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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明，甚至唐王朝，都在中國于755－763年所經歷的混亂和劫掠中幸存了下來。當時，中國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是經由儒家經典的競爭性考試而征募的文職官員，正是他們使得中國社會幸存了下來。文職官僚花費了一定的時間重新确立它的統治。宋朝又复興了這一制度。大災難前夕建立的翰林院，激發了文職官僚們的群体意識和個人野心。文職官僚以反對革新，同時反對分裂為代价，強固了中國社會的結构。 780年，稅收的主要方式發生了變化。唐政權暫時瓦解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自5世紀后期以來行之有效的制度崩潰了。按照這一制度，政府授給農民土地，并強迫個人以繳納賦稅和服徭役作為回報。780年以后，則只征土地稅，不再征收人頭稅。政府未能防止農民的土地為地主所攫取。農民成了佃戶，他們的經濟地位惡化，而政府歲入卻并未受到損失。 政府能夠強迫地主繳納新的土地稅，因為，新的土地所有者階級平均占有的土地規模，尚不足以大到使他們象悠閒的出租人那樣生活。現在的土地所有者階級大致等同于复興的儒家官僚，這個階級的生計部分地依賴于它的成員作為政府官員而獲得的俸祿。這便為政府提供了一個把這些官僚土地所有者控制起來的手段。 自蠻族入侵和政治分裂的時期（304－589年）以來；在削弱佛教寺院和尼庵在中國贏得的權力和財富方面，儒家官僚和道家及道教徒有著共同的利益。中國文明中，早于佛教的儒家學說，在思辨上不能与大乘佛教相匹敵。但在755－763年的大災難之后的那一代人中，卻產生了新儒家學派的第一批代表人物韓愈（768－824年）和李翱（約卒于844年）。這些新儒家，就象同時代印度的印度教新一元論者商羯羅一樣，實際上都是隱蔽的佛教徒。他們重新恢复了儒家學說的活力，其方式是在儒家學說中注入大乘佛教的精神，以及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有助于他們作出佛教式解釋的儒家著作上。這些著作是《孟子》和五經之一《禮記》中的《大學》章。儒家學說的改觀，使中國在精神上不再依賴于現存佛教組織机构。842－845年，帝國政府切實實行了儒家和道家在經濟和社會方面對佛教的一貫批評意見。佛教僧侶和尼姑被大量淘汰還俗，成為賦稅承擔者，寺院和尼庵的大量財產也被沒收。以舊大陸文明中心西端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標准來看，中國842－845年對佛教的迫害是溫和的，但以東亞的標准來看，它又是嚴厲的。 這次迫害并沒有消滅中國的佛教。不僅在深奧高級的層次上，而且在大眾化的層次上，佛教教義与儒家學說和道教教義都已經不可分解地纏繞在一起。在大眾化的層次上，這种纏繞的程度甚至更高。在儒家和道教的掩蓋下，佛教教義繼續對中國人的精神理智生活發生著重大影響。然而，842－845年的宗教迫害不僅僅局限于佛教，也殃及了其他的宗教。這些宗教与佛教不同，它們是新近從外國傳入的。在這場嚴峻的考驗中，摩尼教、瑣羅亞斯德教和基督教的聶斯脫利教派都未能在中國生存下來。不過，迫害這些宗教，沒有与迫害佛教同樣正當的經濟和社會的理由。它們的信徒數量和財產价值相對都很小。 摩尼教由于畏兀儿突厥人而在中國享有特權。自唐朝初年以來，畏兀儿突厥人一直是中國的同盟者，曾幫助唐王朝渡過了755－763年的危机。他們后來選擇了摩尼教為國教。但在840年，畏兀儿人被黠戛斯人從歐亞大平原今天蒙古的領土上驅逐了出來，進入了中國和塔里木盆地。842年，中華帝國政府開始壓制中國的摩尼教。 唐朝政權從763年一直苟延殘喘到874年。在中國詩人白居易（772－864年）的詩歌中，在日本佛僧圓仁（他于838－847年在中國求法）的日記中，我們獲得了這個世紀中有關中國國家事務的第一手材料。兩位作者都是842－845年中國迫害佛教和其他非本土宗教的見證人。但他們又都反映，在這個時期，中國的統治既有效而又仁慈。然而，作為唐政權對755－763年災難反應的各种改革，卻未能阻止其最終崩潰。唐王朝于909年滅亡；來王朝，統一中國的下一個統治王朝，直到960年才建立。事實上，統一政權的空白期從874年一直延續到979年，而且，中華帝國并沒有完整地重新統一，它在四面八方都喪失了邊緣領土。 建立于713年，位于滿洲東部的渤海國，象朝鮮的新羅國一樣，承認唐朝的宗主地位。926年，渤海為契丹所滅。契丹是歐亞大平原上的游牧族，其用語大概是蒙古語。946年，契丹人宣稱自己是中國的統治者，以遼王朝的名義進行統治。盡管他們未能實現他們所宣稱的對中國的統治，但他們卻于1004年迫使宋朝承認了他們對于長城東端以南的16個邊界州的所有權，并迫使宋朝向他們進貢。