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文 / 中國通史
《元和郡縣圖志》七、八、十、十一、十六、十七、十八各卷。
2《隋書》卷三○、三一《地理志》，史念海《開皇、天寶之間黃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區農業的發展》，《河山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978年版。
雄劇，人物昌阜。」這些稱道並不是泛泛的言辭，當時各道的存儲的倉糧數就是最充分的證明。現在可以考見的天寶八載（749）各道倉糧存儲數字，河南道正倉所儲為五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一十四石，義倉所儲為一千五百四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三石，常平倉所儲為一百二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為全國各道中最多的。河北道正倉所儲為一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義倉所儲為一千七百五十四萬四千六百石，常平倉所儲為一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其中正倉所儲和關內道相同，義倉和常平倉所儲皆超過關內道2。這些稱道之辭和倉糧所儲雖皆系開元天寶年事，往前回溯，至於開皇年間，前後百餘年，都應該是彷彿的，不然就無以說明自隋初以來轉輸關東糧食接濟長安的道理了。
為什麼這個地區能夠較為富庶？應該說這裡的勞動人民善於利用自然，而且還能夠進而改造自然。這個地區的富庶顯現在農業的經營具有明顯的成效。有了成效，就成為當時皇朝財賦和糧食主要取給的地區。農業能夠得到發展，需有較多的因素，土壤的肥瘠不同，效果就難得一樣。
黃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區，地域遼闊，南北土壤各具特色。用現在科學方法來分析，各種各樣，十分繁雜。就在古代，簡單區分，也有差別。古代按地區分別土壤的厥為《尚書·禹貢篇》。這篇成於戰國人士之手的著作，分黃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區為五州，黃河以北為冀州，黃河以南為豫州。豫州以東為兗州，兗州以東迄於東海為青州，青州以南為徐州。據其中所說，冀州的土壤為白壤。太行山東近海，故土壤多含鹽鹼，因而呈顯白色。近海之地還有青州。青州不僅「厥土白墳」，而且海濱還是「廣潟」。這是說海潮激盪，比鹽鹼地還要加重一些。在《禹貢》作者看來，青州的白墳論其能利用的效率是要高於冀州的白壤。青州的鹽鹼地可能不是很嚴重，因為秦漢時期，齊魯桑麻的富饒已見稱於世人。而東海之濱琅邪台旁的富庶，竟能使秦始皇為之流連忘返。河南的豫、兗兩州及其南的徐州，土壤也各有特色，不過都不是上上的好田。好在河南三州在兩漢之時，黃河累次決口氾濫，洪水大都流向東南，在當時，豫、兗、徐成為黃水橫流的地區，受害最為嚴重。洪水過後，所挾帶的泥沙隨處淤積，也使泛區的土壤得到改造，提高了農作物生產的能力，和以前有了顯著的差別。《隋書·地理志》對這些地方農業的盛加稱道，就是具體的證明。兩漢時期黃河的決口氾濫，《禹貢》所說的冀州東部，也就是太行山東至於渤海的黃河以北地區，不免也受到沖蝕，所受的災難較輕，在當時自然是天大的幸事，可是洪水所挾帶的泥沙未能多所淤積，土壤未能多所改變，特別是所謂白壤的鹽鹼地還多有存留，有待隋唐時期的繼續改造。
說到對於太行山東黃河以北鹽鹼地的改造，遠在隋唐以前，早就有人為此盡力，都能取得相應的成就。戰國時，史起和西門豹治鄴（今河北臨漳西南），都致力於興修水利。鹽鹼地經過流水的沖洗，鹽鹼就可以相應減輕，使瘠薄的土地變成肥沃的田園。當時人歌頌鄴的引漳水灌溉的成就說「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可見改造鹽鹼地是當地發展農業的重要前提。西門豹和史起所致力的僅是鄴的周圍。在太行山東來說，這實在是一隅之地。西漢時在鄴的東北，設有斥丘和斥章兩縣。分別在今河北魏縣之唐玄宗《諭河南河北租米折留本州詔》，《全唐文》卷三一。
2張守圭《請河北遭水澇准式折免表》，《全唐文》卷二六九。
西和曲周縣之南。縣以「斥」為名，是說當地斥鹵，也就是多鹽鹼地。以鹽鹼地作為縣名，足見當地鹽鹼的嚴重。既以斥鹵名縣，卻未見到再有人在這方面致力，這樣的困難等待隋唐時期來克服。
隋唐時期由太行山東直到渤海之濱，鹽鹼地都是十分嚴重的。隋渤海郡有鹽山縣。渤海郡唐時改稱滄州，鹽山縣沿置未改。唐初在鹽山縣還置有東鹽州。滄州今仍為滄州，今仍有鹽山縣。這瀕海之地可能更為特殊，不能一概而論。滄州西南隔德州（治所在今山東陵縣）為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西）。州所轄清陽縣，在永濟渠東，距渠尚遠。唐武後永昌元年（89）以舊城久積鹹鹵，遂移於永濟渠之東。玄宗開元年間，又移於永濟渠之西3。鹽鹼地竟使當地縣城不能不為之遷徙，可見其嚴重的程度。甚至太行山下的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所轄的鉅鹿縣（今河北鉅鹿）大陸澤畔尚有一處鹹泉。可以煮而成鹽。鹽鹼地不僅嚴重，分佈的地區也相當廣泛。這就不能不影響到農業的經營。
唐代為了改造鹽鹼地確實是費了很多心力。改造鹽鹼地的方法仍然沿用西門豹、史起的舊規，開渠引水，灌溉農田。具體說來，就是用流水沖洗鹽鹼。趙州（治所在今河北趙縣）癭陶縣（今寧晉）有一條稱為新渠的渠道，上元年間，引洨水入城，流經十餘里，沿途皆是鹽鹼地，經過渠水沖刷改造，都成了豐壤，人民所需的糧食得到充分的供應。其他渠道雖未見具體說明，開鑿的目的和期望大都相彷彿。唐時開渠最多的當推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陽）為首，有安陽（今安陽）的高平渠，鄴縣的金鳳渠，堯城（今安陽東）的萬金渠，臨漳的菊花渠和利物渠。堯城縣還有北齊時的都領渠。較長的為臨漳縣的菊花渠，屈曲經三十里。
臨漳縣北的利物渠，是由滏陽（今河北磁縣東）引來的，滏陽以滏水得名，利物渠引用的應該就是滏水。這條渠一直引到成安縣（今河北成安），可能是相州境內最長的渠。高平渠引用的是安陽水（今洹水），其萬金渠則引用漳水。相州境內三條大水都被充分利用。相州還有一條天平渠，未見出處，可是金鳳渠和菊花渠都是引自天平渠，利物渠也兼引用了天平渠。利物渠在漳水之北，則這條天平渠也應該在漳水之北2。相州所轄六縣，僅林慮（今河南林州）和湯陰（今河南湯陰）兩縣未有渠道。林慮縣在太行山上，自無渠道可言。湯陰有湯水，也是應該有渠道的。相州所屬的鄴縣，就是史起、西門豹原來開渠的地方。唐時開渠的規模，遠較西門豹、史起為宏大。唐時相州號稱富庶，當地鹽鹼地可能都已得到改造。
太行山東最長的灌溉渠道，可能是恆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的大唐渠和太白渠。大唐渠在鹿泉縣（今河北獲鹿），可是它是由平山縣（今河北房山）流至石邑縣（今石家莊西南）的，鹿泉縣只是渠道流經的地方。這條渠道流到石邑縣後，又再向東南流了四十三里，才匯入太白渠。就是不計算平山縣至鹿泉縣一段，僅石邑縣中的渠長已經是其他各州所少有的。可是太白渠還要長。大唐渠是在平山縣由太白渠引出來的。平山縣有由太行山西流來3《通典》卷十二《食貨》。
《太平寰宇記》卷五八《貝州》。
《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
2《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志》中說「上元中」。唐代有兩上元，一為高宗年號，一為肅宗年號。肅宗上元年間，安祿山反唐起兵未久，河北各處多淪為戰場，焉有餘力開渠引水，故此上元應為高宗之時。的綿曼水（今桃河），就在平山縣入於滹沱河。太白渠當是由綿曼水引出來的。大唐渠既在石邑縣入於太白渠，則太白渠是流經石邑縣的。太白渠流經的地方，並不以恆州一州為限。恆州之南為趙州，趙州治所在平棘縣（今河北趙縣），平棘縣城東二里有廣潤陂，就是引用太白渠瀦積的。這是說有了太白渠，才開鑿廣潤陂，太白渠最後流到什麼地方，未見記載。僅就恆、趙兩州來說，也應該是少有的，至少較大唐渠還長出許多。恆州有沒有鹽鹼地，難於肯定，趙州的鹽鹼地則是上面已經說過的。僅就這一條長渠來說，當時對於自然環境的改造，確實是費了不少心機的。相、恆兩州和趙州之外，魏、貝、洺、冀、滄、景、瀛（治所依次在今河北大名、清河、永年、冀縣、滄州、東光、河間諸縣市）、德諸州，皆有水利設施，就是瀛州之北的莫州（治所在今河北任丘北），也還有可以稱道的地方3。
黃河下游以南及其附近地區的一些州郡也都有相當的農田水利設施，只是不如黃河下游以北的繁多。好在黃河下游以南各地鹽鹼化並不像黃河下游以北那樣嚴重，鑿渠灌溉主要是為了防備乾旱。當然這都有助於農業的發達，有助於當地的富庶。
