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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我夢到了埃里。他的臉色更蒼白了，他的眼神似乎是在無聲地追問著這個難以回答的永恒問題：為什么？ 他父親把他抱到我面前來。快走到我跟前時，他用一雙小手捂住了眼睛。兩個人身后是一片火海，他們剛剛從火海里逃了出來。我想去抱埃里，但是那里只有一片血淋淋的東西…… “你在叫什么？你會招來哨兵。” 阿瑟在搖我的肩膀。透過微弱的燈光，我看到他的臉高高地“懸在房頂。 我還沒有完全清醒。我眼前晃動著一個纏滿繃帶的頭，繃帶上污跡斑斑。這也是在做夢？我看什么都好像是在透過模模糊糊的玻璃在看。 “我去給你倒杯水，你可能是發燒了。”阿瑟又把我搖了搖后說。隨即，我看清了他的臉。 “阿瑟，”我結結巴巴地說，“阿瑟，我明天不想去醫院勞動了。” “首先，”他解釋道，“已經是今天了，其次，你可能被編到別的隊里去。我會代你去醫院。” 阿瑟盡量讓我鎮靜下來。他講話的口气就好像我是個小孩儿。 “你突然害怕死亡出現在你眼前了？僅僅是因為你看到了一個瀕死的党衛隊員？你已經看到了多少被殺死的猶太人；就是因為這些你才在晚上大叫？死亡永遠伴隨著我們，你難道忘記了？死亡甚至也不會放過那個党衛隊員。” “你剛睡著，哨兵就進來逮走了一個人——這人就睡在那個角儿上。他們就在小屋門口逮著他。隨即他就倒下了。他死掉了。赶快醒過來，跟著我。去看一看這一個人，你就會明白你琢磨你的党衛隊員也琢磨得太多了。” 為什么阿瑟強調說“你的党衛隊員？”難道他故意要傷害我？ 他注意到了我的畏縮態度。“這個時候，任何美好的感情對我們來說都是奢侈品。你付不起這個代价，我也付不起這個代价。” “阿瑟，”我又說道，“我不想再去醫院了。” “要是他們把你派到那儿去，那你就只好去。這你是無能為力的。很多人巴不得整天都別留在營里。”阿瑟似乎還沒能理解我的意思。 “我還沒給你講過街上的人們。這些人我一個也不想再見到了。他們也不應該再看到我。我不想要他們同情。” 阿瑟不再說什么了。他回到自己的舖上繼續睡覺。我盡量克制著不讓自己睡著。我擔心自己還會做夢。忽然間我又看到了街上的人。我意識到現在我徹底与周圍世界割裂開了。他們不喜歡我們猶太人——這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了。我們的父輩們偷偷走出了居住區，走入了一個更廣闊的世界。他們勤奮工作，盡其所能想讓和他們一樣的人們來認同他們。但是一切努力都是徒勞。假若猶太人把自己封閉起來，把自己与周圍世界隔開，那他們是外來人。要是他們离開自己的世界，順應外邊的世界，那他們又是讓人不舒服的移民，他們遭人憎恨，遭人排斥。在我很年輕的時候我已經意識到，我不過天生就是一個二等公民。 一位智者曾經說猶太人是大地上的鹽。但是波蘭人認為他們的大地上鹽太多了，會毀了他們的土地。因此，和其他國家的猶太人相比，我們對納粹的做法可能有更充分的心理准備。因此也可能更有抵御能力。 從出生那天起我們就住在波蘭，和波蘭人一起成長，和他們∼起上學。可是對于他們來說，我們永遠是外國人。在猶太人与非猶太人之間很難搭起一座理解的橋梁。即使波蘭人自己現在被別人征服，也很難改變這一點。即使有共同的悲慘經歷，我們之間仍有隔閡。 我再也不想見到波蘭人了；不管怎么說，我宁愿待在集中營。 第二天早上，我們又排隊點名。要是我不得不去醫院的話，我希望阿瑟能和我一起去。這樣的話，假如護士再找我，我就可以讓阿瑟去。 集中營司令到了。他并不是每次都來點名；昨天他就沒來。他手牽著一只又大又黑的德國种短毛獵犬。他身邊站著一名軍官（軍官正在點名）和几個党衛隊員。 首先是清點囚徒數目。幸好，數目沒錯。 隨后司令命令道：“像昨天一樣，去勞動的開始整隊。” 這命令讓人相當困惑。囚徒們都以為是按照住屋整隊。現在重新安排去勞動的人顯然快不起來。司令官一著急，便大聲吼叫起來。 那條狗開始躁動起來，使勁儿掙著鏈條。司令官隨時會把它放開。不過這次我們仍然很幸運。一名軍官從司令的辦公室出來，帶來了好消息。因為司令急著把狗拖走，這樣我們就得以避免像平常那樣見到可怕的一幕。不至于有人被狗咬傷，也不至于有人被司令點出來槍斃。 大門內樂隊奏起了動听的進行曲。党衛隊緊盯著我們的隊列。不時有人被拉出隊列。這人可能顯得有些過于顯眼。可能是踏錯了步子，也可能看起來比別人体弱。被拉出來的人隨后就被送進了“管道”。 還是昨天的那几個阿斯卡里監送我們。一名党衛隊員從哨兵室里出來，站到了我們隊前面。我在納悶要是那名護士再來找我，我該往哪儿藏。 墓地和向日葵又出現在我們隊列的左前方。醫院那名垂死的党衛隊員不久就也要和他的同伴埋在一起了。我在想，到底哪一塊儿地方是留給他的呢？ 昨天我的同伴儿像著了魔一樣地緊盯著向日葵，但是今天他們根本沒去注意這些花。只有几個人往那邊掃了一眼。我目不轉睛地一排一排地看了過去，几乎踏著了前邊的人。 格羅德斯加大街上，小孩儿們正在用心地玩耍。最起碼他們見了穿制服的人不用躲藏。他們該是多么幸運啊！ 