「昭應」。到四月間，蘇、松各府治水工程亦告竣。這也是一項役夫二十餘萬的大工程，共修浚河涇、港瀆、湖塘、斗門、堤岸一百三十五所，基本上解決了這片富庶產糧區的水利問題。
這是弘治求治的一項最重要的內容，黃河、運河與蘇、松水利的治理關係到防止沿河郡縣災害、南糧北調的運輸和財賦重地的生產，這實際構成了當時國家經濟的主體。
明代歷朝國家賦稅收入，洪武、永樂、宣德三朝為高峰。正統中，由於將江南重賦官田改依民田起科，賦稅收入銳減至二千六百餘萬石。從此以後，景泰、天順、成化始終徘徊於二千五百萬至二千六百萬石之間，而弘治朝卻增至二千七百萬石，成為明中葉賦入高峰。其實這不僅是賦稅的增加，人口也一直在比較穩定地增長，從弘治元年（488）至弘治八年（495），人戶由9330戶增至戶，至十四年（50）更增至戶，十七年（504）達5戶，口數則由元年的34口，增至十七年的口。
但是，當我們從《明孝宗實錄》中看到這明顯的階梯狀的增長數字時，我們不由產生一點疑問像弘治朝這樣一個災害頗多的時期，在生產與人口增殖上卻表現得如此穩定繁榮，甚至包括黃河水患及數年的治理，居然並未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不良影響，這不能不令人感到疑惑。
事實上造成這種「弘治現象」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社會的穩定。弘治年間除河套、哈密等地區與少數民族有小規模軍事衝突外，全國主要地區均無大的動亂。二是大規模的水利工程起到了以工代賑的作用。從弘治二年（489）至弘治八年（495），以治黃為主，兼及蘇、松水利，先後用民工近六十萬人，歷時六七年。調動力量固然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解決了災區人戶的失業與救濟。
弘治八年水利工程告竣後，弘治九年的賦稅米麥合計增至二千八百八十四萬餘石，較前增加一百餘萬石。這個數字已經接近明初洪武朝的平均歲入。孝宗大概也頗滿足於這些成績了，其後卻也導致了人們沒有完全考慮到的兩個結果一是使劉大夏成為弘治朝最受倚重的要臣；一是孝宗本人一度以為可做太平天子而放鬆政務。從弘治八年以後，孝宗便不大臨朝，也不再2《劍橋中國明代史》第六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版，第390頁。
經常接見內閣六部大臣。這很引起朝臣們的慌張。這時候皇帝開始寵信身邊的太監李廣。李廣引誘弘治帝的辦法是採用道教的養身符菉。在得到寵任後，他也開始倣傚成化年間的做法，矯旨授傳奉官，向地方索賄，把持鹽貨之利。官員們多次上疏論劾，孝宗始終不問。但是值得慶幸的是這情況持續僅三年左右。孝宗畢竟是個頗重名聲的皇帝，在經筵講官與朝臣們的勸諫之下，已有重振政事之心，因此有弘治十年（497）丁巳文華殿閣臣之召。而此時又恰值李廣於萬歲山建毓秀亭，亭成後，幼公主病殤，隨後是清寧宮火災，占卜結果竟是李廣建亭觸犯歲忌，太后為此恚怒萬分「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矣。」李廣畏罪自殺。
這實際上為孝宗的重振創造了機會，在去掉李廣這樣的佞臣後，不曾牽扯於弘治前期政爭、並於治水有功的劉大夏於是成為皇帝身邊最受倚重之臣。
弘治十五年（502），劉大夏被拜為兵部尚書，代替了原任兵部尚書馬文升。從此以後，孝宗幾乎事事都不能離開劉大夏了。這過度的寵任頗遭物議，有些大臣不平於劉大夏獨蒙眷顧，私下裡講些「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之類的話，也傳到皇帝耳中，但他只是對劉大夏更為回護。
其實劉大夏是個非常正直而傳統化的官員，他的得以重用固然出於本人極強的辦事能力，同時也得之於朝臣們的交薦，當時他是頗具清望的。也正因為如此，劉大夏對弘治後期之治起到了主要作用。
劉大夏是弘治十四年（50）底前奉旨入京的，他在兩廣總督任上時便多次告退，孝宗都沒有答允，催促他盡快入見。孝宗弄不明白劉大夏究竟為何不肯受職，見面後第一句話便問「朕召卿，卿數引疾，何也？」劉大夏叩拜答道「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度力不辦，故辭耳。」2弘治帝為之默然。這其實是一種委婉的批評，但孝宗卻一時難於想通。幾天後，他又召見劉大夏，重提起那番初見之談。「征斂俱有當，何至今而獨言民窮財盡也？」孝宗無論如何不能理解十幾年來君臣努力，結果卻是民窮財盡。「止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劉大夏解釋道，「即臣在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作為地方大吏，劉大夏隨口便可舉出征斂不當的例子，其餘的話也就不必再多說了。「若向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征斂，可一一議革也。」孝宗只能推諉於臣不上言，君不悉知，但他也決心停止這些征斂。幾天後，圍繞著民窮這一問題，孝宗與劉大夏又進行了第三次討論。這一次談話是從兵部事務開始的。
「諸衛所卒強勇可用否？」孝宗問。「向者臣固言民窮，而卒殆甚焉，何以作其銳！」劉大夏重提民窮，而這次更說到兵窮了。「在衛有糧，戍征有行糧，何乃窮也？」孝宗對此更加不理解。「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他困又不止此。」劉大夏道出了流行的民謠，「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其帥共之，能無窮耶？」官吏的貪剝在地方在軍中都是一樣的。
儘管許多官員都有直言上諫，但是像劉大夏這樣具體細緻地道出種種弊《明史》卷三○四《李廣傳》。
陳洪謨《治世余聞》上篇卷三。
2夏燮《明通鑒》卷三九，孝宗弘治十四年冬十月。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網游之無雙盜賊帖吧臣》。
端，恐不多見。孝宗不由歎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為人主！」2這次談話之後，在朝中掀起了一個揭露弊端、斟酌而行的運動，其結果涉及的不僅有反貪倡廉，而且提出裁革傳奉官、控制捐納等等主張，這不由又使人想到了當年的弘治初政。
