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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那些[海外]國家的土著也許會越來越強大，歐洲的當地人也許會越來越軟弱，因此，世界各地居民的勇气和力量也許會達到相等的程度；勇气和力量的相等引起相互間的懼怕，從而能使獨立國家因懼怕而放棄他們的不公正行為，使他們的不公正行為變成對相互權利的某种尊重。但是，所有國家之間的廣泛交往自然會——或者更确切地說，必然會——帶來知識和各种進步的相互交流，而世界上似乎及有什么東西能比這种交流更有可能造成以上所說的力量的相等。 亞丹·斯密 我們宁要帶有危險的自治，也不要平靜的奴役。 克瓦米·恩克魯瑪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主要差別在于歐洲殖民地的結局。歐洲對殖民地帝國的控制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被削弱，但還沒有遭到徹底的破坏；實際上，歐洲因獲得作為托管地的阿拉伯地區而擴大了它的殖民地范圍。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不可阻擋的革命浪潮席卷諸殖民地帝國，极其迅速地結束了歐洲的統治。i93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利比里亞和南非是獨立的國家，它們的獨立全靠其非典型的歷史背景。其中一個國家在19世紀初期已由解放了的奴隸居住，另一個國家為居住那里的少數歐洲人所控制。25年以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殖民地只剩下葡屬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及南非的几塊屬地：南羅得西亞、西南非洲、貝專納、斯威士蘭和巴蘇陀蘭。正如歐洲在19世紀最后的20年中迅速地獲得其大部分殖民地那樣，歐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同樣短的時期內又失去了其大部分殖民地。1944年至1970年間，總共有63個國家贏得了獨立。這些國家擁有10億多人，大約占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見表1）。歐洲人在海外取得那么多非凡的胜利和成就之后，到20世紀中葉似乎又在退回到500年前他們曾從那里向外擴張的小小的歐亞半島上去。 表1 亞非獨立的進程
一、冷戰和殖民地革命 殖民地臣民和帝國當局之間的斗爭与東方和西方之間的冷戰是同時進行的。這兩种運動互相聯系，互相影響。蘇聯，尤其是共產党中國，支持殖民地革命，將殖民地革命看作是破坏西方的威望、削弱西方的力量的一种手段。相反，西方國家由于冷戰方面的原因而在殖民地問題上互相支持，盡管他們這樣做時是很有保留的——因此，美國在塞浦路斯問題上支持英國，在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問題上支持法國。同樣，由于冷戰中的迫切需要，東方和西方在爭取殖民地民族和前殖民地民族方面展開了奇特的競爭。殖民地民族和前殖民地民族迅速地利用這种形勢，設法不僅從華盛頓、倫敦和巴黎，而且還從莫斯科和北京獲取最大的援助。 盡管有這种相互聯系，但殖民地革命并不是冷戰的副產品。殖民地的覺醒遠遠先于冷戰，它至少可以追溯到1905年的俄國革命和日俄戰爭（見第十九章第五節）。此外，盡管冷戰在某些情況下的确影響了殖民地起義的速度和形式，但即使沒有冷戰，殖民地革命無疑也會發生。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諸帝國的領導人闡明了他們將抓住殖民地不放的決心。1942年，丘吉爾發表了他那常被引用的聲明：他“當國王的首相不是為了眼巴巴地看著英帝國被清理掉”。同樣，1944年在自由法國政府支持下召開的布拉柴維爾會議宣布：“即使在最遙遠的將來，也決不准許殖民地獲得自治。” 在大戰的几年中，英國和法國的行動与這些聲明是一致的。這兩個大國都很少注意殖民地民族的愿望和利益。在《大西洋憲章》中，它們曾保證：“尊重每個民族選擇自己政府形式的權利；……設法使被強行剝奪主權和自治權的民族恢复其權利。”同盟國的政策很快就證明，這些原則被認為只适用于歐洲，而不适用于海外地區。 例如，英國人未征求國大党領導人尼赫魯和甘地的意見就把印度拖進了大戰，并与蘇聯人商定共同占領名義上已獨立的國家——伊朗。在埃及這另一表面上獨立的國家，英國人利用其條約所授予的特權，在開羅和亞歷山大建立了他們在中東的主要基地。法國人根据軍事需要決定其“土著”的命運；各殖民地是忠于維希政府還是忠于戴高樂，不是取決于當地居民的愿望，而是取決于法國總督或軍事指揮官的決定。不過，盡管有這些單方面的行動，但實際上，亞洲所有殖民地都在戰后10年內成為獨立國家，非洲所有殖民地都在戰后20年內成為獨立國家。 二、殖民地革命的根源 1945年6月正式通過的《聯合國憲章》規定了殖民地托管制度，用這一制度取代了國際聯盟的委托管理辦法。《憲章》第76條規定，受托管國應促進被托管地居民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教育方面的進步，應促使他們朝自治或獨立的方向發展，這种自治或獨立可能适合各被托管地的特殊環境和民族以及各有關民族所自由表達的愿望。……” 戰前的委托管理這時轉變為受托管理，而且聯合國為其成員國將各自的殖民地置于托管狀態下作好了准備。事實證明，沒有一個國家愿意將自己的殖民地置于托管狀態下——南非聯邦堅決要求將西南非洲作為“三級”托管地來加以管理。毫不奇怪，盡管聯合國對有些殖民地如荷屬東印度群島贏得獨立确有相當大的貢獻，但偉大的殖民地革命的動力并不是來自聯合國。相反，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极其有利的國際形勢的產物，是以往几十年里殖民地世界中愈來愈強大的某些歷史性力量的產物。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最初的殖民主義列強空前地衰落；法國和荷蘭被侵占，英國則在經濟上和軍事上遭到削弱。同樣重要的是反帝國主義的民主主義情緒在諸帝國國內得到發展。殖民地中的白人早先曾十分自信地斷言“我們之所以在這里，是因為我們比別人強”，如今，作如此斷言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他們的存在不僅受到了其臣民的怀疑，而且受到了本國同胞的怀疑。1935年墨索里尼對埃塞俄比亞的進攻在西歐被普遍地認為是一种該受譴責的倒行逆施，而1956年英、法兩國對蘇伊士的襲擊則在兩國國內引起了民眾的強烈反對。西方全球霸權的結束是由于西方缺乏統治的力量，同樣也是由于西方缺乏統治的意志。 此外，戰后的兩個頭等強國美國和蘇聯對在損害戰敗的敵人和被削弱的盟國的情況下獲取海外殖民地并不感興趣，這种情況也有助于殖民地革命。