同伴提醒我注意路上的一個行人。 “看到戴著提洛爾帽的那個家伙了嗎？帽上有毛的那個。” “當然是個德國人。”我說道。 “某一類德國人罷了。現在他是個純正的德國人。但是在三年前，他是個狂熱的波蘭人。我太了解他了。我就住在他附近。搶猶太人商店時有他，學校里毆打猶太人時也有他。俄國人尋找合作者時，他肯定也志愿參加了。他永遠站在掌權者那邊。或許現在他又從某個地方找到了他的德國人祖籍。不過我敢打賭，不久前他還連一句德語也不會說。納粹就需要他們這樣的人。沒有這樣的人，他們寸步難行。” 事實上我們經常听說屬于少數民族的日爾曼人總在努力讓他們自己百分之一百五十地成為德國人。在勞動小組里我們經常得小心避免碰到這些人。他們總想急切地證明他們配得上他們那張特別配給卡。他們中許多人總在盡力掩蓋他們對德國人的無知，所以他們就更殘暴地對待波蘭人和猶太人。他們非常高興波蘭人和猶太人成為犧牲品。 我們一到高等技術學校后院，阿斯卡里們就躺到了草坪上去卷他們的煙抽。兩輛運貨卡車已經在等著我們。到處又都是廢棄的垃圾箱。牆邊靠著一溜掀，我們每人去拿了一把。 我盡量擠著去裝卡車，這樣護士就不大會愿意去叫我了。可是勤雜工已安排了四個人去干這個活儿。 隨后我就看到護士在囚犯中間來回走，瞪著眼儿看他們。昨天的一幕又要發生？這位瀕死的納粹有什么事忘了交待了？突然間，護士站到了我面前。 “請你，”她說道，“跟我來一下。” “我得在這儿工作。”我拒絕道。 她走到專管我們的勤雜工面前，朝他嘀咕了几句。隨后她指了指我，又朝我走了過來。 “放下掀，”她簡略地說道，“跟我來。” 我跟著她，心中滿是恐懼。我不愿意再听到忏悔了。我沒有這個權利。我最害怕這位即將死去的人會再請求我寬恕。這一次或許會因為我太孱弱而讓步，如果這樣的話，這將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不過護士沒沿著昨天的路線帶我上去，這讓我感到非常吃惊。我不知道她要把我帶到什么地方去。或許是去停尸間？她從一串鑰匙里挑了一個出來，打開了門。我們進了房間。這里似乎是一個儲藏室。一只木凳几乎要通到天花板，屋里堆滿包裹和盒子。 “在這儿等一下，”她命令道，“我馬上回來。” 我靜靜地站在那里。 過了一會儿她回來了。手里拿著一個綠布包著的包裹。上邊縫著一個寫有地址的亞麻布條。 有人在走廊里走動。她四下里看了看，顯得有些緊張，然后把我帶到了儲藏室。她帶著征尋的眼光看著我：“昨天和你談話的那個人昨晚死了。我答應他把他的東西全轉送給你。除了他行堅信禮時的那塊表，我得把這塊表送給他母親。” “我什么也不想要，姑娘。把這個也帶給他母親。” 她什么也沒說，把包裹推給了我。我碰也不想去碰。 “請把這些全都送給他母親，地址就在上邊。” 護士猶豫地看著我。我轉過身走了。她沒有再留我。很顯然她對昨天這位党衛隊員給我講的一切一無所知。 我回到后院繼續工作。一輛靈車駛過。他們已經把那名党衛隊員運出去了？ “嗨，你，都快睡著了。”勤雜工叫道。 一名阿斯卡里听到吆喝，過來抽了一鞭子。他的眼睛透露著虐待的得意神情。不過傳令兵又把他打發走了。 今天醫院沒提供午餐。從集中營送來了囚徒常吃的食物——一种叫不上名字的气味難聞的黑湯。我們狼吞虎咽地喝著。士兵們站了一圈儿看我們吃飯，就好像我們是一群被喂食的動物。 后來我一直是在恍恍惚惚地勞動。那天晚上我再回到操場時，已經記不得是怎么回來的了。我一眼也沒看向日葵。 晚上，我告訴我朋友們那名党衛隊員死了。他們對此沒有興趣。我頭一天給他們講完，事情也就算完了。不過他們都認為我沒接下這名党衛隊員的遺物是對的。約塞克說：“昨天你給我們講了這事后，似乎還有几點需要進一步考慮。我本來很想跟萊伯·施洛姆討論討論，可是他一點也不感到惊訝。他很容易就可以向你證明，你做得是對的……不過即使如此，我還是估計你老在挂著這件事。不過不要絞盡腦汁去想了。你沒有權利去寬恕他，你不能寬恕他，不接受他的東西也是非常對的。” 過了一會儿他又接著說：“《猶太教法典》告訴我們……” 阿瑟一反他平時那种冷靜態度。他對約塞克說道：“別再逼他著魔了；他已經在夢里夢見這事，睡覺時候還叫了起來。這樣下去會招來災禍的。只要有一個哨兵听到叫聲，他就會給你一槍。以前不就有過這种事嗎？ “你，”阿瑟轉過身對我說，“你也不要再討論這事了。抱怨和呻吟不會帶來什么好結果。要是我們能在集中營里活下去——我不相信我們能活下去——要是世界又恢复正常了，互相能把人當人看了，到那時候有足夠的時間討論寬恕的問題。到那時可以投票表示贊成或反對，到那時或許會有人因為你沒原諒他而不原諒你……不過不管怎么說，誰如果沒有我們這樣的体驗，誰就不能完全理解。我們要是在這里爭論這個問題，我們就是在濫用一項奢侈品，處于我們這樣的位置，我們肯定是享用不起這項奢侈品的。” 阿瑟說得對。我也明白這一點。那一晚上，我睡得很香，沒有夢到埃里。 早上點名時，來自東部鐵路線的檢查官在等著我們。我們又可以回去干我們原來的工作了。 ※ ※ ※ ※ ※ 兩年多過去了。這兩年多完全是被苦難和死亡的幽靈糾纏著。有一次我差點儿被擊斃，但是我還是奇跡般地活了下來。有了這一次經歷，我也就明白了人在面臨死亡時的想法。 