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文 / 中國通史
正月，他又攻陷涼州的治所武威城。消息傳來，司馬炎坐臥不寧，對臣下歎氣說你們有誰能為我討平西方啊？宮內宿衛官司馬督馬隆毛遂自薦，當即被拜為武威太守、討虜護軍。馬隆要求自己募兵，自己挑選武器，司馬炎滿足了他的要求。當年十一月，馬隆帶領三千五百名募兵渡過溫水，與禿髮樹機能的幾萬人大軍展開激戰。由於馬隆士兵剽悍，武器精良，他本人又足智多謀，結果連戰連勝，不但收復武威，還迫降一部分附屬於禿髮的河西鮮卑。十二月，禿髮樹機能被馬隆擊潰後，不幸為下屬所殺。轟轟烈烈的河西鮮卑人的反晉鬥爭遂告失敗。
完成一統大業太康元年（280）年初，南下滅吳的晉軍所向披靡。杜預攻克江陵，橫掃沅、湘、交、廣諸州，王渾渡過橫江，胡奮拿下江安。王濬率領的水師連破吳人的橫江鐵索和水面鐵椎，搗毀沿江險關隘口，先與胡奮、王戎等軍陷落夏口、武昌，繼而長驅東進，直指建鄴。與此同時，王渾的大軍也到達了江北。
孫皓派出的軍隊皆被晉軍擊敗，丞相張悌等人戰死。這年三月，王濬以水軍八萬、方舟百里，鼓噪攻入石頭城。吳主孫皓無計可施，面縛輿櫬，向晉軍投降。至此，東吳亡國，三國鼎立後的吳、晉兩國對峙的局面結束，全國重歸一統。
孫皓投降的消息傳到洛陽，舉朝慶賀。司馬炎拿起酒杯，追念羊祜當年為經營平吳戰爭耗盡心血，不由得潸然淚下，說道「這都是羊祜的功績啊！」南下將士在前方浴血奮戰，遠離前線的主帥賈充卻上表稱東吳不易平定，要求司馬炎班師回朝，還咬牙切齒地要求將張華腰斬。荀勖也隨聲附合。就在這時，平吳的捷報進京，賈充醜態畢露。司馬炎絲毫沒有責怪賈充的意思，反而極力寬撫。
平吳後，司馬炎為穩定新征服地區的人心，把孫皓封為歸命侯，賞賜大量的衣物、車乘、錢谷，還安排了一些隨降的吳國朝臣和大族為官。對於北渡的吳國將吏和百姓，他分別給予免除賦役十年或二十年的優待。
在對平吳功臣進行封賞的時候，司馬炎遇到了難題王濬和王渾為爭功而互相指責，鬧得不可開交。按說，王濬平吳有首功應該重賞。但是王渾在朝中的勢力大，黨羽多，兒子又是司馬炎的女婿。他們極力爭吵，在封賞中佔據了上峰，王渾被封為公，王濬卻被封為侯。一些朝臣為王濬功高賞薄鳴不平，司馬炎為平息眾怒，又回過頭來給王濬陞官加賞，搞得十分狼狽。而那個滅吳的阻力賈充卻平白得到增封食邑八千戶的賞賜。
太康元年，司馬炎將全國的版圖劃成為十九個州，州之下共設郡、國一百七十三個。政府所統領的在籍人口為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戶。
這一年，司馬炎命令州郡地方政府解散或削減下轄的軍隊。規定，刺史只作監司，罷將軍名號，不領兵，也不兼領兵的校尉官。兵民分治，都督、校尉治軍；刺史、太守治民。司馬炎說，這是對漢末州刺史既統政事，又掌軍權的弊病進行改革，用意在於維護「天下為一」，防止重新出現「四海分崩」的局面。在州郡去兵的同時，他規定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以維持地方治安。後人批評司馬炎的這一措施與造成「永寧（30）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資治通鑒》卷八一）的結果，有一定的關係。
頒行占田蔭客制平吳之後，司馬炎在全國範圍內頒行占田和課田、戶調的制度。法令規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還規定，課田五十畝，收田租四斛。「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晉書·食貨志》）。邊遠郡縣只交戶調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少數民族不課田，每戶交三斛，再遠的交五斗，名曰義米；極遠的交錢二十八文叫作算錢。戶調為賨布一匹，遠地可減至一丈。上述規定只是個平均數，實際徵收時還要按照貧富分為九等，根據戶等收稅，即所謂九品相通。
司馬炎實施這一制度有兩個目的，一是通過限定最高占田數目，以阻止私人大量兼併土地。二是通過規定課田的最低限額，占田農民根據固定的課田數而交納固定的課田租稅，又使封建國家的租稅收入得以保證。
這一制度給農民帶來沉重的負擔。當時，占田數是農民向政府辦理土地登記時的最高限額，至於農民是否能夠佔有規定的足額土地，政府並不過問，而政府卻要求農民必須按足額的課田提供田租。西晉的田租比曹魏時期的畝稅額加重一倍，戶調則增加了二分之一。這就使得一部分農民因不堪政府剝削，而流入私門，成為豪強士族的依附民。
在頒行上述制度的同時，司馬炎又規定了官僚士族按官品占田、蔭客和蔭親屬的種種特權一品官可以占田五十頃，以下按官品遞減五頃直到九品官占田為十頃；並按官品的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六品官以上佔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佔二人，第九品占一人；第一第二品官占佃客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第九品一戶。「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晉書·食貨志》）。這些被蔭占的人口，只附屬於大戶私人的家籍，不在政府注籍，也不擔負國家的租稅賦役，只同主人保有著強烈的人身依附關係，受著主人的剝削和奴役。
這一規定保證官僚士族得以佔有大量的土地和勞動力，特別是那些占田和蔭客尚未達到規定數額的人可以借此補足。這是封建國家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肯定官僚士族蔭佔人口的權力，是地主國家對地主分子在人口問題上的重大讓步。這一規定也是對官僚士族任意侵佔人口和土地的限制，它反映了西晉政府同士族地主之間的激烈爭奪。但是士族官僚們並不把司馬炎的限令放在眼裡，在合法佔有之外，還往往通過兼併和私自侵奪攫取更多的土地和勞動力。像司徒王戎廣收園田，水碓周遍天下；強弩將軍龐宗有田二百餘頃；歷任方鎮的石崇有水碓三十餘區，倉頭八百餘人，田宅無數，僅某一處田莊就有地十頃。宗室司馬睦在封國招誘逃亡人口，私佔人口達七百餘戶。
奢侈荒淫，世風日下司馬炎出身於鐘鳴鼎食的貴族之家；從小習於安樂，貪戀奢華。稱帝之初，他極力矯情偽飾，一俟統治鞏固，驕淫的本性便按耐不住。泰始九年（273）他下詔采擇公卿以下的女子以備後宮，並禁斷人間婚嫁。到平吳之後，全國統一，天下安定，司馬炎遂變本加厲起來。他「怠於政術，耽於游宴」（《晉書·武帝紀》），生活極端腐化。孫皓投降，東吳後宮五千粉黛盡歸洛陽，西晉後宮的女子則達萬人之多。司馬炎不知宿在何宮為好，於是他乘坐羊車，由羊任意而行，停在哪裡，就宿在哪裡。一些希望得寵的宮嬪，在宮前放上羊喜愛吃的竹葉和鹽，誘使羊車停在自己那裡。後來宮嬪們互相模仿，羊也不知所向了。
皇帝縱情淫樂，臣下們也敢胡作非為，西晉統治階層的奢侈荒淫稱著於史。太傅何曾「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晉書·何曾傳》）。何曾每天膳食用錢一萬，還說沒有下筷子的菜。他的兒子何劭衣裘服玩無數，每天的飯錢比老子多一倍。司馬炎的舅父後將軍王愷同散騎常侍石崇競相誇富。王愷用麥糖洗鍋，石崇就用白蠟當柴燒。王愷用赤石脂塗牆，石崇就用香椒和泥。王愷用紫絲綾做成四十里的步障，石崇就用彩織錦做成步障五十里。王愷擺出司馬炎賜給的二尺高的珊瑚，石崇把珊瑚打碎，拿出六、七個三尺多高的珊瑚任他挑選。石崇的後房百數，膳食窮盡水陸珍奇。廁所掛滿錦帳，有手持香囊的侍女在一旁侍候。石崇請客用美女勸酒，客人不飲，當場就把勸酒的美女殺死。司馬炎的女婿王濟用銅錢堆成短牆，用人乳餵豬、人乳蒸肉，還自稱是掌握了烹調的秘方。真是醜惡透頂。
也有一些正直的臣下對此不滿。太康三年（282）車騎將軍傅鹹上書猛烈抨擊上層社會崇尚奢華的風氣，要求司馬炎對此加以限制。他指出，糧食布匹，來之不易，如果不知節儉，就會造成物質財富的匱乏。奢侈浪費對於社會的危害比天災還要厲害。傅咸認為，要想讓人們祟尚節儉，必須指斥奢侈，如果不指斥奢侈反而加以推尚，那麼浪費起來就沒有止境了。實際上，傅玄是在委婉地對司馬炎提出批評。
不過，由於全國統一，社會安定，太康年間的經濟還是有所發展的。太康三年國家統計的戶籍總數為三百七十七萬戶，比平吳之初增加一百餘萬戶，其中既包括搜括而出的隱漏浮逃人戶，也包括大量的增殖人口。據史書記載，太康初年曾出現過一個短暫的經濟繁榮時期，這主要應歸結於勞動人民辛勤努力的結果。
立嗣風波太康三年年底，司馬炎把官居侍中、司空職務的弟弟齊王司馬攸調至青州擔任都督。在司馬昭的生前，司馬攸曾是與司馬炎爭奪晉王世子的對手。到這時，他又成了司馬炎要將皇位傳給太子的障礙。
原來，司馬炎的長子司馬衷是近於白癡的低能兒。他除享樂之外，什麼事也不懂，鬧出的笑話很多。有一次，司馬衷游華林園，聽到蛤蟆叫，問左右侍者說「這個叫喚的東西是公家的，還是私人的？」後來聽到天下發生災荒，百姓餓死不少，他竟說什麼「他們為什麼不吃肉粥呀？」對於太子的庸劣，一些朝臣頗以為憂。尚書令衛瓘假借酒醉，提醒司馬炎注意，太子不堪為嗣。尚書張華博學多識，名重一時，被人們推崇為有三公之才，司馬炎對他也很器重。司馬炎曾偶然問起他對繼承人問題的看法，張華如實回答說「如論才幹、德望和親緣關係，沒有比齊王更合適的人了。」朝臣們的這些意見，使司馬炎十分反感。他故意把一件公文拿到東宮交由司馬衷處理。太子妃賈南風是有野心的女人，當然不甘心權力易手。她忙托人代作答案，並由太子親手謄寫清楚，然後再交給皇帝。司馬炎以此作為證據來堵衛瓘的嘴。他還把張華調離朝廷，打發到幽州去了。
而那個司馬攸也確實為爭取到繼承皇位的資格煞費苦心。按照規定，王國吏屬的衣食皆由國家供給，司馬攸卻上表稱租秩足用，不必由御府開支。他還把租稅收入分給部屬和士卒，遇到水旱災荒，又用糧食賑貸王國的饑民，到豐年歸還時只收原數額的十分之八。對於軍國大計，無論是上表，還是當面議論，司馬攸都作得十分得體，因此得到了許多朝臣的擁戴。他們希望接替司馬炎皇位的是司馬攸，而不是那位白癡太子。
司馬炎嫉恨司馬攸的才幹與威望。對於司馬炎想傳位於子的意思摸得很清楚的荀勖和馮紞，乘機挑撥說「群臣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很難嗣位。陛下如果不信，可以讓齊王外出，必然舉朝反對。」果然，司馬炎調司馬攸去青州的詔書一下，許多大臣紛紛上表諫阻。司馬炎又氣又惱，貶斥了一些人，其中包括他的兩個女婿王濟和甄德。次年正月，他又將幾個上表的博士，收付廷尉科罪，多虧尚書夏侯駿等人出面辯駁，才免去他們一死。
太康四年（283）三月，司馬炎催促司馬攸立即啟程。司馬攸憤怒成疾，乞求寬限日期。司馬炎派去御醫察看病情。御醫謊稱齊王無病，於是司馬炎再次下詔催促。弄得司馬攸只好帶病辭行，結果加重病情，嘔血而亡。司馬炎這才知道齊王不是裝病。他用懲辦幾個御醫的辦法，以塞罪責。司馬炎極力排斥司馬攸，用自欺欺人的辦法鞏固司馬衷的地位，這就為其死後，司馬衷屍居其位，無力控制政局，引起天下大亂而埋下了禍根。
無法收拾的身後事太康五年（284），尚書左僕射劉毅上書反對司馬炎選官用人的標準，要求廢止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曹丕代漢時採納尚書陳群的建議而實施的一種選官制度。由於負責品定人物的各級中正職務逐漸為大族名士所控制，這一制度遂成為士族操縱選舉的有力工具。司馬炎受禪後，繼續推行九品中正制。這時，品定人物已不按才能，家世是選官論品的唯一標準。各級中正在定品之前，只看對象的籍貫和門第。先世官位的大小反映了門第的高低，其中尤為重視的是「當代軒冕」，而不是「塚中枯骨」，所以西晉朝廷的重要官職，幾乎為功臣勳貴及其子弟所壟斷，形成了「公門有公，卿門有卿」、世代相傳、等級森嚴的門閥制度。劉毅將九品中正制歸納出八種弊病。指出，它使中正可以任意弄虛作偽，營私舞弊。「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效，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它使朝廷的吏治腐敗，「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由於中正公然接受賄賂，上下其手，所以「附托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績於官而獲高敘」，真正有才能的人反倒被埋沒，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
在此之前，段灼也曾上表指斥九品中正制阻塞有才能的人入仕之路。當時，贊同劉毅建議的大臣還有衛瓘、李重等人。司馬炎雖然肯定他們的意見，以上引文出自《晉書·劉毅傳》。
但是由於維護門閥士族的利益已成為西晉的既定國策，他自然不會因此廢除這一被士族視為身家性命的制度。
太康十年（289），司馬炎任命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劉淵是匈奴屠各族人，自稱為匈奴南單于的嫡系。東漢末年，很多匈奴人入居今甘肅、陝西、內蒙和山西一帶。曹魏分匈奴為五部，以酋長為部帥，其中以北部匈奴力量最強。司馬炎代魏後改五部帥為五部都尉，共領匈奴三萬餘落，分別居住在山西的中部地區，人數達幾十萬以上。劉淵在其父劉豹死後，已自代為左部帥，司馬炎的任命使劉淵的職務正式得到西晉政府的認可。
也是在這一年，司馬炎下詔拜慕容廆為鮮卑都督。慕容廆為東部鮮卑慕容人的酋長。魏初慕容人進入遼西，到西晉時又遷至遼東郡北，後被宇文部和段部所逼，遂南遷到徒河青山（今遼寧義縣）一帶。
魏晉時期，除匈奴屠各族、鮮卑慕容部外，還有其他少數民族陸續遷徙到內地，舊史上把他們歸納為「五胡」，即主要是鮮卑、匈奴、羯、氐、羌。他們大部分分佈在北方或東北、西北一帶，特別是在關中、并州等地，早已形成胡漢雜居的局面。漢族地主強迫少數民族為他們充當田客，甚至掠為奴婢，封建政府則常徵調少數民族的騎兵，為他們去打仗。由於受到漢族統治者的剝削和奴役，內遷的少數民族常常反抗。
早在泰始年間，西晉統治營壘中就有人提出要把內遷的少數民族徙回原地。由於這一建議既很難辦到，又要使統治者喪失大量的勞動力和兵力來源，所以司馬炎沒有採納。但是他面對日益尖銳的民族矛盾卻毫無措施，致使死後不久，內遷的少數民族人民不堪階級壓迫、民族壓迫的痛苦，終於起而反抗。而少數民族中的野心家又把這一鬥爭作為奪取政權的手段，到處搶掠，野蠻燒殺，使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國的長期紛擾割據之中。劉淵、慕容廆都是那一時期極為活躍的人物。
太康十年（289），司馬炎剛剛五十四歲，由於極意聲色，身體已經完全垮掉了。當年年底，他的病勢轉重，不能起床。控制朝政的大臣楊駿以此為借口，禁止百官與司馬炎見面。楊駿是司馬炎繼後楊氏的父親，出身於弘農大族。他專權好利，與其弟楊珧、楊濟權勢熏灼，有「三楊」之稱。楊駿害怕司馬炎重用其叔汝南王司馬亮，影響他擅權，遂極力鼓動病重的司馬炎答應把司馬亮調至豫州。
太熙元年（290）三月，司馬炎氣息奄奄，整日處於昏迷狀態。楊駿乘機將皇帝左右換上了自己的心腹。當司馬炎偶而清醒過來的時候，發現楊駿弄鬼，十分生氣，下令尚未成行的司馬亮參與輔政。但是詔書被楊駿扣押，不為外人所知。不久，皇后楊氏假借司馬炎的旨意發佈以楊駿獨自輸政的詔書，並催促司馬亮上路。
四月，司馬炎病死。臨死前，他還在打聽「汝南王來了沒有？」
司馬炎死後，其子司馬衷即位，這就是晉惠帝。楊駿開始以太傅、太尉、大都督、侍中、錄尚書事諸職總攬朝政。但是不過一年，皇后賈南風發動政變，將楊駿殺死。此後，幾位掌握重兵的宗王紛紛捲入爭奪最高權力的動亂之中，終於演成了破壞性極大的「八王之亂」。建興四年（3），劉淵的侄子劉曜攻破長安，俘獲末代皇帝司馬鄴，西晉亡國。時距司馬炎之死，只有二十五年。
