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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于延安文藝座談會后，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沿著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深入生活。她多次來到農村，与農民群眾結合。一九四四年，發表報告文學《田保霖》，熱情表現邊區先進人物，曾獲得毛澤東同志的好評。一九四五年，她從延安來到晉察冀，主編文學雜志《長城》，并和逯斐等合作，寫了三幕話劇《窯工》。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多次參加華北農村土改，在經受群眾斗爭鍛煉、体驗生活的基礎上，她以极大的政治熱情創作了反映農村土地改革運動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這部小說藝術地再現了中國農村從未有過的巨大變革，塑造了一系列新型農民的形象。由于作品所寫題材的重要意義，特別是作品在思想上和藝術上獲得的成就，小說于一九四八年出版后引起很大反響，并榮獲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文學獎金二等獎。這部作品是丁玲整個創作生活中最重要的收獲，也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我國長篇小說創作取得的突出成績。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寫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發表后處于初期階段的華北農村的土改斗爭。小說原計划寫三個部分：第一是斗爭，第二是分地，第三是參軍。現在看到的只是其中的第一部分。但就已成的部分看，結构有頭有尾，人物生動活潑，主題清晰明确，反映出了農村斗爭的某些本質方面，已經是一部獨立完整的長篇。作品以華北一個叫暖水屯的村子為背景，真實生動地反映了農村尖銳复雜的階級斗爭，揭示出各個階級不同的精神狀態，并且展現了中國農民在共產党領導下已經踏上的光明前途。 土改運動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革命運動，它不但是抗日戰爭結束后中國共產党領導人民群眾還擊國民党反動派猖狂進攻的必要步驟，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必須完成的一項重要任務，是廣大農民獲得解放的一個前提。隨著抗戰胜利的到來，國內階級斗爭上升為主要矛盾。為适應新的形勢，党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發布了《關于反奸清算及土地問題的指示》(簡稱《五四指示》)，將抗日時期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改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次年九月，党中央又召開土地工作會議，并于十月十月發布《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在消滅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原則下，沒收地主的一切土地和財產，征收富農的多余土地和財產，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這樣，一場階級斗爭的暴風雨就在解放區廣大農村轟轟烈烈地興起，廣大農民在党的政策指引下，斗地主，分田地，千百年沿襲下來的封建剝削制度被徹底推翻，壓迫農民的地主階級被徹底清算。農民的積极性被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他們身上那些閃光的階級素質在激烈的階級搏斗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現。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全書是從一個后來被錯划成富農的富裕中農顧涌，在附近村子听到土改斗爭的風聲開始的。作者以細膩的筆触寫了暴風雨到來前暖水屯人們心理上的變化，對斗爭風暴的到來做了有聲有色的描繪。