這些農田水利設施都是唐代前期建設的成就，有的還是隋時的舊績，可知這樣富庶地區的形成並非偶然。《隋書·地理志》論述河東、絳郡、文城、臨汾、龍泉、西河六郡時，曾特別指出「土地沃少瘠多，是以傷於儉嗇。」可是在論述黃河以南的滎陽、梁郡等八郡和黃河以北的信都、清河等八郡時，都沒有提到有關這方面的記載，至少可以說，這黃河南北的十六郡的土壤都不至於像河東、絳郡等六郡那樣的瘠薄。這樣的記載很可以證明當時的改造土壤是有效果的。
這些農田水利設施，到了唐代中葉以後，就有許多都先後破壞，特別是黃河下游以北的農田水利設施本來以改造鹽鹼地為目的，農田水利設施破壞，鹽鹼地自然又會成災。據宋時記載說「河北為天下根本，其民儉嗇勤苦，地方數千里，古號豐實魏史起鑿十二渠，引漳水灌斥鹵之田，而河內饒足。唐至德後，渠廢，而相、魏、磁、洺之地並漳水者屢遭決溢，今皆斥鹵不可耕。」這裡只提到相、魏、磁、洺四州，其他有關各州也應該是相彷彿的，也許是其他有關各州稍顯得輕微些。這樣的演變對黃河以南各處也不能沒有影響。唐代後期，黃河下游南北的富庶地區已難保持其舊日的規模，特別是黃河下游以北各地更不易恢復其原來的面貌。
改良土壤，在經營農業方面是盡地利，和農業最有關係的還有天時。說到天時，首先是氣候的變化。氣候的變化是全國性的，黃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區也難得獨有例外，不過地區之間的差異還是有的。氣候是不時有變化的，自遠古以來都是如此。根據文獻記載和物候顯現，隋唐兩代和其前的三國兩晉諸朝，氣候都較為寒冷。氣候寒冷可能對農作物的生長有所影響。唐代前期曾經有過隕霜殺稼的記載，大都是在黃河的中上游，甚至還有江南個別州郡，黃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區可能沒有這樣的遭遇，至於水旱災患還是有的，河南、河北同時都曾經有過大水或大旱，災區較為狹小的災患更為習見，不3《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
《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
陳州西華縣（今河南西華）的鄧門陂，宿州符離縣（今安徽宿州北）的牌湖堤，皆隋時舊績，見《新唐書》卷三八《地理志》。
過比起黃河中上游來還不算大多，特別是旱災方面更是如此2。這樣的天災大都是人力所難於克服的，不能說對於農事耕耘完全沒有影響，不過還不至於因此而過分減低當地的富庶程度。
還應該指出隋唐時期黃河下游南北各州郡能夠成為富庶的農業地區，長期供應都城所需要的漕糧的原因，還應該得到黃河安瀾的助力。黃河挾帶泥沙東流，本是容易氾濫的。黃河每一氾濫，黃水所及之地，人民的生命財產都會受得難以估計的損失。黃水消退之後，泥沙隨處堆積，甚至使農田都無法耕耘。漢武帝時一次黃河決口，竟使有數百年繁榮的「天下之中」的定陶頓時蕭條下去，再未能復原。西漢末年的一次決口，六十年中都未能堵塞得住，損失更為慘重。可是在那次決口堵塞以後，長期安流竟達到八百年之久。隋唐兩代都在這安流時期之中。黃河能夠安流，無潰決之虞，南北兩側的地區才能更多地發揮它們的富庶效益。
隋代歷年短促，黃河一直安流。唐代也不是就無河患，但大多都限於較小的地區，並沒有造成很大的影響。安史亂前的河患僅有十一次溢於陝州的一次，在貞觀十一年（37），溢於河陽（今河南孟縣）的三次，第一次在貞觀十一年3，第二次在高宗永淳二年（83）2，第三次在武後長壽元年（92）4。陝州和河陽城都在黃河中游，距下游尚遠。在黃河下游的有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一次，在玄宗開元十四年（72）5，濟州一次，在玄宗天寶十三年（754）；博州一次，在開元十年（722）7；齊州（治所在今山東濟南）一次，在高宗永徽六年（55）8；棣州（治所在今山東惠民東南）二次，第一次在武後長壽二年（93），第二次在開元十年9。還有一次在武後聖歷二年（99）（），史籍僅記載黃河溢，未能確指所溢的是什麼地方。這十一次溢決中，魏州和棣州所受的災害最大。河決魏州那一次，懷、衛、鄭、滑（治所在今河南滑縣）、汴、濮（治所在今山東鄄城）諸州人不能安居，或構巢於樹，或借身舟中，死者以千計10。長壽年間，河溢棣州那一次，曾壞民居二千餘家。災害雖說不小，較之兩漢時期，應該不是很大的，況且未久即已安瀾，也沒有造成很大的影響。
由於黃河的溢決次數不多，也未形成嚴重的災害和影響，因而它的南北兩側地區的其他水道就不至受到干擾，通濟渠（即唐代的汴水）和永濟渠能夠開鑿成功，而且長期暢通無阻，就是藉著這樣有利的條件。尤其是太行山2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四仁宗天聖四年。這裡所徵引的為館陶王沿上疏言北邊禦敵事中所說的話。王沿請修漳水諸渠，故其他渠道皆未涉及。
《新唐書》卷三五、三六《五行志》。
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後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學術月刊》92年第2期。23《舊唐書》卷三七《五行志》。
4《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5《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7《元和郡縣圖志》卷十《鄆州》。
8《新唐書》卷三六《五行志》三。
9《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10《新唐書》卷三六《五行志》三。（）《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上流下的而現在歸入海河水系諸水，也因黃河的安流而未受到影響。唐代河北道南部農田水利灌溉最為發達，就是這樣的緣故。
正是由於黃河下游南北各處有這樣的自然條件，農業得到相當的發展，隋代及唐代前期所需要的漕糧，大部分就可以由此得到滿足。
唐代後期的河患及人為的決河唐代後期，黃河的災患顯得較前減少。代宗大歷十二年（777）2和德宗建中元年（780）3，曾經有兩次河溢，都未有詳細記載，不易知其發生事故的地方。另外有三次都發生在黃河中游憲宗元和七年（82），河溢振武軍，毀東受降城4，次年，河溢天德軍，其治所西受降城毀壞較多5。昭宗大順二年（89），河溢河陽。這三次出事地點皆距黃河下游懸遠，可以置之不論。黃河下游這一時期的河患主要集中在滑州，也就是現在河南的滑縣。憲宗元和八年（83）2、文宗開成三年（838）3和懿宗鹹通中（約84—87）4，先後發過三次，其中兩次都促使當地改移了黃河的河道。昭宗景福二年（893），發生於棣州的河決，竟然形成了一次改道，是由棣州治所的厭次縣境內向東北流去，衝出了一條新河道5。這裡距海已經很近，新河道也不是很長，災患也不是太大，總算是一次改道，結束了八百年來黃河安流的時期。然而最使人注意的則是這一時期竟然發生了人為決河的事情。肅宗乾元二年（759），史思明侵河南，守將於長清界邊家口決河東至禹城縣。長清、禹城二縣皆為齊州屬縣，今仍為山東長清縣和禹城縣。此次人為決河的結果和影響，除使禹城縣城淪溺外，其他未見記載。後來到昭宗乾寧三年（89），河圮於滑州，朱全忠因決其堤，遂為二河，散漫千餘里7。後來到五代時，這種人工決河的事例竟然頻繁出現。後梁末帝貞明四年（98），謝彥章攻楊劉，因決河水，瀰漫數里，以限晉兵8。後唐莊宗同光元年（923），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9。黃河安流的有利因素，至此已難於保持。應該說這種有利的因素在唐代後期仍未消失。安史之亂發生後，黃河下游的南北兩方都未能再充分利用這種有利的因素，特別是太行山東的河北道南部更是如此。唐代前期，如前所述，這裡的農田水利事業卓有成效，到了安史亂後，就未見到有若何建樹。唐代亡後，歷五代和北宋，黃河的潰決泛2《新唐書》卷三六《五行志》三。
3《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4《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5《舊唐書》卷十五《憲宗紀》。
《元和郡縣圖志》卷四《豐州》。
2《舊唐書》卷二○上《昭宗紀》。
3《舊唐書》卷十五《憲宗紀》。
4《新唐書》卷三六《五行志》三。
5《舊唐書》卷一七二《蕭倣傳》。
《太平寰宇記》卷六四《濱州》。按濱州置於後周時，割棣州的渤海、蒲台二縣往屬。7《太平寰宇記》卷十九《齊州》。
8《新唐書》卷三六《五行志》三。
9《資治通鑒》卷二七○，均王貞明四年。
濫不斷發生，黃河下游南北各地，就一直顯得蕭條，和隋代及唐代前期就迥然不同了。
