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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34年，亞歷山大越過達達尼爾海峽。當然，我們并不把這一年視為希腊文明發展和傳播的起點。此時，這一文明早已成長起來，并至少已傳播了4個世紀之久。這一歷史進程起始于公元前8世紀，當時希腊文明在長時期的醞釀之后漸臻成熟，綻放出花蕾。但是，當希腊人侵入并征服了波斯帝國之際，他們便有意識地大規模傳布他們的文明；他們使自己必須對兩种截然不同的對付异族臣民的政策作出選擇；他們大規模地擴展并改變著他們自己的生活環境，其突然性与激烈性，使得他們必須創造出新的哲學思想，以便使他們在面對社會与倫理道德的諸多未知領域時，辨明方向并獲得力量。 在亞歷山大東征之前的4個世紀里，前几代希腊人已經為他在那僅僅四分之一世紀中所要從事的事業舖就了道路。作為商人，他們時常出入于敘利亞和埃及；作為雇佣兵，他們服務于埃及、巴比倫和波斯帝國的軍隊；而作為流放者，他們則被遠逐到東北方向遠及烏滸河畔的粟特。在亞歷山大大帝之前，希腊城邦的錢幣流通于波斯帝國市場，与帝國貨幣形成競爭。就此點而言，希腊人更善于經商，而不精于務農，他們被限制在敘利亞的阿爾米納（亦稱波塞迪姆？）和尼羅河三角洲的諾克拉提斯。但是，希腊人用武力開拓了意大利南部沿岸，西西里和昔蘭尼加地區，以及進入黑海的達達尼爾海峽和博斯普魯斯海峽兩岸。他們還沿著黑海海邊建立了許多商站。到公元前334年時，西西里島腹地幸存下來的本地人也已習慣于講希腊語，并習慣于在希腊式的城邦中生活，其時，意大利的埃特魯斯坎人、阿普利亞人和其他非希腊民族，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希腊的生活方式。 既然波斯帝國廣大的領土已為希腊軍隊所征服，那么征服者就必須作出抉擇：在被征服的人民中間，他們是否應該使自己充作統治民族，抑或是与他們非希腊的民族伙伴平等相處并互相通婚。亞歷山大的前任教師亞里士多德提出了一個毫無人性的非科學命題，他認為希腊人生來就應是主人，而非希腊人生來就應作奴隸；盡管如此，亞歷山大本人和亞里士多德的學生泰奧弗拉斯托斯卻選擇了平等相處的政策，并且，就在亞歷山大過早地去世之前，為了他的伊朗臣民的利益，他已經開始把這种极為寬宏大度的思想政策付諸實施。他為希伊的重修舊好舉行慶典，提倡并獎勵希腊人与伊朗人及其他亞洲人通婚。似乎亞歷山大已然認定，他提出的民族融合的文化結构理所當然地應當是希腊文化，而這正是亞歷山大政策的基礎，這一政策是由他的繼承人塞琉古一世完成的，后者把從波斯帝國掠奪到的最大一塊領土据為已有。希腊人与伊朗人之間的融合，最遠擴及烏滸河——藥殺水流域，那里置于一些當地的希腊統治者治下，大約公元前250年，這些統治者脫离了繼承波斯帝國國業的塞琉西王國的控制。在另一方面，在托勒密統治下的埃及，這個王朝与它的希腊代理人，其舉止就仿佛他們真是一個統治民族似的。在這里，除去最不關緊要的行政職位以外，王國政府將一切事物和職位都掌握于希腊人之手，埃及的所有希惜人都与托勒密政權合作，共同剝削當地的埃及人。 公元前221年，希腊人在埃及的這种狹隘政策仍在有效地運行，但是絕大多數的埃及人則已不再甘心于被視為一個劣等民族。的确，埃及文明至少在兩個重要的意義上优于希腊文明。埃及婦女比希腊婦女据有較為优越的法律地位，此外，埃及很少有奴隸，被剝削的埃及農民都是自由民。