作者以顧涌的出現為全書開頭，并且選擇他作為貫穿全書的一條重要線索，是因為他的身份使他對土改十分敏感；与此同時，他又和農村各階層保有密切复雜的聯系；而對這种人采取什么態度，也直接關系到党在農村中的階級政策，并系到土改運動能否順利開展(作者原想表現工作組在這一問題上發生的偏差，后因寫作計划改變而未能在現有的作品中反映出來)。作者讓顧涌最早出現還有一個用意，即通過他替親家轉移膠皮輪車，一開始就烘染出當時的政治气氛——蔣介石反動派正要向解放區進犯，土改斗爭是在十分复雜十分緊迫的情況下進行的。 但顧涌并不是小說中的主要人物。作者在寫了顧涌回到暖水屯后就沒有以更多的筆墨突出寫這一人物，而是進一步寫了土改斗爭給這個村子帶來的震動，以主要篇幅寫了构成暖水屯基本矛盾的農民和地主兩個方面的代表人物：張裕民、程仁以及錢文貴、李子俊等。他們在作品中被刻划得生動具体，鮮明突出，一個個有血有肉，達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對于張裕民這個暖水屯的第一個共產党員，作品突出了他沉著、老練、忠心耿耿的品質，他雖然有過一些缺點，發動群眾斗地主時有一段時間思想模糊，怕斗不倒錢文貴自己不好辦，但他大公無私，沖鋒在前，一旦思想明确，下了決心，便勇猛頑強，堅決果敢。正因此，他在群眾中有威信，在干部中有號召力，在村里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張裕民一樣從小受地主剝削的長工程仁，朴實憨厚，對地主階級有本能的仇恨。因為和錢文忠的侄女黑妮的關系，他在斗爭中也有思想矛盾，總感到有什么東西“拉著他下垂”。但他在斗爭的暴風雨中還是站穩了自己階級的立場，堅決和廣大群眾一道，向地主階級進行了勇敢的斗爭。他和張裕民都象質地純朴的玉，雖有瑕疵，終掩不住本身的光輝。至于惡霸地主錢文貴，如果作為一個丰富的典型形象來要求，他的個性顯得還不夠突出，然而實之一般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卻自有其獨到之處。從他身上的确可以看到，地主階級是怎樣奸詐狡猾地抗拒土改斗爭的。作者突出了錢文貴的謀略見識：土改之前就讓儿子錢義去參軍，土改時又搞美人計逼迫侄女黑妮去找農會主任程仁；他伙同白娘娘、任國忠搞迷信，播謠言，利用女婿張正典欺壓貧農，妄圖轉移斗爭目標；就在被押上台斗爭時，開始還故作鎮靜，想用“威嚴”的目光壓制農民的控訴。他無惡不作，一手遮天，的确是几千年來統治中國農村的封建勢力的代表人物。作者沒有夸大他的能力，也沒有低估他的淫威，分寸掌握得比較适當。除錢文貴外，作者還寫了其他几個不同特點的地主：膽小絕望的李子俊，凶險厲害的江世榮，對農民恨得咬牙切齒的侯殿魁等；李子俊的老婆更是寫得維妙維肖，入木三分。開始她裝得百依百順，想以此軟化欺騙前來清算她家的貧雇農們；當這一著失靈時，雖然表面上還要強裝笑臉，內心卻惡毒咒罵斗爭她的農民——特別是她在果樹園中的心理活動，把一個地主婆在土改中的陰暗心理揭示得淋漓盡致，寫出了一個具有鮮明階級性和個性的人物。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意義，首先在于塑造了一系列農民形象。在翻天覆地的斗爭中，人民群眾是時代的主人，文藝作品應該著重表現他們。比起有些作品，這部小說的正面人物如張裕民、程仁等并不那么“高大”，甚至有的論者認為作品對他們“行動的積极性”表現不夠。然而不能否認，其中的正面人物都寫得相當真實，使讀者感到可信，可親。作者遵循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從實際生活出發，把人物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和斗爭環境中加以分析，既努力發掘他們要求翻身、敢于革命的本質，又注意到千百年來封建生產關系在他們身上產生的影響；她沒有拔高，而是在歌頌斗爭的同時也不掩飾他們存在的弱點、缺點，寫他們在斗爭前的顧慮和一時的挫折。本來，農民需要在斗爭中不斷克服自己思想上的弱點和缺點，才能逐步成長起來。小說寫到了農民(包括張裕民、程仁這樣的先進農民)身上的弱點、缺點，不但不會損害他們的形象，而且有助于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突出土改這場斗爭的艱巨性和复雜性。另外，作者在著意刻划主要人物的同時，也認真細致地描繪了其他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人物。如剛正不阿踏踏實實的民兵隊長張正國，積极活潑頭腦清晰的村民政、支部宣傳委員李昌，不聲不響做了許多具体工作的合作社主任任天華，以及勇敢堅決略帶一點魯莽的積极分子劉滿，干脆利落的婦聯主任董桂花，潑辣能干的羊倌女人周月英，等等，一個個都個性分明，寫得生動逼真。作品自始至終把人物放在一定的斗爭中，從生活實際的基礎上，從斗爭的發展上加以表現。