第三節長江下游太湖區域農田水利的發達長江流域富庶的農業地區長江流域有三個富庶的農業地區，自上而下是成都平原和洞庭湖周圍以及長江下游太湖區域。成都平原的富庶遠在秦漢時期即已有名於當世。自李冰開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行成都之中，那裡的富庶農業地區就已基本形成，而且以後也沒有很大的變化。洞庭湖周圍和長江下游太湖地區雖然在春秋時期，已經建立過楚國和吳國，然而更為世人所重，則在南北朝時期。沈約著《宋書》，對此曾有過評論「江南之為國盛矣。雖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於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於荊、揚二州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值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荊域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可是到了隋唐時期，尤其是到了唐代後期，長江下游太湖地區成了全國少有的富庶地區，也是當時皇朝財賦主要取給的地方。這不僅見於當時人士的議論，甚而見於皇朝所頒布的敕令。唐憲宗在為他上尊號時所頒布的赦書中就明白說過「軍國費用，取資江南。」其實江南只是泛泛的說法，所涉及的範圍還是比較廣泛，核心所在，實為長江下游太湖區域。當然江南其他各處，也都在「取資」的地區之中，這是因為黃河下游原來被稱為富庶的地區，這時已經殘破不堪，江南各地就能顯出優勢，為黃河下游所不及。其中長江下游太湖流域更顯得突出，故頗為當時人士所稱道。唐朝後期繁重的皇朝財政負擔也就落在長江下游太湖流域。
長江下游太湖地區的富庶長江下游太湖地區之所以能夠成為富庶的地區，負擔當時皇朝歲賦的絕大部分，是由於當地自然環境的優越，而優越的自然條件還能更多地為人們所利用，促成當地農耕的發展。
促成農耕的發展，最主要的條件是土壤的肥沃。遠在戰國時期，這裡的土壤於全國各州還被列為下下等2，這應是那時的人沒有很好地利用和改造，因而產生錯覺。經過其後較為長久時期，它的優越性才逐漸顯露出來。西漢初年，發生了所謂「七國之亂」，其首事者吳王濞敢於反對當時的皇朝，所恃者除兵強將勇之外，還有海陵之倉，糧餉得以充足3。直到東晉偏安之時，海陵還是「地肥美，民惟事耕桑樵漁」。海陵之地於今為江蘇泰州市，瀕於江岸，農耕仍為人所稱道。渡過長江，更為優越。前引沈約在《宋書》中的議論，也可見一斑。在南北朝時，這裡的膏腴上地的價值已經超過秦漢時期的沃壤。唐初修五代史，其《地理志》附於《隋書》。《地理志》於宣城、《資冶通鑒》卷二七二，莊宗同光元年。
《宋書》卷五四《孔季恭等傳》。
2《憲宗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號赦》，《全唐文》卷六六○。
3《尚書·禹貢》。
《漢書》卷五一《枚乘傳》。
毗陵、吳郡、會稽、餘杭、東陽諸郡，頗加稱道，謂其「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這六郡中，毗陵即唐時的常州，吳郡即唐時的蘇州，也就是現在江蘇的常州市和蘇州市，皆瀕於太湖。宣城郡為唐時的宣州，餘杭郡為唐時的杭州，也就是現在安徽宣州市和浙江杭州市，雖皆不瀕於太湖，相距並非過遠，這裡就附帶提及。如《地理志》所說的，環太湖周圍的土壤都是相當肥沃的。唐時人解釋常州得名的緣由，說其地「居三吳之高爽，其地恆穰，故有嘉稱」2。現在浙江嘉興縣，宋時為嘉禾郡3。嘉禾的命名至為明顯，用不著再作解釋。「粳稻之鄉，土膏沃饒」，就在宋時已有人這樣的稱道4，嘉禾郡於唐為蘇州屬縣（今嘉興），可以證明《隋書·地理志》的記載是確實的。北宋時，范仲淹更稱道說「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之倉庚。」5這樣肥沃的土壤到宋時還少有改變。
長江下游太湖區域自來是以水鄉澤國見稱於世的。太湖為其西山地高崗流下的許多河流所彙集，並以所儲分支排注於長江。這就顯得河道縱橫，遍於各處。如前所說，環繞長安的八水，經過人為的努力，因而形成灌溉網，太湖區域就自然形成河網化。這就遠遠超過了關中地域，顯出其優異的自然環境，使發展農業具備有利的基礎。可是人們並不以此為滿足，不斷設法擴大其效果。隋唐時期，尤其是在唐代，對於農田水利的設施素所注重。前面曾提到唐代前期對於黃河下游，特別是在太行山東的平原有關農田水利的建樹，為前代所未有，唐代前期對於長江下游太湖區域的農田水利已經有所開發，唐代後期成就更為繁多。唐高祖武德年間，潤州金壇縣就已置有南、北謝塘，用以溉田。南北謝塘本是前代所置，唐初只是疏浚恢復。太宗貞觀年間，揚州江都縣（今揚州）也開渠引雷塘水，並築勾城塘，溉田八百頃。高宗麟德年間，升州句容縣為絳巖湖築堤引水。武後證聖年間，楚州安宜縣（今寶應）開白水塘和羨塘，置屯田。武後聖歷年間，湖州安吉縣開邸閣池，引天目山水溉田四百頃。玄宗開元年間，和州烏江縣（今安徽和縣東北）開鑿溝渠，引江水至郭下，溉田五百頃。唐代後期，設施更多。代宗永泰年間，潤州丹陽縣的練塘也得到疏治。練塘是一處大塘，周圍八十里，涉及丹陽、金壇、延陵（今丹陽西南延陵鎮）三縣。經過疏治，「沃瘠均品，河渠通流」，三縣都能受益。大歷年間，楚州置常豐堰，以御海潮，使瘠鹵處的屯田，歲收十倍2。升州句容縣的絳巖湖又得到一次治理，設置新塘，周回百里，開田萬頃。宣州宣城縣（今安徽宣城）也開渠引德政陂水溉田二百頃。德宗貞元年間，揚州江都縣（今揚州）引愛敬陂水以通漕運，同時夾陂的田地都能得到灌溉。湖州長城縣重新修復，溉田三千頃。和州烏江縣再修引江水至郭下的渠道，使它繼續發生效力。憲宗元和年間，宣州南陵縣（今安徽南陵）的大農陂，得到修治，溉田千頃。常州武進縣開孟瀆，引江水南流入江南河以助漕運，從而使瀆旁的四千頃農田都能得到灌溉。同時，無錫縣也引泰伯瀆2王象之《輿地紀勝》卷四○《泰州》引《吳陵志》所引的《晉中興書》。3李華《常州刺史廳壁記》，《全唐文》卷三一六。
4《宋史》卷四一《地理志》。
5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三《嘉興府》引《題名記》。
《範文正公集》卷九。湖、秀二州皆是由蘇州分出設置的。湖州治所在今浙江湖州市，秀州即嘉禾郡。《新唐書》卷四一《地理志》，《舊唐書》卷五九《李襲譽傳》。
2李華《潤州丹陽縣復練塘頌》，《全唐文》卷三一四。
通到蠡湖，同樣也能用以溉田。而揚州高郵縣的堤塘溉田達到數千頃之多。湖州烏程縣（今湖州）也開有官池。官池雖以池為名，當時湖州刺史范傳正督工開鑿，應該是有相當的規模的。穆宗長慶年間，蘇州海鹽縣開古涇三百零一處，以御水旱。楚州淮陰縣（今清江西南）也開了棠梨涇。寶應縣（本為安苴，後改名）本來有一座白水塘，武後時曾經開過，這是在前面已經提到過的，到了長慶年間，為了在白水塘屯田，就發青、徐、揚三州的民夫重新開鑿，其附近的徐州涇、青州涇、大府涇也一併得到開鑿。徐州涇和青州涇的得名，可能與這次大舉興工，動用徐州和青州的人力有關。這次工程相當巨大，就是寶應城北的竹子涇也得到開鑿。敬宗寶歷年間，湖州烏程縣還增開了縣東的凌波塘和縣北的蒲帆塘。蒲帆塘的得名是因為開塘時發掘出蒲帆的緣故，可見這個塘本來是很大的。後來到了文宗太和年間，蘇州海鹽縣還增開了一座漢塘3。這裡所說的還只是一些犖犖大端，一般較小的設施就不必細舉了。
這裡所說的雖是一些犖犖大端，但這樣逐一涉及，顯得相當繁瑣。如果按照有關的州縣來說，也許稍稍明確些。太湖周圍本來只有湖、宣、常、蘇四州，唐代後期又增了一個升州2。湖州所轄五縣，按照上面所列舉的，有水利設施的就有烏程、長城、安吉三縣，其中烏程一縣還曾兩次興工。宣州所轄八縣，有水利設施的有宣城、南陵兩縣。常州所轄五縣，有水利設施的有武進、無錫兩縣。蘇州所轄七縣，有水利設施有海鹽一縣，就是這一縣之地，也曾兩次興工。升州所轄四縣，有水利設施的也有句容一縣，同樣是兩次興工。江北的揚州所轄七縣，有水利設施的為江都、高郵兩縣，而江都的設施為獨多。和州所轄三縣，有水利設施的為烏江一縣。楚州所轄四縣，有水利設施的有山陽、寶應、淮陰三縣。顯然可見，有關各州都有水利設施，而湖、常、楚三州有水利設施的縣，居所轄的縣的半數，或超過半數，這在當時全國之中是少有的。
長江下游太湖區域得水之利，誠然可以冠於全國。卻也有一些水患。長江下游近海，可能會有海潮，損害一方農田，太湖地區低凹，排水就不免困難，也影響到農事的操作。前面提到楚州的常豐堰，就是為了防禦海潮而修築的。這條常豐堰雖說是修築在山陽縣，實際上其南已到了鹽城縣。鹽城縣也是楚州的所轄縣。山陽縣東距海岸不遠，鹽城縣更近在海邊。修堰防潮自然都是必要的。這條常豐堰為唐代宗大歷年間黜陟使李承所修的，在當時很受人稱道。楚州南鄰揚州、高郵、海陵諸縣同樣瀕海。常豐堰是否向南修到揚州境內，未見記載。後來到北宋時，范仲淹也曾到這裡海濱修堤，就是所謂范公堤。范公堤至少可以說是繼續常豐堰修成的。
太湖區域的排水困難，當時是不易解決的。前面提到唐穆宗時，蘇州海鹽縣為了防禦水旱之災，修築三百零一處古涇，應該起到排水的作用。不過問題還不是這麼簡單，排水依然困難。唐代後期，蘇州吳縣人陸龜蒙居於松江甫裡。當時松江尚未設縣，可能就在吳縣境內。松江地卑下，雨潦時艱於排水，彷彿就與江相通，許多田地的積水都連成一片，不能辨別誰家的田地，農事自然受到影響。陸龜蒙有田數百畝，耕夫十餘人，可是還經常苦饑。這3《舊唐書》卷一一五《李承傳》。
