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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尖銳激烈的階級斗爭和風起云涌的救亡活動，為詩歌創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源泉；蓬勃開展的左翼文藝運動，又為詩歌創作指出了較為明确的方向。革命現實主義詩歌在本時期獲得較大的發展(注：從1928年提倡無產階級文學時起，不少左翼作家受國外文藝思潮和1926年以來某些理論的影響，把浪漫主義籠統地看作唯心的沒落階級的創作方法(可參閱《太陽月刊》1928年7月號《到新寫實主義之路》，《創造月刊》第2卷第1期《冷靜的頭腦》，《文化批判》第1期《科學的社會觀》諸文)，這曾使郭沫若這樣的詩人不敢承認自己是浪漫主義者，也成為“左聯”時期詩歌趨向革命現實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到1934年秋，將革命浪漫主義作為組成部分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被介紹到中國以后，情況才逐漸有所變化)。中國詩歌會的出現，便鮮明地体現了這一趨向。 中國詩歌會成立于一九三二年九月，它是“左聯”領導的一個群眾性詩歌團体，發起人有穆木天、楊騷、任鈞(森堡)、蒲風等。他們在《緣起》中說：“在次殖民地的中國，一切都浴在急雨狂風里，許許多多的詩歌的材料，正賴我們去攝取，去表現。但是，中國的詩壇還是這么的沉寂；一般人在鬧著洋化，一般人又還只是沉醉在風花雪月里。”中國詩歌會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廓清新月派、現代派在詩壇造成的某些迷霧，推進和發展革命的詩歌運動。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國詩歌會創辦机關刊物《新詩歌》旬刊(后改半月刊、月刊)。《新詩歌》的《發刊詩》表達了中國詩歌會詩人的共同創作主張： 我們不憑吊歷史的殘骸， 因為那已成為過去。 我們要捉住現實， 歌唱新世紀的意識 …… 壓迫剝削，帝國主義的屠殺， 反帝，抗日，那一切民眾的高漲的情緒， 我們要歌唱這种矛盾和它的意義， 從這种矛盾中去創造偉大的世紀。 我們要用俗言俚語， 把這种矛盾寫成民謠小調鼓詞儿歌。 我們要使我們的詩歌成為大眾歌調， 我們自己也成為大眾中的一個。 中國詩歌會主張“捉住現實”，就是要繼承和發揚“五四”以來由郭沫若、蔣光赤、殷夫所代表的新詩的戰斗傳統，從事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更具体地說，就是要反蔣抗日；提倡“大眾歌調”，就是要創作大眾化的詩歌，使詩歌普及到群眾當中去。中國詩歌會成立后，不僅注意詩歌創作，而且注意理論研究。他們探索詩歌大眾化的途徑，出版“歌謠專號”、“創作專號”加以實踐，希望“借著普遍的歌、謠、時調諸類的形態，接受它們普及、通俗、郎讀、諷誦的長處，引渡到未來的詩歌。”(注：《我們的話》，載《新詩歌》第2卷第1期)魯迅關心和支持他們的工作。他那封討論新詩形式的信(注：《致竇隱夫(1934年11月1日)》)，就是回复他們的提問，并且發表在《新詩歌》二卷四期上的。中國詩歌會除上海總會外，還在北平、廣州、青島、廈門以及日本的東京等地設有分會，這些分會大多辦有刊物或在報紙上出副刊。到一九三五年冬，當“國防詩歌”被當做“國防文學”的一部門提出來的時候，中國詩歌會的同人們就熱情投身到這一救亡運動中去，并在稍后出版了“國防詩歌叢書”。中國詩歌會對我國革命詩歌運動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蒲風(1911—1942)是中國詩歌會中最熱心、最活躍的詩人，寫有詩集《茫茫夜》、《生活》、《鋼鐵的歌唱》、《搖籃歌》、《抗戰三部曲》、《黑陋的角落里》以及長詩《六月流火》、《可怜虫》等。蒲風積极實踐中國詩歌會的創作主張，他的詩作緊緊抓住現實生活中兩類迫切的主題：農村從苦難到覺醒的革命變革，人民爭抗日以圖存的強烈要求。