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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文 / 中國通史

    七十步」2,實測南北最長處732米,東西最寬處7290米。全城縱橫大街各十條,一般寬4米,把全城劃分為「裡一百三,市三」3。這些裡坊分佈在北區的東部和整個南區,其中南區的裡坊與街道最整齊。裡坊平面作方形或長方形,面積比大興城的裡坊略小,坊內辟十字形街道。由於裡坊小街道窄,臨街開門的住宅隨之增多,這樣就使城內各部分的關係顯得比較緊湊。

    晚年的建築活動大業三年(07)六至八月,宇文愷跟隨隋煬帝北巡。在此期間,他奉命修築長城,創製了三項活動性的建築物。

    關於宇文愷修築長城事,有的論著僅引述《隋書》本傳的記載「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未指明修長城時間,所修是哪段長城。查史籍記載,隋煬帝在位時修長城有兩次。第一次修長城在大業三年七月,「發丁男百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二旬而罷」。榆林郡系大業三年所置,其治所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准格爾旗及黃河東岸托克托、和林格爾一帶。紫河在定襄郡大利縣,《隋書·地理志》中記載「大利縣,大業初置,帶郡。有長城,有陰山,有紫河。」大利故城在今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盟南部清水河縣境。紫河即今內蒙古自治區南部、山西省西北長城外之渾河,蒙古語名為烏蘭穆倫河。第二次修長城在大業四年七月,「發丁男二十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九月「詔免長城役者一年租賦」2,可見該役已結束。據《資治通鑒》卷一八○記載「此榆谷當在榆林西。」可推知此次所修長城為由榆林郡治向西至榆谷一段。據《隋書》本傳記載,宇文愷規度長城事是在「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之後,而據《隋書·煬帝紀》上記載,宇文愷拜工部尚書是在大業四年,因而其所修長城似應為第二次。實際上此記載有誤,因宇文愷大業四年七月未到榆林,他是大業三年隨隋煬帝北巡時,於六月至八月逗留榆林的。在《隋書》本傳長城役記載之後,也說「時帝北巡」,宇文愷在此期間造大帳和觀風行殿。故可判定,宇文愷規度長城之役為煬帝時的第一次修長城,即大業三年七月,所修長城為榆林至紫河一段。

    宇文愷創製的三項活動性建築物為.大帳,造於七月。《隋書》本傳記載「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為大帳,其下坐數千人。」《資治通鑒》卷一八○也記載「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可坐千人。甲寅(5日)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衛,宴啟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頭。」《北史·煬帝紀》上亦云「甲寅,上於郡城東御大帳,其下備儀衛,建旌旗,宴啟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戲之樂。」

    2.觀風行殿,造於八月。據《隋書》本傳記載「又造觀風行殿,上容待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又《資治通鑒》卷一八○也記載「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2《新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二。

    3《隋書》卷三○《地理志》。

    《北史》卷一二《隋本紀》下作「二旬而罷」,《資治通鑒》卷一八○作「二旬而畢」,《隋書》卷三《煬帝紀》上作「一旬而罷」,今從《北史》所載。

    2《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

    3.行城,造於八月。《資治通鑒》卷一八○記載「又作行城,週二千步,以板為干,衣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為神。」

    其中,大帳當是大型帳篷。觀風行殿應是一種活動性建築,上面為宮殿式木構建築,可以拆卸和拼裝;下面設置輪軸機械,可以推移,惜其具體形制和結構史無明言,難以詳悉。行城應是一種板裝並附有布屏的圍城,《資治通鑒》雖未明言系宇文愷所作,但其記述緊接在造觀風行殿之後,當亦是宇文愷負責製作的。

    另據《資治通鑒》卷一八一記載,大業五年(09)六月,隋煬帝西巡,至張掖(今甘肅張掖)時,亦「御觀風行殿,盛陳文物,奏九部樂,設魚龍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設於殿上,以寵異之。其蠻夷陪列者三十餘國」。此觀風行殿是否即是大業三年宇文愷所造的,抑或是重造,錄以備考。

    這些大型的活動性建築,從另一側面反映了他在機械製造方面有著很高的造詣。

    除了規劃、設計和主持施工,建造了一系列大型建築工程外,宇文愷還在明堂設計方面花費了大量心血,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明堂原是周代朝廷的前殿,傳說其形制是周公所立,並「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後世追崇周制,把明堂制度神聖化,成為中國古代舉行大典和宣明政教的大殿,凡朝會及祭祀、慶典、選士、教學等大典,都在其中舉行。也可以說,明堂象徵著帝王的權威,即所謂「天子坐明堂」2。因此,歷代統治者都對明堂制度非常重視,但具體的明堂形制是什麼樣子,則僅憑臆測,眾說紛紜,爭論不休。因而各代雖都有制定明堂制度之舉,卻均未能形成定制。

    隋文帝平陳之後,也把建立明堂制度提上了議事日程。開皇十三年(593),詔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定明堂制度,當時任檢校將作大匠的宇文愷曾獻上明堂本樣。他「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樣,重簷復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准憑」。宇文愷所獻的明堂木樣受到隋文帝的讚賞,但由於諸儒異議,久不能決,而作罷。「高祖異之,命有司於郭內安業裡為規兆。方欲崇建,又命詳定,諸儒爭論,莫之能決。弘等又條經史正文重奏。時非議既多,久而不定,又議罷之。」2隋煬帝繼立之後,宇文愷又上「明堂議」及明堂木樣。關於宇文愷所上明堂議及木樣事的具體時間,據《隋書·禮儀志》一記載「及大業中,愷又造《明堂議》及樣奏之。煬帝下其議,但令於霍山采木,而建都興役,其制遂寢」,則似應該是在大業元年三月營建東都開始之前,即大業元年一、二月間。但此時隋煬帝剛登位不久,忙於鞏固其統治地位,又欲興建東都,宇文愷是很會揣測帝心的,想不致於在此時奏上「明堂議」及木樣。而此記載也僅言大業中,若是在大業元年初,當會指明是大業初,而不會稱「大業中」的。據《隋書·宇文愷傳》記載「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資治通鑒》卷一七八引《隋志》亦說「會遼東之役,不果行。」隋煬帝征遼東之役,是大業七年著手進行準備,第二年發兵的,則宇文愷所上的奏《禮記正義·明堂位第十四》。

    2《古樂府·木蘭詩》。

    2《隋書》卷六《禮儀志》一。

    議和木樣當在大業六年底至七年初之間,這應是比較可信的。

    宇文愷所上的《明堂議表》除引經據典,考證明堂制度外,還附有建築設計圖和立體木製建築模型。為完成此一工作,他花費了大量的心血。他「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眾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為之,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3。這是一篇很有學術價值的建築考古學文獻。雖說其所議定的明堂制度只能作一家之說,無能定論,但從他所繪製的建築圖和據此製作的木製立體模型,卻可以推斷他已經使用了比例尺。這種利用比例關係繪製建築圖和製作立體建築模型的方法,在中國建築史上是一大創舉,具有重大的科學意義。

    大業八年三月,隋煬帝征伐遼東(今遼寧遼陽)時,宇文愷亦隨行。為了渡過遼水(今遼寧大凌河),「帝命工部尚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既成,引橋趣東岸,橋短不及岸丈餘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二日而成」。宇文愷所造浮橋雖因測量河寬不準確而未能成功,但卻為何稠的接橋工作奠定了基礎。為此,他「以渡遼之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2。

    宇文愷在建築學方面的著述有《東都圖記》20卷,《明堂圖議》2卷,《釋疑》卷,均見行於世。但除《明堂圖議》的部分內容保存在《隋書·宇文愷傳》、《北史·宇文貴傳》和《資治通鑒》等史籍中外,其他的後來都亡佚了,這實是建築學史上的一大損失。

    大業八年(2)十月,五十七歲的宇文愷卒於工部尚書之位,謚曰康。

    宇文愷的一生,主要是擔任營造方面的高級官員,主持過許多大型的建築工程,起著相當於現在工程總指揮、總設計師和總工程師的作用。他在建築方面取得了許多重大的成就,有些成就甚至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也應該指出的是,在他設計和主持的工程中,除了開鑿廣通渠,客觀上有利於國計民生外,其餘大多是為了滿足統治者的統治需要,尤其是宮殿建築,不顧勞民傷財,取悅帝王。如營造仁壽宮時,「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為平地。死者以萬數」,「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之」。營建東京時,他「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制度窮極壯麗」2。「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城皋(今河南滎陽),北至河陽(今河南孟縣南),相望於道」3。長城之役,「死者十五六」4。建仁壽宮和東京的工程,宇文愷雖掛的是副職,但他是實際的負責者,因此功過與他都有直接的關係。

    3《隋書》卷六八《宇文愷傳》。

    《資治通鑒》卷一八一,煬帝大業八年。

    2《隋書》卷六八《宇文愷傳》。

    《資治通鑒》卷一七八,文帝開皇十三年。

    2《隋書》卷六八《宇文愷傳》。

    3《資治通鑒》卷一八○,煬帝大業元年。

    4《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第四章李密竇建德杜伏威第一節李密李密(582—8),字玄邃,一字法主,京兆長安(今陝西西安)人。

    先世自北魏、北周以來都做大官。父親李寬為隋上柱國、蒲山公,「驍勇善戰,干略過人」,號為名將。開皇中,李密襲父爵為蒲山公。大業初,以蔭為左親衛府大都督、東宮千牛備身。他生得「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澈」2。隋煬帝見了,對許公字文述說「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宇文述答道「蒲山公李寬子密也。」煬帝說「個小兒視瞻異常,勿令宿衛。」3宇文述因此便勸李密當以「才學取官,三衛叢脞,非養賢之所。」4李密聽了很高興,便辭去宿衛,專以讀書為事。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勵精忘倦。密多籌算,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常以濟物為己任,與楊素的兒子楊玄感為刎頸之交。

    大業九年(3),隋煬帝再伐高麗,徵兵調糧,海內騷然,人心思亂。

    在黎陽督運軍糧的楊玄感起兵反隋,以李密為謀主。密獻三計,上策是揮師入薊(今北京西南),截住隋煬帝的歸路,可以不戰而擒;中計是西入長安,據險自固,必克萬全之勢;下計是就近進攻東都,頓兵堅城之下,勝負未知。楊玄感卻以李密的下計為上策,久攻東都不下。隋煬帝回師攻打楊玄感,楊玄感敗死。李密在逃亡中被捕。時煬帝在高陽,李密等在解送途中,用計逃脫。自此數年,密輾轉於平原、淮陽間,過著亡命的生活,十分潦倒。

    大業十二年()各地農民起義軍有了很大的發展。韋城(今河南滑縣)法曹翟讓據有瓦崗寨,李密因翟讓的部將王伯當之薦,走投翟讓。他為翟讓畫策,自往遊說鄰近的小股義軍,所至皆附,因此得到翟讓的信任。李密對翟讓說「今兵眾既多,糧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敝,大敵一臨,死亡無日。未若直趨滎陽,休兵館谷,待士馬肥充,然可與人爭利。」翟讓採納了這個意見,引兵攻破要塞金隄關(今河南滑縣南)和幾個縣城。滎陽地勢險要,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隋煬帝派張須陀為滎陽通守,帶精兵兩萬前往鎮壓。翟讓曾經屢次被張須陀打敗,聽說他又來了,有些害怕,想引軍退避。李密說「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而禽。公但列陣以待,保為公破之。」翟讓不得已,勒兵將戰,李密分兵千餘人埋伏在大海寺北叢林中。翟讓與戰不利,稍向後退,伏軍突然從敵後殺出,張須陀陷入重圍,兵敗身亡,瓦崗軍第一次獲得全殲敵軍的大勝。

