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文 / 中國通史
第二節晁錯「削藩策」和晁錯之死晁錯（？—前54），西漢穎川郡（今河南禹縣一帶）人。早年跟軹縣張恢先生學習申不害、商鞅的刑名學說。因通曉文獻典故，走上了仕途，當了太常掌故。一生中著作二十篇。
漢初，對文化學術事業較為重視。文帝時，朝廷沒有一個研究《尚書》的專家，只聽說濟南人伏勝原是秦朝的博士，精通《尚書》，已經九十多歲，因年老不能徵召，文帝就詔令太常派人去向他學習。晁錯被派去學習，回朝後，上書報告向伏勝學習《尚書》的情況。從此晁錯被任命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後又提升為博士。他呈上《言太子知術數疏》，很受文帝的稱讚，被任命為太子家令。因他善辯，得到太子劉啟的寵愛，在太子家裡號稱「智囊」。這時匈奴勢力強盛，往往前來擾亂，漢朝實行防禦政策。晁錯呈上了《言兵事疏》。文帝予以讚許，並以尊崇對方的言語給予答詔。晁錯又把「守邊備塞、勸農力本」這兩件事，作為當世之急務，向皇帝呈上《守邊勸農疏》。文帝聽從了晁錯的建議，招募百姓遷徙到邊塞地區。晁錯又呈上《募民實塞疏》。
文帝詔令朝廷大臣推舉賢良文學士，晁錯是被推舉者之一。文帝親自以詔書策問，晁錯呈上《舉賢良對策》，對時政大發議論。這時賈誼已死，對策者一百多人，唯有晁錯名次最高，於是提升為中大夫，做了朝廷的顧問。晁錯面對當時諸侯與朝廷存在矛盾的情勢，提出「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上書達三十篇。文帝雖然沒有完全採納，「然奇其材」，當時，太子劉啟讚許晁錯的計策，而袁盎等一些大臣「多不好錯」。
景帝（即文帝的太子劉啟）即位，很想有所作為，馬上提拔晁錯為內史，讓他掌治京師。晁錯多次請求與景帝個別談話，所議都被聽取，受寵超過九卿，「法令多所更定」。這就引起了一些老臣的不滿。丞相申屠嘉是「高帝時大臣」，因「自絀所言不用，疾錯」。他覺得晁錯所為不對，但又無法阻止。內史府座落在太上廟的牆外，大門朝東，因外有廟牆擋著，出入不方便，晁錯就命令開了一個南門以便出入，因此鑿開了堧垣（廟外的圍牆）。申屠嘉得知大怒，打算把此事奏請皇帝殺掉晁錯。晁鍺聽到消息，當晚請求皇帝個別接見，說明情況。申屠嘉上朝報告，說晁錯擅自拆廟牆為門，請求交給廷尉處死。景帝心裡已經明白，說「此非廟垣，乃堧中垣，不致於法。」申屠嘉無可奈何，退朝後憤怒地對其部下長史說「吾當先斬以聞（即先斬後奏），乃先請，為兒（指晁錯）所賣，固誤。」回到家裡，因氣憤「歐血而死」2。從此晁錯更為顯貴。
晁錯升任為御史大夫，掌管全國糾察、彈劾等事，地位僅次於丞相。他向景帝報告諸侯王勢力膨脹的事實，請求削去他們的「支郡」。景帝將晁錯的建議交給公卿、列侯和宗室討論。誰也不敢反對，獨有外戚竇嬰持不同意見，由此與晁錯產生矛盾。對於晁錯所更定的三十章法令，諸侯「喧嘩」。晁錯的父親知道後，急忙從穎川老家趕來長安，對晁錯說「上初即位，公2本節材料主要根據於《史記·晁錯列傳》和《漢書·晁錯傳》，凡引此兩篇文字不另加注。《史記·申屠嘉列傳》。
2《史記·申屠嘉列傳》。
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晁錯答「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其父說「劉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歸矣！」於是這位膽小怕事的老人喝了毒藥而死，臨終時說「吾不忍見禍逮身。」
過了十多天，吳楚等七國起兵反叛朝廷，聲稱誅伐晁錯。景帝與晁錯商議出兵征伐，晁錯打算讓景帝親自帶兵出征，自己在京城留守。這時竇嬰所推薦的袁盎正應詔來到。景帝向袁盎問對付吳楚叛亂的策略和具體辦法。袁盎原與晁錯有矛盾，又因受吳王劉濞賄賂被晁錯懲治過，懷恨在心，現在景帝發問，見報復的時機已到，就要求個別談話。景帝命眾臣退下，獨有晁錯還在。袁盎對景帝說「臣所言，人臣不能得知。」於是景帝讓晁錯出去。晁錯退避到東廂房，心知袁盎在搗鬼，十分惱恨。這時袁盎對景帝說「吳楚相遺書，言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謫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景帝面臨著重要的決策，是犧牲晁錯而向吳楚讓步呢？還是堅持重用晁錯而堅決征伐吳楚呢？他一時默然不語，過了很久才表示，要看真實情況如何，並說「吾不愛一人謝天下。」意思是，如果情況真像袁盎所說，那就可以犧牲晁錯而向吳楚認錯。袁盎還要求景帝仔細考慮。景帝就任命袁盎為太常，秘密地出使吳國。
又過了十多天，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張歐向景帝劾奏晁錯。他們認為，吳王反叛朝廷，應當誅伐，現在御史大夫晁錯提出討伐軍不可交給群臣，而要陛下親自帶領，讓晁錯居守京師，又主張把尚未淪陷的徐、僮等縣送給吳國。這說明晁錯不能宣揚陛下德信，打算疏遠君主與臣民的關係，又打算以城邑送給吳國，實無臣子之禮。他們建議「錯當腰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景帝下令說錯還不知道。於是派遣中尉召晁錯，騙他乘車巡行市中。晁錯穿著朝服被斬於東市。
晁錯死後，在討伐軍中當校尉的鄧公，回朝來報告軍事，面見皇帝。景帝問他你從部隊中來，知道晁錯處死，吳楚罷兵否？鄧公回答吳王蓄意謀反已幾十年了，是因削減他們的封地而惱怒，以誅晁錯為名，其本意並不在晁錯。現在殺了晁錯，我擔心天下之士箝口不敢再講這件事了。景帝驚問「何哉？」鄧公說「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劃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歎，說「公言善，吾亦恨之。」景帝后悔莫及。
晁錯政論的進步性晁錯生活的西漢前期，是我國歷史上鞏固和發展國家統一和封建專制的重要時期。他的政治言論和活動，對當時的國家統一和封建專制，對所謂「文景之治」，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晁錯在治國問題上，主張君主集權、任人唯賢。晁錯在《舉賢良對策》和《言太子知術數疏》兩篇政論文中，根據歷史經驗和朝廷面臨的形勢，論述了發揮朝廷的威力，打擊分權和分裂勢力的問題，為加強封建專制提供了思想武器。在《舉賢良對策》中，晁錯提出了加強國家政權必須遵循的一些原則，其中特別強調君主要「躬親」政事，通過君主親自執政，以加強封建專制主義的集權。文帝對他的對策很欣賞，擢為「高第」，說明君臣倆是靈犀相通的。
在《舉賢良對策》中，晁錯較為系統地論述了選拔人才的意義和標準。
他指出，古代賢明的君主之所以賢明，就在於他們善於選擇賢臣以輔助自己。他詳細地論述了選拔賢臣的標準和條件制定法令以「興利除害，尊主安民」為目的，而不是「苦民勞眾」；對害國傷民的法令與行為，要敢於「直言極諫」，「請而更之」，而不是聽之任之；按功罪定賞罰，不徇私情；品行端正，「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無能居尊顯之位」。這是強調「任人唯賢」，而否定「任人唯親」。
在《舉賢良對策》中，晁錯還闡述了自己對制令行政要「本於人情」的政治見解。他說，三王時代君臣合謀相輔，計安天下，使得「百姓和親，國家安寧」，是「明於人情」的功效。還說，人情都是「欲壽」、「欲富」、」欲安」、「欲逸」，就是想要活得長一點，家庭富一點，生活安一點，還要舒服一點；三王對待的辦法，則是「生而不傷」，「厚而不困」，「扶而不危」，「節其力而盡」，就是順乎人情的做法，而不是違背民情。晁錯說三王如何如何，顯然不是歷史事實，而是借助於傳說以表自己的政見。他要明乎人情的，是要漢朝統治者明乎當時的階級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形勢，接受秦朝末年「賦斂不節」、「宮室過度」、「民力疲盡」，以至「內外鹹怨」、「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的歷史教訓，不致於有覆舟之災。晁錯強調本於人情，是為了「名位不失」，使「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也就是為了鞏固封建統治，但這對國家統一和社會安定也還是有利的。
在《言太子知術數疏》中，晁錯強調君主要知「術數」，就是要講究任用官吏、駕馭政權、控制國家的方法和手段。他指出，皇太子雖然讀書很多，而未深知術數，是無用的，所以提出用「術數」教育太子的建議。文帝對此頗為稱許，所以任命晁錯為太子家令，輔導太子劉啟學習。後來劉啟為帝頗有權術，與晁錯的輔導自然有一定關係。
晁錯在經濟思想方面，是主張重農貴粟，防荒備戰。經秦楚之際大戰亂，到了漢初，「民失作業」，土地荒蕪，糧食缺乏，人民困苦，以至「人相食，死者過半」的地步。同時，有些諸侯王與地主富商私營冶鐵、煮鹽、鑄錢等手工業和商業，嚴重地影響了農業生產和朝廷收入。西漢朝廷早就制定了重農抑商政策，雖有一定的功效，但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晁錯在《論貴粟疏》和《勿收農民租》兩篇政治經濟論文中，針對當時政治經濟情況，發揮了先秦法家的「耕戰」思想，提出了重農、貴粟、抑商、防備邊患和防水旱災害等一系列政治經濟主張，對於發展當時的經濟和鞏固封建統治，起了積極的作用。
在《論貴粟疏》中，晁錯開頭就提出了發展農業、搞好糧食生產的「開其資財之道」問題。他認為，民眾如果饑不得食，寒不得衣，即使慈母也難保全其子，君主也難保全其民，所以英明之主應當「貴五穀而賤金玉」。他說「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重農貴粟實是其經濟思想的核心問題。他向文帝建議，為了長有其民，就要鼓勵百姓從事農業生產，廣積糧食，充實倉庫，以供應邊防之需，防備水旱之災。他還針對當時「地有遺利，民有《漢書·食貨志》。
