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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博覽 八百六十四章 第三者(下) 文 / 午後方晴

    案子肯定很大了,但不能看表面現象。

    第一它起源於資州,發生在瀘州,也就是後世的內江到宜賓一線,站在後人的角度,這一地區文明應當算是很發達的。但現在不是後世,而是在宋代,這裡蠻漢雜居,管轄區也屬於梓州路,鄭朗所說的夔峽四路,其實是三路,成都府路不算,儘管成都西側也有大量羈縻地帶,不過情況是比較好的。四路而是指其他三路,利州路算一半,梓州路算一大半,夔州路是全部。資州就屬於梓州路,即便後世還能看到許多少數民族居住在這一地區。因此朝廷管理力度不是很嚴格,時常發生兇殺事件。

    也就是說若它發生在中原或者東南,這件案子有可能登天了,但發生在梓州路地區,所有官員心中標尺要求會自動下降。

    引起朝廷重視,還要感到李順與王小波,兩人起義原因就是因為中小茶商因朝廷專營,利益受到傷害,這才造反起義。起義壯大原因乃是王全斌入蜀後的殘忍殺戳,導致巴蜀百姓不服。

    因此以後朝廷對巴蜀很是重視,幾乎每一個派向巴蜀益州知州幾乎都是朝廷的頭等良吏,甚至四川傳出儂智高將北侵時,朝廷不顧張方平正在理財,匆匆忙忙地將張方平調到四川。

    若是沒有牽連到資州知州,盧家,頂多就是一件兇殺案罷了。

    第二件事就是周姓茶商告發的用意。

    這個又要從商稅說起。

    新商稅推出之前,朝廷也有防禦措施,朝廷以前明文規訂,有敢藏匿物貨為官司所捕獲,沒其三分之一,仍以其半與捕者或告人。只要捉到了。將其物貨三分之一沒收。給捕快與舉報人。做為獎勵。

    實際情況執行得不好,天聖元年,杭州富陽民蔣澤等人舉報大商人沈贊偷稅,官府派人對其抓捕。將其販運的一百八十幾匹上等婺州羅沒納入官,支給賞錢。按理婺州羅一匹在兩貫多,也就是蔣澤等人可以賞錢兩百多貫。執行時不是如此,省司官員看過此案後。重新判決,婺州羅客(指沈贊)沿途偷稅,盡納入官,即無條件支告人賞錢,欲依條支給,數多不得過一百貫,從之。

    為什麼如此,朝廷同樣痛恨偷稅現象,若是無權無勢,執行力度會從嚴。不過朝廷憎恨舉報。認為有傷民風,因此一百貫乃是上限。僅是一百貫錢。誰願意冒風險得到這些大賈。資州殺人滅口,江東兩浙多半不會,可得罪了這些有錢有勢的大賈,天知道以後他們怎麼報復。由是商稅銳減,為了彌補商稅,天聖二年又做了新規訂,婚姻所用的聘禮物色匹帛,如在本州縣內,可以免納商稅,若到其他州縣,即依例收稅,所在不得出聘禮公驗。當然,執行的結果只是針對那些無權無勢的人。鄭朗迎取崔嫻,也未看到那一個官吏前來征什麼稅務。

    一個一百貫上限,舉報人漸漸消失,慶歷時最高將商稅斂到兩千三百萬貫,別當真,權貴利益受到的傷害很小,悲催的依然是中小商人,甚至小攤小販。

    鄭朗改革商稅時,重新確立了舉報制度,奢侈品舉報驗實者,就此貨物實價罰款一百倍,那怕以前偷掉一千倍數量,也是一百倍,或者初犯,還是一百倍。以前不究,省得越理越亂,捉不到幸運,捉到了就倒霉。可奢侈品更容易偷稅,故起步價乃是一千緡。舉報人查驗得實後,能得錢一半之數,起步價是五百緡,不作上限,若是罰了一萬緡,就能得五千緡。