美國和蘇聯的确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了太平洋和東歐的具有戰略意義的島嶼和衛星國，但它們并沒有仿照英國和法國的做法——英法兩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急不可耐地瓜分了德國和土耳其的殖民地。然而，非常奇怪的是，這時卻出現了相反的情況：殖民地利用冷戰在蘇聯和美國之間挑撥离間，并利用這兩大強國贏得了獨立，獲得了經濟援助。 亞洲短命的日本帝國也大大地促成了殖民地革命。由于日本人輕而易舉地將英國人赶出了馬來亞和緬甸，將法國人赶出了印度支那，將荷蘭人赶出了印度尼西亞，將美國人赶出了菲律賓，所以，西方的軍事威望遭到徹底的破坏。由于日本人以“亞洲人的亞洲”為口號，進行宣傳，所以西方帝國主義的政治基礎也遭到了破坏。當日本人最后被迫交出他們的占領地時，他們故意將武器留給當地的民族主義組織，承認這些組織為獨立的政府——如承認印度支那的胡志明的越盟和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的印尼党，從而盡可能地使西方的統治難以恢复。 不過，應該指出，未曾遭到日本人侵略的非洲人也同亞洲人一道贏得了自由，從而有力地說明了這一事實：雖然日本人的影響很重要，但它僅僅加深了從20世紀初起愈來愈劇烈的大動亂和愈來愈廣泛的覺醒。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一系列殖民地起義反映了這种迅速發展的運動（見第二十一章）。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里，這种運動隨著受過西方教育的土著知識分子的成長而獲得了力量，實現了目的。成功的民族主義領導人不是頑固守舊的馬來亞蘇丹、尼日利亞酋長或印度王公，而是那些曾在西方大學里學習并注意到西方現行制度的人——如甘地、尼赫魯、蘇加諾、恩克魯瑪、阿齊克韋和布爾吉巴，這一點并不是偶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數百万殖民地居民在同盟國和日本的軍隊和勞動營中服役，這种世界范圍的殖民地覺醒得到了進一步的促進。許多非洲人在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的旗幟下作戰，而200多万印度人自愿加入了英國軍隊，另外還有在香港、新加坡和緬甸被俘的4万名印度俘虜簽約參加了日本人資助的印度國民軍。當所有這些人返回家園時，他們必然以新的眼光來看待當地的殖民地官員和本民族領導人。當時，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樣，老百姓不僅受到了某些地區的戰爭造成的窮困和苦難的影響，而且還受到了同盟國關于自由和民族自決的宣傳的影響。 三、印度和巴基斯坦 殖民地革命中最重大的一個事件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贏得了獨立。印度次大陸因其巨大的人力物力資源，從一開始就是英帝國所依賴的部分和歐洲帝國權力的縮影。英國的一個多世紀的統治為印度的自治做好了优于其他殖民地的准備。行政机构人員基本上已由印度人充任;大學已培養出一代代受過西方教育的領導人；國大党表達了民族主義愿望，并把這類愿望轉到适當的方面去了（見第十五章第四至六節）。 當英國于1939年9月3日對德國宣戰時，總督林利斯戈侯爵在同一天宣布印度也將參戰。國大党領袖尼赫魯抱怨地說：“一個人，而且是外國人和令人憎恨的制度的代表，能夠不与4億人作最起碼的商討就使他們陷入戰爭。…在英聯邦自治領，這种決定是經充分討論后才被民眾代表接受的。……在印度卻不是這樣，這讓人感到痛苦。”對國大党的抗議，倫敦粗率無禮地不予接受，直到法國的淪陷和不列顛戰役的爆發造成全國緊急狀態時。這時，總督宣布，戰爭期間不可能實行根本的變革，但戰后印度將被授予自治領地位。國大党立即拒絕了這一提議，因而僵局仍在繼續。 1942年初，日本對東南亞的突然征服從根本上改變了印度的形勢。隨著日本軍隊逼近孟加拉國邊境，印度從位于平靜的偏僻小路上的勉強的同盟國轉變為直接處在迅速向前推進的敵人的道路上的國家。丘吉爾的反應是于3月22日派內閣成員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去印度。克里普斯的意見是，在整個戰爭期間不能進行重大改革，但戰爭一結束，印度就能完全實行自治，并有權退出英聯邦。國大党拒絕了克里普斯的提議，于1942年8月7日通過了“退出印度決議”，要求“為了印度、為了聯合國事業的成功”而立即獨立。國大党還進一步威脅說，如果它的要求得不到滿足，將進行‘非暴力的群眾斗爭”。英國的反應是實行大規模的鎮壓：6万多人被逮捕，其中包括國大党所有的領袖；14，000人未經審問就被拘留；940人被殺死；1630人在与警察和軍隊的沖突中受傷。 這是一個不僅對印度、而且對同盟國也是极關鍵的時刻。德國人此時已到達伏爾加河，离亞歷山大只有30哩，日本人則侵占了緬甸。德國人和日本人的巨大的鉗形攻勢只是由于印度和阿拉伯國家才被隔斷；印度這時因充滿著不滿情緒而動蕩不安，阿拉伯國家与其說是站在同盟國一邊，不如說是站在軸心國一邊。德國人和日本人原本無需作什么努力便能深深地進入這些國家，使無焰悶燃的火种燒起來。如果他們這樣做了，他們便能完全封鎖歐亞大陸，從而產生無可估量的影響。 西方之所以能避免這种快降臨的災難，只是因為希特勒決定將他的各個師投入俄羅斯平原，只是因為日本人盡管進行威脅和軍事演習，卻從未真正打算侵入印度。即便如此，如果并非不可能，如果國大党當初作好了武裝起義的准備，英國在次大陸上的地位原會很不穩固。然而，在甘地的影響下，印度只進行了非暴力抵抗。不過，盡管這一抵抗缺乏富有戰斗精神的領導人，但國大党領導人的被捕卻促成了城市和鄉村中的罷工和暴動；但是，這一抵抗沒有計划，缺乏協調，因此，英國人能搗毀一個又一個暴動中心。 在戰爭剩下的几年中，英國人堅決拒絕釋放國大党領導人，除非他們改變“退出印度”的要求。國大党領導人則拒絕這樣做，因而在這几年中，他們一直被監禁著。其時，穆斯林聯盟領導人真納趁國大党陷入困境之際，說服印度的穆斯林加入了他的組織，從而為戰后獨立的穆斯林國家准備了條件。他不知疲倦、滿怀激情地宣講他關于一個獨立自主的巴基斯坦的教義。“穆斯林印度不能接受任何必將導致一個由印度教徒占多數的政府的憲法……眾所周知，穆斯林不是一個少數派。……根据任何有關民族的定義。都可說穆斯林是一個民族，他們應當擁有自己的家園、自己的領土和自己的國家。” 1945年7月，工党在英國大選中的胜利是印度事務中一個新的、決定性的轉折點。工党歷來主張印度獨立，這時，艾德禮首相為實現這一目標立即采取了行動。若不考慮其政党的許諾和同情，事實是他除承認印度獨立外几乎別無他擇。純粹的外界勢力已不再能抑制因戰時經歷而愈益強烈的印度民族主義，這一點在政府于1945年年底審判日本資助的印度國民軍的一些軍官時變得很明顯。這些人頓時成了民族英雄，這并不是因為他們曾同日本人合作，而是因為他們的目標是赶走可恨的英國人。當時，遍及全國的這种情緒非常強烈，以致審判只好中途停止。事實上，英國已不再能不顧這個國家人民的愿望而統治這個國家，也不再存在著企圖這樣做的意向。戰爭期間，印度行政机构人員已愈來愈多地由印度人充任，而英國在印度的投資則大大減少；英國公眾對沒完沒了的印度問題已厭倦起來。