餘力」，「游食之民未盡歸農」的實際情況，提出了一些重農貴粟的具體措施，如勸農力本，使游食之民盡歸於農，以保證農業生產有穩定的勞動力；「薄賦斂」，甚至「可時赦，勿收農民租」，使農民有一定的糧食儲備，有能力供給戰爭物資和應付水旱之災；「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納粟於國者「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從富人那裡取得糧食，就可少收農民的賦稅，這就是「損有餘補不足」的辦法。這在以小農經濟為基礎，需要發展農業生產以防荒備邊的西漢社會，是適時的可貴的經濟思想與主張。
同時，晁錯對於當時的「弛禁」政策，對於私人冶鐵、煮鹽、鑄錢不加限制，以至富商與諸侯王富侈，農民貧困，出現了農民「棄本逐末」，大片農田荒蕪，「耕者不能過半」狀況，極為不滿。他指出「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他認為要改變這種狀況，只有抑商而重農，使游食之民盡歸於農。
文景之時是貫徹重農政策的。文帝曾規定入粟拜爵的標準與辦法，下詔減收一半租稅，還一度免除民田的租稅。景帝屢次命令「有司以農為務」，「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2。所以當時農業有所發展，「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餘」3，米價降低，由漢初每石五千錢降至每石數十錢4。到武帝時，竟有「京師之錢累巨萬」，「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的盛況。這說明晁錯的重農抑商思想，符合於當時的歷史要求。
晁錯在軍事思想方面，主要是守邊備塞，抵禦侵擾。他在《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募民實塞疏》等三篇軍事論文中，根據當時漢匈鬥爭的形勢，提出了守邊備塞的方針政策以及抵禦匈奴的戰略戰術。
在《言兵事疏》等文中，晁錯總結了近世漢匈關係的經驗教訓，分析了雙方的特點和長短，提出了對待匈奴的戰略戰術。以從事農業的漢民眾對待前來侵擾的遊牧族，晁錯以為漢初那種敵來則消極抵抗，敵去則缺乏邊防的被動挨打狀況，必須解決。他主張招募內地之民移屯於邊塞，適當安排，使他們一面從事農業生產，一面進行軍事訓練，亦農亦兵，「卒伍成於內」，「軍正定於外」，做好守邊備戰工作。
在《守邊勸農疏》和《募民實塞疏》中，晁錯強調募民徙邊，一定要「本於人情」，使他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這就要求官府為他們安排好生活與生產，不僅要管衣食住行，還要注意「男女有婚，生死相恤，墳墓相從」。這樣才能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貧民相募而勸往」。同時，要把徙邊之民組織起來，「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四里一連」，「十連一邑」。按組織進行軍事訓練，「居則習民以射法，出則教民以應敵」。再加之有一套賞罰獎勵的辦法，就可起到守衛邊塞和維護農業生產的作用。在《言兵事疏》中，晁錯從實際出發提出的戰略戰術，也是值得一提的。他把「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作為克敵制勝的重要條件，詳盡地論述了武器、地形與士兵三者間的關係。他認為，武器要完備精良，要選擇和創造有利的地理條件，還要嚴格訓練士兵，使他們行動敏捷，嚴守紀律，《史記·貨殖列傳》。
2《漢書·食貨志》。
3《風俗通義》。
4《漢書·食貨志》。
掌握好手中的武器。在此基礎上，又提出兵器要利，士兵可用，將要知兵，君要擇將等軍事要素。晁錯還提出聯合受匈奴政權壓迫的少數民族，供應其作戰物資，發揮其「長技」，使其與漢軍「相為表裡」，共同抗擊匈奴侵擾的策略思想。
第三節劉安「謀反」案件劉安（前79—前22），沛郡豐（今江蘇豐縣）人。漢高祖劉邦之孫，淮南王劉長之子。文帝八年（公元前72年），封為阜陵侯。文帝十六年（公元前4年），封為淮南王。在西漢政治上和學術上都有一定的影響。
劉安好讀書鼓琴，辯博善為文辭，不喜歡嬉游打獵，很注意撫慰百姓，「流譽天下」。曾「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其中有蘇非、李尚、左吳、陳由、雷被、毛周、伍被、晉昌及大山、小山等等，在其主持下編寫《鴻烈》（後來稱《淮南鴻烈》，也稱《淮南子》）。當時武帝「方好文藝」，對父輩劉安（叔侄關係）較為尊重。每次給予書信，常召司馬相如等文士看過草稿才發出。劉安入朝獻上新作，往往為武帝喜愛而秘藏。曾受命寫《離騷傳》，早上受詔，日食時就獻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次宴見，談說政治及方技賦頌，直到黃昏才罷休。
建元二年（公元前39年），劉安入朝。當時身任太尉的田蚡，因與劉安原有交情，親自到霸上迎接。還對劉安說「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宴駕，非大王當誰立者！」劉安因父劉長被文帝處治而自殺，內心怨恨。現在聽田蚡此說，暗中高興，於是，一方面拉攏田蚡，贈與厚禮；一方面廣結賓客，等待時機。建元六年（公元前35年），武帝發兵討伐閩越，劉安上書勸諫，說用兵有害無益，得到武帝的稱讚。可是，他自己卻在謀兵。這年，「彗星見」，有人對劉安說「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丈，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劉安心想武帝沒有太子，萬一天下有變，諸侯並爭，不可不早作準備，便籌辦武器，收買人心。有些游士「妄作妖言」，阿諛蠱惑劉安，使得劉安更是暗喜，而積極預謀。
劉安對聰慧、能辯的女兒劉陵非常喜愛，常給予很多金錢，讓她在長安做偵探工作，勾結武帝的近臣。劉安與王后荼所生一子名劉遷，娶了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為妃。劉安擔心修成君洩露秘密，與太子商量之後，讓他假裝不愛妃，三個月不同席；又假裝對太子發怒，把太子與妃關在一起三個月，太子還是不親近妃。修成君要求歸去，劉安暗自高興，就讓她還了家。因此，王后荼、女兒劉陵、太子劉遷都得到劉安愛幸，「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系人」，胡作非為。
太子劉遷學用劍，自以為本領超群，聽說郎中雷被善於用劍，召之比試。雷被一讓再讓，後來劍誤中太子。太子發怒，從此在劉安面前說雷被的壞話，雷被害怕，表示願意去奮擊匈奴，實際上是想借此離開淮南王國而到長安去。劉安聽信兒子之言，罷了雷被的官。元朔五年（公元前24年），雷被私自跑到長安，向皇帝上書表白。武帝將他的告章交給廷尉和河南郡查究。河南郡要逮捕淮南王太子，劉安與王后荼想不讓太子去受審，打算發兵對抗，猶豫未決，十多天沒有定下來。適值皇帝有詔就淮南審訊太子，不必逮往河南郡了。這時，淮南相對壽春縣丞順從劉安之意而不及時逮送淮南王太子非常生氣，劾他犯了「不敬」之罪。劉安向淮南相說情，淮南相不聽。淮南王派本節材料主要依據於《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及《漢書·淮南王安傳》，凡引此兩傳文字不另加注。參考《漢書·嚴助傳》上。
人上書告淮南相，武帝將此事交給廷尉查究。追查到劉安，劉安派人到朝廷偵探，公卿要求將劉安逮捕查辦。劉安擔心事情暴露，打算發兵對抗。太子劉遷建議不要操之過急，伺機謀刺舉兵。這時武帝並沒有批准公卿的要求，而是派遣漢中尉殷宏去審查劉安。漢中尉到了淮南，態度平和，向劉安審問對待雷被之事。劉安估計自己在此事上無多大罪過，未曾動手。漢中尉回朝報告情況。處治此案的公卿說「淮南王安雍（壅）閼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當棄市。」就是說劉安壓制雷被不讓去奮擊匈奴，不遵詔令，應處以棄市之罪。武帝詔令不許可。公卿要求廢除淮南王，武帝又不許可。公卿要求削去淮南王國五個縣，詔削去兩個縣，使中尉殷宏赦淮南王劉安之罪。劉安起初聽到公卿要求誅之，不知定了削地之罰，聞漢使來，害怕被捕，便與太子準備照原定謀刺的計謀行事。等到漢中尉來到，向他致賀，劉安因此就未動手。但劉安被削地之後，反悔說「吾行仁義見削地，甚恥之。」故加緊謀反。有些使者從長安來，胡說些武帝沒有男兒等事，劉安便高興；如果說朝廷治得好，武帝有男孩，劉安以為是妄言，加以否認。
劉安有個庶子劉不害，年齡最大，因不受劉安喜歡，故王后荼不以其為子，太子不以其為兄。劉不害的兒子劉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輕視其父，又因其父不得封侯而心懷不滿，陰結交外人，打算搞垮太子劉遷，以其父代之。劉遷得知，將劉建逮捕拷打。劉建心裡越加怨恨。他瞭解到太子曾想謀殺漢中尉的情況之後，於元朔六年（公元前23年），派其友人嚴正向皇帝上書，說才能出眾的劉建知道淮南王太子陰謀之事。武帝將此事交給廷尉、河南郡處治。這時辟陽侯審食其之孫審卿插了一手。審卿怨恨淮南厲王劉長殺了其祖父審食其，便向其友好丞相公孫弘添油加醋地告發淮南之事。公孫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探其獄」。河南郡治劉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
起初，劉安召伍被商議軍事行動。伍被在劉安賓客中位於「冠首」。他認為劉安考慮不周，不可妄動。劉安發怒，將伍被的父母抓起來，囚禁了三個月，逼迫伍被隨從。伍被認為淮南不足以對抗朝廷。劉安說「苟如公言，不可以僥倖邪？」伍被說依我之見，偽造一些朝廷、郡縣及諸侯的印章、衣冠，假傳朝廷之令，遷徙各地豪傑及其家屬到朔方郡，逮捕諸侯太子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再派辯士到各地遊說，這樣也許可以僥倖取勝。於是，劉安立即行動，「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大將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欲如伍被計」。又使人偽裝畏死潛逃去投靠大將軍衛青、丞相公孫弘；一旦發兵，就刺殺衛青，而將公孫弘勸誘過來。