阿瑟已經不在世了。一場流行性傷寒帶走了他的生命。他死在我的怀中。他在死亡線上掙扎時我緊緊摟著他，用一塊布揩去他口邊的白沫，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個小時，高燒使他昏迷不醒，他很悲慘地結束了生命。 隨后有一天，亞當在工作時扭傷了腳踝。在他和勞動小組一起前行時，哨兵發現了他有一點儿跛。他馬上被淘汰出來送進了“管道”。在那里他待了兩天，隨后和其他几個人一起被槍斃。 約塞克也死了。不過我只是在很久以后才听說的。我們這個隊被送到東部鐵路線并駐扎在那里。有一天從集中營又派來了一支勞動隊伍。我發現約塞克就在這個隊里。我可以關心他一點儿了。我們和外界有些聯系，可以得到更多的食物。我請求我們的“猶太工頭”把約塞克和我們安排到一起。但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們又想法說服監工，讓我們多在鐵路線上工作。但是這也失敗了。 隨后有一天，那支增派的勞動隊伍里沒有了約塞克。他生病了，被安排到了集中營工作。他發了高燒，經常体力不支，不得不停下來休息。党衛隊員一走近，他的同伴就提醒他打起精神。可是約塞克太虛弱了，已經站不起來了。一梭子彈結束了他的生命——据說是為了懲罰他的“懶惰”。 那些年我認識的人中，几乎沒有一個人話下來。我的死期顯然還沒有到，死神還不需要我。 蘇聯紅軍向西挺進時，德國人向后撤退。我們撤出了集中營，一大隊囚徒和党衛隊哨兵向西往其它集中營轉移。我被送進了恐怖的普拉紹夫集中營；我開始知道格羅斯一羅森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最后，經過無數次輾轉，經過無數個臨時集中營，我被送到了茅特豪森。 我被直接送到了第6營，死亡之營。雖然毒气室在全力運轉使用，但是仍赶不上等待送進毒气室的人數的急劇增加。從早到晚，焚尸爐上空總懸挂著一大團煙云，證明死亡工業在全力進行。 沒必要把死亡的“自然”進程提前。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爐的尸体？缺乏營養，疲勞，疾病，這些東西自身常常是無害的，但是卻可以帶來一大批身体虛弱的囚徒，可以更緩慢，更穩定地把尸体源源不斷地送進焚尸爐。 我們第6營的囚徒不再需要去工作。我們也几乎見不到党衛隊員，只能見到死尸。每隔一段時間，就由那些還有些力气的同伴把死尸運進來。隨后，新來的人就又代替了他們。 我們餓得几乎無法忍受。每天的食物特別少。我們每天可以在外邊待上一小會儿。一到室外，我們就一頭扎在地上，去拔地上那少得可怜的青草，像牲畜那樣把它吃掉。經過這樣的“放風”，搬尸工就更忙了，因為很難有人能消化掉這种“食物”。尸体被碼在手推車上，不斷線儿地推走。 在這儿的集中營里，我有時間去想了。很顯然，德國人的末日已經臨近。可是我們的末日也快到了。凶殺机器已經自己在瘋狂地運轉了，正在清除著這可怕罪行的最后證人。我的推測后來被證實了：确實有一套完整的計划，准備在美國人赶到集中營之前把我們全部消滅掉。 “只有半個小時就要自由了，但是只有15分鐘就該我們死了。”有一個人這么說。 我躺在自己的舖上，瘦得像一具骷髏。我看什么都看不清，就像是隔著帘子在看。我想，這大概是饑餓所導致的。隨后我就一直處在昏昏迷迷的狀態。一天晚上，似睡非睡的，在里木堡醫院里碰到的那位党衛隊員又出現了。我几乎已經全把他給忘了，還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況且，饑餓也已經使人思維遲鈍。我意識到我只能再活几天，至多再活几周。就在這時候，我又記起了那名党衛隊員，記起了他的忏悔。他的眼睛不再隱蔽；一雙眼睛從繃帶的小孔露出來，直盯著我。眼神里滿含著憤怒。他把一樣東西提到我面前——那是我拒絕從護士手里接過來的包裹。我在夢中肯定惊叫了起來。那天晚上是一名醫生值班儿。這名醫生來自克拉科夫，是一位年輕的猶太人，我經常和他談話。 直到今天我還搞不明白，為什么第6營里還會有醫生。他幫不了我們，因為他全部的藥物不過就是些叫不上名字的紅粉片儿和一些小紙團。不過對當局來說這已經足夠了，因為他們可以謊稱還有一個醫生在照看第6營的1500名囚犯。 “你怎么了？”醫生問。我發現他站在我床邊。我們4個人睡一個舖。很顯然，其他3個人已經醒了。 “你怎么了？”他又問道。 “我做了一個夢。” “做夢？我倒真希望我還能做夢。”他安慰道。“我睡覺時老希望我能做一個夢，能夠把我從這里帶走。可是我總是做不來夢。我睡得很香，但是從來不做夢。你做了一個好夢嗎？” “我夢見了一名死去的党衛隊員。”我說。 我知道他不理解我最后說的這句話，我身体又太虛弱了，沒力气把整個故事講給他听。不過給他講了又有多大意義呢？我們誰也不能從這間死牢里逃脫。 于是我就沒再說什么了。 就在我做夢的那天晚上，我們屋里有一個人死掉了。他曾經是布達佩斯的一名法官……因為他的死，我們擁擠的小屋就可以多一點儿空間，所以我們就猶豫著是否應該報告他的“死訊”。