以上所列舉的設施皆見《新唐書》卷四一《地理志》。
2《新唐書》卷四一《地理志》。
樣的遭遇當不僅陸龜蒙一家而已。這樣的困難不僅唐時不易克服，就是後來兩宋時依然難於徹底解決。
雖然還有這樣不易克服的自然環境的缺陷，其他優越的因素都還能充分加以利用，尤其應該提到的，是人口的增加，有助於對自然的利用，由於安史之亂的爆發，黃河下游南北各地備受摧殘，才使唐代中樞的財政及糧食皆仰給於長江下游太湖流域。也由於安史之亂的影響，黃河流域的人口曾有大量的南遷，其中許多人都移徙到長江下游太湖區域。長江下游太湖區域增加了大量人口，增加了勞動力，也帶來了黃河流域一些先進的設施和經驗，更促進了當地對於自然環境的改造和利用，發展了當地的經濟。下迄唐代滅亡，這樣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趨勢仍然繼續不斷，在以後的皇朝中都能居於重要的地位。
第四節半農半牧地區的利用及部分段落疆界的變化隋唐兩代的半農半牧地區隋唐兩代都有廣大的版圖，也各有若干臣附的屬國。隋唐兩代直接統治並設有州（郡）縣的地方，都是在農業地區和半農半牧地區。當時和它們鄰國相爭執的地方，大半都是在這半農半牧的地區。一些鄰國也曾侵入到隋唐兩代統治下的農業地區，那只能說是偶然的事件，因為侵入到農業地區的鄰國，也未企圖在那裡久居下去。隋唐兩代也曾經進入到相鄰的遊牧地區，除設過一些極為重要的軍事據點外，也都隨即撤出，不在那裡設置州（郡）縣。隋煬帝固曾在青海以西設置過西海郡和且末郡，隋不久就告滅亡，這些新郡實際上只是曇花一現而已。
隋唐時期的半農半牧地區，主要是在西北各處。具體說來，相當於現在甘肅全省，內蒙古自治區中部陰山狼山以南，以及陝西省和山西省的西北部，河北省北部。回溯遠古時期的歷史，這些地方本來都是遊牧地區，西漢時司馬遷分劃當時國內的經濟區時，曾經列出一條界線，由龍門至於碣石，用現在地理來說，就是由今陝西和山西兩省間的龍門山，斜向東北，達到今河北省昌黎縣南的碣石山。這應是最早的遊牧地區的南界。此後這個地區為農為牧，曾經有過幾次的變遷。大抵每當從事遊牧生涯的民族統治這些地區時，這裡就成了草原。從事農耕生涯的民族統治時，這裡就成了半農半牧的地區。因為根據自然的條件來說，無論是土壤還是氣候，這裡都是可農可牧的，所以在不同民族統治的時期，就各因其所習，為農為牧了。如果是從事農耕生涯的民族統治這樣的地區時，為了鞏固他們的統治基礎和防禦外來的侵略，就必須爭取完全控制著整個半農半牧的地區，而且也不能過分超越半農半牧地區之外。因為從事農業生涯的人們不可能長期在遊牧地區居住下去。如何防止從事遊牧的民族侵入半農半牧地區，這就不能不尋求一些有利的自然形勢作為固守的憑借。北陲的陰山和賀蘭山，河西走廊南北兩側的祁連山，大雪山和合黎山，龍首山以及河北的燕山皆可資利用。而這樣一些高山恰都是遊牧地區和半農半牧地區的分界線。這些分界線的兩側，氣候、土壤等自然條件都迥然不同，和半農半牧地區的可農可牧也是不一樣的。在遊牧地區不能說就絕對不可耕耘，實際上都是不足以稱道的。武後聖歷元年（98），突厥默啜請求賜予農器種子並索要原住於豐、勝、靈、夏、朔、代的突厥降戶。武後因盡驅六州降戶數千帳，並種子四萬餘碩，農器三千件以與之。據說默啜由此寖強。默啜由此富強是事實，但似與所得的種子農器無若何關係。即令突厥能播種這樣多的種子，也不是馬上都可能得到豐收的。
隋唐兩代對於半農半牧地區的利用半農半牧地區是可農可牧的。隋唐兩代正可借此以彌補農業地區的不足。隋及唐代前期都有強大的軍力，其中騎兵居有重要的地位。唐代更重視養馬，養馬的地區跨有隴右（即渭州，治所在今甘肅隴西）、金城（即蘭州，治所在今甘肅蘭州）、平涼（即原州，治所在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天《舊唐書》卷一九六《陸龜蒙傳》，陸龜蒙《甫裡先生傳》，《全唐文》卷八○一。水（即秦州，治所在今甘肅天水）四郡，幅員已達千里，猶為隘狹不足以容納，因擴展到河曲。尋又擴展到岐（治所在今陝西鳳翔）、豳（治所在今陝西彬縣）、涇（治所在今甘肅涇川）、寧（治所在今甘肅寧縣）四州，再後又擴展到鹽州（治所在陝西定邊）和嵐州（治所在今山西嵐縣）。這樣的一再擴展，顯示出對於半農半牧地區的善為利用。後來吐蕃勢力強大，隴右失陷，養馬地區只好內移到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和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襄州置有臨漢監。蔡州置有龍陂監。兩監才有牧馬三千二百匹，費田就有四萬頃。原來牧馬於渭、蘭、原、秦四州，牧場幅員千里，並未顯得與農業爭地，襄、蔡兩州的牧場只有四萬頃，就感到是一項負擔，不久就被廢省。
半農半牧地區遭受遊牧民族的侵奪半農半牧地區和遊牧地區之間是有一條自然形成的分界線的。在當時的自然條件下，還不能用人為的力量從事改移。但是一些從事遊牧生涯的民族卻常常企圖越過這樣的自然分界線，侵入半農半牧地區，甚或是農業地區。唐與吐蕃的爭執其肇因多屬於這一方面。隴右道的祁連山和大雪山，還有更南的日月山，都曾經被利用為唐代防禦吐蕃的屏障，有了這樣的可資利用的天然地勢，還需要重兵控制。安史之亂爆發，隴右駐兵皆東撤勤王，吐蕃就得寸進尺，步步相逼，隴右道陸續陷落。吐蕃既侵佔了這裡的半農半牧地區，更企圖向農業地區進擾。德宗建中四年（783）唐蕃清水會盟，劃定一條新的國界，這條新界中間通過隴山之西和六盤山之東2。六盤山東還是半農半牧地區，隴山之東就已經是農業地區了。新界雖已劃定，爭執卻未暫緩。直到宣宗大中三年（849）以後，吐蕃內部內亂，唐朝才能乘機逐漸取得這裡的半農半牧地區。2《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
張說《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張說之文集》卷一二。2《新唐書》卷五一《兵志》。
第五節長江口外的海岸及揚州的繁榮隋唐兩代的海岸隋唐兩代幅員廣大，東南臨海，海岸亦相當邈長。唐代初期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城，也就是現在朝鮮的平壤，平壤城瀕浿水（今為大同江），則當時海岸的北端當從浿水入海口算起，唐代的安南都護府設於交州，就是現在越南的河內。安南都護府所轄州縣，更遠及於今越南的中部，那裡當是唐代海岸的南端。
唐代海岸的變遷海岸和其他自然現象一樣，也是時時在變化之中，所以就有與現在不同的地方。現在江蘇連雲港市於唐時為海州東海縣。海州治所為朐山縣，東海縣西去州治水路九十里。這段水路不是通常的河流，而是海道。東海縣所在地，俗謂郁州，也就是田橫島。縣城設在島上，故到州治當須越海而行。現在郁州早已和陸地相連，再不必渡海。唐時蘇州屬縣有海鹽縣，今仍為浙江海鹽縣。縣名依舊，縣境有許多地方都已崩坍入海。這都是明顯的例證。海岸變化的原因不一，不過海波沖刷和內地流來的河流所挾帶的泥沙的堆積，都是尋常可見的因素。海鹽縣海岸的崩坍就是因為當地海波沖刷過甚。由內地流入海中的河流，隨著所挾泥沙的多少，可以估計出河口附近海岸伸出的速度。黃河、長江、灤河、遼水以及淮水和郁水（今為珠江支流西江）的河口附近都有這樣的現象。唐時，滄州長蘆縣（今河北滄州）東距海九十里2，棣州蒲台縣（今山東高青東北）距海一百一十四里3，青州北海縣（今山東濰坊）東北距海一百二十里4，泗州漣水縣（今江蘇漣水）東北距海一百零四里5。現在這些地方的海岸，較唐時有了更多的差距，而且有的差距還是相當巨大的。這樣的情形在北宋初年就已經顯示出來了。宋時蒲台縣距海已改為一百四十里，漣水縣距海也已為一百四十里7，都較唐時為多。也有沒有什麼變化的，如北海縣距海裡數仍為一百二十里8。
與海岸有關的海港，是海外交通、貿易的基地和出發點。德宗貞元年間，宰相賈耽曾考究從邊地入四夷的道路，據他所列舉的凡有七條，五條在陸上，兩條為海道。這兩條海道一是登州（治所在今山東蓬萊）海行入高麗渤海道，再一是廣州（治所在今廣東廣州）通海夷道9。賈耽還記載了一條安南通天竺2《舊唐書》卷一九六下《吐蕃傳》下。
《元和郡縣圖志》卷十一《海州》。
2天啟《海鹽縣圖經》卷三引《嘉禾志》。
3《元和郡縣圖志》卷十八《滄州》。
4《元和郡縣圖志》卷十七《棣州》。
5《元和郡縣圖志》卷十《青州》。
《元和郡縣圖志》卷九《泗州》。
7《太平寰宇記》卷六四《濱州》。
8《太平寰宇記》卷十七《漣水軍》。
9《太平寰宇記》卷十八《濰州》。
道。安南即安南都護府，在今越南河內，天竺為現在的印度。由安南至印度，海陸兩道皆可成行，賈耽所記卻是分成兩路，一路經由南詔、驃國（今緬甸慈航靜齋之大隱於朝燃文國）而至天竺；一路由交州南行，經文單國（今老撾萬象），再經真臘（今柬埔寨），然後取海道西行。其實由安南亦可直接浮海，而廉州的合浦（今廣西合浦東北）和欽州（治所在今廣西欽縣）亦可作為海港。