第二節張華張華（23—300），字茂先，范陽方城（今河北涿縣）人，西晉時期著名文學家、政治家。父張平，曹魏漁陽郡太守。張華年幼喪父，家境清寒，孤貧無以自立，不得不為人牧羊為生。他並未因此自甘暴棄，向逆境屈服，而是自幼就注意自我修謹，博覽群書，故「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贍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他恪守封建道德禮法，為人豁達，「勇於赴義，篤於周急」，「造次必以禮度」。他氣質深沉，「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彭城劉訥有「人倫鑒識」，曾見張華而感歎說「張茂先我所不解。」（《晉書·劉隗傳》）。
以才華而被擢用曹魏後期，張華仍居鄉未仕。當時門閥世族勢力方興，標榜門第閥閱的風氣日強。張華因家族勢力單薄，自幼孤貧，雖才華橫溢，德行嚴謹，卻一時未能見知於世。同時，他目睹了在曹馬鬥爭中榮辱不定、誅黜無常的政治現狀，又受到廣為流傳的玄學思想的影響，難免產生出憤世嫉俗的情緒。他遂著《鷦鷯賦》以自寄，通過對鳥類的褒貶，抒發自己對現實政治的看法。在賦中，他感歎雕鶡（鶡古書中一種善鬥的鳥）、鵠鷺（鵠天鵝）、鶤雞（類似鶴的一種鳥），「鹹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蒼鷹鷙而受紲，鸚鵡慧而入籠」，「鷲（雕）鶚（魚鷹）鶤鴻，孔雀翡翠，或凌赤霄之際，或托絕垠之外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其原因就在於「有用於人也」，「惟體大妨物，體瓖足瑋也」。對比之下，他讚譽「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色淺體陋，不為人用」的小鳥鷦鷯（又名巧婦鳥），認為它雖「無玄黃以自貴，毛弗施於器用，肉弗登於俎味」，卻所求甚少，「棲無所滯，游無所盤；匪陋荊棘，匪榮茞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所以鷦鷯看起來微不足道，但處世之道卻是很明智的。《鷦鷯賦》既是對玄學處世哲學的形象闡述，也是張華早期政治思想的反映。他在讚譽「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為資」的鷦鷯的同時，抨擊了「懷寶以賈害」，「飾表以招累」，「誘慕於世偽」的社會風尚，揭露了聲稱任自然的門閥世族的虛偽面目。他提倡「飛不飄颺，翔不翕習」，反對浮華交遊；提倡「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的簡樸生活方式，反對奢侈縱慾，恣意享樂的生活觀；主張「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委命順理，與物無患」，反對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所以，張華的「任自然以為資」，與何晏等人的任自然以盡情享樂的腐朽哲學觀，是有本質區別的。
《鷦鷯賦》問世後，引起很大反響。名士陳留阮籍看過之後，讚揚張華可謂「王佐之才也！」張華由此聲名鵲起。同郡大族名士曹魏吏部尚書盧欽見到張華後，十分器重他。同鄉大族曹魏左光祿大夫、方城縣侯劉放「亦誇其才」，將自己的女兒嫁給張華。
張華在二十五歲左右時，被范陽郡太守鮮於嗣推薦為太常博士。吏部尚本節材料主要依據《晉書·張華傳》，下引此傳者，不另注。
見《文選》卷十三。
書盧欽在輔政的司馬昭面前對張華備加推崇，張華又轉為佐著作郎，參與編撰國史。不久，張華遷長史，兼中書郎。他才識過人，思維敏捷，「朝議表奏，多見施用」，深得司馬昭賞識，遂正式任命他為中書郎。
晉武帝禪代曹魏，轉張華為黃門侍郎，封關內侯。張華接近皇帝，位居要衝，具有相當大的實權。他習於吏事，「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他史識淵博，「善談史漢」（《晉書·王戎傳》），諳通封建典章制度。晉武帝曾問他漢代宮室制度和建章宮的千門萬戶，張華「應對如流，聽者忘返。畫地如圖，左右屬日」，使人大有親臨其境之感；他博通禮樂制度，亦具有很高的文學素養。泰始五年（29），晉武帝修定禮樂，命張華與太僕傅玄、中書監荀勖等人創作正旦行禮、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共十三篇，張華一人即寫了《冬至初歲大會歌》、《宴會歌》、《命將出征歌》、《勞還師歌》、《宗親會歌》、《正德舞歌》、《大豫舞歌》等八篇。詩歌採用四言或五言詩的形式，內容主要是盛譽司馬氏功德、粉飾西晉太平盛世，宣揚皇道德教，雖音韻逗留曲折，詩句莊重典雅，但與《鷯鷦賦》相比，在思想內容和社會意義方面均不可同日而語。
但張華也創作出一些膾炙人口的傳世之作。他著《博物誌》十篇。《博物誌》聞見甚廣，取材宏富，是張華淵博的知識、剪裁取捨材料的技巧和雄厚堅實的文學功底的集大成。只是《博物誌》中因多載怪異，而在某些方面不那麼切實可信。他還創作了一些四言和五言詩，流傳至今的雖寥寥可數，但從中仍可窺見他的豐富的情感世界和宏大的政治抱負。在《雜詩》一首中，他慨歎「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遂「伏枕終遙昔」，回顧了歷代興衰隆替的歷史，不由得「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一個胸懷大志，希望建功立業，憧憬清明穩定的政治局面的政治家的形象，躍然紙上（《文選》卷二九）。在《情詩》二首（《文選》卷二九）中，張華用蒼涼苦楚的傷感筆調，表達了與佳人離別後的閒愁哀怨的心情。「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不曾遠離別，安知慕儔侶」等佳句，雖只是個人悲歡離合的抒發，卻反映了他對愛情忠貞不貳的信念和情操。
張華所著的四言詩《勵志詩》（《文選》卷一九）氣宇不凡，頗具教益，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詩文帶有一定的老莊思想色彩，同時又仍以儒家思想作為最高的行動準則。它對仗工整，又不枯燥無味；它引經據典，卻不流於晦澀。詩文一開頭的「大儀斡天，天回地游，四氣鱗次，寒暑環同，星火既夕，忽焉素秋」幾句，即讓人感到「逝者如斯，曾無日夜」的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在這種「日與月與，茬苒代謝」的形勢下該如何立身處世呢？他的回答是「嗟爾庶士，胡寧自捨」，應以儒家經典作為座右銘，即「先民有作，貽我高矩」；用玄學思想安身立命，即「安心恬蕩，棲志浮雲。」他告誡人們不要「放心縱逸」，而是要像耕耘南畝一樣去修身修德，「力來既勤，必有豐殷」。他用「水積成淵」、「土積成山」、「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川廣自源，**在始，累微以著，事物之理，纆牽之長，實累千里」等形象的比喻，說明了只有矢志不渝，才能達到理想境界的辯證關係。他勉勵人們要戒驕戒躁，做到「山不讓塵，川不辭盈」，用「若金受礪」和水滴石穿的精神，去「進德修業」，「以隆德聲」，實現「復禮終朝，天下歸仁」的政治抱負。《勵志詩》是張華政治思想和哲學觀完全成熟的標誌。儒玄並用，以儒為主，是張華世界觀的基礎和核心。
在這種十分適應當時封建統治需要的世界觀的指導下，張華在從政過程中披肝瀝膽，政績突出，不僅深受晉武帝賞識，而且亦博得朝野上下的好評，時人比之為子產。不久，四十歲左右的張華就被擢為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成為西晉最高統治集團的成員。
平吳立功張華在任中書令期間的最大貢獻就在於促成並制定了伐吳大計，從而加快了南北統一的步伐。
咸寧初年（275），距西晉代魏已有十年，距滅蜀亦時逾十二載。時西晉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緩和，邊境戰事不多，經多年休養生息，國力強盛，「大晉兵眾，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晉書·羊祜傳》）。而割據江南一隅之地的孫吳，則在暴君孫皓的統治下，各種矛盾急劇激化。孫皓「暱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名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三國誌·吳書·薛綜傳》注引干寶《晉紀》）。在毫無限制的橫徵暴斂下，「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三國誌·吳書·陸凱傳》），「老幼饑寒，家戶菜色」（《三國誌·吳書·賀邵傳》），可謂「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晉書·羊祜傳》）。西晉攻伐孫吳，取亂侮亡，統一全國的時機業已成熟。當時，鎮守江漢地區的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羊祜上疏晉武帝，陳「宜當時定，以一四海」（同上）。晉武帝召集群臣朝議。司空、尚書令賈充、中書監荀勖和左衛將軍馮紞等人「同共苦諫不可」（《晉書·馮紞傳》），群臣亦多附合，以當時關隴地區氐羌少數族屢叛，官軍屢敗為由，多不贊成羊祜的建議。只有張華據理力爭，與羊祜、杜預共同主張立即伐吳。晉武帝雖「密有滅吳之計」，卻因「朝議多違」而未做出伐吳的決斷。
咸寧四年（278）六月，羊祜因病回朝。他在拜見晉武帝時，又面陳伐吳之計，晉武帝為之心動。因羊祜有病，不宜經常召入宮內咨詢，晉武帝遂派張華去羊祜住處問其籌策。羊祜與張華推心置腹，陳述自己對局勢的看法和伐吳的戰略方針。張華十分贊同羊祜的見解和伐吳之計。羊祜對張華說「成吾志者，子也！」（《晉書·羊祜傳》）
同年十一月，羊祜病逝。但伐吳大業並未因此而中止。羊祜臨終前，推薦了志同道合的杜預接任自己的職務。張華也不負羊祜所望，為完成羊祜遺願而力排眾議。咸寧五年（279），益州刺史王濬上疏，主張「無失事機」，迅速征伐孫吳（《晉書·王濬傳》），賈充等人再次反對，賈充上表，以為「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並之戎。天下勞擾，五穀不登，興軍議討，懼非其時」（《晉書·賈充傳》）。張華與之針鋒相對，固勸伐吳。不久後，杜預在「繕甲兵，耀威武」，充分做好伐吳準備工作後，表陳武帝，主張立即開始軍事行動。杜預表至時，晉武帝正與張華下圍棋。張華趁熱打鐵，勸說武帝採納杜預的建議。他說「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晉書·杜預傳》）。武帝遂因此作出最後決斷，發詔伐吳。任命張華為度支尚書，主持朝廷財政，「量計運漕，決定廟算」。
太康元年（280）春正月，伐吳正式開始。賈充任大都督，總統六師，負責整個伐吳戰役。開始時，「眾軍既進，而未有克獲」，一直反對伐吳的賈充因而上表武帝，認為「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病必起，宜召諸軍，以為後圖」。同時因張華籌謀平吳之策，與中書監荀勖建議腰斬張華以謝天下（《晉書·賈充傳》）。對此晉武帝回答說「伐吳是我的決策，張華只是贊同我的意見而已。」給予張華以信任和。儘管如此，當時朝廷大臣仍多附合賈充、荀勖的主張，認為不可輕舉妄動。張華為了使統一大業不致功虧一簣，置個人生死於度外，不顧賈充等人以腰斬相威脅，「獨堅執，以為必克」。
通過著名將領杜預、王濬、王渾等人的努力，伐吳戰役終於排除各種阻力和干擾，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它的勝利進程，充分證明張華確實是目光遠大、意志堅強、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的政治家。平吳後，武帝特下詔令，對張華所建立的殊勳大功予以恰如其分的評價和獎賞。詔書說「尚書、關內侯張華，前與故太傅羊祜共創大計，遂典掌軍事，部分諸方，算定權略，運籌決勝，有謀謨之勳。其進封為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一人為亭侯，千五百戶，賜絹萬匹。」
陷入黨爭平吳後，張華「名重一世，眾所推服，晉史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焉。」但皎皎者易污，他的功勳和才能，亦招來忌妒和讒言。張華雖襟懷坦白，潔身自好，不搞浮華交遊，不介入朋黨之爭，可是，處於政爭紛紜的漩渦中心，想要避免是非，又談何容易！西晉統治集團從咸寧年間開始，在圍繞齊王司馬攸之國、伐吳以及太子（即惠帝）廢立的問題，逐漸形成兩大對立勢力。尚書令賈充、中書監荀勖、左衛將軍馮紞等人為一方，他們為人鄙薄，好觀察上旨，承顏悅色，專以曲意逢迎為事；他們主張剝奪齊王攸實權；反對出師伐吳；反對廢黜「不堪政事」的癡呆太子。侍中任愷、中書令和嶠、庾純、向秀等人為另一方。他們以名士自居，剛直守正，素輕視賈充等人的為人；他們反對齊王攸之國；主張廢昏立賢，更擇太子。兩派矛盾逐漸激化，由政爭發展到人身攻擊，互相傾軋，鬧得不可開交。張華與任愷、和嶠等人關係雖很好，政見基本一致，但他卻避免捲入兩派的人事爭端中。可是，他在伐吳問題上與賈充等人形成的尖銳對立，卻使他在平吳前後成為賈充一黨的主要攻擊目標，屢遭讒言中傷。
平吳後，「自以大族，恃帝恩深」的荀勖，對張華「憎惡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鎮」。晉武帝起初並未聽信荀勖讒言。有一次，晉武帝問張華誰可成為輔政大臣的合適人選，張華回答說「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宜留以為社稷之鎮。」而武帝一直猜忌其弟齊王攸，不欲他權勢過重，而想出齊王攸之國。張華的意見當然不合聖意，故「微為忤旨，間言遂行」，遂於太康三年（282）春正月，出任使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
張華到鎮前，鮮卑慕容涉歸大肆侵掠遼西，佔領昌黎。張華一到鎮，即於三月派安北將軍嚴詢征伐慕容涉歸，在昌黎附近大敗之，殺傷數萬人。張華在軍事勝利後，並未繼續窮兵黷武，以武力征服作為調整民族關係的槓桿，而是以安撫來使慕容氏款服。慕容涉歸子慕容廆往謁張華，張華以禮相待，「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慇勤而別」（《晉書·慕容廆載記》）。正由於張華「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強盛」。