不過事實上到了最后，一個空位是掩蓋不住的。 兩天后，又新來了一批囚徒，一名年輕的波蘭人被安置到我們屋。他叫勃洛克，他從奧斯維辛集中營來。由于俄國的進攻，他被轉到這里來了。 勃洛克性格堅強，什么也動搖不了他，什么也打扰不了他。他在最惡劣的環境里也表現得泰然自若。某种意義上，他讓我想起了約塞克，盡管從体格上說，他一點儿也不像約塞克。起初我把他當成了一名有知識的鄉村青年。 在茅特豪森，誰也不問同室的囚徒從哪里來，過去是什么職業。他愿告訴我們什么我們就听什么。過去已經不重要了。這里沒有階級差別，我們全都是一樣——只有一點不一樣，每人与死亡約定的日期不一樣。 勃洛克告訴我們說，在從奧斯維辛往茅特豪森轉移過程中，很多人都死去了。有的人因為在無休止的鐵路周轉過程中饑餓而死，有的是在整日不停的徒步遷徙時，因過度疲勞而倒下。走不動的人就被槍斃了。 有天早上，我听到勃洛克在用波蘭語祈禱。這真是個不尋常的發現。我們已經很少有人祈禱了。一個人如果老是無辜受折磨，他就會很快失去信仰…… 逐漸地我了解到勃洛克曾學過神學，他是在華沙的神學院外被逮捕的。在奧斯維辛，他受盡了最慘無人道的虐待。因為党衛隊知道他是一個受過訓練的牧師，所以就老翻新花樣來羞辱他。但是他一直沒有放棄信仰。 一天晚上，他挨著我睡。我把我在里木堡醫院的經歷講給他听。 “不管怎么說，他們并不都是一樣的。”听完了我的話后，他說道。隨后他站了起來，緊盯著前方，一言不發。 “勃洛克，”我繼續說道，“要是納粹不進攻波蘭，你現在還是一個牧師，你認為我該怎么做？我該寬恕他嗎？我有權利寬恕他嗎？依你的宗教，這件事該怎么做？你要是處在我這個位置，你該怎么做？” “停，停，等一下。”他攔住了我的話頭。“你的問題把我壓得都喘不過气儿了。放松一下。我能理解，這事儿深埋在你記憶中。盡管我們經歷了那么多別的事，你還是忘不掉這件事。我認為你潛意識是對你那時的態度感到不滿意。從你的言談中我得出這個印象。” 他說得對嗎？難道我的不安源自我的潛意識？難道是潛意識驅使我一遍又一遍地去思考在醫院里碰到的這件事儿？為什么我老是放不下？為什么這事儿還沒完，還沒處理好？對我來說，這似乎是最重要的問題。 我們相對無言，沉默了好几分鐘。勃洛克一直在盯著我，不過他似乎也忘了時間，忘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 “我認為几大宗教對寬恕問題的態度不會有太大不同。如果說有什么區別的話，那也只是實踐上的區別，而不是原則上的區別。有一點是可以确定的：你只能寬恕一件針對你而做出的錯事。不過還有另一面的問題：這名党衛隊員還能向誰求助呢？他做了錯事的對象沒有一個還活著。” “這就是說他想從我這里得到的東西是不可能被滿足的？” “他轉而求助于你，或許是因為他把猶太人視作命定的一個整体。對于他來說，你是這個群体的一員，從而也就是他最后的机會。” 勃洛克的話讓我想起了我在听這位瀕死的人的忏悔時体驗到的感情：那時候我确實是他接受赦罪的最后机會。 在和約塞克討論這件事時，我要向他盡力表述的就是這個觀點。但是他那時想法用另一种觀點來說服我。難道這只是一個錯覺？ 勃洛克繼續對我說道：“我認為他沒對你撒謊。一個人与死亡面對面打交道時，他是不會撒謊的。在臨死時，他顯然又恢复了孩子時期的信仰，他能安心地死去，那是因為你听了他的忏悔。對他來說，這是真正的忏悔——即使沒有神父…… “就像你知道的，這不是正式的悔罪。但是通過忏悔，他的良心得到了解放，你听了他的忏悔，他就可以安心地死去了。他又重新獲得了信仰。就像你所說的，他又重新成為与教會關系密切的孩子。” “你似乎完全站在他那邊儿。”我抗議道，“很少有党衛隊員生下來就是無神論者，但是他們卻沒有一個記住教會的教誨。” “這不是問題。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時，我對這個問題想了很多。我在那里也和猶太人討論。要是我在集中營里能活下來，要是我有幸被授予圣職，成為一名牧師，那我一定會重新考慮我就猶太人問題講過的話。你知道，尤其是在波蘭教會里反猶气氛很濃……不過還是讓我們先來討論你的問題吧。就是說，在里木堡的這個家伙顯得确實有悔改之意，對他所做的錯事有一种發自內心的，真誠的懊悔——這肯定是你描述的吧？” “我是這樣描述的，”我回答道，“我至今還相信他是真誠的。” “那好，”勃洛克嚴肅地宣布，“那他就值得寬恕和怜憫。” “但是誰去寬恕他呢？我嗎？沒有人賦予我權利去這么做。” “你忘了這樣一件事實：可以讓這個人補贖他的罪過，但他的時間卻不夠了；他沒有机會贖回他所做的一切。” “或許是這樣吧。但是他就成為健全的人了嗎？我沒權利以別人的名義寬恕他。他希望從我這里得到什么呢？” 勃洛克毫不猶豫地解釋道：“在我們的宗教里，悔恨是尋求寬恕的最重要的因素……很顯然人家感到悔恨了。你應該這樣想想：這儿有個人就要死掉了，而你卻沒有滿足他最后的請求。” “我就是為此而感到擔憂。但是有一些請求是肯定不能滿足的。當然我承認，我還是有些同情這個家伙。” 我們談論了很長時間，不過并沒有得出結論。