揚州的繁榮和海舶的往來賈耽所記似遺漏了揚州。揚州不僅為國內最為有名的經濟都會，而且是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肅宗上元元年（70）田神功入揚州，大掠百姓資產，郡內比屋發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殺者數千人2。這些商胡波斯可能是由廣州越南嶺而至於揚州的，也可能是由西域經長安而來的。然由揚州直接乘海舶前往域外的，或由域外直達揚州都大有人在。玄宗天寶十二載（753）鑒真東渡就是由揚州起碇的3。文宗開成三年（838），日僧圓仁蒞中國求法，也是首先到達揚州的。玄宗天寶十載（75），廣陵郡大風，架海潮，淪江口大小船數千艘2。廣陵郡就是揚州，乃天寶時所更的新名，揚州城下能有數千艘船隻停泊，可知港口的宏大。這些船隻中是否雜有海舶不可具知。揚州為邗溝（即唐時的漕渠）的悠悠，由邗溝北上，經過通濟渠（即唐時的汴水）達到長安。如由廣州登陸，前往長安，還須越過南嶺，先至揚州，才能去到長安。所以同為貿易港口，揚州終要稍勝一籌。
揚州能夠成為當時的和海外交通貿易的基地，是和它的位置距海不遠分不開的。當時不僅揚州距海不遠，長江口南北各地的海岸，也較今天為近。前面曾經提到唐代宗大歷（7—779）年間，李承於楚州置常豐堰，以御海潮。《新唐書·地理志》以常豐堰繫於楚州山陽縣下，山陽縣今為淮安縣，其地距海已遠，無置堰必要。此堰至宋時經范仲淹修理過，改稱范公堤。當時築堤以捍海，可知這幾縣之東就是海岸，而海安縣就在揚州之東。
日僧圓仁於唐文宗時蒞臨中土。據其所記，開成三年七月二日，午時到江口，未時到揚州海陵縣白潮鎮桑田鄉東梁豐村。再由江口北行十五里到淮南鎮。後來由掘港庭登岸。淮南鎮故地今已無聞。今如皋縣東南有白蒲鎮3，未知是否即白潮鎮的訛文。掘港庭當即今之掘港鎮。在如皋縣東，今已設為如東縣。圓仁既由掘港庭登陸，則其地應為當時的海岸。當時江口有胡逗洲，在海陵縣東南二百三十八里4。海陵縣今為泰州市。胡逗洲今為南通市和南通縣地，當時應為近海的島嶼。成書於北宋神宗時的《元豐九域志》，於兩浙《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著目有賈耽《皇華四達記》十卷。入四夷的道路當出於是書的記載。又《舊唐書》一三八《賈耽傳》，耽於德宗貞元九年（793）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相位者前後十三年，是書之作當在貞元九年之後。《皇華四達記》久已佚失，這裡據《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的徵引。
2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第六章。
3《舊唐書》卷一二四《田神功傳》。
真人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
2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3《舊唐書》卷三七《五行志》。
4《元豐九域志》卷五《淮南路》，泰州如皋縣已有白蒲鎮。
路蘇州下記載這一州的地理，指出州治東至海二百二十里，北至海一百八十里，東北至海一百八十里。其時通州已經置州，州治所在的靜海縣猶有江口一鎮，故蘇州之北為海，也在情理之中。
揚州距海口既近，海舶可以直達城下，故能成為對外貿易口岸。揚州又有運河可北通長安，南通杭州，更促進這一貿易口岸的發展。今天上海為全國最為繁榮的對外貿易口岸，可是隋唐時期卻難以語此。上海成陸較晚，八世紀初的海岸，雖已退至黃浦江東，當地仍為一片草萊，宋時以海舶輻輳，始有鎮的設置，設縣在元時，故在隋唐時期，長江入海口附近，尚未能有其他港口可以代替揚州。
可是到了唐代後期，揚州城下的海舶卻逐漸在減少，這不是長江口外海岸有了新的變化，而是揚州和潤州（治所在今江蘇鎮江）之間長江水道有了變化。這兩個州城的距離約為七十里，江水北抵揚州城下，南至北固山麓。而北固山就在潤州城北。江面是相當寬闊的，江中有沙洲，其大者就是所謂瓜洲。瓜州橫峙江中，南北往來船隻要繞行一段江路。可是瓜洲北側那條江汊後來淤塞成陸，運輸相當困難，開元時潤州刺史在瓜洲上開鑿一條伊婁河，南北交通才顯得便利。瓜洲北側那條江汊淤塞成陸，顯示揚州城外的長江向南擺動。原來海潮可以直通揚州郭內，可是到唐代宗大歷年間，潮汛就已不通。海潮既已不再通到揚州郭內，海舶也就不易再到揚州城下。唐文宗太和三年（829）頒布的《疾愈德音》，要嶺南、福建、揚州等地的節度使存問蕃客，不過這時揚州的蕃客並不一定是由海道直接達到的了。2全國的自然環境是包括許多方面的，這裡僅論述一些河道、湖泊、草原、海岸的變化及其所發生的影響。一些都會的繁榮和蕭條，一些地區的富庶和貧困都和自然環境變化的遲速有關，隋唐都城在長安，漕糧能否正常供給，關係一時的國本，而自然條件的限制，不能不仰賴於黃河下游和太湖區域。這些地區和長安的距離相當的遙遠，維護運道的安全，在當時竟成了一項重要的國策。尤其是和相鄰諸國的疆界，也不能不爭取適應自然的條件。自然環境雖是習見的現象，卻也不宜忽視。
《太平寰宇記》一三○《泰州》。
2譚其驤《上海市大陸部分的海陸變遷和發展過程》，《考古》973年第期。第三章疆域和行政區劃及其變遷第一節疆域的輪廓隋唐兩代的版圖都相當廣大。隋代盛時，東南皆至於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且末郡治所在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且末縣，五原郡治所在今內蒙古自治區五原縣南。也就是說，其西超玉門、陽關之外，而北達陰山之上。唐初平高昌、滅突厥後，其地東極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焉耆即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焉耆縣，林州南境當在今越南高尚之南。自頡利可汗被擒後，薛延陀固曾南下牧馬，實僅限於磧北2。這是說唐初疆域已經超過隋代。唐代以開元天寶之際最為盛世，其時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3。安東、安西為東西兩都護府，其治所皆數經移徙。開元時安東都護府治平州，在今河北盧龍縣，天寶時又移置遼西郡故城，在今遼寧義縣東南4。安西都護府於開元天寶之際，治所在龜茲，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庫車縣5。唐時日南為縣，屬愛州，其地在今越南清化縣北。唐愛州之南，尚有歡、林諸州，則其南界當不止於日南縣。漢時日南郡的轄地，兼有唐歡、林諸州，是所說的日南當指漢郡而言。單于府就是單于都護府，開元天寶之際，其治所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2。三都護府皆統有羈縻州。安西都護府所統的羈縻州，最遠者屬波斯都督府，於今為伊朗國地4。與安東都護府同置的有營州都督。營州都督所統的羈縻州，最遠者為黑水都督府，已在烏蘇里江之東，黑龍江的下游。單于都護府與安北都護府屢有分合。天寶以後單于都護府就再和安北都護府相合，即以安北為號3。安北都護所統的羈縻州，最遠者為堅昆和幽陵二都督府，前者在今葉尼塞河上游，後者則在今石勒喀河的上游鄂嫩河等處5。這樣廣大的疆土實遠邁秦漢諸代。史念海《論唐代揚州和長江下游的經濟地區》，《揚州師院學報》982年第書》卷二九《地理志》上。
2《舊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一。
3《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上。
4《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一。
5《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二。
4《唐會要》卷七三《安西都護府》。
2《舊唐書》卷四一《地理志》四。
3《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二。
5《唐會要》卷七三《安北都護府》。
《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
第二節疆域的盈縮變遷西陲疆域的盈縮變遷隋祚短促，其疆域大體是因周、齊及陳的規模。煬帝嗣位，南征林邑，分其地置蕩、農、沖三州，尋改為比景、海陰、林邑三郡7。林邑故地就是現在越南的南部，更在兩漢日南郡之南。煬帝后來更遠征吐谷渾，取得西海（今青海省青海湖）以西地，而伊吾（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哈密）吐屯設等又獻西域數千里之地，因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隋的疆域不僅奄有今青海省崑崙山脈以北各地，而且遠及於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東爾羌河之西。