盡管在埃及富有的希腊村社成員都擁有奴隸，但托勒密政府仍采取措施防止它自己的臣民淪為奴隸。 移居者只可以攜帶他們僅有的動產，而不管他們是作為追隨亞歷山大而來的希腊人那樣的征服者，還是250年以前作為囚徒從猶太被逐赶到巴比倫的猶太人那樣的流放者，均一視同仁。如果這些移居者在一個异族人口數量占优勢的新環境中，希望保待他們的社會与文化特性的話，他們隨身攜帶的少量財產，就肯定是他們自己認為最貴重的財產，以便于在他們經歷了遠离他們所根植于斯，從而結下不解之緣的祖先的土地，遠离他們所熟悉的那個傳統文化環境所帶來的巨大創痛時，得到鼓舞和慰藉。一名猶太教的流放者不得不放棄他的禮拜儀式，因為這种儀式只能在耶路撒冷的神廟中才能正确地舉行；而一名希腊移民則不得不拋棄他在故鄉本土的保護女神的神殿。与公元前6世紀的猶太人一樣，公元前334年前后的希腊人繼之而來陷于同樣的心理困境。一名希腊移民所擁有的奴隸，從文化意義上說，只是一群便于攜帶的經濟財產。希腊人是不可能仿效猶太人散居各地而仍能幸存的絕技的，因為希腊人不像猶太人那樣擁有具有很高思想价值的、便于攜帶的精神財產。 戲劇寫作和志同道合的哲學家社團，是雅典希腊文化的兩大遺產，盡管已得到證實，其并非是從雅典移植而來。希腊哲學發端于愛奧尼亞，并在其落腳于雅典之前，曾移傳至意大利，但是，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卻把希腊哲學固定在一座雅典的墳墓中。在戲劇寫作方面，几乎為雅典人所壟斷，雖然在西西里和意大利也曾有過希腊喜劇和滑稽劇學校。然而，在雅典生活和工作過的劇作家和哲學家，卻不一定就是雅典本地人。 公元前5世紀，三位最負盛名的雅典悲劇作家和喜劇作家阿里斯托芬，都是雅典本地人。但是，在雅典的新派喜劇作家中，只有一位米南德（約公元前342－前291年）是本地人。狄菲洛斯（約公元前318－前274年）是從錫諾普來到雅典的；菲萊蒙（公元前301－前263年）來自錫拉庫薩；亞歷克西斯（約公元前357－前274年）則來自意大利半島“靴子尖”上的圖里。 在開設于雅典的四個主要哲學會社的創始人中，只有柏拉圖是地道的雅典本地人。伊壁鳩魯（公元前341－前270年）是雅典移民的后代，他的雙親遷徙到了薩摩斯，當薩摩斯于公元前322／321年獲得解放時，他們則被驅赶了出去。伊壁鳩魯的同仁們在雅典居住的庭園，是公元前306年由他在蘭薩庫斯的富有的弟子們為他們學派的奠基人買下的。亞里士多德的家鄉是斯特吉洛斯，晚年他覺得雅典過于炎熱而無法居住。亞里士多德的追隨者們在宗師去世之后，由他的弟子泰奧弗拉斯托斯（公元前372／371－288／287年）主持定居于雅典的呂克昂，后者的家鄉在萊斯沃斯島的埃里薩斯。至于說斯多葛學派的創始人芝諾（約公元前326－前264年），他于公元前320－前314年期間，從他的家鄉塞浦路斯的基提翁城來到雅典。基提翁是腓尼基人的一個殖民地，在公元前4世紀期間，用迦南文（又叫希伯來文）鐫刻的碑銘，遠比希腊文的多。在各位宗主身后負責執掌這4個學派的繼承人，則來自泛希腊世界的各個地區，甚至來自希腊世界以外的地方。例如，于公元前127／126－前110／109年在雅典執掌柏拉圖學院的漢尼拔－克萊托馬科斯，就來自迦太基，他与芝諾一樣，也是一個殖民地的腓尼基人。 此外，在雅典創作的戲劇也能在別的地方上演，而設在雅典的哲學社團也可以在其他地區招徠信徒。其中，泛希腊巡回演出劇團聯合會就是這种把泛希腊世界聯系在一起的組織之一。