張華在外藩取得的出色政績，得到朝野人士的讚賞。時朝議欲徵召張華入朝，任為尚書令，進號開府儀同三司，這一動議使賈充黨羽侍中馮紞不安。馮紞曾反對伐吳，「吳平，紞內懷慚懼，疾張華如仇」（《晉書·馮紞傳》）。加之張華曾對武帝非議過馮紞的哥哥馮恢的品行才能，所以馮紞利用「深有寵於帝」的地位，對張華竭盡中傷之能事。馮紞曾侍從武帝，借議論鍾會叛亂說「臣以為鍾會之所以叛亂，頗與太祖（司馬昭）有關。」武帝聽後大為不解，問馮紞緣由。馮紞回答說「鍾會才淺識薄，而太祖卻誇獎太過，稱讚他有謀略，授以高官顯爵，使他處於要帥重地，掌握精兵強將，因此使鍾會自以為謀略萬無一失，卻功名不符，未受重賞，遂心懷不滿，飛揚跋扈，起兵反叛。」武帝聽後表示贊同。馮紞又進一步說「既然陛下已經同意我的看法，那麼就應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為誡，不要讓像鍾會那樣的人再重蹈覆轍。」武帝問「現在還有像鍾會那樣的人嗎？」馮紞讓武帝屏退左右後，遂以隱喻的方式詆毀張華說「過去曾為陛下出謀獻策，為國家建立了大功的大臣，可謂人人皆知。現在出據方鎮、掌握軍隊的人，陛下都應對其嚴加防範。」於是武帝遂「納馮紞之間，廢張華之功」（《晉書·五行志》），非但未採納朝議徵召張華為尚書令，反而剝奪了張華的方鎮統兵權，以重儒教為由，任命他為有職無權，形同虛設的太常卿。不久後，又以太廟屋棟折為由，免張華官。而後一直到武帝死，張華始終鬱鬱不得志，未任職官，僅「以列侯朝見」，儘管這樣，他仍能做到寵辱不驚，既不為自己申理稱冤，又不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與佞幸小人爭一日短長。
武帝死後，惠帝即位。張華的處境稍有好轉。永熙元年（290）秋八月，惠帝立其子廣陵王司馬廆為皇太子，是為愍懷太子。惠帝「盛選德望以為師傅」（《晉書·愍懷太子傳》），張華因而被任為太子少傅。當時楊太后的哥哥楊駿操持朝政，他「自知素無美望」（《晉書·楊駿傳》），所以對張華等德高望重的大臣，猜忌而「皆不與朝政」。張華心胸豁達，沒有為此而耿耿於懷。永平元年（29）三月，賈後與汝南王亮、楚王瑋合謀誅殺楊駿，又欲廢楊太后為庶人。在朝議時，群臣「皆承望風旨」，贊成廢黜太后。張華則既不以賈後旨意為己見，又不計多年來官場失意之恩怨而對武帝遺孀楊氏落井下石，他認為「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待之於父。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武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為孝成後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儘管他的意見未被採納，其為人之坦蕩正直卻由此可見一斑。
輔佐朝政楊駿被誅後，統治階級內部再次出現權力再分配的矛盾。當時政出多門，權柄不一。大司馬汝南王亮和太保衛瓘二公輔政，權傾朝野。野心勃勃的賈後雖挾持昏主惠帝，有皇權這張王牌，卻因二公執政而不能專恣。元康元年（29）六月，賈後讓惠帝手寫密詔，指使衛將軍楚王瑋誅殺了汝南王亮和太保衛瓘等人。但局勢卻一發而難以控制，時「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為了維護至高無上的皇權和統治秩序的穩定，張華明知楚王瑋並非矯詔而殺二公，仍參與了賈後在詔書問題上大作文章的密謀。他派人對賈後說「楚王既誅二公，則天下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專殺之罪誅之」（《資治通鑒》卷八二），又親自勸說惠帝「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賈後遂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說瑋矯詔，乃收瑋誅之」（《晉書·楚王瑋傳》）。事後，張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侍中、中書監、金章紫綬。
張華受皇權至上觀念的支配，主觀上為了鞏固和加強皇權而參與了誅殺楚王瑋的密謀，這從封建道德觀念的角度看，是無可非議的。但在客觀上，他的這一行為卻有助紂為虐之嫌，在一定程度上玷污了他的潔身自好的名譽。獻計誅殺，不僅背離了他所奉行的「委命順理，與物無患」的處世準則，而且也使他再次捲入名副其實的朋黨之爭中，不得不與賈後一黨相沉浮。賈後則出於擴大自己政治勢力的考慮，認為像張華這樣出身庶族，宗族勢力薄弱，「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嫌，退為眾望所依」的人，是輔政大臣的最佳人選，而對張華「依以朝綱，訪以政事」。從而使張華在政爭中處於進退維谷的地位，以至於愈陷越深，難以自拔。為了寵絡和控制張華，賈後不顧張華十餘次推讓，進封他為壯武郡公。元康六年（29），又晉陞他為司空，領著作。
元康年間，皇權衰落，「政出群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也」（《晉書·惠帝本紀》）。在這種政治形勢下，張華的親朋好友都為他的處境而憂心忡忡。他的少子張韙曾以災兆勸張華遜位。「志不在功名」的張華，身處政治鬥爭的波峰浪谷之間，亦曾有過告老還鄉的想法。他在《答何劭詩二首》（《文選》卷二四）中，自歎年老體衰，「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無力應付複雜的明爭暗鬥，難以改變奢糜腐化的時代風尚，故時時感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常常「負乘為我戒，夕惕坐自驚」，惟恐因力不勝任和出現失誤而被政敵暗算中傷。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散發重陽下，抱杖歸清渠，屬耳聽鸚鳴，流目翫儵魚，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植」。但是，由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儘管張華對「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的處境極為反感，但在上有帝后相制，左右政敵矚目的形勢下，他卻無法解決自己的矛盾苦悶，脫離騷亂動盪的政界，實現他憧憬的超脫世俗的田園生活，只能繼續自己「纓緌為徽纆，文憲豈可逾」的從政生涯。既然他找不到一條更有意義的出路，遂不得不安於現狀，用「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去答覆好心的親友，聊以自慰。
但是，張華在輔政期間，並沒有僅僅局限於自我修德和無為而治。為了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他亦以「修德」作為輔政的主要方針，希望通過封建禮教來改變時弊，實現比較清明穩定的政治局面。
賈後為人凶險，擅權專政，是造成朝綱不振的主要根源。張華並不為一己之私利去逢迎賈後，以承風望旨、仰人鼻息的方式苟且偷安。他「懼後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諷」。《女史箴》以封建倫理道德和綱常名教為宗旨，隱喻賈後要以「婦德尚柔，含章貞法」當作行為的準則。他列舉了樊姬不食禽獸肉三年以勸諫楚莊王狩獵，齊恆公夫人因齊恆公好聽淫樂而不聽鄭衛之音，馮昭儀以身擋熊以保護漢元帝，班婕妤為正名位而不與漢成帝同輦的典故，勸誡賈後應恪守婦道，行仁義禮教以輔佐惠帝。他辯證地指出「寵不可見《文選》卷52。
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的利害關係，規諫賈後不要因君寵而得意忘形，利慾熏心。他認為「美者自美，翩以取尤，治容求好，君子所仇」，希冀賈後擯棄佞幸小人，杜絕文過飾非。賈後看了《女史箴》之後，雖未有什麼痛改前非的變化，但礙於張華的正言規諫，在元康九年（299）以前，一直未敢有太嚴重的僭越之舉。
儘管「賈後雖凶妒，而知敬重華」，但她執政的本身卻使得亂政隱患越來越表面化。為此，當時輔政的侍中裴頠深感不安，遂與侍中賈模和張華共議廢賈後而立愍懷太子的生母謝淑妃為皇后。張華對此表示異議，他說「惠帝自己並無廢黜賈後的意思，如果我們擅自廢立，惠帝會認為是僭越之舉。況且宗室王勢力強盛，朝廷內又有持異議的朋黨，恐怕一旦進行廢立就會出現動亂，招致殺身之禍，引起政治危機，這對國家是沒有好處的。」裴頠說「情況確實與你的擔憂相符，但賈後這樣昏庸殘暴的人，做事毫無顧忌，不考慮後果，肯定會在不久的將來發生動亂，那又該如何辦呢？」張華說「我們二人現在還能被賈後所信任，只要經常在她身邊進行規諫，申明禍福利弊，估計她不會做出什麼大的僭越行為。幸好現在天下局勢還比較安定，我們照此行事，可能會一直維持平安無事的局面的。」（《晉書·裴頠傳》）謀廢賈後遂未能進行。
張華輔政期間，統治階級內部蘊藏著深刻的矛盾和危機。朝野百官大臣，非司馬氏宗室，即賈後親族，或豪門望族。他們不僅各有朋黨，相互傾軋，而且亦各有短長，良莠不齊。面對如此錯綜複雜的政治勢力，張華亦能堅持修德的方式去息事寧人，維持了數年相對穩定的局面，確實是很不容易的。司馬氏宗室諸王，或於中央任職，或出鎮方面。他們仗「雍容貴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多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張華雖無力改變自武帝以來形成的諸王強盛的局面，但他盡可能做到對諸王敬而遠之，虛授職官，不委重任。如關中氐羌少數族爆發起義，梁、趙諸王「士卒雖眾，不為之用」，張華即及時調離二王，委任雖出身低下卻有「文武材用」的孟觀率宿衛兵赴關中。結果孟觀「大戰十餘，皆破之」，鎮壓了起義（《晉書·孟觀傳》）。趙王倫調回京師後，任有職無權的車騎將軍、太子少傅，倫「深交賈、郭，諂事中宮，大為賈後所親信」，遂「求錄尚書」，張華「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張華復不許（《晉書·趙王倫傳》）。
與張華共同輔政的大臣，多是賈後親族。如侍中賈模，是賈充族子，他「潛執權勢」，「至於素有嫌忿，多有中陷，朝廷甚憚之」，此外又「貪冒聚斂，富擬王公」（《晉書·賈模傳》）。侍中裴頠，出自河東裴氏，亦是賈充妻之從子，為人「欲而無厭」（《晉書·韋忠傳》）。琅邪大族王戎，是裴頠的岳父，與「賈郭通親」，時任尚書左僕射，領吏部，他「苟媚取容」，「驅動浮華，虧敗風俗」，「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遍天下」（《晉書·王戎傳》）。庶族出身的張華，對這些地位與自己相當的權臣的醜惡行為，自然無可奈何。他一方面超脫世俗，不與之隨波逐流，盡可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嚴於律己，不營資財，惟「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機篋」。另一方面又能夠善於找出與這些權臣之間的共同點，與之通力合作。如賈模為了本宗族的私利，對賈後擅權心懷憂懼，尚能「盡心匡弼」（《晉書·賈模傳》）；裴頠「雖後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多次上書進表，陳述「多任後親，以致不靜」之弊，主張「當先其疏者，以明至公」（《晉書·裴頠傳》）。這與張華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故張華盡可能與賈、裴二人保持比較密切的政治關係，利用他們的力量規諫賈後，以推行和實施自己的政見，達到穩定封建統治秩序的目的。張華在輔政期間的最突出的政績就在於選官任人方面。當時門閥世族極力壟斷和控制選官權，拒寒素於政權之外。尚書左僕射王戎領吏部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沈，戶調門選而已」（《晉書·王戎傳》）。張華出身庶族，對沒有門閥背景的人進仕之路的坎坷不平，頗有切身感受，他之所以能儕身政界，主要是憑借自己「世無與比」的博物洽聞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因此，他重視知識，雅愛書籍，「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搬家時，曾「載書三十乘」，以至於「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正由於此，張華亦重視人材，敢於打破「戶調門選」的用人標準。他「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於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為之延譽」。許多兩晉之際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和史學家，都或是經他延譽稱詠，或是由他薦舉征辟而成名的。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他重視南士，不因他們是孫吳亡國之餘而懷有偏見。太康末年，陸機、陸雲入洛。「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這種清高，實際上是南士與北士之間存有芥蒂的反映。當時北方士人亦自恃征服者而對南士有所輕侮。張華則不然，他素重二陸兄弟，見之如舊相識，說「伐吳之役，利獲二俊。」他稱讚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晉書·陸機傳》）。陸雲為人不拘小節，而張華「多姿制」，喜歡用帛繩纏束鬍鬚，陸云「見而大笑，不能自已」，但張華對此毫不介意，仍將二陸薦之於諸公，為其延譽（同上）二陸遂對張華倍加欽佩，待之以師資之禮。又薛兼、紀瞻、閔鴻、顧榮、賀循號為南土「五俊」，入洛，張華見而奇之，稱其為「皆南金也」。（《晉書·薛兼傳》）。他常常用「龍躍雲津」、「鳳鳴朝陽」、「東南之寶」這樣的話語品價南士，並隨才授職（《晉書·褚陶傳》）。
他舉人薦士公允，不囿於門第出身，唯以吏幹文義為準。陶侃早孤貧，為縣吏，舉孝廉入洛，張華與之交談，「異之，除郎中」（《晉書·陶侃傳》）。名士牽秀，「博辨有文才，性豪俠」，帝舅王愷誣陷他有穢行而被免官，但「司空張華請為長史」（《晉書·牽秀傳》）。成公簡雖家世二千石，但他「性樸素，不求榮利，潛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張華對成公簡十分讚賞，經常對人說「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晉書·成公簡傳》）。劉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張華甚重之」，因而出鎮幽州，「甚有威惠，寇盜屏跡，為幽朔所稱」（《晉書·劉弘傳》）。張軌「明敏好學，有器望，姿儀典則」，卻未受高品，「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為蔽善抑才，乃美為之談，以為二品之精」（《晉書·張軌傳》）。成公綏「博涉經傳，性寡慾，不營資產，家貧歲饑，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為絕倫，薦之太常，徵為博士」（《晉書·成公綏傳》）。陳壽有「良史之才」，張華對陳壽說「當以晉書相付耳」，欲舉陳壽為中書郎，為荀勖所阻而未遂（《晉書·陳壽傳》）。左思出身於地位卑微、世業儒學的家庭，他博學多識，文賦情采富麗，著《三都賦》，通過對蜀、吳、魏自然風光的描寫，抒發了自己渴望四海為一的政治抱負和理想。張華讀賦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一時間豪貴人家競相傳寫，遂有「洛陽為之紙貴」的美談。（《晉書·左思傳》）