一句話，作者刻划這些人物是為了表現斗爭。因此，作品中的人物都不是可有可無地存在著，而是在斗爭中占有一定地位，發生一定作用。如張裕民、程仁以至錢文貴等這樣一些主要人物，他們在全書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明白的，就是一些較為次要的人物也無不和斗爭有著密切的關系。象張正國、李昌、趙得錄等不但是為了襯托張裕民、程仁，而且是和他們一起組成了向封建地主階級發起進攻的堅強隊伍，顯示了我党在農村的基本力量；劉滿的存在表明了貧苦農民對地主階級的憤懣，也反映了他們對于土改斗爭的強烈要求；黑妮是為了說明錢文貴的陰險，當然也為了表現程仁的思想矛盾；李子俊是為了突出錢文忠，劉教員是為了反襯任國忠；而任國忠、白娘娘也都表明了封建統治具有深廣的社會基礎，說明了土改斗爭牽動的社會面和深入的程度。作者通過描寫這些人物，去展示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矛盾，表現土改斗爭的曲折發展。与此同時，也總是讓他們的性格隨著斗爭的發展而發展，讓他們的命運緊密地聯系著現實斗爭。如程仁對黑妮的態度變化就反映了土改斗爭的發展，也展示了程仁的思想性格。因此，作品就体現出這樣一個重要的思想：土地改革是偉大的群眾運動，它不但以极大的威力改變中國農村社會几千年的舊秩序，也深入人們的內心世界，對他們思想、性格的變化發生著直接的影響。和其他有些反映土改斗爭的作品相比，《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之所以顯得扎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從農村階級斗爭內在的原因對党的領導作用揭示得十分深刻。作者一方面強調指出：沒有工作組和縣宣傳部長章品代表的党的領導，暖水屯不可能開展土改斗爭并取得胜利。另一方面又深刻指出：党的領導只有通過農民內在的解放要求及其本身力量的成長，只有和農民的斗爭緊密結合，才能發生偉大的力量。作者有鑒于此，對工作組的作用寫得恰如其分，甚至較多地寫了工作組負責人文采身上存在的知識分子某些坏習气，如脫离群眾，夸夸其談，華而不實等。對工作組其他兩名成員楊亮、胡立功既寫了他們能深入群眾，了解實際情況，也寫了他們缺少經驗，理論水平較差。對縣宣傳部長章品也同樣如此，作者雖怀著敬意寫他怎樣深入群眾，受到群眾歡迎，又是怎樣敏銳果斷，既深刻理解党的政策，又具体了解群眾的愿望和要求，然而并沒有把他寫成超現實的英雄，甚至還寫了他外表上的几分稚气。正是這樣一個平凡而又可信的工作組，經過本身的思想整頓，更好地理解和貫徹了党的政策，更好地了解了實際情況和群眾要求，終于和農民群眾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很快打開了局面，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斗爭。小說以生動的形象辯證地說明了党和群眾的關系，党怎樣在土改斗爭中起著領導的作用。 應該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突出成就還在它對農村各階級之間錯綜复雜的關系表現得細致具体，這使它比一般寫這類題材的作品顯得真實、深刻。作者不是簡單地理解和表現農民与地主的矛盾，不是從概念和公式出發去反映土改斗爭，而是循著生活的脈絡，把延續千百年的中國農村封建關系和社會情況真實生動地表現了出來。小小的暖水屯階級陣線雖然基本清楚，但人們的關系卻犬牙交錯。富裕中農顧涌既把大女儿嫁給了外村富農胡泰的儿子，和本村地主錢文貴又是儿女親家；与此同時，他的一個儿子參加了人民解放軍，儿媳婦出身貧農，另一個儿子在村里當青聯主任，是個積极要求上進、工作不坏的干部。錢文貴是群眾最恨的惡霸地主，可是他的親哥錢文富卻是個老實的貧農，堂弟錢文虎又是村工會主任；他的儿子被他送去參軍，侄女黑妮和農會主任程仁(他原來的長工)有著較深的感情。侯忠全是地主侯殿魁的佃戶，一生受著侯家沉重的壓榨和剝削，然而他和侯殿魁又是堂叔侄的關系。斗爭最堅決的積极分子貧農劉滿，他哥哥劉乾卻當過偽甲長，然而那又是錢文貴等硬逼著他干的，為的是敲榨勒索把他搞窮，最后終于把他逼瘋。……總之，生活就是這樣复雜，而人們也就在這樣复雜的環境中生活著，斗爭著。敢不敢表現生活的复雜面，能不能表現生活的复雜性，這不但有一個作家的認識問題，气魄問題，也有一個作家的藝術能力問題。如果作者不熟悉生活，不了解中國農村由于封建落后形成的特殊情況，也便不可能表現出這樣使人眼花繚亂的關系。然而，如果作者沒有勇气涉及生活的复雜面，即便看到生活中的复雜現象，也同樣不敢真實地把丰富多彩的現實生活表現出來，只會按一定的成規、一定的框框表現生活。更重要的是，一個作者倘沒有精到的藝術素養，即便認識到并力圖表現生活的复雜面，也會由于筆拙而力不從心。