在詩歌大眾化方面，蒲風從理論到實踐都進行了探索。他的作品，雖然藝術上缺少錘煉，大多思想健康，感情充沛，詩風朴實，語言通俗，在摧毀舊世界、迎來新社會的斗爭中，發揮了積极的作用。 蒲風的第一部詩集《茫茫夜》，著重反映現實生活中光明与黑暗的搏斗，描繪了被壓迫、被剝削的農民的痛苦和他們的反抗斗爭，有的作品(如《咆哮》等)還進一步刻畫出變革后的新農村“赤幟浴在日光里”的一派“蓬勃生气”。《茫茫夜》一篇以母親和儿子對話的形式，表現了農村中年輕一代的覺醒。在一個風狂雨暴的黑夜里，貧苦的老母親深切地怀念著失蹤的儿子。她不了解儿子何以別母离妻遠走高飛，盼望儿子早日歸來，但她在狂風里，隱隱約約听到了風在回答： “為著我們大眾我离開了家， 為著我們的工作离開了你和她！ 母親，母親，別牽挂！” 儿子青是個覺悟的革命者，他离家參加了“窮人軍”，為了大眾的解放而進行著斗爭。詩集《茫茫夜》中不少作品都在正确地顯示：有了千百万人的覺醒，就有了改天換地的力量，就能在“黑暗中誕生光明”。 長篇敘事詩《六月流火》，通過農民反對修筑公路的斗爭，比較真切地反映了國民党反動派的反革命圍剿和共產党領導的農村革命的深入。國民党反動派為了進攻革命根据地，侵占農民的土地修筑公路。王家庄上爆發了“我們愛護土地”、“我們不能白白餓死”、“我們要打破一切身上的鐵鎖”的憤怒呼聲。他們 象決堤的黃河水， 誰有力量去攔堵？ 象海洋的浪 澎湃洶涌著的是我們的隊伍。 雖然后來大批白匪軍來了，在王家庄進行了血腥的屠殺，但是農民在工農紅軍支援下終于赶走了敵人，革命烈火向更廣大的地域蔓延開來。長詩寫的是一個村庄的事，卻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星火燎原的時代風貌。詩人為了實踐詩歌大眾化，努力引用口語入詩。在奔放的气勢中洋溢著充沛的革命熱情。該詩雖然藝術上比較粗糙，表現農民落后面也嫌過多，但在當時的詩壇上仍不失為一部較好的作品。 适應民族解放斗爭的需要，蒲風還努力提倡“國防詩歌”，為了多出宣傳抗日的作品，在他領導下，中國詩歌會倡導過新詩歌的“斯達哈諾夫運動”。詩集《鋼鐵的歌唱》，憤怒地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殘暴侵略和國民党反動派投降賣國的罪行，熱情地呼喚人民團結戰斗，打敗日本侵略者。其中的《优良的射擊手》、《我迎著狂風和暴雨》、《第一顆子彈》等詩篇，剛健有力。但這個運動也促成了一些粗制濫造的作品的產生。一九四二年，蒲風病歿于皖南抗日前線。 中國詩歌會上海總會的成員，除蒲風之外，尚有穆木天、楊騷、任鈞、柳倩等。楊騷的《記憶之都》、《受難者的短曲》、《春的感傷》等詩集，大多借愛情題材抒發對于黑暗現實的不滿和對于光明未來的追求。長篇敘事詩《鄉曲》，描寫了在地主、兵匪、捐稅、災荒等天災人禍煎熬下農民的痛苦不堪的生活，表現了他們要“打碎這烏黑的天地”的愿望和信心。楊騷的詩歌雖有舊詩詞的痕跡，但筆調清新，具有浪漫主義气息。任鈞寫有詩集《戰歌》、《冷熱集》。“我要唱出漆黑的暗夜，和那暗夜中透露的曙光”，“祖國，我要永遠為你歌唱”這兩句詩，道出了他詩歌的戰斗傾向。目睹過東北農村之破產、又經歷著“九一八”故土淪亡之恨的穆木天，寫有《流亡者之歌》等詩集，充滿了“唱哀歌以吊故國的情緒”(注：《流亡者之歌·自序》)。柳倩的《震撼大地的一月間》，描寫了“一二八”事變中人民反帝斗爭的力量；他的《生命的微痕》，以“縹緲的琴音，一聲聲歌出我個人的不幸”。石靈的短詩《新譜小放牛》、《碼頭工人之歌》等，曾被聶耳配曲，廣泛流行。 王亞平是中國詩歌會河北分會的主要負責人，主編北平出版的《新詩歌》。他寫有短詩集《都市冬》、《海燕的歌》和以“一二·九”運動為題材的長篇敘事詩《十二月的風》。“在這曙色欲來的前夜，我把生命獻給了光明。”(《燈塔守者》)作者怀著揭露黑暗、尋求光明的思想，為人生歌唱。他由破碎窮困的農村流浪到饑寒畸形的都市，身感“生活的鐵鞭，慘酷的捶擊著脊背，惡魔的黑手在四周伸張著”(注：《〈海燕的歌〉題后》)。他以自己的社會見聞為題材，描寫了農村的破產，城市的蕭條，表現了勞動人民的悲慘命運，抒發了中國人民仇恨日本侵略者和抗日救亡的愛國熱情。《燈塔守者》、《黃浦江》、《孩子的疑問》、《大沽口》、《農村的夏天》等，是他的具有代表性的詩篇。