孝宗的振作實在與劉大夏有很大關係，他把與劉大夏的談話作為了一種樂趣，經常有私下的召見。而劉大夏的直言應對，又往往甚中皇帝的心思。當時人稱「上優禮大臣，無大故未嘗斥辱。如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輩，往往召至幄中，從容講論，天顏和悅，真如家人父子。內閣諸臣，皆稱為先生。李西涯有詩云『近臣嘗造膝，閣老不呼名。』蓋實錄也。」劉大夏、戴珊以及內閣諸臣均為正人，孝宗身邊多正人，佞幸小人便難以得逞。這也使弘治後期政治顯得十分謹嚴有度。
這一年冬天，孝宗採納劉大夏建議，將保定班軍萬人發回原衛團操，引起以私役班軍為利的內臣不滿，於是有人製造流言蜚語，貼於宮門，誣陷劉大夏。孝宗對此中因由是非常清楚的。他召來劉大夏，告訴他「宮門豈外人可到？必內臣忿不得私役軍為此耳。」隨後又問「兵餉何以常乏？」劉大夏正想趁此機會削去鎮守太監，於是回答說「臣無暇及他鎮，即臣在廣，而廣之會城撫、按、總兵三司，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孝宗當然明白劉大夏的心思「然。第祖宗來設置此輩已久，安能遂削之。今必令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自從李廣畏罪自殺，查出文武大臣行賄冊籍，中有「黃米」、「白米」之記，實乃黃金、白銀，孝宗便知內臣貪弊之甚。而劉大夏提及鎮守太監一事，也使他想到宮中弊端，於是又向劉大夏說道「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甚於二曹。」「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劉大夏遂將光祿日辦之煩費，損民財，生弊端，復虧上帝好生之德悉陳於前。此後孝宗命兵部侍郎同給事中、御史清理裁革，歲省光祿寺金錢八十餘萬。2但是內臣們從此對劉大夏心懷忌恨，這便為他到正德中遭受迫害埋下了伏筆。
孝宗是一位急於求治的皇帝，他認為自己的付出應該得到回報，尤其是他身體狀況不大好的時候，這種心情就表現得更加突出。
對於宦官的限制，執之最厲者並不止劉大夏。謝遷亦曾言內府宦官索賄之事，孝宗令撰旨禁約時，謝遷道「虛言設禁，無益也。須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開奏，而後嚴立條禁，有犯必誅，庶民困可蘇。」由此諸內府宿弊，多有革除。故嫉之者少。劉大夏雖非閣臣，孝宗對他的倚靠則不僅限於兵部，至有密帖之諭。
大約弘治十六、十七年前後，孝宗一次單獨召見劉大夏時曾提出「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當罷行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劉大夏卻認為此舉不妥。「不敢。」劉大夏叩首道。「何？」孝宗頗為不解。「先朝李孜省可為鑒戒。」「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臣下以揭帖顯行，是示前代斜封墨敕之弊。」劉大夏認為這種形式本身便有弊，「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2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陳洪謨《治世余聞》上篇卷三。
2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焦竑《玉堂叢語》卷四《獻替》。
內咨之內閣，可也。如有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2。劉大夏無疑是正確的，孝宗不得不為之歎服。
但是，孝宗希望的是實現治世，依靠正派官吏，革除弊政，按說應該可以有所成效，事實上卻與希望相去甚遠，他在晚年曾直接向劉大夏和戴珊這兩位最為信重的大臣問及此事「聞今軍民多不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時？」急切之情，溢於言表。「求治亦難太急。」劉大夏勸道「但每事與內閣近臣講義，必求其當而行之，久自太平。」3這是很籠統的回答，因為在那種情況下，誰都無法知道怎樣去實現那理想的太平盛世，或許那永遠就是人們不懈追求的畫餅而已。
孝宗也始終相信著劉大夏的這種回答。他同時深信像劉大夏這樣廉正無私的官員，是幫助他實現治世的關鍵。
弘治十八年（505）年初，孝宗召見劉大夏和戴珊面議政事後，讓人拿來兩錠銀子，說道「述職者集矣，大臣皆杜門。」大臣杜門，是為了防止朝覲述職官員行賄，但對劉、戴二臣，孝宗是瞭解的，他動情說道「若二卿，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一面將銀錠分送二人「小佐爾廉。」並且囑咐他們「無廷謝，恐他人或觖望。」這時的劉大夏仍然沒有擺脫孤立的廉正，他的清望愈高，人們愈感到難相匹比，也就會愈加挑剔。孝宗則愈加給予保護。
而此時，劉大夏與戴珊畢竟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戴珊因老病而求去官歸鄉，孝宗沒有准許，他於是求劉大夏幫助請求。「卿珊何亟求去？」孝宗仍然沒有准許之意。戴珊不敢回答。「珊實病。」劉大夏受朋友之托，只得代為申解。
孝宗看著眼前兩位老臣，心情頗不平靜。「主人留客堅，客且為強留，獨不能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捨朕！」說著，他不禁淚珠滾落。劉大夏與戴珊伏地而泣，再也無話可說。兩人在出宮路上默然良久，最終是戴珊開口道「死此官矣。」2這已經是孝宗朝最後的四五個月。這位多病的皇帝與衰老的大臣依然在蹣跚中掙扎著。
2鄭曉《今言》，第30頁。
3焦竑《玉堂叢語》卷三《召對》。
焦竑《玉堂叢語》卷三《召對》。
2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第四節興革與法祖弘治十八年（505）五月初七（辛卯），三十六歲的孝宗與世長辭。他在彌留之際給太子的最後囑咐，是「法祖用賢」。
後人給予孝宗頗高的評價，許多史家將弘治朝看作是「中興之世」，英年早逝的孝宗本人則是「中興令主」。這些稱譽使人感到信服的最突出一點，也正是以孝宗與周圍臣僚組成的群體，一個明君賢臣的群體。這便是孝宗遺囑中所說的用賢。有這樣的明君，又有如此眾多的賢臣，孝宗理想的治世本來應當是可求實現的，但是他為什麼最終仍是遺憾而去呢？所謂的「中興」，其實質又究竟如何呢？這還須從當時的歷史背景談起。