因此，艾德禮這時能在不太遭到國內反對的情況下割斷帝國与其從前的寶貝之間的聯系。 1946年3月，內閣的一個三人代表團前往印度，負責自治的准備工作。兩個月后，他們公布了一項計划，但這一計划未能贏得長期不和的國大党和穆斯林聯盟的支持。于是，工党政府派海軍上將蒙巴頓勳爵為新任總督。在經過倉促的會商之后，蒙巴頓斷定，任何維持印度政治統一的計划都是行不通的，他建議印、巴分治，使印、巴政府均享有自治領地位。這時，國大党領導人已認識到分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接受了這一計划。1947年7月，英國議會通過了《印度獨立法案》，8月15日，巴基斯坦和印度聯邦成為英聯邦中的兩個獨立的國家。英聯邦的伸縮性被進一步擴大到允許這兩個新國家作為共和國分享一种必然保持一位君主作為其象征性首腦的制度。 四、東南亞 与印度相反，東南亞在戰爭期間被日本人占領了。可以看出，在1942年至1945年這一短暫的占領期間，整個東南亞地區存在著一种共同的模式。几乎在每個國家中，對西方統治的普遍不滿已大大地促成了日本人的迅速征服（見第二十五章第二節）。當時，日本人同德國人一樣，宣布他們的征服是“新秩序”的開端。這一“新秩序”的口號是“亞洲人的亞洲”、“大東亞共榮圈”和“沒有征服、沒有壓迫、沒有剝削”。 如果日本人當初實行這些原則，他們原本能得到東南亞大部分地區的民眾的有力支持，尤其是在當地居民普遍地歡迎他們、將他們當作解放者以后。然而，日本軍方另有打算，因此，這些原則仍是很快就讓人覺得空洞、難以置信的宣傳性口號。這些軍事領袖不是將大東亞視為一個“共榮圈”，而是視為由處于不同程度控制下的衛星國組成的一個地區。各地的日本軍隊都盡可能地靠當地供應給養，常常造成當地的糧食和物資嚴重短缺；他們無情地征收本土諸島所需要的一切糧食和工業原料。反過來，日本人能提供的東西卻很少，因為他們的經濟還不夠強大，不能生產戰爭物資和消費品。 不言而喻，日本人与當地民族主義者之間的關系在經歷最初的蜜月時期之后迅速地惡化了。如果日本人延長他們的占領，他們無疑會遇到嚴重的起義。對日本人來說幸運的是，他們在1945年不得不撤退。撤退時，他們千方百計地在西方恢复其統治的道路上設置种种障礙。在印度支那，他們推翻了維希政權，承認了胡志明的臨時政府；在印度尼西亞，他們將政府交給了民族主義領導人蘇加諾；在許多地區，他們把武器分給了當地的革命組織。 毫不奇怪，日本人撤退后的10年內，東南亞所有國家都贏得了獨立。各國贏得獨立的方式各不相同，它取決干与之有關的帝國統治者。英國人在被迫正視印度的現實之后，在處理東南亞的民族主義問題方面是最現實主義的。1918年1月，他們承認緬甸為英聯邦之外的獨立共和國，第二個月，准許錫蘭在英聯邦內享有完全的自治領地位。不過，馬來亞的獨立卻被拖延到1957年2月，一個原因是這個國家的种族成分混雜，那里的馬來亞人和中國人各占總人口的40％多一點，此外還有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少數歐洲人。中國人是始于1948年的一次共產党起義的幕后發起人；抬著發生的叢林戰付出了非常昂貴的代价，一直拖延到1955年。1963年，馬來亞同新加坡、沙撈越和沙巴（英屬北婆羅州）聯合起來，組成了一個新的國家——馬來西亞。馬來亞与由中國人占优勢的新加被之間的緊張局勢致使新加坡于1965年退出馬來西亞，成為英聯邦中的一個獨立國家。 法國人和荷蘭人的臣民也要求獨立；事實證明，法國人和荷蘭人不太靈活，因此其境通要糟得多。日本人甚至在1945年9月投降后仍繼續占領著印度尼西亞，因為荷蘭沒有力量來取代日本人。蘇加諾的民族主義政府已于8月17日宣布成立，与這一政府打交道的任務落到了海軍上將蒙巴頓的肩上。第二年，當荷蘭人返回時，他們愿意給印度尼西亞以某种程度的自治，但這种自治仍不足以使民族主義者滿意。雙方的談判破裂了，荷蘭人依靠武力來重申自己的權力。戰爭拖延到1947年，最后，荷蘭人承認了獨立的印度尼西亞聯邦。武裝沖突遺留下來的影響使兩國以后的關系惡化，盡管在同一國王管轄下的荷蘭-印度尼西亞聯邦生存了好几年，但1954年蘇加諾退出后它便解散了。在以后几年中，兩國的關系因荷蘭人拒絕將荷屬新几內亞交給這個新共和國而變得更加緊張。1957年，印度尼西亞為了報复，沒收了荷蘭人价值10億多美元的資產，1960年，斷絕了同海牙的外交關系。三年后，蘇加諾控制了西伊里安，從而清除了一個比英帝國大部分地區還要古老的帝國的最后殘余。 法國人為了保住他們的殖民地在印度支那進行了更長期、更頑強的戰斗，但最后，他們也被迫撤退了。印度支那由三國組成，它們是越南、老撾和柬埔寨。越盟即越南獨立同盟領導了反對法國恢复其統治的抵抗運動。雖然越盟由許許多多成分組成，但它卻由一位曾在巴黎、莫斯科和中國生活過的共產党人——一胡志明領導。正如印度尼西亞發生的情況一樣，由于戰爭結束后驅逐日本人的事受到耽擱，胡志明能于1945年宣布成立臨時的越南共和國。 法國人拒不承認這一新政權，因而戰爭隨即爆發。法國人輕而易舉地重新占領了老撾和柬埔寨，但在越南，一場消耗戰卻拖得很久。 當中國成為共產党國家并支持胡志明時，法國獲胜的机會便不再存在。隨著冷戰的到來，美國把在財政上支持法國人作為“遏制”政策的一部分。到1954年時，北越大部分地區已控制在越盟手中，同一年，法國人在奠邊府遭到慘敗。隨即召開的日內瓦和解會議承認了整個越南的獨立，規定以北緯17度為界將越南暫時划分為兩部分，要求于1956年在國際監督下舉行選舉，以使國家重新統一。這一解決辦法實際上給了胡志明半個國家，并使他期望兩年內得到另外半個國家，因為他的抵抗經歷已使他成為一位民族英雄。 為了避免這一結局，美國在南越支持反共產主義的天主教領導人吳庭艷。吳庭艷的政策激起了農民和勢力強大的佛教徒的強烈反對，致使他的政權于1963年被推翻，接著發生了一系列政變，直到華盛頓支持的阮高其和阮文紹先后掌權為止。他們之所以能在西貢堅持下去，僅僅是因為美國不斷升級的干涉：先是援助以資金和武器，然后發展到派“顧問”和戰斗部隊，東京灣事件（1964年8月）后，開始轟炸北越。這一轟炸的目的是強迫早些時候已在派軍隊進攻南越的河內放棄南越，并承認它為獨立的國家。盡管這一轟炸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的水平，盡管5O多万美軍投入了戰斗，但胜利仍不能持久，1968年1月敵軍的春節攻勢令人痛苦地證明了這一點。因此，約翰遜總統決定，停止對北越的轟炸，并開始在巴黎舉行和談，這一和談后由他的繼任者尼克松總統繼續進行下去。 五、熱帶非洲 在非洲，殖民地革命甚至比在亞洲更引人注目。在亞洲，由于古老的本土文化和過去几十年中一直在進行鼓動的當地政治組織，民族主義的胜利完全是意料之中的。而在非洲，民族主義運動則幼稚、弱小得多，此外，日本人對其他地區的侵占也沒有震動和喚醒這塊大陸。但是，正如亞洲在戰后第一個10年中獲得解放一樣，非洲在戰后第二個10年中獲得解放。在這10年中，至少有31個非洲國家贏得了獨立；剩下的少數殖民地作為過去的不再時興的遺留物令人痛苦地顯得十分突出。非洲各地區的這种民族主義覺醒的過程因不同的歷史背景和當時的不同發展而遇然相异。因此，殖民地革命不應看作是非洲大陸上的革命，而應分別看作是在熱帶非洲、南非和北非的革命。