相反，勃洛克開始不那么堅持他開頭時的看法了，他有點儿拿不定我是否應該寬恕這位即將死去的人。在我這一面，我也越來越不敢确定我做得是否對。 不過，交談對我們兩個人都是有幫助的。他，作為一個准天主教牧師，我，作為一個猶太人，互相交流了我們的看法，互相都對對方的觀點有了進一步理解。 自由的一刻終于到來。但是我們中許多人卻赶不上了。幸存下來的人成群結隊地返回家鄉。勃洛克也回了家，兩年后我听說他病了。但是自那以后，我再也沒听到他的消息。 對于我來說，我已經沒有家可回。波蘭是一個墳場。我要想開始新生活，就不可能到墳場去開始。那里的一木一石都触動我對那場悲劇的回憶，我差點儿活不到這場悲劇結束。我也不想碰到那些對我們的苦難負有罪責的人。 所以在解放不久，我就加入了一個委員會，專門調查納粹犯下的罪行。積年的苦難已使我的信仰充滿創傷，我對世界上是否有正義在也產生了怀疑。要讓我這么簡單地重新開始那被粗暴地打斷了的生活已經不可能。我覺得委員會的工作或許能幫助我恢复對人性的信仰，或許能使我相信人除了物質生活之外還需要有的那點東西。 1946年夏，我妻子，我的几個朋友和我一起去林斯地區。我們在山坡上舖了塊地毯，坐下來觀賞陽光下的風景。我借了一副望遠鏡，仔細研究周圍的地貌。這樣，起碼我就不需要拖著一雙虛弱的雙腳來回跑就可以欣賞到目力所及的風景。 環視四周，我忽然看到我下邊有一束灌木叢，灌木叢下有一株向日葵。我站了起來，慢慢朝它走去。我很快又看到那儿有更多的向日葵。我的思緒一下子紛亂起來。我想起了里木堡的士兵墓，想起了醫院，想起了那名死去的党衛隊員。在他的墓上，一定長有一株向日葵…… 我回來時，朋友們都很關切地望著我。“你為什么面色蒼白？”他們問。 我不想把縈繞于心頭的那一幕告訴他們。已經很久沒再想到在里木堡醫院的經歷了，然而一株向日葵提醒了我。提醒了我什么？難道我有什么需要責備自己的嗎？ 我再次回想起与這位陌生人見面的細節，我想起他滿怀愛意地談及他母親。我甚至還記得她的姓名和地址。這些都寫在他遺留的小包裹上。 兩周后我去慕尼黑，抽机會去了斯圖加特。我想去看一看這位党衛隊員的母親。假如我跟她聊一聊，或許我能對他的人格有一個更清楚地了解。不是好奇，而是一种說不清的責任感驅使我去這么做……或許還希望能借以把我生命中最不愉快的体驗永遠地驅除掉。 那時候，整個世界都在想辦法更确切地了解納粹暴行。一開頭的時候人們都覺得難以置信，這主要是因為不相信會有這么大的罪惡存在。慢慢地，活生生的事實證明，這樣大的罪行确實是真的。后來人們恍然大悟，原來納粹犯下的罪行如此巨大，以至于听起來簡直是件不可信的事。 可是過了不久，神父，慈善家和哲學家們開始懇求世人們寬恕納粹。這些利他主義者的話恐怕是永遠也不會中听的，不過卻表現出對屠殺過千百万無辜者的凶手們的同情。神父們說，在神的審判來臨之前确實會出現犯罪，所以我們就可以不必在生世對他們進行判決。這种論調特別适合納粹的宣傳。因為他們不信神，所以他們并不怕神的審判。他們只害怕塵世審判。 我發現斯圖加特已經變成一片廢墟。到處都是炸碎的瓦礫，人們住在被炸彈炸毀后的屋檐下，頭頂上只有一片屋頂。我記得在“水晶之夜”他們燒毀了猶太教堂后，有的就曾經說：“今天他們燒毀了我們的教堂，總有一天他們自己的房屋也會變成一片瓦礫和廢墟。” 柱子上和牆上到處都是告示，被拆散了的家庭正在相互尋找。父母在尋找孩子；孩子在尋找父母。 我向人打听這位党衛隊員的母親可能在那里住的那條大街，人們告訴我城市的這一塊儿地方已經被炸平了，這一帶的居民已經搬到了另一個地方。沒有公共交通，我只好徒步去找。最后我來到了一棟几乎全被炸毀的房屋前，只有下邊的几層似乎還可以住人。 我順著肮髒破舊的樓梯上了樓，敲了几下破術門。開始沒有回音，我想可能會令我失望，我今天跑了空腿了。突然門嘎吱一聲開了，一位瘦小孱弱的老太太出現在門口。 “你是瑪麗亞·S夫人嗎？”我問道。 “我就是。”她回答道。 “我可以跟你和你的丈夫談一談嗎？” “我丈夫已經去世了。” 她請我進了屋。我四下打量了一下。牆壁已經裂了縫，天花板上的膏灰也已經剝落。壁櫥上方挂著一張照片，照片沒挂在正中。照片上是一位眉目清秀，金發碧眼的男孩。照片的一角儿纏著一條黑帶。不用說這照片儿上的人就是懇請我寬恕的那個人。他們只有這一個儿子。我走過去看著照片，要看一看我從來沒見到過的這雙眼睛。 “那是我儿子，卡爾，”這位婦人帶著沙啞的聲音說道，”他在戰場上死去了。” “我知道。”我自言自語道。 我還沒告訴她我為什么要來這里。确實，我還沒下定決心，拿不定主意自己該說些什么。在來斯圖加特的路上，我前前后后想了一遍。開始，我想把他告訴我的所有情況都如實地告訴他母親。不過我暗自在想，要是先不講他告訴我的事，我是不是還可以听到一些矛盾的說法？這樣的話，對我來說，事情就要更簡單一些。這樣的話，或許我內心深處無法抑制的同情感就會消失。我開始責怪自己沒准備好開場白。現在我見到他母親了，卻不知道該怎么開始對她說了。 我一言不發地站在卡爾像前：我禁不住老想看著他。她母親注意到了。“我只有這一個儿子，他是一個可愛的好孩子。他這個年齡的很多年輕人都死去了。一個人能有什么辦法呢？生活中有這么多的痛苦和磨難，只剩下我一人了。” 