明朝經洪、永、熙、宣四朝盛世之後，到正統漸入中衰。北方對蒙古族各部逐漸失去控制，到「土木之變」後，更由相持轉而採取退守；朝廷內則出現宦官專權，朝政廢怠，吏治日趨敗壞；各種社會矛盾日趨激化，土地兼併造成農民失業流亡，起義時有發生，社會機體的各個環節都開始出現問題。在這江河日下的變化中，明朝的社會也在發生著重大的變化。這種變化與社會問題交織在一起，有些甚至被人稱作積弊，然而事實卻並不那麼簡單。大約天順間，一個名叫葉盛的官員被留宿在翰林檢討錢原溥家中。次日清晨一個名叫張士謙的官員應約前來，隨後又來了一位相士。相士對張士謙端詳良久，道「此大人平生不得弟兄氣力」。張士謙大笑道「吾永樂中為進士、庶吉士、中書舍人，時年向壯，有志文翰，晝夜為人作詩寫字，然未嘗得人一葉茶，非如今人求乞一詩，則可得一贄見帨帕。向非吾弟貿易以資我，我何以至今日耶！」葉盛將此記下，並評說道「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潤筆銀二三錢可求，事變後文價頓高，非五錢一兩不敢請，迄今猶然，此莫可曉也。」事變，即指「土木之變」。由此而觀之，到景泰、天順間，風氣頗有所變。永、宣之世，文翰無杯茶之謝，清要之職的官員，若無經商之兄弟資助，便難存活，這種情況在天順後則十分罕見了。宣德中還有人上書請增文官俸祿，以免其貧饑窘迫之狀，這情況到天順後亦不再得見。
從明朝全國情形來看，自從宣德中屢次減蘇松等地重賦，正統中又命改部分官田依民田起科，國家賦稅雖然銳減，民間卻得少蘇，社會生活也從此變得豐富起來。
到成化年間，國勢雖不見稍有好轉，官民對於奢富的追求則日見迫切，官員固然以多種手段以補俸祿之入，民間棄本逐末，以經商致富者也是與日俱增，富裕起來的官民送銀錢於寺觀，祈報行禮。時人亦慨歎之為「時變」。那時代確然發生了不小的變化。成化中，太監張敏卒，其侄太常寺丞張苗傾盡貲財上獻，想要求官侍郎。成化帝道「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執政，不可。可援南京三品。」2竟得南京通政使。太常寺丞為太常寺次職，六品。張苗得此官已是憑借張敏蔭襲，但他居然能夠傾貲打通關節，驟升三品，這已絕非吏制之正途。一時間士大夫與雜流混於朝廷內外，風氣大變。明朝人記述當時情形時說道葉盛《水東日記》卷一《翰林文字潤筆》。
2鄭曉《今言》，第35頁。
是時四方白丁、錢虜、商販、技藝、革職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夤緣近侍內臣，進獻珍玩，輒得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不復由吏部，謂之傳奉官。閣老之子若孫，甫髫齔已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隸，但不署事。這當然是一種混亂。但是若從另一角度來看，其所亂的還是舊有的封建秩序，而且士大夫子弟與各種雜流共處於官場，人們漸漸要對此習以為常了。這也是權勢與金錢的一種結合，這時的官員不再需要兄弟經商的資助，而經商的兄弟也想出貲過一過官癮了。
這些變化首先發端於憲宗時，以中旨授傳奉官，實有推波助瀾的作用。
隨後又開設皇莊。有的官員批評他「天子以四海為家，何必與民爭利？」2上行下效，自憲宗時籠田產以自私，戚畹、中貴及豪強之家紛紛佔據閒曠之地，日久閒曠之地既盡，便漸而占及民生田地。在宮中寵信萬貴妃，任用宦官，汪直、梁芳等先後寵幸，至於東廠外又設西廠，士大夫、官吏、軍民盡在其偵刺之列。但是與歷朝情況所不同之處在於，這種極端專制的特務機構，並非出於憲宗本人專制統治的需要，而主要出於宦官們的弄權，東、西廠的所為，憲宗往往並不知曉。
說來憲宗倒是個處世比較寬厚的皇帝。汪直雖然專橫，小中官阿丑卻能譎諫其間。他於皇帝前扮演醉酒之人，胡言謾罵。旁邊有人言「駕至。」他卻依然如故。又言「汪太監至。」則慌忙走避，邊道「今人但知汪太監也。」有時他也扮作汪直的樣子，手執兩柄大鉞在憲宗面前舞動。旁邊人問「如何？」則稱「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答道「王越、陳鉞也。」王越、陳鉞是汪直依靠的兩名大臣，因附汪直而頗遭時論所譏。其實王越在當時確屬少有的軍事人才，不拘小節，性格豪縱，用財若流水。據說他曾赴秦王筵，有美妓數人樂奏侍宴，王越竟將其樂妓乞歸。一夕大雪，他圍爐飲酒，諸妓擁琵琶侍，一小校偵察回，陳敵情。話未說完，王越大喜，親自以金卮酌酒送上，命妓彈琵琶侑酒，即以金卮相賜。待到小校陳述敵情畢，王越更喜，指妓中絕麗者，對小校道「若得此何如？」小校惶恐謝過。王越卻大笑，並以此女相賜。2這雖然出於王越的性格與作風，卻也是當時官吏生活之寫照，追求奢靡已為時尚。《明史》中說「越在時，人多咎其貪功。及死，而將餒卒惰，冒功糜餉滋甚，邊臣竟未有如越者。」3傳統道德觀念這時似乎不再能像過去那樣有力量了，像萬安這樣道貌岸然的內閣首輔，居然不斷向皇帝進獻房中術，並以此固寵，這也堪稱亙古未見的奇聞。
陝西巡撫鄭時劾論太監梁芳被貶黜，陝民哭送，消息傳到憲宗耳中，他頗感後悔，特斥傳奉官十人，系獄六人，下詔命以後傳旨授官必復奏。成化後期，內帑累朝所存七窖金銀俱盡，憲宗對梁芳與韋興說道「糜費帑藏，實由汝二人。」韋興不敢回話，梁芳辯解道「建顯靈宮及諸祠廟，為陛下祈萬年福耳。」憲宗聽罷很不高興，只說道「吾不汝暇，後之人將與汝計鄭曉《今言》，第35頁。
2夏燮《明通鑒》卷二九，英宗天順八年冬十月。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2《明史》卷一七一《王越傳》。
3《明史》卷一七一《王越傳》。
矣。」4後之人，便是當時為太子的孝宗。果然，孝宗即位後便開始著力於改變這種混亂。
其實在孝宗面前有兩條路可走。一是依然照成化的舊政發展下去。這在當時也並非不可，因為成化之政雖多弊端，而國無大亂，史稱其時為太平，惟其不擾民生之故。二是改變成化舊政，革除弊端。當時的種種歷史機緣，使孝宗採取了後一條路。
對於孝宗的做法，史書中是多予肯定的，或稱之為「銳意興革」，或稱之為「法祖用賢」。這兩句話很能概括弘治之政的特點，因此所謂弘治中興，其實質也正在於此。孝宗和他身邊一批賢臣的動機自然是興利除弊，但是他們所認為的弊端，不僅包括穢濁的朝政，實際也涉及到了當時的社會風氣。如前所述，孝宗本人與身邊的大臣都是一批遵循傳統道德規範的人，他們想要改變弊政的辦法便是法祖，也就是去追尋祖制。但是時代已經發生了變化，一味去追尋祖制，必然是強令這些變化回歸到舊有的軌道上去。
孝宗的用賢是頗著於史冊的，誠然弘治朝多正人，仔細看看這支賢臣隊伍時，就不難發現這是一支何等老化的隊伍。
