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第三節：沙汀的小說

　　上一時期發表了不少短篇小說的作家沙汀，在抗日戰爭時期，繼續以現實主義的筆触寫他熟悉的四川農村和小城鎮的生活，著重暴露國統區農村的政治黑暗，在小說創作上獲得了重大的發展。他不僅寫了后來收入《播种者》、《堪察加小景》等集子中的短篇小說，還寫了中篇小說《闖關》和長篇小說《淘金記》、《困獸記》。
　　一九三八年武漢失守后，國統區的政治形勢逆轉。部分作家對抗戰的樂觀幻覺一經破滅便轉化為悲觀失望。在小說創作上，他們中一些人或是醉心于經歷回憶以及身邊瑣事的描寫，或是將小市民的時尚湊進“抗戰”的主題中，編織一些以抗戰為點綴的緋色戀愛故事。較多的作家則逐步認識到頑固派的妥協投降陰謀及抗戰的艱苦持久性，從而寫出了許多反映國統區主要矛盾斗爭的暴露諷刺作品。沙汀就是与茅盾、張天翼等一起，同屬有成就的戰斗的現實主義作家。
　　沙汀原名楊朝熙、楊子青，一九芳四年出生于四川安縣一個破落的封建家庭。他從小隨舅父(一個袍哥組織的首領、開明士紳)經常出入四川農村和小市鎮之間，對于地方軍閥在四川農村的基層統治和豪紳集團的腐敗情形非常熟悉。他在中學時期接受了“五四”新思潮的影響并開始愛好新文藝。大革命失敗后在四川參加過党所領導的革命活動。三十年人初他在上海開始創作時，曾得到魯迅的指導。沙汀根据自己對魯迅《關于小說題材的通信》的理解，在早期創作中力圖反映“現時代潮流中擊圈”內的生活，表現土地革命運動的影響和多方面的動蕩不安的社會現狀，寫出了一些較有意義的作品；但由于未能深入到斗爭生活中去，大都憑借一些間接得來的材料進行寫作，因此出現了某些印象式的寫法和概念化的傾向。這時候，沙汀從自己創作實踐中，逐步体會到魯迅在給他和艾蕪的通信中所指出的“能寫什么，就寫什么”和“選材要嚴，開掘要深”(注：《二心集·關于小說題材的通信》)的重要；同時，接受了茅盾指出的要避免“那种印象式的寫法”(注：轉引自沙汀的《感謝》，載《文哨》第1卷第3期，1945年10月1日)的意見。在提高了對現實主義真實性的認識的基礎上，從一九三五年開始，他把筆鋒轉向自己所熟悉的四川農村和小城鎮的生活，克服了自己早期創作中“憑一時的印象以及若干報紙通信拼制成”(注：沙汀：《獸道·題記》)和“單用一些情節、一個故事來表現一种觀念、一种題旨”(注：沙汀：《這三年來我的創作活動》，《抗戰文藝》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的缺點，重視人物性格的刻划，對生活的本質進行深入開掘，真實地描寫現實關系，創作上出現了新的面貌。
　　抗戰爆發后，沙汀從上海回到四川，本想憑著他對故鄉生活的熟悉，反映抗戰中欣欣向榮的气象。但是，在落后的四川，他看到的所謂新事物，“表面上是為了抗戰，而在實質上，它們的作用卻不過是一种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供人們你爭我奪的飯碗”，他認識到，“我們的抗戰，在其本質上無疑的是一個民族自身的改造運動，它的最終目的是在創立一個适合人民居住的國家，若是本身不求進步，那不僅將失掉戰爭的最根本的意義，便單就把敵人從我們的國土上赶出去一事來說，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決心要將一切“新的和舊的痼疾，一切阻礙抗戰，阻礙改革的不良現象指明出來。”(注：沙汀：《這三年來我的創作活動》，《抗戰文藝》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由此可見，沙汀對國民党反動統治下中國黑暗的暴露，是出于爭取人民民主和民族解放的自覺要求。沙汀在民族解放戰爭中這种明确的革命觀點和清醒的現實主義態度，使他的作品深刻地“表現出了舊的社會制度的丑惡本質和它的日益腐爛”(注：《沙汀短篇小說集·后記》)。如果說，戰前沙汀的大部分作品還是對現實黑暗作一般揭露的話，那么，他在揭露戰時种种新舊痼疾時，則把矛頭指向了國民党反動政權机构，指向了他們所推行的一系列反動政策，揭示了國統區黑暗、丑惡現象的根源。