許多母親也都只剩下一個人了。我這樣想道。她邀請我坐下。我注視著她那張飽經苦難折磨的臉，對她說道：“我是代你儿子來問候你的。” “真的嗎？你認識他？他已經去世四年了。我是從醫院得到的消息。他們把他的東西捎回來給我了。” 她站起來，打開了一只舊箱子，掏出了護士在醫院里要塞給我的那個包裹。 “我一直把這些東西留著，他的手表，他的筆記本，還有其它一些小東西……告訴我，你什么時候見到他的？” 我猶豫了。我不想破坏她對她“好”儿子的印象。 “4年前我在里木堡東部鐵路線工作，”我對她說道，“有一天，我們在那里工作時，一列醫療火車從東邊運回了很多傷兵，我們從窗戶和他們聊天儿。有人遞給了我一張條子，上邊有你們的地址，遞條的人希望在我有机會時，代他的同伴來問候你。” 我對自己的臨場編湊感到滿意。 “就是說，你事實上從來沒見過他？”她問道。 “沒有見過，”我回答道，“他可能傷得太厲害，沒法儿到窗口來。” “那他怎么能寫呢？”她問道，“他眼睛受了傷，他給我郵來的信一定是他口授，讓護士代寫的。” “或許他讓他同伴寫下你們地址的。”我遲遲疑疑地說。 “沒錯，”她想了一下后說，“肯定是這樣。我儿子非常愛我。他和他父親關系不好，雖然他父親和我一樣愛他。” 她停頓了一會儿，往四周看了看。 “真抱歉，沒什么東西給你，”她很抱歉地說，“我很想給你准備點什么，可是你知道，這個時候會有什么呢？我家里什么都沒有，商店里的東西也少得可怜。” 我又站了起來，去看他儿子的照片。我不知道該怎樣把話題再引到他儿子身上。 “你想看的話就把它取下來，”她向我建議道。我小心地取下照片，把它平放在桌子上。 “這是他穿的制服？”我問道。 “是的，那時他16歲，參加了希特勒青年會。”她解釋道，“我丈夫一點儿也不喜歡這個組織，他是個堅定的社會民主党人，他遇到了很多麻煩，因為他不加入党。現在回頭看，我很高興他沒加入。那些年他一直沒有得到提升；他一直受人忽視。只是在戰爭時他才做了個經理，那是因為年輕人都被征走了。他被提升為經理才几周，也就是我們接到我儿子的死訊一年后，他所在的工厂被炸毀了，許多人都被炸死了——我丈夫也在其中。” 她做了一個絕望無助的手勢，雙手交疊到一起。 “于是就只剩下我一個人。我生活在對我丈夫對我儿子的記憶中。我或許應該搬到我妹妹家去，可是我不想离開這間房子。我父母住在這里，我儿子也在這里出生。這里的每一樣東西都使我回憶起昔日的幸福時光。要是我走掉的話，我覺得我是在忘掉過去。” 我瞥了一眼，看到牆上挂著一個十字架。老太太看到了我的眼神。 “我在一棟房子的廢墟中看到這個十字架的。它被埋在瓦礫中，只有一邊露了出來，好像帶著責難的樣子指著天空。沒人想去揀它，我就把它拿走了。我不再感到自已被遺棄了。” 難道這婦人也曾想到上帝曾經离我們而去了，只是看到這些廢墟，他才又重回這個世界？我還沒能仔細想上一想，她又繼續說道：“在我們身上發生的一切都是上帝對我們的懲罰。希特勒上台執政時，我丈夫就說最終會是一場災難。這真是非常有預見性的話：我一直在回味他說過的話…… “有一天我儿子說他參加了希特勒青年會，我們听了吃了一惊。我一直嚴格按宗教的要求把他帶大。你可能注意到了房間里的圣像。1933年后，我不得不把大部分圣像都取掉——我儿子要我這么做。他的同伴們老拿他曾經狂信教會來開他玩笑一他帶著責備的口气給我講起這些事，好像這是我的錯。你也知道在那些日子里，他們是怎樣教唆孩子對抗上帝和他們的父母。我丈夫是個宗教信仰不怎么強的人。他很少去教堂，因為他不喜歡神父，不過他不許誰說低毀教區神父的話，因為教區神父很喜歡卡爾。我丈夫很喜歡听神父夸卡爾……” 老婦人眼中滿是淚水。她拿起照片仔細端詳，淚水滴到了玻璃上…… 我曾在美術館看到一張畫像，畫像上一位母親正拿著她儿子的照片在看。而在這里，同樣的場面在生活中出現了。 “唉，”她歎了口气道，“你知道我儿子是個多么好的小伙子。他隨時准備幫助別人。在學校他真是個模范學生——直到他參加了希特勒青年會。自他入會后，他就徹底變了，他再也不去教堂了。” 她沉默了半晌，好像是又回到了過去。“結果，我們家庭開始有些分裂。我丈夫話說得很少，當然這和往常一樣，可是我還是能感覺到他很難過。要是他想談論某個被蓋世太保抓起來的人，他首先會四周觀望一番，确信他儿子沒在旁邊听著……一頭是我丈夫，一頭是我孩子，我真是為難极了。” 她又陷入了回想之中：“隨后戰爭就爆發了。我儿子回到家，宣布他志愿人了伍。當然，是參加了党衛隊。我丈夫被嚇坏了。他沒有責備卡爾，但是也不再談論卡爾……直到他起程出發。卡爾臨上戰場前，沒從他父親那里得到一句話。 “卡爾集訓時郵回了很多快照，但是我丈夫總是把照片推到一邊儿。他不想看到他儿子穿著党衛隊制服。有一次我對他說，‘我們不得不生活在希特勒的統治下，成千上万的人也都是這樣生活的。你要明白鄰居們會怎么想。你在工厂里會遇到麻煩的。’ “他只回答說：‘我裝不得假。他們已經把我們的儿子從我們身邊奪走了。’卡爾走時，他也是這么說的。他似乎已經不再認卡爾是他的儿子。” 我全神貫注地听她講，不時地點一點頭，鼓勵她繼續講下去。我總希望她能再多講一些。 這之前我也曾和許多德國人和奧地利人談過，從他們那里了解到國家社會主義曾影響到他們。