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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夜》標志著茅盾的創作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成熟階段，是我國現代文學一部杰出的革命現實主義的長篇。它從一九三一年十月寫起，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稿。在動筆以前，還經歷了一個較長的准備和构思的過程。 茅盾對于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國社會有比較深刻的研究和了解。在他的朋友中有做實際工作的革命者，有自由主義者，同鄉故舊中有企業家、公務員、商人、銀行家，并且常和他們來往。他很熟悉上海工商業的情況，有一段時間把“看人家在交易所里發狂地做空頭，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辦什么厂”當做是“日常課程”(注：《我的回顧》，見《茅盾自選集》上海天馬書店1933年4月初版)。當時學術界正在展開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茅盾將親自看到的社會現象同論戰中一些理論對照，這就增加了他寫作《子夜》的興趣，決定通過生動具体的藝術形象，回答托派散播的中國已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謬論。在寫作《子夜》的時候，作家又充分地運用了他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獲得的社會經驗。他說：“當時在上海的實際工作者，正為了大規模的革命運動而很忙，在各條戰線上展開了激烈的斗爭。我那時沒有參加實際工作，但是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有過實際工作的經驗，雖然一九三芳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然而對于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以及他們工作的困難情形，大部分我還能了解。”(注：《〈子夜〉是怎樣寫成的》，1939年6月1日《新疆日報》副刊《綠洲》)過去的這段經歷，以及這一時期參加左翼文藝運動，接近革命者所得來的具体感受和間接經驗，不但丰富了他的創作素材，同時也使他有可能對客觀現實作出較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民族工業資本家吳蓀甫和買辦金融資本家趙伯韜之間的的矛盾和斗爭，是貫串《子夜》全書的主線。環繞這條主線，《子夜》反映了一九三芳年左右革命深入發展、星火燎原的中國社會的面貌。 關于這一歷史時期的中國社會，毛澤東同志曾經作過深刻的分析。他在說明由于帝國主義的爭奪中國，帝國主義和整個中國的矛盾，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同時在中國境內發展起來，造成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混戰之后，接著說：“伴隨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軍閥混戰而來的，是賦稅的加重，這樣就會促令廣大的負擔賦稅者和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日益發展。伴隨著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工業的矛盾而來的，是中國民族工業得不到帝國主義的讓步的事實，這就發展了中國資產階級和中國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中國資本家從拚命壓榨工人找出路，中國工人則給以抵抗。伴隨著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中國商業資本的剝蝕，和政府的賦稅加重等項情況，便使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更加重了，農民則更加仇恨地主。