劉安打算調發其國中兵，擔心相與二千石不同意。他就與伍被預謀，打算假傳王宮中失火，如果相與二千石來救，就可乘機殺之。又打算命人穿上捕盜者之衣，持羽檄從南方來，呼喊「南越兵入界」，因此就可發兵。但尚未派出人去。劉安又與伍被商議聯合諸侯及進退之計。伍被建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佔據險要，「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劉安同意，並說「急則走越耳」。
廷尉因此案牽涉很大而上報皇帝。武帝任命廷尉監為淮南中尉，前去逮捕太子劉遷。劉安得知廷尉監前來，與太子陰謀召相與二千石，打算殺了他《漢書·伍被傳》。
們而發兵。使人召之，相來了，內史不應召而解說已經外出，中尉說有詔命在身而不能見王。在這種情況下，劉安心想只殺了相，而內史、中尉不來，沒有什麼用，就讓相退去。這時劉安仍然猶豫未決。太子以為，雖然牽連謀刺漢中尉事，但同謀者已死，口絕，就對劉安說發兵已錯過時機，恐怕不行了，並表示願意去受審判。劉安一籌莫展，已無可奈何了。這時看風使舵的伍被自動坦白，詳細地交待了與淮南王劉安謀反的情況。法吏因此逮捕了太子、王后，包圍了王宮，盡捕了在其國境內的淮南王賓客，索得「反具」向皇帝報告。
武帝命諸侯與大臣議如何處治淮南王劉安。諸侯和大臣都說應當嚴懲之。武帝使宗正以符節治淮南王劉安。劉安聞知，自殺。王后荼、太子劉遷及所有參與陰謀者都族誅。武帝以為伍被曾說過漢朝好話，打算勿誅。廷尉張湯說「被首為王畫反謀，被罪無赦。」於是誅了伍被。廢除淮南王國而為九江郡。不久，衡山王案件發生，劉安之弟劉賜自殺，受牽連者也都被誅除。漢朝治淮南、衡山等案件「皆窮根本」，株連而死者數萬人。時為元狩元年（公元前22年）十一月。
劉安事件，在當時是個重大政治問題，是朝廷與諸侯矛盾鬥爭的一次大爆發，以朝廷加強了統一集權、諸侯受到削弱而告終，有才能和思想的劉安成了這場鬥爭的犧牲品。瞭解這個事件，有利於認識當時漢朝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的複雜性和殘忍性。
《淮南鴻烈》的編撰劉安不僅是當時政治上的一個頭面人物，而且還是當時學術界一個著名學者。他原有集，已佚。他所主持編寫的《淮南鴻烈》，據《漢書·藝文志》分為「內」、「外」，據《漢書》本傳還有言神仙黃白之術的「中篇」，而現存只是內篇部分。此書反映出他主要的學術成就和思想。
《淮南鴻烈》在形式上類似《呂氏春秋》，在思想上基本是道家，並有陰陽家、神仙家，以至「出入儒、墨、名、法」。作者好言「道」，認為宇宙萬物都由「道」所派生，而「道」是覆天載地，高不可際、深不可測的東西。說「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者不形者乎？」2就是說，「道」不可能耳聞、目見和言傳，誰也不知是形還是無形。照此說來，「道」是不可知的神秘的東西。這說明其自然觀是唯心主義的。又說「達於道者，反於清淨，容於物者，終於無為。」3就是說，達於「道」，只有清靜無為。這就與政治思想掛上了鉤。
此書對儒法多有譏刺，實際上是刺漢武帝內法外儒。作者說「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眾，絃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繁登降之禮，飾紱冕之服，聚眾不足以極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慲觟離跂，各欲行其知偽，以求鑿枘於世，而錯擇名利。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而失其《漢書·張湯傳》。
2《淮南子·道應訓》。
3《淮南子·原道訓》。
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所提「儒墨」，顯然只是指「緣飾《詩》、《書》」的儒。譏刺儒者是譁眾取寵，趨炎附勢之徒，造成不良影響，以致世風日下。所指是漢儒代表叔孫通、董仲舒、公孫弘之所為。作者又說「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擢德性，內愁五臟，外勞耳目，乃始招蟯振繾物之毫芒，搖消掉捎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此我所羞而不為也！是故與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說也，與其有說也，不若尚羊物之終始也。」2這就不是譏刺儒者，而是抨擊以仁義禮樂招搖過市的「俗世之學」，以及提倡此學「暴行越智於天下」的「有天下」者。這是對漢武帝的明諷暗刺。
不僅抨擊俗世之學，而且還揭露那個「俗世」，把俗學低劣與俗世衰亂聯繫起來，加以詛咒。作者說「亂世為行者相揭以高，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爭為佹辯，久稽而不訣，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又說「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偽，飾眾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荊吳芬馨，以嚂其口；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捨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就是說，俗學無益於治，卻貽患無窮，那套知巧詐偽與繁文縟禮，導致追求享樂與爭相奢侈。因此，俗世是富者富有而侈靡，貧者貧困而饑寒。作者說「富人則車輿衣纂（繪）錦，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絛組，青黃相錯，不可為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煬灶口。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2論者以為這種貧富懸殊以及主奴區分的衰世之俗，與「俗世之學」大有關係，故其申明「羞而不為」。作者所為的，是要將道家擺在百家的主導地位，將黃老之術作為君臨天下之道。他說「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為丑美好憎，不為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自然，莫出於己無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3很顯然，作者是要抬高黃老之道，以與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相對抗。即堅持漢初的儒道之爭。漢初封建統治者為了緩和社會矛盾，採取所謂「與民休息」政策，曹參、陳平等大臣「治黃老之術」。當初勢力較大的功臣、外戚、諸侯王大多崇道黜儒，要求皇帝垂拱無為，不干預藩國的事務。所以當時諸子百家並存，道家居於優勢，儒術尚未獨尊。到了武帝之世，為了制馭大臣、削弱藩國，加強中央集權，採取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方針。司馬遷說「孝惠、呂後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指漢武帝）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淮南子·俶真訓》。
2《淮南子·俶真訓》。
《淮南子·齊俗訓》。
2《淮南子·齊俗訓》。
3《淮南子·主術訓》。
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在漢初數十年間，始終存在儒道鬥爭，「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2。這種鬥爭，一直繼續到武帝之時。淮南王劉安標榜道家而攻擊儒學，就是這場鬥爭之最後代表。而這場所謂儒道鬥爭，歸根到底，乃當時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的反映，淮南王劉安標榜道家而攻擊武帝獨尊儒術，正是代表藩國而與朝廷對抗和鬥爭的。
可悲的是，劉安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學術思想上，都是失敗的。當時，削弱藩國與獨尊儒術可謂大勢所趨；劉安逆流而動，實難得逞。
第十二章周勃周亞夫第一節周勃隨從劉邦打天下周勃（？—前9），沛縣（今屬江蘇）人。他的祖先原是卷城（在今河南省原陽）人，是遷徙來沛縣的。他以織葦席為生，又常常當吹鼓手給人家辦喪事，還在材官手下當過強弩手。
劉邦起義時，周勃投身義軍，起初當個中涓，是劉邦的侍衛官。在反秦鬥爭中，大多隨從劉邦東征西戰，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立了不少戰功，但沒有獨當一面指揮過大戰。