唐代歷年悠久，疆域變化也就相當頻繁，和隋時頗有不同。尤其是西陲各處更為顯著。唐初西陲仍如隋時之舊，僅至於伊吾和且末。太宗時平高昌，即以其地置西州，稍後，又以西突厥泥伏沙缽羅葉護阿史那賀魯部落置庭州2。西州治於高昌縣，在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縣東南。庭州治於金滿縣，在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吉木薩爾縣北。
唐代安西都護府統有龜茲、毗沙、疏勒、焉耆四鎮。這四鎮本為龜茲、于闐、疏勒、焉耆四國。四國先後內附，各自的王位皆未斷絕，和內地的州縣完全不同。唐代於四國分設都督府，這就是一般所說的羈縻州府。不過這四鎮乃是邊防的軍事重鎮，和一般羈縻州府又復不同。這四鎮中還曾一度以碎葉代焉耆3，碎葉在當時為役屬於突厥的商胡雜居地4，並非如龜茲等國尚各有其王。唐人對於一般羈縻州並不過問其內部的庶政，可是於四鎮周圍附近卻分置了若干軍鎮和守捉城5。碎葉本自有城，城週六七里，可是唐代卻在這個故城的基礎上，另建新城，四面十二門，皆屈曲作隱伏出沒之狀2。這四鎮於高宗鹹亨元年（70）為吐蕃所陷3。武後長壽元年（92）王孝傑才又收復了故土4。武則天對此事特別重視，她曾說過「貞觀中，西境在四鎮，其後不善守，棄之吐蕃，今故土盡復，孝傑功也。」5可見當時唐的西境，不以西州、庭州為限，也不限於蔥嶺，而是遠在今伊塞克湖以西。伊塞克湖唐時名熱海，於碎葉築城的安西都護王方翼就曾與西突厥十姓阿史那車簿戰於7《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序》論開元天寶之際唐的疆域，謂「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按其時安東都護府先後徙治平州和遼西郡故城，遼水以東殆非唐朝勢力所及，故《新唐書·地理志序》所言如此。然高宗時滅高麗，曾置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並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其後平百濟，又以其置熊津等五都督府及帶方州，其規模當不在漢世之下。
《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下。
2《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3《舊唐書》卷四○《地理志》三。
4《資治通鑒》卷二○五，則天後長壽元年。
5《大唐西域記》卷一。
《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2《大唐西域記》卷一。
37《舊唐書》卷一八五上《王方翼傳》。
4《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5《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后紀》。
熱海之上，並擒其首領突騎施等數百人，遂定西域7。如果加上安西都護府所統的各羈縻州，則其西陲還應遠達於今伊朗國東部的托博勒。因為當時所置的波斯都督府所治的疾陵城故地，就在今的托博勒。高宗龍朔元年（），吐火羅道置州縣使王名遠所置的十六都督府，波斯都督府就是最遠的一所，也是唐代聲威在西陲達到最遠的地方。
唐代雖在西陲臣服了許多小國，但還有些勁敵，吐蕃和大食就是其中最為雄傲的，而吐蕃對於唐的壓力卻更甚於大食。吐蕃與唐的戰爭，時有起伏，疆場之間一此一彼，也是時有所聞的。四鎮的爭奪就是其中的一點。天寶末年，安祿山亂事猝起，河西、隴右兩節度使麾下的兵力皆東歸勤王，邊圉不固，疆土陸續喪失，甚至於代宗廣德元年（73）吐蕃還攻入都城長安。直至德宗建中四年（783），清水（今甘肅清水）會盟，劃定兩國新的疆界。盟約中具體指出「今國家所守涇州西至彈箏峽西口，隴州西至清水縣，鳳州西至同谷縣，暨劍南西界磨些諸蠻，大渡水西南為蕃界。」「其黃河以北，從故新泉軍，直北至大磧，直南至賀蘭山駱駝嶺為界，中間悉為閒田。」8盟約中所說的涇州，治所在今甘肅涇川縣，彈箏峽在六盤山東麓，也就是涇河上源流經的地方。隴州治所在今陝西隴縣，清水縣當時隸於隴州，稍在隴坻之西。鳳州治所在今陝西鳳縣，其所屬同谷縣，則在今甘肅成縣。大渡水今仍為大渡河，磨些蠻即磨些詔，亦即越析詔，為六詔之一。越析詔以居於越析州得名。越析州在今雲南省賓川縣。磨些蠻的居地當分佈到其北的金沙江上下，故唐時金沙江亦稱磨些江。盟約中提到磨些蠻，蓋因其在大渡水之西的緣故。新泉軍在會州2，會州治所在今甘肅靖遠縣。新泉軍當在今靖遠縣以北黃河北岸。駱駝嶺雖未能確指其地，自當是賀蘭山上較為顯著的山嶺。這樣說來，清水會盟所劃定的唐與吐蕃的新界，當是由賀蘭山直北達到大磧，由賀蘭山南向，經過位於今甘肅靖遠縣北的新泉軍，再折向東南，經六盤山的彈箏峽，又經今甘肅清水、成縣兩縣，而西南抵於大渡河畔和磨些蠻居地之東。不僅隴右道的東部盡為吐蕃所據有，就是關內道的西北隅亦皆淪陷。然吐蕃並未因此而稍戢其氣焰，又復奪取鹽（治所在今陝西定邊）、夏（治所在今陝西靖邊北）二州，而涇、邠（治所在今陝西彬縣）諸州的西門甚至都不敢輕易開啟。這樣邊陲多難的局面，直延續到宣宗時。宣宗大中三年（849），由於吐蕃內亂，唐才乘機收復隴右道東部諸州3，五年，沙州人張義潮又以瓜、沙、伊、肅、鄯、甘、河、西、蘭、岷、廓十一州歸於有司，懿宗鹹通二年（8），張義潮又取得涼州3，於是除安西、北庭兩都護府外，隴右道就完全歸於唐的版圖。張義潮死後，甘州為回鶻所攻取，沙州附近各城也相繼淪沒4，唐的西疆僅及於涼州，其西已難於過問了。
東陲疆域的盈縮變遷《新唐書》卷一一一《王孝傑傳》。
8《唐會要》卷七三《安西都護府》。
《舊唐書》卷一九六下《吐蕃傳》下。
2樊綽《蠻書》卷三《六詔》及向達《校注》。
3《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一。
34《新唐書》卷二一六下《吐蕃傳》下。
唐代的東陲和西陲略有不同。不過高麗也曾經相當強盛過。隋煬帝傾全國之力，東向侵伐，不僅無功，反引起國內的亂離，隋社稷竟因之崩毀。唐太宗繼之，雖亦戰勝克取，終未能竟全功。下至高宗時，才滅了高麗，並於其都城平壤設立安東都護府。高麗的國土是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渡遼水，至於營州（治所在今遼寧朝陽），而北接於靺鞨2。唐代不僅滅了高麗，而且還曾滅了百濟，於其地設立熊津都督府。
《新唐書·地理志·序》論開元天寶之際唐的疆域說「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如上所說，唐既滅高麗，克百濟，於高麗都城平壤設安東都護府，而平壤就是漢樂浪郡的治所，這應該是超過了漢代，為什麼還說東不及呢？這不是錯簡而是另有原因。安東都護府始置於高宗總章元年（8），至上元三年（7）移於遼東故城（今遼寧遼陽市），次年又移於新城（今遼寧省撫順北），武後聖歷元年（98）改為安東都督府，中宗神龍元年（705）復故名。玄宗開元二年（74）移於平州（今河北盧龍），天室二年（743）又移於遼西郡故城（今遼寧義縣東南），肅宗至德（75—758）復廢5。這樣一些置廢移徙的年代正可說明唐代東陲疆土伸縮的變化。總章二年設置安東都護府之後，當地並未完全厎定，仍繼續有軍事行動，致使平壤城都為之痍殘，安東都護府的徙置遼東故城，顯然是受到平壤痍殘的影響。遼東故城在今太子河之北，新城在今渾河之南，相距臨邇，安東都護府雖有一度遷移，於東陲全局似無若何影響。不過有一事殊值得注意當安東都護府始置之時，曾以高麗降戶分為十四州和九府，作為其屬下的羈縻州2。其中遼城都督府就設在遼東故城，新城州都督府就設在新城。後來僅存十州和四府。其餘各州府皆不易知其所在，可能都是在鴨綠水以南。就是所存這十四州府，其中絕大部分就在遼河以東。這十四州府並無城池，乃是高麗降戶散居之地4。在高麗被滅之後，東陲暫無強敵，散居各地的降戶為數又不甚多，可知安東都護府的再經移徙，所起的作用並非很大。所以在證聖元年改安東都護府為安東都督府之後，狄仁傑就堅請廢去這個重鎮。狄仁傑指出「遼東所守，已是石田；遐方，更為雞肋，弱枝強幹，有國通規。」3根據狄仁傑的說法，安東鎮的設置實際成了累贅。安東鎮雖並未因狄仁傑的建議而廢掉，而且還在經過七年之後，又恢復了安東都護府的舊名，實際上卻由幽州都督兼領都護。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距離遼河以東就更為懸遠。開元天寶之際，安東都護府一移於平州，再移於遼西郡故城，都還是在遼河以西，遼河以東大概是不聞不問了。《新唐書·地理志·序》所說的唐的疆域東不及漢時之盛，也是合乎實際情況的。
北陲疆域的穩定唐代北陲超逾陰山，這是上承隋代的舊規。隋時疆域北至五原，五原郡就設在陰山南麓，其北界自在陰山以北。這樣的疆域不僅隋唐兩代，就是秦2《舊唐書》卷十八下《宣宗紀》。
5《新唐書》卷二二○《高麗傳》。
4《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二。
2《新唐書》卷二二○《高麗傳》。