因為外貨的壓迫，廣大工農群眾購買力的枯竭和政府賦稅的加重，使得國貨商人和獨立生產者日益走上破產的道路。……如果我們認識了以上這些矛盾，就知道中國是處在怎樣一种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處在怎樣一种混亂狀態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會要到來。”(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澤東選集》橫排本第1卷第98頁) 《子夜》中的人物就是活動在這樣一個廣闊的歷史背景上；而且透過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的發展，鮮明有力地顯示了整個時代的發展趨向和壯闊波瀾。它以上海為中心，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全貌；寫的是一九三芳年兩個月(五月至七月)中的事件，而這些事件里又隱伏著中國社會過去和未來的脈絡。將紛紜复雜而具有重大歷史社會意義的生活現象通過謹嚴宏大的藝術結构表現出來，這是茅盾作為我國現代杰出的現實主義作家最值得重視和學習的地方。 在吳蓀甫這個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作家縝密的藝術构思和卓越的創作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現。作家筆下的工業資本家吳蓀甫，不是庸碌卑瑣的人物。他曾經熱心于發展故鄉雙橋鎮的實業，打算以一個發電厂為基礎建筑起他的“雙橋王國”來。但是僅僅十万人口的雙橋鎮不是“英雄用武”的地方，他要發展中國的民族工業。他的“目的是發展企業，增加煙囪的數目，擴大銷售的市場”。他有這樣的野心，把一些“半死不活的所謂企業家”全部打倒，“把企業拿到他的鐵腕里來”。不僅這樣，他還知道如果要發展民族工業，首先需要“國家象個國家，政府象個政府”。因此他除了永不倦怠地注視著企業上的利害關系而外，還“用一只眼睛望著政治”。他具有游歷歐美得來的管理現代工業的知識，有魄力，有手腕，炯炯有神的眼光常常能夠煽起別人勃勃的事業雄心，愿意和他合作。但是吳蓀甫這個工業界的騎士卻是生不逢辰的。他不是生活在十八、九世紀的歐美，而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帝國主義侵略的魔手緊緊扼住了中國民族工業的咽喉，因而他的發展民族工業的雄心不能不成為一個無法實現的幻想。他不能不過一种“簡直是打仗的生活”，而且是在几條戰線上同時作戰：他要与美帝國主義的掮客——金融資本家趙伯韜進行勾心斗角的斗爭；他熄滅不了工厂里風起云涌的罷工運動；他用盡心机收買過來的許多小厂都成了自己脫不下的“濕布衫”，他和孫吉人、王和甫所苦心經營的益中信托公司不能不在軍閥混戰、農村破產、工厂生產過剩、趙伯韜的大規模經濟封鎖之下一敗涂地。他們發起組織益中信托公司，時未兩月，“雄圖”已成為泡影。野心勃勃、剛愎自信的吳蓀甫，也只剩下了一條“投降的出路”。通過上述這些描寫，《子夜》揭示出了作為民族工業資本家的吳蓀甫的兩面的性質：他和帝國主義及其卵翼下的買辦金融資本家之間存在著矛盾，和勞動人民，特別是工人之間也存在著矛盾。在帝國主義統治下，中國民族工業是永遠得不到發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是永遠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這是歷史的必然的法則，誰也不能夠改變或者動搖它。當時在有關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中，托派分子曾竭力散播帝國主義的入侵推動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占优勢，中國社會性質已是資本主義的反動論調。他們抹煞華洋資本之間的差別，掩蓋帝國主義扼殺中國民族工業這樣一個鐵的事實，企圖用“左”的詞句來反對中國人民正在進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達到他們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子夜》關于吳蓀甫這個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的刻划，給了托派這种謬論以有力的回答。 