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重大的民族主義運動才在熱帶非洲出現。它們所采取的形式取決于殖民國家所制定的政策和行政制度。在英屬西非，權力控制在總督手中，總督由倫敦任命，并由行政會議和一院制議會幫他出主意。行政會議完全由英國官員組成，但一院制議會還包括几位非洲人。在這些殖民地中，非洲人的首領試圖把一院制議會改變成非洲人的議會，再把行政會議改變成對這种議會負責的非洲人的內閣。相反，在法國殖民地中，權力更大程度上由巴黎掌握，法离非洲人力圖加入宗主國的政党，以便能影響首都的決定。 這些策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几乎沒產生什么影響。只有少數受過西方教育的領導人是清醒的、積极的；人民大眾大多數麻木不仁。少數民族主義組織与其說是政党不如說是辯論社團，他們將更多的精力用于中傷歐洲的行政官員而不是与自己的人民交往。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大改變了這种傳統的非洲模式。首先，在戰爭的几年中，由于對非洲原料和糧食的迫切需求，非洲經濟開始大規模擴展。1939年至1953年，剛果的出口額增加了14倍，政府稅收增加了4倍。同一時期，北羅得西亞的出口額增加了9倍，政府稅收增加了20倍。在英屬西非，政府為可可、棕櫚油之類的基本產品設立了收購處。這些收購處打破了歐洲貿易公司對農民經濟的束縛；導致了戰后由地方控制的銷售局的建立。這些銷售局确保以穩定的价格收購農民的產品，同時還積累了大量的儲備物資，以用來資助地方經濟和社會事業。 由于這种普遍的經濟高漲，非洲在興建學校、舖設道路、改善住房、衛生設備和醫療設施等方面有了迅速的發展。与此同時，非洲人在看到亞洲許多民族贏得獨立之后，自然要問為什么他們還不應該掙脫殖民主義的枷鎖。這個問題隨著退役軍人的回國而變得十分尖銳，這些退役軍人絕大多數在歐洲法國軍隊中和在緬甸和中東英國軍隊中服過投。所有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震動并喚醒了熱帶非洲，使它擺脫了傳統的麻木狀態。新的道路、新的學校和新的經濟机會意味著新的眼界、更大的能動性和更高的愿望。一种与繼續存在的歐洲統治不相容的新气候正以种种方式發展起來。 1948年，民族主義運動在黃金海岸首次爆發，在那里，小農場主這時的收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但消費品卻供應不足且非常昂貴、他們怀疑歐洲商人在牟取暴利、因而組織了對歐洲商行的廣泛批制。隨后城市中發生了暴動，農村中發生了普遍的騷亂。這時，出現了一位能十分成功地利用這种不滿情緒的新領導人：克瓦米·恩克魯瑪—一他曾在美國和英國大學里學習，在大學里，他已轉向在殖民地學生中流行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并會見過非洲其他領導人，如肯尼亞的喬莫·肯雅塔。他要求立即獨立，并于1949年建立了真正以民眾為基礎的人民大會党，從而迅速地使西非老民族主義者黯然失色。 在根据新憲法于1951年舉行的全國大選中，這個党贏得了占壓倒多數的選票。大選那天，恩克魯瑪正在坐牢，因為他被指控犯有煽動暴亂罪，但英國總督認清形勢后，釋放了恩克魯瑪，并在行政机构中給他和他的同事們安排了主要職位。在以后几年中，內閣變成了全由非洲人組成的內閣，并享有除國防和外交事務以外的一切權力。由于有了這种自治方面的見習，結果證明，要在不訴諸暴力或出現混亂的情況下過渡到完全獨立，是可能的。到1957年時，由于恩克魯瑪的倡議和英國人的政治家風度，黃金海岸成為英聯邦中獨立的加納國。 一旦對殖民地的控制在加納被打破，要使其不在別處被打破便是不可能的。尼日利亞事態的發展是最具決定性的，這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共有3500万人。這個國家的三個地區——北部、西部和南部——在种族成分、文化傳統和經濟發展方面彼此間完全不同；這种差异導致了地區与地區之間的嚴重沖突，這种沖突使尼日利亞遲至1960年才贏得獨立。其他的英屬西非殖民地如塞拉利昂和岡比亞分別于1961年和1963年贏得獨立，這兩個國家之所以獨立得很遲，主要是由于它們十分貧窮，而且面積又小。 英國人并沒有預見到他們的新殖民政策會這么快地影響熱帶非洲其他地區。周圍的法屬殖民地首先受到了影響。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巴黎政府對北非的態度非常固執，而對撒哈拉以南非洲卻采取和解政策。1956年，他們頒布了“組織法”，允許在法屬西非12個地區和馬達加斯加島建立代議制机构。兩年后，因阿爾及利亞危机（見本章第七節）而掌權的戴高樂新政權決定要避免在熱帶非洲出現類似的折磨。這一新政權同意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殖民地有權投票贊成完全獨立或者投票贊成在即將代替帝國的法蘭西“共同体“中作為獨立的共和國實行自治。最初，這一策略似乎是成功的；在隨即到來的公民表決中，除受工會領袖塞古·杜爾影響的几內亞外，所有地區都投票贊成自治。然而，這一安排證明是短暫的。1959年，塞內加爾和法屬蘇丹要求作為馬里聯邦在法蘭西共同体中完全獨立。當這一要求得到應許后，其他4個地區——象牙海岸、尼日爾、達荷美和上沃爾特——更進一竿，獲得了脫离法蘭西共同体的獨立。到1960年年底時，法屬西非和法屬赤道非洲的所有前殖民地都贏得了獨立，而且除一國外，所有的國家都已成為聯合國成員國。 与法屬西非和英屬西非順利過渡到獨立截然不同，比屬剛果經歷了一場痛苦的、代价高昂的斗爭，卷入這場斗爭的不僅有比利時和剛果各派，還有一些大國。比利時人嚴格的家長式統治是這一災難的一個根源。雖然比利時官員常常開明地采取促進經濟發展和技術訓練的措施，但他們卻不允許非洲人有政治訓練的机會，也不允許常住非洲的比利時人有這方面的机會。土著中受過教育的杰出人士為數极少且缺乏經驗，而部族間的結盟和競爭仍然很突出。這就是剛果對面的法屬殖民地獲得自治時剛果的形勢，法屬殖民地獲得自治激起了剛果人對歐洲統治的潛在敵意，使自詡有不止一個地區的追隨者的剛果唯一的領導人帕特里斯·盧蒙巴嶄露頭角。由于他用激進的、全國性的方法來解決剛果獨立問題，他不僅在各地的泛非主義者中，而且在本國贏得了大量的追隨者。 1959年初，在民族主義暴動已震撼剛果之后，比利時人草率決定，他們可通過允許自由選舉和立即獨立來最有效地保護他們巨大的經濟利益。其結果無疑是發生沖突和混亂。盧蒙巴成為第一任總理，但他發現，他只有依靠比利時軍官和文官的幫助才能統治這個國家。一些土兵起來造反，反對比利時軍官，襲擊白人的事件在全國各地發生。同時，乘机報宿怨的部落之間也爆發了戰爭。最嚴重的是，由于當地非洲政治家和比利時礦業集團結成邪惡的聯盟，礦藏資源丰富的加丹加省實際上脫离了剛果。不斷擴大的混亂狀態迫使比利時政府重新進行考慮，將其軍隊派回要寨和飛机場。 當蘇聯在支持剛果人反對帝國主義恢复其統治的幌子下威脅要進行單方面干涉時，冷戰已降臨。面對非洲將出現朝鮮式形勢的前景，聯合國承擔了用主要由非洲人組成的國際部隊來維持剛果秩序的責任。