在雅典人所供奉的古希腊戲劇之神狄俄尼索斯的保護下，那些巡回演出的藝人，在所有擁有劇場的希腊城市中上演希腊戲劇。公元前5世紀的劇作家歐里庇得斯筆下的悲劇，与他在晚年創造的古希腊風俗喜劇一道，在希腊劇壇上發揚光大。 開設于雅典的兩個前亞歷山大時期的哲學家社團孤芳自賞，遠离世俗；后亞歷山大時期的兩所學院，則是應當時知識界和社會的需求應運而生的。伊壁鳩魯与他同時代的中國道家哲學家庄子一樣，倡導他的學生規避公共生活。伊壁鳩魯把他的財富化入他的私人友誼。芝諾則象孔夫子那樣，教誨他的學生在一种新的社會環境中如何保持高尚的個人行為准則。因為，在這种新的社會環境中，作為君主城邦國家的一個公民，個人已不再可能依賴于道德來支持或約束他的責任。這都是些布道式的哲學，所以，從較大程度上來說，都是犬儒學派。犬儒學派的創始人安提西尼（約公元前445－前366年）是具有一半色雷斯血統的雅典人，他居住在雅典的快犬健身房里。錫諾普的第歐根尼，或許是与亞歷山大同年去世的。他是安提西尼的信徒。与佛陀一樣，他也認為精神自由的价值就在于從物質財富的藩篱中解脫出來。后亞歷山大時期的犬儒派哲學家們，四處云游，用他們的主張號召民眾。他們不僅用他們的口，而且通過身体力行傳播他們的苦行主義。 后亞歷山大時期的希腊文化財產中最易于傳播的，莫過于希腊語言中的雅典方言的國際形式，即古希腊共同語。古希腊共同語的雛型大概形成于雅典帝國（公元前454－前405年）存在的半個世紀中，而更為幸運的是，腓力二世國王采用它作為馬其頓王國的官方語言，卻把馬其頓當地的希腊方言棄之腦后。從那以后，古希腊共同語使作為官方用語、世俗文學和日常生活用語通行于希腊世界。這是一种不斷變化著的活語言，以适應不斷變化著的希腊生活對它提出的要求。盡管如此，雅典希腊語同時仍然以其“矯揉造作的”形式，在雅典文學家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前338年）的作品中得到体現并四處傳播。 古希腊共同語的雅典語，是傳達思想与情感的實用語言，伊索克拉底的雅典語，則是語言藝術家為使思想內容服從于文字風格，而對文學作品進行潤色的素材。古希腊共同語是后亞歷山大時代希腊科學和學術所使用的語言，其時的科學和學術中心已不是雅典，而是尼羅河畔的亞歷山大城，科學家們在那里獲得了一些杰出的發現。賽里尼的厄拉多塞（公元前276－前194年或前264－前202年）是亞歷山大博物館的圖書管理員，他通過精巧的觀察和測量，大致准确地計算出了地球的周長；薩摩斯的阿利斯塔克（約公元前280年）認為不是地球而是太陽是宇宙的中心。但是，尼西亞的喜帕恰斯（約公元前190－前121年）卻又把地球重新置于它過去的錯誤位置上；而在錫拉庫薩，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前212年）為把他的科學理論應用于民用和軍事技術的粗俗行為而表示歉意。 与政治征服一同進入波斯帝國所遺棄的領土的希腊文化，同樣也需要一种便捷的社會載体，亞歷山大和他的繼承者從前亞歷山大時期希腊文明的主流社會体制中發現了這一載体，這就是城邦制度。在前亞歷山大時期的希腊城邦中，几乎沒有一個城邦最終完全保持其獨立。羅得島則是成功地保持了獨立的突出例子。公元前305－前304年，羅得島在她的“救星”托勒密一世的援助下，擊退了德米特里一世（“圍城者”）發動的進攻。希腊世界的向東擴展，使得羅得島在海上交通网中占据了一個舉足輕重的地位。