　　他這個時期的小說針對那些借抗戰以營私、大發國難財的國民党基層官吏和土豪劣紳，撕下他們的冠冕堂皇的“抗戰”外衣，揭露出他們把丑惡扮為美好、將殘忍裝成人道的底面不符的矛盾現象，將其可憎、可笑、可鄙之處發掘出來，投以毀滅性的笑，寫下了許多有諷刺喜劇色彩的短篇作品。
　　寫于武漢失守前夕的《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表現了某縣城的上層分子為爭奪防空協會主任的頭銜而演出的一場丑劇。參加這場爭奪的，有進過防空訓練班，卻在任職后仍然每天“吃茶打麻將”，甚至被一枚擱置在會址門前的炸彈嚇得不敢上班的“防空專家”；有“用錢漂亮”，竟把防空協會當成練習嗓子的場所的綢緞舖小老板。而那位決定人員任用的縣長本人之所以“熱心”防空事業，是因為這樣做可以飛黃騰達，獲得一個“專員錄用的資格”。這篇作品在《文藝陣地》上發表后，雜志主編茅盾曾在《編后記》中說，它“寄沉痛于幽默”，“愈咀嚼其味愈苦”。如果說這篇作品在辛辣的笑聲中，還可以看出作者的“不能抑制的顯然的憤怒”，那么稍后寫的一些短篇，在作者更多地看到現實黑暗的情況下，感情趨于冷靜，批判、諷刺的鋒芒更嚴密地隱藏在現實畫面之中。不同于漫畫式的夸張和突出刻划的手法，這些短篇長于白描，把一些平平常常容易為人們忽略的東西通過精練含蓄的筆黑勾畫出來，放在顯眼的位置上，借助藝術形象的發展邏輯顯示作者的傾向，以收到諷刺的效果。以兵役問題為題材的《在其香居茶館里》(寫于一九四芳年下半年)，就是具有這种諷刺特色的著名短篇。小說寫聯保主任方治國因為新縣長揚言要整頓兵役，所以匆忙地向縣里告密，致使土豪邢么吵吵的已經緩役四次的第二個儿子被抓了壯丁，于是方、邢二人之間矛盾尖銳化，在茶館里公開爭吵，而且愈演愈烈，終至于當場出彩，打得鼻青眼腫。小說揭示了邢么吵吵和方治國這兩個人物形象的社會本質和性格特征，展開了他們之間真實的性格沖突；還借助各個有個性的次要人物的烘托和整個茶館環境氛圍的渲染，把一台“講茶”寫得有聲有色，別開生面。這一個眾目睽睽的場面，使爭吵雙方的劣跡公之于眾，而邢么吵吵的大哥与新縣長的勾結則作為“暗場”處理。兩條線索，一虛一實，相輔相成，有力地暴露了抗戰中國統區基層政權的腐爛。這場沖突不僅使鎮上的頭面人物失去了体面，而且通過沖突的喜劇結局，暗示出繼前任縣長被撤職之后，新任縣長的整頓兵役也不過是一個騙局。正是這位高喊要“整頓兵役”的新縣長，在接受賄賂之后，借一個可笑的理由，即壯丁排隊報錯了數，然后加上“沒有資格打國仗”的名目，將邢么吵吵的儿子“開革”出來。這畫龍點睛的一筆，將作品的鋒芒指向兵役問題上弊政產生的根源——國民党政府，從而使小說有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結尾。
