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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昨晚說什么？一下子真記不起來了。好像是件很重要的事。唉，要是當時沒那么困就好了！ 我站在閱兵場上。囚犯們剛分領完早餐，正在慢騰騰地排隊。所謂“早餐”，不過是一种帶苦味的黑湯。也虧集中營廚師們說得出口，他們把這种湯叫做“咖啡”。為了赶上點名，囚犯們一邊喝著這种黑湯，一邊排隊集合。 我沒有去領我那份儿“咖啡”。我不想在人堆儿里擠。對于党衛隊中的虐待狂們來說，廚房前的這一小塊儿空地是個理想的狩獵場所。通常，他們總是藏在小屋里。一旦有需要，他們就會像老鷹扑食一般沖向無所依恃的囚犯。每天都有這樣的受害者，這已經成了一個固定節目。 大家一言不發地排著隊，等著點名。這种場合不免縈繞著各种危險。不過，現在我沒有心思去考慮這些危險。我陷入了回憶之中，想盡力記起昨晚的談話內容。 噢，想起來了！ ※ ※ ※ ※ ※ 深夜，四周黑漆漆的。我們躺在床上。到處有呻吟聲，低語聲。間或有人翻身，壓得木板床嘎吱嘎吱響。黑暗中分不清誰是誰的臉。不過，只要一听聲音，自然就知道是誰。白天，我們屋有兩個人回了趟居住區（Ghetto）。是哨長批准他們去的。哨長會批准他們去？真是個不合情理的怪念頭。一個囚犯，會拿什么去賄賂哨長？ 現在，這倆人正在給大家講述他們的見聞。 阿瑟使勁儿往人堆儿里擠，要盡量靠近這兩個人，生怕漏掉一個字儿。他們帶回了外邊的消息，有關戰爭的消息。我實在困极了，朦朦朧朧，似听非听。 居民區的人們能夠听到大量消息，我們這些在集中營里的人只能從他們那里了解其中很少的一部分。那些白天外出做工的人帶回來的消息少得可怜。不過，偶爾也能從波蘭人或烏克蘭人的談話中听到點儿什么。听到的可能是事實，也可能是謠傳。有時候，街上的人出于同情，也會向他們小聲嘀咕兩句，傳遞一點儿消息，安慰他們一下。 很少听到好消息。就是听到了，也會有人怀疑它的真實性，認為這只不過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想法。反之，只要是坏消息，我們總會不加思索地接受；我們早就習慣這樣來接受消息了。坏的消息，一個接著一個，一個比一個惊人。今天的消息比昨天的要坏，明天的消息比今天的要更坏。 小屋內空气窒悶。白天勞動一天，汗衫全濕透了。到了晚上，大家又穿著這濕汗衫擠在一起睡覺。大部分人困得連靴子也來不及脫就睡著了。晚上不時有人尖叫一聲，可能是因為做了惡夢，也可能是因為鄰床踢了他一下。小屋原來是個馬廄，天窗只有通常房間一半儿大小。高低床上密密麻麻擠滿一百五十多人，根本得不到足夠的氧气。 人們雖然操著不同語言，但通常都要划分為不同的社會階層：高知階層和文盲階層；宗教信仰者与不可知論者；熱心的人与自私的人；勇敢之人与愚鈍之人。現在，共同的命運把他們都拉平了。不過，他們不可避免地要分化出一些小團体，小圈子。在別的場合，或許他們陌若路人，而在這里，他們卻湊到一起來了。 我所隸屬的圈子包括我的老朋友阿瑟和一個叫約塞克的猶太人。他是新近送進來的。他們是我最親密的伙伴。約塞克很敏感，不過信仰堅定。營房的環境，包括他人的挪揄与譏諷，都對他的信念是一個傷害，但是這一切絕不會動搖他的信念。我對他只有羡慕的份了。他對什么都有一個确定的看法，我們其他人則只是徒勞地抓住一些解釋，經常陷入絕望之中。他心情平靜，這有時反倒讓我們感到不安。阿瑟對生活總是冷嘲熱諷，所以約塞克的平靜反而會激怒他。他甚至變著法儿挖苦約塞克，沖著約塞克發脾气。 我半開玩笑地稱約塞克為“拉比”（Rabbi）１。他當然不是一個“拉比”；他原來是一個商人。不過信仰滲透了他的生活。他知道他要比我們优越。我們都是信仰上的窮人。他愿意隨時与我們分享他的智慧与信仰，他愿意与我們分享神力。 １指猶太教教士。——譯者注。 可是，知道了我們不是第一批受害的猶太人，這能給我們什么安慰呢？約塞克老是給我們講一些故事軼聞，向我們證明，每一個人從他出生那一天起就注定要受難。這又能給我們什么撫慰呢？ 約塞克一講起話來，就徹底忘掉了（也不顧）他是在什么地方。根据我們的看法，他根本意識不到自己所處的位置。有一次，我們几乎因此爭吵起來。 那是一個星期天晚上。我們中午就歇了工，躺在舖上休息。有人在談論听來的消息。當然，消息一如往常，讓人沮喪。約塞克似乎沒有在听別人談論，而且什么問題也沒問。忽然間，他坐了起來，滿臉放光。他開始發話了。 “我們的學者說，上帝造人之初，有四個天使作為人類的義父母站在那里。這個四個天使分別是怜憫，真理，和平与正義。關于上帝是否應該造人，他們老是爭執不下。反對最激烈的是真理天使。上帝被惹惱了。作為懲罰，上帝把真理天使流放到地球。其余的天使懇請上帝寬恕他。最后，上帝听從了這三位天使的話，召真理天使回天堂。因為從天堂流放到地球，真理天使流了很多眼淚，眼淚中積存了一大塊儿泥土。就是利用真理天使帶回的一大塊儿泥土，上帝創造了人。” 阿瑟這個債世嫉俗的人被激怒了，他打斷了約塞克的話。 “約塞克，”他說，“我可以相信上帝用這塊淚水浸泡過的泥土創造了猶太人，但是你是否也希望我相信，上帝用同一塊儿材料制造了我們集中營的指揮官威爾豪斯？” “你忘了該隱。”約塞克辯解道。 “你忘了你是在什么地方了。該隱一怒之下殺了亞伯，但是他并沒有折磨亞伯。該隱和他哥哥間有一种人格的聯系。但是，在殺害我們的凶手眼里，我們不過是异鄉人。” 我明白約塞克受到了傷害。為了避免爭吵，我加入了談話。 “阿瑟，”我說道，“你忘了已經進化了几千年，都知道人有了進步。” 他們倆只是苦笑——現在這种老生常談是毫無意義的。 可是阿瑟的問題也不能說全無道理。我們真的都是由同一种材料制成的？如果是這樣，為什么有的人成了凶手，而有的人成了受害者？在凶手与受害者，營官威爾豪斯与受折磨的猶太人之間有一种人格聯系嗎？ 昨天晚上，我似睡非睡地躺在舖上。我脊背受了傷。我有些昏頭昏腦地听著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的聲音。我听到了一小段來自倫敦BBC廣播電台（也可能是來自莫斯科電台）的消息。 阿瑟突然抓住我肩膀，搖了搖我。 “西蒙，你在听嗎？”他叫道。 “嗯，”我喃喃道，“我在听。” “我希望你支起耳朵來听。你眯縫著眼，我還以為你睡著了。你真應該听到那位老婦人說過的話。” “哪一個老婦人？”我問道。“我還以為你說我從BBC廣播電台听到的消息呢？” “這事儿早了。你該已經打過瞌睡了。那位老婦人說……” “她能說什么？莫非她知道我們什么時候能出去？還是知道他們什么時候殺掉我們？” “誰也回答不了這些問題。不過她講到了別的問題。我們或許應該及時像她那樣去想這些問題。在她看來，上帝已經离去。”阿瑟停頓了好一陣子，以便讓我理解他說的每一個字眼。