第一位被啟用的大臣是吏部尚書王恕。他被啟用時已經七十二歲。兵部尚書馬文升當時六十二歲。禮部尚書丘濬七十歲，弘治四年（49）他入閣時已七十四歲。弘治十五年（502）劉大夏任兵部尚書時六十七歲，左都御史戴珊小大夏一歲。內閣的幾名成員相對要年輕一些，成化朝保留下來的內閣首輔劉吉六十一歲，徐溥六十歲，劉健五十五歲，李東陽於弘治八年（495）入閣時四十九歲。就當時任官年齡來看，他們都屬於老臣之列了。這便是當時用賢的原則。
孝宗曾經對劉大夏與戴珊說過「爾等與各科道官勸朕圖治的說話，雖都准行去了，然使天下府州縣親民官非人，未必不為文具，百姓安得被其恩澤？欲令吏部擇其賢否黜陟，然天下官多，難得停留。細思之，莫若自今與爾等訪察各處巡、按二司官，先當以此輩黜陟停當。爾珊更慎擇各處巡按御史，然後責他們去揀擇府州縣衛所。官得其人，人受其福。庶幾行去的說話，不為文具也。」這意見無疑是對的，慎選巡按御史，才能保證朝廷政令行之於基層。那麼到底選什麼樣的人出任巡按御史呢？對此弘治帝與劉大夏、戴珊另有一段談話。
「爾等各衙門，凡事都奏行巡按御史勘報，豈以此官公道可托耶？」孝宗問。「無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換，無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責成之。」劉大夏回答。「責之固是，但權之所在，惟有識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則恃權，好承奉，任喜怒，將或以是為非，以賢為不肖，使民不被其澤。」孝宗更強調巡按的人選，「爾珊今後遇差巡按御史，務揀老成有識量者，毋用輕躁新進之人。仍以此意，行與各巡按御史知道。」2選老成有識量者，目的在於求得辦事的穩妥。這與明初設置巡按御史的初意略有不同，劉大夏所稱「無久交，不掣肘」乃是初設之用意。但御史多年輕進士，敢言敢為，則有輕躁之嫌。用老成之人，與朝中倚用老臣其意是一致的。
4《明史》卷三○四《梁芳傳》。
陳洪謨《治世余聞》上篇卷四。
2《治世余聞》卷三。
然而，自成化以來，社會已隱然欲變，孝宗的興利革弊，已必然涉及這些變化，任用老臣及老成有識量之臣，則更將對這些變化起到遏製作用。法祖與用賢在這裡巧妙地統一了起來。
既然要法祖，就必須追尋已近蕩然的祖制，於是在孝宗與諸老臣們的努力之下，掀起了一個整理和總結開國以來典章制度的高潮。
明代的官書修纂，除去歷朝實錄外，所修內容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一是國初，以修纂史鑒書為主；二是前期，以修纂一統志為主；三是中葉，以修纂典章制度書籍為主；四是後期，以修纂改訂製度書籍為主。
從這四種不同類型修纂情況不難看出，明初的修纂是以訓戒為目的；前期的修纂則以成就為目的；中葉，也即弘治時期，則主要是為總結與追尋舊制，以整頓為目的；後期已無法控制社會改變，加之嘉靖、萬曆亦有變更祖制之意，其所纂多變更，目的亦在變化。由此可知，弘治朝是在集前朝之大成了。
弘治朝官修書籍主要有《問刑條例》和《大明會典》，此外並有在日本發現的《皇明條法事類纂》等。
孝宗在《御制明會典序》中寫道我聖祖宗百有餘年之典制，斟酌古今，足法萬世者，會粹無遺矣。特命工鋟梓，以頒示中外，俾自是而世守之，不遷於異說，不急於近利。由朝廷以及天下，諸凡舉措，無鉅細精粗，鹹當平理而得其宜，積之既深，持之既久，則我國家博厚高明之業，雍熙泰和之治，可以並唐虞，軼三代，而垂之無窮，必將有賴於是焉。《大明會典》開局於弘治十年（497）三月，成書於弘治十五年十二月。此前曾有《問刑條例》，成於弘治十三年，而《皇明條法事類纂》中所記止於弘治九年。
《大明會典》本於洪武中所修《諸司職掌》，其意還在追尋舊典，會輯於一，以便遵循。儘管時代已過百年，儘管一切都有所變化，過去的典章已不適用於此時，但是沒有人能夠去批評這種做法，因為這是出於明君和賢臣。傳統道德觀念在這裡再次產生了作用，正人所為必正。
例外的情形不是沒有的。
弘治五年（492）十月，戶部尚書葉淇上奏「請召商納銀運司，類解太倉，分給各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中米直加倍，而商無守支之苦。」葉淇的這份奏疏造成了有明一代鹽法的變化，故史稱之為「葉淇變法」。這是順應當時形勢之舉。明初的鹽法規定，商人行鹽，須運粟於邊塞衛所，領取鹽引，再赴各鹽場守支食鹽，分別行銷。這是明朝廷解決邊地供給的補充措施。但至成化中，富人以權相勾結，把持鹽場存積鹽，造成鹽法破壞，鹽利多為權貴、太監等侵佔，形成勢力龐大的官商集團，一般商人無力相抗。權貴肆占存積鹽，使常股鹽日減，一般商人運糧換取鹽引後，支不到鹽，只能長期守支，陷入困境。於是一些鹽商向任戶部尚書的葉淇進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2隨著《明史》卷八○《食貨四》。
2夏燮《明通鑒》卷三七，孝宗弘治五年十月。
商品經濟的發展，改納銀糧換引為納銀，是大勢所趨。依靠商人運糧來解決邊儲只是權宜之計，何況其數量本來就十分有限，無法解決邊儲之需。改納銀中鹽代表了大多數鹽商的要求，也使他們在行鹽過程中減少了權勢官商限制的環節，其中雖有弊端，卻是時勢所迫，亦不失為救弊之策。
但是，這種因時順勢的變化卻招來一些莫名其妙的非議。居然有人批評說，這是因為葉淇系淮安（今屬江蘇）人，鹽商皆其親舊，為保護鹽商利益而為。
這實在是無稽之談。明朝鹽商，非僅淮商，況且當時行鹽主要靠鹽商，但由於權勢把持，則鹽法不行，地方私鹽氾濫，國家無利。即使保護鹽商利益，實際上也便是維持正常行鹽，保護一般商人利益，總比聽任權勢官商肆意營私要強。幸得葉淇其人頗有情操之名，史稱「淇居戶部六年，直亮有執，能為國家惜財用。」以其如此，尚有毀譽之辭，足見當時變革之艱難。似乎只有一切恢復祖制才是好的，殊不知時勢已然變化。
後世的史家有人便看出這中間的問題，說道「葉淇召商納銀之議，論者多咎其更開中法，以致邊儲日匱。而不知明代邊儲之匱，自在屯政不修，而不盡關於鹽法。其鹽法之壞，又在勢家乞中，而不關淇之變法也。蓋產鹽有盈有絀，邊地不能懸知，則但知召商開中而初不為支鹽計。故守支之弊，在永樂時已所不免。逮憲宗之世，勢家爭先奏乞，所賜鹽引動以萬計，且計其越場支鹽，不限年次。於是商人益困守支，而鹽亦壅閼不行。夫商人挽輸數千里外，守支至數十年之久而不得鹽，及既得鹽，復為奏乞鹽所壅閼而不獲速售，然則商人之病開中亦極矣，雖日下令招之，其誰應哉！淇中報中之急，乃為更制以利商，商利則報中多，報中多則國課裕，是亦救弊之策也。」這是當人們經歷了明清後期商品經濟衝擊以後的認識。但葉淇在當時，他卻不得不乞休歸鄉。
歷史就是這樣，當人們看到時弊流行時，他們往往會回想起過去的美好時光，卻不大肯去冒風險在未來中探尋除弊的方法。改革家實在太少了。當正人君子們圍繞在弘治帝周圍時，像葉淇這樣敢於變革的君子實在是寥如晨星。