正由於張華能夠像何劭贈詩中所說的那樣「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鎮俗在簡約」，（《文選》卷二四），故他「盡忠匡輔，彌縫補闕」的努力在一段時間內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晉書·張華傳》曰「雖當主虐後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
但是，張華的種種主觀努力，只能暫時地緩和社會各種矛盾的激化，卻沒有也不可能消除造成這些矛盾的根源即宗室王勢力強盛，後族外戚擅權亂政，門閥世族奢侈縱慾，恣意聚斂。就在所謂「海內晏然」時，關中地區少數族就頻繁起義，極大地動搖了西晉王朝在這一地區的統治。而且統治階級內部亦危機四伏，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張華對此是深有認識的。他之所以反對廢黜賈後，就是擔心因此而造成危機的總爆發。但賈後權欲無窮，她時時欲廢非己所生的愍懷太子，打算長期操執朝政。幸賴張華、裴等人極力反對，這一陰謀才遲遲未能實現。而諸王因不滿賈後擅政，也時刻虎視眈眈，覬覦皇位，尋找時機，以求一逞。元康五年（295），武庫發生火災，張華就因懷疑是諸王叛亂，而「先命固守，然後救火」，致使累代異寶及二百萬人器械一時蕩盡。事後張華說「武庫火而氐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晉書·五行志上》）預見到太子廢黜將會成為統治階級內亂的總導火索。事實證明他的預見是正確的。
張華之死元康末年，輔政大臣之一賈模失寵於賈後，憂憤而卒，制約賈後的力量遂大為減弱。隨著賈模的失勢，一向與賈後沆瀣一氣的賈謐（賈充的外孫）操持權柄，「遷侍中，專掌禁內，遂與後成謀，誣陷太子」（《晉書·賈謐傳》）。在這種情況下，張華原來的「勤為左右陳禍福之戒，冀無大悖」的方針已難以奏效。所以，愍懷太子的親信，太子左衛率劉卞去找張華，打算與張華合作，發動武裝政變以制止這一陰謀。但張華卻推說不知賈後欲廢太子事。劉卞說「我原是寒悴之人，受到您的賞識，才由須昌小吏到今天的地位。我因感恩戴德，才向你談論此事，您為什麼卻對我有所懷疑呢？」張華說「假如有這件事，你打算怎麼辦？」劉卞答道「太子東宮內人才濟濟，有精兵萬餘人。您身為宰輔，又是太子少傅，如果您下令召太子入朝，讓他錄尚書事，廢黜賈後於金墉城，這不過是兩個黃門侍郎即可完成的事情，肯定會萬無一失。」張華拒絕了劉卞的建議，他回答說「現在惠帝仍在位，太子是他的兒子。我又沒有受命輔助太子執政，忽然立太子而廢賈後，這是無君無父，以不孝示天下。即使能夠成事，我也難免要身負不忠不孝的罪名。況且權巨貴戚當朝，威柄不一，我以此舉授人以口實，怎麼可能安然無恙呢？」廢黜賈後之事再度成為泡影。
元康九年（299）十二月，賈後設計，將太子灌醉，因使太子書寫犯上謀亂之書，然後當惠帝於式乾殿會群臣時，出太子手書遍示之，群臣看後，未敢有異議，均附合賈後賜太子死的建議。時只有張華堅決反對，他說「廢黜太子並賜死，這是國家的大禍。自漢武帝以來，每次廢黜太子，往往導致喪亂。在大晉據有天下不長時間的今天，廢太子事更應慎重考慮。」尚書左僕射裴也認為應核對筆跡，以防詐妄。賈後遂將手書與太子過去奏事筆跡相對照，果然是太子所書。張華等人無言相對，但卻仍堅持自己的意見。賈後知道難以讓張華等人改變主意，遂上表把賜太子死改為廢為庶人，惠帝下詔同意。
太子被廢後，引起東宮將士和諸王的強烈不滿。東宮左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等人，謀廢賈後，復太子。他們「以張華、裴安常保位，難與行權」（《資治通鑒》卷八三），而趙王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晉書·趙王倫傳》），遂與趙王倫密謀此事。趙王倫與其佞幸謀臣孫秀，一向朋比為奸，皆是野心勃勃之徒，當然不會放棄這一良機。他們先勸賈後在永康元年（300）三月殺了太子，借賈後之手除掉了奪權的障礙，接著又策劃政變，以廢賈後。在起兵之前，四月二日夜晚，趙王倫和孫秀為了使叛亂得到更廣泛的，派司馬雅去張華處，說「現在國家處於危難之機，趙王想與您共匡朝政，成霸王大業。」張華知道趙王倫、孫秀等人得手後一定會有僭越篡權的逆行，義正辭嚴地予以拒絕。司馬雅惱羞成怒，說「刀都架在脖子上了，還敢如此說話。」遂看也不看張華就揚長而去。四月三日整整一天，張華亦未發趙王倫之謀。可見他還是贊成廢黜賈後，只是不願與趙王倫共事並直接捲入這種不忠的活動中而已。
當天夜晚，趙王倫發動兵變，矯詔廢賈後為庶人。他亦因對張華的宿怨新恨，以黨附賈後的罪名，將張華和裴等人收執於殿前馬道南。張華責問主事的（中書）通事令史張林說「你想要害忠臣嗎？」張林稱詔詰責張華說「你身為宰相，太子被廢，為什麼不能守節廷爭！」張華說「式乾殿朝議廢太子事，我是力諫的，這有文字記載為證。」張林問「既然勸諫未被採納，為什麼不辭職去位！」張華無言以對。過了一會兒，使者至，下達了斬張華、裴並夷三族的命令。張華臨刑前慨歎道「我是武帝時的老臣，一片丹心。我並不惜命，只是擔心今後國家將有不測之禍難。」遂被殺害，時年六十九歲。
張華被害，「朝野莫不悲痛之」。閆纘撫張華屍體痛哭道「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晉書·閆纘傳》）劉頌哭之甚慟，他得知張華子孫有逃脫免難者的消息後，又轉悲為喜，說「茂先，卿尚有種也！」（《晉書·劉頌傳》）陸機、陸雲兄弟，為張華作誄，又寫《詠德賦》以悼之。
永寧元年（30）五月，齊王冏、成都王穎、長沙王乂等三王起兵，誅殺趙王倫、孫秀，齊王冏執掌朝政。齊王冏上奏惠帝，請求給張華昭雪。太安二年（303）、朝廷正式下詔，恢復張華的官職和爵位以及所沒財產，為張華洗刷了冤案。
第三節羊祜羊祜（22—278），字叔子，泰山南城（今山東費縣西南）人，西晉時期著名的軍事家。
頭腦清醒的政治人物羊祜出身於漢魏名門士族之家。從他起上溯九世，羊氏各代皆有人出仕二千石以上的官職。祖父羊續，漢末任南陽太守。父親羊道為曹魏時期的上黨太守。母親蔡氏是漢代名儒、左中郎將蔡邕的女兒。姐姐嫁與司馬懿之子司馬師為妻；而他本人迎娶的是曹魏皇室成員夏侯霸的女兒。
在羊祜的青年時期，曹魏統治階級內部正進行著爭奪最高權力的鬥爭。
這一鬥爭主要是在曹氏集團與司馬氏集團之間展開的，羊祜與鬥爭的雙方都有姻親關係。處於夾縫中的羊祜不願意捲入到漩渦之中，採取了迴避態度。他雖然因博學多才、善於寫文、長於論辯而有盛名於世，卻多次回絕州郡政府的征辟，主要是出於上述的原因。
景初三年（239），魏明帝曹睿去世，繼位為帝的齊王曹芳只有八歲。大將軍曹爽與太尉司馬懿受遺命輔政，兩大集團的鬥爭白熱化。正始初年，曹氏集團在鬥爭中明顯地佔據優勢。曹爽把司馬懿排擠到太傅的閒職之上，將統領禁軍、掌管樞要的權力皆掌握到自己的弟兄及心腹的手中，從而控制了政府的實權。司馬懿實行韜晦之計，假裝生病，暗中卻加緊佈置，伺機反攻。羊祜雖然年輕，但很有政治頭腦。他判斷曹爽終將不是司馬懿的對手。所以，當曹爽征辟他為僚屬的時候，羊祜不但自己拒絕出仕，而且勸阻同時受辟的王沈，也不要答應曹爽的要求。由於門第關係，儘管羊祜基本游離於兩大集團爭鬥之外，但從思想感情上說來，他對司馬氏的一派顯得更為親近一些。正始十年（249），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殺掉曹爽，奪得曹魏政府的軍政大權。政變之後，司馬懿大舉剪除曹氏集團，與曹爽有關的很多人遭到誅連。羊祜的岳父夏侯霸為逃避殺戮，投降了蜀國。在這場災難中，羊祜並未因岳父降蜀受罰，這大約得濟於他的親司馬氏的政治態度。
高貴鄉公曹髦統治時期，司馬昭執政。羊祜第一次接受征辟，先後出仕中書侍郎、給事中、黃門郎等職。陳留王曹奐時期，羊祜調任為秘書監。曹魏末年已完全是司馬氏的一統天下，司馬懿父子兄弟相繼執政。他們先後廢殺兩位皇帝，又屢次誅殺大臣，改章變制，發號施令，成為沒有皇帝名號的實際統治者。這時，羊祜已加入司馬氏集團，並逐漸上升為該集團中的重要人物。司馬炎建五等爵制，羊祜以功被封為巨平子，食邑六百戶。不久，又被拜為相國從事中郎，與司馬炎的另一心腹荀勖共掌機密。晉代魏前夕，司馬炎調羊祜為中領軍，把統領御林軍，掌管京城內外戍衛的重任交給了他。鹹熙二年十二月（2年月），司馬炎受禪稱帝，建立西晉王朝。羊祜以佐命之功，被進號為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進爵為郡公，食邑三千戶。羊祜怕引起賈充等權臣的妒嫉，固讓封公，只受侯爵。泰始初年，司馬炎曾改任羊祜為尚書右僕射、衛將軍等職。
鎮戍荊州，以德服人本節材料主要依據《晉書·羊祜傳》，凡引此傳者，不另作注。
西晉建立以後，晉武帝司馬炎雄心勃勃，積極籌劃消滅孫吳政權的戰爭，以實現統一全國的大業。泰始五年（29），司馬炎除任命大將軍衛瓘、司馬胄分鎮臨淄、下邳，加強對孫吳的軍事佈置以外，又特地調任羊祜為荊州諸軍都督，鎮守襄陽（今湖北襄樊），進行戰前準備。
當時，西晉和孫吳各有一個荊州，形成南北對峙局面。西晉的荊州包括今天的陝西、河南的一小部分和湖北北部地區。孫吳的荊州則有今天的湖北和湖南的大部分地區。晉吳間的邊界線以荊州為最長，所以這裡是滅吳戰爭的關鍵地區。
羊祜到任後，發現荊州的形勢並不穩固。不但老百姓的生活不夠安定，就連戍兵的軍糧也不充足。於是，羊祜首先把精力放在開發荊州方面。他下書給轄下的鎮將，禁止他們以建造府第的名義擾民，並大量開辦學校，允許晉吳雙方的邊民來去自由，盡可能地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為了消除邊害，以便抽出一部分軍隊進行生產，羊祜設法使孫吳撤掉了對襄陽威脅最大的石城駐軍。然後，他把軍隊分作兩半，一半執行巡邏戍守的軍事任務，一半墾田。當年，全軍共墾田八百餘頃，到年底收穫的時候，打下的糧食足夠十年的軍需。羊祜的這些措施迅速地安定了荊州的社會秩序，增強了軍隊的戰鬥力。晉武帝為表彰他的功績，下令取消江北所有的都督建置，授予羊祜南中郎將的職務，負責指揮漢東江夏地區的全部軍隊。不久，羊祜又被加封為車騎將軍，並受到開府如三司之儀的特殊待遇。這一年，羊祜四十九歲。
泰始六年（270），孫吳在荊州的都督換上江東著名的軍事家陸抗。陸抗到達荊州後，注意到西晉的動向，立即上疏給吳主孫皓。陸抗對荊州的形勢表示憂慮，提醒孫皓不要盲目迷信長江天塹，應該認真備戰。他把自己的想法歸納為十七條建議，請求實行。陸抗的到來，引起羊祜的警惕和不安。因此，他一面加緊在荊州進行軍事佈置；一面向晉武帝密呈奏表。密表建議，伐吳戰爭必須利用長江上游的便利條件，在益州（今四川地區）大辦水軍。羊祜認為，益州刺史王濬是治理水軍的最佳人選。而當時在西晉朝廷內部，王濬是個有爭議的人物。羊祜極力肯定王濬的軍事才能，主張濟其所欲，充分發揮他的才能。羊祜的密表，終於使晉武帝改變將王濬調離益州的打算。在後來的滅吳戰爭中，不出羊祜所料，王濬統率的益州水軍起了重要作用，成為首先攻陷建鄴、生擒孫皓的西晉軍隊。
泰始八年（272）八月，吳主孫皓解除西陵（今湖北宜昌）督步闡的職務。步闡因害怕被殺，拒絕返回建鄴，當年九月，獻城降晉。陸抗聞訊，立即派兵圍攻西陵。晉武帝命令羊祜和巴西監軍徐胤各率軍分別攻打江陵（今湖北江陵）和建平（今四川巫縣），從東西兩面分散陸抗的兵力，以實現由荊州刺史楊肇直接去西陵救援步闡的計劃。但陸抗破壞了江陵以北的道路，晉軍糧秣的運輸發生困難，再加上江陵城防堅固，不易攻打，羊祜頓兵於城下，不能前進。楊肇兵少糧懸，被陸抗擊敗，步闡城陷族誅。戰爭結束後，羊祜受到處罰，被貶官為平南將軍。
西陵救援失利後，羊祜總結教訓認識到孫吳的國勢雖已衰退，但仍有一定的實力，特別是荊州尚有陸抗這樣的優秀將領主持軍事，平吳戰爭不宜操之過急。於是，他採取軍事蠶食和提倡信義的兩面策略，以積蓄實力，瓦解對方，尋找滅吳的合適時機。羊祜派兵佔據了荊州以東的戰略要地，先後建立五座城池，把石城以西的土地都納入西晉的版圖之中。在荊州邊界，他對孫吳的百姓與軍隊講究信義。每當發生軍事衝突，羊祜都預先與對方商定交戰的時間，從不搞突然襲擊。對於主張偷襲的部將，羊祜用酒將他們灌醉，不許他們再說。有一次，部下從邊界抓到吳軍兩位將領的孩子。他知道後，馬上命令將孩子送回。羊祜經常釋放被俘的敵將，對戰死的吳人也厚禮殯斂，送交對方。行軍路過吳國邊境，如果晉軍使用當地的糧草，他都要下屬按數作價給予賠償。打獵的時候，羊祜約束部下，不許超越邊界線。凡是被吳人射殺的禽獸，他都送還對方。對於投奔西晉的吳軍將領，羊祜更是格外優待。羊祜這些作法，使對方心悅誠服。吳國人十分尊重他，不稱呼他的名字，只稱「羊公」。許多人受到感召而投降於他。例如，吳將夏詳、邵f降晉，隨同他們而來就有當初被羊祜送回孩子的兩位將領。吳將鄧香進攻夏口，兵敗被俘，羊祜當場將他釋放。不久，鄧香率領著部下重新歸降過來。陸抗對羊祜這一套收買人心的措施，毫無辦法，只好告誡部下說「羊祜專門做好事，如果我們專門幹不好的事，這不等於說，不用打仗，我們就讓人家制服了嗎？現在，我們只要守好邊界就行了，千萬不能光想占對方的小便宜。」因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晉吳兩國的荊州邊線處於和平狀態。
壯志未酬身先死咸寧二年（27）十月，晉武帝改封羊祜為征南大將軍，恢復其貶降前的一切職權。經過七年的練兵和各項物質準備，荊州邊界的晉軍實力遠遠超過吳軍，恰巧兩年前，吳軍主帥陸抗病死，孫吳荊州前線失去唯一能與羊祜抗衡的軍事家。而這時，在孫皓高壓統治下的吳國境內各種矛盾日益激化，將疑於朝，士困於野，民怨鼎沸，危機四伏。這一切表明西晉滅吳的條件已經成熟。羊祜不失時機地上疏給晉武帝請求伐吳。
在上疏中，羊祜追述平蜀之後的南北兩國關係。指出，雙方邊戰屢起，根本的原因是吳國的棄信背義。只有發動大規模的戰爭掃滅吳國，才能天下太平，永無兵役。他反對以春秋諸侯爭霸的觀點類比晉吳關係，勸告晉武帝在廣泛聽取臣下意見的同時，要有自己的獨立見解。羊祜以蜀亡為例，說明兩國交戰，只有勢均力敵，自然環境的險阻才能起作用。如果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光憑山水險阻，無濟於事。他分析說，吳國的地理條件遠不如蜀國，「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而危機卻十分嚴重，「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在西晉方面，無論軍隊的數量，還是資儲器械，都大比滅蜀的時候豐足。但如果不抓著這個大好的時機，軍事優勢就會在日常的消耗中喪失。羊祜詳細地為未來戰爭進行了規劃，建議「梁、益（今四川、陝西地區）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眾，進臨江陵；平南、豫州（指在今湖北東北、河南西南一帶的晉軍），直指夏口（今湖北武漢）；徐、揚、青、兗（指今皖北、蘇北一帶的晉軍），並向秣陵（今江蘇南京）」。幾路大軍，同時進擊，吳軍勢分形散，根本無法對抗。孫吳國內人心思亂，兵臨之際，絕不會出現奮力死戰的局面。吳人長於水戰，短於陸戰。一旦晉軍攻破長江，吳人只能退保城池，去長入短，自就死地。羊祜估計，整個滅吳戰爭不用很長的時間，就會獲得勝利。
羊祜的建議遭到朝內許多大臣的反對，權臣賈充、荀勖等人的態度尤其激烈。他們提出西北地區的鮮卑人騷亂問題，認為那裡尚未平定，不應該同時進行滅吳戰爭。最初晉武帝對羊祜的上疏是大體贊同的，聽到反對派的意見，態度又猶豫起來。為此，羊祜再一次上表說，滅吳與平定鮮卑騷亂並不矛盾，相反，只會促進西北問題的解決。他要求晉武帝盡快完成這一豐功偉績。但是，除了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等少數人外，羊祜的意見沒有為眾人所接受，滅吳建議被擱置了。羊祜對此十分痛心，他說「世間不能如人意的事情太多了。這樣好的機會被放過了，怎麼能不受再興辦此事的後來者譴責呢？」