《子夜》從多方面的錯綜复雜的社會關系中來突出吳蓀甫的性格特征。作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典型人物，吳蓀甫的性格是一個鮮明的矛盾的統一体。他一方面有“站在民族工業立場的義憤”，但另一方面，壓倒他的一切的卻是“個人利害的籌慮”。他是“辦實業”的，他以發展民族工業為己任，他向來反對擁有大資本的杜竹齋一類人專做地皮、金子、公債的買賣；但是他也不能不鑽在瘋狂的公債投机活動里。他希望實現他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理想，盼望國民党反蔣派与地方軍閥的聯盟“北方擴大會議”的軍事行動赶快成功，然而當北方的軍事進展不利于他的公債活動的時候，他又“惟恐北方的軍事勢力發展得太快了”。他精明強悍，但又不能不表現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先天的軟弱性。他有時果決專斷，有時狐疑惶惑，有時滿怀信心，有時又垂頭喪气；表面上好象是遇事成竹在胸，而實質上則是舉措乖張。這一切，都是如此矛盾而又很自然地統一在吳蓀甫的性格里。 《子夜》不僅從吳蓀甫同趙伯韜在益中信托公司和公債投机市場上的矛盾和斗爭來描寫他的性格和命運，它還寫出了吳蓀甫同農村封建經濟之間的密切聯系和他對農民武裝起義的勢不兩立的態度，而在對待工人運動的態度上，更顯露了他拚命壓榨工人、仇視革命的反動面貌。當他從報紙上知道雙橋鎮被起義農民占領的時候，“他獰起眼睛望著天空，忽然轉為貧怒：‘我恨极了，那班混帳東西！他們干什么的？有一營人呢，兩架机關槍！他們都是不開殺戒的嗎？嘿！……’”字里行間仿佛傳出了他的咬牙切齒的聲音。他也有時不滿意國民党反動政府，那是因為它不能有效地鎮壓革命，“因為他的權力的鐵腕不能直接達到那負責者”。他企圖從工人身上挽回因外貨傾銷和軍閥混戰所造成的企業的不振，想吸盡工人血汗彌補他在投机市場上所受到的損失，他利用工賊、特務和反動軍警破坏工人罷工運動。這些地方，作品成功地揭示了一個仇視勞動人民、喝血自肥的反動工業資本家的形象。作品還從吳蓀甫的家庭生活和周圍人物的描寫烘托出了資產階級由貪心和利欲所形成的冷酷無情的靈魂。他無法抗拒歷史的必然法則為他安排下的失敗的命運。他只能用偽裝的鎮靜來掩飾內心的惶懼和不安，從來不讓人家看見他也有苦悶沮喪的時候，即使是他的妻子林佩瑤。他依靠強烈的刺激來暫忘“那叫他們抖到骨髓里的時局前途的暗淡和私人事業的危机”，只能用“死的跳舞”來排遣失敗時的苦痛，并几乎用自殺來結束自己悲劇性的命運。吳蓀甫是我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民族資產階級的典型形象。 除吳蓀甫外，茅盾在《子夜》中還創造了一系列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他們各自的思想面貌、精神狀態都打上了時代和階級的深刻印記。屠維岳是吳蓀甫手下得力的鷹犬。正象作者著意渲染吳蓀甫的才干和魄力一樣，他也用不少筆墨渲染了屠維岳的“机警、鎮定、膽量”。吳蓀甫不能改變自己的失敗命運，屠維岳的陰謀詭計也終于破坏不了排山倒海的工人運動。越伯韜是美帝國主義所拳養的買辦金融資本家，是半殖民地的特有產物。他憑借蔣介石的法西斯政權的力量，在政治和經濟上都具有壓倒吳蓀甫的优勢。他不僅操縱了上海的公債投机市場，而且還一手扼住了民族工業的咽喉。他狡獪、陰狠而剽悍，玩弄女性，荒淫無恥。作品雖然對這個人物的政治社會關系揭示得還不夠充分，但從篇幅不算很多的描寫中，已經淋漓盡致地刻划与暴露了他的流氓本性。馮云卿是在土地革命風暴下逃亡上海的“吃田地的土蜘蛛”。他把農民的血汗拿來換取大都會里的“寓公”生活，同時在公債市場上進行投机活動。通過他用自己女儿作“美人計”的一幕丑劇，作品一方面尖銳地揭示了走向滅亡路上的封建地主階級的無恥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也突出地刻划了趙伯韜的卑鄙的形象。馮云卿的活動所占篇幅雖然不多，但卻是全書不可缺少的部分。此外，如賣身權門、依靠資本家錢袋過活的李玉亭、范博文等一類所謂的“教授”、“詩人”，也都寫得各具有特色。作者曾說，他打算把一九三芳年的“新儒林外史”“連鎖到現在本書的總結构之內”，這個打算雖然沒有全部實現，但從李玉亭、范博文等人物身上也多少顯示了當時某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墮落、空虛的精神面貌。 茅盾特別擅長刻划人物的心理狀態。