    普通貨物偷稅同樣很嚴厲,不僅是罰沒,而是按照等級,同樣分為三等,分別罰兩倍、三倍、四倍之數,舉報人仍得一半。正是因為這個森嚴的罰沒制度與舉報制度,朝廷名義上的商稅減少,實際商稅卻在增加。從制度上來說,有效地保護了中小商人,但這一來,大商人會易被盯上,他們每次販運物貨數量非同小可,只要罰一次,舉報人就會得錢無數,新商稅法本身有許多積極意義,但就是這個舉報制度,引起很大的爭議與反對聲。

    實際執行時,鄭朗並沒有催促,相反的,默契地示意,大家清查時稍稍收斂一點,以減少爭議聲。還有舉報的人,對像乃是無權勢的人,真正有身份地位的人,誰敢得罪啊。正是因為如此,新商稅法爭議聲漸漸平息了。罰沒的,沒有身份地位,想鬧事都不大可能。

    周姓商人居然不顧盧家有人在朝堂擔任中等京官,居然敢舉報,普通人認為他是想錢想瘋了,但讓鄭朗看到一絲不同尋常的意味,那就是兩字,反抗!

    這肯定是好情況。

    不過鄭朗不敢說出來,剛剛說的一句話,非是為了鼓勵什麼,那是找抽的。讓這種情況慢慢發展,就像格物學一樣,一個是朝廷,一個是鄭家莊,現在的鄭鎮,俺不想用格物學代替儒學,相反的,一直將儒學看得很重,兩處,讓它自由發展。

    說出來的原因,還是為了錢,與王安石一樣,想到財政,鄭朗也快得錢魔了。

    曾公亮凝眉,說道:「行知,朝廷已經嚴查了。」

    「嚴查,那是那個船夫僥倖逃了出來,若沒有逃出來呢?」

    趙頊問道:「行知是指何?」

    「不是嚴查,臣看到許多問題,為了杜絕這一現象,陛下請下詔,各地官員不得對舉報商人進行包庇,若有,輕者降職三級,若是導致毆打乃至殺人現象者,免去所有官職,永不錄用。若是各路監察司官員包庇,無論輕重,一律免其所有職務,永不錄用。」

    「是啊,僅是為了一些錢帛,居然出了五條人命,何等殘忍!准奏!」

    「另請陛下准臣奏,臣本來準備退出三司之職,可商稅居然出了此等大案。臣懇求陛下讓臣再兼知三司使一年時間。」

    「行知。我只怕一是有損名風。二是自此又多事矣,」曾公亮說道。

    鄭朗兼三司使,大家先歡迎的,他不兼三司使。相反的,大家反而不放心了。曾公亮就怕下面又亂了,他這種想法也是大多數人的想法。前面一說完,後面一起附和。

    「明仲。這就是所謂的民風?」鄭朗拿著案卷說道,又道:「前年推出新商稅法,防止避稅,設立嚴厲的罰沒制度,由是商稅增加,我也怕自此多事,故制度雖嚴,執行卻十分寬鬆。由是去年商稅名增實減,今年情況更惡劣。這使我想到祥符二年林特實施茶法,一度使茶法收錢從前年的七十三萬緡增至七百萬緡。由是實興利以除害,亦贍國而濟民。但隨後在官吏與豪強默契的聯手下,不斷地增加茶引,使林特茶法破壞,到了天禧二年僅短短數年時間,官商勾結,丁謂氣憤之下,上書說邊糴才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萬茶利盡歸商賈,到了天禧五年,朝廷實得茶利僅五萬緡,實際再拋除人力成本,已經嚴重虧本。商稅前年猛增,我示意執行務必寬平,去年名增實減,今年僅四個月,就減少近百萬緡收益,兩者何其相似?」

    前四個月虧空近百萬緡,不能作常年數,可能全年會虧空兩百萬,可能會一百萬,但肯定一條,不可能與去年持平了。這個劇烈滑坡的速度,似乎是與真宗末年茶法相似。

    但是不可能的,中小商人永遠是逃不過去,即便下滑,也不會滑出一千萬以下。然而鄭朗缺錢用啊,並且周姓茶商的做法,讓他隱隱看到一份可喜的一面,為什麼不保護這個萌芽成長?