　　在沙汀的短篇小說中，象上述這种完全以反面事物作描寫對象的作品，為數不少。如果說《在其香居茶館里》一篇中聯保主任方治國“兩眼墨黑，見錢就拿”的种种劣跡是通過爭吵雙方的互相揭露從側面表現出來的，那么，《聯保主任的消遣》則選取了聯保主任彭痰在坐酒店、逛公園談笑游樂中，憑自己個人好惡攤派救國公債的几個片段，從正面色畫了一個任意魚肉人民、腐蝕抗戰的國民党基層統治者的形象。《在其香居茶館里》還提出了一個問題：邢么吵吵們的子女親戚既被免役，壯丁的數目由什么人補充呢？短篇《替身》通過生動的形象，回答了這個問題。它從另一個角度揭開了兵役制的內幕：保長李天心正為湊不足最后一名壯丁而焦急，因為“沒有一個他好下手！他們不是他的親戚，就是他的親戚的親戚，有的還同那些地位比他高得多的人有瓜葛。”于是，一個過路的老鹽商就被胡里胡涂地“鏟去頭發胡子”充作了壯丁，兵役制的受難者就是這些無辜的人！沙汀的這些作品，將尖銳的政治揭露与對社會黑暗的剖析結合起來，從不同的側面表現出現實斗爭中的迫切主題，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性。而作品的這种傾向性，即對于反面事物的揭露、鞭撻和嘲笑，又是通過人物真實關系的描繪自然地流露出來的。沙汀刻划反面人物，不是將他們臉譜化、漫畫化，而是按照生活本身的生動和复雜的內容，表現出人物性格的多樣性。沙汀小說這种不露聲色的客觀描繪和在真實的現實畫面里隱含諷刺喜劇因素的特點，深受我國古典小說《儒林外史》等作品的影響，也從俄國作家果戈理、契訶夫小說的藝術經驗中得到借鑒。魯迅的小說如《肥皂》、《高老夫子》運用“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的白描手法塑造反面形象，更使沙汀直接從中得到教益。
　　沙汀的另一些從被迫害者角度揭露現實政治黑暗的短篇，則明顯地表露出作者對強暴者的憤怒和對弱者的同情。《老煙的故事》一篇，在國民党頑固派發動反共高潮所造成的險惡的政治環境中，寫一個“生活在空隙中的人”，因為害怕突然加在頭上的政治迫害，惶惶不可終日，終于神經過敏，生病致死。作者對這個怯弱的知識分子雖然也有同情，但更多的是批判。小說以絲絲入扣的心理刻划，通過被迫害者的敏銳而令人顫栗的感受，揭露和控訴了國統區魑魅橫行、狐鼠成群的特務統治，也鞭撻了在絞架、陷阱面前畏縮、懦怯的靈魂。《小城風波》、《兩兄弟》、《春潮》等篇則在暴露罪惡的特務制度的同時，寫出了被迫害者的不屈和反抗的情緒。
　　沙汀的短篇中，展現了生活的積极一面并在當時產生了較大影響的，有《磁力》。作品表現了國統區進步青年“充滿了熱誠和信心”，向往并奔向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景。那時常閃耀在袁小奇心目中的“一片廣闊無垠的雪地”、“絡繹不絕的跋涉者”、“所夢想的目的地”，与國統區’無聲無臭”、“卑俗灰暗”的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篇小說在收入短篇集中時，即經作者修改，刪掉了袁小奇被逮回的提示(注：《磁力》最被發表于《抗戰文藝》第7卷第2、3期合刊。1942年9月出版小小說集《磁力》時，作者作了修改)，以奔向新的目的地結尾，更增強了對生活積极面的描寫。《堪察加小景》(后改名《一個秋天的晚上》)寫一個阿哥被抓壯丁、家庭生活無著因而淪為流娼的少婦，她在流落到一個城鎮時又遭到鄉長老婆的迫害，被當眾侮辱并帶上“腳柞”示眾，但她卻得了憨直的所丁和因躲壯丁而當了班長的小糧戶的儿子的同情。作品在揭露“天下老鴉一般黑”的階級壓榨的同時，表現了底層人民如“涸轍之鮒，相濡以沫”、相互關心和友愛的動人情景，在晦暗、沉悶的現實中閃耀著“對于生活的信賴”(注：《沙汀短篇小說集·后記》)的光輝。