“你怎么想，西蒙？”他問道，“上帝已經离我們而去。” “讓我睡上一覺，”我說道，“上帝回來的時候，請告訴我。” 自從我們住進馬廄以來，我第一次听到我朋友的笑聲。難道不過是我在做夢？ ※ ※ ※ ※ ※ 我們還在等著入列。顯然排隊遇到了些障礙。所以我還有時間問一問阿瑟我到底是在做夢，還是真的談過話。 “阿瑟，”我問道，“我們昨晚談的什么？談到了上帝？談到了‘上帝已經离我們而去’？” 一約塞克昨天去了居住區。他向一位老婦人打探消息，老婦人抬頭望著天，很嚴肅地說：‘噢，万能的上帝，請您不要离去。您回來吧，再回來看一看您的大地。’” “瞧，這就是消息？我們生活在一個已經被上帝放棄了的世界里？”我總結道。 我認識阿瑟已經多年了。從我成為一個年輕的建筑設計師起，他就成為我的高參和朋友。我倆就像一對儿親兄弟。他曾是律師，作家，嘴角總挂著一絲嘲諷的笑意。我則漸漸變得宿命起來，覺得自己再也不能建造房屋了，人們也不再可能自由而幸福地居于其中了。在國營里，我們的想法總是兩岔。阿瑟生活在另一個世界中，提前就去想甚至多年后也不大可能發生的事。不錯，他确實認為我們不可能幸存，但是他又堅決地相信，德國人終究逃不脫懲罰。也許他們成功地殺害了我們和其他成千上万無辜的人們，但是他們自己最終也會因此而毀滅。 我更多的是生活在現實中：品嘗著饑餓，疲憊，對家人的擔憂，屈辱……尤其是屈辱。 有一本書上曾經說，人的堅定信念不可動搖。如果說我曾經還相信過這句話的話，集中營的生活也會徹底改變我的想法。在這個地方，每天發生的事反复在“證明”著，一個人不再是一個人。在一個不再把人當人的世界里，什么也不可能讓人相信。所以人就開始怀疑，不再相信世界的秩序，不再相信上帝在世界中的确定地位。我們真正地開始認為上帝已經离去。不然的話不可能是這樣一個現狀。上帝一定是走了。而且他也沒有留下代理。 老婦人說的話一點儿也沒有讓我感到吃惊，她不過說出了我早就認定了的事實。 我們又回到集中營待了一周。在東部鐵路線工作的營所又進行了新的一輪“登記”。登記包含著在正常狀態下生活著的人所難以想象到的新危險。他們越是頻繁地對我們進行登記，我們就變得越少。用党衛隊的語言來說，登記不僅僅是盤點。它還意味著別的，再分配勞動力，揀選不再具有實際勞動能力的人，把他們扔出去——通常是扔進毒气室。根据有限的個人經驗，我們信不過字面上听起來似乎是無害的詞句。德國人從來沒有對我們無害的意圖。對任何一件事情我們都存有疑心。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 不久前我們中有兩百多人被送往東部鐵路線去工作。在那里工作一點儿也不輕松，只是不需要每晚返回集中營，還是感到自由了一點儿。飯還是從集中營帶來的，所以口味依舊。不過放哨的是鐵路警察，我們也就不必老擔心營房的党衛隊巡邏了。 在德國人眼里，工頭和領班不過是二等公民。日爾曼少數民族受到的待遇要好上一些。但是波蘭人和烏克蘭人形成了一個特殊的階層，他們被夾在自命為优等民族的德國人和低賤的猶太人之間。一想到如果猶太人不复存在了，他們也會感到不寒而栗。到了那個時候，瘋狂的滅絕机器注定要開向他們。當然，并不是所有的日爾曼少數民族都會感到不安。他們中的一些人為了擺脫不安，极力要裝作比一般的德國人更像“德國人”。少數人出于同情，不時會偷偷給我們塞几片儿面包，希望我們不至于勞累致死。 其中有一個叫得羅什的醉漢，他年紀較長，對我們不是那么凶殘。不過只要他沒酒喝，他就會借毆打囚犯打發時間。他管的那一隊猶太人經常拿錢買酒精賄賂他。有時，囚犯會給他講述猶太人的悲慘命運，借以激起他脆弱的同情心。這一招通常會管用，他真的“被感動了”。他得意的俏皮話和他對猶太人的欺負一樣為人所熟知。他知道有些囚犯的家庭在居住區已經被殺完了，每次有人向他講述這類故事，他就回答說：“總得留他几千個猶太人去參加里木堡最后一個猶太人的葬禮吧！”有一天我們听他把這話一連說了几遍儿，他對自己這与眾不同的妙語感到非常自豪。 等到分排成几隊后，我們几個特別想出去做工的人看來注定要留在集中營里了。在營里不斷气地搞著建筑，每天都要死上几個人。他們用繩子把猶太人吊起來，把他們踩在腳下，放馴犬去咬猶太人，用皮鞭抽打他們，羞辱他們，所有能想到的方式都用出來了。很多人忍受不了這樣的折磨，便自愿地放棄了生命。他們少活了几天，几周，几月，但他們也免受了無數的折磨与暴行。 在集中營里會有不止一個的党衛隊員在監視你。經常有衛兵一個作坊一個作坊地來回串，拿皮鞭抽囚犯取樂，或者向指揮官報告說囚犯在搞所謂的“破坏活動”。這樣的匯報總會招致對猶太人的嚴厲懲罰。要是一個党衛隊員說囚犯沒能好好工作，他的話總是被接受的，即便是囚犯能夠指出他已經把活儿干完了也不行。党衛隊員說得話總是對的。 指定的工作已經快干完了，我們這些從東部鐵路線撤下來的人沮喪地站成一圈。很顯然鐵路線上已不再需要那么多人了。忽然有一個下士過來點了50個人。我被選上了，阿瑟被留在了后邊。我們被分成3組，開向里邊的那個門儿。那里有6個“阿斯卡里”被分派來站崗監督我們。這些人是志愿為德國人服務的俄羅斯逃兵和囚犯。“阿斯卡里”本是指一戰期間在東非為德國人服務的黑人士兵，不知什么原因，党衛隊也拿這個名稱稱呼俄羅斯的輔助人員。這些俄羅斯人被用來在集中營里協助放哨。德國人希望他們做什么，他們是再清楚不過了。而且其中的許多人也不負所望。只是由于賄賂才使他們的凶暴稍稍收斂了些。“營頭”和“領班”与他們交涉，保證給他們提供酒和香煙。所以出外工作的人如果是在阿斯卡里的看管之下，可以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 讓人感到奇怪的是，這些阿斯卡里非常喜歡唱歌：在集中營的生活里，音樂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還有一個樂隊。其成員包括里木堡和附近的許多一流樂師。党衛隊中尉理查德·羅基塔曾經是西里西亞咖啡館的一名小提琴手，他對“他的”樂隊非常著迷。這個人，平時對囚犯又是騷扰又是屠殺，同時卻又只有一個雄心——領導一支樂隊。他特別為樂師們安排了房間，變著法子對他們表示關心，但是又從不讓他們离開集中營。一到晚上，他們就演奏巴赫·瓦格納与格里格的作品。有一天羅基塔帶回了一位名叫蔡蒙特·施萊希特的作曲家。他讓這位作曲家創作一首“死亡探戈”。每當樂隊奏起這個旋律時，這位虐待狂羅基塔的眼中就會滿含淚水。 一大早，囚犯們离開集中營去工作的時候，樂隊就奏起樂曲送他們出去。這位党衛隊員堅持要我們及時出發，以便赶上音樂。經過營門的時候，我們就唱起歌來。 集中營的歌曲很特別，混雜著憂郁悲傷，病態幽默和下流詞句，是俄語、波蘭語和德語的奇怪混合。下流淫蕩迎合了阿斯卡里們的需要。他們老是要求大家唱一首很特別的歌。他們只要听到這首歌就會大咧著嘴笑，平素臉上挂著的凶殘表情一掃而空。 