經過數月的暴亂之后，秩序似乎有了一定的恢复，不過，盧蒙巴和聯合國秘書長達加·哈馬舍爾德卻為此犧牲了；盧蒙巴被加丹加分裂主艾分子暗殺，哈烏舍爾德在肩負調解使命訪問剛果時因飛机失事而罹難。 其時，在大陸另一邊的東非，由于气候宜人的高原上有著白人移民，民族主義事業遭到了非常頑固的抵抗。在肯尼亞，由于白人移民占据了大部分最好的耕地，非洲人和白人移民之間的沖突尤為劇烈。這導致了“茅茅”起義，“茅茅”是由吉庫尤部落成員組成的秘密的恐怖主義團体。白人移民在許多孤立的農場上被殺死，不過，許多拒絕參加起義的吉庫尤人也遭到了屠殺。在戰爭結束前，茅茅中有近7000人被殺死，83，000多人被監禁，更多的人被關在臨時收容所里。這次起義雖致使雙方都犯了令人作嘔的暴行，但确迫使英國人承認，企圖在西非執行一种和解政策而在東非卻推行一种強硬政策是無用的。因此，他們釋放了吉庫尤人的杰出領袖喬莫·肯雅塔。肯雅塔曾在倫敦受過教育，著有研究吉庫尤人傳統生活的論著，因涉嫌同情茅茅起義而被捕入獄，盡管他的通敵罪實際上從未得到證實。這時，他被釋放了，并象恩克魯瑪一樣在大選中贏得了多數選票，于1963年獲准成為總理。同一年，肯尼亞在內羅畢為獲得渴望已久的自由而舉行的慶祝活動中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在鄰近的烏干達，由于以往不許白人占用土地，問題要簡單些，烏干達于1962年和平地獲得自由。坦噶尼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曾是德國的領地，1922年成為英國的托管地，它的兩個地區——盧旺達和烏隆迪則成為比利時的托管地。1962年，這三個地區都獲得了獨立，在這一轉變中，坦噶尼喀的朱利葉斯·K·尼雷爾起了關鍵的作用。 1953年，中非聯邦在坦噶尼喀的南面建立，它包括南羅得西亞、北羅得西亞和尼亞薩蘭。盡管聯邦成立則聲稱以“种族合作”為目的，但它卻危机重重，不斷發生暴亂，其根本原因是30万歐洲人在政治和經濟上統治著900多万非洲人，這些歐洲人大多居住在南羅得西亞這一与南非共和國北部邊境接壤的自治區里。民族主義運動在北羅得西亞和尼亞薩蘭取得了很大進展，1962年，這兩個地區都獲得了由非洲總理當政的自治。由于南羅得西亞不愿跟著這樣做，拒絕給非洲人以投票權，聯邦已不可能存在下去，遂于1964年1月1日解散。這一年年底，北羅得西亞和尼亞薩蘭分別成為完全獨立的國家贊比亞和馬拉維。 于是，斗爭的中心轉移到南羅得西亞即現在所稱的羅得西亞，在那里，占多數的黑人要求有投票權。倫敦政府尋找一种旨在逐步給非洲人以選舉權的折中辦法。占少數的白人堅決反對，1965年，南羅得西亞在伊恩·史密斯總理領導下拒絕了英國人的統治，到1970年成為完全、正式獨立的國家。新成立的羅得西亞的憲法規定，23万白人在議會中享有50個席位，而450万非洲人只有16個席位。史密斯在解釋這一差异時說，60年前，非洲人是“穿獸皮四處游蕩的野蠻人”，他們雖然取得了一些進步，但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熱帶非洲剩下的地區——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葡萄牙一直試圖阻止殖民地革命的浪潮，它散布的陳詞濫調是：葡萄牙沒有殖民地——只有葡萄牙自己的海外諸省。里斯本得到了南非強有力的支持，因為南非這個國家為了阻止非洲民族主義的不斷傳播而對維持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現狀很感興趣。然而，這兩個殖民地都爆發了起義，在一些孤立的地區，零星戰斗不斷發生。游擊隊從國外獲得武器并得到訓練，因此，以安哥拉為例，在那里，葡萄牙人發現，要維護他們的統治就須設置一支5万人的守備隊。即便如此，里斯本政府仍于1970年3月承認，配備迫擊炮和自動武器的游擊隊已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進攻，使葡萄牙人蒙受“重大”傷亡。 六、南非 熱帶非洲与北非及南非之間的根本差別在于：前一個地區歐洲移民較少，后兩個地區則有著大批歐洲移民。這一差別解釋了1954年至1962年間使阿爾及利亞遭到破坏的殘酷的武裝斗爭的原因，也解釋了70年代中徹底毀坏南非的緊張的地下沖突的原因。1909年，布爾戰爭（見第十八章第二節）之后，南非成為英聯邦中的一個自治領。半個多世紀以后，即1961年5月，南非脫离了英聯邦，成為獨立的共和國。這一脫离的主要原因是南非同英聯邦的新成員國加尼日利亞和印度在种族隔离問題上發生了沖突。 种族隔离包括兩項基本政策：不讓所有的非白种人分享任何政治生活；將非洲人赶進隔离區（班圖斯坦，即“班圖人”——非洲人通常被稱為班圖人——的保留地），有人籠統地推斷他們總有一天會在那里組成獨立的國家。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1960年，在南非2000万總人口中白人只有380万，而控制南非政治并制造种族隔离的南非白人（布爾人）在身為少數的白人中僅占五分之二南非白人之所以能為所欲為，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安排對以南非白人占优勢的農村地區有利的人當議會代表，一方面是因為許多說英語的白人出于經濟原因而支持种族隔离。工党在這一點上尤其如此，它擔心，如果給非白种人同等机會的話，他們會在就業方面与白人競爭。事實上，第一屆南非白人（民族主義者）政府之所以能于1924年執政，就因為有南非工党的支持。 人們普遍認為，种族隔离不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不是一項可行的計划。假如非洲人當初真被隔离在預先指定的班圖斯坦，南非的整個經濟是會崩潰的。除了2O0万混血人和60万印度人的勞動外，非洲人的勞動也是經營農業、商業、采礦業和其地工業所必不可少的。此外，班圖斯坦甚至不能養活三分之一的非洲人，政府也不愿意花費大筆資金來增強班圖斯坦的接收能力。最重要的是，絕大多數非洲人都不愿意作為孤立的“部落’被隔离。相反，他們是南非聯邦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他們要求在南非聯邦中得到他們應得的一份，他們的這一要求得到了非洲大陸其他地區不斷增長的非洲民族主義勢力的支持。 七、北非 北非殖民地革俞的進程不僅受到了歐洲大居留地繼續存在所帶來的影響，而且受到了非洲大陸其他地區所沒有的另外兩大因素的影響，這兩大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北非領土上進行的一些戰役和更為重要的、全北非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的高漲。 1940年至1943年間，英法美聯軍曾在北非沿海地帶和東北非与意德聯軍作戰。戰爭結束后，埃塞俄比亞重新成為獨立的國家，并得到了過去屬于意大利的厄立特里亞。而意屬索馬里蘭仍由意大利統治了10年，然后才与英屬索馬里蘭聯合起來組成獨立的索馬里共和國。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亞直到1951年12月24日才擺脫英國的軍事統治，成為由伊德里斯.