他不是對它們作靜止的和孤立的分析和描寫，而是在時代生活的激流里，在尖銳的矛盾和沖突里來時行細致、深入的刻繪。他讓吳蓀甫同時在几條戰線上作戰，讓他不斷處在胜利和失敗的起伏的波瀾里，時而興奮，時而憂慮，時而指揮若定，時而急躁不安。這樣，吳蓀甫的心理狀態和精神面貌就毫發畢露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杜竹齋的唯利是圖的性格，在公債市場的決戰階段顯得分外清楚。李玉亭兩面討好的豪門清客的心里，在吳、趙兩家明爭暗斗最為緊張的時候暴露得格外分明。茅盾還在很多地方通過自然景物的描寫來渲染气氛，襯托人物情緒的變化，借以鮮明地顯示人物的性格。他決不是為寫景而寫景，他寫景即所以寫人。有時是因情取景，有時是借景寫情，情景交融，文無虛筆。 《子夜》的語言具有簡洁、細膩、生動的特點。它沒有過度歐化的語言，偶爾運用古代成語，也是恰到好處，趣味盎然。人物的語言和敘述者的語言，都能隨故事和人物的性格發展變化而具有不同特色，使讀者能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如臨其境。 《子夜》的藝術結构是宏偉而謹嚴的。全書共十九章，一、二兩章交待人物，揭示線索；此后十七章，一環扣緊一環，頭緒繁多而又有條不紊，各有描寫重點而又共同服從于全書的中心。第四章寫雙橋鎮農民起義，雖然這條線索沒有得到繼續發展，對全書說來使人略有游离的感覺，但它反映了三十年代中國農村的面貌，顯示了吳蓀甫与農村封建經濟的密切關系和他對農民起義的勢不兩立的態度，仍然是全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貫串全書的主線是吳蓀甫和趙伯韜之間的矛盾和斗爭，但与此同時，又或實寫，或虛寫，處處顯示革命力量的蓬勃發展。最后結尾處側面帶出工農紅軍的日益壯大，以此來對照吳蓀甫失敗的命運，指出了中國的真正出路所在。 《子夜》的成功決不是偶然的。同文學史上所有成功的作家一樣，茅盾特別注意于研究人以及人和人的關系(注：《談我的研究》，見散文集《印象·感想·回憶》，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0月初版)。他有廣泛的社會經驗，又力圖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各种現象，揭示其重大的意義，形成作品的主題思想。《子夜》的孕育和產生正是這樣的。茅盾對我國古典小說《水滸》和《儒林外史》特別喜愛，又曾廣泛地閱讀外國著名作家(如英之狄更斯和司各特，法之大仲馬、莫泊桑和左拉，俄之托爾斯泰和契訶夫，還有一些被壓迫民族的作家)的作品。對中外优秀文學遺產，他都能經過咀嚼，消化而加以吸收，取精用宏，“消化了舊藝術品的精髓而創造出新的手法”(注：茅盾：《〈宿莽〉弁言》，見《宿莽》，上海大江書舖1932年3月出版)。這也是《子夜》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對于工農群眾運動的描寫，在《子夜》中不能算是成功的地方；特別是描寫工人罷工斗爭，缺點更為明顯。作者用了很大篇幅來描寫這方面的斗爭，一方面是想展示作為民族資本家的吳蓀甫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想通過這种描寫來批判當時“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但是因為正面形象過于單薄無力，不能顯示出革命者英勇斗爭的精神，所以作者的創作企圖未能圓滿地實現。作者后來曾經指出產生這方面缺點的原因：“這一部小說寫的是三個方面：買辦金融資本家，反動的工業資本家，革命運動者及工人群眾。三者之中，前兩者是直接觀察了其人与其事的，后一者則僅憑‘第二手’的材料，——即身与其事者乃至第三者的口述。這樣的題材的來源，就使得這部小說的描寫買辦金融資本家和反動的工業資本家的部分比較生動真實，而描寫革命運動者及工人群眾的部分則差的多了。”(注：《茅盾選集·自序》) 《子夜》的產生，正是我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在反革命文化“圍剿”中邁步前進的時候，它顯示了左翼文學陣營的戰斗實績，從創作上證明了無產階級文學是一种不可戰胜的、最有發展前途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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