1038年，党項族仿效了契丹的先例。党項是藏族的一支，唐朝曾允許他們居住于中國的西北地區。他們以“西夏”作為王朝的名稱（夏是傳說中中國第一個王朝的稱謂）。1044年，宋朝不得不以同意進貢的代价向党項換取和平。南方曾是中國的擴張遇到抵抗最少的一個方向。但在939年，由于北越的脫离，中國在南方的領土永久性地縮減了。從公元前111年開始，北越一直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宋代統一中國的統治者們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他們首先關注的是防止帝國再次因為地方軍閥的興起而分裂。他們成功地避免了這种分裂，其代价卻是犧牲軍事實力，這使宋朝在處理他們与富于進攻性的蠻族鄰居的關系時，處于不利的地位。政權体制仍然需要徹底地改革。文職官僚中出現了一位目光銳利、精力充沛、富有多气的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年）。1069至1076年，王安石進行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改革，而且這些改革措施在整個宋神宗統治時期（1067－1085年）都得到了貫徹實施。王安石之所以能夠推行這些改革，是因為他得到了皇帝的信任。宋神宗死后，王安石的改革措施于1085－1086年被全部廢除，盡管這些措施是整治宋代社會弊病的良方。 王安石失敗的原因，与公元前14世紀埃及法老阿肯那頓改革和公元前2世紀意大利羅馬格拉古改革失敗的原因一樣。王安石不得不与思想十分保守的官僚共事。在不受傳統精神的束縛這一點上他是孤獨的，他的自由思想触怒了精神上墨守成規的同僚們，并使他們深感不安。無疑，他的激進措施無論怎樣都會使保守主義者疏遠，但王安石固有的挑戰性格卻加劇了保守者們的反對。他所樹立的敵人中包括一些真正而杰出的人，他應該求得他們的支持。廢除王安石改革方案的大臣就是著名的史學家司馬光。 王安石感到，學究式地學習儒家經典，對于官員執行實際的政務來說，是不恰當的方式；在學究式的學習中，學生的目的是迎合思想迂腐的主考官。王安石采取的補救方式是，對經典作新的官方解釋，改革政府的考試制度。如果宋神宗活得更長一些，這些教育改革措施可能會培養出一代思想開放的新官僚。与此同時，王安石還不得不通過舊學派培養出來的同僚們進行改革。盡管有這一障礙，他還是成功地將他的計划付諸實施。他安排政府向農民提供利息低于私人高利貸者的低息貸款。他用募役的方式取代徭役，并通過按產量而不是按面積來征收土地稅的方式來籌措募役費，把大部分負擔強加于那些最能擔負得起這些費用的土地所有者身上。王安石的這些財政措施是755－763年以后唐朝所進行過的改革的复活。王安石重建了農民民兵。這一措施曾是隋朝重新統一中國和使中國恢复青春活力的先行措施。 王安石的改革措施是及時的。它們由于私人間的恩怨而被廢除，但不到40年這一弊政就得到了報應。1114－1125年，女真族推翻了契丹。女真族是通古斯語系的一支民族，居住于契丹王朝的東北部，在前渤海國領土之外。1115年，女真族建立金王朝，1126年，攻克宋朝首都開封（位于洛陽以東的黃河岸邊），俘獲了當時的皇帝及其前任皇帝。由于遭受這一打擊，宋帝國喪失了長江以北的全部領土。王安石的政敵們又回過頭來把這一災難的責任推到他的身上，對1126年災難的公正評价是，如果王安石的改革能假以時日并開花結果，災禍是能夠避免的。 在軍事和政治方面，中國755年至1126年的歷史是一段災難頻繁的歷史，780年的改革和1069－1076年的改革，未能改變歷史進程。然而在文化方面，這一時期的中國歷史卻是碩果累累。就象304年及其以后蹂躪中國北部的蠻族一樣，10世紀、11世紀、12世紀的后起蠻族，也強烈地為中國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采納中國文明，他們還在自己統治的領土上傳播了中國文明，而這些領土又從未納入過中華帝國的版圖。因而，中華帝國的收縮由于中國文明的擴張而得到了補償——不僅在中華帝國周邊興起的國家如此，在朝鮮和日本也是如此。 這一時期，中國文明与以前的時代相比，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它在當時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新儒家哲學的產生是由程顥（1032－1085年）、程頤（1033－1108年）兄弟推動的，他們都是王安石的同代人（程顥先与王安石合作，后來又反對他的某些措施）。二程完成了由他們的先驅者韓愈開創的變革。除了《禮記》中的《大學》和《中庸》兩章，程頤實際上廢黜了漢代注釋的五經。他确立了新的四書注本，即在《大學》和《中庸》之外又加上了《孟子及和《論語》。《論語》大致是孔子答弟子問的匯編。