許多人都說他們曾經反對過國家社會主義，但是卻害怕他們的鄰居。他們的鄰居也像他們一樣害怕他們。這樣的恐懼不斷遞加，結果就越來越強化了猜忌与不信任。 許多人就像卡爾的父母一樣。但是，是不是也有另外一些因為已經准備接受這個新制度，不需要向這個制度屈膝的人們又怎樣呢？因而對于他們來說，國家社會主義滿足了他們最重要的愿望。這個制度把他們從無意義的生活狀態中拉了出來。這個制度要掌權，就得以許多無辜的犧牲者為代价，這一點他們并不擔憂。他們是處在胜利者陣營的，他們已經切斷了自己与這個制度受害者的關系。他們對弱者表現出了強烈的鄙視態度，這是一個高等人對低等人的鄙視。 我看得出來，這位老婦人是個好心腸的人，是一位好母親，也是一個好妻子。毫無疑問，她也經常對被壓迫者顯示出同情，但是她自己家庭的幸福對她來說還是最重要的。成千上万的家庭都只是在關心著自己小圈子的和平与安宁。這就為凶手上台和保住政權搭好了台基。 現在我應該把這樣一個真理不加掩飾地告訴給這個．老婦人嗎？我應該告訴他，他的儿子在元首的名義下所做的一切鳴？ 我，差一點也成了他儿子的一個犧牲品。而她，是叫個在廢墟中為自己家庭變成了一片廢墟而感到悲傷的婦女，在我們二者之間到底有著什么樣的聯系呢？ 我明白她的苦惱，我也知道我自己的苦惱。悲傷是我們之間的共同聯系嗎？苦惱會是一种粘合劑嗎？ 我不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 老婦人忽然又開始回憶了。 “有一天他們把猶太人帶走了。我們家庭醫生也在其中，据宣傳說，要給猶太人重新安置定居。据說希特勒給他們划了整整一個省，他們猶太人自己可以不受打扰地在那里生活。可是不久，我就听說党衛隊殘暴地對待他們。那時我儿子在波蘭，人們到處在談論著那里發生的駭人的事情。有一天我丈夫說：‘卡爾和党衛隊正在那里。或許位置已經顛倒過來了，過去是我們的大夫治療他，現在該他來治療大夫了——” “我丈夫沒講他說的是什么意思。可我知道他很傷心。我也非常難過。” 老婦人忽然緊盯著我。 “你不是德國人？”她貿然問道。 “我不是，”我解釋道，“我是一名猶太人。” 她顯得有點儿尷尬。那時候，德國人遇到猶太人時都感到有些尷尬。 她馬上告訴我說： “在我們這個地區，我們一直都是和猶太人非常和平地相處的。我們對他們的命運不負有責任。” “我知道，”我說道，“現在他們都這么說。我也相信你說的話。不過還有些人，他們說的話我是不能接受的。德國人的罪行問題或許永遠也講不清楚。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德國人誰也擺脫不了責任。即使他個人無罪，他也得感到羞恥。作為一個犯下罪行的國家的一員，他不可能像一個過路人想什么時候下車就什么時候下去一樣，簡單地一走了之。德國人有責任發現誰是罪犯。不是罪犯的人也必須公開斷絕和罪犯之間的關系。” 我感覺到我說得太激烈了一些。這位孤獨的寡婦悲傷地望著我。和她不适合討論德國人的罪孽与罪行。 這位早已心碎的女人，身陷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根本接受不了我的責備。我感到有些抱歉。或許我不應該提出罪行問題。 “他們給我講了好多事，我听起來都不相信，”她繼續往下講道，“他們說了好多有關猶太人的事，我不能相信。在戰時會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只有我丈夫似乎知道真相。他們厂里有些工人被派到東邊去裝配机器。他們回來后告訴他好多事情，雖然我丈夫知道這個党什么事都可以做出來；但是連他也覺得這些事听起來不可信。他不怎么告訴我他听到的事情。或許他害怕我無意中會傳出去，那樣可就要惹到蓋世太保了。他們已經對我們表現得有些不友好，經常注意著我丈夫。不過由于我們卡爾在党衛隊，所以他們也就沒騷扰我們。我們的一些親戚朋友都遇到了麻煩——他們被最好的朋友告發了。 “有一次我丈夫告訴我，一名蓋世太保官員曾到了他工作的地方。那里雇佣了很多外國人。這位官員來調查一樁蓄意破坏生產的案件。他和我丈夫談了很長一段時間，最后他說：‘你不受怀疑，因為你儿子是党衛隊員。’ “我丈夫回來后把這件事講給我听，他很痛心地說：‘他們已經把這個世界掀了個底儿朝天。我現在居然也受到了他們的保護，什么事儿也沒這件事更讓我感到難受。’他實在不能理解這种情況” 老婦人憂傷地坐在那里，陷入了回憶之中。我凝視著她。我開始理解她是怎樣生活著的了。我知道，她肯定會不時拿出她儿子的包裹，把它抱在怀里。這是他最后的遺物，就好像就是她儿子自己。 “我确實能相信人們講到的事——發生了那么多可怕的事。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卡爾永遠也不會去做坏事。他是一個有修養的年輕人。我丈夫也已經去世了，我現在非常想念他……”我見到許多失去了儿子的母親，我也理解她們的心情。 但是他儿子沒有對我撒謊；他的家庭就是他描述的那個樣子。