《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在表現生活本身的丰富內容和复雜關系方面，是相當充分的。除上面所說的以外，小說在反映貧苦農民和地主之間的斗爭這一主要矛盾的同時，也深入表現了其他社會階層之間的差別、矛盾和斗爭。譬如顧涌和錢文貴之間，錢文貴与李子俊之間，李子俊老婆和顧涌之間就存在著矛盾和斗爭。這雖然和貧苦農民与地主之間的矛盾斗爭有著性質和程度的差別，然而這些富裕農民与地主、地主与地主之間的矛盾，同樣是客觀生活的真實反映，而且往往和農村社會的主要的矛盾斗爭密切地聯系在一起。不僅如此，作者還寫了生活在地主營壘中的黑妮，她也有一种解放的要求，在她的二伯父錢文貴被斗倒后，她是怎樣喜悅地參加了游行的行列；而在農民隊伍里也出現了村治安員張正典這樣的敗類，他甘心投靠丈人錢文貴，欺壓自己的階級弟兄、貧農積极分子劉滿。這一切都形象地表明，農村的階級關系是多么微妙复雜，農村的階級斗爭正是在這樣复雜的條件下，在無聲的刀光劍影中激烈地進行。小說在這些方面的獨到成就，使它超過了同一時期同類題材的其他作品。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在藝術上有著自己的特色。全書共五十八節，近四十個人物，寫了一個農村土改斗爭從醞釀到發動群眾，几經曲折終于斗倒地主的過程，波瀾起伏，疏密相間；故事線索紛繁，然而主次分明，繁而不亂。這樣宏大的結构對反映巨大的規模的農村土改斗爭及其复雜性十分合适，同時也充分顯示了作者高度的藝術概括能力。其次，气氛描寫十分突出。作品首先從顧涌開篇，進而寫土改斗爭在各個階級人們心理上的影響，一直到工作組進村，整個暖水屯都處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气氛中。工作組進村后，斗爭逐步展開，緊張气氛仍有增無減。農民對翻身斗爭的要求、欺待、興奮、歡樂，同時夾雜著一些疑慮；地主階級在暴風雨前的惶恐、緊張、掙扎、反抗，有的還抱著幻想：都表現得活靈活現。在人物描寫方面，作者經常用人物分析的方法，即在故事情節的發展中不時穿插敘述一些人物的身世經歷和性格特點，這樣從整部作品看雖然有時多少影響故事發展的連貫性，不免使人感到沉悶，但對人物形象的完整性和深刻性無疑能取得比較明顯的效果。与此同時，作品對人物內心活動的描寫也比較突出，如對程仁、李子俊女人的几段心理描寫的确細膩深入；這是作者擅長的刻划人物的一個特點。正是人物分析的方法和心理描寫的方法相結合，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顯得鮮明、丰富。另外，場面描寫也比較成功，如統制果樹園和斗爭錢文貴的場面生動活潑而又層次分明，特別是“果樹園鬧騰起來了”一節寫得情景交融，有聲有色。在寫場面時，作者善于把環境描寫和人物描寫、敘述故事和心理分析很好地結合起來，運用多种手法加以表現，因而整個畫面有動有靜，使人印象深刻。還有，濃重的生活气息也是本書一個特點。作品雖是寫土改斗爭，但圍繞這一斗爭表現了廣闊的社會生活，犀利的筆触深入到農村社會和農民家庭的細小角落，既寫了人們政治上、經濟上的關系，也寫了他們生活上、倫理上的聯系；既寫了現實矛盾也寫了歷史糾葛，因而整部作品就象一幅宏大絢麗的巨制圖卷。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也存在一些缺點。首先是黑妮寫得不夠扎實。無可否認，這樣的人物在現實生活中是可能存在的，作品也寫得比較活潑生動，能夠引起人們同情，但對于她性格的階級根源和社會基礎則表現得不夠。作者沒有充分寫出這號人物的性格和周圍環境、事件之間的有机聯系。因而讓人多少感到她是游离于現實斗爭之外，面貌不夠清楚。其次，作品的語言總的說來十分生動形象，作者也努力學習勞動人民的語言，但有些地方特別是描寫人物心理時仍然有一些知識分子的語言，不夠口語化和大眾化。据作者說：小說的寫作計划一再變動，在寫作過程中，對原來的安排作了“壓縮”，有些地方寫到后來“沒有把問題發展開去”(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寫在前邊》)。由此產生的有些情節顯得匆促，有些描寫不夠丰滿的痕跡，也是可以感覺得到的。然而總的來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不愧為一部反映土改斗爭的优秀作品，它在藝術上的成功標明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后長篇小說創作達到的新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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