咸寧三年（277），孫吳夏口都督孫慎侵入西晉邊界，掠走弋陽、江夏等地上千家人口。羊祜沒有派兵對孫慎進行追擊。事後，晉武帝派人追查原因，並打算移徙荊州的治所。羊祜回答說「襄陽和江夏相距八百餘里，等我們得到敵人的消息，對方早已離開多日，怎麼會追得上呢？調動軍隊徒勞往返，只是為避免個人受罰，這是我絕不幹的事情。」他還認為，曹操置都督府與州治相近，主要目的為防止兵力分散。勝敗是兵家常事，不能因為戰場上的偶然失利，隨便遷徙州治。
第二年八月，羊祜身染重病。返回洛陽後，他抱病再一次向晉武帝陳述伐吳主張。後來，因病勢沉重，不能入朝，他仍向前來探病的張華講「孫皓昏庸暴虐，現在滅吳可以不戰而克。如果一旦孫皓不在了，吳國另立有為的新君。我們雖然有雄兵百萬，也不容易滅掉它超級召喚海螺燃文了。吳國終將成為我們的後患！」在得到張華的贊同後，他高興地說「你是能使我志向得到實現的人。」看到羊祜的病勢繼續惡化，晉武帝開始著急，要求羊祜帶病指揮這場戰爭。羊祜回答說「滅吳的戰爭，不一定非要靠我指揮不可。對於功名的事，我並不掛在心上。只要有合適的人選，我會推薦他的。」這年十一月，羊祜不幸病故，終年五十八歲。
臨終前，他向晉武帝舉薦杜預接替自己的職務。羊祜沒有看錯人，在後來的滅吳戰爭中，杜預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西晉滅亡孫吳的戰爭是中國歷史上一次重要的戰爭。它結束了漢末、三國以來分裂割據的狀態，使中國重歸一統。羊祜雖然失去親自參加戰爭的機會，但他為規劃、準備這場戰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所以，晉武帝在滅吳後的慶功會上流著眼淚，追憶羊祜的功績說「這都是羊太傅（羊祜死後被追封為太傅）的功勞啊！」並按照漢代封蕭何的儀禮，給予羊祜的家庭極其豐厚的賞賜。
羊祜為人正直。在士族統治的西晉社會，他身為外戚，職居高位，卻從不隨波逐流，結黨營私。有人曾勸他「有所營置，令有所歸戴者。」羊祜拒絕說，絕不干樹私背公的事情。一旦完成了平吳大業，他本人即棄官回鄉。由於一直謙讓不肯辟士，以至在他死後，許多僚屬都未能得到正式的官職。他討厭奸佞邪惡的小人，也不喜歡誇誇其談的浮華之徒。為此，他得罪了當朝的一些權貴。荀勖、王衍兄弟都非常恨他，經常造他的謠。時人也有順口溜講「二王當國，羊公無德。」羊祜對下屬十分謙和。初到荊州，他曾夜出營門遊玩。軍司徐胤拒絕開營門，並批評他說「您擔負都督的重任，隨意外出，是不顧國家安危的輕率舉動。」羊祜不但當面接受徐胤的批評，而且從此以後出入十分謹慎。
羊祜的生活也比較儉樸。他的俸祿很少自己享用，大部分用於資助親戚和賞賜軍士。死後，家裡幾乎沒有值錢的東西。
在荊州地區，羊祜有較高的威望。羊祜死訊傳到荊州，正是襄陽城的一個大集日。滿集的人聞訊莫不痛哭流涕。誰也無心作生意，最後只好罷市。這一天，街頭巷尾一片哭泣之聲。孫吳守邊的將士知道消息後，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淚。當地的老百姓為紀念他，特地在羊祜生前喜歡遊憩的峴山，刻下石碑，建起廟宇，按著時節進行祭祀。由於人們一看見石碑就要落淚，所以這塊碑又名「墮淚碑」。人們主動避羊祜的名諱，把屋室稱作門，並改戶曹為辭曹。
羊祜生前的著述，除《晉書·羊祜傳》記載的《老子傳》外，《隋節·經籍志》又收錄有《集》二卷，《錄》一卷，今皆不存。
第四節杜預杜預（222—285），字元凱，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人，西晉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學者、滅吳統一戰爭的統帥之一。
博學多通的「杜武庫」
杜預出身在曹魏政府的高級官僚家庭。祖父杜畿有大功於曹操，曾先後出任護羌校尉、河東太守、司隸校尉和尚書僕射等職，受封為豐樂亭侯。父親杜恕官至幽州刺史，並以建武將軍領護烏丸校尉的職務。
杜預雖然生長在官宦人家，但不是那種只知享樂的紈褲子弟。他從小博覽群書，勤於著述，對經濟、政治、曆法、法律、數學、史學和工程等學科都有研究。當時的人曾給他起個「杜武庫」的綽號，稱讚他博學多通，就像武器庫一樣，無所不有。他特別愛讀《左傳》，自稱有《左傳》癖。
在杜預的青少年時期，曹魏政府的內部逐漸形成互相對立的兩大政治集團——曹氏集團和司馬氏集團。杜預的父親杜恕是忠於曹魏政府的人。早在太和六年（232），杜恕曾上書提醒魏明帝注意司馬懿連朋結黨的動向。杜恕因此觸犯司馬懿，屢遭排擠，被出為外任。嘉平元年（249），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徹底擊潰以曹爽為首的曹氏集團，完全掌握了曹魏政府的實際權力。當年，征北將軍程喜秉承司馬懿的意旨，劾奏杜恕，幾乎將他置於死地。受到父親的牽連，杜預一直到三十多歲也未能出仕。
司馬懿、司馬師父子相繼病死後，高貴鄉公正元二年（255），司馬昭接替父兄職務執政。這時，統治階級內部力量的對比已發生根本變化，有政治軍事實力的曹氏餘黨陸續被翦除乾淨，司馬氏代魏只是個時間問題。司馬昭為擴大統治基礎，對某些政敵的子弟進行攏絡收買。司馬昭素聞杜預的才能，極力爭取他，親自把妹妹嫁與杜預為妻。又在甘露二年（257）恢復了杜預襲爵的權力，征闢為尚書郎。司馬昭任相國後，杜預改任為參相府軍事。
景元四年（23）五月，魏軍兵分三路大舉伐蜀。杜預被委任為主力軍統帥鍾會的鎮西將軍府長史。魏軍攻滅蜀國，鍾會聯合蜀將姜維謀反，準備殺害同來的魏軍將領，以割據益州。次年正月，鍾會在實施計劃時，被亂兵殺死。魏軍監軍衛瓘又乘機殺死瞭解這一陰謀的鄧艾。在這場變亂中，鍾會的許多僚屬喪生。杜預憑借智慧倖免於難。事後，他冒著被衛瓘構陷的危險，當眾對衛瓘殺人滅口的卑鄙行徑進行指責，認為衛瓘對這場動亂也是有責任的。
鹹熙元年（24）七月，司馬昭委託荀勖、賈充、裴秀、鄭沖等人改制禮儀、法律、官制，為上台作最後的準備。杜預時任守河南尹，受命參與法律的制定。這部法律即是晉武帝泰始四年（28）頒布的晉律，它上承漢律，下啟唐律，對後世的封建法律有很大的影響。名義上主持修律的官員是賈充，而實際上杜預擔負了最繁重的勞動，全部晉律的註解都是由他完成的。杜預在《律序》中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太平御覽》卷六三八）。這是我國法律史上明確區分律（刑法制度）、令（規章制度）最早的定義，晉律的制定正是依據的這一原則，它使晉律較之漢魏舊律的界限更加分明、本節材料主要依據《晉書·杜預傳》，凡引此傳者，不另作注。
體系更加完備。杜預還提出，法律是官吏量刑的標準，不是講道理的書，所以法律應該條目省減、文字簡明通俗，以便使老百姓容易理解，不敢觸犯。晉律以前的漢律，特點是刑罰苛碎、條目繁密，計七百七十餘萬字，二萬六千餘條，內容重複，不好記憶，為官吏提供了上下其手，從中舞弊的機會。曹魏政府雖對此作過改革，但變動有限。晉律依據杜預的主張，對漢魏舊律大刀闊斧地進行剪裁，只有二千九百餘條，十二萬六千餘字，所以唐人稱讚它「實曰輕平，稱為簡易」（《隋書·刑法志》）。
晉武帝司馬炎代魏稱帝后，對其政權支柱世家大族實行放縱的政策。因此社會上異常黑暗腐敗，各級官吏蠅營狗苟，公相塞過，互相包庇。泰始四年（28），杜預針對這種情況，向晉武帝建議實行考課制度，按照官吏的實際情況評定優劣，然後區別對待，或遷或黜。但是杜預的建議沒有為朝廷接受。
泰始六年（270）年初，杜預因得罪司隸校尉石鑒，被解除守河南尹的職務。六月，晉武帝啟用他出鎮邊關，先為安西軍司，後任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杜預剛剛在秦州就任，他的對頭石鑒也到達了這裡。石鑒以安西將軍的職務都督秦州諸軍事，是杜預的頂頭上司。當時，杜預所在的隴右地區很不安定，鮮卑人禿髮樹機能起兵造反，勢力很大，晉武帝派去鎮壓的將領，不是戰敗，就是被殺。石鑒官報私仇，命令只有三百士兵，百匹坐騎的杜預出擊。杜預識破石鑒的陰謀，不肯去送死。他頂撞石鑒說，草盛馬肥的六月根本不適合同鮮卑人作戰，另外政府軍隊的兵源給養問題也必須集中力量預先解決，所以交戰的時間只能定在第二年的春天。杜預把他的意見歸納為「五不可，四不須」。杜預拒絕出兵，激怒了石鑒。石鑒找個罪名，將杜預逮捕送交給廷尉治罪。多虧杜預與皇室有婚姻關係，在「八議」的赦免範圍，才保住性命，但仍丟掉了爵位。不久，石鑒在一次戰鬥中，被禿髮樹機能打得慘敗，事實證明杜預的意見是正確的。
泰始七年（27）十一月，居住在山西地區的匈奴人在酋帥劉猛的帶領下武裝暴動。由於杜預明於籌略，善於規劃，朝廷重新使用他參謀軍國大謀。很快，他被任命為度支尚書，掌管政府的經濟財政事宜。此後一直到咸寧四年（278），杜預一共擔任七年的度支尚書。其間，因為石鑒的報復，他一度被免職，但為時很短。在任上，杜預共向晉武帝提出過五十多項治國治軍的建議，其中包括常平倉的興建、谷價的調整、鹽運的管理、課調的制定和邊防的建置等等。此外，他還充分施展自己的聰明才智，積極進行科學發明。社預製造成功人排新器，並複製出久已失傳的欹器。為了解決洛陽的交通問題，他力排眾議，主持修建了富平津大橋。在建橋過程中，從設計到施工杜預都付出了極大的心血。杜預發現當時通行的曆法不合晷度，經過計算，糾正了其中的差舛，修訂出《二元乾度歷》。此歷經過驗證，終於取代時歷，通行於世。
咸寧四年秋，兗豫諸州郡連降暴雨，西晉統治區域內大面積澇災，晉武帝下詔求計。杜預曾前後兩次上書陳述救災計劃。這兩篇收在《晉書·食貨志》中的奏章是後人研究晉代社會經濟狀況的重要文獻材料。由於杜預對當時災情作過調查研究，所以他對災情原因的分析和所提出的救災辦法，比較符合實際情況。他指出，粗放濫墾、火耕水耨和水利設施（陂堨）年久失修是造成災難性後果的根本原因。「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杜預認為解決的辦法只能是壞陂宣瀉。「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澇甕溢，大為災害。臣以為與其失當，寧瀉之不蓄。」那些建造比較合理的「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對「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宜大壞兗豫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至於災民，除靠政府救濟官谷外，還可以讓他們借助水產作眼下日給。壞陂的計劃如果能實現，「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鐘。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杜預還建議把典牧不供耕駕的種牛租借給災民。在上書中，杜預對西晉政府的辦事效率表示憂慮。他譴責某些部門、個別官吏只從自身利害出發，彼此紛爭，互相扯皮，使一些地區的救災工作不能繼續下去。三陳平吳策同年十一月，晉武帝改任杜預為鎮南大將軍。受命之後，杜預南下襄陽（今湖北襄樊市）接替已經去世的原荊州都督羊祜的職務，為即將開始的滅吳戰爭作戰前準備。
當時，全國尚未統一，西晉王朝只有半壁河山，孫吳政權仍控制著長江中下游以南的地區。不過，孫吳的國力遠比西晉要弱，再加上政局動盪，很難同西晉抗衡。晉武帝登位以後一直想發動滅吳戰爭，可是西晉朝廷內部的意見並不一致。除羊祜、張華等少數大臣晉武帝的想法外，大多數人態度曖昧。朝廷中的一些實力派人物，像賈充、荀勖等則持有不同見解，以致錯過了一些滅掉孫吳的極好的戰機。咸寧四年春天，荊州前線的晉軍主帥羊祜突然病重，一直優柔寡斷的晉武帝有些後悔，想讓羊祜帶病出征，但羊祜很快去世了。臨終前，羊祜向晉武帝舉薦杜預接替自己，認為他完全可以擔此重任。羊祜舉薦杜預，一方面是因為在朝廷內部的爭論中，杜預始終站在羊祜一邊，積極滅吳戰爭；另一方則是因為杜預具有卓越的軍事才能。杜預駐守的襄陽是西晉南部邊境荊州的首府。當時，西晉和孫吳各有一個荊州，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戰爭一開始，杜預的首要任務是奪取孫吳的荊州。
杜預到達荊州後，積極進行軍事部署，同時派兵奇襲西陵。西陵（今湖北宜昌東南）是孫吳的西部邊鎮，戰略位置十分重要。只要晉軍能突破西陵，益州的水師就可以順流而下，馳騁荊州。對於西陵的重要性，孫吳也早有注意。大將陸遜曾指出，西陵是孫吳的西大門，丟掉西陵則整個荊州不保。所以，從陸遜到他的兒子陸抗，從沒有放鬆過對西陵的控制。但杜預發現自陸抗死後，吳主孫皓逐漸削減了這裡的兵力。只是駐守在這裡的總督是孫吳的名將張政；不除張政，西陵很可能成為未來戰爭中晉軍前進途中的巨大障礙。於是，杜預實施了一條借刀殺人之計。他從軍隊中挑選了一批精壯的將士，突然偷襲張政。張政雖然對杜預的到來有所警惕，但萬萬沒有想到，他一到任就來偷襲，由於沒有準備吃了敗仗。張政害怕孫皓懲罰他，沒有如實報告情況。杜預早瞭解孫皓生性多疑，對臣下不很信任，故意把在西陵抓到的俘虜送到孫吳的首都建鄴。孫皓果然中計，氣急敗壞地召回張政，任命武昌監劉憲接替他的職務。在大戰之前，敵人將帥移易，軍心動盪，這就為晉軍的勝利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咸寧五年（279）八月，杜預準備就緒後，上書晉武帝請求開戰。這時，駐守在揚州前線的晉軍主帥王渾上表聲稱孫吳要發傾國之兵攻打晉國。反對派乘機說三道四，弄得晉武帝對杜預的請戰遲疑不決，最後竟同意將滅吳的計劃推遲到下一年。
杜預得知晉武帝變卦，非常著急。他再一次上書，陳述自己的見解。他說，孫吳的兵力相當緊張，只能集中力量保住夏口以東，連西線也無力增援。杜預婉轉地批評晉武帝聽信謠言，放棄滅吳大計，實際上是縱敵養患，給敵人喘息的機會。他認為，滅吳戰爭勝券穩操，即使沒有成功，也不會損失什麼。對於杜預的上書，晉武帝仍然遲遲不置可否。杜預又急又氣，第三次上書請求立即開戰。他憤怒地批評反對派既不顧國家利益，又怕別人立功的陰暗心理和可恥行徑。杜預還向晉武帝指出，由於我們要攻打吳國的消息已經洩露，吳國可能要採取對策，那必將給我們滅亡吳國的戰爭帶來許多新的困難。當杜預的這次上書被人送到晉武帝那裡的時候，大臣張華正在陪晉武帝下棋。張華立即推開棋盤，勸晉武帝不要再優柔寡斷了，懇求他採納杜預的建議。這時候，賈充、荀勖等人又出來大唱反調。大臣山濤竟然強詞奪理地說「外寧必有內憂。留下個吳國，可以避免內亂，說不定是件大好事呢！」由於杜預的幾次上書，把攻打孫吳的形勢剖析得一清二楚，晉武帝終於下定決心，立即發兵攻打孫吳。
功勳卓著這一年十一月，晉武帝調集大軍二十多萬，兵分六路，水陸齊進，大舉進攻吳國。杜預在這次戰爭中並沒有擔任主帥，晉武帝只是任命他為西線指揮，具體任務是取江陵、占荊州，並且在荊州地區負責調遣益州刺史王濬的水師。
咸寧六年（280）正月，杜預命令他的軍隊包圍江陵。江陵城防堅固，易守難攻。杜預不想在這裡消耗時間和兵力，對它只是圍而不殲。在切斷了江陵和外部的聯繫之後，他立即調動一部分兵力向西進攻，奪取沿江的一些城池。一個漆黑的夜晚，杜預派遣幾名得力的將領率領八百名精壯的士卒去偷襲江南的樂鄉。這支部隊在夜幕的掩護之下，人不知鬼不覺地渡過長江。他們按照主帥的計謀，一方面在山上到處點火，樹立旗幟，虛張聲勢；一方面分兵襲擊樂鄉附近的各個要害地區。這樣一來，把樂鄉城裡的吳軍都督孫歆嚇得坐臥不安，各處的吳軍也人心惶惶，不敢隨意行動。接著，杜預的這支人馬就埋伏在樂鄉城外，等待時機攻城。正巧，這時候有一支吳軍從江岸返回樂鄉；杜預的將士就喬裝打扮，混雜在吳軍的隊伍裡溜進城裡，活捉了吳軍都督孫歆。杜預設計巧取樂鄉，使部下將士十分欽佩。他們都說「主帥用計謀打仗，真是以一當萬啊！」
在掃清江陵的外圍之後，杜預很快拿下江陵，佔據荊州。接著杜預揮師東進，配合其他地區各路晉軍攻打孫吳的都城建鄴。有人對連續進軍產生了畏難情緒，在一次軍事會議上提出，天氣轉熱，雨水增多，北方士兵不服水土容易感染疾疫，應該等到冬天再繼續進軍。杜預不以為然，分析整個戰爭形勢說「現在我們接連取勝，士氣大振，正需要一鼓作氣。打仗好比劈竹子，只要劈開幾節，底下就會迎刃而解了。」杜預的意見終於為大家所接受，以後戰爭的形勢正像杜預所預言的那樣發展著。