    又說道:「明仲,至於爭執,非是我想爭執,然我示意地方官吏執行寬平,寬平了,可這些人卻立即對朝廷緊逼。讓我怎麼謙讓?說爭執,我還是不想爭執,若不害怕爭執,有兩條,第一條不准士大夫與其家人行商。第二條,從源頭抓起,不僅販運避稅者懲罰,購買避稅貨物者也進行懲罰。還有多少人敢避稅?」

    士大夫與家人不准行商,不公平現象會減少三分之一。從購買者入手進行罰沒制度,避稅的渠道也必將下降三分之一。

    也是不可能的,若真做了,不要半年時間,不但鄭朗,就連兩府三司許多重臣,都會在洶湧澎湃的反對聲音中下台。

    「此事給我提了一個醒,下面官吏執法混亂,必須將貨物從生產到販運規範起來,這裡是臣的一奏。」鄭朗遞出一個奏本。也就是作坊稅,這個稅務真的很亂,有的計入兩稅,有的計入商稅,有的計入作監的收入,從現在起,一律徵稅,與改良型免稅法一樣,對大戶人家進行一些照顧。不說不公平,執行了就已經是最大限度的公平。凡是產值兩百緡僱傭兩名工人的作坊,開始徵稅,這是對四五等戶的一稅保護,有的自家編織一些小東西,補貼家用,產值會超過兩百緡錢,但不在徵稅行列。兩百緡到五百緡之間的一年征五緡錢稅務,五百緡到一千緡的征十緡錢稅務,一千緡錢到五千緡錢徵收五十緡錢稅務,五千緡錢到一百緡錢徵收一百緡錢稅務,以此類推,若是六十萬緡錢的產值,就要徵收五千緡錢的稅務。

    征過作坊稅後,不得再向作坊徵收任何變相的稅務。還是一種理上的徵稅,首先這個產值多少,如何盤查?

    至於豪強,繼續意思意思罷了。

    徵稅對像仍然是那些無權無勢的作坊主,但有兩個積極意義,將稅務規範,不再交其他稅務,就沒有小吏利用苛捐雜稅來苛剝,國家收入不會減少,若執行良好,甚至稅務會增加,減少的是小吏們腰包。進一步有效保護中小產業主,使得原始的資本市場逐步茁壯成長。

    其次就是規範本身,從生產到販運稅務規範起來,工商業稅務制度完善,將會產生無可擬代的意義,進一步促進資本市場形成。

    鄭朗所做的,僅是制訂了一個寬鬆的框架,後來怎麼發展,怎麼完善,要看鄭朗在中書以後的成就。帶來的影響。對官場風氣改變多少。還有,他致仕後依然有影響力存在的,致仕後能活多少年,若是壽命短。僅六十歲,那只能出使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沾襟,包括鄭朗眼下所做的種種良性改革都會半途而廢。若是七十歲。那麼比趙頊這個苦命的娃還能多活上兩年。

    應當沒有這麼苦,鄭朗教導他不要貪色,即便政務那麼重,也沒有交多少政務給趙頊處理,鄭朗保姆式的服務,也讓趙頊省心不少。那麼鄭朗將會產生無可擬代的影響。若有文彥博的壽命,能活到九十一歲,岳飛都五歲了。真要有這個壽命存在的話,中書再給宋朝帶來前所未有的大治,順便替宋朝將西夏解決。不是兩宋危機,宋朝在他的指導下。將會出現一個歷史上根本就不曾有過的怪胎。

    眼下這個作坊稅僅是一個框架,就像他在趙禎朝所做的那些事一樣,看似的改良,實際的改革,若沒有在趙禎所打下的底子,如今無論他有多少金手指,只要不想苛民,經濟危機根本就沒有辦法解決。

    大家看了這個所謂的作坊稅。

    不算很重的稅務,所謂的產值就存在著許多貓膩,倒也不怎麼反對,僅是擔心嚴厲執行舉報制所引發的後果。

    詔書頒發。

    有支持的,第一個乃是人命案的可惡,第二認為鄭朗迫於國家財政壓力,斂財之舉,雖開始還債,西北戰事又起,任誰挑著這個擔子,也會急的,當然,小吏們也不爭氣,若是意思意思,何苦牽連到大家?