埃爾·賽努西國王領導的獨立國家；伊德里斯是曾帶頭反對意大利統治的賽努西穆斯林教團（見第二十一章第三節）的宗教領袖。准許利比亞自治這一點削弱了英、法帝國在北非其他地區的權力。由于利比亞是北非最不發達的地區，因此，它的獨立使英國對埃及和蘇丹的影響、法國對突尼斯、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的統治在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看來似乎特別不合時宜、令人難以忍受（至于埃及和蘇丹的民族主義斗爭見本章第八節）。 在北非同在印度支那一樣，法國人為保住他們的領地進行了長期、頑強的斗爭，一個主要原因是這個地區擁有相當多的法國移民——突尼斯有25万，摩洛哥有40万，阿爾及利亞有100万。這些殖民者与在北非的法國強有力的經濟利益集團勾結在一起，拼命反對所有的自治建議，破坏了巴黎某些內閣會議在這方面提出的許多臨時動議。 突尼斯和摩洛哥具有保護領地的合法地位，法國聲稱它是代表這些保護領地的傳統統治者對它們進行管理。這兩個地區都受到了法國的獨裁統治——甚至居住那里的歐洲人也得不到政治權利。這种外國統治刺激了民族解放運動：在突尼斯，由哈比卜·布爾吉巴領導的新憲政党于1934年成立；在摩洛哥，得到穆罕默德·本·优素福蘇丹支持的摩洛哥獨立党于1944年成立。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突尼斯和摩洛哥不太費力地贏得了自由。法國人決心繼續保住阿爾及利亞，為了集中力量實現這一主要目標，他們不惜在其他地區受損失。因此，當突尼斯于1952年開始武裝抵抗時，法國人經過兩年游擊戰之后便同意它享有自治地位；在突尼斯作出這一讓步后，他們准備在摩洛哥作出同樣的讓步。他們准許曾因同情摩洛哥獨立党而被放逐的穆罕默德蘇丹恢复其王位；穆罕默德隨即提出了完全獨立的要求，1956年3月2日，法國人勉強承認了這一要求。是月，突尼斯也成為完全獨立的國家，布爾吉巴成為這一新共和國的總統。 這時，法國人能集中精力處理關系重大的阿爾及利亞問題。從法律上說，阿爾及利亞不是法國的殖民地，而是法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它在巴黎國民議會中有代表。實際上，在阿爾及利亞盛行公民的權利和義務的雙重標准，因此，這個國家在經濟和政治上由僅占1000万總人口的十分之一的歐洲人統治。另一方面，這里的殖民者同大陸另一端的南非白人一樣，并不認為自己僅僅是殖民者。阿爾及利亞是他們的家鄉，就象是當地阿爾及利亞人的家鄉一樣。他們的祖輩曾在這里勞作并葬在這里，他們決心保衛他們祖先的遺產。這意味著他們堅決反對向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者作任何讓步。 反對法國統治的武裝起義于1954年秋爆發。法國人因4個月前剛被赶出印度支那，所以不想在這里妥協。在仍在因印度支那的屈辱而感到痛苦的殖民者和軍官的熱情支待下，巴黎政府決心鎮壓這一起義。結果導致了一場耗盡人力物力的殘酷斗爭，這場斗爭一直拖延到1962年。在戰爭最激烈時，法國人不得不向阿爾及利亞派遣了50万人，從而把分派在歐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的所有的師几乎全部調走，除此之外，這場戰爭還每年消耗了巴黎近10億美元。阿爾及利亞人在人力方面的損失更為慘重，有100万人死亡，占其總人口的九分之一。另有100万人被強行赶進了“重編”營地，法國人試圖以此來孤立反叛者，但沒有成功，此外還有30多万人作為難民逃進了鄰近的摩洛哥和突尼斯。 除財政方面的耗費外，比較起來，法國人遭受的損失很小，但是，他們所付出的也比所預料的要大得多。法國土兵被迫參与了這類鎮壓性戰爭的獸行，受到了其代价無法估量的精神創傷；法國的牧師和許多知識分子都怀著內疚的心情公開反對這种“肮髒的戰爭”。而政府的反應是肆意抓人和不時地審查新聞界。實際上，法國人所付出的最沉重的代价是使他們的人身自由遭到不斷的侵害，最終導致了第四共和國本身的垮台。 1958年5月，為了用獨裁政体取代共和國，北非的一個“公安委員會”奪取了阿爾及利亞的政權，他們推測，獨裁政体會更成功地使整個帝國團結一致。士气沮喪的國民議會向這一勢力低了頭，尤其是因為大多數軍隊還在阿爾及利亞。1958年6月，國民議會投票決定將全部權力交給戴高樂，由他按自己喜歡的方式統治法國6個月，并著手制定一部新憲法。在這一年結束之前，第四共和國已讓位給第五共和國，政權從立法机關決定性地轉移到行政主管部門——明确地說，轉移到總統手中。 戴高樂總統這時盡管遭到了曾使他掌權成為可能的殖民者和軍人的反對，但仍利用其無比的威望來結束阿爾及利亞的流血沖突。1962年3月，在法國公民投票贊成這一舉動之后，戴高樂同意停火，并同意舉行公民表決來決定阿爾及利亞的前途。一個“秘密軍事組織”立即在阿爾及利亞和法國發起恐怖運動，企圖推翻這一協議，但由于有人民大眾的支持，戴高樂堅持了他的行動方針，1962年7月3日，在阿爾及利亞人民以壓倒之勢投票贊成獨立之后，戴高樂宣布阿爾及利亞獨立。這時，整個北非自1830年法國士兵在阿爾及利亞登陸以來第一次全部獲得了自由。准許阿爾及利亞獨立標志著曾擁有近400万平方哩土地、包括4100多万人口的法屬非洲帝國的結束。 八、中東 其時，阿拉伯的民族主義在中東同在北非一樣富有戰斗性。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月中，英國人放棄了對埃及和伊拉克的控制，這兩個國家都加入了國聯。但阿拉伯的民族主義者遠沒有得到滿足，因為英國人對這些國家仍行使著控制權。他們保留了各种特權，包括在蘇伊士運河保留守備隊、在伊拉克保留3個空軍基地以及同埃及一起管理蘇丹的權力。法國人的頑固態度更令人憤慨，他們繼續將敘利亞和黎巴嫩作為托管地加以控制。最重要的是，由于2O世紀30年代中大批猶太人遷入英國控制的巴勒斯坦托管地（見第二十一章第二節），阿拉伯的民族主義已被喚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最富有政治意識的阿拉伯人或是保持中立，或是公開反對西方列強。一位阿拉伯學者在提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數年中的痛苦經歷時這樣說道：“……在以民主主義的名義實行的壓迫和以法西斯主義的名義實行的壓迫之間，沒有什么可選擇的。”許多阿拉伯領導人确信希特勒會獲胜，他們想站在胜利者一邊。這些因素說明了為什么1941年5月伊拉克會爆發親軸心國的起義，為什么埃及國王法魯克一世會不顧他的條約義務，只給英國人极勉強的援助。 盡管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阿拉伯民族主義者未能實現他們的抱負，但戰后新的勢力均衡卻為他們提供了极好的机會，他們立即利用了這一机會。戰前控制中東的英國和法國這時開始急劇地衰退。一個權力真空產生了，美國和蘇聯都想填補進去。阿拉伯人巧妙地利用英法的衰弱和美蘇的競爭，挑撥一方反對另一方，從而使他們能取得在几年前會是十分荒謬的讓步。阿拉伯人還因他們對中東巨大的石油儲藏量的控制而使自己獲益匪淺，這种巨大的石油儲藏量在戰后頭几年中對西方來說似乎尤其不可或缺。 