一旦我們走出帶刺儿的鐵絲网，空气就似乎突然清新了許多；鐵絲网后的人和房屋漸漸看不到了，掩蔽到了一片瞭望塔之后。 行人常常停下來，好奇地盯著我們。有時，他們向我們打起手勢來，不過很快就會停下來，擔心党衛隊員會看到這种表達友好的手勢。 街上的交通似乎未受戰爭影響。前線在700英里以外，只有眼前的少數士兵提醒這不是和平時期。 只要有一名阿斯卡里唱起來，盡管大家都沒有心情唱歌，也都只好跟著唱了起來。婦女們站在目瞪口呆的人群中，一听到下流的歌詞，就害臊地扭過臉去。自然，阿斯卡里們看到這一幕，會感到非常開心。有一位阿斯卡里离開隊伍，跑到邊道上和一個姑娘搭訕。我們听不清他都說了些什么。不過小女孩儿一听到他說話，漲紅了臉，飛快地走開了。肯定也不會是什么好話了。 我們的目光都在邊道上的人群中掃來掃去，迫切想發現一張熟悉的面孔。當然也有人只顧低著頭走路，擔心遇到熟人。 從行人的表情上你可以明白，我們已經命定要被勾銷掉。里木堡的人早已對受折磨的猶太人熟視無睹了，他們就像看一群被赶往屠宰場的家畜一樣看著我們。每當此時，我總覺得這世界好像是早已謀划好了要与我們作對，我們只能毫無反抗地接受命運，得不到一絲同情。 就我個人而言，我再也不想看到這些旁觀者臉上冷漠的表情。他們中是否有人想過還有猶太人活在世上？他們是否想過，只要有我們在，只要納粹還在忙于對付猶太人，他們就不是唯一的居民？我忽然想起几天前的一次經歷。在回營的路上，我原來認識的一個男學生剛好路過，他現在是一名波蘭工程師。他不敢公開朝我點頭，這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面帶詫异，似乎是在惊詫我為什么還活著。對他來說，我們無异已經死了；我們每個人都背著一張簽發過的死亡證書，只是死期尚待确定。 隊伍忽然在十字路口停了下來。 我看不出為什么要停下來，不過我注意到了街道左邊的一溜軍人墳墓。一圈儿低低的鐵絲柵欄把它圍了起來。柵欄下星布著雜草和灌木，不過隱約還是可以看出墳墓一線排開。 每一個墳頭上都种著一株向日葵，像接受檢閱的戰士一樣挺直立著。 我看得出了神儿。一個墳頭一個墳頭地望過去，向日葵的花盤儿像鏡子一樣吸納著陽光，然后把它們反射到油黑的地面儿上。光線似乎穿透地面，直讓你看到了下界。眩目的陽光下，蝴蝶在向日葵花盤間飛來飛去。它們是在一個墳墓一個墳墓地傳遞消息？它們是在向每一朵花低語些什么？是要通過花儿告訴地下的士兵？沒錯儿，它們就是要做這個，它們要把陽光和消息傳遞給地下的死者。 我忽然有些嫉妒這些死去的士兵。每一位士兵都有一株向日葵和這個世界聯系著，又有蝴蝶去拜訪他們。而我不可能有一株向日葵。我會被埋在万人坑中，尸体摞著尸体。沒有向日葵把陽光帶進我的黑暗世界，沒有蝴蝶在我可怕的墳墓上邊旋舞。 不知道隊伍站了有多久。后邊有人推了我一下，隊伍又開始往前走了。我邊走邊回頭看墳墓上的向日葵。向日葵不計其數，無法一一分辨。但是埋在向日葵下邊的人們仍然通過它們与世界保持著聯系。他們就是死了也要比我們优越…… 我很少去想死亡。我知道它在等著我，遲早會來。我也漸漸習慣于它的到來，甚至對它如何到來也沒有絲毫想法。死亡的可能性也太多了。我只希望它快來。至于它如何到來，那也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然而出于某种說不清的原因，向日葵激起了我新的想法。我覺得我會再遇到它們。對我來說，它們是一個象征，具有一种特殊的含義。 我們來到了雅諾斯加大街，把墳墓遠遠地拋到了后邊。我回過頭去，最后看了一眼遠處的那一片向日葵。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不知道要被帶到什么地方。我旁邊的人朝我嘀咕道：“說不定他們又在居住區建了工厂。” 有這种可能。有傳聞說正在建一些新工厂。越來越多的德國商人移居里木堡。他們倒不是特別急著獲利。能繼續從事他們的職業，保證他們的雇員，留在相對安逸的里木堡不去軍隊服役，遠离前線，這才是更重要的。這些工厂主只需從德國帶來書寫紙，一個橡皮圖章，几個領班，以及一些辦公家俱。不久前里木堡還控制在俄國人手中。俄國人把大部分建筑公司都國有化了，這些公司原先大都是猶太人的。俄國人撤退的時候，机器設備帶不走。所以他們留下的東西都送到“戰利品倉庫”，新來的德國工厂主們正在瓜分這些“戰利品”。 勞動力怎么也不會缺的。只要還有猶太人，就不難獲得廉价的，并且几乎是完全免費的勞動力。只要工厂生產的東西被認為有利于戰爭就可以了。不過要取得保護，還是有必要搞一些賄賂。這些工厂主經同意可以把分厂開到占領區去，他們可以從成百上千的猶太人中挑選廉价勞動力，也有權支配許多机器倉庫。他們從德國帶來的人不必那么忙碌。他們在里木堡的德國人居住區內安家，住進富有的波蘭人和猶太人放棄的豪華房子里。 對于猶太人來說，這么多德國工厂建在波蘭是很有好處的。工厂里的工作沒有那么艱苦，工厂主得保護“他們的”猶太人，這已經成了一條規矩。因為，如果沒有這些廉价的勞動力，工厂就不得不搬到更靠近前線的地方。 我听到周圍的人在焦急地小聲談論：“我們要去哪儿？” “去”意味著邁動雙腳完成大腦已經作出的決定，但是對我們來說，我們并沒有作出決定。我們只是机械地跟著最前邊的那個人走。他走大家就走、他停大家就停。 我們向右拐，到了雅諾斯加大街；我過去經常在這條街上閒逛，先是一個學生，后來是一個建筑師。曾經有一度我還和一個來自普熱梅希爾的男生在這里合租一間房居住。 現在，我們机械地沿著大街走——一隊命定的人。 還不到8點，街上卻已經熱鬧起來了。農民們正赶進城來交換商品；和通常遇到戰爭和危机時一樣，他們已不再相信貨幣。沒有農民注意到我們這個隊伍。 當正要走出這個市鎮時，剛才扯著沙啞的嗓子唱歌的阿斯卡里們休息了一下。一群剛下車的士兵背著包裹沿著雅諾斯加大街匆匆往前走；党衛隊走了過去，滿含鄙夷地看著我們。有一陣儿，有個軍官停下來盯著我們看。他脖子上挂著一架照相机，但是他拿不定主意是否應該給我們照上一張。相机從一個手換到另一個手，猶豫了一陣儿后，他還是走了。也許他不想在党衛隊眼皮下惹出麻煩來。 已經能望到雅諾斯加大街盡頭的教堂了，這是一棟高聳入云的紅磚方石結构的建筑。領頭的阿斯卡里要把我們往哪個方向帶？往右，去往車站方向？還是往左，沿著薩皮依大街往朗基監獄方向走？ 我們拐向了左邊。 我太熟悉這條路了。高等技術學校就坐落在這條大街上。多年來我每天都要沿著這條街走上几趟。那時我還在努力學習，要考取一張波蘭學校的畢業證書。 就是在那時，薩皮依大街對于我們猶太人來說仍是一條不幸的大街。那里只住了几家猶太人。為了避免混亂，猶太人一般不來這個地區居住。這里住著波蘭人——世襲公務員，專家，工厂主和官員。他們的儿子是里木堡有名的“闊公子”，大都在高等技術學校和高等農業學校就讀。其中大部分是流氓，好斗，反猶。猶太人一旦落入他們手中，總會被打得鼻青臉腫。