    由於李密作戰有功,翟讓叫他建立牙帳,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密又躬行儉素,所得財寶都賞給部眾,因此很得軍心。這時李密又提出襲取興洛倉(一名洛口倉,在今河南鞏縣境內)的建議,說「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親率大眾,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眾,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大業十三年(7)春,李密與翟讓率精兵七千人,出陽城北,翻越方山,從羅口襲取《隋書》卷七○《李密傳》。下引本傳,不另加注。

    2《新唐書》卷八四《李密傳》。

    34《舊唐書》卷五三《李密傳》。

    興洛倉。打開倉庫,「恣人所取,老弱襁負,道路不絕,眾至數十萬。」興洛倉為東都糧食所取給,東都留守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萬五千進攻瓦崗軍。雙方隔石子河而陣。李密親率勇士埋伏在橫嶺下,翟讓接戰不利,密設伏兵橫衝隋軍,隋軍大敗,「士卒死者什六七」,瓦崗軍「盡收其輜重器甲,威聲大振」2。

    在瓦崗軍的勝利發展中,李密作出了重要貢獻,在全軍中有了很高的威望,於是翟讓就推李密為主,號為魏公。大業十三年二月庚子,李密在鞏縣南設壇即位,自稱為永平元年,開始建立政權機構。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魏公府,置三司、六衛,元帥府置長史以下官屬。拜翟讓為上柱國、司徒,封東郡公,以單雄信為左武侯大將軍,徐世勣為右武侯大將軍,房彥藻為元帥左長史,邴元真為右長史;楊德方為左司馬,鄭德韜為右司馬,祖君彥為記室,其餘封拜有差。風聲所至,趙魏以南,江淮以北,義軍首領如孟讓、郝孝德,王德仁、房獻伯、王君廓、李士才、魏六兒、李德謙、張遷、李文相等,都歸附李密。密各給官爵,「置百營簿以領之。道路降者不絕如流,眾至數十萬」3。

    李密築洛口城,周圍四十里,作為魏國的都城。隋大將裴仁基率兵降李密,密使仁基與孟讓率兵三萬餘人襲破回洛倉(河南洛陽隋故城北七里),入東都,燒天津橋,為東都兵所敗。李密乃親自率兵三萬,再次攻下回洛倉,大修營塹以逼東都。李密又用徐世勣建議,派世勣率兵五千自原武渡河,會郝孝德、李文相等軍襲破黎陽倉(今河南浚縣西南),「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這時竇建德、朱粲等也遣使附密,「密為海內豪傑共推盟主」2。

    在這一形勢下,李密移檄四方,聲討隋煬帝十大罪狀,如云「廣立池台,多營宮觀,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科稅繁猥,不知紀極,頭會箕斂,逆折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損千金之費;」「年年歷覽,處處登臨,家苦納秸之勤,人阻來蘇之望;」「恃眾怙力,強兵黷武,義夫切齒,壯扼腕;」「愎諫違卜,蠹賢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害,遂令君子結舌,賢人緘口。」總之是「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3號召各地起義軍同心戮力,推翻隋朝的統治。

    正當李密兵鋒甚銳,威逼東都的時候,隋煬帝命監門將軍龐玉、虎賁郎將霍世軍將關內兵,江都通守王世充將江淮勁卒,增援東都。東都駐軍十餘萬人都由王世充指揮,進擊李密於洛口,與密軍夾洛水互擊,各有勝敗。由於李密的勢力日益強大,他和翟讓之間的矛盾也逐漸激化起來。李密雖為翟讓所推,但也心存戒備,平日「恭儉自勵,布衣蔬食,所居之室,積書而已。子女珍玩,一無所取。密又儀形吵小,讓弗之忌」4。及密建蒲山公《舊唐書》卷五三《李密傳》。

    2《資治通鑒》卷一八三,恭帝義寧元年。

    3《資治通鑒》卷一八三,恭帝義寧元年。

    《資治通鑒》卷一八四,恭帝義寧元年。

    2祖君彥《為李密與袁子干書》,《全唐文》卷一三二。

    3《舊唐書》卷五三《李密傳》。

    4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中。

    營,「麾下士卒多為讓士卒所陵辱,以威約有素,不敢報也」。李密既為魏公,威權日高。翟讓的司馬王儒信勸他自己作塚宰,執掌大權,翟讓不從。兄翟弘又說「天子汝當自為,奈何與人!汝不為者,我當為之。」2翟讓大笑,不以為意。李密得知後卻很不高興。翟讓又對左長史房彥藻說「君前破汝南,大得寶貨,獨與魏公,全不與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3這就不免引起李密左右的疑懼,他們勸李密說「讓貪愎不仁,有無君之心,宜早圖之!」李密雖然表示「今安危未定,遽相誅殺,何以示遠!」4但經不起他們的一再慫恿,終於同意採取行動。大業十三年十一月,在石子河擊敗王世充之後,李密置酒宴請翟讓。席間房彥藻將翟讓隨從引開,密出良弓,請翟讓試射。翟讓剛剛拉開弓弦,李密部將蔡建德突然舉刀從後面砍殺翟讓。翟讓大吼一聲,倒了下去。讓兄弘、侄摩侯、親信王儒信等同時被殺。徐世勣倉皇走出,被守門的兵士砍傷了脖子。單雄信叩頭求活。其餘隨從人員一時驚擾,不知所措。李密大聲說「與君等同起義兵,本除暴亂。司徒專行暴虐,陵辱群僚,無復上下,今所誅止其一家,諸君無預也。」5翟讓部眾都想散去,李密使單雄信前往宣慰,又單騎入營中加以安撫。令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領其眾。這樣,混亂的形勢雖得穩定,「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

    翟讓被害之後,王世充募兵饗士,欲乘月晦偷襲倉城。李密事先從王世充降卒口中,探知敵情,有所準備,命郝孝德、王伯當等分兵屯於倉城之側以待之。那天夜裡王世充兵果然來了,諸軍齊發,王世充大敗,斬其驍將費青奴,士卒戰溺死者千餘人。世充移營洛北,越王侗加撥七萬兵給他。王世充又命諸軍各造浮橋,渡洛水進攻李密。密初戰不利,世充進迫城下。李密選銳卒數百人,分三隊出擊。王世充又被打敗,爭橋溺死者萬餘人,諸將楊威、王辯、霍世舉、劉長恭等皆死於陣。世充逃往河陽。李密乘勝取偃師(今河南偃師縣東),修金鏞城(今洛陽東北)以居之。竇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圓朗等都奉表勸進,部屬裴仁基等也勸李密稱皇帝。李密說「東都未平,不可議此。」大業十四年(8)三月,隋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在江都發動兵變,殺死隋煬帝,引兵十餘萬西進,因李密佔據鞏、洛,便取東郡(大業初改兗州為東郡),攻黎陽。李密率步騎二萬壁於清淇(今河南浚縣西),命徐世勣退保倉城,宇文化及攻之不能下。密知化及少食,利在速戰,既不與交鋒,又斷其歸路。假意言和,還送給他糧食,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後知中計,化及與李密大戰於衛州童山(即同山,在今河南浚縣西南)下,打了一整天,密中流矢,墮馬悶絕,左右奔散,賴秦叔寶捍衛,得免於難。叔寶復收兵與化及力戰,把他打退了。化及力竭糧盡,部將陳智略、張章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者前後相繼」。化及北走魏縣(今河北大名西南)。

    當宇文化及由江都北上的時候,東都君巨大為震懼,越王侗遣使「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封李密為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台行軍元帥、魏《資治通鑒》卷一八三,煬帝大業十二年。

    234《資治通鑒》卷一八四,恭帝義寧元年。

    5《資治通鑒》卷一八四,恭帝義寧元年。

    《資治通鑒》卷一八四,恭帝義寧元年。

    《資治通鑒》卷一八四,高祖武德元年。

    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李密為解除後顧之憂,接受了東都的封號,因得奮力擊敗化及。李密將要入朝,行至溫縣,得知東都已發生兵變,王世充奪取大權,原來主張聯合李密的大臣元文都、盧楚等被殺,因此返回金鏞。

    李密見東都兵屢被擊敗,將相間又自相殘殺,以為東都旦夕可平。不料王世充掌權之後,厚賞將士,繕治器械,積極準備進攻李密。這時李密雖破宇文化及,而「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武德元年九月,王世充簡練精銳兩萬餘人,馬二千匹,出擊李密。李密留王伯當守金鏞,親率精兵出偃師迎敵。當時密車內部對於作戰方案意見不一,裴仁基主張扼守要路,阻止世充東進,同時分兵三萬,乘虛以逼東都,迫使敵軍回救。彼救則我守,彼攻則我逼,如此反覆,使之疲於奔命,一定可操勝算。李密也認為東都兵銳不可當,「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斗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2。但是單雄信、陳智略等卻輕視王世充兵力,力主迎戰。李密「惑於眾議」,於是雙方展開決戰。第一天接戰時,就遭到失利,裴行儼、程咬金等驍將十餘人都受重傷。李密又恃傲輕敵,不設壁壘,敵軍乘夜潛伏溪谷中。第二天正當激戰時,王世充把事先準備好一個形貌類似李密的人,牽過陣前,大呼「已獲李密矣」!敵軍士氣倍增,伏兵又乘高而下,奔向密營,縱火焚其廬舍。密軍大潰,部將張童仁、陳智略皆降;密與萬餘人弛向洛口。守衛洛口倉的邴元真暗引王世充軍入城,單雄信坐視不救,投降王世充。李密直奔虎牢,將往黎陽依徐世勣。有人說「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至於死,今瘡猶未復,其心安可保乎!」時王伯當棄金鏞,保河陽(今河南孟縣南),李密便往河陽會王伯當。他對王伯當說「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身刎,請以謝眾。」伯當抱密,號叫慟絕,部眾都流淚不止。於是李密提議「共歸關中」,投奔唐朝。隨從李密入關的還有兩萬人。

    李密西行途中,唐派遣迎勞的使者相望於道。密喜道「我擁眾百萬,一朝解甲歸唐,山東連城數百,知我在此,遣使招之,亦當盡至;比於竇融,功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及至長安,禮數漸薄,唐以李密為光祿卿、上柱國,封邢國公。執政者又來求賄,意頗不平。過了不久,李密向唐高祖建議,願往關東招撫舊部,以圖報效。高祖令與王伯當同行,分其部眾半留華州(今陝西華縣),半隨李密出關。密至稠桑驛(今河南靈寶北),唐高祖改變了主意,驛召李密回京,更受節度。李密早就聽說有人反對他出關,因此大為疑懼,不聽王伯當等的勸告,殺了來使,襲破桃林縣(今河南靈寶北老城),打算投奔故將伊州刺史張善相,以圖再舉。中途為唐軍截擊,李密被殺,時年三十七歲。徐世勣表請收葬於黎陽山南,墳高七仞。《舊唐書》評論李密密「心斷機謀,身臨陣敵,據鞏、洛之口,號百萬之師,竇建德輩皆效樂推,唐公給以欣戴,不亦偉哉!及偃師失律,猶存麾下數萬眾,苟去猜忌,疾趨黎陽,任世勣為將臣,信魏徵為謀主,成敗之勢,或未可知。至於天命有歸,大事已去,比陳涉有餘矣!」由此可見,李密在組織群眾,摧毀暴隋,掃除虐政方面起到重大的歷史作用。