程頤的新儒家學說成了文官教育的標准觀點，而且它的形而上學成份也為儒家學說提供了一個新的尺度。但它并不鼓勵儒生、考官和官僚們獨立思索。 在藝術方面，唐宋時代的中國人也不受過去時代的拘羈。他們欣然接受了隨大乘佛教傳入中國的希腊－印度的觀賞藝術。他們將觀賞藝術轉化為中國式的，并發展了他們自己的獨特的藝術風格。中國的山水畫在宋代達到了頂峰。中國的彩釉瓷器也是如此（制造彩釉瓷器是中國本土的工藝）。唐代取得了雕板印刷的成就。詩人白居易的著作大概印行于800－810年（那時詩人還在世）。而且，在他逝世之前，他的詩歌就已流傳于日本。對大乘佛教經典成批印行的需要（既有俗人的需求，也有僧侶的需求），以及應試者對儒家經典大批印行的需要，部刺激了書籍印刷的發展。翰林院于932－953年印制了一部130卷，并配有注釋的儒家經典。那時。中國在政治上還處于混亂之中，宋代最初的60年間，印行了成千上万卷的佛教經典和道教經典。其中許多套經典輸入了朝鮮和日本。 發明于6世紀被用于燃放爆竹的火藥，至12世紀它已被用于戰爭。航海和海上貿易是由印度人和穆斯林首創的。879年，當廣州為中國起義者洗劫時，那里有大量的外國商人，他們遭受了慘重的損失。不過，与印度和穆斯林世界貿易關系的中斷是暫時的。在這一貿易中，中國人發揮了越來越積极主動的作用。中國的南部海岸，當它第一次并入中華帝國的版圖時，在中國人的眼里，它被看作是地球的盡頭。然而現在，它卻開始取代甘肅成了中國的前門。起傳導橋梁作用的歐亞大平原，為傳導作用更佳的海洋所取代。海洋成了中國与舊大陸其他部分聯絡的主要媒介。 在朝鮮，唐代中國的衛星國新羅，与中國本身的瓦解同時，于9世紀末期陷入無政府狀態。但朝鮮的王朝中斷期更短，僅從889年延續到高麗王朝重新統一朝鮮的936年。高麗王朝建立于918年。 在日本，模仿唐代中國的雄心勃勃的企圖逐步走向失敗。710年和794年，按照唐朝首都長安的形制，建起了奈良和京都，盡管規模稍小。從理論上說，整個日本帝國都是按照中國的模式管理和征稅的。但是，日本不可能聚集起足夠而受過中國教育的官員，以滿足把理論轉化為實踐的需求。中國通過競爭性的書本考試征招文職官員的制度，從來未适用于日本。以天皇的名義統治各國的國司，實際上成了獨立、世襲的諸侯，就象同一時代舊大陸另一端查理曼帝國各省省督伯爵的后裔們一樣。 然而，日本的和平時期卻延續了250多年。這一時期始于646年正式采用唐朝式的制度。在這250年的進程中，中國文明，包括中國式的大乘佛教，都在日本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了那里根深蒂固的東西。盡管日本人不能使這一外來文明保持其原有風貌，他們卻能夠而且确實把它轉化成了日本式的，就象中國人把印度輸入的佛教轉化為中國式的一樣。 712年到791年，產生了3部日本編年史。那時，日本國的首都是奈良。這3部歷史都是用漢文寫成的。盡管大多數漢字是作為中國式的表意文字使用的，所表達的是漢語的意思，但有些漢字卻是作為音素使用的，傳達的是日語單詞的音節的聲音。9世紀，為了達到根据語音書寫日文，依据漢字創造了兩個音節表，從而漢字具有了語音的价值。這一發明，使得書寫日語而又不在語音上使用其他漢字或不在表意上使用任何一個漢字成為可能。但對于書寫日語，漢字与兩個音節表相結合，仍然被當作表意文字來使用。這部分是由于漢字的威望，部分是因為它們清晰地表達了漢語的語詞。日本人使用漢語語詞丰富了他們自己的詞匯。許多借用來的漢語語詞，在它們日本語的發音上是沒有區別的，因而，在某一日語音節表中，這一發音的語音表述也是沒有區別的。但是，同一語詞，在作為表意文字使用的原有漢字中，卻是不能相互混同的。由于這些原因，在日語的書寫中，堅持了使用漢字，以之作為表意文字。 漢語表意文字与日語音節音素的混和，与缽羅缽文的手稿同樣复雜。在這部手稿中，根据阿拉米語字母表寫成的阿拉米語詞，被用作表意文字，表示用伊朗語方式發音的伊朗語語詞。然而，日文這一難以使用的文字，卻為一部成熟于11世紀初期的深奧微妙的日本文學作品提供了表達思想情感的工具。這部杰出的作品是女官紫式部的《源氏物語》。 中國人曾經認為，他們的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然而，到了1126年，中國成了半個世界的“中央王國”，為一些文化上的衛星國所拱衛。這些衛星國都在一定程度上采納了中國文明，但又將其轉化為与眾不同的東亞型漢文化。此外，東亞作為一個整体，已經与舊大陸的其他部分相互影響。起源于印度的一种宗教，即大乘佛教，已經經由中國傳播到了日本、朝鮮，以及今天稱為北越的那個國家。而且，所有的東亞國家，通過海洋和陸地，不僅与東南亞和印度保持著聯系，而且与印度次大陸另一邊的伊斯蘭世界保持著聯系。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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