起義軍滅掉秦朝後，劉邦做了漢王，周勃受賞爵為威武侯。他跟從劉邦到了漢中，被任命為將軍。自劉邦揭開反楚的戰幕後，他在漢軍中積極作戰，在還定三秦的各次戰役中戰功卓著。漢軍衝出函谷關，在中原與楚軍大戰時，他一度守衛嶢關，以保衛漢軍後方的安全，又一度守衛敖倉，以保證漢軍糧餉的儲備與供應，最後參與追擊項羽。在擊垮項羽之後，他帶一支漢軍向東平定楚地泗水、東海等郡，取得二十二個縣。可見周勃在楚漢戰爭中立了不少功勞，為滅楚興漢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楚漢戰爭結束，劉邦稱帝，新建的漢皇朝在軍事上主要是鎮壓異姓諸侯王以鞏固政權。這時周勃帶軍駐守洛陽（在今洛陽市東北）、櫟陽（在今陝西渭南與富平之間）。當時異姓諸侯王都在函谷關以東，如楚王韓信都於下邳，梁王彭越都於定陶，淮南王黥布都於六，韓王韓信都於晉陽，燕王盧綰都於薊。洛陽是關東的重鎮，駐守此城具有維護關東安全的意義。櫟陽在京師（長安）之東，處於由關東入關至長安的路線上，駐守此地有衛護京師的意義。
就在楚漢戰爭結束這年（公元前202年）七月，燕王臧荼反，漢高祖劉邦親自帶兵征伐。周勃作為將軍隨從前往，九月活捉了臧荼。他帶領的士兵在馳道上阻擊叛軍，功勞最多。因功賜爵列侯，食絳縣八千多戶，故稱絳侯。漢高祖六年（公元前20年）九月，韓王信被前來侵擾的匈奴圍困於馬邑，被迫投降，雙方勾結，氣焰囂張，北方的形勢開始緊張起來。漢高祖劉邦親自帶兵出擊。周勃隨從出兵，先是擊韓王信於代，打下了霍人（縣名）。《史記·儒林列傳》。
2《史記·老子列傳》。
本節材料主要根據於《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和《漢書·周勃傳》，凡引此兩篇文字不另加注。繼續挺進，在武泉北面擊敗匈奴騎兵。轉戰到銅鞮，擊破韓王信軍。轉回，打下太原郡的六座城。在晉陽城下又擊敗韓王信和匈奴騎兵，取得晉陽。又擊韓王信軍於硰石，破之，追擊八十里。還攻樓煩縣的三座城。適值大寒，漢兵受凍墮指者十分之二三。這時劉邦被匈奴大軍圍於平城。周勃在平城下打擊匈奴騎兵，所帶領的士兵多在馳道上阻擊敵軍，功勞最多。周勃因功提升為太尉，掌管漢朝軍事。
漢高祖十年（公元前97年）九月，代相國陳豨反，劉邦親自帶兵出征。周勃也發兵前去，攻下馬邑，進行大屠殺。轉擊韓王信、陳豨等軍於樓煩，破之。平定雁門郡十七個縣，雲中郡十二個縣。又擊陳豨於靈丘，破之，斬了陳豨，平定代郡九個縣。
漢高祖十二年（公元前95年），燕王盧綰反。周勃與灌嬰奉命帶兵討伐盧綰，攻下薊城。繼又擊敗盧綰軍於上蘭、沮陽等地，追擊至長城。平定上谷郡十二個縣，右北平郡十六個縣，遼西、遼東兩郡二十九個縣，漁陽郡二十二個縣。據當時軍方統計，周勃這次出征，攻戰克獲甚為可觀，共俘虜了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級官員各三人；另外，打垮兩支敵軍，攻下三座城邑，平定了五個郡，七十九個縣，獲得丞相、大將各一人。
「安劉者，勃」
周勃平定燕地後還朝，劉邦已經去世，就以列侯輔佐惠帝。惠帝六年（公元前89年），朝廷又置太尉官，任命周勃為太尉。
過了九年，時為呂後八年（公元前80年），呂後於七月去世，呂祿以趙王身份為漢朝的上將軍，呂產以梁王的身份為相，兩人竊據軍政大權，居在長安，打算危害劉氏。在長安宿衛的朱虛侯劉章是劉氏宗室，因其婦為呂祿女，得知呂氏之謀，就派人東去告知其兄齊王劉襄，要他發兵來京，自己在長安為內應，共誅諸呂。劉襄當即舉兵，並向諸侯王發書，揭露呂氏的罪惡陰謀，號召劉姓諸侯王共誅不當為王的呂氏。呂產聞知此事，乃派大將軍灌嬰帶兵東去阻擊。灌嬰到了滎陽，按兵不動，派遣使者同齊王劉襄等聯合，等待事變的發展。
這時，周勃身為太尉，不得進入軍營的大門，一點軍權也沒有；陳平身為丞相，不得處理政事，只有空頭銜。兩人在陸賈的勸說下，加強友好關係，與劉章等人合謀，因曲周侯酈商之子酈寄與呂祿友好，就迫使酈商命令酈寄去欺騙呂祿說呂氏封王是眾臣所知而認可的，不會發生麻煩，現在的問題是，你不應該帶兵留在長安，使人懷疑。為什麼不趕快交出將軍印，把軍權交給太尉，讓梁王也交出相國印，與大臣結盟而回到封國去？那樣，齊王之兵必罷，大臣得安，你也安居王位，這是萬世之利。呂祿覺得酈寄說得對，派人告知呂產及諸呂老人。有人以為不便，猶豫未決。呂祿仍然相信酈寄之言。八月，有人向呂產報告了灌嬰與齊王通氣的消息，這事又被曹窋獲知。曹窋是曹參之子，其父曹參與周勃、陳平等是老戰友、老同事，可說是通家之好，現在知道這個重要消息，立即馳告周勃和陳平。周勃打算先控制北軍，但未得入。掌管符節的紀通在這關鍵時節傾向於周勃，令持節詐稱天子之命讓周勃進入北軍。酈寄等人又遵照周勃的吩咐去勸說呂祿「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隨即交出了印信，把兵權給了太尉周勃。
周勃進入軍門，馬上向北軍宣佈命令「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
全軍都是左袒，周勃隨即掌管北軍，但還未控制南軍。周勃命令劉章監守軍門，命令曹窋告訴衛尉不要讓呂產進入宮殿門。這時呂產還不知周勃已掌管北軍，打算進入未央宮發動叛亂，到了殿門不得進入，來去徘徊。周勃知道這個情況後，還怕沒有勝利的把握，不敢公開宣佈誅除諸呂，只是對劉章說「急入宮衛帝。」劉章帶領周勃調給的一千士兵，衝入未央宮的掖門，發現呂產正在廷中，便發動攻擊。呂產逃走。時已傍晚，天颳大風，隨從呂產的官員大亂，沒有一個敢於戰鬥。劉章追擊呂產，殺之於郎中令官衙的廁所中。接著，劉章又殺了長樂衛尉呂更始。然後回到北軍，向周勃報告。周勃非常高興，說「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又隨即捕殺了呂祿及諸呂氏。同時，周勃與大臣們合謀，廢除了由呂後安排而非惠帝所生的少帝，擁立代王劉恆為帝（文帝），齊王罷兵而去。
「謀反」冤案文帝即位，任命周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十斤，食邑一萬戶。過了十多個月，有人對周勃說「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則禍及身矣。」意思是人臣功高震主，勢必危險。周勃聽了害怕起來，感到不妙，於是主動要求交回相印，得到文帝的允准。據傳有一次，文帝在朝廷上問右丞相周勃，「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周勃說「不知。」又問「天下一歲錢谷出入幾何？」周勃又答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答對。文帝問左丞相陳平，陳平都能應付。周勃大為慚愧，出朝時批評陳平說「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著答道「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強對邪？」於是周勃知道自己遠不如陳平2。這也是他申請免相的一個原因。
過了一年多，每當河東郡的郡守、郡尉前來絳縣巡視，周勃就有恐懼心理，常穿著鎧甲，命令家人拿著兵器，才接見來者。因此有人上告周勃謀反，交由廷尉查辦。周勃被捕受審，心中恐懼，不知如何措置對獄之辭。法吏對他稍有侵害和侮辱。周勃送給獄吏一千斤黃金，獄吏就在木牘的背面寫字向他示意，寫的是「以公主為證」。這裡說的公主是指文帝的女兒、周勃之子周勝之的妻子，所以獄吏教他以公主為自己不會謀反作證。周勃又把皇帝給自己的部分賞賜，送給薄太后的弟弟薄昭，由薄昭替他向太后說情，薄太后也認為周勃不會有謀反之事。文帝去朝見太后，太后就把戴的頭巾扔向文帝，說「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查看了周勃在獄中的供詞，就對太后說「吏方驗而出之。」於是派人持節赦免了周勃，恢復了他的爵位和食邑。周勃出獄後，感歎說「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周勃又回到了封國，於文帝十一年（公元前9年）去世。其子周勝之繼嗣，因娶公主不合意，又犯了殺人之罪，處死。過了一年，文帝選擇周勃另一個賢能的兒子周亞夫復為列侯。
周勃出身布衣，為人耿直倔強，忠厚誠實。他不喜好文學，每當召見儒這一段情節，主要依據於《史記·呂後本紀》和《漢書·呂後紀》。
2這個情節，依據於《史記·陳丞相世家》和《漢書·陳平傳》。
生和說客，自己總是不客氣地向東坐著發話「趣為我語。」用今語翻譯，就是「快給我直說」。這話的意思是，用不著咬文嚼字，引經據典。他純樸憨直就是這個樣子。自沛縣起義始，直到劉邦去世，他始終是跟從和擁戴劉邦，是劉邦集團堅定而忠實的成員，所以劉邦「以為可屬大事」，常常交給他重要的軍事任務，甚至任命他為太尉，掌管全國軍事。當諸呂謀亂，危及劉氏，他挺身而出，負起平定諸呂之亂、迎立文帝的重任，使劉漢皇朝轉危為安，使社會避免了一場擾亂，這在當時是起了決定性作用的。司馬遷評論「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這個評語是恰當的。周勃擁立文帝后，一方面功高位重，功名赫赫；一方面處於種種窘境，後者說明了封建的君主專制和法制有嚴重的陰暗面，這在其後世乃至現今還有反面的教育意義。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
第二節周亞夫細柳營，「真將軍」
周亞夫（？—前43），沛縣（今屬江蘇）人。周勃之子。西漢文景時期的名將。
周亞夫起初當河南太守，未曾封侯。當時著名的觀相者許負給他相面，說「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周亞夫不信這話，笑著說「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著他的口，說「有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這話是說，你臉上的豎紋直入於口，這是餓死的面相。過了三年，周亞夫之兄絳侯周勝之犯罪處死，文帝要選擇周勃之子中賢能的人，大臣都推舉周亞夫，於是封周亞夫為條侯，作為絳侯的繼承人。