    2《資治通鑒》卷一八六,高祖武德元年。

    《舊唐書》卷五三《李密傳》。

    第二節竇建德竇建德(573—2),清河漳南(今河北故城)人。他家世代務農。他有膽氣,有勇力,在鄉里有點名聲。他當過里長,曾因犯法出逃,遇大赦才得回家。父死,鄉里送葬的有一千多人。人們給他贈送的財禮,一概不收。大業七年(),隋煬帝募兵伐高麗,竇建德被選為二百人長。時縣人孫安祖因家中貧苦,不願應徵,縣官把他抓起來打了一頓。安祖一怒之下殺死了縣官,投奔到竇建德家。建德對他說「往歲西征,瘡痍未復,百姓疲弊,累年之役,行者不歸。今重發兵,易可搖動。大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為逃亡之虜也!」因勸安祖往高雞泊(今河北故城西南)聚眾起事。高雞泊在漳南附近,寬廣數百里,港汊交錯,蘆葦叢生,是個易守難攻的地方。在孫安祖的同意下,竇建德「招誘逃兵及無產業者,得數百人」,讓孫安祖率領往高雞泊去了。

    這時鄃(今山東夏津)人張金稱糾集百來人,在河阻中起義,蓨(今河北景縣)人高士達聚眾千餘,在清河(今河北清河西北)界中起義。由於這些起義軍不侵犯竇建德的家鄉,官府懷疑建德和他們有交結,把建德的家屬全殺了。建德在外聽到這個消息,便帶領所部兩百人投奔高雞泊的高士達。高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為司兵。後來孫安祖為張金稱所殺,部眾數千人歸附建德,建德從此發展到一萬多人。建德能「與士卒均執勤苦」,很得部眾的擁護。

    大業十二年冬,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餘人,攻打高士達。士達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便以建德為軍司馬,讓他指揮戰鬥。建德選拔精兵七千,假稱和高士達有仇怨,向郭絢投降,引郭至長河地界相會,共圖士達。郭絢信以為真,「益懈而不備」。於是建德發起突然襲擊,大破絢軍,殺略數千人,獲馬千餘匹,並追斬逃跑的郭絢。

    就在這時,隋將楊義臣消滅了張金稱,乘勝至平原(今山東陵縣),將進攻高雞泊。竇建德看到隋軍銳氣方盛,勸高士達暫時退卻,使楊義臣「欲戰不得,空延歲月,將士疲倦,乘便襲擊,可有大功」。高士達不聽建德的話,讓他留守,親自率兵迎戰。獲得小勝,就「縱酒高宴,有輕義臣之心」。建德得知道「東海公未能破賊,而自矜大,此禍至不久矣。」過了五天,楊義臣果然大破高士達,並斬士達於陣,乘勢追擊建德。建德寡不敵眾,帶了百餘騎後撤。楊義臣以為高雞泊的起義軍已經解決,便把軍隊撤走了。竇建德乘機攻佔饒陽(今屬河北),收編餘部,為士達發喪成禮,安葬陣亡將士,士氣復振,開始自稱將軍。由於他不殺隋官,隋朝的郡縣長吏也有以城降附他的,兵力發展到十幾萬人。

    大業十三年春,竇建德建都樂壽(今河北獻縣),稱長樂王,年號丁丑,開始設置百官。建德率兵攻佔信都(今河北冀縣)、清河諸郡,並俘斬隋將楊善會於清河。

    這年七月,隋煬帝命左翊衛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率兵三萬,馳援東都,《舊唐書》卷五四《竇建德傳》。下引本傳,不另加注。

    建德稱長樂王的年代,《舊唐書·高祖紀》作武德元年,此據《隋書·煬帝紀》、《舊唐書·竇建德傳》及《資治通鑒》卷一八三。

    「所過盜賊,隨便誅剪」。當薛世雄軍進抵河間七里井(今河北河間南)的時候,竇建德預先選拔了精兵數千,埋伏在水泊裡邊,故意撤走各路軍隊,揚言要撤往豆子■(在今山東商河、惠民北)去。薛世雄果然「以為建德畏己,乃不設備」。建德偵察好了敵情,率勇士一千人,在瀰漫的大霧中突然襲擊隋軍兵營。隋軍頓時大亂,「軍不成列,皆騰柵而走」2,自相踐踏而死的就有一萬多人。薛世雄只帶著幾百名騎兵逃回涿郡。竇建德乘勝出擊,取得了河北大部分郡縣。

    武德元年(8)十一月,樂壽出現了五隻大鳥,還有幾萬隻相從的鳥,竇建德以為祥瑞,改元五鳳。又有宗城人獻玄珪一枚,景城丞孔德紹說「昔夏膺菉,天賜玄珪,今瑞與禹同,宜稱夏國。」於是改國號為夏,以宋正本為納言,孔德紹為內史侍郎。

    這時殺死隋煬帝的宇文化及,已由江都北上,稱帝於魏縣(今河北大名西南)。竇建德對宋正本、孔德紹說「吾為隋之百姓數十年矣,隋為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殺之,大逆無道,此吾仇也。請與諸公討之,何如?」孔德紹也認為宇文化及「篡隋自代,乃天下之賊也,此而不誅,安用盟主!」武德二年春,建德舉兵進討化及,連戰連勝。化及保據聊城,建德以撞車拋石,四面急攻,打進城內,擒殺了宇文化及。

    起初一些起義軍「得隋官及山東士子皆殺之」,竇建德卻「每獲士人,必加恩遇」。他得到饒陽縣長宋正本就引為謀主。河間郡丞王琮投降以後,建德部下因王琮守郡時殺傷起義軍很多,要將他處死。竇建德卻認為王琮是「義士」,並稱從前在高雞泊可以「恣意殺人」,現在要「安百姓以定天下」,就不能那樣做了。他即日叫王琮做瀛州刺史。景城戶曹張玄素被俘以後,建德讓他做治書侍御史,他堅辭不幹,直到煬帝被殺,才接受黃門侍郎的任命。建德殲滅宇文化及之後,俘獲了大批的隋官,一一加以任用。以裴矩為尚書左僕射,崔君肅為侍中,何稠為工部尚書,柳調為左丞,虞世南為黃門侍郎,歐陽詢為太常卿。其餘也都隨才授任,委以政事。建德立國以後,文物法度未備,裴矩替他「創定朝儀,權設法律,建德大悅,每咨訪焉」。建德自奉儉約,布衣蔬食。妻曹氏不穿絲綢。在戰鬥中繳獲的財物,都分給將士,自己一無所取。家中使喚的婢妾很少,得隋宮人以千數,一概放散。得隋文武官及驍果,尚且一萬,也聽任散去。

    這年八月,建德攻佔洺州(今河北永年東南),在這裡築萬春宮,作為新的都城。「始自尊大,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下書言詔」。隋義成公主先嫁突厥,遣使迎接蕭皇后(隋煬帝之後),建德遣千餘騎送蕭後往突厥。「既與突厥相連,兵鋒益盛」。建德在洺州勸課農桑,發展生產。《太平寰宇記》載貝州清河縣枯下渠稱「大業十三年,竇建德於廣平郡又疏此水入柳溝,遂與永濟合流。」可見竇建德早已注重水利的興修,這有利於農業的發展,因而「境內無盜,商旅野宿」2。

    正當竇建德雄踞河北的時候,王世充擊潰李密,在洛陽自稱鄭帝,成為河南最強大的軍事集團。李淵已在長安建唐稱帝,決心東向爭奪中原之地,《資治通鑒》卷一八四,恭帝義寧元年。

    2《隋書》卷六五《薛世雄傳》。

    《舊唐書》卷六三《裴矩傳》。

    2《資治通鑒》卷一八八,高祖武德三年。

    實現全國統一。武德三年七月,李世民帶兵出關,攻打洛陽,河南郡縣大半歸唐,洛陽成了孤城。王世充幾次派人向竇建德求援。竇建德開始不予理睬,想在唐、鄭鬥爭中坐收漁人之利。十一月,竇建德率軍渡河南下,攻打濟陰孟海公。次年二月,克周橋(今山東定陶),虜孟海公,遂並其眾。這時洛陽的形勢日趨危急。中書舍人劉斌建議「今唐有關內,鄭有河南,夏居河北,此鼎足相持之勢也。聞唐兵悉眾攻鄭,首尾二年,鄭勢日蹙,而唐兵不解。唐強鄭弱,其勢必破鄭。鄭破,則夏有齒寒之憂。為大王計者,莫若救鄭。鄭拒其內,夏攻其外,破之必矣。若卻唐全鄭,此常保三分之勢也。若唐破後,而鄭可圖,則因而滅之,總二國之眾,乘唐軍之敗,長驅西入,京師可得而有,此太平之基也。」建德大喜,認為這是「良策」,決定援救王世充。三月,親率大軍十餘萬,向洛陽進發。一路攻城掠地,直抵滎陽,泛舟運糧,水陸並進,駐軍成皋(今滎陽西北汜水鎮)的東原,築宮於板渚(今滎陽高村西北牛口峪附近),以示必戰。建德一面派人通知王世充,內外相應;一面致書李世民,要求唐軍退至潼關,把侵佔的地方還給王世充。唐軍面對這一新的情況,有人主張退守新安(今屬河南,在洛陽西),等待時機,再圖進取。李世民認為,王世充士卒精疲力竭,糧食已盡,上下離心,不須大力進攻,就可取勝。竇建德新破孟海公,將驕卒惰,並不可怕,只要扼守虎牢(今滎陽汜水鎮),使敵軍無法西進,世充很快就會崩潰。那時城破兵強,氣勢自倍,就可收到「一舉兩克」的奇功。於是李世民一面分兵圍困洛陽,一面親自率軍據守虎牢,阻擊夏軍。

    竇建德迫於虎牢之險,不能西進,而且和唐軍相持月餘,數戰不利,人心思歸。糧運又被唐軍抄襲,大將張青特被俘,形勢更為不利。國子祭酒凌敬建議渡河攻取懷州(今河南沁陽)、河陽(今河南孟縣南),然後越太行山而入汾、晉,趣蒲津(在今山西永濟蒲州鎮)。如此,一則師出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竇建德本想接受這個意見,但因部將收受了王世充使者的賄賂,都把凌敬的建議,說成「書生」之見,竇建德因此不予採納。其妻曹氏又向建德說「祭酒之言可從,大王何不納也?請自滏口(今河北磁縣西北鼓山)之道,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以自救,此則鄭圍解矣。今頓兵武(虎)牢之下,日月淹久,徒為自苦,事恐無功。」建德說「此非女子所知也。且鄭國懸命朝暮,以待吾來,既許救之,豈可見難而退,示天下以不信也!」竇建德一心決戰,不聽別人的勸告。