作者筆下夏天的農村，由于旱災嚴重，“催糧吏”逼糧，迫使人們离鄉背井，呈現出一片凄慘景象。 夏天真沒有夏天模樣， 沒有人耘田，也沒有人插秧， 大道上奔涌著饑餓的群， 為了活才撇下自己的家鄉。 王亞平的詩歌明快朴實，長于描述，由于作者注意向民歌、民謠學習，語言也比較接近大眾口語。 溫流(1912—1937)是中國詩歌會廣州分會的主要負責人，主編過《詩歌》和《詩歌生活》，對推動華南的詩歌運動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寫有《我們的堡》和《最后的吼聲》兩個詩集。溫流的詩大都反映城鄉勞動人民的生活，素朴流暢，不在一句一節里追求詩意，而使全篇构成一個較為完整的意境，保持著一些民間歌謠的風格。他在歌頌勞動人民的同時反映出時代風貌，表達了和他們血肉相連的階級感情。《打磚歌》、《鑿石碑工人歌》、《大年夜》、《賣菜的孩子》都有這樣的特點。例如《賣菜的孩子》的第二段： “賣菜啊，賣新鮮的青菜！ 一束兩個銅仙！” 瞧瞧四面： 一籃一籃的菜， 一樣的年紀，一樣的臉， 生意是一樣的冷淡。 朴素地寫出了時景的蕭索。在溫流的詩集里，還有許多詩篇是對革命者和愛國志士的贊揚，以堅定的信念表達了對未來生活的渴望。他的有些詩篇筆鋒主要針對著日本侵略者和鎮壓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國民党反動派。他唱出了中國人民日益熾烈的爭取民族自由解放的要求，喊出了那“澎湃在天空里，澎湃在黑夜里，搖動了黑夜，搖動了大地”(《沖》)的抗日的呼聲。在溫流的筆下，抗日的人民“象海上的暴風，象噴著的火山”，他們的吶喊會“使同伴們醒來”，“叫漢奸們抖戰”(《五十個》)。這是抗日戰爭前夜時代特色的描畫，是鼓舞人們戰斗的革命詩篇。在二十五歲的短促生命里，溫流為我們留下了一些至今仍然值得提起的詩篇。 中國詩歌會之外，臧克家是這個時期出現的，在詩壇上具有較大影響的詩人。他出生于山東諸城縣的農村里，從小熟悉農村，熱愛農民，所以他的詩篇多為歌唱農村之作。一九三三年《烙印》出版，翌年又出版《罪惡的黑手》。這正是“現代派”頹廢詩風遭到讀者厭棄的時候，臧克家的描寫農民形象和鄉村景色的詩篇為詩壇吹來一陣清新的風，因此立刻引起文學界的注意和重視，并且為新詩反映農村生活開拓了嶄新的天地。 臧克家的詩有其獨特的風格。他不用柔曼的音調來訴說個人的哀樂，也很不用熱烈的呼聲來抒發對于舊世界的憤懣，而是以經過錘煉的詩句，抒寫舊中國農民的苦難与不幸，勤勞与堅忍，讓讀者從咀嚼和回味中体會詩人深沉的感情。《難民》和《老哥哥》寫出農民悲痛的遭遇，《村夜》和《答客問》描會了三十年代前期北方農村的動亂，語多含蓄，筆有藏鋒。詩人有時也以暗喻的手法，以啟發人們的深思，例如收在《烙印》里的《老馬》： 總得叫大車裝個夠， 它橫豎不說一句話， 背上的壓力往肉里扣， 它把頭沉重地垂下！ 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 它有淚只往心里咽， 眼里飄來一道鞭影， 它抬起頭望望前面。 這里歌詠的是一匹老馬，軛下的生活卻象征地概括了多少年來農民背上的苦難的重荷。全詩朴素凝煉，間行押韻，音響沉著而又不流于板滯。《歇午工》和《洋車夫》發表當初都曾傳誦一時。《洋車夫》刻划入微，結尾處突然發問，使全部描寫集中在一點上，讀來使人從心底里感到痛楚。《歇午工》更是獨具匠心之作，出語清新，造境渾朴，雖然把生活寫得過于無憂無慮，全詩主旨卻仍然是對勞動的贊美和歌頌。 臧克家熱愛勞動人民，有時不免把他們的缺點也當作美德來歌頌，例如對農民的堅忍就有揄揚過分之處。不過詩人也有一些迸發著反抗火花的詩篇。臧克家曾親身參加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革命失敗后度過一段流亡生活，這使他能夠在表面平靜的土地上看出斗爭的波瀾。雖然《生活》一篇极受聞一多的稱道，但詩人筆下的現實并不是永遠灰暗的，他曾以富有浪漫主義气息的詩篇預告了革命的即將到來。《天火》、《不久有那么一天》、《罪惡的黑手》就正是這樣的詩篇。