3《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漢也是如此。這是自然形勢所決定的。這些皇朝不過爭取以人為的疆界符合自然形勢而已。如果隋唐諸朝不能守住陰山，則北方的遊牧民族，不論其為突厥，或者就是回紇，都會長驅南下，牧馬於關中都城的附近。突厥或回紇其強盛時也和吐蕃相彷彿，隋唐兩代都未曾為其所屈，正是由於有這樣一條險要的自然疆界的緣故。陰山只不過是隋唐北陲的一個主要段落，其西的賀蘭山和其東的燕山都起到相同的作用。賀蘭山西還有一段較為悠長的疆界，由於沙漠的瀰漫，隔斷了突厥或回紇南下的道路。不過發源於祁連山上的張掖河（今弱水）和馬城河（今石河）的河谷卻無異辟成兩條南下的通道。隋唐兩代對於這兩條河谷的防守，不異於防守陰山和賀蘭山。這兩條通道偶爾也有被衝破時，好在防守得力，還無妨於大局。燕山東北的白狼水（今大凌河）為通向遼河流域的要道，當時對於這條通道的防守也不遺餘力。正是有這樣的憑借，隋唐兩代的北陲都沒有顯著的變化。
西南邊陲的曲折隋時於西南邊陲承梁及北周之舊，置有戎州（治所在今四川宜賓）和嶲州（北周為嚴州，治所在今四川西昌），隋亦置有嶲州（治所在今貴州甕安北）。三州之南，又有南寧州（治所在今雲南曲靖）和昆州（治所在今雲南昆明）2。這兩州皆以當地土民為刺史，這應是唐代羈縻州的先河。唐時於戎、嶲兩州之南，更置姚州（治所在今雲南姚安）。三州各領有若干羈縻州，戎州所領最多，竟有九十二州3。當時西南邊圉遠至今雲南保山、雙柏、蒙自諸縣之南。
唐代中葉，南詔崛起，西南疆域遂發生較為顯著的蹙縮。南詔為烏蠻別種，蠻部以王為詔，唐初有蒙嶲、越析、浪穹、邆睒、施浪、蒙捨等六詔，環洱海聚居。姚州都督府所屬的野共州，就是邆睒詔境內的野共川4。邆睒詔就在洱海的西北。邆睒詔的嘩羅波曾自為邆睒州刺史，浪穹詔的鐸邏登亦為浪穹州刺史，而越析詔就在越析州5。這三州皆未見於姚州都督府所屬諸羈縻州中，既皆以州為名，而又有刺史之官，當為唐人的舊規。更何況越析詔所在的越析州，復以舊州相稱。開元末年，蒙捨詔兼併其他五詔，以大和城為都。由於難以忍受唐邊地官吏的欺凌，遂間附吐蕃，頻繁內犯。文宗太和三年（829）的一次，就曾攻陷戎、嶲、邛（治所在今四川邛徠），並侵入成都。當他們退歸時，南過大渡河，謂所俘唐人說「從此以南，是南詔的國境。」實際上，從那時以後，唐代的版圖就再未伸到大渡河以南。
《唐會要》卷七三《安東都護府》。
《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
2《隋書》卷三七《梁睿傳》。
3《隋書》卷五三《史萬歲傳》。
4《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5樊綽《蠻書》卷三《六詔》。
邆睒州，《新唐書》卷二二二中《南詔傳》作《邆川州》。
第三節行政區劃及其有關制度隋時對於前代舊規的改革和實施我國的地方區劃制度是不斷有所變化和演進的。其中郡縣制度歷時相當悠久。郡縣制度起始於春秋戰國之時。秦始皇統一六國，更在全國範圍內普遍推行。由於郡的設置逐漸增多，朝廷感到不易具體管理，漢武帝時就在郡上更設立州一級，這樣就成為以州察郡，以郡轄縣的三級制度。自此以後，州的長吏稱號及其職權大小有時亦曾有所變化，三級的名稱卻長期未聞改易。
不過這期間卻有一種並非偶然的趨勢。就是州郡的設置不斷在增多，尤其是南北朝時期更為顯著，職方記載亦往往難於備述。沈約撰《宋書·地理志》，就曾經感慨道「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千回百改，巧歷不算，尋校推求，未易精悉。」當西漢中葉初立州制時，全國僅有十三個州和一個司隸校尉部，還有一百零二個郡國2。後來到梁武帝天監十年（5），僅南朝境內就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梁武帝大同年中（535—545），也已有州一百零七。陳國的疆土於南朝中最為狹小，實際上不出原來荊、揚兩州的範圍，卻有州四十二，郡一百零九。北朝齊周兩代都經過一番並省，可是到北齊亡時，竟有州九十七，郡一百六十。北周靜帝大象二年（580），北齊已經滅亡，南方僅有陳和後梁，疆土都已相當狹小，可是這時的北周境內，通計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當時後梁只有荊州和基平、鄀三州5，再加上陳國的九十七州，三國共有三百一十二州。後梁的每州所轄的郡數不可知。周齊二國每州平均所轄皆兩郡稍多一點，這也就是說，每一位刺史僅能領導兩位太守，最多亦不能超過三位，真可以說是十羊九牧了。這就導致了隋統一後的改革。文帝開皇三年（583），遂廢諸郡，直接以州統縣。煬帝時再經省並，又改州為郡。迄於末年，共有一百九十郡4。
為了統轄這一百九十郡，乃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5。煬帝時定制，以謁者、司隸、御史為三台。三台與五省、五監並為朝廷要職。司隸台置大夫一人，掌諸巡察。別駕二人，分察畿內，一人案東都，一人案京師。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諸郡從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每年二月，乘軺車巡郡縣，十月入奏3。當時如此規定，別駕二人的職掌是分察京師和東都，這是十分明確的。至於十四位刺史和四十位從事如何巡察這除京師所在的京兆郡和東都所在的河南郡以外的一百八十八郡，卻沒有見到具體的規定。《隋書》中三卷《地理志》的敘述，是按照《禹貢》所說的九州排列的，是不是煬帝改州為郡後，又恢復了《禹貢》九州的州制？如果恢復了《禹貢》九州的州制，為什麼卻要派遣十四位刺史和四十位從事去巡察？這些人員又如何分別去巡察這九個州？這就是相應而引起的問題。固然《隋書·百官志》還曾經說過煬帝后來又罷去司隸台，而留司隸從事。從事之名，不為常員，臨時2《新唐書》卷二二二中《南詔傳》。
西漢一代共有百三郡國。其中金城郡為昭帝時所置，故武帝時實有一百零二個郡國。5《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
3《周書》卷四八《蕭察傳》。
選京官清明者，權攝以行。這是說臨時選派清明的京官，以司隸從事的名義巡察各郡。既然是臨時派遣的，就未必每次都是九人。實際上，《禹貢》九州和隋時的地方區劃制度並沒有關係。這不過是唐初的史臣為了便於敘述，只是以《禹貢》九州為線索來貫穿隋時的一百九十個郡而已。
唐代州郡名稱互相改易及府的制度隋滅唐興，地方區劃和有關的制度也相應地有些改動。隋唐之際，群雄並起，戎馬倥傯，為了羈縻一些地方勢力，酬庸若干有功的將士，因而就權置了許多州郡。後來雖稍作調整，然太宗貞觀十三年（39）定簿，猶有州府三百五十八。就是到了開元二十八年（740），戶部計帳，也還有州府三百二十有八2，較之隋代猶超過了一半。這是隋唐兩代疆域區劃制度差異的一點。隋初調整南北朝時的舊制，曾省去郡的一級，僅存州制，煬帝大業時改州為郡。唐初高祖武德元年（8）又改郡為州，天寶元年（742）復改州為郡，肅宗乾元元年（758），再改郡為州2。到了這一時期，為州為郡其實都是一樣的，州郡名稱互相改易，實際上並沒有多大的影響。這是第二點。這裡應該提到的是府的制度的建立。這是唐代異於前代的制度。本來府的名稱在周隋間已經有了。那時曾經設置過一些總管府或都督府。不過這些都是有關軍事的設置。唐代也還有都督府和都護府的設置，仍是周隋以來的舊規。這裡所說的府乃是設立於都城的府，屬於地方行政的範圍，和純軍事性質的府不同。唐代建都較多，故設府亦不少。唐初循隋之舊，以長安和洛陽為東西二都。其後陸續建置，也時有廢省。自初年以長安為京都3、洛陽為東都4後，又以太原為北都5，河中為中都，鳳翔為西京7，江陵為南都8，成都為南京9。其中長安、洛陽和太原的建都年代均較為長久。肅宗寶應元年（72）曾頒布五都之號，以京兆為上都，河南為東都，鳳翔為西都，江陵為南都，太原為北都10。然亦為時非久，即復罷去。此五都與河中、成都先後共為七都，先後分別設為京兆、河南、鳳翔、江陵、太原、河中、成都七府。這七府以京兆府設置最早，是開元元年（73）設置的，應該說，開元元年是唐代府制最初形成的一年。唐代後期，國內多事，就是皇帝也往往不遑寧處，而行在之地就和都城一樣，得到府的建制。其間以梁州改建為興元府，以陝《隋書》卷二八《百官志》下。
2《舊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一。按貞觀時尚未設府，此以州府連稱，當系誤文。《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一。
2《新唐書》卷四九《百官志》。
3《舊唐書》卷四四《職官志》三。
4長安自唐初即為京都，其後又曾有西京、中京、上京等稱號，見《新唐書·地理志》。以下各都同此。5洛陽自唐初即為東都，其後又曾有神都、東京等稱號。
太原於武後天授元年（90）為北都，其後又曾稱為北京。
7《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三「開元八年置中都，是年罷都」。