這便是弘治中興的基點。這也不能不使人感到那中興之世卻帶有著濃厚的保守色彩。
正因為如此，弘治中興也就必然有明顯的局限性和階段性，一旦孝宗本人及周圍大臣出現變化，這中興也便結束了。
孝宗死後，武宗以年少即位，信用宦官劉瑾，弘治舊臣受到排斥，內閣僅李東陽未去職。李東陽是一個雙重性格的人物，一方面他追求舊有傳統，凡是劉瑾改變的舊制，他盡量彌縫其間，多所補救；法司欲以新例處理案事，他以「如是則百年之案皆可追論」2為由，從中阻止。另一方面，由於他年齡相對較輕，較其他老臣能夠順應時代變化，他罷政居家時，請他撰寫詩文書篆者填塞戶限，他也便以此收取潤筆，頗資家用。據說一次夫人給他備好紙墨，他卻略有倦色。夫人笑道「今日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於是東陽乃欣然命筆。這很有些桑悅、唐寅之類才子的味道，他已經很自然地適應了《明史》卷一八五《葉淇傳》。
夏燮《明通鑒》卷三七，孝宗弘治五年十月論曰。
2《明史》卷一八一《李東陽傳》。
這種文化商品化的潮流。
這已是正德中，弘治中興的影子已蕩然無存，一切都開始走上了混亂無序，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開始了。
第十七章丘浚李東陽第一節丘浚名重於公卿之間丘濬（48—495），字仲深，號瓊台，廣東瓊山（今屬海南）人。父早卒，母李氏教之讀書。浚聰穎早慧，過目成誦，年十九為諸生。正統九年，舉廣東鄉試第一。十二年赴京參加會試，不第。入太學而卒業，祭酒蕭鎡器重丘浚，以為必致大用。景泰五年舉進士。廷試當為一甲及第，以策中頗觸時諱，遂以貌寢為由改二甲第一，選為庶吉士。濬在館中，益讀未見之書，聲名日聞。庶吉士散館，授翰林編修。濬既官翰林，潛心研讀墳典，見聞益廣，並究心於本朝典章制度，以經國濟世為己任。時兩廣瑤僮為亂，天順以來，總兵顏彪、都御史葉盛討之不能平。成化元年，都督同知趙輔，右僉都御史韓雍往代彪、盛。丘浚奏記於大學士李賢，言瑤僮之亂在廣東宜行驅逐，在廣西宜行圍困。當屯兵於瑤僮的巢穴大籐峽，蹂踐瑤僮所種禾稼，使之無收，再切斷其他糧食來源，困其一二年，則可剿滅之。李賢善其言，將丘浚謀劃之策獻諸朝。憲宗詔錄其策以示諸將，人鹹是之。韓雍採納其直攻腹心大籐峽的建議，擬定了速戰速決的戰術，獲得勝利。自是丘濬之名遂重於公卿之間。濬任編修九年秩滿，升侍講。與修《英宗實錄》，充纂修官。丘濬秉史筆，為于謙澄清不實之詞，「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公曰『乙巳之變，微於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其不軌，是豈可信哉？』眾以為然，功過皆從實書之」。又為前工部尚書江淵洗雪，「執筆者謂黃竑易儲之奏，出前工部尚書江淵，館臣多以為然。公獨曰『聞當時竑教其兄為此，覬免死耳。且廣西書奏用土產紙，易辨也。』索其奏驗之，果廣西紙，眾乃服。」書成，進侍講學士。濬預經筵充講官，音吐洪暢，講對稱旨，憲宗嘉悅。旋撰《續通鑒綱目》，書成，授翰林學士。
《大學衍義補》成化十三年（477），丘濬遷國子監祭酒。濬在任經筵講官時，萌發了纂寫《大學衍義補》的願望。《大學》原為《禮記》中的一個章節，宋洛閩諸儒特為表彰，漸獨立為書，南宋真德秀徵引經訓，參證史事，旁采先儒之論，復以己意發明之，撰《大學衍義》。丘濬以其書「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齊家之要，而於治國平天下之要闕焉。」2於是發願續補其闕，既官祭酒，無政事之勞，於是著手撰述。仿真德秀原書體例，「采輯五經諸史百氏之言，補其闕略，以為治國平天下之要。立為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嚴武備，曰柔遠方，曰成功化。又於各目之中，分為條件，凡一百十有九，共為書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目錄三卷，總一何喬新《何文肅公集》卷三○《文莊丘公墓誌銘》。下引江淵事同。2《丘文莊公文集》卷一《進大學衍義補奏》。下引同。
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所以補德秀前書之闕也。」宋理宗口頭上崇慕道學，而實際上縱情聲色，以致權臣外戚，交煽為奸，真德秀撰《大學衍義》，就是針對理宗虛偽的政治道德，他想通過該書，提醒統治者要正心誠意，不能對聖人之言虛與委蛇，故其書側重強調修身，「而不出乎身家之外」。丘濬以其書所衍之義大而簡，於是在補闕時側重實際政事，丘濬指出了兩書之關係，「其詳其簡，各惟其宜，若合二書言之，前書其體，此書其用也。」丘濬在祭酒任上，專意撰述，閱十年而書成。
孝宗嗣位，丘濬乃表上其書，皇帝獎諭有加，詔謄副本發福建布政使司付書坊刊行。濬乃特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弘治元年，詔修《憲宗實錄》，濬為副總裁官，四年書成，加太子太保。旋命其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預機務。明代以尚書入閣者自丘濬始。既入閣，丘濬進奏孝宗，表示要選擇《大學衍義補》中可以付諸施行的部分內容，請皇帝省覽。丘濬看到明朝成化以來的各種社會弊病，孝宗嗣位之初曾加以革除，但不久舊弊又循然而生。要統治者振作更始並非易事。丘在奏疏中仔細地作了說明。他說這些主張「非若鄭康成之訓經義氾濫無益也，非是王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也」，希望朝廷予以重視。丘濬表示，從前在國子監任職，只能寫書而無法使之施行，現在身在內閣，正是施行《大學衍義補》中治國平天下之策的時候了。丘濬表示要陸續奏進治國方略，請求皇帝審閱後，「賜御札批下，會同內閣一二儒臣斟酌處置，擬為聖旨」，傳命有關衙門執行。孝宗答旨，「卿欲有言，具奏來看」。丘濬奏進了哪些方略，史無明載，丘濬留下的文集中，亦不詳記載。證之於《大學衍義補》，丘濬所進，大略有帝王仁政、官制、選舉、兵制、土地賦役、鹽法、海運、常平、貨幣等內容。總的看來，丘濬所論，大抵都沒有在明朝的實際政策中產生影響。孝宗時，無論選舉、官制、鹽法、土地賦役都出現了種種弊端，亟待改革，推陳出新。而在各地實際執行的政策中，已經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變化，如官制中內閣之權趨重，選舉中三途畸輕畸重，賦役制度的均徭法，九等戶制的劃分等等。而上述變化在《大學衍義補》中沒有它們應有的位置和應該得到的估價。濬經科舉入仕後徑官翰林，以至入閣，未嘗一歷地方之任，對於北方的黃河流域和商品經濟較為發達的江南均無直接體驗，丘濬的知識限於從書本到書本，至多也不過徵詢於來京的官員，故其所論不免有迂闊而不符合實際的地方。如丘濬的海運之議，受到嘉靖、隆慶時被譽為才臣的萬恭的批評。又如官制之議，丘濬既頌揚太祖罷相以來的體制，卻又要求公孤等官要名副其實地具有責任和義務，這完全背離了明朝的政治現實。至於仿周禮而要求戶部掌教化百姓等論，皆不過以復古為高，殊屬可笑。丘濬奏呈的意見大約皆窒礙難行，故並未對當時的政策發生具體的影響。