在《天火》里，詩人對“要從死灰里逼出火星”的反動統治者提出警告：“到了那時你得去死，宇宙已經不是你的”；在《不久有那么一天》里，他告訴人們：“暗夜的長翼底下，伏著一個光亮的晨曦”，而不久就會有那么一天：“宇宙捫一下臉，來一個奇怪的變！” 《罪惡的黑手》一詩揭穿了帝國主義掩蓋在宗教外衣下的罪惡實質，也熱情歌頌了工人群眾的偉大變革力量，帝國主義者在都市的道旁修建教堂，想用宗教來麻醉群眾。但是“神圣的教堂”只是那些“手上還留著血的腥臭”的屠伯們，或者是那些“在現世享福還不夠，為來世的榮華到此苦修”的寄生虫們去的地方；而這，与眼前的這一群工人是無干的：“他們在一條辛苦的鐵鞭下，只忙著去赶契約上的時間”。大海會起風暴，古井會出波濤，工人們馴服的日子是不會長久的。那時他們會 用蠻橫的手撕碎了万年的積卷， 來一個無理性的反叛！ “太陽”也會“落到了罪人的頭上”。詩人的預言不是一個縹緲的空想，這是有現實生活作為基礎的，所以它是那樣理直气壯而富于感人力量。 《罪惡的黑手》結构綿密勻稱，形象鮮明生動，在和諧的韻律里有著奔放自如的气勢。作者說他是在“內容方面，竭力想拋開個人的堅忍主義而向著實際著眼”，“在外形上想脫開過分的拘謹向博大雄健處走”(注：《〈罪惡的黑手〉序》)。除以上諸詩外，長詩《自己的寫照》通過詩人自己的生活道路，在較為廣闊的范圍內反映了曲折前進的時代風貌，也是臧克家本時期的一篇优秀詩作。臧克家后來曾回顧說：“一個詩人把他全靈魂注入的詩，才能成為好詩。”(注：《〈十年詩選〉序》)這句話有助于人們去理解詩人投入創作時的嚴肅的態度。 當時登上詩壇的新人，還有艾青和田間。他們和臧克家一樣，以自己的詩作，丰富了新詩的內容和形式，提高了新詩創作的水平。艾青和田間的主要成就，在抗日戰爭時期；本時期他們的詩作，也一并在后面敘述。 和上述詩人具有不同情調的是戴望舒。戴望舒(1905—1950)曾經是三十年代所謂“現代派”的代表詩人。詩集有《我底記憶》、《望舒草》和以后的《災難的歲月》。早期詩篇寫的多是一些低沉酸辛的回憶，對生活的寂寞和厭倦。感傷气息濃重。當他低吟“我是比天風更輕，更輕，是你永遠追隨不到的”(注：《我底記憶·林下的小語》)這樣詩句時，充分地表達了逃避現實和自我安撫的感情。他怀念“如此青的天”，因為那里“可以安憩的睡眠”(注：《我底記憶·對于天的怀鄉病》)；但又并不真正相信自己的憧憬，在《樂園鳥》(《望舒草》)里，他向天上的“樂園”發問：“自從亞當、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園已荒蕪到怎樣了？”人間既多苦惱，天上也不安樂，詩人帶給人們的只是一种無邊的空茫。這种小資產階級情調在三十年代雖然有一定社會基礎，但和激越劇烈的斗爭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戴望舒受過中國舊詩和歐洲詩歌特別是法國象征派詩歌很深的影響，在意境創造和詞匯選擇上，努力追求意象的朦朧。他的詩注意語言的鑄煉，比喻恰切，易于引起人的聯想，有一定的藝術感染力。戴望舒也有少數從側面描寫現實生活的詩，如《斷指》(《我底記憶》)表現對一個為革命犧牲的朋友的怀念；《村姑》(《望舒草》)寫一個鄉村少女勞動和愛情的純朴羞澀的心情，親切動人。《游子謠》(《望舒草》)所抒寫的心情也比較開朗。抗日戰爭爆發，民族解放的聲音惊醒了他憂郁的夢，在詩集《災難的歲月》里留下了一些和以前風格不同的歌頌抗日戰爭的詩篇。他被日本侵略者逮捕，在香港獄中寫的《獄中題壁》一詩，表現了對敵人的仇恨，對死亡的無畏。他准備犧牲： 當你們回來，從泥土 掘起他傷損的肢体， 用你們胜利的歡呼 把他的靈魂高高揚起， …… 這里寫出了他熱愛祖國、熱愛自由的強烈感情。相似的作品還有《我用殘損的手掌》等。包括作家在內的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雖然各自的起點很不相同，但在激烈的階級斗爭和民族解放運動中，大多數人都接受了教育，不同程度地邁著前進的步伐。戴望舒也是其中的一個。可惜詩人于一九五芳年逝世，未能沿著新的道路進一步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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