他們把剃須刀片夾在木棍頂頭，用這种武器來欺負猶太學生。晚上在大街上走非常危險。即便你只是外表上看起來像猶太人，也會招致危險。尤其是在年輕的國家民主党和激進國家党把他們的反猶口號從理論付諸實踐以后，情況就更嚴重了。警察很少站出來保護受害者。 不可理解的是，當希特勒來到波蘭西部邊境，准備兼并波蘭領土的時候，這些波蘭“愛國者”仍然只在想著一件事：猶太人和猶太人對他們的仇恨。 那時，在德國，德國人正在建造新的工厂，把軍事能力提高到极限；他們正在修建直通波蘭的戰略公路，正在召集越來越多的德國年輕人服軍役。但是波蘭議會卻很少關注這些即將來臨的危險；他們還有“更重要的”任務。比如頒布新的猶太人屠宰法，把猶太人的日子弄得再難過一些。 類似的議會爭論總伴隨著街頭毆斗。因為在反猶太主義者看來，猶太知識分子無异于是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非拔去不可。 戰爭爆發前兩年，激進分子發明了一句口號，叫做“沒有猶太人的時代”。他們想減少猶太學校的數目，干扰猶太學生的學習，讓他們無法參加考試。在這些日子里，一些兄弟會的學生公然身披刺有“沒有猶太人的日子”字眼的緩帶在校園里邊聚會。他們總是在臨近考試的時候這么做。“沒有猶太人的日子”因此成了一個流動節日，高等技術學校的校園成了一塊儿飛地，不經校長邀請警察不得干預校內事務。而校長基本上是不邀請的。雖然激進分子只占學生的20％，但是由于大部分人的怯懦和懶惰，少部分人占了上風。大部分學生不關心猶太人，也不關心秩序与正義。他們不愿意暴露自己，他們缺乏意志力，他們為自己的事所纏繞，猶太學生的命運与他們毫不相關。 教師團中反猶的比例与學生中的比例大致相當。有些人是很堅定的反猶主義者，不過即便不反猶，猶太學生也很難從他們那里獲准一個補考机會，來彌補“沒有猶太人的日子”爆發以后他們失去的考試机會。來自貧窮家庭的猶太孩子，只要耽誤上一個學期，就不可避免地得結束他們的學習。所以即使是在反猶節日里，他們也不得不到高等學校去。當然，這就導致了荒誕的一幕。在考試的日子，沿街總停著一溜救護車，他們總有事可做。警察也在圍牆外等著，防止校園內的暴力擴散到街道上。經常有一些野蠻的學生被逮捕被判刑，但是他們從監獄里邊出來時卻像英雄一般，衣服翻領上佩著監獄之門圖案的徽章。他們是為了他們的國家事業而受難！他的同志們為他感到驕傲，許多教授給予了他們很多特權，永遠不存在開除的問題。 在阿斯卡里帶領下，我走過熟悉的小屋，腦海中翻騰著往昔的許多記憶。我掃視著人行道上的一張張面孔，心想，或許能看到以前的學生。我肯定能馬上認出這些學生來，因為，只要他們看到猶太人，臉上會明顯表現出一副憎恨和鄙視的表情來。在我是一個學生時，這樣的表情也看得太多了，永遠也不可能忘記。 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這些曾夢想著一個“沒有猶太人的波蘭”的高貴的愛國者現在在什么地方呢？沒有猶太人的日子或許不遠了，他們的夢想就要實現了。只是到了那時，也不再會有波蘭了！ 我們在高等技術學校門口停了下來。一切都沒有變。主樓是一棟黃褐色的新古典建筑，矗立在离道路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一堵低矮而帶有高高的鐵柵欄的石牆，把它与街道分隔開來。考試期間我經常穿過這扇柵欄，注視著激進學生為等待他們的迫害對象而設置的欄杆。大門入口處是一面繡有“沒有猶太人的日子”口號的旗幟。從大門到主樓入口處，全副武裝的學生組成了一道警戒線，檢查每一位想進入主樓的人。 現在，我又站到了這個門口。這一次沒有了旗幟，沒有了讓猶太人飽嘗鐵拳的學生，只有几個德國哨兵，入口上方的板子上寫著：“戰備醫院。”集中營來的党衛隊員朝哨兵嘀咕了几句，然后門就開了。我們穿過修理得很好的草坪，從大門左轉，繞過主樓到了內院。內院坐落在一片陰影之中。救護車進進出出，我們不時停下來讓救護車通過。然后把我們交給了醫藥組的一名警衛，由他給我們分派任務。盡管我在這里待過好多年，現在仍不免有一种很奇怪的陌生感。我記不起來我是不是來過這個內院。要是來過，是為了什么事才來的？我們那時總能不受干涉地進進出出，也用不著搞清里里外外的結构，那是多么愜意的時候呀！ 內院放滿了混凝土垃圾箱，里邊全是血跡斑斑的繃帶。地上到處是空盒子，麻布袋，包裝材料，一群囚犯正在把這些東西往卡車上裝。空气中彌漫著刺鼻的藥水味，消毒水味和腐爛的味道。 紅十字會的女孩子們和醫院的雜工正在前前后后地忙。阿斯卡里們离開了陰涼刺鼻的后院，跑到很遠的草坪上晒太陽去了。有几個正慢吞吞地用報紙卷煙——這是他們在俄國已經養成的習慣。 有几個傷勢較輕或正在恢复健康的士兵也坐在長椅上晒太陽，一邊注視著那些阿斯卡里們。盡管這些人穿著德國制服，一看就知道是俄國人。還可以听到他們也問到了我們。 有一個士兵從長椅上站了起來，朝我們走來。他掃視著我們，就好像我們是動物園里的動物。大概他想知道我們還能活多久。然后他指指自己的胳膊，胳膊吊著繃帶。他朝我們嚷道：“你們這些猶太豬，看看你們該死的共党兄弟干的好事。不過你們也活不了几天儿了，都得送死了。” 其他几個士兵似乎并不附和他的咒罵。他們同情地看著我們，其中有一個還無奈地搖了搖頭。不過誰也沒說一句話。朝我們走來的那個士兵又咒罵了几句，然后又坐回到椅子上晒太陽。 我自己在想，早晚有一天，會有一株向日葵种到這個下流家伙的墳頭上來看護他。我扭過頭去仔細打量他，我馬上看到了一株向日葵。他似乎很討厭我盯著他看，所以就撿了一塊儿石頭朝我扔來。石頭打偏了，向日葵也不見了。那一刻我感到非常孤獨，真希望阿瑟也跟著一塊儿來了。 后來，管我們的勤雜工又把我們帶到另外一個地方。我們的任務是把裝滿垃圾的紙箱運到房子外。這些垃圾顯然是手術室里的。垃圾的臭气熏得人透不過气儿來。 我站到門外換口气儿時，發現一名個頭不高的胖護土徑直朝我走來。她身著藍灰色制服，外罩白褂子，頭戴小白帽。她帶著很古怪的神情看著我。 “你是猶太人嗎？”她問。 我很吃惊地看著她。為什么要問這個？從我的服裝和表情不就能看出來嗎？莫非是想羞辱我？問這個問題有什么用意？ 或許是出于同情，我想。或許她想塞給我几片儿面包，但又不敢當面塞，怕被別人看見。 兩個多月前，我在東部鐵路線干活儿，裝卸氧气筒。一名士兵從停在路邊的一輛卡車里鑽出來，朝我走來。他說他已經觀察我們好久了，我們好像不夠吃。 “我那邊儿背包里有几片儿面包；你去把它拿走。” 我問他：“你為什么不自己拿來給我？” “給猶太人東西是不允許的。” “我知道，”我說道，“不過你要想讓我吃的話，你就自己拿來給我。” 他笑了。“不行，你得自己去取。這樣我就可以良心安宁地發誓我沒有給你。” 想到這件事，我就遵從了紅十字會護士的指示，跟著她進了大樓。 大樓的牆壁很厚，樓內有些涼爽。護士走得很快。她要把我往哪儿帶？