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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工農兵群眾詩歌創作

　　工農兵群眾詩歌創作，是解放區群眾性文藝活動的一個活躍的部分。較之解放區群眾的戲劇創作，數量要更為丰富，形式也更為多樣。這些作品都是工農群眾在翻身解放斗爭中和子弟兵在激烈的戰斗中創作出來的。雖然由于錘煉不夠，一些作品顯得比較粗糙簡單，但它們与人民群眾的生活有著緊密的聯系，都是出于作者的切身感受，因而真摯朴實、生動感人。有的作品簡煉而又形象，藝術水平較高。在我國，民歌本來有著悠久的傳統；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蘇區又產生過大量戰斗性藝術性都比較高的革命歌謠。到延安文藝座談會后，在毛澤東同志《講話》精神的指引下，根据地各級党政机關和專業文藝工作者高度重視文藝的普及工作，群眾詩歌創作活動得到了更好的組織和指導。比如，一九四四年陝甘宁邊區文教大會時，周揚、丁玲、艾青等就曾對民間歌手和藝人孫万福、拓開科等的作品和創作經驗，作過專門的介紹和總結(注：這些文章收入《民間藝術与藝人》一書)。晉察冀邊區太岳軍區還召開過“群眾翻身詩歌座談會”(注：該報導見荒煤編《農村新文藝運動的開展》一書)，討論總結了群眾詩歌創作經驗，表揚群眾歌手，號召專業文藝工作者向他們學習。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內蒙古自治區在党中央關怀下正式成立。自治區人民政府十分重視廣大人民的口頭創作，先后搜集出版了《內蒙民歌集》、《東蒙民歌集》的蒙、漢文本。在部隊，槍杆詩、戰溝詩、詩傳單、快板運動等，都是在党組織領導下推廣、普及、發展起來的。所有這些，都為群眾性詩歌創作的蓬勃發展和收集保存創造了條件。
　　群眾詩歌創作在農村主要是表現減租減息、土地改革和邊區民主建設。這些政治斗爭使廣大解放區農村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党的領導下，受壓迫的農民群眾掙斷了封建枷鎖，第一次以主人翁的姿態從他們的壓迫者面前站起來，向舊社會和舊勢力發出有力的控訴，展開堅決的斗爭。在訴苦會上，斗爭會上，他們往往用詩歌作為武器，控訴舊社會和地主階級的罪惡。在當時，他們并不是想到寫詩；也可以說，由于他們把壓在心底的話傾訴了出來，這些話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也就發而為詩。象《趙清泰訴苦》(收入中國人民文藝從書《東方紅》)就是最典型的一首。据說在翻身訴苦會上，“趙清泰哽咽不能成語；他不是在說話，而是在唱，在哀歌，一字一淚，是痛苦，也是憤恨，直訴到暈死過去，情況非常動人”。他面對階級敵人，悲憤得肝腸欲裂；由于翻身斗爭，他又感到欣喜欲狂，所以唱出了發自肺腑的聲音：
　　同泰會呀！
　　吃人虫呀！
　　真可恨呀！
　　你逼死我九口人呀！
　　今天反了同泰會呀，
　　明天打了我黑槍也甘心呀！
　　又如《揭開石板看》(見同書)，和《趙清泰訴苦》的熱烈感情相比較，顯得十分冷靜，卻以生動貼切的比喻，一針見血地揭露了封建地租剝削制度的罪惡，表現了農民對地主階級的強烈憎恨：
　　集鎮觀(道士廟)，
　　好地方，
　　松柏樹長在石板上；
　　揭開石板看，
　　長在窮人脊背上。
　　此外，象《進了地主門》、《短工》、《印子錢》、《翻身說理》等(均見《東方紅》)，也都是揭露地主階級，控訴黑暗社會的詩作。