漢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58年），匈奴大舉侵擾邊塞。文帝任宗正劉禮為將軍，駐軍霸上；任祝茲侯徐厲為將軍，駐軍棘門；任河內郡太守周亞夫為將軍，駐軍細柳，以防備匈奴。文帝親自前去慰勞軍隊。到了霸上和棘門的軍營，都是直接馳入，將領們下馬迎送。後來到了細柳的軍營，軍中將士都披著鎧甲，執著兵器，張開弓弩，軍風嚴整。皇帝的先行官來到營門，不得進入。先行官說「天子且至！」營門都尉說「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過了一會，文帝來到，又不得入。於是文帝就派使者持節詔令將軍「吾欲勞軍。」周亞夫才傳令打開營門。守衛營門的軍官對皇帝的侍衛人名花譜sodu員說「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文帝就讓車騎緩緩地前行。來到中軍大帳，將軍周亞夫全身武裝向文帝行禮說「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深受感動，肅然起敬。派人向周亞夫傳話「皇帝敬勞將軍。」勞軍的儀式結束就離去。出了營門，群臣都很驚訝。文帝讚歎地說「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讚了好久。過了一個多月，三支軍隊都撤了回來。文帝任周亞夫為中尉，負責京城的治安。
文帝臨死時，告戒太子劉啟說「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去世後，周亞夫調任車騎將軍。
定吳楚叛亂漢景帝三年（公元前54年），吳、楚等七個諸侯王國發動武裝叛亂。
吳王劉濞親自領兵二十萬來犯，北渡淮河，會合楚軍。先向梁國進擊，又派奇兵到崤、函之間埋伏起來，伺機行動。周亞夫以中尉的身份代行太尉的職務，奉命率領大軍東進，反擊吳楚叛軍。他先擬了個先予後取、避實擊虛的策略，向景帝請示，得到景帝的同意。
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及大軍出發，到霸上時，有個名叫趙涉的人攔道對他說「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2本節材料主要依據於《史記·絳侯世家附周亞夫傳》和《漢書·周勃傳附周亞夫傳》，凡引此兩篇文字不另加注。
《史記·吳王濞列傳》。
周亞夫當即下車，向這人行禮請教。趙涉說，吳王劉濞得知將軍領兵出發，必然伏兵於東去路線上崤山至澠池險要之處，伺機伏擊。況且兵貴神速秘密，將軍為什麼不從此向右行進，走藍田、武關一線，奔向洛陽，不過相差一二日就可趕到。到了洛陽，先控制武庫，擊響戰鼓。諸侯聽到消息，會以為將軍從天而降。周亞夫採納趙涉的建議，南出武關，經南陽到達洛陽，據有洛陽武庫，搶先佔了滎陽，控制敖倉，還撫慰遊俠劇孟2。他派兵到崤、澠間搜索，果然捕到吳王所遣的伏兵。於是任趙涉為護軍。
吳楚聯軍「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3，圍攻梁軍於睢陽。梁王劉武請求周亞夫派兵救援。這時周亞夫曾向鄧都尉（原是周勃門客）請教破敵之策。鄧都尉說「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精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餉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強制其疲極，破吳必矣。」周亞夫說是確定了「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餉道」的戰策4。他帶軍向東北進至昌邑，深溝高壘而防守。梁王一再派使者來向周亞夫請求援助，周亞夫按既定策略，不發兵。梁王上書向景帝報告，景帝派使者詔令周亞夫救援梁國。周亞夫不執行詔令，仍然堅守營壘不肯出兵，而派遣弓高侯韓穨當率領輕騎兵斷絕吳軍後面的糧道，然後將大軍推進到下邑。
這時吳楚聯軍已感到進退兩難，乃回軍向下邑，要與漢軍主力決戰，多次向漢軍挑戰，周亞夫始終不出兵應戰。夜間，漢軍營中突然驚動，互相攻擊，擾亂到周亞夫帳旁。周亞夫安臥不起。過了一會，就安定了。吳軍拉到漢軍營壘的東南角，擺出在東南進攻的態勢，周亞夫卻安排在營壘的西北角加強戒備。一會兒吳軍的精銳部隊果然調到西北方發起進攻，但不能攻入。吳楚聯軍因為飢餓，不得已引軍撤退。周亞夫乘機發動精銳部隊追擊，大破吳軍。吳王劉濞丟棄自己的軍隊，帶著幾千名士兵逃跑，到了長江以南，在丹徒進行防守。楚王劉戊走投無路而「自殺」。漢軍乘勝追擊，俘虜了大部分吳楚將士，平定了許多縣邑，並懸賞黃金千斤捉拿吳王。過了一個多月，越地民眾斬了吳王劉濞的頭前來領賞。這次用兵，前後三個月，平定了吳楚七國之亂。到這時候，將領們都承認太尉周亞夫的計謀正確，只有梁王劉武從此與周亞夫有了嫌隙。
漢軍凱旋，朝廷重新設置太尉官，正式任命周亞夫為太尉。過了五年，景帝七年（公元前50年）二月，周亞夫升任丞相，深受皇帝的器重。
亞夫冤死正是周亞夫任丞相時，麻煩來了。景帝想要廢掉栗太子，周亞夫不贊成，為此爭執，沒有成功。景帝因此疏遠周亞夫。梁王劉武每次進京朝見，常在竇太后面前說周亞夫的壞話。
這時景帝的生母竇太后要封王皇后之兄王信為侯。她對景帝說皇后之兄王信可以封侯。景帝感到為難，說當初先帝沒有封竇彭祖（竇太后兄子）、2《史記·遊俠列傳》。
3《史記·梁孝王世家》。
4《史記·吳王濞列傳》。
《史記·楚元王世家》。
竇廣國（竇太后弟）為侯，我即位後才封他倆為南皮侯、章武侯，因此我不能封王信為侯。竇太后說君主應按當時的情況辦事。我的哥哥竇長君活著的時候竟然不能封侯，死後，其子竇彭祖反而得到侯爵。我為此事深感遺憾。她說到這裡，用命令的口吻說「帝趣侯信也！（皇帝趕快封王信為侯吧！）」景帝答「請得與丞相計之。」景帝與周亞夫商議。周亞夫說「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他明確地表示不同意封王信為侯。景帝聽了默然不語，未封王信為侯。竇後自然記恨在心。後來，匈奴王唯徐盧等人投降漢朝，景帝打算封他們為侯，以鼓勵後來的人。周亞夫說「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說「丞相議不可用。」否定了周亞夫的意見，封唯徐盧等人為侯。周亞夫因而稱病閒居。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47年），就被罷免了丞相職務。
過了不久，景帝在宮中召見周亞夫，賞賜飲食。席上放了一大塊沒有切開的肉，又沒有放筷子。周亞夫心裡不滿，就叫主管筵席的去取筷子。景帝看著發笑，說「此非不足君所乎？（這不是沒有給你筷子嗎？）」周亞夫向景帝免冠稱謝。景帝說亞夫也就快步出宮，不告而別。景帝兩眼直盯著他出去，說「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這話的大意是，這個含恨不樂的人，終究不是我這年輕君主的臣子。
時過不久，周亞夫之子為父從工官那裡購買五百具甲盾備作殉葬品。苛待雇工，不給工錢。雇工知道這是私買皇帝的器具，就上書告發周亞夫之子，這事牽連到周亞夫。景帝看了告發之書，就交給官吏查究。官吏按照告發書中所列罪狀審問周亞夫，周亞夫拒不回答。景帝惱怒，罵道「吾不用也。」於是把周亞夫交給執法官廷尉處治。廷尉責問周亞夫說「君侯欲反何？」周亞夫說「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廷尉官說「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官吏威逼他日益加重。起初，官吏去逮捕周亞夫時，周亞夫打算自殺，他的夫人加以制止，因此沒有死，才被廷尉捉了去，因絕食五天，吐血而死。封國也被廢除。時為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43年）。周亞夫死後，景帝就封王信為蓋侯。
文景時期，法治已趨苛急。周亞夫對此頗為反感。他早年認識廷尉張釋之，知道他用法持平，「乃結為親友」。他當丞相時，屬吏趙禹聲稱「廉平」，但他覺得趙禹「賊深」，不予重用，曾說「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2後來漢武帝尚法，重用酷吏，趙禹當上了廷尉，成了文法深刻的酷吏之一。
《漢書·張釋之傳》。
2《漢書·酷吏·趙禹傳》。
第十三章朱家劇孟郭解《漢書·地理志》論述漢帝諸陵園所在地區的社會結構，有世家、豪傑，有富人，論述得很簡單，並且塗抹了濃厚的階級色彩。但它提供了當時階級分析的線索，是漢代社會史的重要文獻。
司馬遷的《史記》寫了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基本上都寫的是世家系統的人物，他也寫了豪傑和富人，那就是《史記》的《遊俠列傳》和《貨殖列傳》，篇幅也都寫得很少，但寫得精彩出色。
《史記·遊俠列傳》寫了遊俠作為地方勢力的力量，寫了他們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成為朝廷利用的力量，同時也是朝廷唯一的力量。這是一篇寫漢代社會的大文章。
《遊俠列傳》寫了朱家、劇孟、郭解，他們都是遊俠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本文材料依據《史記·遊俠列傳》者，不另作注。
第一節朱家朱家，魯人，大約與高祖同時，因任俠聞名於魯及關東一帶。
朱家的生活簡樸，「衣不完采，食不重味」，出門只乘一牛之車。可是他救濟別人卻很慷慨，平時專好打抱不平，替人家解難，十分認真，往往不避個人安危。人們都樂意與他交往。
楚漢相爭的時候，項羽手下的大將季布，曾經多次圍困漢王劉邦。劉邦坐天下後，便以重金購求季布。佈告上說，誰膽敢藏匿季布，罪及三族。季布先是躲藏在河南濮陽縣周氏家中，由於官兵追捕得緊，他聽從周氏計，剃髮為奴，周氏用拉棺木的牛車把他運出河南，拉到朱家的家裡出賣。朱家明知車中所拉的是季布，還是把他買了下來，藏在家中。
朱家隨後駕車去洛陽。他找到了汝陽侯滕公，問季布究竟犯了什麼大罪，致使劉邦下重賞捉拿？滕公說季布數為項羽圍上，上怨之，所以非要捉住他。朱家又問您看季布這個人怎麼樣？回答說「賢者。」朱家於是說臣各為其主用。季布是項羽的大將，為項羽圍困漢王，這是他的職責呀。難道項氏的臣都要殺了嗎？今天陛下剛剛得天下，就以個人恩怨購求一人，這樣做，何示天下之不廣？況且象季布這樣的賢能之士，漢求之急，只會逼他北走胡或南入越的。「夫忌壯士以資敵國」，當年伍子胥鞭荊平王之墓的事跡不就是這樣嗎？你何不向陛下進諫？滕公深知朱家的為人，又覺得朱家說得有理，便答應了他的請求。