    這時竇建德想乘唐軍芻草已盡、牧馬河北的時機,襲擊虎牢。李世民偵悉這一情況,於五月一日渡河,察看敵情,當晚回營。留馬匹千餘,放牧河邊,引誘夏軍。第二天早晨,竇建德果然全軍出動,自板渚出牛口(今滎陽西北)佈陣,北拒大河,西薄汜水(今滎陽縣東北),南連鵲山(今滎陽西南),長達二十里。李世民登高瞭望,對諸將說,竇軍「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甲不出,彼勇氣自衰,陣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

    夏軍士兵等到中午,不見唐軍出戰,又疲勞,又飢餓,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到河灘上去取水喝。李世民看到夏軍顯得疲乏,陣勢已經鬆動,認為時機已到,就命令將士渡過汜水,向夏軍發動猛烈攻擊。這時竇建德正在舉行《資治通鑒》卷一八九,高祖武德四年。

    朝會,倉猝應戰,陣勢大亂。李世民率領精騎插入夏軍陣後,樹起唐軍的大旗。夏軍將士回頭一看,以為唐軍佔領了大營,無心再戰,紛紛逃散。建德在混戰中被刺傷,退至牛口渚,為唐軍所俘。李世民將竇建德等解至洛陽城下,令與王世充相見,王世充見大勢已去,便投降了唐軍。

    建德妻曹氏及左僕射齊善行帶領幾百名騎兵逃回洺州,餘眾要立建德養子為主,繼續抗爭。善行主張「不如委心請命,無為塗炭生人」。便將府庫財物分給士卒,各令散去。善行乃與裴矩、曹旦及建德妻等率官屬舉山東之地投降唐朝。七月,竇建德解至長安被害,時年四十九。

    竇建德自起兵至敗亡,首尾共歷十一年。舊史評論道「建德義伏鄉閭,盜據河朔,撫馭士卒,招集賢良,中絕世充,終斬化及,不殺徐蓋,生還神通,沉機英斷,靡不有初。及宋正本、王伏寶被讒見害,凌敬、曹氏陳謀不行,遂之亡滅,鮮克有終矣。」舊史指出竇建德的失敗在於「愎諫」,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教訓。但竇建德的遺愛,仍然長期存留在河北人民的心中。河北大名縣有「竇王廟」,父老群祭,歷久不衰。大和三年(829),魏州書佐殷侔有感於其事,特在廟中立了一塊紀念碑。

    兩《唐書》本傳說他自起兵至滅亡凡六年,不確。

    第三節杜伏威杜伏威(?—24),齊州章丘(今屬山東)人。少時落拓不羈,不事生產,家境極為貧困。他與臨濟(今山東章丘西北)人輔公祏為刎頸之交。公祏姑家以牧羊為業,公祏屢次暗地送羊給伏威。姑家因此舉報他們偷盜的事,官府緝捕很急,伏威與公祏便逃亡在外,聚眾起義。這時伏威才十六歲。杜伏威是一個很勇敢的青年,每次戰役,「出則居前,入則殿後」。所以部眾都很佩服他,推他做首領。

    當時山東人民苦於隋煬帝的征役,王薄、左君行等首先起義於長白山(今山東鄒平西南會仙山)。大業九年(3),杜伏威率眾往投左君行,沒有得到左君行的重視,便離開長白山南下,輾轉到達淮南,自稱將軍。當時下邳(今江蘇宿遷東南)有苗海潮部起義軍,杜伏威派輔公祏前去對海潮說「今同苦隋政,各興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見擒,何不合以為強,則不患隋軍相制。若公能為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可來聽命,不則一戰以決雄雌。」海潮不敢抗,便率眾歸附伏威。接著,江都留守派校尉宋顥領兵攻擊伏威,伏威佯為敗走,將隋軍誘入蘆葦叢中,順風縱火,使陷入沼澤中的隋軍全部燒死。海陵(今江蘇泰州)義軍首領趙破陳聽說伏威兵少,有些輕視他。派人要求伏威合併過去。伏威叫輔公祏領兵在外待變,自己帶了十來個人抬著牛酒去見趙破陳,破陳很高興,把伏威請進營帳中,召集所有頭領,縱酒高會。伏威突然在席上殺死了趙破陳,在座的人驚慌不及救,伏威又殺了幾十個人,輔公祏的兵及時趕到,便把趙破陳的部眾合併過來,共有幾萬人,勢力更強了。

    大業十一年,起義軍李子通部一萬來人,也從長白山到達淮南,和杜伏威部聯合。伏威選軍中壯士養為假子,凡三十餘人,以王雄誕、闞稜最為強勇。不久,李子通謀殺杜伏威,派兵襲擊他。杜伏威受了重傷,掉下馬來,王雄誕背負他逃到蘆葦叢中,收集散兵,重整旗鼓。隋將來整乘機進攻,黃花輪一戰,伏威大敗,又被重創。部將西門君儀的妻子王氏,勇而多力,背負伏威逃走。王雄誕率壯士十餘人隨行保衛,與隋兵力戰,才得脫臉。伏威收集余兵得八千人,在鹽城(今屬江蘇)殲滅了隋將公孫上哲的軍隊。

    大業十三年,隋煬帝派右御衛將軍陳稜以精兵進攻杜伏威,時伏威屯六合(今屬江蘇),率眾抵禦。陳稜閉壁不戰,伏威送他一身婦人衣服,稱他為「陳姥」,以此激怒隋軍。陳稜果然出戰,伏威揮軍奮擊,衝進敵陣中,把隋軍打得大敗,陳稜狼狽逃跑了。伏威乘勝破高郵(今江蘇高郵西北),引兵渡淮,據有歷陽(今安徽和縣),自稱總管,以輔公祏為長史。分遣諸將掠取屬縣,江淮間義軍紛紛歸附。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稱為「上募」,待遇優厚,與同甘苦。每有攻戰,使上募先擊。戰鬥完了,查看背上受傷的就殺掉,因為這種人是「退而被擊」的。所獲資財,都賞給戰士。士卒有戰死的,把他的妻子殉葬,「故人自為戰,所向無敵」。

    宇文化及既殺隋煬帝,以杜伏威為歷陽太守,伏威不受。仍上表於東都,皇泰帝(即越王侗)以伏威為東南道大總管,封楚王。武德二年(9)九月,唐高祖遣使招撫杜伏威,伏威請降。唐以伏威為和州總管、東南道行台尚書《舊唐書》卷五六《杜伏威傳》。下引本傳,不另加注。

    令,封楚王。逾年又以為使持節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東南道行台尚書令、淮南道安撫大使,進封吳王,賜姓李氏。

    這時大江南北,沈法興據毗陵(今江蘇常州),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彼此展開了錯綜複雜的鬥爭。武德三年,陳稜、沈法興既已為李子通擊潰,杜伏威遣輔公祏將卒數千攻李子通。公祏渡江攻下丹陽(今江蘇南京),進屯溧水(今屬江蘇),大敗李子通。子通棄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於伏威。伏威徙居丹陽,從此「進用人士,大修器械,薄賦斂,除殉葬法,其犯奸盜及官人貪濁者,無輕重皆殺之」。採取了一些強化政權,安定社會的措施。武德四年冬,杜伏威遣王雄誕進攻李子通,子通迎戰於蘇州,大敗,退保杭州。雄誕追敗子通於城下,子通窮蹙請降,伏威執送長安。雄誕又破汪華於歙州(今屬安徽),於是伏威「盡有江東淮南之地,南接於嶺,東至於海」,成為南方最大的力量。

    唐高祖既平河南、河北,武德五年遣使征伏威入朝。伏威「俯首應詔,不悅於躬」。時李世民新平劉黑闥,進攻徐圓朗,聲震淮泗,伏威心懷畏懼,又經李百藥等勸說,終於西行入朝。唐拜伏威為太子太保,仍兼行台尚書令,留居長安,位在齊王元吉上,以示尊寵。

    杜伏威「崇尚佛理」2,尤信道教,「好神仙長年術」3,服食雲母中毒,於武德七年二月暴卒。時輔公祏在丹陽起兵反唐,詐稱伏威之命,以蒙蔽部眾。唐將李孝恭既平公祏,把公祏的反書送給唐廷,高祖信以為真,乃奪伏威官爵,沒入家產。唐太宗即位,知道伏威蒙受冤屈,恢復了他的官爵,並以公禮成葬。

    《舊唐書》卷一《高祖紀》。

    《續高僧傳》卷十四,《唐蘇州通玄寺釋慧頵傳》。

    2《續高僧傳》卷十四,《唐蘇州通玄寺釋慧頵傳》。

    3《新唐書》卷九二《杜伏威傳》。

    第五章李勣魏徵第一節李勣瓦崗起義李勣(594—9),他本姓徐,名世勣,曹州離狐(今山東東明東南)

    人。唐高祖賜姓李,又避太宗諱,遂單名勣。李勣出身於土豪,「家多僮僕,積粟數千鍾」。他為人慷慨,仗義疏財,與他父親「皆好惠施,拯濟貧乏,不問親疏」。大業十二年(),翟讓在瓦崗(今河南滑縣南)聚眾起義。這時,十七歲的李勣也前來參加。他勸告翟讓說「東郡於公與勣皆為鄉里,人多相識,不宜侵掠。滎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掠商旅,足以自資。」翟讓採納了他的建議,率軍西進,很快攻入二郡境內,掠取公私商船,因而「資用豐給,附者益眾」2,隊伍很快發展到一萬多人。瓦崗軍的發展與壯大,引起了隋皇朝的恐懼與不安,立即派滎陽通守張須陀率軍前來鎮壓。翟讓用李密的計謀,於滎陽大海寺附近同張須陀交戰,李勣與李密將隋兵團團圍住,經過浴血奮戰,殺死張須陀,壯大了起義軍的聲威。

    李勣見李密的才幹勝過翟讓,便與王伯當共同勸說翟讓推李密為主,於是李密被尊為魏公,成為瓦崗軍的最高統帥。不久,李勣以奇計於洛水大破隋將王世充軍,因功封為東海郡公。當時,河南、山東發生了嚴重的水災,餓殍滿野,隋煬帝雖命令開黎陽倉救災,但由於政令紊亂,倉吏又不能及時散發,致使每天餓死數萬人。李勣遂向李密獻計說「天下大亂,本是為饑,今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李密接受了他的建議,命他率本部五千人馬向黎陽倉進發,在其他義軍的配合下,當天即攻佔了黎陽倉,並迅速開倉濟貧,任民所取,因而博得了饑民的熱烈擁護,紛紛加入了起義軍,「一旬之間,勝兵二十萬餘」。從而迅速地壯大了隊伍,開創了起義軍蓬勃發展的新局面。

    義寧元年(7),瓦崗軍發生內訌,李密設計殺死翟讓,李勣也被門衛砍傷。李密將李勣扶入帳內,親自為他上藥,並讓李勣與單雄信等人統率翟讓舊部,「中外遂定」。

    事後,李密驕傲自大,又不撫恤士兵,倉糧雖多,但府庫無錢帛,戰鬥獲勝,又無所賞賜,兵士不滿。李勣見軍心不穩,一再提醒李密,指出他的失誤。李密很不高興,遂命他出鎮黎陽。「雖名委任,實亦疏之」2。