　　在農民群眾的詩歌創作中，還有很大部分以极大的熱情表現自己翻身的喜悅，歌唱新生活，歌唱共產党，歌唱人民領袖和人民軍隊。其中《移民歌》就是較為突出的一首。《移民歌》開始由陝北佳縣民間詩人李有源用“白馬調”編了第一段(即后來《東方紅》的頭四句歌詞)；以后佳縣組織移民隊南下，李的侄儿李增正擔任移民隊副隊長。出發前，李有源、李增正和大家在第一段的基礎上繼續往下編，遂成總共九段的《移民歌》。在些基礎上，后來又經文藝工作者加工而成《東方紅》，其第一段完全按原貌保留下來，不但在全國為老幼所熟悉，而且在世界范圍內也為許多人所知道。作品運用朴素形象的民間語言，傳統的比興手法，抒發了人民群眾熱愛党和毛澤東同志的真摯感情，歌頌了開天辟地的人民革命胜利的新時代的到來。除此以外，《十繡金匾》、《十二月唱革命》、《咱們的領袖毛澤東》等都用民歌手法反复說唱，歌頌了共產党和革命領袖。《古樹開花》更是以農民自己的簡朴語言，渾厚有力地謳歌共產党對邊區的好領導：
　　邊區人民都一心，
　　古樹開花耀山紅。
　　千年的古樹盤了根，
　　開花結子靠山穩。
　　延安附近地气寬，
　　八路軍占的米糧川。
　　毛主席領導老百姓，
　　丰衣足食不困難。
　　在內蒙西部的鄂爾多斯草原上，蒙古族人民抗日戰爭時期就創作了歌頌了八路軍的民歌。一九四七年內蒙古自治區成立后，蒙族民歌創作更形活躍。騎兵戰斗功臣王青山的母親寶勒高，在送子參軍的大會上唱出了《送子出征歌》，用傳統民間祝詞的形式表現了蒙族人民對革命胜利的期望和信心，情深意長，相當感人。都古爾蘇榮的詩歌《我們的駿馬》，生動地描述了翻身的蒙族人民努力生產，以軍馬支援解放戰爭的熱烈情景。
　　反映解放區農村生活發生根本變化的一首好詩，是《選好人》。作品用簡洁的語言，抓住解放區民主生活中“豆選”這個十分獨特而又意義重大的事件，表現了新社會新制度的优越和群眾內心的喜悅：
　　金豆豆，銀豆豆，
　　豆豆不能隨便投，
　　選好人，辦好事，
　　投在好人碗里頭。
　　這是中國解放區農村民主生活的生動寫照。另外，《幫助抗屬去打場》、《婦女們，生產忙》也都真切動人地再現了農村熱气騰騰的生活面貌。前者抒情地寫道：
　　秋風起，
　　谷子黃，
　　家家戶戶收成強！
　　互助組，
　　來幫忙；
　　有妮子，
　　有婆娘，
　　七手八腳打上場，
　　抗屬老劉喜洋洋！
　　后者歡樂的唱道：
　　春天里來百花香，
　　婦女們，生產忙：
　　鬧養种，又開荒，
　　婦救會里好主張。
　　紡紗生產度災荒！
　　解放區的農民群眾，在党的領導下堅持了長期的斗爭，經受了長期的革命實踐和革命教育，革命的思想基礎是堅實的，文化藝術上也接受了較多較好的影響，因此，反映在詩歌創作上便顯得成熟老練，批判舊世界尖銳的力，生動地揭示了舊世界沒落的必然性；歌頌新世界豪邁堅定，形象地展現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必然胜利的前景。在藝術上，想象丰富，比喻巧妙，形式活潑，語言朴實有力，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總之，從內容到形式，都表現出從封建制度下解放出來的農民群眾歌唱藝術的新特點。
　　農民群眾詩歌創作取得很大成績的另一標志，是舊藝人獲得了改造，新的說唱文學得到發展。這些舊藝人，出身貧苦，以說唱為業，且多數為盲人。他們在翻身斗爭中也分得了土地，思想上深受教育。在有關部門的幫助指導下，他們拋開了舊的說本和唱本，開始自編新書或演唱新書，講說新的斗爭和新的人物故事，受到了廣大農村群眾的歡迎。陝北的韓起祥，河北的王尊三，就是這些獲得新生的舊藝人的代表。特別是韓起祥，演唱技術高，創作上數量較多，質量也較好。人民文藝叢書《劉巧團圓》收了他几篇新書，是說唱文學的优秀作品，不但故事曲折生動，說白通俗曉暢，唱詞优美形象，而且有思想深度。《劉巧團圓》通過劉巧趙住兩個勞動者曲折的愛情故事的敘述，寫出了邊區勞動婦女新的性格和新的命運，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在人民群眾中還留有很深的影響，批評了基層工作人員不深入實際的官僚主義作風，贊揚了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的馬專員這樣的好干部。王尊三的《親骨肉》、《晉察冀的小姑娘》(注：見人民文藝叢書《晉察冀的小姑娘》)是兩篇傳誦很廣的鼓詞。前者歌頌了親如一家的軍民關系，后者歌頌了年僅十四歲的小姑娘李小香英勇對敵的斗爭事跡。他的作品細節描繪很生動，語言也流暢明快，不足的是主題不夠集中突出。