在向東進的同時，杜預還分兵南下，攻佔了交州、廣州地區，也就是現在廣西、廣東一帶。整個滅吳一役，杜預功勳卓著，共斬殺、俘虜孫吳都督、監軍一類的高級官吏十四人，牙門、郡守一類的中級官吏多達一百二十人。杜預這個人，幾乎沒有什麼武藝。《晉書》本傳講，他連騎馬都不會，射箭的技術也很糟糕。但每有軍事活動，朝廷都要召他參謀規劃。他知彼知己，善於同敵人鬥智。在滅吳戰爭中，吳人最恨杜預，主要是因為他善於用兵，常常給敵人以致命打擊。杜預有大脖子病，東吳人就給狗脖子上戴個水瓢，看見長包的樹，寫上「杜預頸」，然後砍掉，藉以發洩對杜預的仇恨。他心胸寬闊，遇事能夠顧全大局。益州刺史王濬是位七十多歲的老將，多年來一直在益州建造戰船、培訓水軍，為戰爭做準備工作。戰爭開始以後，他統率水軍沿江而下，所向披靡。到達荊州界內，王濬需受杜預指揮調遣。但是，杜預十分尊重他，沒有利用自己職務給對方製造任何困難。杜預還向王濬表示，水軍可以根據戰爭的發展，自行指揮，並建議他盡量減少耽擱，直下建鄴，建立曠世之功。杜預的態度與益州水軍率先攻佔建鄴有著重要的關係。這也同王濬在長江下游的遭遇，成了鮮明的對照。在那裡，指揮調遣水軍的王渾，怕王濬奪得頭功，對他百般刁難。就在王濬排除種種干擾佔領建鄴、俘獲吳主孫皓之後，王渾還在攻擊陷害他。和王渾相比，杜預的人品受到了人們的推崇。
西晉滅亡孫吳的戰爭是中國歷史上一次重要的戰爭。它結束了漢末、三國以來分裂割據的狀態，使中國重歸一統。它也是魏晉南北朝四百年間唯一成功的一次統一戰爭。杜預在這次戰爭中顯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功績是非常突出的。
西晉滅吳、統一全國後，杜預繼續鎮守襄陽。他反對天下安定了就要廢棄軍備的觀點，在任職期間，始終沒有放鬆部隊的訓練。杜預把荊州軍隊的防衛重點集中到了對付當地少數民族方面。
在荊州，杜預興建了一些水利工程。其中，在整修前代河渠的基礎上，他引滍水、淯水兩江之水入田，使一萬餘頃農田受益。為了使屯田和普通民田均能得到灌溉，杜預又把水渠按照地段標上界石。杜預開鑿了從揚口到巴陵的運河一萬餘裡，使夏水和沅、湘兩水直接勾通，既解決了長江的排洪問題，又改善了荊州南北間的漕運。杜預的政績，受到了當地人民的讚揚，老百姓稱他為「杜父」，並歌頌說「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但是，杜預卻不得不提防京城中的權貴對他的陷害。每年杜預都要大量送禮賄賂他們。他曾對別人說，這樣作不是企圖通過他們得到什麼好處，只是希望權貴不要加害於他。
太康五年閏十二月（285年月），杜預被徵調到中央政府任司隸校尉，途中行至鄧縣，突然病故，終年六十三歲。
杜預生前的著述很多。他所撰寫的《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是《左傳》註解流傳至今最早的一種。據《隋書·經籍志》記載，杜預的書保留到唐世，還有《春秋左氏傳音》三卷，《春秋左氏傳評》二卷，《春秋釋例》十五卷，《律本》二十卷，《雜律》七卷，《喪服要集》二卷，《女記》十卷以及他的文集十八卷。
第六章曹植、阮籍、陸機、陸雲第一節曹植「不自雕勵、任性而行」的性格曹植（92—232），字子建，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曹操之子，累封為陳王，謚為「思」，世稱陳思王。
曹植出生於漢獻帝初平三年，正當漢末天下大亂之際，曾隨其父曹操轉徙於軍旅之中。所謂「生乎亂、長乎軍」，正概括了他幼時生活的特點。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他不僅親歷了頻繁的戰亂，而且接觸了廣闊的社會現實。這樣的生活基礎對他此後的思想和創作都具有重要的影響。
到了建安年間，曹操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當時的魏王府中網羅了許多文學之士，這對曹植的影響也是很大的。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曾說「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璉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曹操「設天網」羅致文學之士，有他的政治目的，但與此同時，也給文學的發達提供了條件。在這樣的文學環境中，曹植的才華便得到了哺育和發展。
曹植當年曾是才華山眾的貴公子，經歷過富貴豪華的生活鬥雞走馬，宴飲多暇。其《鬥雞篇》有云「遊目極妙伎，清聽厭宮商。主人寂無為，眾賓進樂方，長筵坐戲客，鬥雞觀閒房。」《名都篇》有云「鬥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我歸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李白《將進酒》所謂「陳王昔時宴平樂，鬥酒十千恣歡謔。」也正指出了曹植此期生活的一個側面。但曹植為人畢竟又與一般的豪華公子有所不同。儘管他在一班文人政客的包圍之中，鬥雞走馬，但他並未完全沉溺在這樣的生活之中。他寫於此期的幾篇作品都頗有慷慨之氣，而不是耽於佚樂的奢靡之音。例如《贈丁儀》詩中有云「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無衣客！」《梁甫行》有云「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劇哉邊誨民，寄身於草墅。妻子像禽獸，行止依林阻。柴門何蕭條，狐兔翔我宇。」這樣的作品，都是突破了富貴公子的生活、具有廣闊的社會內容的。他在《前錄·自序》中曾說「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賦固如此，詩亦如之。當然，「雅好慷慨」，乃是建安時期的一代文風，不獨曹植如此。《文心雕龍·明詩》有云「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這就是說，「任氣」、「使才」，乃建安時期各家都有的特點，亦即時代的特徵。
但曹植的才華是比較突出的，他的文學造詣也是突出的。他在這時曾經頗為曹操鍾愛。《三國誌·魏書》曹植本傳云「年十歲余，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台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台，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本傳又雲植為人「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大概正是因此之故，曹操曾有立他為太子的打算，對他曾經寄以很高的希望。建安十六年，封他為平原侯，十七年，徙封為臨葘侯。曹操出征孫權，命他留守於鄴，曾經告誡他說「吾昔為頓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二矣，可不勉歟！」曹操這一番話是很不尋常的，其中似有讓他益加自勉，以便將來繼承王位的意思。
曹操是愛惜文才的，但作為統治者、政治家，他又是更加看中那符合政治需要的人品的。他雖然愛惜曹植的才華，但到後來卻發現了他的缺點，即曹植本傳說他又「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等等。如果作為一個詩人，這不能算是什麼缺點；但若作為王位的繼承人，這就很不符合政治需要。既有這樣的缺點，縱使沒有曹丕「以術相傾」，曹操也未必再考慮立他為太子了，何況史稱曹丕能夠「御之以術，矯情自飾」，致使「左右宮人並為之說」呢？曹操最後確立曹丕，而曹植終於失寵，這是勢有必至、理有必然的。曹植一生，頗有政治抱負，但缺乏政治頭腦。因此，當曹丕已經立為太子而自己失掉故寵之時，尚不覺悟，仍然「不自雕勵」。例如建安二十二年，他曾私自「乘車行弛道中，開司馬門出」。這是違反王法的「任性而行」。曹操因此大怒，下令有云「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自臨葘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這就不僅認為曹植不能繼承王位，而且徹底改變了原來對他的看法。
曹操是個真正無情的政治家，為了政治的需要，不顧父子之情。他這時雖然沒有貶斥曹植，卻殺了曹植的一個親信人物楊修。曹植本傳云「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修。植益內不自安。」殺掉楊修，等於除去曹植的一個智囊。曹植所受的震動不小。曹植這時可以說已經失去曹操的信任了，但本傳又載有建安二十四年曹仁為關羽所圍，曹操以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派他去救曹仁一事。且謂曹操傳呼曹植，「有所敕戒」，而「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曹操「悔而罷之」云云。
這件事情如果屬實，大概恰可作為曹植「飲酒不節」的註腳。但裴注引《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飲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由此看來，曹植之醉，又非由於自己「飲酒不節」，而是中了曹丕之計。
《魏氏春秋》所載，當然也不是完全可據的。但由此卻可推知，所謂曹植「飲酒不節」者，亦未必全屬事實。曹植有《酒賦》一文，假借矯俗先生之言曰「若耽於觴酌，流情縱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丁晏據此申論云「《酒賦》結朋正旨，垂戒至深，子建豈沉湎於酒者哉！」
如果不是沉湎於酒，而被曹丕「逼而醉之」，這就更可說明曹植政治上實在缺乏警惕，頭腦太不清醒。這樣的人，在政治鬥爭中，是注定要失敗的。「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的遭遇曹植在政治上受到更大的挫折，是在曹丕繼承王位之後。
曹植本傳載「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植與諸侯並就國。」這是繼曹操殺害楊修之後，曹丕進一步剪除曹植的親信黨羽。這對曹植是一次更沉重的打擊。面臨這樣的打擊，曹植實有不可明言之痛，他寫了一篇《野田黃雀行》寄寓自己的哀思。
曹丕繼承王位不久，於延康元年（220）十月，又迫使獻帝禪讓，自己取而代之，是為文帝。他這時身為帝王，對於曹植便實行了進一步的迫害。曹植本傳載「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詔書有云「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乎？骨肉之親，捨而不誅，其改封植。」這一年便改封曹植為鄄城侯。
曹植這時有《謝初封安鄉侯表》，其中有云「臣抱罪即道，憂惶恐怖，不知刑罪當所限齊。陛下哀憫臣身，不聽有司所執，待之過厚，即日於延津受安鄉侯印綬。奉詔之日，且懼且悲。」從這樣的言辭看來，曹植此時的處境和心境已經和過去大不相同了。灌均承風希指，枉加之罪，他對此竟無所申辯，而誠惶誠恐，感恩稱謝。由此可知，曹植這個「任性而行」的人，到這時已經頗知戒懼了。
黃初三年（222），植又封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師。
曹植這時又有《封鄄城王謝表》，繼續表示認罪，說自己「狂悖發露，始干天憲，自分放棄，抱罪終身」，「不悟聖恩，爵以非望，枯木生葉，白骨更肉，非臣罪戾，所當宜蒙」。「奉詔之日，悲喜參至。」曹植本來無罪，而竟如此認罪，則當時刑憲之嚴酷，曹植處境之險惡，也就可想而知。
黃初四年，曹植曾與諸侯王被召同朝京師，會節氣。這時他又上有《責躬》詩，繼續檢討罪過。其上表有云「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謂「天網不可重罹，聖恩難可再恃。」稱曹丕「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於是「不勝犬馬戀主之情」，拜表獻詩。辭之淒惋，無以復加了。史稱「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
大概正是由於如此恭遜，終於曹丕在位之年，曹植竟得苟全了性命。
但在這期間，曹植雖得苟全性命，內心卻是十分痛苦的。特別是當諸侯王朝京師而後歸藩之際，曹章暴卒，死於非命；而曹植與曹彪同路東歸，又遭到有司干預，這使他氣憤填膺，形於文字。《贈白馬王彪》一詩便抒發了難以掩抑的情感。此詩有序云「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每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此詩對於任城王之死別、白馬王之生離，表示了極大的怨忿。詩中有云「鴟梟鳴衡杌，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這裡對於有司進行了憤怒的指斥，但對於那最高統治者曹丕似仍有所保留，「讒巧令親疏」，說得相當含蓄。
在這期間，曹植還寫了一篇《洛神賦》。這是寫得更加含蓄深婉的作品。此賦有序云「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洛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丁晏據此申論云「序明雲擬宋玉神女為賦，寄心君王，托之宓妃，《洛神》猶屈宋之志也。而俗說乃誣為感甄，豈不謬哉！」現在看來，曹植在黃初年間自洛還國，心緒極惡，確有屈原放逐之悲，其賦《洛神》，亦實有《離騷》托之宓妃佚女之意。世傳感甄為賦，恐非其實。丁晏申論，似有道理。不僅《洛神》如此，曹植另外幾個賦篇無不如此。例如《九愁賦》云「恨時王之謬聽，受奸枉之虛辭，揚天威以臨下，忽放臣而不疑。」「俗參差而不齊，豈毀譽之可同，競昏瞀以營私，害予身之奉公。」《九詠》云「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寧作清水之沉泥，不為濁路之飛塵。」《蟬賦》云「實澹泊而寡慾兮，獨怡樂而長吟。聲皦皦而彌厲兮，似貞士之介心。」《鸚鵡賦》云「豈余身之足惜，憐眾雛之未飛。」《離繳雁賦》云「憐孤雁之偏特兮，情惆焉而內傷。」如此等等，都是騷人之遺。只是《洛神》一賦，寫得幽而不露，難於索解；加以行文婉而多姿，正如《前錄·自序》所說的「摛藻也如春葩」。於是說詩者遂不免以辭害意，坐實以感甄一事。其實，只要細吟篇末所云「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諸語，仍是不難索解的。
「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的幻想黃初七年，文帝曹丕死，曹睿繼位，是為明帝。改元太和。太和元年，曹植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