　　一九三八至三九年，沙汀還在敵后生活過一段時間。他從四川到延安，并隨軍去過晉西北和華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作為這一段經歷在創作上的收獲，是寫了著名的傳記性的報告文學《隨軍散記》和散文集《敵后瑣記》。后來，又寫了表現根据地斗爭生活的中篇小說《闖關》(后曾改名《奇异的旅程》、《封鎖線前后》)。這篇小說寫一支在少數戰斗隊員護衛下的文化工作者的小隊伍，經過艱難的歷程終于胜利地通過敵人鐵路封鎖線的故事。圍繞著通過封鎖線所遇到的种种困難，作者以對比的手法，著重表現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左嘉和農民出身的革命軍事干部余明的不同態度和性格。小說真實生動地刻划了左嘉的沖動的熱情、濃厚的虛榮心和懦怯、脆弱的性格特征。余明的形象雖然不及左嘉寫得細膩，但他的直率粗魯而堅定有力的性格气質，卻把握得比較准确。這個比較真實的抗日根据地軍人形象在抗戰初期的文學中出現，是難能可貴的。
　　沙汀對抗戰中四川農村和小城鎮現實黑暗的諷刺和暴露，還通過他這個時期寫的長篇小說反映出來。長篇《淘金記》寫于作者從抗日根据地回到四川后的一九四一至四二年，最初曾以《燒箕背》和《北斗鎮》為名發表在期刊上(注：《燒箕背》，《文藝陣地》第7卷第2、3期；《北斗鎮》，《文學創作》第1卷第5期)。小說以開采燒箕背金礦的事件作為線索，寫地主劣紳們為發國難財而掀起的內訌，刻划和展示了各有性格特色的地主階級的群丑圖。在北斗鎮上互相爭奪的勢力中，有“在野派”哥老會流氓頭子林么長子，依附于地方上怪勢力的惡霸白醬丹和漸趨沒落的女地主何寡母等。其中白醬丹的形象寫得最為成功。作為現任聯保主任龍哥的“智囊”与“神經”，白醬丹的刻毒和凶狠隱藏在“斯文遲緩”、“和藹可親”的外表下。他不僅為了自己的私利苦心鑽營，奪得了燒箕背的開采權，而且自覺地充當反動腐朽制度的維護者，想方設法“增強力量”，“維持后方治安”。這一性格鮮明的人物概括了深刻的社會內容：他是國民党反動、腐朽統治所培植和養育出來的最凶殘、丑惡、無恥的政治流氓，同時又是這個腐爛、崩坏的社會制度賴以維護、支撐下去的支柱。作品另一塑造得成功的人物是國民党農村基層政權的代表人物——聯保主任龍哥。從這個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作者許多短篇小說中聯保主任的影子，同時又進行了新的藝術概括和創造。這個“有點名士气”的統治者，“心直口快”，粗野無忌，干坏事也似乎出自內心的真誠。“他可以毫無惡意，毫無打算，和毫無愧色地獲取任何自己高興的物事。”他做起囤積生意來也似乎是漫不經心地憑直覺采取斷然行動，竟然与精密的打算不相上下，因而屢獲暴利，這說明他的一舉一動与這個腐爛社會的脈搏是何等合拍！由于他代表著政權的力量，因而在燒箕背開發權的爭奪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他与農村豪紳集團狼狽為奸，充分說明了抗日戰爭中國民党基層政權的反動本質。与人物性格的刻划和情節的發展結合在一起，作品還對抗戰時期四川農村的特定環境進行了開掘：抗戰中階級矛盾存在的事實有所表現；國民党政府發布的“生產”、“救國”、“禁政”等法令、措施和保甲制度、袍哥組織的反動性、欺騙性，關于國民党中央遷都重慶后給四川農村帶來的影響以及作品結尾抗戰蛀虫們由金礦開發轉向更易獲利的糧食投机等描寫，也進一步點染了戰時國統區的時代气氛，增強了作品的現實戰斗意義。《淘金記》是沙汀所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它充分顯示出作者生活積累的丰富和藝術技巧的圓熟。由于作者對四川農村的生活和歷史，各階層人物的心理狀態和地方風俗習慣相當熟悉，加以冷靜的觀察、細密的剖析，真實精細地描繪現實關系，成功地運用四川方言土語。因而繪制出一幅幅鄉土气息十分濃郁的四川農村風俗畫。