她要是給我東西的話，就在這里，在樓梯前就可以給，誰也不會看到。而她只回了一次頭，示意我跟上。 我們開始爬樓梯。奇怪的很，我居然記不起來到過這個地方了。在二樓，一群護士迎面走來，一位醫生嚴厲地看著我，似乎是在說：這個家伙來這儿干什么？ 我們爬上了頂樓大廳。不久以前，我就是在這儿接過畢業證的。 這位護士停了下來，和另一位護士交談了兩句。我在想自己是否應該溜掉。我太熟悉這塊地方了。要想逃走很容易，每一條走廊通向何處我都十分熟悉。不管她想干什么，都讓她找別人去吧。 突然之間我忘了我在什么地方了，忘掉了護士，甚至也忘掉了集中營。右邊，有一條通道通往巴吉亞斯基教授的辦公室，左邊，有一條通道通往德爾達吉教授的辦公室。兩位都是很有名的憎惡猶太學生的教授。我曾在德爾達吉教授的指導下做畢業論文——設計一處療養院。巴吉亞斯基改過我很多論文。他与猶太學生打交道時，總是結結巴巴，几乎都快要透不過气儿來了。我至今還忘不了他那戴著圖章戒指的手拿著粗鉛筆在我的設計圖樣上勾來勾去的情景。 護士打了個信號讓我等著。我收回了思緒，倚著欄杆，低頭看樓下大廳忙忙碌碌的人群。傷兵們躺在擔架上被抬了進來。不斷有人進進出出。有些傷兵柱著拐杖一瘸一拐地走過。一個傷兵平躺在擔架上，瞪著眼看著我，滿臉痛苦。 我又想起了另一幕情景。1936年學生騷亂時，一群反猶學生把一名猶太學生抬過欄杆扔下了大廳，他那時就像這名士兵一樣痛苦地躺在地上，很有可能也正是同一個位置。 欄杆那邊有一道門通往建筑系主任辦公室。我們經常去那里，把作業交給教授批改。不管什么時候，這位主任總是非常沉靜，非常有禮貌，非常溫和。我們從來不知道他是支持猶太人還是反對猶太人。他總是淡淡地禮貌性地接受我們的祝賀。你几乎可以很自然地感覺到他很冷淡。當然，或許我們是過于敏感了，總要把人分成兩類：喜歡猶太人的和不喜歡猶太人的。對猶太人的長期欺壓導致了我們這种想法。 護士又回來了，再次把我從回憶中拉了回來。從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得出來，她很高興我還待在這里。 她帶我繞著大廳圍欄轉了一圈儿，在原建筑系主任辦公室門前停了下來。 “在這儿等著，我一會儿叫你。” 我點了點頭，站在那里往樓梯方向看。雜工們正在把一個已經毫無反應的人放在擔架上往下抬。大樓從來就沒有電梯，德國人來后也沒有裝。過了一會儿，護士從主任的房間出來，抓住我胳膊，把我推進了房間。 我四下掃視，尋找我曾熟悉的擺設：寫字桌，放我們作業的茶几。但是舊有的擺設都不見了。眼下室內只有一張白色小床，旁邊放著一張小桌。白白的床上有一個白白的東西從毯子一端看著我。我一時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了。 護士俯在床邊嘀咕了几句，我听到了几聲低沉的聲音，顯然是在回答。盡管這房間不是特別亮，我還是看到有個人渾身纏著繃帶，靜靜地躺在床上。我睜大眼睛，辨認出床單下這人的輪廓，然后又去辨認他的頭。 護士直起腰，小聲說道：“就在這儿。”然后她就出去了。 床上的人帶著沙啞的聲音有气無力地說道：“請你站近點儿，我不能大聲說話。” 現在我看得更清楚了。床舖上的人頭上裹滿繃帶，只露出了嘴巴，鼻子和耳朵，雙手蒼白，沒有一絲血色。這真是一個很怪的地方，那一雙死尸般的手，滿頭的繃帶，我居然會在這么一個奇怪的地方遇到這么一樁奇怪的事。 我不知道這個受傷的人是誰。不過很明顯，他是一個德國人。 我猶猶豫豫地坐到了床邊。病人察覺我坐下了，便輕聲說道：“請坐近一點儿，我說起話來很費力。” 我稍稍坐近了些。他想坐起來一些，伸出毫無血色的手來抓住我。 我的思緒一下子亂了起來。我搞不清眼前的一幕到底是實還是夢。我，一個集中營的囚犯，衣衫檻褸，坐在前里木堡高等學校主任的辦公室里，而現在這里成了一座軍事醫院，我坐在了事實上是一個太平間的病房里。 我眼睛開始适應室內昏暗的光線，可以看到白色繃帶上黃色的斑點。是藥膏，還是膿汁？再看那纏滿繃帶的頭，簡直跟幽靈一般。 我神思恍惚地坐在床邊。我目不轉睛地看著這個傷員，看著繃帶上灰黃的斑污。污點似乎動了起來，在我眼前組成了不同的圖案。 “我活不了几天了。”傷員的聲音小得几乎讓人听不到，“我知道我快要死了。” 說完這話，他沉默了。他是在斟酌該說什么，還是被死亡的征兆嚇住了？我又仔細打量了他一番。他非常瘦小。襯衫下他的骨骼清晰可辨，几乎要從他干巴巴的皮膚里迸裂出來。 我對他的話無動于衷。我在集中營的強制生活已經徹底破坏了我對死亡的恐懼与情感。 疾病、苦難和宿命永遠伴隨著我們猶太人，這樣的事情再也嚇不住我們了。 大約兩周前，我偶然走到一個扔滿水泥袋的倉庫前，听到有呻吟聲，就跑進去看個究竟。我看到有個囚犯躺在水泥袋之間。我問他怎么了。 “我就要死了，”他哽咽著說，“我要死了，這世界上沒一個人幫助我，沒一個人會為我的死感到悲哀。”他又有意無意地加了一句。“我22歲。” 我跑出倉庫，找到了國醫。他聳了聳肩，轉過了身去。“今天有兩百多人在這儿干活儿。有6個人都要死掉了。”他甚至沒問一聲快要死去的人在什么地方。 “你起碼應該去看一看他。”我抗議道。 “我管不了那么多。”他回答道。 “但是你是醫生，可以自由地來回走動，你可以向哨兵解釋你為什么离崗。我不能隨便動。一個人像被人拋棄了一樣孤孤單單地死去也太可怕了。求你幫一幫我，他是快死的人了。” “好了，好了，我這就去。”他說道。 可是我知道他不會去。他也完全失去了對死亡的同情。 晚上點名時有6具尸体。事情未加解釋就了了。醫生的估計是正确的。 “我知道，”病人咕咕噥噥地說道，“這么個時候，成千上万的人都在死去。到處都有死亡。死亡既不罕見也不特別。我注定要死掉了。可是有一些經歷老折磨著我，我實在想把它們講出來。否則我死也不得安宁。” 他喘著粗气。我感覺到他正透過頭上纏著的繃帶在看著我。或許他透過黃色的斑污能看到我，我卻看不到他。 “我听一個姊妹說猶太囚犯在后院干活。她才給我帶來了我母親的一封信……她把信給我讀了后才走掉。我已經在這儿待了三個月了。于是我做出決定。我是考慮了很久后才得出決定的…… “這個姊妹回來后我請她幫我。我希望她幫我找一個猶太囚犯來，不過我提醒她要小心，不要讓人看到她。這名護士不明白為什么我要提出這個要求，一聲沒吭就出去了。我不再指望她會為了我來冒這個險。過了一會儿她回來了，她彎下腰低聲告訴我，有一個猶太人在外邊。她說話的口气就好像是要滿足一個臨死的人的最后一項要求。她知道我的身体狀況。我在太平間里，這我也知道。他們讓沒希望的人孤單一人待在一個屋里邊死去。或許他們不想讓別人難過。” 給我說這些話的是個什么人？他想給我說什么？難道他是個假裝成德國人的猶太人，臨死前想再看到猶太人？居住區和集中營中都盛傳說，在德國人中，有一些外貌上非常像雅利安人的猶太人。他們利用假造的檔案參了軍，有些甚至還混進了党衛隊。這是他們尋求生存的辦法。這個人就是這樣一個猶太人嗎？或者他是半個猶太人，是兩個种族人通婚后生下的孩子？