　　部隊的群眾詩歌創作，具有自己的鮮明特點，這就是多數配合作戰任務，有很強的戰斗性，形式短小精悍，生動活潑。“槍杆詩”、“快板詩”等在部隊里普遍盛行，從指揮員到戰斗員都動手寫作。這些作品往往在緊張的戰斗間歇中創作出來，富于實際的戰斗鼓舞作用。比如，在錦西阻擊戰中的某部，七天之中就編印了快板式的宣傳品七十一种，二万五千余份(注：見荒草、景芙編《人民戰爭詩歌選》附錄的《戰壕里的文化活動》一文)。又如華中解放軍某部的“槍杆詩”是在緊張的練兵場上大量涌現出來的(注：見上書附錄的《華中野戰軍某部的“槍杆詩”運動》一文)。指戰員們的這些詩作，反映了人民軍隊各個方面的戰斗生活：
　　一是歌唱革命的連隊。《我是個貧苦的孩子》、《一枝鋼筆一枝槍》(注：這些作品均見《人民戰爭詩歌選》一書)是戰士們用自己親身經歷寫成的作品，歌頌了溫暖如家的連隊生活，用事實說明了人民軍隊是一個造就“文武全才英雄漢”的大學校。《我也有功勞》(注：這些作品均見《人民戰爭詩歌選》一書)用朴實親切的語言，贊揚了連隊里非戰斗的炊事員的工作。革命戰士大部分是翻身農民，每人家里都有一本血淚賬。入伍教育和“兩憶三查”的整軍運動，提高了全軍的斗志，也使連隊戰友在共同的思想基礎上更親密地團結起來。《六條人命》、《恨蔣賊》(注：這些作品均見《人民戰爭詩歌選》一書)就是部隊訴苦運動中涌現的好作品，歌頌了党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的翻身，表達了革命戰士為全國人民的解放奮斗到底的決心。
　　二是歌唱人民戰爭的胜利。高度的階級覺悟和明确的革命目標，使整個隊伍團結得象一個人一樣，因此，這里的每個戰士都英勇善戰，有壓倒一切敵人的英雄气概，在戰斗中創造了許多不平凡的業績。象《打仗要打新一軍》、《篩豆子》、《胜利條件說不完》、《人民功臣焦五保》、《好一個鐵腿漢》、《山高路又長》、《一個班繳一連人的槍》、《運輸隊》(注：作品見人民文藝叢書《東方紅》詩選和荒草、景芙編《人民戰爭詩歌選》)等作品，就是熱情歌頌人民戰爭胜利和英雄事跡的生動篇章，洋溢著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的激情。如《打仗要打新一軍》寫道：
　　砍樹要砍根，
　　打仗要打新一軍。
　　兵對兵，
　　將對將，
　　翻身的好漢，
　　哪有打不過抓來的兵？
　　……
　　“新一軍”是蔣介石以美式武器裝備的王牌軍，它在東北戰場上曾經驕橫不可一世。但它在獲得翻身解放的人民戰士面前立即暴露了紙老虎的虛弱本質。《運輸隊》一詩用含蓄活潑的筆調，把軍民同上戰場的景象和胜利喜悅的心情表現得十分真切感人。
　　大多數“槍杆詩”的基本特點是，通過對某种武器的“贊美”或“批評”，表達指戰員們參戰的決心和態度。如《這次不能打白掉》、《不能再落后了》、《我的旗子紅通通》、《我的七九槍》、《我的號》、《炸藥包》、《刺刀》、《手榴彈》(注：作品均見人民文藝叢書《東方紅》詩選)等，都是短小生動的作品。戰士們是把武器當作“戰友”來看待的，愛護它，贊美它，或是批評它，正表明了他們為爭取革命戰爭胜利再立戰功的決心。比如：
　　我的七九槍，
　　擦得亮堂堂，
　　這次去反攻，
　　拚命打老蔣。
　　据記載，這位戰士自從貼出這首詩以后，“他就天天擦槍練武，某次戰斗中出擊令剛下，他就躍出陣地，大喊‘我的七九亮堂堂！’一股勁沖向敵人。”(注：見荒草、景芙編《人民戰爭詩歌選》附錄的《華中解放軍某部的“槍杆詩”運動》一文)這個例證說明了許多“槍杆詩”在實際戰斗中都是發揮了具体作用的。又如：