    然而反對聲音又掀起。

    不是說不改革了嗎,怎麼又來了?事實它非是改革,而是一次改良,其中的奧秘鄭朗僅對幾個學生與趙頊母子說了,商稅法條例比較寬鬆,包括新的作坊稅,若各種不好的現象發生,或者商稅嚴重下滑,緊一緊,馬上商稅就能增加,風氣能扭轉。若是商稅增加了,鬆一鬆,反對聲音也就弱了下去,壓力減輕。

    自己請求在三司還呆一年,這一年必緊,然後自己離開三司,徐徐松壓。

    高滔滔聽了啞然失笑。

    她產生誤解,以為鄭朗懼怕功勞,功高了震主,主動往身上潑一些污水,以來避嫌,於是默然,實際鄭朗這樣做,根本就沒有想過避嫌。

    而且財政狀況確實在轉好。

    西夏今年風調雨順,宋朝同樣風調雨順,五穀豐登。隨著秋收來臨,前線戰事爆發,可是後方因財政寬鬆,卻在陸續償還欠負。先是陝西路輾轉到河北路,不僅三路承負著沉重的勞役與兵役,還關係到鄭朗年底的一個計劃,也就是給曾布那份策子上所寫的事。再到巴蜀,主要是成都府路,其他三路幾乎沒有欠負,敢征嗎?再到兩廣,欠負不多,並且是自發借給朝廷的。

    鄭朗在兩廣與荊湖路樹立起一座豐碑,百姓立了許多生祠,鄭朗入主中書前兩年一直在借債過日子,消息傳到南方後,許多人主動借錢給朝廷。數量雖不多,心意頗佳,償還後,至少一半人將其利息捐給了慈善會,我只得本金,利息不要了,拿去做好事吧。但這卻讓鄭朗與崔嫻感到不喜。對一個大臣來說,聲望高過人主,不是好事情的。

    接著又到了荊湖南種,年底又輾轉到京西路。名義上一半地區欠負償還,然而接下來才是大頭,第一是兩浙,其次是江南西路、淮南路、京東路、江南東路、荊湖北路。最多的兩浙欠負加上利息,以及透支,六七年下來,達到四千多萬緡。

    反對聲音越來越多,有人又用鄭朗專權說事,鄭朗迫於無奈,再度提議,將文彥博調入西府,擔任樞密使。吳充不行,得在朝堂裡樹立一個強敵。反正文彥博在洛陽,也沒事找事帶人反對,不如將他擱在眼皮底下。

    鄭朗這些做派,讓高滔滔與趙頊皆有些哭笑不得。趙頊說道:「鄭公,勿得那麼小心,若說起來,朕還是鄭公的學生。」

    不過最終同意了鄭朗建議。

    可下面舉報興起,一個個的處罰,反對聲音依然不能平息下去,相反的,越來越大。

    就在這時,西北來了一場及時雨。

    先是王韶改提舉蕃部兼營田市易。這是為開邊謀錢帛的。因此比鄭朗於渭州羅法更嚴密。於是與李師中發生爭執,原來王韶流蕩陝西的鐵哥們向寶也不同意,說道:「蕃部不可以酒食甘言結也,必須恩威並行。且蕃部可合而不可用。」