朱家一席話很有見地，他指出了劉邦誅殺仇怨將會引起的後患。後來，劉邦赦季布，拜為郎中。季布至尊貴後，並沒有回報朱家救難之恩。朱家因此事而聞名當世。
朱家救人於危難之中的不僅只季布一人，他藏活的豪士有百數，其他各類人物不可勝言。不過他從不誇耀，也不在乎別人是否感恩於他。他的事跡為後人所傳頌。
《史記·季布欒布列傳》。
第二節劇孟劇孟是雒陽（今河南洛陽）一帶有名的豪俠。他的行為同朱家的行為大致相同，愛打抱不平，扶弱濟貧，藏活豪士，不求報酬，因此而顯揚於諸侯。他的母親故世時，前來送葬的車達千乘之多。
景帝三年（公元前54年），吳王劉濞聯合楚、趙、膠東、膠西、濟南、菑川六國，以清除晁錯為名，發動了叛亂。景帝派太尉周亞夫帶兵出征。周亞夫星夜兼程趕到河南，會兵滎陽。他到洛陽後，見到劇孟，大喜，說洛陽得以保全，這是我沒有想到的，劇孟沒有動，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這樣看來，滎陽以東不用發愁了。吳楚舉大事不求助劇孟，可見他們成不了大事。三個月內，叛亂平定下來。
天下騷動，亞夫得劇孟如得一敵國，足見劇孟的勢力之大，對當時形勢的發展有舉足輕重的份量。為此，劇孟的事跡雖流傳不多，司馬遷還是鄭重地為他立了傳。
劇孟死後，家無十金之財。
《史記·吳王濞列傳》。
第三節郭解郭解，字翁伯，河內軹（今河南濟原南）人，漢善相人許負的外孫。其父親因為行俠，孝文帝時被誅。
郭解長得短小精悍，貌不驚人，性格沉靜，勇悍，不喝酒。年青時心狠手辣，恣意殺人。他肯捨命助人報仇，還幹些藏命作奸剽攻、鑄錢掘塚的事情。後來，郭解一改前行，對人以德報怨，厚施薄望。救人之命不恃其功。因此，他在當地聲望很高。
郭解曾有一個外甥，在與人喝酒時，仗勢欺人，強行灌酒，被對方一怒之下殺死。郭解的姐姐陳屍街頭，想借此羞辱郭解。後來，兇手自歸，將實情告訴了郭解。郭解不僅沒有加罪於他，還說，是我的孩兒作得不對，把他放走了。隨後，他又埋葬了外甥。郭解如此公正，深得大家敬重，越發依附於他了。
郭解有一次出門，見有個人姿勢不端地坐在路旁，很不禮貌地看著他。
門人看見了很生氣，想殺了那個人。郭解說在家鄉得不到尊重，是我的修行不夠呀。暗地裡，他叮囑尉吏說這個人我很看重，到踐更時放過他。踐更是當時一種徭役，受錢代人服役者稱踐更。每月一次。踐更數次，都沒有人找他。那人很覺奇怪，一問，才知是郭解替他解脫。於是他袒胸露腹地前去謝罪。郭解此舉，得到少年們的傾慕。
雒陽邑有互相結仇的人。邑中賢豪多次從中調解，始終不聽。郭解聽說後，夜見仇家。仇家聽了他的勸解。郭解說我聽說雒陽諸公在這裡調解您都不聽，幸而現在您聽了我的話。但在您的地面上出了這樣的事兒，恐怕有點不合適。我還是離開這裡的好。他連夜悄悄地離開了雒陽邑。
郭解處世恭儉，在本縣從不乘車，到鄰郡為人請求事，也是能辦則出，不能為則不為，從不為難人家。因此，諸公爭相為用，亡命者多歸郭解，而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也經常把大車送到郭解家，以備投奔郭解的人來使用。
武帝年間，朝廷遷徙豪富於茂陵（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北），以便控制。
郭解因家貧，不中貲，但也在遷徙之列。大將軍衛青為郭解向武帝求情，武帝說郭解身為布衣，能使大將軍替他說話，可見他並不貧窮。郭解仍被遷徙到茂陵。臨行之日，前來送行的人數眾多。可見郭解在當地的影響之大。後來，他到了陝西茂陵後，關中賢豪知與不知，紛紛前來與他結交。
郭解遷徙茂陵，是朝廷的詔令，可是郭解的侄兒卻把軹縣掾的頭扭斷了。後來，縣掾的父親楊季主也被人所殺。楊家上書武帝，上書人又被殺。武帝下令捕捉郭解，並要「窮治所犯」。辦案人到軹，郭解的門客齊口稱譽。有一儒生卻說「郭解專以奸犯公法，何以稱賢？」便被郭解的門客們殺死，兇手不知去向。辦案人於是回報武帝，說郭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說「郭解雖然不知是誰殺了人，但他身為布衣任俠行權，以小冤小仇殺人，這罪更重於他親自殺人，當屬大逆不道。」武帝採納了他的建議，郭解全家被誅。司馬遷說我看郭解這個人，貌不驚人，語不足采，然天下賢與不賢，知與不知，都傾慕他的名聲，言俠者都稱引郭解。俗話說，以貌榮名，貌有衰老之日，以譽榮名，豈有盡乎？
第十四章漢武帝漢武帝是兩漢時期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建立了封建專制主義多方面的制度，舊史往往以他與秦始皇並舉，稱為「秦皇漢武」。
第一節強幹弱枝，封建專制主義體制的建立強幹弱枝的思想強幹弱枝，是漢代建立封建專制主義體制的思想基礎。秦始皇廢封國，立郡縣，實際上就反映了這種思想。婁敬對高祖獻策移民，正式提出強幹弱枝的主張。漢文帝時，賈誼陳政事，提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人。」這種「眾建說」是在朝廷和諸侯王之間建立強幹弱枝的封建專制主義體制。文帝採納了這個主張，但未能真正實行。景帝時推行的削藩策，也是這種思想的一種反映，但因操之過急，出了亂子。武帝時採納主父偃的獻策，制定推恩令，這也是強幹弱枝的思想在建立新的政治體制上的反映。
多種封建專制主義體制的建立主父偃的獻策是在元光元年（公元前34年）。他說「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余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以主父偃的分析，強幹弱枝對保持朝廷統治的安定，是非常必要的。推恩的辦法是有關的皇族所願意或樂意接受的，實際上也正是如此。推恩法不斷加強了朝廷的統治，也不斷削弱了地方的力量，這對於封建專制主義政治體制的發展有深刻的影響。
在經濟方面，漢武帝也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制度，以削弱地方割據勢力和富商大賈的經濟勢力，加強朝廷對全國經濟命脈的控制，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他於元狩六年（公元前7年），元鼎四年（公元前3年）、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分別頒布並推行了鹽鐵官營、鑄幣和均輸、平准的詔令。鹽鐵官營，即由朝廷壟斷鹽鐵的經營權利，在全國各地設立鹽官鐵官進行經營管理，凡是私鑄鐵器或煮鹽的都處以重刑，並沒收其貨物。鑄幣制度，即禁止私鑄錢幣，改由官鑄，把鑄幣權收歸朝廷，由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屬三官負責鑄造，稱為上林錢或三官錢，即五銖錢。均輸、平准制度，所謂均輸，就是調劑運輸，在各郡國設置均輸官，令各地各以其土特產作為貢物，由工官製造運輸工具運往京師。所謂平准，就是平抑物價，由大司農設立平准官於京師，「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以平抑物價。這樣，就把過去由富商大賈掌握物資、操縱物價的利權收歸朝廷所有。
在思想文化方面，漢武帝樹立了儒學的統治權。他在太學立五經博士，獨尊儒術而罷黜百家，作為一代大儒的董仲舒受到尊重。他的「天人感應」《漢書·主父偃傳》。
《史記·平准書》。
說，成為神化皇權的理論依據，他的「三綱」說，即「父為子綱，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的說法，成為普遍性的道德規範。儘管在現實政治中法家思想更受重視，但「外儒內法」，法家思想也往往要穿戴著儒家衣冠才能出場。以上各項體制的樹立，使漢成為規模具備的封建專制主義的大國，這在中國歷史上有它深遠的影響。
對人才的重視對人主在政治上的成就，賢能的輔佐是決不可少的。劉邦深明這一點，他在稱帝后，同群臣議論劉、項得失。他說他有蕭何、張良、韓信等人，能各用其材，因而獲得勝利；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因而滅亡。文帝也是個重視人才的人，他尊重細柳營的嚴肅軍紀，稱讚周亞夫是「真將軍」。武帝繼承先帝這個傳統，在繼位後，多次下詔求賢。武帝和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問答，已成為著名的政治文獻。他讀了司馬相如的賦，極想見其人。他見汲黯，衣冠不整齊不見。主父偃、徐樂、嚴安被詔見，武帝說「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班固稱讚說「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遠跡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群士慕向，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蟬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蟬，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於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跡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2這可見武帝時人才之盛，此後，雖有名臣，也非武帝時期之可比。
體制之建樹，人才的登用，是治國的兩件大事。武帝在這兩方面的成就，是他雄才大略的重要標誌。
《漢書·主父偃傳》。
2《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
第二節漢和邊疆各地區民族關係的發展武帝重視漢和邊疆各地區間民族關係的發展，當武帝在位時期，漢和匈奴之間的關係有了變化，西域、西南夷閉塞的狀態有了相對的改變。
漢和匈奴關係的變化漢對匈奴長期處於被動地位。武帝時，轉被動為主動，鞏固了漢在全國各民族中的優勢地位。