8《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一「鳳翔府，至德二年號西京，上元二年罷去；元年曰西都，未幾罷去」。9《新唐書》卷四○《地理志》四「江陵府，肅宗上元元年號南都，二年罷都，是年又號南都，尋罷」。10《新唐書》卷四二《地理志》六「成都府，至德二載曰南京，上元元年罷」。《通鑒地理通釋》卷四《唐都》。
州改建為興唐府2，有唐一代先後共設置了這九府。
道的制度的創建及其區劃唐代最重要的設置卻是道的制度的創建和區劃的劃分。道的名稱隋時已經有了。隋文帝時就曾置過河北道行台和河南道行台3，隋煬帝為晉王時，就曾做過河北道行台和淮南道行台的尚書令4。煬帝伐高麗曾經分兵二十四道出師5，而煬帝親祠恆岳時，河北道郡守畢集。尚書令為中樞重要官職，而當時中樞重要衙署則以台相稱，文帝時有御史台和都水台。煬帝時以謁者、司隸、御史合稱三台，殿內、尚書、門下、內史、秘書合稱五省，其重要性可見一斑7。地方置行台，而行台由尚書令領導，可見這是中樞的駐外部分，與地方區劃無關。煬帝伐高麗的二十四道，自是軍事組織。其時魚俱羅為碣石道軍將，而薛世雄為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2，是亦有一定的駐地。至於煬帝的親祠北嶽，遂招致河北道的郡守，畢集於岳下，則所謂的河北道就應有具體的地區。只是這樣的具體地區已經難知其究竟。就是其他各處是否也有和河北道相同的區劃，也不易清楚瞭解。
唐太宗貞觀元年（27）始因山河形便，分全國為十道3。這十道的道名和今地如下.關內道。轄境東距河，西抵隴板，南據終南之山，北邊沙漠4，相當於今陝西秦嶺以北，甘肅祖厲河流域以東，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以西，陰山狼山以南各地。
2.河南道。轄境東盡於海，西距函谷，南瀕於淮，北薄於河，相當於今河南、山東兩省的隋唐時黃河故道以南，安徽、江蘇兩省淮河以北，西至汝河流域以西，東漸於海。
3.河東道。轄境東距恆山，西據河，南抵首陽、大行，北邊匈奴，相當於今山西全省和河北省西北部內外長城之間各地。
4.河北道。轄境東並於海，南迫於河，西距太行恆山，北通渝關、薊門，相當於今北京、天津兩市全部，河北和遼寧兩省的大部，南至河南、山東兩省的隋唐時黃河故道以北各地。
5.山南道。轄境東接荊楚，西抵隴蜀，南控大江，北據商華之山，相當於今陝西秦嶺、甘肅西秦嶺、河南伏牛山以南，四川重慶市和湖北嘉魚縣之間長江以北，四川嘉陵江流域以東，河南白河流域及湖北溳水以西各地.隴右道。轄境東接秦州（治所在今甘肅天水），西逾流沙，南連蜀及2《新唐書》卷四○《地理志》四。
3《新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二。
4《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5《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隋書》卷四《煬帝紀》下。
7《隋書》卷三《煬帝紀》上。
《隋書》卷二八《百官志》下。
2《隋書》卷六四《魚俱羅傳》。
3《隋書》卷六五《薛世雄傳》。
4《舊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一。
吐蕃，北界朔漠，有關內道和山南道以西的今甘肅省全部，兼有今青海湖以東的青海省一部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東部各地。
7.淮南道。轄境東臨海，西抵漢，南距江，北據淮，相當於今湖北省溳水以東至於東海的江淮之間各地。
8.江南道。轄境東臨海，西抵蜀，南極嶺，北帶江，相當於今浙江、江西、湖南三省全部及江蘇、安徽、湖北、四川四省長江以南，兼有貴州省東部和廣西省西北部各地。
9.劍南道。轄境東連牂柯，西界吐蕃，南接群蠻，北通劍閣，北起今甘肅南部自水江流域，南至今雲南沅江流域，西起今四川大渡河和雅礱江下游以東和雲南瀾滄江、哀牢山以東，東至今四川涪江流域和貴州省仁懷、六盤水、興義等地。
0.嶺南道。轄境東南際海，西極群蠻，北抵五嶺，相當於今廣東省全部、廣西省大部、雲南省東南部和越南北部地區。
玄宗開元二十一年（733），重新作了調整，在原來十道的基礎上，另行劃分為十五道，每道置採訪使。這十五道的治所和區劃如下.京畿道，治京師城內，轄境相當於今陝西中部關中平原。
2.都畿道，治東都城內，轄洛陽附近各地。
3.關內道，以京官遙領，轄境除劃歸京畿道以外的原關內道各地。
4.河南道，治汴州，今河南開封，轄境除劃歸都畿道以外的原河南道各地。
5.河東道，治蒲州，今山西永濟蒲州城，轄境依舊.
河北道，治魏州，今河北大名。轄境依舊。
7.隴右道，治鄯州，今青海樂都，轄境依舊。
8.山南東道，治襄州，今湖北襄樊。
9.山南西道，治梁州，今陝西漢中府。山南東西道是就原山南道分為東西兩部分。其分界線當在今陝西石泉和洋縣之間，四川雲陽和開縣之間，豐都和涪陵之間。
0.劍南道，治益州，今四川成都，轄境依舊.
淮南道，治揚州，今江蘇揚州，轄境依舊。
2.江南東道，治蘇州，今江蘇蘇州，轄境相當於今浙江、福建兩省，江蘇長江以南和安徽歙縣、祁門，江西婺源等縣。
3.江南西道，治洪州，今江西南昌。轄境有今江西、湖南兩省大部分，安徽、湖北兩省長江以南一部分。
4.黔中道，治黔州，今四川彭水縣，轄境有今湖南省西部、貴州省東部、廣西省西北部和湖北、四川兩省長江以南一部分。
5.嶺南道，治廣州，今廣東廣州，轄境依舊。
開元時於十五道設採訪使，是為了檢察非法，如漢刺史之職5，如果這是新設，那麼，開元以前的十道又將設置些什麼官吏？那時為十道置使的有武後天授二年（9）的存撫使，中宗神龍二年（70）的巡察使，景龍三年（709）的按察使2。天授時的存撫使未知其職能如何。神龍時的巡察使則是二週年一替，以廉按州部。按察使則置廢頻繁，自景龍三年置後，玄宗開元元年5《唐六典》卷三《戶部》，此下九道同此。
2《唐會要》卷七七《巡察按察巡撫等使》。
（73）廢去，二年復置，四年又罷，八年再置。其外則有貞觀八年（34）的十六道黜陟大使，貞觀十八年（44）的十七道巡察使，武後垂拱元年（85）的九道大使2。貞觀八年的十六道黜陟大使實際上只派出了十三人3。這樣看來，道制創建之初，規模還未曾齊備，至少由太宗至武後時是如此，當時雖根據山河形勢的便利，分全國為十道，並不是每道都有固定的人選，分別檢察。
後來設置了按察使，並不久居其地，故也無一定的治所。
開元二十一年重新劃分十五道時，明確規定治所，視之為永式。其實也並非盡然。胡三省為《資治通鑒》作注，就曾經指出「其後有以邊鎮節度領採訪使者，則關中道固不拘京官，諸道採訪使治所亦難概拘以定所。」4如果只是採訪使的治所倒還不至於若何關係，問題乃是所置採訪使的多寡和當時的道數能否完全符合。《唐大詔令集》保存有開元二十一年的《處分朝集使敕》和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的《置十道採訪使敕》。兩敕都出自張九齡之手。《處分朝集使敕》開篇曾說「敕十道及朝集使」。而開元二十二年的敕書更明白指出是為了置十道採訪使而頒布的敕書。張九齡任職中書侍郎時，以丁母喪歸鄉里，開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起復，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其在相位時，曾建議復置十道採訪使5。這兩道敕書當是九齡在相位時的手筆。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為十五道，舊史未能記載是在哪一月規定的。《資治通鑒》列於這一年張九齡為相之後，而特別著明「是歲」，這是說並非就在十二月。既然張九齡為相時已經劃分成十五道，為什麼張九齡還是建議復置十道採訪使？這兩道敕書已經頒布，就是說已經得到玄宗的批准。全國已劃分成十五道，十五道中都設有採訪使的治所，這十道採訪使到地方之後如何適從？這都成了問題。天寶五載（74）正月還頒布了《席建侯等巡行諸道敕》，敕中說「建侯巡河北道，鉷巡京畿關內及河東道，隱之巡東畿及河南道，見素巡山南東、江南、黔中、嶺南等道，鱗巡河西、隴西、磧西等道，翹巡劍南及山南西道，光謄巡淮南及山南東道。」這些道名中河西、磧西兩道不在十五道數內。河西道是睿宗景雲二年（7）分隴右道黃河以西建置的2。雖不在十五道中，卻還時相沿用，《舊唐書·地理志》就曾為這個道作專題敘述。磧西道卻不為一般人所習用。這些情形都可以說明當時中樞派遣官吏到地方巡察採訪，並不都以十五道為準，而是因時制置，不盡相同。
其實，就是採訪使的制度也未能沿用許久。肅宗乾元元年（758）便改成觀察處置使，實際上逐漸成了節度使的兼銜。
節度使的設置《唐大詔令集》卷一○三《遣十使巡察風俗制》。
2《資治通鑒》卷二一○、二一一、二一二，玄宗開元元年、開元二年、開元四年、開元八年。3《唐會要》卷七七《巡察按察巡撫等使》。
4《資治通鑒》卷一九四，太宗貞觀八年。
5《資治通鑒》卷二一四，玄宗開元二十一年。
《舊唐書》卷九九《張九齡傳》。
2《唐大詔令集》卷一○四《按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