曹睿雖然仍舊推行曹丕對待諸侯王的既定政策，但多少有些緩和。其對待曹植，也有一些寬大的姿態。有一件事可以說明問題，即《明帝紀》裴注引《魏略》說曹睿親征之時，京師訛言，有雲帝已崩、從駕群臣迎立雍丘王云云，而曹睿對此，竟不加究問。若在曹丕，對於此事，是必追查的。倘一追查，則曹植當為禍首，恐是不能或免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曹植的處境相當危險。雖然曹睿暫不究問，卻也難免把他看作危險之源。為曹植計，他在這時應該更加收斂，盡力韜晦，以自保全。但曹植實在缺乏政治頭腦，就在這樣的時刻，他卻上了一篇《求自試表》。表中大講「古之受爵祿者」，「皆以功勳濟國，輔世惠民」，而自己卻「無德可述，無功可紀」。因此，希望得到一個軍職，以便效忠疆場，為國立功。他說竊不自量，志在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掛史筆，事列朝榮。雖身份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固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
這樣的言辭是相當激切、這樣的感情也是相當誠摯的。曹植在這裡表白的建功立業之心，本來可能遭到曹睿的疑忌，但也許因為他是發於至誠，毫無虛飾，所以此表上後，曹睿對他依舊優容。太和三年，他又得徙封東阿。在這期間，曹植的處境比前時有所改善，他的心情也有些好轉。雖然不再「任性而行」，但說話卻比較隨便了。太和五年，在《求通親親表》中，曹植繼續請求任用，為國建功。話說得更加激切。他甚至說臣伏自惟省，豈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
這話是說得不錯的，像他這樣的人材，如果身為異姓，確實可被重用；但正是因為不是「異姓」，所以才不能「拔授」。此中道理，曹植似乎並不真懂。嚴防同姓篡權，這是曹魏政權片面地接受了前朝的經驗教訓而定的決策。在歷代的統治者中，這樣的片面性都是不可避免的。曹植徒見其然而未識其所以然，所以如此絮絮多言。
《陳審舉表》也是曹植此時寫的一篇重要的文章，其中有這樣的話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於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與之合，竊窺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
這一段話說得更加隨便了。作為諸侯王，最好是飽食終日，無所事事，才使在上者放心。而曹植竟說自己熟知兵法，「行師用兵之要」，能與孫吳
合。不但不自韜晦，反而露才揚己。這正是他以前曾說的「道家之明忌」，他這時竟明知而犯之。
但曹植這時如此放言無忌，居然未遭殺身之禍，這不能不說曹睿為人確比曹丕溫厚，對於諸侯王的政策也確實比較溫和。
在這篇《陳審舉表》中還有一段文字值得注意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站在「公族」的立場，曹植這話是說得中肯的。從當時曹魏政權面臨的局勢看，這話也是說得適時的。曹植在宮廷的政治鬥爭中雖然缺乏政治頭腦；而對於「豪右執政」，對於異姓「當權」，卻很有政治眼光。沒過幾年，曹魏政權即為異姓所代，他的這一番話可以說是不幸而言中了。
但可惜的是，曹睿當時對於這一番話似乎並未重視，只是「優文答報」
而已。
與此同時，曹植還曾要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而「終不能得」。於是「悵然絕望」，懷憂而死。
「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的命運曹植一生所志，本來是要「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而不「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的。但現在看來，他的勳績，卻仍在翰墨、辭賦之中。當漢魏之際，他是個才華特出的作者，詩賦雜文都達到了當代的最高成就，對後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作為一個貴公子，達到這樣高的文學造詣，是不容易的。這不僅因為天賦的才華，也不僅因為「生乎亂、長乎軍」的生活經歷，更重要的是因為處在名為王侯、實為囚虜的地位。只因有了逐臣的遭遇，才寫出了騷體的篇章。丁晏譽為「古今詩人之冠，靈均以後一人而已」，雖然不免溢美，但從騷人創作的傳統看來，曹植和屈原的處境確有某些相似，曹植的詩賦雜文也確有屈原作品的某些特點。司馬遷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曹植也是遭到譴黜，才寫出了「憤而成篇」的作品的。
曹植卒後，景初中有詔稱他「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乃令「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宋人輯有《曹子建集》，今有傳本。
第二節阮籍生平與著作阮籍（20—23），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曾為曹操的丞相掾。阮家與曹氏的關係較深，對阮籍的政治立場有很深的影響。
阮籍的傳記，在《晉書》當中，但在晉朝建立前夕，他已逝世，他始終只是魏人。他和嵇康都是魏晉之際的人物。
阮籍的生平，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一是從建安十五年到景初三年（20—239），為青少年時代。阮籍三歲喪父，由其母撫養**。其兄阮熙，官至武都太守。竹林七賢之一的阮鹹（字仲容），即阮熙之子。族兄阮武，官至清河太守。阮武的父親阮諶，官至侍中2。顯然，由於阮瑀的早卒，他這一支家境中落。但諸阮仍聚居在一起。《世說·任誕》雲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掛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
北阮富而南阮貧的情況，在阮籍少年時代恐怕更要突出，伏義給阮籍的信說「行己無立德之身，報門無慕業之客。」「貧無方丈之餚，室無傾城之色。」大體上與《世說》的記載相符。但是年輕的阮籍，卻接受了傳統的教育。「博覽群籍，尤好莊老」，「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儒家思想對他有很大影響，他夢想建功立業，一試身手。這時與阮籍有關係的人是他叔父阮熙和王昶。他的文學家、思想家、音樂家的修養，在此時已經基本上成型。「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異之，以為勝己。」魏晉的名士風流，在阮籍身上表現比較突出。二是從正始元年到九年（240—248），為第二階段。竹林諸人的聚會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何晏、王弼之流，在洛陽大暢玄風，竹林七賢在野與之互相呼應，形成一代思潮。但這時發表的文章還很少涉及政治。阮籍應太尉蔣濟之辟，後謝病歸。復為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曹爽輔政，召為參軍，又以疾辭。嵇康尚曹魏亭主，出仕中散大夫，都是此時之事。這個階段，竹林諸人正是時代的驕子，文化界的先導。《文心雕龍·才略篇》云「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就特別指出嵇康的論和阮籍的詩作為代表。王導渡江以後，「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見《世說新語·文學篇》），其中的《聲無哀樂論》、《養生論》，都是嵇康的作品。而阮籍的《詠懷詩》，在當時也是膾炙人口的名篇。三是從嘉平元年到景元四年（249—23），此為竹林七賢分化瓦解的階段。從嘉平元年正月高平陵事件以來，司馬氏營立家門，盡殺曹爽、何晏等敵對分子，夷其家。至此，竹林之遊已經結束。阮籍和司馬氏的關係，是十分微妙的，司馬懿為太傅，阮籍為其從事中郎，司馬師為大司馬，阮籍為其見《晉書》卷四九《阮籍傳》附《阮鹹傳》。
2《世說新語·賞譽篇》注引杜篤《新書》云「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諶，侍中。武，闊達博通，淵雅之士。」《陳留志》云「魏末清河太守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見《晉書》卷四九《阮籍傳》。以下引用此傳，不再註明出處。
從事中郎，司馬昭輔政，阮籍又為其從事中郎。中間一度出為東平相，後來又為步兵校尉。「但雖去佐職，恆游府內，朝宴必與。」他與司馬氏的關係始終是同床異夢、貌合神離，而山濤、王戎之流已經打入司馬氏集團的核心。嵇康被殺之後，向秀應計入洛，阮籍也被迫寫了勸進表。這時已經到司馬氏代魏的前夕了。阮籍卒於景元四年（23）冬，時年五十四。這是嵇康死後的第二年，司馬炎即位的前二年，《大人先生傳》和《詠懷詩》的大部分，都是這一時期的作品。
阮籍是魏晉文士中放達派的代表，行為有些怪僻。服葬時居然飲酒食肉，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反。」所有這一切，都使人捉摸不透，對他作出錯誤的判斷。當時人根據其瘋瘋癲癲的行為稱之為「癡」，而禮法之士責備他不遵守名教，但這都是皮相之談。他的這些行徑，只是他自己製造的煙幕或保護色。它是現象而不是本質。有一次，阮籍登廣武（今河南滎陽）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又登武牢山（即虎牢山，今河南滎陽），望京邑而歎，因賦豪傑詩。這倒流露出他對當時統治者的由衷的輕蔑。司馬氏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功業」，只是通過宮廷政變，殘酷地屠殺異己，竊取了政權。石勒就曾說過「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阮籍的用意大約和石勒差不多，只是沒有說出具體姓名而已。李白以為阮籍用豎子譏誚劉邦、項羽，卻沒有說對2。
阮籍也不是沒有才幹。他一度為東平相，小試牛刀。旬日之間，「壞府捨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這一段短短的經歷，可以看出他有著大刀闊斧的改革精神，不是無所作為。《晉書本傳》云「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這卻是實錄。他一醉六十日，逃避了司馬昭為其子司馬炎（晉武帝）的求婚；鍾會多次問以時事，企圖通過他的表態，以便羅織罪名，皆以酣醉獲免。這兩個事例，說明了酒在阮籍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阮籍的著作，《隋書·經籍志》載《魏步兵校尉阮籍集》十卷，原注梁十三卷，錄一卷。兩唐書經籍志《阮籍集》均作五卷。《唐日本國見在書目》《阮嗣宗集》五卷。又《阮步兵集》十卷。故唐代實有五卷、十卷兩種本子。宋代書目多為十卷本。但《直齋書錄解題》別集類有《阮步兵集》十卷，詩集類又有《阮步兵集》四卷。與隋唐時期實無多大懸殊。明代諸刻有黃省曾十卷本，張溥一卷本，其內容大致相同。惟錢曾所見朱子儋本多出四言《詠懷》十三首。丁福保歷訪海上藏書家，都無朱子儋本，其所輯《全三國詩》中所存四言詩僅有三首，與通行本無何出入。黃節為《詠懷詩》作注，始從明潘璁本檢出四言《詠懷詩》十三首，其一至三與丁書相同，其四至十三則丁氏所未見者。黃氏據以入錄，並為之作注，始得重見於世。其所據之潘璁本，據雲乃明崇禎間所翻嘉靖刻本，前有嘉靖癸卯陳德文序及崇禎丁丑潘璁序，分上下兩卷。黃氏卒後，此書亦不知下落。後來逯欽立同志重見《晉書》卷一○五《石勒載記》下。
2見《登廣武古戰場懷古》，載《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一。有「撥亂屬豪聖，俗儒安可通，沈湎呼豎子，狂言非至今，撫掌黃河曲，嗤嗤阮嗣宗」等語。
見《阮步兵詠懷詩注》，第99頁。據人民文學出版社984年版。
輯魏詩，即據黃氏所校潘本過錄2。黃氏書成於一九二○年，逯氏書成於一九六四年，前後不到半個世紀，古籍仍在不斷銷亡，這一點也很令人吃驚。玄學魏晉玄學是道家思想的新的流派。先秦道家的老子標榜小國寡民、清靜無為，到了戰國中葉，發展為莊子的相對主義，發生很大變化。戰國末年以迄漢初吸收了法家思想的某些因素，演進而為黃老刑名。所謂黃老思想實以老子為主，莊子的影響並不顯著。武帝以後儒家思想佔據壟斷地位，儒家為體、法家為用的新儒學風靡一時。黃老思想一度消沉。東漢中葉以後，道家思想與神仙思想相結合，改頭換面，成為道教的一個淵源。黨人鬥爭失敗以後黃巾大起義風起雲湧，儒家思想喪失了過去的權威，思想界出現了新局面。儒家、道家重新組合，形成了新道家，即魏晉玄學。這個新道家，以道家思想改造儒家，以「三玄」（即《周易》、《老子》、《莊子》）代替五經，以客觀唯心論或樸素唯物論代替漢代的宗教神學。和漢代的天人感應論、目的論相比，它有清醒和夢囈之別。這種思想的萌芽，應該從仲長統說起。「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的呼聲，標識著時代思潮的轉變。
阮籍對於《老子》、《莊子》、《周易》，都下過工夫，他的《通老論》、《達莊論》、《通易論》，就是這方面的著作，可惜篇幅斷爛，不能反映他的全部思想的內容。能夠指出的是，他具有唯物主義的天道觀，並且具有溝通儒道的傾向。他對於自然界的解釋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達莊論》）
他是用《易傳》的思想，修正了老子的客觀唯心論。他關於道的解釋道者，法自然而為化，侯王能守之，萬物能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
（《通老論》）肯定了道法自然。自然（物質）是第一義的，道（規律）是第二義的。有了自然世界，然後才有精神的存在。他擺正了物質與精神的關係，說的非常清楚。他把太極、元、道，並列起來，有意識溝通儒道之郵，但三者並不完全一樣。道是出於自然的，而太極是自然的同義語，道和太極之間，怎麼能畫等號呢？這是阮籍的一個漏洞。
關於人和自然的關係，阮籍認為人的形體和精神，都是自然的產物。他把人的精神分作性（天性）、情（慾望）、神（思想意識）三種。以為人生天地之間，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達莊論》）
他在這裡，談到了人與自然的關係，也談到精神與物質的關係。有了自然界然後才有人，有了人然後才有各種精神狀態。他不但用《易傳》充實道家的唯物論，而且也用儒家關於性情的說法，補充道家之不足。這種作法的企圖是好的。但是，自然、精氣的道家用語，陰陽、五行、遊魂之變的儒家用語，錯雜使用，有意捏合而不能泯為一體。這是他的缺點。
雖然如此，他已經擺脫了漢代思想家的束縛，他在莊子的影響下，鼓吹2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上冊，第493頁。
引自《後漢書》有關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
天地萬物為一體的思想。他說天地合其德，日月順其光，自然一體，則萬物理其事。（《達莊論》）
這種說法，援用儒家的詞句，用莊子變換了它的思想。在下面的幾句話中，情況更為明顯。
男女同位，山澤通氣，雷風不相射，水火不相薄。重陰需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達莊論》）