建元六年（公元前35年），匈奴遣使請求和親，武帝令公卿大臣商量對策。大行令王恢主張「興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則強調「和親」。在主戰主和雙方的爭議中，大部分官僚附和韓安國的意見，武帝勉強從和親之議。然而，和親之後，匈奴仍然大肆侵擾。元光二年（公元前33年），馬邑（今山西朔縣）聶一獻破匈奴之策。武帝以時機已到，決心抗擊匈奴。王恢積極贊成聶一誘匈奴單于入塞聚而殲之的計策。武帝乃命韓安國、王恢、李廣、公孫賀、李息等為將軍，率領大軍準備伏擊匈奴，因匈奴單于發覺而引兵去，落了個空。從此，和親斷絕。是後，武帝命衛青、霍去病等多次征討匈奴。經過多次戰爭，特別是元朔二年（公元前27年）的漠南戰役、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的河西戰役、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的漠北戰役這三大戰役之後，匈奴軍主力被殲，從此衰弱，單于失據，「是後匈奴遠遁，而幕（漠）南無王庭」。河西戰役後，漢在河西走廊設置了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皆在今甘肅河西地區）。
通西域為了切斷匈奴「右臂」，也為了發展經濟文化交流，武帝一再命張騫通使西域。
建元三年（公元前38年），武帝始命張騫通西域。張騫行程萬餘裡，歷時十餘年，同西域各國開始建立聯繫，歸來後以所瞭解情況報告朝廷。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武帝再次派張騫出使西域。這時，漢已設置河西四郡，由內地至西域交通暢通無阻，順利地到達西域，加強了天山南北各族與漢朝的聯繫，同烏孫建立起和親關係；並派許多副使隨同張騫到達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等地。從此以後，西域各地同中原地區的政治關係和經濟文化聯繫日趨密切，開闢了貫通中西的絲綢之路。為了保障漢使以及商隊往來的供應和安全，元封三年（公元前08年），西漢開始在鄰近西域的酒泉、玉門（皆在今甘肅西北部）建立亭障。後來，把亭障延展至鹽澤（今新疆羅布泊）一帶，並在天山南路屯田。每處有屯田兵數百人，設置衛司馬和校尉戍守，兼護天山南北各國。從此，天山南北三十六國和烏孫都先後成為漢朝西北邊疆之一部分。
參考《漢書·韓安國傳》。
《漢書·匈奴傳》上。
通西南夷武帝時期，割據東南地區的東甌、閩越和南越之間經常發生糾紛。漢武帝先後派兵平定了這些地區，並設置了郡縣。
居住在今四川、雲南、貴州等省的少數民族，當時被統稱為「西南夷」。在平定東南割據政權的同時，漢武帝加強了對這些地區少數民族的聯繫。他派人通夜郎（在今貴州遵義市一帶），使夜郎首領及夜郎附近各部相繼歸漢，於其地設置了犍為郡。不久，武帝又派司馬相如通使邛都、笮都，在那裡設置了十餘縣，隸屬蜀郡，還在西南地區先後設立七郡，封滇（在今雲南昆明市一帶）人的首領為滇王，發給王印。從此，西南地區同內地的聯繫更加緊密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規模也進一步擴大。
第三節武帝晚年的社會變亂和朝政的相對變革武帝在位時期，漢的強大是空前的。但在強盛的同時，也伴隨著奢侈、腐化，潛伏著衰落的因素。
武帝的奢侈武帝從元鼎二年（公元前5年）起，大興土木，修宮室，鑿池籞，先後修建了建章宮、明光宮、柏梁台。長安周圍還建有長楊宮、五柞宮等六宮。為了便於他巡遊，各地尚建有行宮。園囿中興修最早、規模最大的是上林苑，池沼最大者為昆池。修築這些宮室園池，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此外，武帝巡遊無度，從元光二年（公元前33年）以後，多次攜帶文武百官和侍衛巡遊全國各地，見諸於記載的巡遊達二十餘次之多，足跡遍於長江以北各郡縣，次數之多，範圍之廣超過了秦始皇。每次「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萬匹，錢金以巨萬計」。
武帝還寵信方士，迷信神怪，惑於方士們所謂神仙長生不老之說，希望通過方士求得不死之藥。他多次派人入海求仙，還想親自入海求神仙，後被東方朔固諫乃止。
武帝這些活動，不僅靡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增加了人民的負擔，而且上行下效，使整個統治集團日趨腐化，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車服僭上無限，加之繁重的賦稅、兵役和御役，造成了「民力屈，財用竭」的惡果。武帝末年，出現了「天下虛耗，人復相食」的局面。廣大農民窮困破產，無以為生，流亡農民越來越多，終於導致了天下的動亂。
農民起義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各地紛紛爆發農民起義。起義聲勢之大，要超過秦末農民起義初期時的情況其最著者，「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屬」。起義軍多則數千人，少則數百人，到處攻打城邑，奪取兵器，殺戮官吏，釋放囚犯。漢武帝急忙派遣軍隊到各郡縣鎮壓，對起義軍大肆屠殺，甚至把供應過起義軍飲食的群眾也一概處死；並作「沉命法」，規定凡是發生起義的地區，如果郡縣沒有發覺，或是捕殺起義人民不夠多的，有關的大小官吏都要處以死刑。儘管西漢朝廷用盡一切嚴刑酷法來鎮壓起義人民，並沒有能把起義鎮壓下去。
輪台之詔和政治改革面臨危機四伏的境地，漢武帝深感他的政策有改弦易轍的必要。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他曾對群臣說「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漢書·酷吏·鹹宣傳》。
不可追悔。至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罷去了諸方士侯神人者。
同時，武帝又於是年下詔，「陳既往之悔」，罷輪台（在今新疆輪台縣東南）之戍。詔書中說「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台。輪台西於車師千餘里今請遠田輪台，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2武帝下詔後，「由是不復出軍」，減少了邊事。他又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為了恢復農業生產，還任命趙過為搜粟都尉。這些政治上的改革，挽回了當時的局勢，使漢未陷入秦末的厄運。
後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漢武帝死，終年七十一歲，葬於陝西茂陵。
《漢書·西域傳》。
2《漢書·西域傳》下。
第十五章董仲舒公孫弘董仲舒、公孫弘，都是武帝時期的大儒。董仲舒所建立的新的儒學體系，對當時以及後世封建主義的思想統治有重要的影響。
第一節董仲舒及其學說董仲舒，生於漢文帝元年（公元前79年），死於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04年）。廣川（今河北省棗強縣，或說景縣）人。他少年時代治《公羊春秋》，與公孫弘同學於胡毋生。漢景帝元年（公元前5年）與胡毋生一起立為博士。他授徒著書十分用功，有「三年不窺園」之說。因為他治學認真，所以在學術上造詣很高。《史記·儒林列傳》說「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漢書·五行志》也說「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在司馬遷看來，自漢初到漢武帝，傳《春秋》公羊學的學者中，水平最高的是董仲舒。班固則認為，董仲舒是西漢儒者的一代宗師。
漢武帝即位之後，舉賢良文學之士，於是董仲舒「以賢良對策」（即「天人三策」）上書漢武帝。據《漢書·武帝紀》記載（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
董仲舒「天人三策」的主要內容是以《春秋》公羊學為理論基礎，從「天人相與」出發，論證「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同時又提倡「禮樂教化」，主張辦太學，求賢養士，實行「量材而授官」，建議「州郡舉茂才孝廉」。漢武帝對董仲舒所上「天人三策」十分滿意，於是用他為江都（今揚州）相，輔佐易王劉非。易王是漢武帝的哥哥，向來驕橫，喜好武勇。而董仲舒能以禮義予以匡正，因此易王對他也很敬重。董仲舒任江都相期間，治理封國用《春秋》災異學說的觀點，推衍陰陽的變化，例如求雨的方法是要閉塞陽氣，而放縱陰氣的發展；要使雨停止，其方法則相反。其實這只是一種迷信的儀式而已。
著書立說元光五年（公元前30年）匈奴大舉入侵邊境，易王劉非上書漢武帝，願意領兵出擊匈奴。漢武帝不許可。因為劉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傑，驕奢甚」。很可能因為此事，董仲舒被「廢為中大夫」。
中大夫是「掌論議」之官，居於都城長安。在此期間，董仲舒因善為災異之說，便在家裡就遼東高廟和長陵高園殿發生火災，推說其意，寫成《災異之記》2草稿，尚未上書皇帝。主父偃私見其稿，因為嫉妒董仲舒，所以將《災異之記》草稿偷竊出來上奏朝廷。漢武帝將它交與朝中諸儒審閱。其中有諷刺時政的文字，當時董仲舒的弟子呂步舒並不知道它是老師所寫，以為是很愚蠢之作。漢武帝一怒之下，把董仲舒下了大獄，繼又下詔赦免其罪。因此，董仲舒再也不敢談論災異。
董仲舒之所以被赦免，大約與漢武帝看重他是著名的經學大師有關。在他復為中大夫以後，漢武帝又下詔書，要吾丘壽王「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即要吾丘壽王向董仲舒學習《春秋》公羊學。