    宇文化及於江都縊殺隋煬帝后,率十萬大軍北上,奔東都洛陽而來。越王楊侗剛即帝位,自度抵擋不住,遂誘降李密,命他討伐宇文化及。李勣奉命守倉城,於城外掘深溝,加強守備。宇文化及來勢洶洶,架設攻具,四面攻城,但受深溝所阻,不能到達城下。李勣又於溝中挖地道,出擊敵人,宇文化及大敗而去。

    武德二年(9),李密被王世充擊敗,入關降唐,李勣仍據守黎陽等十《舊唐書》卷六七《李勣傳》。下引本傳,不另加注。

    2《資治通鑒》卷一八三,煬帝大業十二年。

    《資治通鑒》卷一八四,恭帝義寧元年。

    2《資治通鑒》卷一八六,高祖武德元年。

    郡之地,未有歸屬。後聽從魏徵的勸說,決定歸唐。他對長史郭孝恪說「魏公既歸大唐,今此人眾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是利主之敗,自為己功,以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錄州縣名數及軍人戶口,總啟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於是派人至長安獻於李密。使者初到京城,陳二狗的妖孽人生帖吧唐高祖聽說沒有表奏,唯有給李密的信函,感到奇怪。使者奏明瞭李勣的本意,高祖十分高興,並稱讚他「感德推功,實純臣也」。即詔授他為黎陽總管、上柱國,加右武候大將軍,封曹國公,賜良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其父李蓋也受到了封賞。並令李勣統「河南、山東之兵以拒王世充」。

    不久,李密叛唐被殺。李勣崇尚義氣,上表請准其收葬。高祖歸還了李密屍體,李勣備君臣之禮,「大具威儀,三軍縞素」,安葬於黎陽山。禮畢,才與將士脫下喪服。他的這種「事君以忠」的舉動,再次博得了人們的讚許,「朝野義之」。

    投唐立功武德二年(9)十月,竇建德率大軍南下,與李勣的巡邏部隊遭遇,混戰一場。建德進攻黎陽,一舉破城,俘獲了淮安王李神通、魏徵與李勣父李蓋,唯李勣率百餘騎突圍而出。但因其父被俘,又返回來投降竇建德,授任左驍騎將軍,仍守黎陽。2李勣雖投降了竇建德,卻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他想脫身歸唐,又怕其父受到連累,便與郭孝恪定計,先立功效以取信竇建德,然後再尋機脫身。於是他主動出擊王世充,攻破獲嘉城,俘獲很多;接著又襲擊新鄉,俘虜其騎將劉黑闥,都獻給竇建德。李勣屢建戰功,得到了竇建德的信用,使防範鬆弛,遂於武德三年(20)正月歸唐。有人勸竇建德殺死李蓋,他說「世勣,唐臣,為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遂捨而不殺。

    李勣歸唐後,仍任總管。不久,隨從秦王李世民平定劉武周,大獲全勝。接著,又參加了平定王世充的戰鬥。這年九月,唐軍於邙山擊敗王世充軍,進逼洛陽,其管州總管楊慶請求投降。楊慶原李密舊將,李世民派李勣率軍赴轘轅道安撫其眾,於是,滎、汴、淆、豫九州相繼來降。2這時,王世充子玄應鎮守虎牢,屯軍於滎陽、汴州之間,聞知管州降唐,欲率軍收復管州,被李勣擊退。接著,李勣讓郭孝恪致書滎州刺史魏陸,魏陸降唐,並擒獲了王玄應的四員大將。翌年二月,李勣進軍虎牢,王世充鄭州司兵沈悅暗中投降,並做內應,遂一舉攻佔虎牢,活捉了刺史荊王王行本。王世充一面死守洛陽孤城,一面向竇建德求救。竇建德以為唇亡齒寒,遂率大軍南下救援,相繼攻佔了管州、滎陽。李世民與李勣扼守虎牢,以阻止竇建德軍西進。三月,李世民與李勣等在虎牢東觀察竇建德營壘,與其遊兵相遇,竇建德立即派出五六千騎兵追擊。李勣率伏兵奮力衝殺,大破敵兵,斬首三百餘級,並活捉其二員驍將,凱旋而歸。唐軍很快俘虜了竇建德,平定了王世充,勝利返回長安。在這次東征中《貞觀政要》卷二。

    《資治通鑒》卷一八八,高祖武德三年。

    2《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資治通鑒》卷一八九,高祖武德四年。

    論功行賞,李世民為上將,李勣為下將。李勣以自己的驍勇善戰位居諸將之首,與秦王都身披黃金甲,乘戎輅,向太廟告捷。

    李勣很重義氣。他在瓦崗時曾與單雄信結拜為兄弟,誓同生死。後李密兵敗,單雄信投靠了王世充。單雄信作戰勇猛過人,在唐軍圍攻洛陽時,他馳騁沙場,揮槍幾中齊王李元吉。平定洛陽後,單雄信被俘,將要處死。李勣請以自己的官爵贖雄信之罪,李世民不准,他哭著對雄信說「平生誓共為灰土,豈敢念生,但以身許國,義不兩遂。雖死之,顧兄妻子何如?」因用刀割下一塊股肉,請雄信吃下,說「示無忘前誓。」2在處死竇建德不久,唐高祖又徵調竇建德舊將入長安,原舊將驚懼不安,於是劉黑闥又串通李密舊將兗州總管徐圓朗起兵反唐。河北各地竇建德舊將及豪右多殺官吏響應,一時發展到數萬人,聲勢浩大。劉黑闥攻陷了冀州,進逼宗城(今河北威縣東)。時李勣任黎州總管,屯守宗城,抵擋不住,欲退保洺州,途中遭黑闥追擊,步兵五千人,皆沒於陣,李勣倖免於難。李世民奉命討伐劉黑闥,雙方對峙於洺水城。李勣率兵逼近黑闥勇將高雅賢營壘,殺高雅賢,攻破其營。在平定劉黑闥後,李勣又奉命進擊徐圓朗。唐軍乘勝而進,徐圓朗連戰失利,最後棄城夜逃,為人所殺,「其地悉平」3。

    武德六年(23),李勣又隨從李孝恭、李靖討伐輔公祏。他率步兵一萬人,渡過淮水,一舉攻佔了壽陽(今安徽壽縣)。公拓之將陳正通率兵十萬駐守梁山,派其大將馮惠亮率水軍十萬,把大艦鎖連江中,以阻斷水路,還於江西築造營壘,分守水陸要道,以阻止官軍。李勣率軍攻破其營壘,惠亮單舟逃走。李勣乘勝進擊,正通兵潰,逃回丹陽(今江蘇南京)。輔公祏見全線崩潰,遂丟棄丹陽城,連夜逃去。李勣「縱騎追之於武康,江南悉定。」鎮守并州,進擊高麗武德八年(25),東突厥頡利可汗屢次擄掠并州一帶,高祖命李勣為并州行軍總管,以抵禦突厥。唐太宗即位後,拜為并州都督(治太原)。并州是唐朝的發祥地,又是北方的門戶,軍事要地。從此由李勣開始經營,獨當一面。

    李勣知人善任,舉賢薦能。早在瓦崗時,常與魏徵、高季輔、杜正倫等才能之士交往頻繁,他一旦發現人才,「即加禮敬,引入臥內,談謔忘倦,」經他引薦的,後多位至通顯,當時人稱其有「知人之鑒」。在他鎮守并州初年,張文瓘以孝悌聞名,明經及第,補為并州參軍。李勣見文瓘一表人才,曾稱讚他為「今之管(仲)、蕭(何)」。一次李勣入朝,文瓘與同僚二人為他餞行,李勣分別贈給那二個同僚佩刀與玉帶,而對文瓘卻一無所贈,文瓘不解其意,心中疑惑,李勣遂解釋說「子無為嫌。若某,冗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因極力引薦,高宗朝張文瓘位至宰相。

    貞觀三年(29)十一月,突厥再次入寇河西。詔命兵部尚書李靖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十幾萬大軍出擊,以李勣為通漢道行軍總管,從雲中進軍,2《隋唐嘉話》捲上。

    3《舊唐書》卷五五《徐圓朗傳》。

    《新唐書》卷一一三《張文瓘傳》。

    在白道與突厥頡利可汗兵遭遇,大敗突厥兵。頡利可汗派使者請和,太宗派鴻臚卿唐儉出使突厥。李勣與李靖一起議論軍事,認為頡利可汗雖然兵敗,人馬尚多,若進入磧中,與九姓互保,道路險阻,難以追及。今唐儉在那裡,防備鬆弛,我軍若迅速出擊,突厥必不戰而降。這一策略正和李靖不謀而合,他高興地說「公之此言,乃韓信滅田橫之策也。」果然,李靖襲擊頡利可汗牙帳,頡利可汗欲逃入磧中,李勣早已屯軍磧口。頡利可汗前進受阻,後有追兵,其大酋長率其部落一併投降了李勣。李勣俘虜五萬多人,勝利而歸。李勣鎮守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四夷賓服,號為稱職。貞觀十五年(4),征為兵部尚書,封英國公。唐太宗深有感觸地說「隋煬帝不解精選賢良,鎮撫邊境,惟遠築長城,廣屯將士,以備突厥,而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勣於并州,遂得突厥畏威遠遁,塞垣安靜,豈不勝數千里長城耶?」李勣尚未赴京就任,薛延陀真珠可汗乘唐太宗君臣東封泰山之機,糾合同羅、回紇等族軍隊二十萬,穿過漠南,襲擊已歸降的突厥,俟利苾可汗抵禦不住,率部落進入長城內,派使者告急。太宗立即調兵遣將,反擊薛延陀。新任兵部尚書的李勣為朔州道行軍總管,率步兵六萬,騎兵二千屯守羽方。2十二月,薛延陀可汗之子大度設率三萬騎兵逼近長城,適遇李勣率唐軍趕到。大度設見塵埃沖天,兵威強盛,望而生畏,遂率其眾從赤柯濼北逃。李勣從部下及突厥兵中選精騎六千,由直道攔擊。他越過白道川,於青山與薛延陀軍相遇。大度設整軍迎戰,列陣長達十里。突厥兵先出戰,結果敗下陣來。大度設乘勝追擊,恰好李勣率軍趕到。薛延陀萬箭齊射,唐軍馬傷亡很大。李勣命騎兵下馬,手執長槊,一直朝前猛衝,薛延陀潰不成軍。這時,副總管薛萬徹又及時趕到,奪取了薛延陀戰馬,唐兵合力衝殺,斬首三千餘級,俘虜五萬餘人。大度設狼狽北逃,到了漠北,又遇上了特大暴風雪,「人畜凍死者什八九」。