1944年10月，阿拉伯人組成了阿拉伯國家聯盟，以協調它們的政策，充分擴大它們的勢力。阿拉伯聯盟在敘利亞和黎巴嫩首次獲得了反法國人的成功。1945年5月，法國一支遠征隊在貝魯特登陸，并著手轟炸大馬士革，企圖嚇倒當地的民族主義者；這种戰術早先在ZO世紀20年代很盛行，但此時卻沒有奏效。阿拉伯聯盟理事會立即舉行會議，并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所有法國軍隊部撤走。丘吉爾支持阿拉伯人。尤其是因為戰爭尚未結束；他不想同中東已被喚起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相對抗。在英國的壓力下，法國人撤走了他們的軍隊，1945年7月，同意結束他們對中東的統治。 戰后，在埃及，民族主義頜導人的目標是廢除或修改1936年的條約，這一條約是英國控制運河區和蘇丹的合法依据。1946年，雙方的直接談判未達成協議便終止了。第二年。埃及將它的問題提交給聯合國安理會，但又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1951年，埃及采取了直接行動，宣布廢除1936年的條約。法魯克被宣布為“埃及和蘇丹的國王”，自愿軍發動游擊戰，進攻駐守運河區的英國部隊。結果證明，無論是宣布法魯克為國王還是進行游擊戰，都是無效的。由此產生的失望加上對巴勒斯坦戰爭中慘重失敗的普遍不滿，最終導致了1952年7月的軍事政變。穆罕默德·納吉布將軍奪取了政權，并迫使國王法魯克退位。 1953年8月12日，納吉布清除了埃、英之間鬧摩擦的一大根源，因為他在這一天同英國締結了一個協定，根据該協定，蘇丹人有權對獨立、与埃及聯合或其他行動方針作出選擇。蘇丹人決定獨立，1956年，蘇丹加入了自由國家的行列。埃及人剩下的不滿——英國人繼續呆在蘇伊士運河區——一是由代替納吉布成為埃及新政權首腦的加麥爾·阿卜杜勒·納賽爾消除的。1954年IO月19日，在經過長期的談判之后，納賽爾同英國簽訂了一個協定，根据該協定，英國守備隊將按所規定的條件撤离運河區，那里的英國設施將轉交給埃及。 阿拉伯民族主義在敘利亞和黎巴嫩、在埃及和蘇丹都獲得了成功，但在巴勒斯坦卻遭到了慘敗。希特勒控制下的歐洲大肆滅絕猶太人引起了要求向絕望的幸存者開放巴勒斯坦的巨大壓力。1945年8月，杜魯門總統提議，讓10万猶太人進入這一托管地；1916年4月，一個英美調查委員會提出了贊成總統這一建議的報告。阿拉伯聯盟的反應是發出警告說，它將堅定不移地反對猶太人的流入，如果必要的話，它還准備使用武力制止這种流入。干是，聯合國派了一個實情調查委員會去巴勒斯坦，聯合國大會在收到該委員會的報告后，于1947年11月29日投票贊成將這一托管地划分開來。第二年的5月14日，猶太人根据這一划分決議，宣布建立猶太人的國家，稱為以色列；同一天，杜魯門總統承認了這個新國家。第二天，阿拉伯人實行了他們一再威脅要采取的行動，派軍隊越過以色列邊界。 戰爭的進程与人們所期望的相反。阿拉伯軍隊缺乏紀律、團結和有效的領導；以色列人差不多是背水一戰，因而完全具有這三种优點。他們不僅擊退了來自四面八方的阿拉伯人的進攻，而且因此，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進攻西奈半島，兩天后，英法進攻蘇伊士運河。 從一開始起，進攻計划就被無可挽回地搞糟了。以色列人迅速通過了西奈半島上埃及人的防線，但英國人和法國人卻沒有作好充分准備，直到11月5日才開始真正登陸。埃及人的抵抗軟弱無力，一位英國上校說：“這很象一次极好的演習。”但到這時，進攻已為時太晚。來自四面八方的批評和反對愈來愈猛烈。正如所預料的那樣，蘇聯就竭力進行反對，并發出事實上的最后通牒，要求英法停止進攻。美國事先沒得到進攻的消息，這時也激烈反對它的盟國，盡管未和蘇聯人采取一致步驟。聯合國以壓倒的多數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所有外國軍隊都“立即”撤出埃及。侵略國最初拒絕了這一要求，但最后，它們還是因國外不可抗拒的壓力和國內嚴重的意見分歧而不得不讓步。聯合國向西奈半島派遣了一支緊急部隊，以維持以埃之間的和平，到12月底時，英法聯軍的最后一支部隊乘船返回了本國。 蘇伊士危机的直接后果對西方來說是一次慘重的失敗，對納賽爾及其蘇聯支持者來說卻是一次徹底的胜利。美國同其歐洲盟國之間的關系遭到了嚴重的損害，盡管是暫時的。納賽爾的軍隊雖然被以色列人輕而易舉地擊潰，但他本人卻成為整個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因為他奪取并保住了蘇伊士運河。 從更長遠的觀點看，可以認為遠征蘇伊士是老牌帝國主義的最后立場。如果考慮到納賽爾援助阿爾及利亞反叛者、靠近蘇聯、進行持續不斷的反西方廣播宣傳運動和最后奪取蘇伊士運河這些所作所為的挑釁性，那么，對英法采取那樣的行動也就不會感到奇怪了。以過去的觀點和慣例來判斷，遠征蘇伊土似乎完全是可解釋的、正當的行動，它的發起者就是這樣認為的。 然而，意味深長的是，這一遠征并沒有被2O世紀中葉的世界承認為是情有可原的、正當的。相反，它遭到了亞洲和非洲國家的堅決反對。英國決定讓步的一個原因是印度和巴基斯坦提出了直截了當的警告：如果英國不讓步，它們將退出英聯邦。即使在英國和法國國內，也存在著嚴重的意見分歧。例如，英國絕大多數報紙就支持譴責這一遠征為“艾登的戰爭”的無數次集會和示威游行。蘇伊士危机的意義在于，它象一道閃電，揭示了納賽爾和尼赫魯的世界与羅得斯和吉卜林的世界盡管僅相隔半個世紀，卻有著很大的不同。帝國主義的時代已讓位于殖民地革命的時代。 十、國際影響 25年內，几乎擁有世界總人口的三分之一的63個國家贏得了獨立。如此空前規模的一場運動必然產生深遠的國際影響。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影響實質上是消极的——即殖民地的喪失并沒有毀滅殖民國家。在過去几十年里，馬克思主義者一直在宣傳說：資本主義歐洲的繁榮依賴于對其巨大的海外帝國的剝削，這些帝國的喪失會削弱資本主義。這一學說也為帝國主義者自己所堅信。1895年，塞西爾·羅得斯說： 為了將聯合王國的4000万居民從殘酷的內戰中拯救出來，我們的殖民政治家必須獲得新的土地來安置這個國家過剩的人口，為工厂和礦山生產的產品提供新的市場。正如我始終所說的那樣，帝國就是一個涂黃油的面包。如果你們想避免內戰，就必須成為帝國主義者。 今天，隨著英帝國几乎被完全放棄，英國正在享有前所未有的繁榮。人民大眾并不象羅得斯所預言的那樣正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起來造反，而是得到了這個福利國家的關心，這种關心的程度在19世紀是不可想象的。同樣，雖然荷蘭失去了印度尼西亞、比利時失去了剛果、法國失去了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但所有這些國家的生活水平均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高，西德這個不再有殖民戰爭須資助的國家也絕非偶然地成為經濟上進步最快的國家。相反，葡萄牙因拒不放棄其殖民地，所以一直處在其特有的貧困之中。