元朔五年（公元前24年）公孫弘任丞相，董仲舒《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本節主要取材於《漢書·董仲舒傳》及《春秋繁露》。
《漢書·景十三王傳》。
2《史記·儒林列傳》。
《漢書·吾丘壽王傳》。
一文中有「江都相董仲舒」之語，可見此時董仲舒已由中大夫復為江都相。董仲舒為人廉潔直率。他治《春秋》公羊學，造詣很深，而丞相公孫弘在這方面遠不如他。公孫弘此人對於和他有過矛盾衝突的人，雖然表面上與其親善，而背地裡卻喜歡陷人於罪。他妒嫉董仲舒，盤算著找機會報復。他知道漢武帝的哥哥膠西王特別恣意放縱，便對漢武帝說只有董仲舒可以任用為膠西王相。漢武帝便調董仲舒為膠西王相。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是個大儒，很有德行，因此也還能善意的對待他。但是董仲舒還是怕時間長了難免得罪，於是推病辭去膠西王相之職。董仲舒退居家中，始終不過問家裡的產業情況，專心從事著書立說。
董仲舒在家居數年中，朝廷中如有重要事情商議，漢武帝都派使者及廷尉張湯到他家裡去詢問，而他的對答都能闡明綱紀法度。
董仲舒的著作，「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複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這些著作，後來大都搜集在《春秋繁露》一書中。
董仲舒最後因「年老，以壽終於家」。他的弟子有褚大、呂步舒、殷忠等以百數，而他的子孫皆以有學問而做大官。
「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說董仲舒的哲學基礎是「天人感應」的學說。他認為天是至高無上的人格神，是最尊貴的「百神之君」。天不僅創造了萬物，也創造了人。因此，他認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樣「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2。而人在自然界的萬物之中處於特殊地位，最為可貴。人與天是相合的，「天人一也」3。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繼承了思孟學派和陰陽家鄒衍的學說，而且將它發展得十分精緻。董仲舒認為，只有人的結構能與天地偶合**有骨3節，與一年的天數相副；大骨2節，與一年之月數相副；體內有五臟，與五行相副；外有四肢，與四季相副4，如此等等，總之，人確乎與天數相似而「合二為一」。
董仲舒還認為，天生萬物是有目的的。他說「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食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為容服。」5其實天本無目的可言，在自然界只存在因果關係，而並不存在目的關係，天有目的之說，是董仲舒強加給自然界的。它便於統治者假借天的目的來推行自己的主張。董仲舒精心構築的「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正是為漢皇朝統治者鞏固其中央集權專制制度服務的。首先，他通過「天命」的橋樑服務於已經建立起來的統治秩序。他認為，天意是要大一統的，漢皇朝的皇帝是受命於天來進行統治的。各封國的王侯又受命於皇帝，大臣受命於國君。家庭關係上，兒子受命於父《春秋繁露·郊義》。
2《春秋繁露·陰陽義》。
3《春秋繁露·陰陽義》。
4《春秋繁露·人副天數》。
5《春秋繁露·服制象》。
親，妻子受命於丈夫，這一層層的統治關係，都是按照天的意志辦的。董仲舒還利用陰陽五行學說來體現天的意志。他認為天的意志是「貴陽而賤陰」的，而陽為天之德，陰為天之刑2，因此，天「任德不任刑」。他還用陰陽的流轉，與四時相配合，推論出東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關係。而且突出土居中央，為五行之主的地位，認為五行是天道的表現，並進而將五行倫理化。他說「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3董仲舒還把這種陽尊陰卑的理論用於社會。他說「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4從此而推論出「三綱五常」的道德哲學。他說「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5又說「夫仁、誼（義）、禮、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這裡所說的三綱，即《禮緯·含文嘉》「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綱五常為董仲舒提倡之後，成為我國古代維護歷代封建皇朝統治的工具。董仲舒認為「道」是源出於天的，「天不變，道亦不變」。即是說「三綱五常」、「大一統」等維護統治秩序的「道」是永遠不變的。即矛盾的對立雙方是不轉化的。這種思想當然是形而上學的。那末，如何解釋皇位的更換和改朝換代呢？為此，他提出了「譴告」與「改制」之說。他認為統治者為政有過失，天就出現災害，以表示譴責與警告。如果還不知悔改，就出現怪異來驚駭。若是還不知畏懼，於是大禍就臨頭了。可見「譴告」之說是對君權神授的一種變相解釋。而「改制」之說則是保證新繼位的君主執掌政權的一種形式。即新即位的統治者表示接受天命之後，必須「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2。但是「其大綱、人倫、道德、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即「三綱五常」等絲毫沒有改變。因此他說「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3董仲舒的「三統」說，是「改制」說的延伸。他認為夏朝是黑統，商朝是白統，周朝是赤統。歷史是按照黑統、白統、赤統的順序循環不已。每次朝代的更替都要按照「三統」說來「改正朔、易服色」。這樣雖然不斷在形式上發生變化，但實質上，即社會性質、生產方式卻是永恆不變的。
神秘的認識論與性三品說董仲舒的認識論繼承了孟子通過內省的途徑，按照「盡心」、「知性」、「知天」的模式，達到「天人合一」。他認為人的認識活動受命於天，而認識的目的是瞭解天意。通過「內視反聽」4，「察身以知天」，即由內省的《春秋繁露·順命》。
2《春秋繁露·陽尊陰卑》。
3《春秋繁露·五行之義》。
4《春秋繁露·五行之義》。
5《春秋繁露·五行之義》。
《春秋繁露·服制象》。
《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2《春秋繁露·楚莊王》。
3《春秋繁露·楚莊王》。
4《春秋繁露·同類相動》。
途徑就能判斷是非，達到「知天」的目的。還必須通過對陰陽五行的觀察，才能達到對天意、天道的瞭解2。在名實關係上，董仲舒認為，「名」要符合天意。他說「名則聖人所發天意。」3又說，「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二為一。」4名並非真實事物的反映，而是天意的反映。而且他還認為，「名」要符合「義」與「理」5。他強調的是「名」，而不是實。認識是以「名」為中心，他說「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是判斷是非的標準。可見董仲舒是用「名」去正「實」。顯然「名」是第一性的，而實是第二性的。這是孔子唯心主義的「名實」論的發展。
董仲舒的認識論還認為通過祭祀能與神相溝通，使之能看見一般人所看不見的東西，這樣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7。因此，他的認識論達到了神秘的程度。其所以如此，這是與「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分不開的。
董仲舒的人性論，異於孟子的性善論，也不同於荀子的性惡論，而是主張性三品說。他認為，人性分為「聖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8。他認為性是由天決定的，是天使人性有善、有惡。「聖人之性」善，「斗筲之性」惡。這兩者是不可改變的9，而「中民之性」，是「有善質而未能善」10。他認為性是天生的質樸，雖可以為善，但並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後能善」。即人性善是通過教育的結果。他認為，性好比田里的禾苗，善好比谷米。禾苗長大能結出谷米，而禾苗並不全都能長出谷米。善是從質樸的性中經過教育而成的，而性的質樸並非完全成為善2。既然民需要教化才能善，而誰來實施教化呢？當然是統治者，即君王。君王是順天之意來完成這項任務的。因此，董仲舒進一步提出「順命」、「成性」、「防欲」的主張3。這種統治方術，繼承了孔子的「性相近、習相遠」的主張，批判了孟子的性善論，使之更符合統治者的利益。他著重教化，並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講「節欲」、「寡慾」更為深刻。
董仲舒評論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漢皇朝總結歷史經驗，經歷了幾十年的選擇而定下來的官方哲學，對鞏固其統治秩序與維護大一統的局面起了積極的作用。董仲舒不僅是正宗神學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經學家。他是一位承前啟後、繼《春秋繁露·郊祭》。
2《春秋繁露·如天之為》。
3《春秋繁露·深察名號》。
4《春秋繁露·深察名號》。
5《春秋繁露·深察名號》。
《春秋繁露·深察名號》。
7《春秋繁露·祭義》。
8《春秋繁露·實性》。
9《春秋繁露·玉杯》。
10《春秋繁露·如天之為》。
《春秋繁露·深察名號》。
2《春秋繁露·深察名號》。
3《漢書·董仲舒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