    唐軍反擊薛延陀大獲全勝,其使臣回國時,唐太宗教訓他說「吾約汝與突厥以大漠為界,有相侵者,我則討之。汝自恃其強,逾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將才數千騎耳,汝已狼狽如此!歸語可汗,凡舉措利害,可善擇其宜。」2戰事結束後,李勣入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勣的才幹與忠貞,博得了唐太宗的親重和殊遇。一次李勣患有暴病,藥方說鬍鬚灰可以治療,太宗毫不遲疑地把自己的鬍鬚剪下,為他調藥。李勣感動得涕淚交流,在入謝時頓首出血。翌年,李治立為太子,太宗讓他輔佐太子,因轉任太子詹事,加官特進,仍知政事。在一次宴會上,太宗對李勣說「朕將屬以孤幼,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3李勣流淚辭謝,噬指流血。不一會兒,李勣喝醉了酒,太宗脫下御服,親自披在他的身上。

    貞觀十八年(44),唐太宗將進擊高麗,以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步兵、騎兵及蘭、河二州歸降的胡兵計六萬人,向遼東進發。第二年三月,李勣從柳城(今遼寧朝陽)出師,先虛張聲勢,給人以出擊懷遠鎮的假象,《貞觀政要》卷二。

    2《資治通鑒》卷一九六,太宗貞觀十五年。羽方,《新唐書》本傳作「朔州」。2《資治通鑒》卷一九六,太宗貞觀十五年。

    3《貞觀政要》卷二。

    而暗中進軍甬道。四月,從通定鎮渡過遼水,抵達玄菟(今遼寧鐵嶺南)。高麗驚慌失措,關閉城門自守。接著李勣攻佔了蓋牟城(今遼寧撫順),俘虜了二萬餘人,繳獲糧食十幾萬石。李勣又乘勝進軍,兵臨遼東城(今遼寧遼陽)下。李勣開始攻城,唐太宗也率一萬甲騎趕到。高麗害怕唐軍拋石車,乃於城上積木築戰樓,以抵禦拋石。李勣把拋石車排列在城下,拋石擊城,塊塊巨石飛射城上,無堅不摧;另一方面又用撞車撞其樓閣,所撞之處,無不傾倒。這時又刮起了南風,李勣乘機縱火,點著了城西南樓。大火迅即蔓延到城中。風助火勢,火借風威,全城立時濃煙滾滾,烈焰騰騰,城內一片混亂。唐軍一舉攻克了遼東城,燒死俘虜高麗兵萬餘人。2在攻佔遼東城後,唐軍乘勝圍攻白巖城(今遼陽東南)。白巖城靠山臨水,四面險絕難攻。李勣以撞車撞城,又用拋石車飛石擊城,飛石流矢雨點般射向城中。高麗守將孫代文抵擋不住,遂舉城請求投降。3於是,唐軍又攻佔了白巖城。

    貞觀二十年(4),剛從遼東班師不久,薛延陀部發生了內亂,李勣奉命率兵討亂,在烏德鞬山大破其軍,大首領梯真達官率眾投降,咄摩支可汗向南逃往荒谷之中。李勣派通事舍人蕭嗣業前去招降,其部落猶首鼠兩端,李勣遂派兵進擊,前後斬首五千級,俘虜三萬餘人。4唐太宗十分欣賞李勣的軍事才幹,又欽佩他的忠誠。貞觀二十三年(49),在臨終前,唯恐他身為兩朝元老,難以駕馭,特意將他出任為疊州都督,並向太子面授機宜,說「李勣才智有餘,屢更大任,恐其不厭服於汝,故有此授。我死後,可親任之。若遲疑顧望,便當殺之。」李勣似明白唐太宗的心意,奉詔之後,「不及家而去」。

    密表勸請廢立唐高宗李治即位後,召回李勣,授任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不久,又拜尚書左僕射。他懼怕盈滿,遂於永徽元年(50)上表,請求解除了左僕射職務,但仍以開府儀同三司的身份知政事。四年,又被冊為司空。早在貞觀年間,李勣以勳庸圖形於凌煙閣,至此,高宗又命人為他畫像,並親自為他寫序。2永徽六年(55),高宗欲廢王皇后,立昭儀武則天為皇后。此事在朝臣中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以顧命大臣長孫無忌、褚遂良為首的元老堅決反對,李義府、許敬宗等政治上的失意者卻極力。李勣在表面上同意長孫無忌等大臣的意見,而暗中卻贊成此事。他曾與許敬宗等人「密表勸請」3。這年九月,一天退朝後,高宗召長孫無忌、李勣、於志寧、褚遂良入內殿,再次商議廢立皇后之事。褚遂良以破釜沉舟的決心,表示誓死力爭。李勣見此情形,卻「稱疾不入」,巧妙地迴避了,而褚遂良因死力相爭,幾乎招致殺頭《資治通鑒》卷一九七,太宗貞觀十九年。

    23《舊唐書》卷一九九上《高麗傳》。

    《唐語林》卷五。

    2《新唐書》卷九三《李勣傳》。

    3《舊唐書》卷七八《於志寧傳》。

    之禍。過了幾天,高宗私下向李勣表示自己願立武昭儀為皇后,顧命大臣堅決反對,自己感到棘手難辦。李勣不以為然地說「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李勣雖未明言立武昭儀,但他勸高宗把此事看作家事,不必理會外廷的意見,實際上是高宗廢立皇后的舉動,因此,「上意遂決」。在李勣的暗中下,唐高宗不顧長孫無忌等人的反對,決定立武則天為皇后。這年十一月初一日,高宗臨軒,李勣奉命繼璽綬冊封武則天為皇后。在廢立皇后一事的激烈政爭中,決定了朝臣的沉浮。長孫無忌、褚遂良等反對派,先後被貶到地方,有的自縊身死,有的被治罪。者李義府等人則飛黃騰達,李勣也格外受到親重。在高宗東封泰山時,他任封禪大使。在途經他的故鄉時,皇后親自去看望他寡居的姐姐,賜給衣物,還封為東平郡君。李勣不慎墜馬傷足,高宗親自慰問,並把御乘賜予他。

    褚遂良、韓瑗因極諫而遭殺身之禍,此後群臣多緘默不言。一天高宗與侍臣議政,談及了隋煬帝,說「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為戒,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順口阿諛說「陛下所為盡善,群臣無得而諫。」2再擊高麗,陪葬昭陵乾封元年(),唐朝再次出兵高麗。十二月,高宗以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六總管分水、陸兩軍出發。這位年逾古稀的老將軍風采不減當年,能謀善斷,指揮若定。翌年二月,李勣率軍渡過遼水,抵達新城(今遼寧鐵嶺南),他對諸將說「新城是高麗西境鎮城,最為要害,若不先圖,余城未易可下。」遂至城西南,依山築柵,圍困新城。城中窘迫,遂開門投降。由於攻克了新城,進軍很順利,「自此所向克捷」,接連攻下十六城。總章元年(8)二月,李勣攻下扶余城(今吉林四平),高麗王子泉男建派五萬兵前來救援,在薛賀水與唐軍相遇。李勣軍奮力衝殺,大破高麗兵,斬獲三萬餘人,接著揮師南下,九月,攻克了大行城(今遼寧丹東南),唐軍諸路人馬與李勣會師,進至鴨綠柵,再破高麗兵,追擊二百餘里,攻下了辱夷城,進而包圍了平壤城(今朝鮮平壤)。高麗王高藏派王子泉男產率九十八人打著白旗投降。李勣又活捉了泉男建,於是「高麗悉平」2。李勣勝利歸來,在到達京師近郊時,高宗先命把高藏獻於昭陵,以告慰九泉之下的唐太宗;然後具備盛大的軍容儀式,高奏凱歌,進入京城。為了嘉獎李勣的赫然戰功,加封太子太師,增實封通前一千一百戶。

    總章二年(9)十一月,李勣患病,且病情逐漸加劇。高宗及太子屢賜良藥,又召回其在外地的子弟侍臣。子弟請醫治病,李勣不許進門,說「我山東一田夫耳,攀附明主,濫居富貴,位極三台,年將八十,豈非命乎?修短必是有期,寧容浪就醫人求活!」

    李勣見房玄齡、杜如晦辛苦創家立業,但後來被不肖子孫傾家蕩產,深感痛心,他自以為病體難愈,遂把子孫們召來,當面向其弟李弼囑托後事說《資治通鑒》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2《資治通鑒》卷二○一,高宗麟德二年。

    《舊唐書》卷一九九上《高麗傳》。

    2《資治通鑒》卷二○一,高宗總章元年。

    「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有此子孫,今悉付汝。葬畢,汝即遷入我堂,撫養孤幼,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撾殺,然後以聞。」十二月三日,李勣病卒,享年七十六。2高宗悲痛地流著眼淚說「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慎,不立產業。今亡,當無贏資。有司其厚賵卹之。」3令在光順門為他舉哀,七天不上朝。並贈官太尉、揚州大都督,謚貞武,陪葬昭陵。在安葬那一天,高宗於未央古城樓哭著送喪,還詔令百官送喪至故城西北。所造墳墓按照漢代衛青、霍去病故事,形似陰山、鐵山及烏德鞬山,以旌表他破突厥、薛延陀之功。這座形似三山的墳墓至今仍矗立在陝西禮泉縣九嵕山之下,成為其功績的歷史見證。

    李勣在其戎馬生涯中,能謀善斷,有傑出的軍事才幹。他每次行軍作戰,「用師籌算,臨敵應變,動合事機」。因而在攻滅東突厥,平定薛延陀,征服高麗等重大軍事戰役中,都取得了重大勝利,唐太宗曾極口稱讚他「古之韓(信)白(起)、衛(青)霍(去病)豈能及也」4。上元元年(70),唐肅宗把他與李靖一起,譽為歷史上十大名將之一,配享武成王(姜太公)廟5。

    李勣在政治上也很有建樹。在隋末天下「同苦隋政」之時,他踴躍投身於農民起義的洪流中,為發展、壯大瓦崗軍作出了一定的貢獻,為推翻隋皇朝的殘暴統治發揮了作用。在唐皇朝平定天下、維護國家的統一中也建有功勳。尤其在維護邊境的安定與和平上更是戰功赫然。唐太宗曾高度評價他說「參經綸而方面,南定維揚,北清大漠,威振殊俗,勳書冊府。」《資治通鑒》卷二○一,高宗總章二年。

    2李勣享年,《舊唐書》本傳雲七十六,《新唐書》本傳雲八十六,按《金石萃編》卷五九李勣碑亦云「春秋七十有六」,今從《舊唐書》本傳與碑誌。

    3《新唐書》卷九三《李勣傳》。

    4《貞觀政要》卷三。

    5《新唐書》卷五《禮樂志》五《唐大詔令集》卷六二。

    第二節魏徵備經喪亂,仕途坎坷魏徵(580—43),字玄成,鉅鹿曲城(今河北巨鹿)人。父魏長賢曾仕北齊為屯留令。魏徵少年時父親即去世,家道中衰,陷於貧困境地。但他「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曾出家做過道士。從小愛好讀書,多所涉獵。時值隋末,天下漸亂,他「尤屬意縱橫之說」2。

    農民大起義爆發後,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反隋,以響應李密,召魏徵為典書記。從此,他成為農民起義軍的一員。義寧元年(7)九月,元寶藏受李密封爵,命魏徵寫信致謝。李密因喜愛魏徵的文辭,特召請他為元帥府文學參軍,掌記室。從此,魏徵即在李密屬下任職。