他動了一下。他另一只手下壓著一封信，身子一動，信掉到了地板上。我彎下腰，把信撿起來，放回到床單上。 我沒碰著他的手，他不可能看到我動——不過他還是有反應。 “謝謝——這是我媽媽的來信，”他有气無力地說了一。句。 馬上，我又感覺到他是在盯著我。 他伸手攥住信，把信往回拿，那架勢似乎是想從与紙的接触中獲得一點儿力量。我想起了我母親，她再也不會給我寫信了。五周前居民區搞了一次突然搜索。經過多次掠奪后，我們只剩下了一件有价值的東西，那是一塊金表。我把金表留給我母親，以便在有人抓她時用它來打通關節脫身。后來我鄰居言之鑿鑿地告訴我這塊金表的下場。我母親把這塊金表送給前來逮捕她的烏克蘭警察。他拿著表走開了，但隨后又回來，把我母親和其他人扔進卡車。卡車把他們帶到了一個地方，從此后就再也沒收到我母親的信…… 時間似乎要凝固住了。我听到這個瀕死的人在說話。 “我叫卡爾……我志愿加入了党衛隊。當然，你听到党衛隊這個詞儿……” 他停下來說不動了。他喉管發澀，似乎在吃力地咽下一塊儿東西。 現在我明白了，他絕不可能是一個藏在德國制服下的猶太人或半猶太人。我怎么會想到了這個地方呢？然而在那個時代，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 “我必須把一些可怕的事情告訴你……一些非人的事。這是一年前發生的事……已經有一年時間過去了？”說到最后几個字，他几乎是在自言自語。 “沒錯，有一年了，”他繼續說道，“我犯下罪行已經有一年了。我必須給誰講一講這事，或許這樣能好一些。” 他抓住我的手，手指緊緊勾著我的手指，似乎覺得我一听到“罪行”這個字眼，我就會把手抽走似的。什么時候他開始有這么大的力量？還是因為我太虛弱了，連把手抽走的力气也沒有了？ “我必須得把這些可怕的事情告訴你——我告訴你是因為……因為你是猶太人。” 難道還有一些我們不知道的恐怖事件？ 一個病態的大腦，什么樣的暴行和折磨都會想象出來。這一點我再熟悉不過了。我自己生病時有過這种体驗，在集中營里我也在別人身上看到過這种情況發生。這個病人還能告訴我什么樣的恐怖事情呢？再恐怖的事情，我也在集中營難友們晚上的交談中听到過了。 我對他的故事沒有一點興趣，我只希望護士別忘了告訴阿斯卡里我在這里。不然的話他們會到處找我。或許還會以為我跑掉了。 我有些不安。我听到門外有聲音，不過我馬上听出來是那位護士的聲音，我有些釋然了。床上的人仍然用低沉的聲音在說：“過去了這么長時間，我才意識到我犯下了罪行。” 我盯著纏滿繃帶的頭。我不知道他想向我坦白些什么事，不過我知道，在他死后，他的墳頭上會有一株向日葵。已經有一株向日葵轉向了窗戶，透過窗戶，陽光撒進了太平間。為什么向日葵轉過臉來了？因為它要伴他到墳墓，站在他的墳頭上，維持著他与生活的聯系。一想到這里，我就有些嫉妒他。我嫉妒他，還因為他在臨終之時還可以挂念著他的母親，挂念著會為他怕死而悲傷的活著的母親。 “我并非生來就是殺人凶手……”他气喘吁吁地說道。 他開始大口喘气，沉默了片刻。 “我是斯圖加特人，我今年21歲。我死得太早了。我還沒怎么生活。” 21歲就死去，确實也死得太早了些。但是納粹在把我們的孩子送進毒气室時，是否問過他們是不是死得太早了些？他們是否問過我們的孩子是不是已經認真生活過了？當然，誰也沒有問過我這個問題。 他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我知道你會怎么想。我理解。但我是不是還應該說，我太年輕了……？” 一陣沉默之后，他又說道：“我父親曾是一個工厂的經理，他是一名堅定的社會民主党員。1933年后，他陷入了難堪之中。不過像他這种情況的人也太多了。我媽媽把我從小培養成一個天主教徒，事實上，我還是教堂的一名輔祭，牧師也非常喜歡我，希望我有一天會學習神學。然而事情完全沒有按原來的樣子發展；我加入了希特勒青年會，自然，我的教堂生活結束了。我母親非常傷心，不過后來也就不再責備我了。畢竟我是她儿子。對于此事，我父親從來未置一辭…… “他擔心我會把在家中听到的情況報告給希特勒青年會……我們的領袖要求我們無論在何處都應該推行我們的事業……甚至是在家里……他告訴我們，無論听到誰低毀這個事業，都應該向他報告。許多人也确實這么做，但我沒有這么做。不過我父母還是非常擔心。只要我在他們身邊，他們就緘口不談任何事情。他們對我的不信任態度讓我感到非常煩惱。不過，非常遺憾，那時也沒有時間反省這些事。 “我在希特勒青年會找到了朋友和同志。我的生活非常充實。放學后我們大部分同學都匆匆忙忙去了俱樂部和体育場。我父親很少跟我說話。就是有事要說，也非常謹慎，只是有保留地說。現在我知道他為什么難過了——我經常看到他一連几個小時地坐在椅子上，一言不發，在那里呆想…… “戰爭爆發了，我志愿人了伍，當然是進了党衛隊。我們部隊中遠不只我一人這么做；過半儿的人是志愿入伍的——不加絲毫思索，就好像是要去跳舞或去遠行。我离家走時，我母親哭了。我關上家門時，听到父親對母親說：‘他們把我們的儿子從我們身邊奪走了。不會有好結果的。’ “我對他的話感到很生气。我想回去和他理論一番。我想告訴他，他根本不理解這個時代。不過我還是算了，不想讓大家都不愉快地分別。 “這是我最后一次听我父親說話……后來他偶爾在我母親寫給我的信上附上几筆。不過通常我母親總是很抱歉地說他還沒有從工厂回來，而她又急著赶這班郵件。” 他停了下來，伸手去拿床頭桌上的茶杯。雖然他看不到，但他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他端起杯喝了一大口，我沒來得及幫上忙，他又把杯子穩穩當當地放回原處。事情真的會像他剛說過的那樣糟糕嗎？ “我們先被送到了一個軍事基地的集訓營，在那里我們熱情地收听波蘭戰場的消息。我們貪婪地閱讀報上的報道，擔心我們還來不及派上用場戰爭就會結束。我渴望親身去体驗一下，去看一看世界，去冒一冒險，這樣就有資格去跟別人講我的冒險經歷了……我叔父有很多在俄國戰斗的經歷可講，他經常給我們講他們如何把伊万赶進馬蘇里亞恩湖，講得我們大家都非常激動。我也希望在那樣的事件中扮演一個角色……” 我如坐針氈，老想掙脫手走掉。可是他想跟我聊，不但用嘴對我說，而且用手抓著我。他越抓越緊……好像肯求我不要舍下他一個人走掉。或許他的手就是在發揮著眼的作用。 我環視房間，瞥了一眼窗戶。窗外，后院有一半儿已經沐浴在陽光中，房頂的影子影影綽綽洒在地上——光線与陰影間有一條清晰的界限，沒有任何過渡。 這位瀕死的年輕人又講到了他在被占領的波蘭的時光，提到了一個地方。這地方是萊希舍夫嗎？我沒有問。 為什么搞這么長一段時間的舖墊？何不直接說他想從我這里得到什么？根本沒有必要這么溫和。 他的手開始發抖，我趁机要把我的手抽走。可是他又抓住了我的手，低聲說道：“求你了。”他是想為自己，還是想為我鼓勁儿？他到底要說什么？ “隨后——隨后就發生了恐怖的事情……不過我先得給你講一講我自己。” 他似乎覺察到了我的不安。他是不是注意到我正看著門？因為他突然說道： “沒人會進來。護士答應在外邊看著…… “海因茲是我中學同學，他也和我一起到了波蘭。他老說我是個愛做夢的人。我一直搞不清楚他為什么這樣叫我，或許是因為我永遠都是又快樂又幸福的——至少在那件事發生以前……也好，海因茲听不到我講這种事了。我母親永遠也不該知道我都做了些什么。不應該讓她失去她有一個好儿子的想法。她老是把我叫做她的好儿子。她應該永遠像她希望我的那樣看待我。 “她曾經把我的信念給鄰居們听……鄰居們都對她說，我為元首和祖國光榮負傷，他們都感到非常驕傲……你明白，這都是一些套話……” 他的話變得尖刻起來，似乎是想傷害他自己，刺痛他自己。 “在我媽媽看來，我還是個沒有牽挂的快樂男孩儿……滿腦子的崇高想法。噢，這就是我們制造的笑話……” 他講起他年輕的伙伴和同事時，我也想起了自己酷好玩笑的歲月。我想起了我的老朋友們……想起了我在布拉格的老同學。我們經常在一起開著玩笑，我們都是年輕人，未來的生活正等著我們。 然而我的年輕朋友和他的年輕朋友又有什么共同之處呢？難道我們不是來自不同的世界嗎？來自我這個世界的朋友們現在在什么地方呢？有的還在集中營，有的已經葬身于叫不上名字的万人坑之中了……他的朋友又在什么地方呢？他們還活著，即便是死了，至少他們的墳頭上還會有一株向日葵和一個刻有他們名字的十字架。 我又開始反問自己，一個猶太人干嗎得听一個行將死去的納粹士兵的忏悔。要是他真的重新發現了他對基督教的信仰，那就應該派一個牧師來，牧師可以幫他平安地死去。假若我快要死了，假如我确實有什么需要忏悔的地方，我應該向誰忏悔呢？而且不管怎么說，我不可能像這個人這樣有這么多時間來忏悔。就像我之前的几百万人那樣，我的生命將會以非常暴力的方式結束。也許會讓你意想不到地吃惊，也許我還來不及准備槍就響了。他仍在滔滔不絕地談論他的年輕朋友，就好像是在大聲讀書一樣，這只能勾起我對我自己的年輕朋友的回憶。然而這一切也走得太遠了，顯得不那么真實了。似乎我生來就應該是在集中營里，似乎我生來就是為了受這披著人皮的野獸的虐待，我成了毫無反抗能力的犧牲者，成了他們發泄怨气和民族仇恨的對象。回憶逝去的光陰只會使我喪失力量，而我需要保持力量，因為只有有了力量，才有希望在這個恐怖的時代里生存下去。我仍然堅信，總有一天，這個世界會報复這些殘暴的人們——盡管他們胜利了，盡管他們在為戰爭的胜利而歡呼，盡管他們非常傲慢自大，總有一天，絞索會套到納粹的脖子上，今天猶太人的命運總有一天要落到納粹頭上…… 本能驅使我不再去听這臨終辯白。我想走掉。這位瀕臨死亡的人肯定感覺到了，因為他扔下手中的信，伸出手來試圖抓住我的胳膊。這舉動是這么的無助与可怜，突然間我感到有一絲歉意。盡管我想走，我還是應該留下來。他又開始平靜地講了下去。 “去年春天我們明白要發生什么事情了。我們一遍又一遍地被告知要准備做一些大的事情。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表現出他是一個男子漢……他必須剛強，這里不允許人道主義者的胡說。元首需要真正的男子漢。這种教育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与俄國的戰爭開始了。出征前，我們一遍又一遍地收听希姆萊的演講。他講到元首任務的最后胜利……講到把劣等民族驅除掉……我們拿到了許多有關猶太人和布爾什維克的文字材料，我們貪婪地閱讀《沖鋒》雜志，很多人還把上面的漫畫剪下來貼在床上。不過我不關心這些……一到晚上，我們就聚在餐廳里，喝著啤酒，興奮地談論著德國的未來。像在波蘭一樣，向俄國的進攻無疑是一場閃電戰。感謝天才的元首，戰線不斷地向東推進。向前，向前，德國需要更多的空間生存。” 他停下來歇了一會儿，顯然是有點儿累。 “你會發現我一生從事的是什么樣的一個職業。” 他為自己做過的事感到內疚。他的話變得有些痛苦，有些認命。 我又朝窗戶外看去，看到光与影的界線現在已經移到了內牆的另外几扇窗戶上了。太陽已經升得更高了。有一扇窗戶反射的光線非常耀眼，讓你覺得窗子离你非常近。過了一會儿，光的閃爍變得像信號一般。那時候，我們愿意把每一件事都看作一個象征。那個時代神秘主義和迷信非常流行。我集中營的國友們經常講鬼的故事。對于我們來說，每一件事都是不真實的，都是不确定的：地球上的人充滿著神秘的形態；上帝已經离去，在他缺席的地方已另有掌管者，給我們傳遞著信號，給我們以暗示。平時，無論誰相信超自然的力量，我們都會哈哈大笑。但是現在，我們反而希望他們能干預整個事情。我們貪婪地听信所謂的清醒的預言者們所說的每一句話。只要他們能給予我們改善生活的一線希望，我們就完全愿意附合這种無謂的解釋。猶太人永遠是樂觀主義者，自認比任何理性都要优越。然而現在，即使是理性也沒了其位置。納粹當道的世界會有什么理性和邏輯可言呢？人們會陷于奇想之中，而這不過是為了逃避可怖的現實。在這樣的气氛下，理性反而成了障礙。我們躲人夢中，不想從夢中醒來。 我走了一會儿神。一陣嗡嗡聲把我惊醒。一只青蠅，可能是聞到了气味，正在這位瀕死的人頭上盤旋。他看不到蒼蠅，也看不到我揮手赶走了蒼蠅。 “謝謝你。”盡管他看不到，他還是覺察到了。 第一次，我意識到，我，一個毫無抵抗能力的下等人，已經在無意中讓一個同樣毫無抵抗能力的高等人輕松了很多。 談話又進行了下去：“六月末，我們加入了一個突擊大隊，被裝上卡車運往前線。我們駛過大片麥田，麥田一望無際。我們的排長說，希特勒有意在這時對俄國人發動進攻，以便我們能夠搶收糧食。我們都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決定。我們一路看到許多死去的俄國人，被炸毀的坦克，被破坏了的卡車，大批死去的馬匹。也有一些俄國傷兵，無助地躺在路邊，沒有人照料他們；我們一路上都能听到他們的慘叫聲和哀號聲。 “我們有一個同事朝他們啐唾沫，我抗議他不要這么做。他用我們軍官常用的話回答我：‘不要同情俄國人……’ “他的話听起來很像嚴肅的軍事命令。他以戰地記者的口气說話。他的話無异于鸚鵡學舌，一點也不動腦筋。他說的全是從報上抄來的陳詞爛調。 “后來我們到了一個烏克蘭村庄，我們第，次与敵人交上了火。我們朝一個廢棄的農舍開火，俄國人早已把這個農舍改造成了防御工事。我們沖進去后，只發現几個傷兵躺在地上，我們沒法管他們。我是說，我沒管他們。可是我們突擊隊的頭……給了他們致命的一擊…… “我現在躺在醫院，這些細節老是反复出現。我回憶了一遍又一遍，一遍比一遍清晰，一遍比一遍具体……現在，我有足夠的時間去回憶。 “戰爭是非人的。許多人都忍受不了。比我們大的人看到我們是這個樣子，就沖我們嚷嚷：‘你們得相信自己，俄國人對待我們的人不也是這樣嗎？你只需要看看他們如何對待他們自己人的。我們遇到的囚犯大都遍体鱗傷。