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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亞細亞西北部的尼西亞希腊人帝國和巴爾干半島的希腊人和斯拉夫人的東正教國家，避開了1237－1240年席卷俄羅斯和1243年淹沒塞爾柱拉姆蘇丹國的蒙古浪潮。在巴爾干半島只有保加利亞遭到劫掠。但到1556年東正教世界這兩翼的命運卻發生了逆轉。1556年奧斯曼人成了南方的東正教各民族（包括14世紀建立瓦拉几亞和摩爾多瓦公國的羅馬尼亞人）的主人。另一方面，到1556年俄羅斯的東北部分擺脫了金帳汗國的霸權；莫斯科的統治者成了弗拉基米爾的大公，吞并了東俄羅斯的所有公國。1547年他獲得了沙皇的頭銜；并且征服了兩個僅存的繼承金帳汗國的國家喀山（1552年）和阿斯特拉罕（1556年）。 1240年，尼西亞帝國正在興起，它于1235年在歐洲贏得了一個灘頭陣地，1259年它在馬其頓的佩拉戈尼亞擊敗了由一個對立的希腊人國家与兩個法蘭克人王國結成的同盟。這個希腊人國家是東羅馬帝國在希腊西北部領土的繼承者，而這兩個法蘭克人國家則是法國人的摩里亞公國和霍亨斯陶芬王朝治下的兩西西里王國。此后，尼西亞的希腊人于1261年從最后一位法國人皇帝之手奪取了君士坦丁堡。但是，這些巨大胜利的結果卻是虎頭蛇尾的。1288－1299年，塞爾維亞征服了尼西亞希腊人帝國在1246年奪取的馬其頓地區的北半部。1345年塞爾維亞王公斯蒂芬·杜香占領了塞雷斯；1346年他加冕為“塞爾維亞人和羅馬人皇帝”。到這一時期，位于塞薩洛尼基界外的整個馬其頓都落入了希腊人之手。尼西亞希腊人于1261年重新征服君士坦丁堡的代价，是將亞洲領土丟給了土庫曼部落，而奧斯曼人就是其中距离最近、威脅最大的一支。到1346年，复興的東羅馬帝國已注定要滅亡。剩下的問題只是由塞爾維亞人還是由奧斯曼人成為它的繼承者。 東羅馬帝國的衰落并沒有削弱拜占庭藝術和拜占庭宗教事業的生命力。14世紀初，伊斯坦布爾的霍拉教堂中的鑲嵌畫并不比同時代佛羅倫薩藝術家喬托的繪畫遜色。与此同時。希腊圣山上出現了東正教神秘主義的复興，神秘主義者通過默禱尋求与神性的合一（自亞歷山大的圣西大納西開始的這种合一，一直是虔誠的東正教徒所宣稱的目標）。在14世紀，追求這种神秘主義合一的方法是印度式的形体瑜伽。它在神學上的正統性遭到了西方基督教神學家和部分東正教神學家的怀疑。但在1351年，靜修在一次東正教會會議上被宣布為正統。政治和神學是互相牽連的。1351年東正教的這次聲明是對西方基督教攻擊靜修的回擊，同時也是教皇約翰六世坎塔庫澤努斯在1341－1347年東羅馬內戰中獲胜的結果。 這次內戰使复興的東羅馬帝國最終滅亡。与戰爭相伴而來的是一場社會革命和神學爭論。帝國在帕里奧洛吉王朝的長期統治期間（1259－1453年），農村大庄園的不斷擴大和農民處境的日益惡化都達到了令人難以忍受的程度。約翰六世站在大地主一邊，引起了農民激烈的反抗。革命者（“狂熱派”）在從1342年到1350年的大部分時間中一直占据著塞薩洛尼基。這一期間，大地主在帝國的殘余領土上遭到了野蠻的報复。 希腊人在14世紀關于靜修的爭論中所表現的反西方的感情，早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期就很明顯。1204年西方基督教徒攻陷君士坦丁堡，及意大利沿海的共和國不斷奪取希腊人領海內的國內貿易，進一步加深了這种反西方的感情。