因此，可以斷定，發達國家的繁榮并不依賴于對海外不發達地區的征服——事實上，一切正相反。這一后朝帝國主義時代的一個迫切問題是如何利用發達世界的人力物力資源來完全改變富國愈來愈富、窮國愈來愈窮的趨勢。 雖然殖民地革命未對帝國主義國家的繁榮產生不利影響，但它無疑影響了這些國家的帝國組織体系。在憲法上作些改動顯然是沒有什么實際意義的宣傳手段。安哥拉爆發革命后，葡萄牙急急忙忙地准許所有非洲人都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利和義務的做法就是如此。戴高樂的做法則屬于另一种類型：他向法屬殖民地提議，給它們選擇完全獨立或在法蘭西“共同体”內實行自治的權利。如前所述，這些殖民地最終都選擇了獨立。因此，仍留在法蘭西帝國勢力范圍之內的只是少數极小的前哨基地，如馬提尼克島、瓜德羅普島、留尼汪島、圭亞那和法屬索馬里蘭。另一方面，巴黎同前殖民地的聯系并沒有完全斷絕；過去的交往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新獨立的國家在教育、商業、金融和技術等領域仍在指望法國提供指導与援助。 戰前帝國最重要的遺留物是英聯邦，即從前的英帝國和英聯邦的后繼者，到1970年時，它由29個獨立的成員國和27個附屬國組成。這些附屬國多半是面積很小、無法獨自生存的保護領地。1926年的《貝爾宮宣言》對聯合王國与戰前自治領（見第十八章第四節）之間的關系下了如下權威性的定義：“英帝國內部的各自治社區，地位平等，它們在其內政或外交事務的任何方面都決不使一個社區從屬于另一社區，不過，共同效忠英王這一點使它們合成一体，它們是作為英聯邦的成員自由地聯合在一起的。”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條例》給了聯合王國的這一定義以法律效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英聯邦因許多已贏得獨立的前亞非殖民地的加入而得到擴大。這些國家的加入引起了有關英聯邦前途的新的基本問題。以往，英聯邦的成員國一向僅限于那些主要由原籍聯合王國的人拓居的國家，這些人同“母國”有著牢固的、天然的聯系，而新的戍員國則是亞非國家，它們有著敵視英國統治的政治傳統。經受了兩次世界大戰嚴峻考驗的英聯邦中的這种微妙關系能使這些不同的成員國團結在一起嗎？或者，英聯邦會象法蘭西共同体那樣迅速地解散嗎？結果是：英國人体面地、迅速地放棄了帝國權力，這种頗有先見之明的做法贏得了令人愉快的贊頌。确實，似乎十分有悻常理的是，兩個离開英聯邦的國家都是前自治領——愛爾蘭和南非。 今天的英聯邦可以定義為由完全獨立的國家組成的自由聯盟，這些國家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這种共同利益一定程度上源于如下事實：每個國家都曾經与英帝國聯系在一起。英聯邦中的一些國家是共和國，另一些則是效忠于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君主國。但所有國家都無例外地承認女王是英聯邦象征性的首腦。使英聯邦團結一致的這种聯系一半是無形的、一半是有形的：無形的聯系包括共向的遺產、共同使用的英語以及政治、法律、司法和教育方面的共同傳統；有形的聯系包括提供關稅优惠的貿易協定网和通過許多常設委員會和總理們的定期會議就外交事務不斷進行的意見交換。所有討論都基于自愿合作的原則，尼赫魯將這一原則形各為“環繞著英聯邦的絲一般的聯系。” 殖民地革命不僅導致了舊的帝國組織的改組，而且導致了前殖民地國家新的國際聯盟的形成。這些新國家相信，如果它們同心協力，就能更有效地對付共同的問題，隨意地施加影響；為此，它們舉行了几次會議。 第一次會議于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亞的万隆舉行，參加會議的是代表世界近一半人口的29個亞非國家．這些國家包括新解放的殖民地國家如利比亞和錫蘭，不完全自治的殖民地國家如黃金海岸和蘇丹、共產党國家如中國和北約組織成員國如土耳其。由于這次會議規模很大、有各种不同的國家參加，因此，几乎沒有可能就具体問題達成協議。但是，代表們對某些基本問題麥達了一致的意見，例如，他們一致譴責殖民主義和种族歧視，主張全面裁軍和經濟合作，對冷戰普遍地抱著認為“兩家都該死”的態度。 非洲的与万隆會議极為相似的會議是1963年5月由所有非洲國家參加的亞的斯亞貝巴會議。在這次會議召開前，所謂的卡薩布蘭卡集團（加納、几內亞、馬里、摩洛哥、利比亞、阿爾及利亞和阿拉伯聯盟共和國）与蒙羅維亞集團（包括尼日利亞和大多數前法屬殖民地）之間正在鬧分裂；前者往往更好戰、更積极地保持中立，后者通常較溫和。這种危險的分裂在亞的斯亞貝巴會議上被消除了。大多數代表要求建立某种持久的、大陸范圍的組織，不過也有些代表宁愿有一個強有力的集權制組織；還有一些代表要求建立不同程度的松散的自治共同体。最后，大會宣布成立非洲統一組織，下設秘書長、秘書處并規定定期召開國家首腦會議。這個組織采納的憲章以所有成員國主權平等、和平解決爭端、支持所有剩余的非洲殖民地的解放和在冷戰中不結盟的原則為基礎。 雖然自万隆會議以后召開了好几次第三世界會議，但它們都沒有象所預期的那樣有效。一個原因是許多杰出的領導人消失了，他們的消失或者是由于去世（如尼赫魯），或者是由于政治上的垮台（如蘇加諾和恩克魯瑪）。另一方面，亞非國家在聯合國中憑借其數量上的优勢大大地增加了它們的影響。聯合國剛成立時，在51個成員國中亞非國家僅占13個，到197O年時，在124個成員國中它們已占70個——絕對多數。這一大批新成員國從根本上改變了聯合國中的均勢。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61年，原先由斯堪的納維亞人擔任的聯合國秘書長職務已由緬甸人吳丹擔任。与此同時，一位印度人代替美國人成為吳丹的行政秘書，兩名非洲人成為副秘書。 由于表決力量中的這一變化，于1969年12月結束的第24屆聯合國大會已被稱為“小國會議”。各种決議盡管遭到一兩個核超級大國——蘇聯和美國的反對，但還是被通過了。這些決議中有些要求立即暫停大國間的核武器競賽，有些要求成立一個國際組織來開發海底資源，有些要求取締所有的化學武器和細菌武器，包括美國在越南戰場上使用的催淚毒气和脫葉劑。當然，小國的這种表決力量并沒有改變國際政治生活中的嚴酷現實。1964年初，美國國務卿迪安·腊斯克在下面這段話中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現在，能組成聯合國大會三分之二的多數的國家僅擁有世界總人口的10%，也就是說，他們總共只捐助攤派預算的5%。……聯合國如果沒有那些問它提供資源并有能力采取行動的會員國的支贊，根本無法采取重大行動”。确實，小國越將他們的觀點強加給聯合國大會，大國越趨向于獨自在外界作出真正重大的決定。正如一位不再抱幻想的代表在1969年底所說的那樣；“小國管理著東河岸邊的美麗建筑物，兩個大國管理著世界其余地方。”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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