他們帶不走囚犯，就用槍炮把囚犯射倒。誰選擇了創造歷史，誰就不應該拘泥于細節。’ “有天晚上，有個同事把我拉到一邊儿，想對我訴說他內心的恐懼。但是話剛開了個頭他就又停下來了。他信不過我。 “我們繼續創造歷史。一天又一天，捷報傳來，老有人告訴我們說，戰爭很快就要結束了。希特勒這么說，希姆萊也這么說……對于我來說，恐怕真要結束了……” 他長出了一口气，又呷了口茶。我听到身后有聲音，轉過身一看，門已經開了。他已經听到了聲音。 “大姐，請你……” “沒事儿，我只是想看一看……” 她又關上了門儿。 “盛夏，我們來到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到處都是丟棄的汽車槍支。許多還原封未動。很顯然俄國人迅速撤退了。房屋正在燃燒，大街被堵了起來，改成了防御工事，但是沒有人留下來抵抗。市民中有傷亡。我看到人行道上有一具婦女的尸体，兩個小孩儿正蜷縮在她身旁…… “傳來命令要我們原地休息。我們把槍靠在牆上，坐下來休息抽煙。忽然間一陣巨響，我們四處張望，但是沒看到飛机。隨后我們看到有好多間房子被連根儿炸毀了。 “俄國人撤退前在許多房屋下埋下了炸藥，部隊進城后，房屋就炸毀了。有一個同事說俄國人是從芬蘭人那里學到這种詭計的。我很高興我們是在休息，我們再一次幸免于難。 “忽然有一輛指揮車在我們不遠的地方停了下來，一位少校鑽出車叫我們上尉上車。隨后又來了几輛卡車，把我們拉到了城市的另一個地方。那里也是一片狼藉。 “車停到了一個大廣場上，我們下了車，四處張望。廣場的另一頭，有一群人在被看管著。我以為他們是被赶出城來的市民，因為戰斗還在繼續。忽然間人群中在到處傳著這樣的話：‘他們是猶太人’……以我這么大年紀，我平生還是第一次看到這么多猶太人。當然，以前也見到過一些，但是自從希特勒掌權以來，他們中大部分都已經遷移走了。少數留下來的很快也就消失了。据說他們被送進了居住區。隨后他們就被忘掉了。有時候我母親會提起我們的家庭醫生，他是個猶太人，我母親非常怀念他。她小心地保存著他開的所有處方，因為她絕對相信他的醫學知識。可是有一天藥師告訴她，必須換一個醫生開處方，他不接受一個猶太醫生開的處方。我母親非常惱火，我父親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沒說。 “不用說你也知道報上是怎樣談論猶太人的。后來我在波蘭看到了猶太人，他們和我們斯圖加特的猶太人完全不同。在德貝克軍事基地，有一些猶太人在那里工作，我經常給他們一些吃的。不過突擊隊的頭發現后，我就沒再給他們了。猶太人得清掃我們居住的地方，我經常故意在桌上留下一些食物，我知道他們會找到的。 “我對猶太人的了解僅限于從廣播上听來的，從報上讀到的東西。我們被告知說他們是一切災禍和不幸的根源……他們總想踩在我們頭上，是他們導致了戰爭、貧窮、饑餓、失業……” 我注意到這個瀕死的人講到猶太人時，口气非常溫和。我從來沒听到一個党衛隊員用這樣一种口气說話。他比別人要和善些？還是因為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下達了命令，”他繼續說道，“我們朝猶太人站著的地方開了過去。大約有150到200個猶太人。包括一些小孩儿，他們正焦急地看著我們。有人在抽泣。有几個嬰儿還在他們母親的怀抱里，沒有年輕男子；大部分是婦女和白發蒼蒼的老人。 “我們越走越近，已經能看清他們的眼神——他們滿怀恐懼，莫名的恐懼……他們顯然知道等待著他們的將是什么…… “運來了一卡車油桶，我們把油桶卸下，搬進了屋子。猶太人中強壯一些的被叫出來，要求他們把油桶搬到頂樓。他們听從了命令——他們無精打采，沒有絲毫個人意愿，像一個机械人。 “隨后我們就把猶太人往屋里赶。一位士官手里拿著鞭子，誰走得慢他就給誰一鞭。一時詛咒聲和腳踢聲亂成一片。房屋不大，只有三層。我本來以為擠不下這么多人。可是過了几分鐘，街上已經沒有一個猶太人了。” 他停了下來，我的心開始咚咚直跳。我完全想象得出這是什么樣的一個情景，我太熟悉這一幕了。我仿佛置身于其中，不得不拿著汽油桶往屋里擠。我能感覺到他們不得不使勁儿地擠在一起的情景；我仿佛能听到他們瘋狂的喊叫聲，他們肯定已經意識到要發生什么事情了。 這位瀕死的人又接著往下講道：“又拉來了滿滿一卡車猶太人，他們也被塞進了這棟房屋。然后門鎖了，一挺机槍架在了對面。” 我明白這故事是怎么收場的。我自己的國家已經被德國人占領了一年多，我們听到了很多類似事件在比亞利斯托克，布羅狄和格勒得克發生。總是同樣的手段。我沒必要再花時間听他講述這恐怖的一幕了。 我站了起來，准備离開。可是他懇求道：“求你坐下，我必須把后邊的事講給你听。” 我确實不知道是什么促使我留下。不過他聲音中似乎有些什么東西阻止我听任直覺离他而去。也許我希望能听他用自己的話親口講出納粹的恐怖行為。 “我們被告知一切就緒，我們退后几尺。我們接到命令，要我們打開手榴彈保險栓，從窗戶把手榴彈扔進屋去。接著是一聲聲巨響……天啊！” 他說不下去了，從床上微微抬起身來，渾身都在顫抖。 不過他還是繼續講了下去：“我們听到里邊人的慘叫聲，看到火苗一層一層地添食著他們……我們端起來福槍，准備射擊任何從火海里邊逃出來的人。 “房屋里的慘叫聲非常恐怖。濃煙擁了出來，嗆得我們……” 他的手濕漉漉的。他被自己回憶到的情景嚇呆了，他停下來，抽出手去擦汗。我的手稍稍放松了些，但是他馬上又抓住它，緊緊地攥住它。 “請你，請你，”他結結巴巴地說道，“不要离開，我還有話要給你講。” 我再也不用怀疑了，就是這么一個結局。我看到他正鼓起全身最后的力气，要把這個故事的悲慘結局告訴給我。 “我看到二樓的窗戶后邊，有一個人挾著一個小孩儿。這人的衣服正在燃燒。他身邊儿站著一位婦女，毫無疑問是孩子的母親他空出的一只手緊捂著孩子的眼睛……隨即他跳到了街上。緊隨其后，孩子的母親也跳到了街上。隨后，其它窗戶也有很多渾身著火的人跳了出來……我們開始射擊……噢，天啊！” 這位瀕死的人用手捂著繃帶覆蓋著的眼睛，似乎想從腦海中擦去這些畫面。”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奮力跳出窗戶，可是有一家人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尤其是他們的孩子。黑頭發，黑眼睛……” 他已經精疲力盡，說不下去了。 他講到黑眼睛的孩子，這讓我想起了埃里。埃里住在里木堡居住區，6歲左右，長著一雙好奇的大眼睛——一雙難以理解的眼睛——一雙充滿責備的眼睛——一雙永遠難以忘怀的眼睛。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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