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較之短篇小說中的同類人物，概括的社會歷史內容更為丰富深刻，人物怀格也更為完整鮮明。這部小說的矛盾沖突完全遵循人物自身所處的社會地位、性格的內在邏輯來展開，因而真切自然，充滿生活實感。情節單純集中，不枝不蔓，同時又波瀾起伏，引人入胜。描寫洗煉，針線縝密，一絲不苟。人物語言個性化，而且特別注意具体的語言環境，一個斷句，一個反問，一种語气的強調，都經過安排，耐人尋味。小說的不足之處在于，對生活中的正面力量缺少表現，所寫的勞動群眾大多愚昧無知，連一點憤怒、反抗的情緒都沒有，整個作品沒有一點關于出路的暗示，致使畫面顯得過于陰森和晦暗。這是作者受生活實踐的限制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視野不夠開闊和藝術构思上的缺陷造成的。
　　寫于一九四三年至四四年的另一長篇《困獸記》，表現的是四川某小城鎮中一群知識分子在時局逆轉后陷于無法自拔的苦悶生活。一位從前線歸來的舊友喚起了他們在抗戰初期宣傳抗日的熱情。但他們重新籌備的暑期演劇活動，終因不容于反動當局而歸于失敗。小說以這個情節為主線，穿插著因苦悶生活而發生的愛情糾葛的描寫，真實地反映了國統區進步知識分子共同的抑郁、憤怒、苦悶和追求。作品還寫了從前線歸來的章桐的再次出走和老教師中作“切切實實致力于一种平凡寂寞的工作”的情節，預示著一种新的希望。但是，整個作品籠罩著抗戰后期國統區知識界沉重苦悶的气氛，藝術描寫上有繁瑣拖沓的缺點。
　　一九四四年，沙汀在重慶通過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理論上進一步認識到“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這一原則的重要；同時，抗戰胜利前后和人民解放戰爭時期四川農民的自覺斗爭或自發反抗日益蓬勃開展，城市的民主運動也沖破國民党反動派的嚴重壓迫而高漲起來；這些都為他在作品中更好地表現人民的民主要求和反抗斗爭生活提供了現實根据。在抗戰時期，沙汀的小說主要是從統治階級的腐朽、反動及其內部的矛盾糾葛上來暴露政治黑暗的。而在他解放戰爭時期寫的小說中，農民和其他底層人民的形象成了作品的主人公。正是從底層人民的要求出發，作品揭露了統治者對人民的掠奪、欺騙和壓榨，表達了人民群眾抗日反蔣的民主要求，顯示了他們憤怒、反抗的情緒和日益增長的斗爭力量。
　　長篇小說《還鄉記》寫于一九四六年。作品一開始就展現了抗戰時期四川農村尖銳的階級矛盾的畫面。林檎溝——這個具有農民自發斗爭傳統的山村，自從三十年前一場農民暴動被鎮壓以后，貧苦農民長期飽受剝削、壓迫，已經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馮大生的被迫賣壯丁，他在國民党軍隊中所過的非人的生活，以及他的作為“抗屬”的家人遭到保甲長的欺凌，充分說明在抗日戰爭中，國民党政權不僅不能滿足貧苦農民最低限度的民主要求，而且以抗戰為口實對他們肆意荼毒。這樣，便從貧苦農民与地主政權的階級關系的角度剔發了抗戰痼疾，揭露了國民党頑固派反民主、反人民的倒行逆施對抗日戰爭的破坏作用。作者堅持從人物性格出發展開情節，細致深刻地揭示了馮大生由個人反抗戰投入集体斗爭的思想發展歷程：外表沉悶老實而實則倔強、火爆的馮大生在提起斧頭与霸占他妻子的保隊副徐爛狗拚命未遂以后，由于個人复仇心切，加以對反動政權缺乏認識，曾經不听老農民的勸阻，企圖通過鄉保長的公斷迅速擊敗他的直接對手。只有在多次碰壁以后，他才丟掉了幻想，從切身經驗中認清了反動政權的真面目。