邁克爾八世帕里奧洛加斯，即那位重新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尼西亞皇帝，認識到如果沒有西方基督教的友好親善和軍事支持，他們恢复的東羅馬帝國就不可能生存下去；為此需要花費的代价是東正教會承認羅馬教廷在教會事務中的至上地位。邁馬爾八世本人在1274年承認了教皇的至上地位，約翰五世在1369年、約翰八世在1439年的佛羅倫薩會議上也都這樣做了；1453年，東羅馬的最后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在与羅馬教會的宗教感情交流中去世。 1439年在佛羅倫薩皇帝与東正教教會代表團的絕大多數成員（只有一人除外）簽署了合并條例。但這次也和前几次一樣，廣大的東正教僧俗群眾卻反對根据羅馬的條件進行合并。在1361年奧斯曼人占領阿德里安堡之后，君士坦丁堡已經与外世隔絕，只剩下經過達達尼爾海峽的海上通道，而在陸路上一直處在封鎖之下。從此以后，所有的希腊人都清楚地看到，如果他們得不到西方基督教徒根据西方條件的救助，最后一批政治上獨立的希腊人飛地勢必要落到奧斯曼人之手。希腊人有意讓自己處在奧斯曼的政治統治之下，因為他們感到与教皇的教會統治和熱亞那与威尼斯的商業統治相比，這還是較輕的禍害。 受《古蘭經》約束，穆斯林政府有義務要允許服從的基督教臣民信奉自己的宗教。而西方基督教國家，除了威尼斯例外，都很難令人相信它們不強迫它們的東正教臣民承認教皇的至上地位。尚沒有落入西方統治下的希腊人，不愿意為逃避穆斯林的統治付出這樣的代价；而且，即使他們接受西方的條件，他們也怀疑西方基督教徒向他們提供軍事援助的可能性。總而言之，希腊人感到憤憤不平：在希腊人的眼中，西方人不僅在文化上低希腊人一等，而且也是教派林立紛爭不斷，但他們現在卻在財富和權力兩方面都遠遠超過了希腊人。 1439年佛羅倫薩合并條例的簽署人之一，是俄羅斯東正教會的大主教伊西多爾。他得到了獎賞，被選為羅馬的樞机主教。俄羅斯大主教仍然是君士坦丁堡主教的下級，伊西多爾本人則是希腊人。俄羅斯的主教們否決和拋棄了伊西多爾，1448年他們選舉了一位土生土長的俄羅斯人擔任主教。這次選舉并沒有得到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同意，是由莫斯科的弗拉基米爾大公与立陶宛大公及其在西俄羅斯的下屬基輔王公共同發起的。但是俄羅斯的教士階層并不反對君士坦丁堡主教凌駕于俄羅斯東正教會主教之上的權力，所以至少在名義上，整個俄羅斯仍然處在主教教會的管轄之下，盡管各個本地的俄羅斯公國的政治地位差別很大。 莫斯科公園是在1328年以為金帳汗國服役而興起的。莫斯科以金帳汗的名義懲罰了1327年反叛金帳汗的特維爾公國。1332年莫斯科王公伊凡·卡利塔受到其蒙古主人的獎賞，擔任弗拉基米爾大公。他繼續留在自己的城市莫斯科，因而，俄羅斯東正教會主教也將莫斯科作為主教所在地。金帳汗國利用莫斯科公國作為劊子手來對付其他俄羅斯公國固然對金帳汗國很方便，但也很短見。莫斯科逐漸一個接一個地吞并了處在金帳汗國宗主權之下的其他俄羅斯公國。与尚未處在莫斯科統治之下的其他俄羅斯公園的政權截然不同，莫斯科政權是專制的。 西北部的兩個俄羅斯人國家普斯科夫和商業城邦諾夫哥羅德仍然保持著獨立。諾夫哥羅德是北德漢薩同盟的成員，控制了從挪威東部邊緣到鄂畢河口的北冰洋沿岸的大片領土。1478年莫斯科吞并了諾夫哥羅德，1510年吞并了普斯科夫，這使得莫斯科公園的面積、財富和權力增加了一倍。 在15世紀，莫斯科實際上是因金帳汗國的解体而獲得了自由。大約在15世紀中葉，金帳汗國分裂成為4個小國：喀山、克里米亞、阿斯特拉罕和卡西莫夫，卡西莫夫建立于1452年，是莫斯科的附庸國。克里米亞的韃靼人在1475年接受了奧斯曼的宗主權，他們在1502年消滅了金帳汗國的最后殘余。