弘治五年（492），丘濬上疏言經籍圖書之事。他十分強調經籍圖書的重要性，故而《大學衍義補》中有「廣圖籍之儲」的條目。丘濬認為，圖籍中保存了古今帝王豐富的統治經驗和臣民必須遵從統治的道德規範，具有極高的政治價值。同時圖籍記載了國家的山川、人物、風俗、物產和朝廷禮樂刑政的演變和發展。這些精神文化財富是十分珍貴的，「今賴（其）知古，後賴知今者也」。丘濬請求朝廷對經籍圖書要給予充分的注意和愛護。他陳《丘文莊公文集》卷一《欲擇大學衍義補中要務上獻奏》。下引同。
《丘文莊公文集》何喬遠撰傳。下引同。
述了太祖在建國過程中就注意訪求遺書，「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又廣購於民間，沒入於罪籍」。2故明初圖籍儲存不減前代，為一時盛況。迄至太宗，雖急於經營北京和北部邊疆，「猶聚眾千百纂集《永樂大典》，以備考究」。丘濬列舉了當前經籍圖書保存中出現的種種嚴重問題，單說現今內閣所收藏的經籍與永樂時內閣的《文淵閣書目》相比較，已「不能十一」。又近「十年，在內未聞考較，在外未聞購求」，如不採取措施拯救尚存的經籍，將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丘濬奏請加強典籍的管理工作，自學士而下，至於專司其職的翰林典籍各官，要積極清理現存圖書，訪求所缺，珍貴的圖籍，務必抄謄正副，「使一書而存數本」，分別藏於內閣、國子監、南京國子監。各藏書之處要加強管理和保護，防止遺失和蟲蛀濕壞等。丘濬還特別注意對重要檔案文件的保存，建議在文淵閣近地別建庫房，「不用木植，但用磚石，將累朝實錄、御制玉牒，及干係國家大事文書，盛以銅櫃，庋於樓之上層。如詔冊、制誥、行禮儀注、前朝遺文舊事，與凡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備異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鐵櫃，庋之下層」3。又「內外衙門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須請旨，不許擅開」。孝宗嘉納丘濬所請，並立即下詔訪求遺書。在丘濬的影響下，孝宗頗為重視圖籍和檔案，史載孝宗甚重《永樂大典》，召對廷臣之暇，必置此書於案，反覆閱讀。孝宗還「親灑宸翰，識以御寶」，從《永樂大典》中抄出世人所未見的醫學秘方，「賜太醫院使臣王聖濟、殿內臣寵，蓋欲推之，以福海內也」。流風所及，世宗在位，遂令將《永樂大典》謄抄一份，以利保存。孝宗在位，朝廷政治狀況較成化時大有改善，被譽為中興之主，這當然與丘浚等一批富於學行的士大夫的輔佐是分不開的。
力矯世弊英宗以降，皇帝和大臣面議政事漸成曠典，皇帝和臣民都是通過題奏文書的奏進和批答來交通消息的。皇帝深居宮中，易受宦官的影響，時太監李廣以符菉禱祀蠱惑孝宗，廣於是肆為奸利，矯旨授傳奉官，擅奪畿內民田，奏討鹽利等。丘浚憂之，乃以星變為言，提醒孝宗保持即位之初的良好政治，杜絕弊政。丘浚要求皇帝警惕天變，「宜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業，修德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節財賄，公任用，禁私謁，釐革庶政」2。並列舉二十二種時弊，其疏將近萬言。孝宗嘉納其奏，卻未能盡行其言。
六年，大計天下官吏，吏部尚書王恕奏黜兩千人。其中有許多是剛剛上任的官員，他們因其前任留下的問題受累而被降黜。這種現象頗不合理，使良莠混同。丘浚在閣中，借調旨之權，保留了九十多人的職務。王恕對此大為不滿，屢爭不得，乃至求罷。丘浚宣言於人，謂王恕所行不合國家典制，諷示王恕糾正，二人遂至有隙。適太醫院劉文泰疏訐王恕失職諸事，恕竟因是而被免職。文泰常出入丘浚家，言者遂謂文泰疏稿出自丘浚之手，王恕與丘浚益不相能。輿論於浚頗有微詞。丘浚在位，力矯世弊，居國子監及主鄉會試，痛抑諸生險怪之文。言官言事矯激過當，丘浚毫不寬假，面折其過。2《春明夢余錄》卷十三。下引同。
3《春明夢余錄》卷十二。下引同。
《酌中志》卷十八《內板經書紀略》。
2《丘文莊公文集》何喬遠撰傳。
因此丘浚結怨甚多，操縱輿論的某些言官乃乘劉文泰事件之波，摘丘浚詩句，攻為不經之作，劾其不可居相位云云，孝宗不問。
學不阿世弘治七年（494），丘浚加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時丘浚因目疾已免朝參，及是右目失明，然性嗜學，雖老疾，披覽經籍不輟。丘浚為學，不趨時騖。明代理學大師吳與弼一意在「用敬」上下功夫，要求自己「終日無遽言疾色」，甚至宣揚說，只要衣冠整肅，言動端正，以禮自持，雖不讀書，亦漸有長進。更可笑的是吳與弼以夢見孔子、朱熹而自得，以為修養到家了。英宗征之入京，吳說了一大堆套話，於政事無補，其人徒有虛譽而已。丘浚一點也不盲目崇拜這些所謂的宗師，吳與弼門下高足陳獻章徵召來京，丘浚與談，兩人旨趣相去甚遠。丘浚沮其留用，獻章辭疾歸鄉。丘浚學不阿世，其議論頗與人殊，如料岳飛未必能恢復北方。歷代史筆以忠君報國頌揚岳飛，北伐前途如何，大抵皆順岳武穆之志，必直搗敵巢，痛飲黃龍，迎回二帝，必雪靖康之恥。然而仔細地分析當時的政治形勢和軍事形勢，高宗以藩支入繼大統，意在偏安求存，南宋雖在南方建立，有宋一代的諸種弊政，無所改造，要戰勝金國，談何容易。大家都頌揚岳飛，丘浚卻料岳飛未必能成功，違乖眾意，招來士大夫對丘浚的反感。關於秦檜，世人獨責之而不責高宗，丘浚疾世人之淺薄，他指出，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秦檜非承其意旨，決不敢殺其大將。丘浚在詠史的詩作中，指出高宗應對岳飛之死負責。秦檜秉承高宗的私意，奉行投降苟安一隅之策，殺死一意北伐的岳飛，秦檜之於高宗，當然是有功之臣。丘浚言秦檜之功云云完全是弦外有音。