    此人乃是鄭朗力薦的蕃子向進之子,善騎射,十四歲時就曾斬首兩人,郭邈山起義時。曾多搶金帛子女入山,向寶弓箭齊發,將其部擊退,使所得全部歸還。梁適曾誇獎其今飛將也。趙頊也曾贊其勇,可比薛仁貴,雖比不了薛仁貴,可算是西北勇將之一。

    他少年時就眼觀鄭朗在渭州的種種做法,因此不贊成。你這個營田與市易非是鄭公的那種營田與市易,俺不同意。

    朝廷聽聞後,趙頊對向寶也很喜歡的。便想用向寶兼提舉,以便輕重適度。王安石贊成王韶開邊,害怕沮王韶計劃,罷之,繼續用王韶提舉,並且又提撥了一個人,高遵裕同為提舉。高滔滔自然很高興了,這個小石子不錯,能想到哀家的伯父。高遵裕下去後,與王韶共穿一條褲子,排擠向寶。王安石又不喜李師中,進奏說:「師中前後論奏多侮慢,今於韶事又專務齟齷,陛下若欲保全,宜加訓飭,使知忌憚。當云:『付卿一路,宜為朕調一將佐,使知朝廷威福。今用一王韶,於向寶有何虧損,遂欲怨望不肯盡命?若果如此,朝廷豈無刑戮以待之?卿為主帥,亦豈免責?韶所建立,卿皆與議,事之成敗,朝廷誅賞,必以卿為首,不專在韶。』」

    李師中又奏,寶在邊無由得安,乞罷寶,專委韶及遵裕。

    正好秦州托碩、隆博二族結仇,董裕以兵助托碩,導致一些蕃部感到不平,李師中復奏道,蕃部非寶不能制,臣已令將兵討托碩族,乞依舊留寶,仍敕韶等令協和。

    曾公亮擬從其請,富弼說要責韶戒勵,王安石則說,韶等豈可但責戒勵,當究見情狀虛實、道理曲直行法。

    三人奏呈,趙頊怪李師中奏前後反覆,一會兒要罷向寶,一會兒要用向寶,於是同意王安石的建議,文彥博則說:「韶、遵裕得專奏事,不由主帥李師中,李師中反奉韶等乎?」

    趙頊說道:「韶所措置事皆關白主帥。」

    王安石說道:「若韶措置有害,師中自合論奏。師中素無忌憚,專侮慢朝廷,何至奉韶等?」

    論吵架功夫,文彥博可不是王安石對手,文彥博華麗麗的敗退。

    但將帥不和終不是辦法,趙頊想移郭逵代李師中,曾公亮說道:「延州不可缺人。」

    西夏吃了悶虧,萬一如鄭朗所說的那樣大軍前來報復呢?

    趙頊又想移蔡挺,王安石說道:「移挺不如移逵。」

    文彥博說道:「王安石不知陝西事,延州乃重於秦州,逵不可移。」

    王安石說道:「臣固不知陝西事,然今秦州蕃部旅拒,夏國又時小犯邊城,或遂相連結,則秦州事豈不甚重?且陝西諸路皆與夏國對境,苟一處有隙,夏國來窺,則來窺處即是緊切要人處。逵若不可移,盍使竇舜卿攝領?」

    竇舜卿於懷德軍戰中,名義上是受王韶指揮,但一直官職在王韶班上,兩人合作算是很愉快,讓竇舜卿知秦州,應當沒有多大關係。而且確實前方吵得不可開交,王韶在與李師中吵架的時候,又於渭源上下連築兩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沒有辦法,若沒有一點動作,將嘴皮子說破了,蕃部也未必肯降。李師中又出言反對。要麼聽東的,要麼聽西的,像這樣下去,秦鳳路會亂了套。鄭朗在邊上終於開口:「讓竇舜卿去也好,頗懂軍事,又久在西北,與蕃羌熟悉。再者,向寶乃是勇將,不用誠為可惜,不如將他調到涇原路,再從涇原路將德順軍蕃將曲軫調入秦州,以安秦州諸蕃之心。」