可是我的問題還沒有能夠解決，還沒有一丁點儿進展…… 我就這樣走了，沒忍心去破坏支持這位可怜的婦人活下去的最后安慰——她堅信她儿子是完善的。 或許沒告訴她真相是不對的。或許她的淚水有助于沖刷去這個世界的不幸。 我能想到的遠不只這些。我明白我給這位母親講不了什么。不論我怎樣給她講她儿子的罪行，她都有可能不信。 或許她宁愿相信我是在毀謗她儿子，而不愿相信我知道卡爾的罪行。 她老是重复說“他是多么好的一個孩子”，似乎是想讓我肯定這一點。但是我肯定不能這么做。要是她知道了真相，她還會堅持自己的看法嗎？ 在卡爾年輕時，他無疑是個“好孩子”。但是他生命中那段不光彩的時代已經讓他變成了一名凶手。 卡爾的形象在我腦海中基本上已經全部出來了。他的真實相貌我也清楚了，因為在他母親那里，我已經看到了他的面容。 我了解他全部的童年生活，也知道他犯下的全部罪行。我很高興沒把他做下的邪惡行為告訴他母親。我相信我做得對。就她目前的處境，奪去她最后的希望無疑于也是犯罪。 現在，我不時會想起這名党衛隊員。每一次我進了醫院，每一次我看到護士，或者遇到一個頭纏繃帶的人，我就會想起他。 有時甚至是在我看到向日葵時…… 我在想，像他這樣的人還在不斷出生，還可以被灌輸以邪惡的想法。表面上人們總是在努力避免災難；醫療進步已經使我們有希望有一天會戰胜疾病，但是將來我們能夠避免生產出大批凶手嗎？ 我從事的工作使得我能夠与許多著名的凶手接触。我找出凶手，我參加听證，我在法庭上出示證据——這樣我就得以看到在受到指控時，這些凶手們是怎樣表現的。 在斯圖加特審判納粹時，只有一個被指控的罪犯表現出有悔改之意。他甚至坦白了沒人看到的一些罪行。其他的罪犯都极力反駁事實。許多人居然只對一件事感到遺憾——他們遺憾證人還活著，現在能出來告訴真相。 我經常在想，要是那名党衛隊員還活著，25年后對他進行審判，他會怎么去做。 他還會像他在主任辦公室里一樣，會像他當時把一切事情都告訴我一樣在法庭上那么講嗎？他會把他在臨終前向我忏悔的一切都公開地講出來嗎？ 或許我大腦中形成的對他的印象太過善良了些。我從來沒見到過他在集中營中手拿著皮鞭，我只見到了臨死前的他——一個想要人赦免其罪過的人。 難道他是個例外嗎？ 對于這個問題，我找不到答案。要是他還活著，我怎么知道他會不會再犯下罪行？ 我非常了解許多納粹戰犯的生活經歷。他們很少天生就是凶手的。他們大部分曾經是農民，手工業者，職員，或者是官員，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碰到這樣的人。年輕時，他們接受宗教教育；以前誰也沒有犯罪記錄。可是他們都變成了凶手，變成了信仰堅定的職業凶手。他們從衣柜里取出党衛隊服裝。換上這樣的服裝，他們也就換掉了他們的良心，他們換掉了自己的良心就像換掉了他們的平民服裝一樣。 我不知道他們第一次犯罪時的心理反應是什么樣的，但是我知道他們每一個人隨后就成批成批地殺死人。 我經常見到一些受到指控的人非常傲慢無禮地對他們的罪行進行解釋，或嘲弄般地露齒一笑，我很難相信那名非常悔恨的年輕党衛隊員也會這么做……可是我本該寬恕他嗎？今天，世界上有人要求我們寬恕和忘掉他們對我們犯下的恐怖罪行。這种論調建議我們就好像什么也沒發生一樣划一條線出來，做一個結論性解釋。 我們這些人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忍受著各种苦難，我們無法忘掉我們經歷的地獄般的生活。而現在有人卻建議我們永遠地保持沉默。 的确，當一名年輕的党衛隊員在他的病榻前請求我接受他的忏悔時，我保持了沉默。后來，我遇到他母親時，我又保持了沉默。我不愿讓她發現她死去的儿子其實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好，她說她儿子一貫好不過是她的一個幻象。而且當猶太男人，猶太女人和猶太孩子被送往歐洲的屠宰場時，有多少旁觀者不也是這么一言不發，駐足觀看的嗎？ 沉默的方式有很多种。沒錯，沉默胜于雄辯，但是沉默會以多种方式被加以解釋。 我在這位瀕死的納粹身邊保持沉默是對還是錯？這是一個非常不好處理的道德問題。這個問題曾經沖擊著我的心靈，也一定會沖擊著各位讀者的良心。有人理解我的窘境，贊成我的態度，也有人會譴責我，會認為一名凶手如果真的悔改了，那么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不應該還不讓他輕松。 自然，問題的關鍵還是：是否應該寬恕。遺忘僅僅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寬恕卻是涉及意愿的行動問題。只有承受了苦難的人才有權作出這個決定。 親愛的讀者，你剛剛讀完了我生命中這段令人憂傷的悲劇故事，你是否可以將心比心，設身處地地從我這個角度問一問你自己這樣一個嚴酷的問題：“我要是遇到這樣的事情，我會怎么做？”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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