丘浚為官清廉介直，歷官四十年，惟置一園。所居東城私第，面積狹窄，地勢低下潮濕，丘浚雖官內閣，居之不易。弘治八年（495），卒於任上，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莊。丘浚學問贍博，時人稱其著述之富，為開國以來第一。其主要著述有《大學衍義補》、《家禮儀節》、《世史正綱》、《朱子學的》、《重編瓊台會稿》等。
《明儒學案》卷一《吳康齋先生語錄》。
第二節李東陽在明朝，少年時代便顯露才華而後成為大官僚的人不多，成為大官僚又成為文壇領袖的人就更少。李東陽卻走過了一條神童—學士—首輔—文壇領袖的道路，這是其獨特的人生之路。
從學士至首輔李東陽（447—5），字賓之，號西涯。西涯是北京海子的一個地名。李氏祖籍湖廣茶陵（今屬湖南），後遷居京師。祖父李允興在京師服兵役，後居於此。李東陽生於京師，以西涯為號，說明他對祖父的感情很深。
李東陽自幼即能寫直徑一尺的大字，因而名聲大振，在四歲、六歲、八歲時三次被召入宮中，這多少得利於身處天子腳下。因其年幼矮小，過殿閣需要內侍攙扶。內侍嘲笑道「神童腳短。」李東陽隨聲應道「天子門高。」一次，他和另一位很有才華的童子程敏政同時被召見，皇帝出了一聯「螃蟹渾身甲冑」，程敏政對曰「鳳凰遍體文章」，李東陽對曰「蜘蛛滿腹經綸」，都很貼切工整，且有味道。有人說，後來程敏政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李東陽當了首輔，都兆於他們所對下聯。這種宿命的立論固然荒謬，但李東陽在官場上確實要自如得多。
在京師的庠學讀了幾年書，天順八年（44），十八歲的李東陽高中二甲傳臚（二甲第一名），選為庶吉士。解館後，授翰林院編修。成化十年（474），升侍講兼詹事府左庶子，十九年升侍講學士。編修是正七品官，侍講是正六品官，侍講學士是從五品官，十九年中，品秩只升三級。地位顯貴和初期陞遷緩慢是明代翰林院官的兩個特點。李東陽幸運的是，升侍講學士後的第二年，被選為東宮講官。受知於皇儲和受知於皇帝一樣，是進身的重要階梯。成化二十二年（48）底，李東陽的父親李淳病故，他依制守孝。一年以後，即弘治元年（488）閏正月，為修實錄，吏部題，將在京住坐的纂修謄錄官員移文行取。李東陽上一道奏疏聲稱右股及足為寒濕所侵，行步艱難，不便鞍馬，需要在家暫行調理。是否真的有病，以及病情是否如此嚴重，暫且不說，上了這道奏疏，他終於爭取到了三年守喪。這或許正是他的本來目的。弘治二年（489），李東陽被起用，任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弘治四年（49），因參與纂修《憲宗實錄》，升太常寺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這時，他的官品和實際地位都有了較大的提升。
弘治五年（492）到六年，各地相繼發生旱災。大臣們應詔進言，其中，李東陽的《應詔陳言奏》頗有些新意。他摘錄《孟子》中的十條語錄，即「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仁政必自經界始」，「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省刑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焦竑《玉堂叢語》卷七《夙惠》。
立於其朝矣」，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一一加以解說。這份奏疏中確有空泛之言，但也相當尖銳地提出不少實際問題。如關於成化朝時盛行、弘治朝以來欲革未革的齋醮「若齋醮之事，誑誕尤多，累月經時，幸虧一中。偶獲者有賞，而不效者無刑，徒費貲財，復傷政體請斷自今日，凡事關祈禱，上涉於天，以經咒干賞賚者，並加斥絕，永不為太平聖治之累。」
關於農林漁業的蕭條「今天下民窮財盡，其勢已極。始以三者言之山東諸府，穀麥所宜，草根樹皮掘食殆盡，繼以人肉；荊沔諸府，魚產極富，水竭魚荒，河泊歲課，多所折納；易州諸處，柴炭所需，林木已空，漸出關外一二百里。其他賦稅大抵皆然。天下之地，無一處而不貧；萬物之利，無一物而不盡。」
關於兼併問題「臣竊見畿甸等處，奸民惡黨，競指空閒田地以投獻為名。藩王世家，則行陳乞，每有賜予，動數百頃。得請之後，標立界至，包羅村落，發掘墳墓，訴訟之牒，纏綿數月；冤號之聲，震動遠邇。往年固有聚眾持刀毆殺內使者。民心既失，國體又虧，上下之間，兩無所益。」
關於濫用刑罰「在外諸司或倚法立威，笞杖之罪往往至死，補立卷案，旁引醫證，縱令事覺，不過以公還職，於是棰人重者為能吏，殺人多者為好官，習俗相承，日以彌甚。夫梃之與刃，刃之與政，其殺皆同。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更生之地，傷天地之和，壞國家之法，莫有大於此者。」
關於官僚之間挾私相攻「乃有或經按問，或經考核，或經糾劾，或經參駁，肆詆毀之辭，為報復之計。此風既行，漸不可長。況其所奏，多涉誣罔，上煩聖聽，下駭物情，非聖世所宜有也。」
在李東陽議政的文字中，這份奏疏是代表作之一，他的「滿腹經綸」在此有了生動體現。孝宗對他的這一番言論十分稱賞。恰首輔徐溥等說，起草詔敕繁劇，宜有專人領其事。李東陽自然是最佳人選。弘治七年（494），李東陽升為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專典誥敕，雖還沒有進入內閣，卻已躋身於上層官僚的行列。自此以後，朝廷的重要文字，多出於他手。
次年，李東陽以本官直文淵閣參預機務。當時已在內閣的有徐溥和劉健，與他一起拜為閣臣的有謝遷，都是一時名臣。幾年之後，徐溥因眼病致仕，在內閣者劉、李、謝三人，李東陽為次輔。這是「三楊」之後，內閣威望再度提高的一個時期。三人各有特長，按當時的話來說「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弘治年間的著名部院大臣，如吏部尚書倪岳、禮部尚書傅瀚、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工部尚書曾鑒、左都御史戴珊等人，都是天順八年進士。李東陽為人又較平和，他與朝中大臣的關係更為密切。
弘治十一年（498），李東陽晉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他借清寧宮災，對一些流行的言論進行批駁「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謀。」2顯然，他重視輿論，而且很敏感。
弘治十二年為會試之年。大約四十年前的兩位神童，李東陽和程敏政同李東陽《文前稿》卷十九《應詔陳言奏》。