    武德元年(8)九月,李密在擊敗宇文化及後,「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王世充又出兵洛口,欲乘機殲滅李密軍。李密召集眾將商議,多主張應戰,魏徵卻勸告長史鄭頲說「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死傷多矣;又軍無府庫,有功不賞,戰士心惰,此二者難以應敵。未若深溝高壘,曠日持久,不過旬月,敵人糧盡,可不戰而退,追而擊之,取勝之道。且東都食盡,世充計窮,意欲死戰,可謂窮寇難與爭鋒,請慎無與戰。」魏徵知己知彼,提出了十分正確的建議,鄭頲不但聽不進去,反蔑視為「老生之常談」。他生氣地說「此乃奇謀深策,何謂常談?」遂拂衣而去。果然不出魏徵所料,交戰之後,李密軍全線潰敗,死傷大半,鄭頲等將佐被俘,李密走投無路,遂入關降唐。

    魏徵隨李密歸降了唐朝,久久不被任用,便自請安輯山東,於是被授任為秘書丞,乘驛傳到達黎陽。這時,李密舊將李勣仍擁兵據守,魏徵致書李勣,認為李密擁兵數十萬,一蹶不振,已歸降唐朝;今黎陽為兵家必爭之地,宜早歸降,以免後患。李勣得魏徵信後,遂決意降唐,並開倉運糧,支援淮安王李神通軍。不久,竇建德攻陷黎陽,俘獲了魏徵,任其為起居舍人。至武德四年(2),秦王李世民擒獲竇建德,魏徵再次歸唐。太子李建成聞其名聲,引薦他任太子洗馬。從此,魏徵成為東宮的座上賓。

    魏徵事奉皇太子,竭智盡力。他見秦王位望隆重,暗中有奪宗之志,為提高太子聲望,穩固儲君地位,便與太子中允王珪勸告太子說「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眾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依從其建議,奏請了高祖,總領陝東道大行台及山東道行軍元帥,統河南、河北諸州軍馬,以討伐劉黑闥。魏徵隨太子遠征,在洺水(今河北曲周東南)連破黑闥軍。鑒於以前的高壓政策,致使竇建德餘部再次起兵,他遂向太子建議說「黑闥雖敗,殺傷太甚,其魁黨皆懸名處死,妻子系虜,欲降無由,雖有赦令,獲者必戮,不大蕩宥,恐殘賊嘯結,民未可安。」太子聽從了他的建議,「獲俘皆撫遣2《舊唐書》卷七一《魏徵傳》。下引本傳,不另加注。

    《新唐書》卷九七《魏徵傳》。

    《資治通鑒》卷一九○,高祖武德五年。

    之,百姓欣悅」2。因此,劉黑闥也很快束手就擒,從而結束了河北一帶動盪不安的局面。

    魏徵見秦王功勳越來越大,威望越來越高,嚴重威脅著太子地位,常常勸說太子快想對策,李世民也風聞此事。武德九年(2)六月,玄武門事變,秦王誅殺了太子及齊王元吉,召來魏徵,責問他為何「離間我兄弟」,他卻毫無懼色,直言不諱地說「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秦王聽了雖一時很氣憤,但一向器重他的才幹與耿直,仍以禮相待,引薦他為詹事主簿。

    不久,魏徵任諫議大夫。原太子及齊王之黨羽散亡在民間,雖有赦令,猶不自安,有的人還告捕以邀賞,鬧得人情不安,於是派魏徵宣慰山東,並允許以便宜行事。魏徵到達磁州(今河北磁縣),正遇州縣押送前東宮千牛李志安、齊王府護軍李思行去京師。他說「吾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則誰不自疑!雖遣使者,人誰信之!吾不可以顧身嫌,不為國慮。且既蒙國士之遇,敢不以國士報之乎!」3遂當即命令全部釋放。李世民聽到後,對魏徵不顧嫌疑、忠心奉國深為敬佩。

    極言直諫,一代諍臣魏徵備經喪亂,仕途坎坷,閱歷豐富,因而也造就了他的經國治世之才,他對社會問題有著敏銳的洞察力,而且為人耿直不阿,遇事無所屈撓,深為精勤於治的唐太宗所器重。太宗屢次引魏徵進入臥室,「訪以得失」,魏徵也「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對於朝政得失,頻頻上諫。唐太宗曾褒獎他說「卿所陳諫,前後二百餘事,非卿至誠奉國,何能若是?」不久,遷任尚書左丞。貞觀三年(29)即以秘書監參知國政,進封鄭國公。魏徵的直言極諫是著名的,當時以「識鑒精通」而聞名的宰相王珪曾高度評價他說「每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據《貞觀政要》記載統計,魏徵向太宗面陳諫議有五十次,呈送太宗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諫諍多達「數十餘萬言」2。其次數之多,言辭之激切,態度之堅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難以倫比的。

    魏徵的諫諍涉及面很廣,朝廷軍國大事的失誤自然是他上諫的主要內容。為了醫治隋末戰亂的創傷,他規諫太宗要與民休養生息,一改隋煬帝奢靡之風,反對營造宮室台榭和對外窮兵黷武;為了社會的安定,他規諫太宗要廢除隋的嚴刑峻法,代之以寬平的刑律;為了政治清明,他規諫太宗用人要「才行俱兼」,對官吏中的貪贓枉法之徒要嚴懲不貸。在刑賞問題上,他認為刑賞之本在於勸善懲惡,在王法面前,「貴賤親疏」一律對待;在君主的思想作風上,他規諫太宗要兼聽廣納,認為「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以防止貴臣壅蔽,下情不得上達。他規諫太宗要以「亡隋為戒」,接受歷史教訓,居安思危,力戒驕奢淫逸。對這些有關國家治亂、社稷存亡的大問題,魏徵在上諫時一向是堅持原則,據理力爭,對唐太宗的失誤批評也是尖銳的。2《新唐書》卷七九《隱太子建成傳》。

    3《資治通鑒》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九年。

    《貞觀政要》卷二。

    2《新唐書》卷九七《魏徵傳》。

    他提倡上書言辭激切,無所顧忌。貞觀八年(34),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說「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太宗看後大怒,要給他定以訕謗之罪。魏徵馬上勸諫說,昔日賈誼給漢文帝上疏說「可為痛哭者三,可為太息者五。」自古上書,都是言辭激切,不這樣就不能引起皇帝的警覺,激切並不是訕謗。太宗聽後有所悔悟說「朕初責此人,若責之,則誰敢言之。」魏徵對唐太宗常常是面折廷諍,有時弄得他面紅耳赤,甚至下不了台。一次罷朝後,太宗曾餘怒未息地說「會須殺此田舍翁。」又說魏徵「每廷辱我」2。不難看出,魏徵的犯顏直諫,往往是一針見血,甚至到了太宗難以忍受的程度。

    除了軍國大事外,魏徵對太宗其他一些不合義理的做法也提出善意的批評。貞觀六年(32)八月,長樂公主下嫁,太宗以公主是長孫皇后所生,敕令資妝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上諫,以為長公主尊於公主,公主之禮不應超過長公主。長孫皇后聽到此事後,十分欽佩魏徵的剛直敢諫,頗有感觸地對太宗說「嘗聞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聞其諫,實乃能以義制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之臣矣。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婦,曲蒙禮待,情義深重,每言必候顏色,尚不敢輕犯威嚴,況在臣下,情疏禮隔,故韓非為之《說難》,東方稱其不易,良有以也。」之後,便親自去魏徵家,賜帛五百匹。魏徵的直言極諫,甚至說出了連長孫皇后也不敢輕易說出的話。

    儘管太宗對魏徵的尖銳批評一時難以接受,但他畢竟認識到魏徵是忠心奉國,有利於國家長治久安,對他的犯顏直諫曾感歎說「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但覺嫵媚,適為此耳。」當然,唐太宗的開明政治是魏徵屢次極言直諫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回答說「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諫,豈敢數犯龍鱗?」這一番話也並不只是謙遜之辭。

    魏徵對朝政失誤的批評,對貞觀政治糾謬補缺,多所裨益。太宗已感到自己不可一日離開他。太宗曾把魏徵比作良匠,自己比作金子,金子原在礦石裡,它之所以稱貴,是由「良冶鍛而為器,便為人所寶」。史家高度評價魏徵說「臣嘗閱《魏公故事》,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匡過弼違,能近取譬,博約連類,皆前代諍臣之不至者。」

    偃革興文,與民休息魏徵鑒於隋末人口流亡、經濟凋敝、百廢待興的事實,力勸太宗偃革興文,實行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休養生息政策,表現了他政治上的「致化」思想。太宗即位初,曾與群臣談及教化百姓之事。太宗認為大亂之後,恐怕難以教化。魏徵則認為「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他舉例說,猶如「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一樣。他還批駁大臣封德彝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的說法,認為商湯滅夏桀,周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他又進一步說「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魏鄭公諫錄》卷一。

    2《資治通鑒》卷一九四,太宗貞觀六年。

    《舊唐書》卷五一《長孫皇后傳》。

    人主安得而治之!」魏徵堅持歷史進化論的觀點,是積極可取的。太宗採納了魏徵的建議,制定了經國治世的基本國策,對於貞觀之治有著深遠的影響。魏徵還提出了以靜為化之本的施政方針。他認為隋朝雖然府庫充實,兵戈強盛,但由於「甲兵屢動,徭役不息」,最後雖富強而喪敗,其原因就是因為「動」。在大亂之後,百姓疲敝,人心思治,當以安靜為本,「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2。

    魏徵以靜為本的思想,主張社會有個安定的環境,與民休養生息,以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為此,魏徵曾屢次勸諫太宗停止兵事,提倡輕徭薄賦,布德施惠。貞觀初年,嶺南諸州奏說高州酋帥馮盎反叛,太宗將調發江南、嶺南數十州兵討伐。魏徵立刻上諫說「中國初定,瘡痍未復,嶺南瘴癘,山川阻深,兵遠難繼,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他認為馮盎數年「兵不出境,此則反形未成,無容動眾。」如果派遣使者,「分明曉諭,必不勞師旅,自致闕庭。」太宗依從了他的意見,不動一兵一卒,嶺南果然相安無事。太宗高興地說「嶺南諸州盛言盎反,朕必欲討之。魏徵頻諫,以為但懷之以德,必不討自來。既如其計,遂得嶺表無事,不勞而定,勝十萬師。」遂賜絹五百匹。

    為了防止勞役百姓,魏徵還勸諫太宗停止周邊諸國的入朝貢獻。貞觀二年,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也欲遣使貢獻。魏徵上諫說「中國始平,瘡痍未復,若微有勞役,則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經州縣,猶不能供,況加於此輩。」太宗聽了,馬上下令追回迎接西域使臣的使者。

    魏徵還勸諫太宗停止一些規模較大的活動,以減少費用。貞觀六年,文武百官都以為封禪為帝王盛事,又天下乂安,屢次請求東封泰山,唯獨魏徵不同意。他認為儘管太宗功高德厚,國泰民安,四夷賓服,「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2。在魏徵的規諫下,又恰遇河南、河北數州鬧水災,遂停止了東封活動。魏徵認識到,帝王崇飾宮宇,奢侈無度的結果必然疲勞百姓。在與太宗談及此事時,曾以「亡隋為鑒」,說隋煬帝「志在無厭,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營造,小不稱意,則有峻罰嚴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為無限,遂至滅亡,此非書籍所傳,亦陛下目所親見」3。提醒太宗慎自惕勉,以防重蹈覆轍。