　　我的號，
　　真是行，
　　只要一響全連動，
　　滴滴噠噠連聲叫，
　　全隊同志往前沖，
　　沖得敵人好象老鼠找不著洞，
　　亂碰亂竄當了俘虜兵。
　　這里生動地表現了人民戰士對自己的作戰武器——軍號的感情，同時有适度的夸張手法，形象地寫出了人民軍隊的戰斗威力。
　　揭露敵人，嘲笑敵人，分化瓦解敵軍，是部隊詩歌的另一內容。人民軍隊所進行的戰爭是正義的戰爭，真理在他們手里。因此，他們不但用實際戰斗擊敗了敵人，而且還在前沿陣地上開展了活躍的宣傳工作，用詩歌揭露敵人的致命弱點，分化瓦解敵軍。《嘴巴仗》(注：見《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傅鐘的《關于部隊的文藝工作》一文)一詩對前沿陣地的對敵宣傳工作作了生動的描繪：“嘴巴仗，很重要，能頂几門迫擊炮。”這樣的“作戰”方法，在實際戰斗中确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淮海前線的戰溝里，戰士們教敵軍士兵唱起了“為老蔣賣命太冤枉”(注：見荒草、景芙編《人民戰爭詩歌選》附錄的《淮海戰役火線文藝活動》一文)的歌，使敵軍士气沮喪。他們在革命政策感召下，有的蹲在地堡里哭，有的干脆跑過來投誠。此外，象《三笑敵人》、《送年禮》(注：見《人民戰爭詩歌選》)等作品，用含蓄風趣的語言，把敵人愚蠢無能的丑態寫得淋漓盡致，抒發了人民戰士樂觀豪邁的喜悅情怀。
　　在廣大指戰員詩歌創作的熱潮中，產生了戰士們喜愛的詩人。其中以畢革飛(1920—1962)最為突出。他自一九三八年參軍以后，就一直在部隊里做政治工作，曾任軍政治部宣傳科長。快板詩是他最得心應手的寫作形式，他被稱為“快板科長”。抗戰后期和解放戰爭期間，在敵我裝備优劣懸殊的情況下，參加過山西地區的艱苦的攻城戰和解放太原的外圍戰。建國以后又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在他的二十四年的部隊生活經歷中，有十四年生活在戰斗前線。他是一位身經百戰的政工干部，對戰士的生活、思想、愿望、要求都很熟悉。他的快板詩就是從革命戰爭實際需要出發，為革命戰士創作的，因為這些作品“好懂好記有趣味”，深受戰士們的歡迎。趙樹理為他整理出版的《畢革飛快板詩選》收作品八十二首，只是他創作中的一部分。《給蔣介石打個小收條》、《“運輸隊長”蔣介石》、《土飛机》、《咱是造飛机的老行家》、《再把刀刃力些鋼》、《學習李海水》、《兩挺歪把机槍》、《人民軍隊大會餐》、《洋灰碉的自我介紹》等，都是較為优秀的作品。其中諷刺敵人的作品更為出色。比如《給蔣介石打個小收條》是從“批評”的角度來諷刺蔣介石的：“不是我來批評你，你的工作不算好。質量低，數量少，以后可得作檢討。”在《“運輸隊長”蔣介石》一詩中，則是用“表揚”的形式，通過反語來諷刺敵人：
　　“運輸隊長”本姓蔣，
　　工作積极該表揚，
　　運輸的能力大呀大增強，
　　給咱們送來大批大批美呀美國槍；
　　亮呀亮堂堂。
　　“運輸隊”的規矩好，
　　槍炮人馬一齊繳，
　　一次就送十呀十來万，
　　步兵、騎兵、工兵都呀都送到；
　　捷報當收條。
　　靈活的筆調，風趣的語言，尖銳地揭露了潰不成軍的國民党軍的腐朽無能，同時也反映了解放戰爭摧枯拉朽、迅速發展的形勢。《人民軍隊大會餐》以巧妙的比喻，形象地概括了山西解放戰爭形勢的巨大變化，是鼓舞斗志的生動作品。畢革飛的作品，确如他自己所說的，是鮮明的戰斗性、群眾性、趣味性和煽動性統一在一起的。他很善于构思，每個作品篇幅不長，但描寫集中，決不拖泥帶水。語言洗煉，又善于設喻取譬，因此，形象而又有風趣，很符合戰士的口味。比如，他批評影響了戰斗的某些不正确的思想，比作“火車開到公路上”，要“結束他的伙食賬”，都是采用戰士口語來取喻的。取喻近而寓意遠，因此概括了一些普遍現象，便為戰士們廣泛傳誦。