于是，莫斯科最終吞并喀山（1552年）和阿斯特拉罕（1556年）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1386年立陶宛的异教王公亞蓋沃當選為波蘭國王，同時也從异教改宗為羅馬王主教，這一事件為俄羅斯人帶來了一個問題。自1237——1240年蒙古人闖入以來，立陶宛人已經乘俄羅斯退卻之机將立陶宛的宗主權強加給西俄羅斯諸公國，只有1352年被波蘭吞并的加利西亞是個例外。立陶宛人讓西俄羅斯的王公保持自治，不干預其臣民的東正教。立陶宛人將其政府所在地定在白俄羅斯的東正教城市維爾納。因此，异教的立陶宛政權并不令西俄羅斯人反感，它成了避免遭受金帳汗國統治這一更大禍害的保障。但這一形勢后來卻惡化了；1386年西俄羅斯人的立陶宛宗主變成了一個羅馬天主教徒和波蘭國王；1404年立陶宛占領了斯摩棱斯克，擴大了它在俄羅斯的領地。但處在立陶宛和波蘭統治下的俄羅斯公國中的貴族，卻感激他們在這一政權下享有的特許權，因為如果淪于自己的同胞莫斯科俄羅斯人的統治之下，即完全不同的專制就會被強加到他們頭上。 因此，在1556年莫斯科的俄羅斯沙皇尚未成為西俄羅斯的主人；但它已具有很大的權勢，并且打開了向東擴張的大門。与此相反，同一時期的希腊人在政治上卻處于逆境。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落入奧斯曼人之手。在奧斯曼帝國于1461年吞并特拉布松帝國之后，希腊人殘存的全部領土都處在奧斯曼或西方基督教的統治之下。但是，奧斯曼的統治強加給希腊人，也使希腊人在教會事務和經濟方面得到了好處。 奧斯曼蘇丹穆罕默德二世把自己的非穆斯林臣民——東正教徒、格魯吉亞人和猶太人組織成自治的社團（米勒特），每一社團都由一位宗教事務上的頭面人物領導，他是奧斯曼的臣民，在奧斯曼帝國政府面前為自己的宗教同伴的行為負責。每一個社團首領的管轄范圍，都不超出奧斯曼帝國本身的疆界。君士坦丁堡主教依据職權也就是全部奧斯曼東正教徒米勒特（拉姆米勒特）的首領；結果，在1516－1517年奧斯曼征服馬木路克帝國之后，作為奧斯曼－米勒特首領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不僅成了他自己教區臣民的民政首腦，而且也成為他的同事安條克、耶路撒冷和亞歷山大的東正教主教教區臣民的民政首腦。君士坦丁堡主教還管轄居住在東格魯吉亞、阿蘭和俄羅斯的非奧斯曼的教區臣民。君士坦丁堡主教教區領地的俄羅斯部分非常廣闊，并且還在繼續擴展。而且，政治上分裂的俄羅斯人唯一的統一紐帶就是他們作為君士坦丁堡主教教區臣民對東正教會的共同忠誠。因此，在1556年君士坦丁堡主教和莫斯科的沙皇同樣是東正教世界的強有力人物，盡管主教本人是穆斯林統治者的政治臣民。与此同時，希腊人与北意大利人的經濟競爭已發生了有利于希腊人的轉變。從10世紀末到15世紀初，意大利人不斷削弱希腊人的勢力，經濟上在黎凡特地區一直占优勢地位。但是奧斯曼吞并熱那亞人在君士坦丁堡北郊皮拉的殖民地（1453年），1463－1479年土耳其－威尼斯戰爭（一連串戰爭中的第一次）以及克里米亞戰爭（1475年）使意大利人在經濟和政治上都遭到損失。盡管有來自西班牙的猶太難民的競爭，但胜利者仍然是奧斯曼的希腊人。新興的奧斯曼希腊人富商正好与君士坦丁堡主教及其机构配成了一對。雖然希腊人的這兩支力量的地位都岌岌可危，但結合在一起卻行使著相當可觀的權力。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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