    太宗曾讓在益州及北門製造綾錦、金銀器,魏徵上言,勸止此事。他說「金銀珠玉,妨農事也,錦繡纂組,害女工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饑;一女不織,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之深泉,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愚臣不勝其恥。」4太宗在位既久,忘記了儉約的作風。貞觀十一年(37),他東巡洛陽,住在顯仁宮,因州縣官吏供奉不好,大都受到了譴責。魏徵認為這是漸生奢侈之風的危險信號,於是馬上給他敲一下警鐘「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資治通鑒》卷一九三,太宗貞觀四年。

    2《貞觀政要》卷八。

    《貞觀政要》卷九。

    2《資治通鑒》卷一九四,太宗貞觀六年。

    3《貞觀政要》卷六。

    4《魏鄭公諫錄》卷一。

    精,為此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為不奢。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萬此寧有足耶?」之後,魏徵又上疏,表示「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

    魏徵的「偃革興文」的政治思想是符合唐初國情民意的,有利於醫治隋末戰亂的創傷,促進了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國威遠揚。太宗頗有感慨地對宰臣長孫無忌說「朕即位之初,有上書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威懾四夷,遠人自服。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安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驛,相望於道。凡以此事,皆魏徵之力也。」2兼聽廣納,君臣共理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徵說「何謂為明君暗君?」魏徵率直地回答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列舉了歷史上的唐、虞,「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不塞聽與迷惑;秦二世、梁武帝、隋煬帝偏聽偏信,致天下潰敗而不自知,於是他結論說「是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3可見,兼聽納下,也是魏徵的政治思想之一,這和他的「致化」思想是相一致的。

    魏徵主張君主兼聽納下,有利於君主聽取臣下的正確意見,以克服君主的主觀片面性。帝王久居深宮,視聽不能及遠,再加上自己的特殊身份,很難瞭解社會實際。因此,魏徵奏言太宗「陛下身居九重,細事不可親見,臣作股肱耳,非問無由得知」。在魏徵看來,只有兼聽納下,才能更好地掌握下情,才不至於被「壅蔽」。這是克服帝王獨斷專行的作風、減少失誤的有效措施。太宗接受了這一思想。貞觀四年,太宗曾對侍臣說「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2魏徵認為,開國之初,君主往往能兼聽廣納,但很難堅持始終。貞觀十四年(40),他向太宗表明了這種思想。他說「臣觀古來帝王撥亂創業,必自戒慎,采芻蕘之議,從忠讜之言。天下既安,則恣情肆欲,甘樂諂諛,惡聞正諫。」3諷勸太宗要善始善終。

    兼聽納下不僅只講君主的思想作風,而且還包含發揮臣下的聰明才智,以使君臣協力,共治天下的思想。魏徵曾上疏太宗說「臣聞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然則首雖尊極,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借股肱以致治。」他說明君臣共為一體的道理,強調了臣下的股肱作用,指出了君臣同心同德,才能導致天下大治,如果君主閉目塞聽,「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魏徵的這種君臣一體,同心求治的思想博得了太宗的讚賞,他曾多次對臣下說「既義《新唐書》卷九七《魏徵傳》。

    2《魏鄭公諫錄》卷五。

    3《貞觀政要》卷一。

    《魏鄭公諫錄》卷五。

    2《貞觀政要》卷一。

    3《貞觀政要》卷三。

    為一體,宜協力同心。」

    魏徵從治亂得失的比較中,提出的君主要「兼聽納下」的政治思想對於調整君臣關係也起了積極作用。在封建專制的時代,君臣關係處於既統一又對立之中。魏徵在奏疏中引用了孟子的話說「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如寇仇。」他主張君主對大臣要誠信不疑,如「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為下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這樣「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治矣」。因此,君主對於臣下的信任是至為重要的。

    唐太宗在實踐中推行了兼聽納下的思想,調整了君臣關係,改變了帝王傳統的孤家寡人做法,臣下對朝廷施政中的失誤之處上書規諫,糾繆補缺,匡弼時政。君臣和舟共濟,集思廣益,上下同心,從而開創了貞觀年間的諫諍成風的開明政治。

    知人善任,懲惡勸善在一次奏疏中,魏徵援引了管仲回答齊桓公在用人問題上妨害霸業的五條,一是不能知人,二是知而不能用,三是用而不能任,四是任而不能信,五是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2可以說,知、用、任、信、不使小人參之,基本上概括了魏徵的吏治思想。

    知人是用人的首要問題。在用人問題上,魏徵特別強調君主的知人。他給太宗上疏說「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借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為而化矣。」魏徵指出君主知人,才能任用忠良、俊乂之士,這是「無為而化」、天下致治的先決條件。

    魏徵認為識別人臣的善惡是知人的一個重要內容。貞觀六年,太宗與他談及了「為官擇人」一事,他回答說「知人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若知其善,然後用之。」怎樣才能「審訪其行」呢?就是要注意對官吏的嚴格考察,他說「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2魏徵認為在不同的環境中,觀察人的所作所為,是考核官吏才行的時機。

    在不同的時期,在用人標準上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在天下未定之時,一般是「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天下太平之時,「則非才行兼備不可任也」3。他的這一用人思想,是和變化的客觀形勢相適應的,也是可取的。

    貞觀五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天才無行,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得到了太宗的恩寵,因此他倆更是有恃無恐,任意彈射,不少大臣受到譴責,心中憤然不平。魏徵認為告訐並非正直,進讒言只能是陷害大臣,也不是忠的表現,即上諫太宗說「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為直,以讒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萬紀等挾恩依勢,《貞觀政要》卷三。

    2《新唐書》卷九七《魏徵傳》。

    《資治通鑒》卷一九四,太宗貞觀六年。

    23《貞觀政要》卷三。

    逞其奸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暱奸以自損乎!」魏徵直言批評了唐太宗以告訐為正直、重用奸佞小人的錯誤做法,太宗開始默然不語,後來覺得他說的有理,賜絹五百匹。

    揚長避短是魏徵用人的一個卓越思想。他在奏疏中比較明確地表達了這一思想。「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捨其所短」2。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每人都有其長處,也有其短處。魏徵主張「因其才以取之」,要揚其長而避其短,不能因其短而掩其長。他的這一用人思想,祛除了求全責備的弊病,拓寬了用人之路。

    賞罰分明,不徇私情,也是魏徵的用人思想中的一個內容。他在奏疏中,曾深入地談論過這一問題,他說「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疏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3貞觀三年,濮州刺史龐相壽因貪污罪被罷免官職。相壽曾是秦王府幕僚,憑借這一關係,他請求太宗宥免。太宗賜絹一百匹,還命他仍任舊職。魏徵知道後,立即進諫說「今以故舊私情,赦其貪濁,更加以惡賞,還令復任,然相壽性識未知愧恥。幕府左右,其數眾多,人皆恃恩私足,使為善者懼。」4太宗欣然接受了他的批評,改變了原來的做法。

    魏徵反對重用宦官。貞觀十四年(40),太宗屢次以宦官充任使者,他們回京後又妄加彈奏,常使太宗發怒。魏徵即上奏說「閹豎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譖,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無所慮,為子孫教,不可不杜絕其源」。太宗聽後高興地說「非公,朕安得聞此言!」魏徵在唐初已看到重用宦官的隱患,並勸太宗要為子孫後代著想,表現了他在用人方面的卓識遠見。唐後期的宦官專權也恰好印證了他對宦官「為患特深」的英明預言。

    居安思危,善始慎終魏徵在與唐太宗等人討論創業與守業之難時說「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敝,恆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則難。」2這裡,雖然魏徵對披堅執銳、出入生死的創業之難估計不足,但分析守成之難卻是鞭辟入裡的。

    魏徵認為,要守成帝業,使國家長治久安,最重要的就是居安思危。貞觀五年,太宗談到雖然國內相安無事,四夷賓服,但自己仍「日慎一日,惟懼不終」。魏徵則回答說「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3魏徵熟諳歷史,見歷史上不少帝王都以居安忘危、驕奢怠惰,因而天下大亂,《資治通鑒》卷一九三,太宗貞觀五年。

    2《貞觀政要》卷三。

    3《貞觀政要》卷三。

    4《魏鄭公諫錄》卷一。

    《魏鄭公諫錄》卷二。

    2《貞觀政要》卷一。

    3《資治通鑒》卷一九三,太宗貞觀五年。

    因此在貞觀六年與太宗談論古代帝王興衰時說「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治忘亂,所以不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臨深履薄,國家歷數,自然靈長。」4他認為居安忘危,處治忘亂是由於帝王忘乎所以,無心政治,因而導致了國家的危亡與覆滅,以此提醒太宗,要小心在意,時刻保持著高度的警覺。

    魏徵常以亡隋為借鑒,以說明居安思危的迫切性。貞觀十一年(37),他接連上疏,反覆強調「以隋為戒」的重大意義。在奏疏中說隋「統一寰宇,甲兵強盛,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土崩瓦解,原因何在呢?是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因此他告誡太宗「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並表示「臣願當今之動靜,思隋氏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魏徵總結隋亡的教訓,作為太宗治理國家的一面鏡子,以做到居安思危,警鐘長鳴。

    《詩經》所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這幾乎成為一條規律。魏徵明瞭這一點,他在奏疏中說古代帝王「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原因何在呢?他解釋說「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當志得意滿之後,玩物喪志,驕奢淫逸。因此,他特別告誡太宗「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他這種慎終如始的思想是難能可貴的,是保證帝業興盛不衰的重要因素。從善始慎終的政治思想出發,魏徵特別留意觀察太宗政治上的變化,及時提醒他注意。貞觀六年,太宗與侍臣論安危之本,近來政事如何時,魏徵認為政事不如貞觀之初。他比較說「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魏徵有的放矢,太宗聽了心悅誠服,拍手大笑說「誠有是事。」此後,魏徵還經常勸諫太宗要保持即位之初孜孜求治的思想作風。貞觀十一年(37)五月,他上疏說「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批評了太宗政事不如貞觀之初,並指出「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他列舉了不少太宗勉強從諫的事例,說明與貞觀之初從諫如流的作風大不一樣。太宗聽後很滿意,褒獎他說「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2貞觀十三年五月,魏徵乘太宗詔五品以上官上封事之機,全面地、系統地總結了政事不如貞觀之初的事實,上奏太宗,這就是著名的《十漸不克終疏》。疏中列舉了太宗搜求珍玩、縱慾以勞役百姓、暱小人、疏君子、崇尚奢靡、頻事遊獵、無事興兵、使百姓疲於徭役等不克終十漸,批評了太宗的驕滿情緒,再次提醒他慎終如始。太宗看完奏疏後,欣然接納,並對他說「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哉!方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3遂賜黃金十斤、馬二匹。

    4《貞觀政要》卷一。

    《貞觀政要》卷一。

    《資治通鑒》卷一九四,太宗貞觀六年。

    2《資治通鑒》卷一九五,太宗貞觀十一年。

    3《新唐書》卷九七《魏徵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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