    趙頊同意。

    無論是竇舜卿,或者曲軫,都不會反對王韶的,這是最大限度給王韶空間。並且秦鳳路還有副總管楊文廣,都監張守約等勇將。其實若是郭成、苗授等大將成長起來,將才上宋朝已經很可觀了。

    到了七月,梁乙埋以金湯被掠,增兵戍之。李復圭派大將李克忠與蕃將趙餘慶率眾襲之,西夏這一回早有準備,伏兵於洛河川以待。宋軍進入埋伏圈,西夏兵出,將宋軍一切兩斷,突騎衝擊,官軍大敗,李克忠歸路被切斷,只好領著殘眾順著東面的山道逃亡,繞了一個月,才逃回慶州。

    這次讓梁氏大怒了,正好風調雨順之年,於是梁氏悉發境內蕃從七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為兵,備百日糧,準備攻打沿邊五路,探子看到環慶防備最為鬆懈,分數兵入道,號三十萬,最少有二十五萬軍隊,向環慶發起進攻。

    消息到了京城,這一回富弼終於明白鄭朗為什麼說十五萬人馬不多了。名為十五萬人馬,三萬留在蕭關,只有十二萬人,這一回是二十幾萬兵馬,整多出兩倍之數。

    與元昊相比,沒有最瘋狂,只有更瘋狂。至於這一戰過後,西夏百姓生活會變成什麼樣子,也許梁氏根本就不會去想。

    近三十萬軍隊漫山遍野蜂擁而來,大順城、柔遠寨、荔原堡、淮安鎮、東谷寨、西谷寨、業樂鎮等慶州前方諸寨全部被圍。幸好調到環慶路的副總管楊燧十分英勇,主動率軍抵達大順城前線大義寨,使夏兵不得東進。於是夏兵又攻大順城水寨,水寨搖搖欲墜,楊燧派前鋒高敏前去營救。向敏力戰通路,雖斬獲頗豐,可圍敵越多,至達慶州西四十里外的榆林時間,援兵不至,不能怪楊燧,到處吃緊,無兵可援了,西夏兵圍重,高敏中流矢犧牲,全軍幾百名將士一起覆沒。

    梁乙埋又率主力攻打柔遠寨,守將林廣固守,戒士卒勿妄動。半夜時,梁乙埋讓兵士背著乾柴於寨下放火,以亂宋軍,林廣屯守自若。梁乙埋計不得逞,第二天又大持攻城器械攻城,林廣隨方捍御,夜晚來臨時,林廣反過來又募死士夜出襲營,一度使西夏近十萬軍隊產生混亂。若非是寨中宋軍少,有可能這夜會讓西夏軍隊大敗。

    柔遠寨難啃,梁乙埋又分攻荔原寨與淮安鎮,抓獲了守卒張吉,押到東谷寨下,讓其勸降東谷寨宋軍,詐稱淮安諸寨已破,宜速降。但沒有想到張吉來到寨下卻大喊道:「努力!諸寨無虞,賊糧盡就會不得不退,不能投降。」

    梁乙埋大怒,將張吉殺死。又轉攻西谷寨、業樂鎮,屯軍榆林,出軍慶州。巡檢大姚姚兕率領城中少量宋軍頑強應戰,西夏軍隊連攻九天,魏慶宗、秦渤等大將先後犧牲,陝右大震。

    不好的消息源源不斷傳入京城,非是開玩笑的,當初梁乙埋率領十二萬兵馬進入懷德軍,就已經讓宋朝君臣震恐萬分了,這一回卻是三十萬兵馬。一旦慶州破,陝西局面危矣。

    幾乎所有重臣一起聚於都堂商議,鄭朗說道:「陛下,諸位臣工,莫要擔心。有兩策可以從容化解,第一策若是沒有意外,將會出現一個第三者,替我朝解決一場危機。若沒有,臣還有一策。」

    「第三者?」趙頊狐疑地問道。

    「董氈!」鄭朗說出這二字時,心中實際是五味雜陳。(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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