《明史》卷一八一《謝遷傳》。
2李贄《續藏書》卷十一《李文正公》。
為主考。這本來可用來點綴盛世的，誰知發生了一起不幸事件某給事中彈劾程敏政向江南才子唐寅和舉人徐經漏洩試題。受命重新校閱試卷時，李東陽採取息事寧人的辦法，把唐、徐兩人排除在外。但言官不肯罷休，直到唐寅黜為吏，程敏政致仕。李東陽不取唐、徐二人，正是為了避免這一結局。既不能力辯同僚之誣，也不肯落井下石，大概就是李東陽的風格。
李東陽的另一份重要的疏章寫於弘治十七年（504）。因重建曲阜孔廟成，他奉命前往祀祭。來往途中，他看到「天津一路，夏麥已枯，秋禾未種，挽舟者無完衣，荷鋤者有菜色」。他聽說「江南、浙東流亡載道，戶口消耗，軍伍空虛，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歲之俸」。人們在議論國家的各種弊端。而李東陽認為，最嚴重的問題是「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上下隔絕，弊端是很難糾正的。孝宗稱讚他「所言深切時弊，足見憂國至意」2。
孝宗還能容人言過，特別是對輔弼大臣很客氣，君臣之間關係平穩。孝宗一死，形勢即大變。李東陽的自我保護意識較強，這使他能夠適應新的環境，也引起了同時代的人和後人對他為人的極大爭議。
勉力撐持弘治十八年（505）五月，孝宗去世，朱厚照即位，是為武宗。三位顧命大臣再次加以榮銜，已是少師兼太子太師的劉健加左柱國，李東陽和謝遷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柱國。在這表面尊崇的同時，內廷和外廷對於權力的爭奪正在激烈地進行。在一年多的時間裡，以劉瑾為首的宦官集團和以劉健為首的官僚集團，都拚命對皇帝施加影響，以求得對局勢的控制。
在正德元年（50）十月以前，李東陽都是與劉健、謝遷站在一起，試圖阻止宦官用事。二月，他們談論鹽法之壞極矣，又疏陳政令十失。六月，他們批評武宗，「近日以來，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遊戲漸廣」3。八月，武宗在暖閣召見內閣大臣，責問為什麼不如數付給前往南京、浙江織造的太監鹽引。李東陽回答「此輩若得明旨，即於船上張揭黃旗，書寫欽賜皇鹽字樣，勢焰烜赫，所以不若禁之於始。」當時傳說，武宗在外朝的壓力下，要逮捕劉瑾等八人，李東陽把這個消息洩露出去，使劉瑾等人先一步採取了行動。要說他有意結好劉瑾，顯然根據不足。但李東陽與劉健、謝遷確實不同，當劉健、謝遷措詞嚴厲地必欲置劉瑾於死地時，他的態度卻比較曖昧。這種態度反映了相當一部分官僚的心理，兵部尚書許進就認為，「過激將有變」2。相對謹慎的態度，加上名氣很大，「海內名士，多出其門」3。到十月，劉健、謝遷被勒致仕，單把李東陽留在了內閣。根據慣例，他成為首輔。處於這種尷尬的地位，很難說李東陽的真實想法是什麼。但事關士大夫的名節，他必定要上疏求去「臣等三人，事同一體，而臣獨留，何以《明史》卷一八一《李東陽傳》。
2《明孝宗實錄》卷二一二，弘治十七年閏四月辛酉。
3《明武宗實錄》卷十，正德元年六月庚午。
《明武宗實錄》卷十，正德元年八月戊子。
2《明史》卷三○四《劉瑾傳》。
3陳洪謨《繼世紀聞》卷一。
自容？不知何以為處。」4武宗和劉瑾不容他去官，反而晉其為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在為劉健、謝遷餞行時，李東陽慼然涕下。劉健很有些鄙視地說「何泣為？使當日力爭，與我輩同去矣。」5聽到同僚不肯諒解的責備，他只能默默無言了。
與劉瑾周旋是很艱難的。雖然劉瑾對他還算客氣，但討論起問題來，已經免不了聲色俱厲，發現了工作中的差錯，也免不了假以顏色。正德二年（507）七月，李東陽檢核《通鑒纂要》一書的錯字，糾劾負有直接責任的五名官員。這本來是一件例行公事，劉瑾恣意擴大此案，受處罰者，奪俸五人，致仕十一人，削籍二十人。他的用意，是要把更多的官僚，包括李東陽本人，都牽連進去。為了應和劉瑾，李東陽幹了一些損害自己形象的事情。如在劉瑾的奏疏上批答「爾剛明正直，為國除弊。」在敕封劉瑾父親的詔書上說「積善以貽子孫，嘗聞其語，揚名以顯父母，今見其人」云云2。劉瑾在朝陽門外建玄真觀，李東陽為他撰寫碑文，極其稱頌等等，這也是一種御用文學。
與劉瑾的親信周旋也是很艱難的。劉健、謝遷致仕以後，焦芳、王鏊入閣。王鏊被認為是正人，但學究氣似乎更濃，或因文人相輕，他與李東陽的關係不好，並在正德四年致仕。焦芳為人十分霸道，學識亦差，所以有人說「不學如芳，亦學士乎？」他對劉健有怨言，竟然「於眾中嫚罵」；他任吏部侍郎，對尚書馬文升屢加姍侮；因對原閣臣彭華、謝遷不滿，延及江西及浙江余姚人，肆口詬詈。3為了抵消焦芳的作用，李東陽引薦更能委曲求全、更善於應付宦官集團的官僚楊廷和入閣，「小有劑救」4。
張彩不但是劉瑾的親信，而且是劉瑾「大敬愛」的人。他待人嚴厲，傲慢無禮。一次，李東陽和楊廷和親至張彩府宅，邀他外出觀花。張彩居然不肯露面，久之，派一僕人來說「請先行，將後至。」李東陽無可奈何地對楊廷和說「張乃以辦事官待我曹。」5李東陽的這些表現，引起不少士大夫的反感。南京太常少卿羅玘是李東陽所取士，有師生之誼，他深以為恥，寄書李東陽，責以大義，要他「痛割舊志，勇而從之」，否則，「請先削生門牆之籍，然後公言於眾，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還有人寫詩譏刺李東陽「文名應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2時人評論，詩中含有「不如歸去」意。如果說，李東陽與劉瑾虛委周旋是出於他的自我保護意識，這也確實有損他的名聲，然而，他留在內閣，在當時還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首先，他維護了某些傳統的制度。焦芳入閣前任吏部尚書，入閣後想兼4陳洪謨《繼世紀聞》卷一。
5《明史》卷一八一《李東陽傳》。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三《劉瑾用事》。
2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十一中《李東陽》。
3《明史》卷三○六《焦芳傳》。
4《明史》卷一九○《楊廷和傳》。
5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卷七《簡傲》。
焦竑《玉堂叢語》卷七《規諷》。
2焦竑《玉堂叢語》卷七《規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