羅得島控制了愛琴海通向托勒密王朝的首都亞歷山大城和位于奧龍特斯河畔的安條克的港口塞琉西亞佩里亞的海上通道，后者是塞琉西王國的西部首都。盡管腓力和亞歷山大以及他們的繼承人們吞并了大多數前希腊城邦的領土，他們卻又依据一种新的樣式，新建了329座城市。不僅僅是他們，而且安息和其他塞琉西領土的征服者，游牧民族帕勒人和伊朗人，通常也對希腊城邦施之以禮遇。公元前348年腓力對奧林索斯以及公元前335年亞歷山大對底比斯的破坏，均屬例外的暴行。其中，底比斯又于公元前316年，為亞歷山大的第二代繼承人中兩個最為殘暴者之一的卡山得重建。其他一些城邦對底比斯的复興也作出了貢獻。當公元前227年羅得島毀于地震之際，希腊世界各地的國王和城邦都為救災作出了慷慨捐贈。一個喪失了主權的城市，是很便于行政當局施行行政管理的。如果它是一個新建立起來的城市，未糾纏于任何對于過去主權獨立的富于誘惑力的回憶，面對著的只是依附于城市的一些非希腊的農業居民，那么這個城市便很容易效忠于創建它的王室。最早由王室創建的城市是腓力二世時期的菲利皮，這個城市鎮守著腓力王的金礦；最著名的還要算亞歷山大創建的位于尼羅河畔的亞歷山大城（其后，許多新建的城市也都用這個名字命名）。在亞歷山大的繼承人中，最勤奮地致力建立新的希腊城市的人，是烏滸河——藥殺水流域的塞琉西和希腊君主們，他們擺脫了塞琉西王國的控制，并最終征服了印度西北部。每一座希腊城市，不管是新的還是老的，都有一處會場、一所劇場，并至少有一座体育館。劇場和會場是用于各种目的的集會場所。体育館是散居在外的希腊人聚居的場所，相當于猶太人的會堂。在非軍事化的城市中，体育館則成為知識分子以及運動員的俱樂部會所。 發達的城市不僅是希腊文化得以傳播的載体，而且也是馬其頓的老兵及其接受過最初的公民素質教育的子孫們与散居在外的希腊人、非希腊籍的士兵、商人和工匠們的混合聚居之所。 通過這些散布于各地的眾多的傳播載体，到公元前221年，希腊文明已遍布于除埃及之外的、前波斯帝國的整個版圖之內。在埃及，托勒密王朝像与其同時代的秦王朝那樣，實行了直接的行政統治，他們只在底比斯建立了一個新城——托勒密城，再加上他們從前輩那里繼承的另外兩個城市——亞歷山大和諾克拉提斯。公元前334年，波斯帝國境內的希腊居民點只有小亞細亞西海岸的一些城邦，還有少數城邦散布在小亞細亞的南部和北部沿岸，以及昔蘭尼加、諾克拉提斯和遠在東北方向的一些希腊人流放地。在公元前3世紀中，城邦的發展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也是很有限的。新建的希腊殖民城市盡管數量不少，但對于由非希腊人口匯成的汪洋大海來說，僅只是一些散布其中的孤島。這些城市周圍農業地區的農民都是非希腊人，甚至在城牆之內也有一些非希腊人的居住區。在敘利亞，阿拉米共同語作為日常生活用語成功地取代了迦南語（希伯來語），而希腊共同語在這方面則顯得遜色很多。希腊共同語只是曾一度取代阿拉米共同語，成為各地通用的官方用語，而在伊朗東北部地區，希腊字母則通常被鐫刻于一些官方的碑銘，用以表達伊朗的地方方言。盡管如此，阿拉米文字最終戰胜了希腊文而普遍流行于幼發拉底河以東的前波斯帝國統治下的廣大地區。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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