而當他投入到山民反對惡霸地主合謀掠奪農民“筍子”利益的斗爭中時，他的倔強、反抗的性格便迸發出新的光彩。最后，馮大生的再次逃亡已与上一次出走不同，他為自己能在這場獲得初步胜利的斗爭中作出貢獻而感到興奮。圍繞這場斗爭，作品還在敵我雙方刻划了老謀深算的保長的父親敦五和沉著、老練、富有斗爭經驗的老農民張大爺的形象，進一步顯示出斗爭的复雜性和深刻性。《還鄉記》雖然由于作家生活視野的限制，未能寫出農民自發斗爭的出路，但過去作品中某些低沉情緒已掃除干淨，在深刻精細地描寫農民的生活和斗爭的同時，如火如荼的气勢分明可見。作品避免了國統區反映農村斗爭生活的革命文學作品常有的工農形象蒼白、人物轉變突然或硬加上一個光明尾馬的公式化、概念化缺點。比較起來，《還鄉記》雖然在人物塑造的丰滿程度和藝術表現的完美方面不如《淘金記》，但這部小說畢竟表現了新的主題和人物，而且藝術上仍能与思想內容達到基本統一。生活實感較強，鄉土气息濃郁，人物刻划真實，仍然是這部作品的特色。
　　抗戰胜利前后及解放戰爭時期的短篇集《呼嚎》和《醫生》，從不同的角度、運用多种藝術手法迅速反映了抗戰胜利后國統區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表達了城鄉人民在民主運動中的戰斗要求。有的作品通過人物對某种件態度的集中描繪，鮮明地刻划了性格特征并表現了尖銳的主題。如《范老老師》和《呼嚎》，由于突出地刻划了范老師的誠實、認真和廖二嫂的耿直、倔強的性格，強調了他們的單純而牢固的信念，揭示了矛盾的深刻、激烈，因而充分地表達了人民群眾反對蔣介石集團發動反革命內戰的強烈愿望。有的短篇在精心選取的生活片段中，通過一兩個典型情節，對反動事物進行了辛辣的嘲諷。如《醫生》一篇象一個絕妙的獨幕諷刺喜劇。它寫四川解放前夕一個老中醫在物价飛漲、金元券貶值的情況下，憤怒地咒罵蔣介石是“瘟牛腦殼”，而且由他所熟悉的种种“瘡症”聯想到已經無用的鈔票上那張“突顴骨丑臉”，因而決定用鈔票來攤膏藥，于是滿怀惡趣和憤恨地將膏藥往那張“丑臉”上涂。作品以毀滅性的笑為武器，揭示出違背民意的將介石反動政權的必然崩潰。此外，寫國民党內部分崩离析的《炮手》，諷刺偽國大選舉的虛偽性的《選災》，揭示反動分子色厲內荏、本性難移的《酒后》等，都表明作者對于短篇体裁愈益運用自如，得心應手，技巧更趨圓熟。綜觀沙汀的短篇小說，大多選材精嚴，构思巧妙，善于截取表現力強的側面，提煉不落俗套的故事情節，從小見大，以部分暗示全体。情節單純而丰滿，描寫精煉而從容；在最能表現性格特征的環境中突現人物，在一個片段里提出現實中發人深省的迫切問題，因而能使人在短小篇幅中得到思想啟示和藝術感染。但也有某些短篇，或者失于冗長繁瑣，或者偏于曲折晦澀，妨礙了讀者對作品內容的理解。
　　從上面概略的敘述中可以看到，沙汀的小說比較深刻地反映了抗戰以來國統區農村的生活和斗爭，藝術上也形成了獨特的風格。雖然由于生活面和政治視野不夠開闊，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的現實主義的深度和廣度；但在作品所寫到的題材范圍內，他的小說對時代的本質進行了開掘，從諷刺、暴露的角度反映了現實的主要矛盾斗爭，在深入揭露國民党農村反動統治基礎——保甲、幫會制度和地主豪紳勢力方面；在寫出個性鮮明而又有概括意義的人物方面；在短篇小說体裁的運用和富有特色的四川農村風俗畫的繪制方面；在堅持現實主義的真實性，力求思想、生活和藝術三者的統一方面；在戰斗的、諷刺的藝術風格的探索和實踐方面：他的小說都取得了較高的成就。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