　　工人群眾文藝運動的興起較之農村和部隊要晚一點，創作的數量也不及農村和部隊。隨著解放戰爭的胜利發展，工人群眾的詩歌創作才日漸蓬勃地發展起來。許多大中城市獲得解放后，工人群眾在政治上翻了身，在文化藝術上也要求翻身。他們要用詩歌、戲劇、美術、音樂等等文藝形式來表現他們翻身的喜悅和對舊社會的控訴。為了适應這种形勢的需要，党派出了許多得力的文藝干部到新解放的工厂中去，推廣解放區群眾文藝運動的經驗，啟發和提高了工人群眾的思想覺悟，有力地推動了工人文藝運動的發展。
　　工人群眾詩歌創作的基本主題也是歌頌党和領袖，歌唱新生活，歌唱自己的緊張勞動，同時控訴舊社會的罪惡。感情純朴健康，對比鮮明，气魄宏大，是這些作品的共同特色。如《盼太陽》把新舊社會作了鮮明的對比，舊社會里是“冰霜冷，樹葉黃”，工人們挨餓受凍過著奴隸般的生活。新社會展現的光明幸福景象，則使他們不能不由衷地發出這般純朴真摯的歌唱：“共產党，象太陽，照在人民心坎上，太陽暖，太陽亮，太陽出來人民喜洋洋。”(注：見人民文藝叢書《東方紅》詩選)又如《北石坑》寫道：
　　國民党，小日本，
　　小日本，國民党，
　　十六斤大錘代代重。
　　來了毛澤東，
　　大錘還是十六斤，
　　掄起大錘輕如風！(注：見艾青《談工人詩歌》一文，原文載《人民文學》2卷1號)
　　這是通過兩個不同社會里的不同勞動感受的對比，真切地表達了工人階級對舊社會的恨和對新社會的愛。此外，象《紅燈頌》(注：見艾青《談工人詩歌》一文，原文載《人民文學》2卷1號)、《新年樂》(注：見人民文藝叢書《東方紅》詩選及《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草明的文章《工人給我的啟示》)、《紅旗歌》、《沙里淘金》(注：見人民文藝叢書《東方紅》詩選及《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草明的文章《工人給我的啟示》)、《紗厂女工歌》、《修路歌》、《生產競賽歌》(注：見人民文藝叢書《東方紅》詩選及《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草明的文章《工人給我的啟示》)等，都熱情洋溢地歌頌了党的領導，歌唱新的幸福生活，歌唱勞動生產，抒發了工人群眾當家作主的自豪感。這些作品，是中國工人階級獲得解放后發出的最早的歌唱，是解除了枷鎖的人們唱出了過去所不能唱的歌。思想上較為質朴，藝術風格上粗獷有力，主題庄嚴，感情鮮明。在形式上，大都采用三、五、七言的有韻的歌謠形式，這和民間說唱文學的長期影響有關。其中也有些作品突破了一般的歌謠形式，有著自己的鮮明特色。艾青在《談工人詩歌》一文中說：“……盡管工人的詩歌在目前還是屬于萌芽的階段，一般地說，思想和技術都還不是很丰富的，對于事物的刻畫也不夠深刻，但是由于它是從前進階級的生活土壤中所產生出來的，具備了先天的优越的品質，如果得到很好的照料和殷勤的灌溉，將會萌長出非常郁茂的新林，就從現有的成績看來，也已經在我們面前展示了非常光明的遠景。”這個評价是切合實際的，它對于后來工人詩歌創作的預言，也已為事實所證明。
　　工農兵群眾的詩歌創作，是獲得解放的群眾在思想上覺醒的歌唱。他們是戰斗者和勞動者，參加了改天換地的各方面的斗爭，對于新時代的光明和幸福有切身的感受。他們用自己活潑有力的語言，歌唱自己從苦難走向歡樂，從斗爭走向胜利，感情是深厚的，內容也极為丰富。比較而言，農民群眾的詩作顯得成熟完美些；部隊的作品則顯示出人民軍隊的革命作風和英雄气概；工人群眾的詩作雖還處在萌芽階段，但也顯示出先進階級的优秀品質。它們正是帶著這樣新的風格和新的气派，丰富了革命文藝創作，為專業文藝工作者的創作提供了新的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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