男女同位四句，阮籍引用《周易說卦傳》而稍加變通。原文作「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高亨雲不字疑衍）相射」。意謂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每一對彼此矛盾對立。而阮籍則把本來有差別的東西，說成沒有差別，把本來性質相反的東西，說它們可以相通。這是用莊子的相對主義觀點來解釋《周易》，與《周易》的原意自然不能相合，但是它不僅直接繼紹《齊物》、《秋水》的心傳，而且間接也和惠施「萬物畢同畢異」的說法遙相呼應。
阮籍的思想不夠深刻，也不夠成熟，但在魏晉之際，這種思想還有一定進步意義。因為他不談天人相應，不談受命之符，不談天生聖人，和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劃清了界限；同是談論《周易》，他不僅絕口不談卦氣（孟喜）、爻辰（鄭玄）、升降（荀爽）、旁通（虞翻）等等，和漢易分道揚鑣，而且也和王弼不同。王弼說「聖人體無」，對《周易》作了唯心論的解釋，而阮籍則以為「天地易之主也，萬物易之心也」（見《通易論》），對《周易》作了唯物論的解釋。
在政治思想上，阮籍同情人民，強烈譴責統治階級的強取豪奪，反對君主專制。他認為名教、禮法都是壓迫人民的工具。這種思想是相當深刻的，有一定的革命性。
他不僅不承認有什麼聖君賢相，而且把他們都看成壞蛋。他譴責他們兩面派的行徑，「假廉以生貪，內險而外仁。」（《大人先生傳》）廉潔、仁慈是外表，貪婪、險毒是實際。他們「欺愚誑拙，藏智自神」，以至出現弱肉強食的局面。他們真正有了地位之後，就不遺餘力地剝削人民。「竭天地萬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欲。」「強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同上）從思想淵源來看，這是仲長統思想的進一步發展，但阮籍的說法，比仲長統深刻得多。
他深知賞罰的作用及其實質，也深知賞罰的局限性。他說懼民之知其然，故重賞以喜之，嚴刑以威之。財匱而賞不供，刑盡而罰不行，乃始有亡國、戮君、潰散之禍。（同上）
他的這種說法宣佈了法家思想的破產。他舉出秦國為例說秦破六國並兼其地，夷滅諸侯，南面稱帝。姱盛色，崇靡麗，鑿南山以為闕，表東海以為門，萬世而不絕，圖無窮而永存。美宮室而盛帷帟，擊鐘鼓而揚其章，廣苑囿而深池沼，興渭北而建咸陽，■木曾未及成林，而荊棘已藂於阿房。時代存而迭處，故先得而後亡，山東之徒虜遂起而王天下。（《達莊論》）
秦漢以來的幾度興亡，給阮籍以深刻地教育，魏晉易代中的篡弒屠殺，更使其有切膚之痛，他從階級國家的形成當中，發現社會動亂的病根在於君主專制。他指出蓋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大人先生傳》）《三國誌》卷二八《鍾會傳》注引《王弼傳》。
他用階級、法律來概括國家機器，已經基本上掌握其壓迫剝削的實質。
仲長統對於社會發展的歸趨，持一種懷疑的態度，而阮籍則不然，他認為只要取消君主，就可以萬事大吉。他說蓋無君而庶民定，無臣而萬事理。保身修性，不違其紀，惟茲若然，故能長久。（同上）
這種沒有君臣，沒有階級，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實在就是遠古的原始公社。阮籍以後，鮑敬言又發揮這種無君論，陶淵明也嚮往「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的烏托邦。這種思想固然是對原始公社的憧憬，也與當時的塢壁經濟有關，不能說他完全出於空想。
由於同情人民，阮籍也非常憎惡統治階級的走狗。他在《大人先生傳》中，採取大人先生和「君子」對話的形式，對他們進行無情的鞭撻，把他們的宦海浮沉，比作虱處褌中。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群虱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炎邱火流，焦邑滅都。群虱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何異乎虱之處褌中乎！（據《晉書》本傳）他對於這些「君子」的攻擊，應該和他的無君論結合起來看。
表現在社會思想上，阮籍的一些行動也開風氣之先。他有意識地反對男女授受不親，提倡男女社交公開。把母親和父親放到同等地位，都有提高女權的味道。但是他關於這方面的言論卻很少保存下來。
文學成就阮籍的文學成就，主要是《詠懷詩》八十二首。這是他的不朽之作。它擺脫了漢代樂府和古詩中描寫遊子思婦的老調，也迥異於建安以來「憐，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的新風，使人耳目為之一新。其所描寫的內容是時世的艱辛，朋輩的不幸，宵小的猖狂，個人的坎坷，憤世、嫉俗、憂生、懼禍的心情，完全出之於詩，因而值得重視。屈原不過是懼讒畏譏，庾信不過是因絕望而悲歌，老實說他們都不存在生命危險，而阮籍「以其無可奈何之境，萬不得已之情，托之《詠懷》，皆屬有為而言，絕無游枝之語」2。其處境比他們格外艱苦，這些詩的創作絕非容易，保存下來尤其困難。它是曹、馬政權交替之際倖存者的呼聲，從這個意義來說，它是魏晉之際歷史的一面鏡子。自從它問世以來，文藝批評家對它極力推崇，除了已引劉勰的話以外，鍾嶸也說「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對它作了很高的評價。但對阮籍的苦心孤詣，並沒有完全揭發出來。鍾嶸以為「厥旨淵放，歸趣難求」2。李善以為「嗣宗身仕亂朝，恐罹謗過，因茲發詠，每有憶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引自陶淵明《桃花源詩》。
《文心雕龍·明詩篇》。
2見程千帆《古詩考索》第283頁。
《詩品》上。
2《詩品》上。
世下難以情測。」3他們的話都不錯，經過清代何焯、陳沆諸人的不斷鑽研，大體上已能讀懂。讀了這些作品之後，可以對魏晉的時世增加新的認識。《詠懷詩》是政治詩，其中對於改朝換代的描寫，俯拾皆是。如「歡娛未終極，白日忽蹉跎。」（其五）「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其三十二）「懸車在西南，羲和將欲傾。」（其十八）「適逢高風起，羽翼自摧藏。」（其七十九）。所謂白日、羲和都泛指曹魏政權，所謂高風泛指敵對勢力。古來多用太陽以喻君主。這些辭句表示曹魏政權已經日薄西山瀕於滅亡的境地，用意非常明白。「歡娛未終極、羽翼自摧藏」，則是其個人的遭遇。
其實，曹魏後期的政治大事，如高平陵事件、齊王芳的被廢、高貴鄉公的被殺等等，在詩中都有所反映，作者的描述也是有傾向性的。如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秀相追尋。一為黃鳥哀，涕下誰能禁。（其十一）
按此詩以楚國的往事比喻曹魏的行將滅亡。究其實旨，它是針對高平陵事件而發。何焯以為「此篇以襄王比明帝，以蔡靈侯比曹爽朱華句謂私取先帝才人為伎樂，高蔡句謂兄弟數出遊也。」何說大體妥當。曹爽的黨羽何晏是南陽宛人、鄧颺是南陽新野人。相當於三楚的秀士。他們雖對司馬氏實行奪權，而未能加意防範，卒招致高平陵事件的爆發，司馬氏把他們一網打盡。《戰國策·楚策》楚辛諫楚頃襄王舉黃鳥為喻，由黃鳥談到蔡聖侯。他說「黃鳥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南遊高陂，北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受命於宣王，系己以朱絲而見之也。」這一篇作品，可以說是悼念何晏的詩。「一為黃鳥哀，涕下誰能禁」，流露出作者對諸人的感情。有人把這首詩加到齊王芳身上是錯誤的。四言《詠懷》有云「三後臨朝，二八登庸，升我俊髦，黜彼頑凶。」三後當然是指文帝、明帝和齊王，頑凶大約是指曹爽諸人。立意與此篇矛盾，應是故意錯亂其辭，用以逃避文網。又如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儔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其十六）
按此詩據何焯所考是指司馬師廢齊王芳立高貴鄉公髦之事。廢幼帝為齊王，事在九月甲戌（十九日），立高貴鄉公在十月庚寅（初六日）。這種廢立大事恰在九月、十月之交，相當於鶉火中。而司馬師的決策廢立，稍前於此，正在日月相望（十五日）之時。何義門的考訂大體可信。作者對此無能為力，卻也並不甘心。他用不惜憔悴的語言，表示他的抗議。又如王子十五年，遊行洛水濱，朱顏茂春華，辯惠懷清真。焉見浮丘公，舉手謝時人！輕蕩易恍惚，飄颻棄其身。飛飛鳴且翔，揮翼且酸辛。（其六十五）
按此詩用王子晉早夭的故事，刻畫高貴鄉公的遇害。史稱高貴鄉公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率領殿中宿衛諸人，要和司馬昭決一死戰，司馬昭的黨羽賈充迎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雲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於是成濟即抽戈前刺帝，殞於車下。當時高貴鄉公只有二十歲。《三國誌·魏志·三少帝紀》3《文選》卷二三《詠懷詩》注。
云「高貴鄉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然輕燥忿肆，自蹈大禍。」把曹髦的被害，歸咎於他的輕舉妄動，這正是陳壽的曲筆。但這種記載與詩中的輕蕩、棄身恰相照應。當時司馬氏篡奪之勢已成，正在易代前夕，阮籍用酸辛二字表示他的哀悼。
根據以上的討論，我們不妨認為「駕言發魏都」、「昔余游大梁」兩首，都是與評魏明帝有關的詩篇。
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台，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復來。夾林非吾有，朱宮生塵埃。軍敗華陽下，身竟為土灰。（其三十一）
魏都、梁王，都是借古諷今，「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則是曹魏的現實。
昔余游大梁，登於黃華顛，共工宅玄冥，高台造青天。幽荒邈悠悠，淒愴懷所憐，所憐者誰子，明察應自然。應龍沉冀州，妖女不得眠，肆侈陵世俗，豈雲永厥年。（其二十九）
按大梁明指魏都，而第二句的黃華，為山名。《水經·洹水注》云「洹水出上黨泫氏縣，東過隆慮縣（今河南林縣）北，又東北出山徑鄴縣南。」又云「（隆慮）縣有黃華水，出於神囷之山黃華谷北崖上，山高十七里。水出木門帶，帶即山之第三級也。」所以詩中的黃華，實際上離大梁（今河南開封市）頗遠，而為鄴都（今河北臨漳）附近的山。詩中的高台，不是神話中共工之台，而應如黃節所指鄴中的三台。肆侈兩句是對魏明帝曹叡的批評。他肆意揮霍，大興土木，死時只有三十六歲。《魏略》和《三國誌》對其沉湎酒色、輕用民力，有許多記錄。如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又於芳林園起陂池，修土山，公卿群僚皆往負土，宮中自貴人以下至尚保，及給掖庭灑掃、習伎歌者，各有千數。又錄奪已經出嫁的士家（即軍戶）之女，配嫁無妻的軍士。規定其夫家可以生口自贖，又選其有姿色者入宮。當時臣僚楊阜、高堂隆等上書切諫，他一律不聽。這些事實，就是《詠懷詩》寫作的背景。阮籍的《詠懷詩》中，愛憎是比較分明的。他有的懷念，有的羨慕，有的憐憫，有的譴責，決不含混。
關於懷念之例，或泛稱所思（如「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見其十五），或泛稱親友（如「徬徨思親友，倏忽復至冥。」見其三十六），或泛稱佳人（如「出門望佳人，佳人豈在茲。」見其八十），或稱故時人（如「臨觴多哀楚，思我故時人。」見其三十四）或稱客與賓，茲舉此首為例。
平晝整衣冠，思見客與賓，賓客者誰子，倏忽若飛塵。裳衣佩雲氣，言語究靈神，須臾相背棄，何時見斯人？
從上面的例子來看，阮籍所懷念的，是其親友、故人。結合他的交遊來看，並不難得出答案。只是當其寫作當時，有的人已經不在了（如嵇康），有的人已經轉變了（如山濤）。和他志趣相投的人，永遠沒有了。「臨川羨洪波，同始異支流，」（其七十七），阮籍在這裡便流露出索漠孤獨之感。關於羨慕的例子，也有很多。阮籍所羨慕的是安貧樂道的上世士，是不以生死異其操守的窮達士，是慷慨捐生的壯士。關於第一類，例證較多，這裡姑且不談。關於第二類，如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其十三）
這首詩是就李斯、蘇秦和伯夷、叔齊之死，發表議論。李斯被殺時，思為布衣而不可得，想到牽黃犬出上蔡東門的往事。蘇秦佩六國相印，卒受車裂之刑。而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對於三人之死，究竟應該如何評價？清人何義門以為「此言人皆有死，若苛求富貴者，其卒亦貽五刑車裂之悔，何如求仁得仁，若夷齊者為得其所乎！」何義門的解釋本來不錯，但阮籍的用意，還在於「不食周粟」上，這一點何義門未及指出。如果看這一首還不清楚，請再看一首懸車在西南，羲和將欲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西冥。朝為咸池暉，濛汜受其榮，豈知窮達士，一死不再生。視彼桃李花，誰能久熒熒。君子在何許，歎息未合併。贍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其十八）
詩中歌頌的對象，是所謂窮達士。措辭很不平常。王闓運說「窮達字並用始妙。達固不久，窮亦何失。」王氏是就文學上的修辭立論的。如果從當時的政治鬥爭的角度來看，這裡的窮達士，應該指的是效忠曹氏的人。篇末還把他們比做景山松，用來和桃李花互相對照。
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驅車遠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挾鳥號，明甲有精光，臨難不顧生，身死魂飛揚，豈為全軀士，效命爭戰場。忠為百世榮，義使令名彰，垂聲謝後世，氣節固有常。（其三十九）
讀了這首詩，很容易聯想曹植的《白馬篇》。從題材和內容來看，二者確有些類似。但時代不同了，它們的針對性毫無相同之處。曹植所能想到的敵人不過吳蜀，而阮籍的假想敵只能是司馬氏。他所歌頌的只能是毋丘儉、諸葛誕等人。阮籍認為只有這樣才算窮達不易其操，才算求仁得仁。
關於憐憫的例子，無過於湛湛長江水一首，上面已經談過，茲不多贅。
關於譴責的例子，卻特別多。這裡有顛倒黑白的工言子，惟利是圖的佞邪子，趨炎附勢的當路子，為虎作倀的繽紛子，故作姿態的洪生。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劃歸司馬氏集團。
阮籍認為最危險的人物就是工言子拔劍臨白刃，安能相中傷。但畏工言子，稱我三江旁。（其二十五）
這些話是針對司馬氏的走狗鍾會等人說的，不但嵇康之死是由於鍾會的告密，而且阮籍本人也多次遭到鍾會的盤算，只是由於他守口如瓶，才沒有蹈嵇康的覆轍。
他譴責佞邪子婉孌佞邪子，隨利來相欺。孤恩損惠施，但為讒夫嗤。（其三十六）
他們唯利是圖，見利忘義，也就談不到什麼正義與否的問題。
他譴責當路子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為誇譽名，憔悴使心悲。（其八）
當路子是隨波逐流，忘乎所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